与北方混乱的政局相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活跃和广州革命政府的良好发展态势。继《向导》之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和机关刊物《前锋》先后在广州创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主张。这一政治纲领的提出与实施虽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但这丝毫不减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的辉煌，而国共合作方式的确立也为中国革命摸索出了一个崭新有效的模式。
本年，除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外，广州革命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合作也已开始建立：孙中山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加快改组国民党的步伐；苏联政府向广州政府派驻政治军事顾问和提供财政援助行动正式付诸实施。这一切使得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问题上之决心、动作与效果都非以前的几次改组可比拟，"以俄为师"，"为主义而宣传、而奋斗"，成为国民党重组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内容。
孙文越飞宣言
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在上海联名发表的宣言。
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与列宁和苏俄政府开始函电来往，并多次和共产国际及苏俄代表晤谈，表达了与苏俄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早在1920年3月，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为第一个使者来到中国。同年秋，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要求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希望得到苏俄的军事援助。但这时孙中山对苏俄革命还不十分了解，不愿意立即与苏俄建立公开的联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又派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到中国，担任驻华代表。1921年2月，马林在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在桂林会见了孙中山，与孙中山先后进行了三次会谈。孙中山对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兴趣，从这里出发，他赞成"联俄"。但孙中山不同意马林提出的国民党与苏俄建立公开联盟的意见。他愿意"与苏联建立非官方的联系"。
关于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是这次会晤的一个重要内容。马林取得了孙中山关于国民党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承诺。1922年4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受苏俄政府的派遣，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在广州与孙中山举行了多次会谈，商讨了国民党与苏俄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达林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对此，孙中山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反对两党平行的联合。鉴于此，达林遂向中共领导人建议，召开在广州的党、团员负责干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在会议上，达林详细地说明了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和实现国共合作的可行性。最后，会议初步确定了与国民党联合的政策。
孙中山从对苏俄的进一步了解和过去一再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冷遇与破坏的痛苦教训中，深切感到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的朋友，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仓忙出走，避居上海，处境十分艰难。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孙中山到上海不久，马林在法租界会见了他，表示了共产国际对他的支持。马林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孙中山表示同意。他还告诉马林，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对困境中的孙中山也给予了及时而热情的支持。至此，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也愈益明显。
越飞的来华更推动了孙中山的转变。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为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特派副外长越飞以全权大使身份来华，同时与孙中山进一步商谈双方的合作。越飞（AANOE），苏联外交官。早年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去德国，并在那里参加了革命活动。1908年同托洛茨基一起编辑《真理报》。1912年在基辅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直至1917年2月。出流放地后，越飞继续与托洛茨基编辑《前进报》，同年6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在俄共（布）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1月7日武装起义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参加了苏俄对德国的外交谈判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签订。1918年担任苏俄驻德大使。1920年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苏俄代表之一。1922年7月被任命为赴华特使，同马林一道前往北京，与北京政府谈判，发表了《劳农俄罗斯代表越飞在京宣言》。越飞在北京一面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8月25日，孙中山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回答了所问的"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方法"，并请其先派与越飞同行的军事工作者到上海来，以便详细了解军事问题。这一会晤更加强了孙中山前进的信心。从8月至12月间，孙中山与越飞曾往来信件7次，商讨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迫切问题。12月，孙中山派张继去北京会见越飞，商谈安排他与越飞直接会晤的事宜。
1月17日，越飞由北京到达上海，和孙中山举行多次会谈，商讨改组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其主要内容是：（1）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2）越飞应孙中山的要求，重申1920年9月苏俄对华宣言所例举的原则，即愿意在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的基础上，另行开始中俄交涉。（3）中东铁路问题，应于适当的中俄会议上解决。孙中山以为现在中东铁路的管理，事实上只能维持现况。双方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的利益与权利权时议组。（4）越飞正式向孙中山承诺，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这个宣言的发表，体现了列宁领导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支持，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由于联俄与联共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也是联共政策的最后确立。随后，越飞因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陷人僵局而去日本。孙中山又派廖仲恺到日本，与越飞就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军队等问题进一步商谈。此后，苏联开始了对国民党的实际帮助。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2月4日至9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而举行的总罢工。又称"二七大罢工"。
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重要交通命脉。它的收入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后，积极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工人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京汉路各站陆续开办了工人夜校，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会）。到1922年底，全路已有16个大站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会员达3万余人。为了统一领导，1922年4月9日，在长辛店召集各路代表举行了全路第一次代表会议。到会的有14个车站的工会代表，会议开了3天，决定成立总工会，以便整顿和统一全路工会组织，并成立了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确定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雏形。5月1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组织的总通讯处，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大会促进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了罢工高潮在全国各地展开。8月10日，又在郑州召开全路第二次代表会议，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并决定将总工会设在全路中心——郑州。在成立大会未开之前，由总工会筹备处行使全部职权，并决定统一名称，然后依照"权力集中"、"经济集中"两原则，以促成一有实力而统一的组织。会后，正值长辛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这次罢工是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起点。罢工有3000多工人参加，坚持了两天，断绝了南北交通，虽然有政府军队干涉，但工人毫不畏惧，终于取得重大胜利。这次罢工中京汉铁路南段和中段的工人并未参加，但罢工胜利的条件却使全路工人都增加了工资，对全路工人影响很大，工人对成立全路总工会的要求更为迫切。
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召开全路第三次代表会议，拟订《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确定其宗旨是：（1）改良生活，提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2）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的争端；（3）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4）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会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总工会筹委会将开会的宗旨及时问、地点事前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呈文报告。因为集会结社是《约法》上赋予人民的"自由"，赵继贤便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同意工人成立总工会，高唱"保护劳工"、"赞成劳动立法"，并特别批准两件事：（1）1月28日的星期例假，改在2月1日，以便于工人代表参加会议；（2）发给北段赴会代表免票，给南段赴会代表挂头、二等专车各一辆。与此同时，赵继贤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诬称工人"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请吴佩孚"迅饬预为防范，确切监视"。吴佩孚起先也假意召集工人代表到洛阳谈判，筹备会遂派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等人去洛阳。当日，代表们到达洛阳后，吴佩孚却避而不见；次日进行谈判时，又顾左右而言他，谈判最终未能有结果。吴佩孚遂下令"阻止开会"。1月2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到总工会筹委会，声称奉吴佩孚的命令，禁止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人们冲破重重阻挠，决定仍将如期举行成立大会。至31日晚上，各地及各铁路工团计到者有：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徐家棚粤汉铁路分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郑直豫蛋厂总工会、湖北蛋厂总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及建筑工会筹备处等，共31个团体，代表130余人，另有武汉及各地学生及新闻界30余人。各路代表计到者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共约60余人。京汉铁路分会有：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徐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广水、江岸分会代表等共计65人。
月1日清晨，吴佩孚下令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在会场外，军警包围了工人代表，举枪恫吓，阻止其前进。双方相持约两个小时，最后。工人代表们冲破军警的封锁，拥人会场，如期召开大会，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全场高呼"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这时黄殿辰指挥反动军警包围了会场，迫令大会立即自行解散。大会被迫中断。接着，反动军警强行占驻并捣毁了总工会会所，并包围了代表们的住所。限制工人代表们的行动自由。当晚，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号召全体工人于2月4日午刻举行全路总同盟大罢工，以反抗军阀的武力压迫。罢工决议宣告：为了工作上的方便起见，决定将总工会南移至汉口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止，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而作战，争人权而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会议决定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具体分工是：总罢工委员会以杨德甫为委员长，凌楚潘、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郑州罢工负责人为高彬、姜海士等；江岸罢工负责人为林祥谦、曾玉良等；长辛店罢工负责人为吴汝铭、史文彬等；传达罢工命令负责人为彭占元。会后，各路代表迅速离开郑州。2月2日清晨，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特别紧急启事和大罢工宣言》，郑重宣布：从2月4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到下列条件，决不上工：（1）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法；要求吴佩孚、靳云鹏（驻郑州第十四师师长兼警备司令）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2）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3）所有当日在郑州被军警拘留之一切牌额礼物，由郑州地方长官用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4）要求每星期休息，并且照发工资。（5）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2万多人遵照总工会的命令，举行总同盟大罢工。正午12时，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全部停止工作，长达1200余公里的铁路顿时陷入瘫痪。
罢工开始后，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2月5日，靳云鹏在郑州逮捕了郑州分会负责人高彬等，施以重刑，强迫他下令复工。在长辛店，赵继贤贴出告示，以开除全体工人相威胁，限12小时内全路取消罢工。吴佩孚从保定、琉璃河方面调集军队包围长辛店，禁止工人出进。在江岸，湖北督军肖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命令军警强迫工人开车，并胁迫工会交出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江岸分会的负责人。工会以强硬态度严词拒绝，"非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成为罢工工人坚守不渝的誓言，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特有的团结性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罢工进行到第三日（6日），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要求立即采取武力镇压罢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肖耀南的代表和外国资本家开会，策划破坏罢工运动。京汉路工人的罢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各工团分别派出代表到江岸举行了慰问工人大会。会上，工人们高呼着"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等口号，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沿途共有3000余人加入了游行队伍。2月7日黎明。长辛店3000余名工人在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等带领下，到警察局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工人，遭到军警开枪射击。葛树贵等6人壮烈牺牲。同日下午，张厚生派一警官到江岸分会，约定总工会的代表于下午5时半在会所等候谈判，企图将工会领导人骗至一处后一网打尽。到了约定的时间，肖耀南即令张厚生率两营全副武装的军队，分三路包围了总工会，并开枪射击。当场被打死的有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同时，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出大批反动军警，在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新乡、正定、保定、高碑店等地对罢11人进行血腥镇压，工人家属也遭到洗劫，造成52人被杀，300多人受伤，1000多人被开除而流亡在外，60余人被捕。被捕的工人中包括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执行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张厚生将林祥谦缚在电线杆上，逼迫他下复工命令。林祥谦威武不屈，严词拒绝。张厚生气急败坏，命令刽子手朝林祥谦砍了一刀，再次逼问："上不上工？"林祥谦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不可开！"遂英勇就义。张厚生命令将林祥谦的头割下，挂在车站"示众"。当晚，肖耀南逮捕了施洋，以"煽动工潮"的罪名，于2月15日将其在武昌狱中杀害。施洋就义时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的口号不止。这就是吴佩孚一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历数吴佩孚一伙屠杀工人的血腥罪行，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人民纷纷发表通电，捐款救济，举行游行示威和同情罢工，迅速掀起一个声讨军阀、援助罢11人的运动。国外侨胞、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也予以积极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坚持罢工到9日，在反动派武力蛮横压迫之下，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武汉工团联合会忍痛下令复工。"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除广东、湖南外也都遭到重大破坏和摧残，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或杀害。湖北工团联合会及《真报》也被封闭，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金佛郎案
9月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付出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关于付款方式，1905年7月，清政府提出按伦敦银价用白银归还、用期票付还或用电汇付还等三种，供帝国主义列强选择。法、英、美、比、意、荷等国。选定按本国货币按电汇付款方式，并表示在付清赔款之前，不予变更。因此，中国偿付法国的偿款，是用法郎计算，按白银与法郎的比价，以白银购买法郎然后电汇给法国。清政府及以后的历届北洋军阀政府均承认《辛丑条约》，十数年来一直按此方式偿付赔款，法国亦未提出任何异议。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金融混乱，通货膨胀，法郎大幅度贬值。法国便认为，中国仍按以前的办法用法郎偿付赔款，则法国"吃了亏"，中国占了"便宜"。于是，法国以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提出了所谓金佛郎（即法郎）案，企图使中国改变付款方式。
中法实业银行原是1912年以中法合办的名义成立的，实际上是法国在一手控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总行设在巴黎，在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和香港等地设有分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金融紧迫加上经营不善，1921年7月间，总行及各地分行先后倒闭。法国政府为了维护在华的侵略势力，急欲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于1922年7月9日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以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迫使中国以硬金计偿庚子赔款。所谓硬金，法国开始说是美元，后又改为金法郎。其实，国际上并没有金法郎这种货币，法国也是只有纸币法郎而无所谓的金法郎。以当时白银与法郎的比价，一海关两值14法郎，若买硬金，则只值4法郎。中国若照法国要求以所谓金法郎偿付赔款。则要多付海关银6200余万两。北京政府于1922年7月下旬照复法国公使，表示接受。紧接着，美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也向中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消息传出，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北京政府迫于舆论。曾议决否认以金法郎偿付赔款。1923年2月7日，法国公使以取消退还部分赔款相要挟，限北京政府于2月10日以前答复。北京政府迫于无奈，内阁于2月9日通过了此案；10日，照会法国公使承认以金法郎偿付赔款。27日，法国又勾结英、美、比、意、荷、日、西等国公使联名照会北京政府，要求各国赔款一律按硬金计算，并以扣留关税余款相逼。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5月间，国会也否决了此案，所以此案未得实施。直系军阀曹锟贿选上台后不久，1923年11月5日，法、英、美、日、比、荷、西等七国公使联名照会北京政府，再次催促以金法郎偿付法国赔款。10日，法、葡两国公使又联合要挟北京政府，限于13日前承认金法郎案。在帝国主义联合压力下，曹锟打算不再提请国会审议，而通过秘密谈判承认此案。秘密谈判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民和反直各派强烈反对，国会议员也纷纷对内阁提出质问。12月28日，曹锟政府分别照会有关政府，回绝了金法郎案。但是帝国主义不肯就此死心。1924年2月8日，八国公使又联合驳复北京政府的照会；3月1日，法国公使更是单独提出强硬照会，以离华回国相恫吓。美、荷两国公使以避免引起国际纠纷，对中国有所不利为说词，劝诱北京政府屈服。曹锟为了取悦帝国主义，再次屈服，一面密电各省直系军阀通电赞成，一面企图再次收买议员通过此案。然而，慑于人民的压力，各省直系军阀均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曹锟也不敢一意孤行。金佛郎案又被搁置下来。1924年，段祺瑞上台后，宣布承认帝国主义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24年12月10日。法国代办催促段政府开议金法郎案，并以退还比、意、西、法四国扣留的两年关余、盐余一千五六百万元相诱。段祺瑞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遂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法国举行秘密谈判。1925年4月11日，段祺瑞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金法郎案，12日签订了<中法协定》，并于21日正式公布。段政府在公布的文件中，说明了金法郎案必须解决的"理由"：此案不解决，法国等四国扣留的关余、盐余不能收回，致使一切财政计划无法执行；根据1922年7月和1923年3月中国政府承认此案的照会，中国政府无法拒绝法国的要求等等。这实际上是掩饰其出卖民族利益的托词。段祺瑞政府正式签订协定，遭到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导》周报指出，卖国的金法郎案已威胁了全国人民的安宁，号召人民立刻起来反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浙江、湖南等省议会均发表通电，反对金法郎案。北京各界群众举行了国民革命大示威运动，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惩办卖国贼。在全国舆论斥责和人民坚决反对之下，此案拖延了三年之久，最终未能实施。
广州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立
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孙中山准备用于北伐的部队回师广东，虽被陈炯明击败，但并没被消灭。这支部队随即向东西两面撤退。朱培德率滇军数千人由湘南退到桂林，许崇智率粤军约7000人由闽赣边界进入福建。这时，孙中山利用他的政治威望，联络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并确定了集中力量打击陈炯明的策略。为此，许崇智联合福建驻军王永泉部共谋驱逐闽督李厚基。1922年10月中旬，他们占领了福州，接着又占领厦门和漳州。人闽部队经休整和补充，按照孙中山的命令改编为东路讨贼军，分为三个军13个旅，由许崇智任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介石任参谋长，准备从闽南回师广东，直捣陈炯明的老巢。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派人积极联络和策动在广西境内和驻西江一带的滇、桂、粤各军，组织西路讨贼军，计划从西江东下，攻占广东。国民党香港支部按照孙中山的指示成立了"驻港办事处"，专门从事军事联络工作，并致函海外侨胞和国民党员筹款支援。
12月下旬，滇、桂、粤三方代表在广西藤县太湟江白马庙召开军事会议，商议联合讨伐陈炯明的策略。1923年元旦，滇军杨希闵部，桂军李易标、刘玉山部以及部分粤军由西江北岸向广东进发；桂军刘震寰部、滇军范石生部沿西江南岸东进；而"桂军主力之沈鸿英则担任向北江出动"，包抄陈炯明的侧背。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伐陈炯明的通电，历数陈炯明的种种罪恶，指出讨贼军的任务是"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孙中山的通电得到各路军民的响应。在各支部队的打击下，陈炯明被迫于1月15日下台，经惠州、海丰转赴香港，"陈部主干部队，一部分由广州退守惠州根本地，一部分就近退往北江韶关一带"。
平定陈炯明叛变后，广州军民热烈欢迎孙中山回粤。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返穗；2月21日，从香港抵达广州，在东郊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职；3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孙中山担任大本营最高职务——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由五部（军政、财政、内政、外交、建设）、三局（法制、审计、航空）、一库（金库）、三处（参军、参谋、秘书）、二委（宣传、财政）组成。孙中山任命程潜为军政部长，谭延闽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杨庶堪为秘书长，朱培德为参军长，胡汉民为总参议。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成立，打破了直系军阀企图迅速"统一"全国的迷梦。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孙中山总结了两次护法运动的经验教训，决定放弃"护法"的旗帜。不再使用非常大总统的名义，也不再召开非常国会。他说："今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是再拿护法问题来做工夫。现在的政府为革命政府，为军事时期的政府。"大元帅大本营成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企图将它扼杀。大元帅政府面临财政、军事和外交上的重重困难。这时，桂军首领沈鸿英企图勾结直系军阀夺取广东地盘。他以移防为名，将部队集中于韶关、新街、高塘一带，伺机叛变。4月15日，沈鸿英在新街宣布就任北洋军阀政府委任的"广东军务督理"。随后，桂军一万多人在李易标等人的指挥下，向广州东门外和观音山（现改名为越秀山）等地进攻。孙中山宣布撤销沈鸿英的桂军总司令职务，并命令杨希闵、刘震寰等部反击叛军。4月19日，沈军沿粤汉线撤退。5月9日，沈军从韶关败退。7月，李济深部占领梧州。至此，战事以沈军的失败而告终。
讨伐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叛军，是孙中山在1923年进行军事斗争的重点。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后，所部仍有三四万人，以惠州为根据地，图伺机再起。5月间，正当平定沈鸿英叛乱的战事激烈进行的时候，盘踞东江的陈炯明部再度叛乱。洪兆麟、林虎等部向潮汕地区发动进攻；许崇智部受到袭击，损失惨重。叛军推叶举为总指挥，分兵三路，进攻广州。孙中山急调西江、北江两路军队开赴北江前线，并委任程潜为东江讨贼军总指挥，统率滇、粤、桂联军分路进攻惠州。1923年8月中间，陈炯明系部从潮汕向罗博、惠州一带发动进攻。孙中山从8月23日起，亲自督师东征。在石龙设大本营。10月，陈炯明在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接济的大批军火、物资后，由香港潜返东江，策动部下分三路向广州进攻。11月12日叛军占领石龙。孙中山只得返回广州，部署保卫广州的战斗。11月中旬，叛军直抵广州近郊的石牌、黄埔、瘦狗岭一带。这时，吴佩孚调来配合陈炯明进攻广州的豫军樊钟秀部三个旅也由北方到达韶关。正当广州十分危急的时候，谭延闽奉孙中山的命令率湘军赶来救援；而樊钟秀也在孙中山的感召下反戈，前来投奔孙中山，参加保卫广州战。叛军攻势受挫，只得退回惠州、东江一带，广州再度转危为安。广州保卫战的胜利，使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在广东的西江、北江和珠江一带站稳了脚跟。并日益巩固和发展。
广州保卫战的胜利，也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在广州顺利举行。随着广州局势的稳定，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7月设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由孙中山任主席，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鲍罗廷为顾问。该委员会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机关，代表国民党中央指导政府处理一切政务。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之初，向孙中山负责，有关政治、外交方面的决策，须经孙中山审批才能办理。孙中山逝世后，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常设机关，指挥、监督政府处理军事、财政、外交等方面的政务。大元帅大本营在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外实行"以俄为师"，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对内实行三民主义，主张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大元帅大本营的成立，为组建国民政府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1924年1月4日，大元帅大本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出师北伐，统一财政。不久。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组织国民政府问题进行说明，并再次强调了成立国民政府的必要性。他说：大本营政府还"没有明明白白与北方脱离关系"，而被外国公使团视为"地方政府"，所以"组织国民政府实为目前第一问题"。1月5日，大元帅政府财政委员会正式成立。6日，财政部向孙中山呈财政委员会章程。章程规定财政委员会以"统筹管理财政为宗旨"。8日。孙中山核准施行。廖仲恺、叶恭绰、孙科、吴铁城等为财政委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孙中山曾设想立即着手组织国民政府。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国民政府组织案》。4月12日，孙中山亲自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25条，发布建国大纲宣言，指出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但是，由于当时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尚未清除，所以国民政府未能在1924年组建。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仍保存了大元帅大本营制，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12月，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在广州组建。这支武装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取得孙中山的同意后，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担任骨干，由各地挑选出来的工、农、学生组成。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1925年2月，孙中山在北京因病住院，随同他到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开始酝酿并提出改组大元帅大本营的问题。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就成立国民政府一事通过重要决议，规定：（1）重申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令机关；（2）改组大元帅大本营为国民政府；（3）将建国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4）整顿军政、财政。会后，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谭延闽等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商讨了有关组建国民政府的人选等具体问题。6月24日，大本营总参议、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发表《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决议案》之通电，并将成立国民政府之本意及性质通告中外，宣布7月1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爆发的一次大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开始步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提倡白话文，提倡个性解放和科学的追求，演化成时代潮流。一些追求科学、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西方的近代科学作为一种基本精神、基本态度、基本方法，来改造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而另一方面。一些复古的、民族文化优越论的知识分子则继续对新文化运动予以反对和攻击。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以此为契机。"科学与玄学论战"爆发。张君劢，原名嘉森，江苏宝山人。1887年生人，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翌年9月加入梁启超发起的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1910年回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后发起组织民主党。1913年赴柏林大学学习，回国后在杭州任交涉署长，先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段祺瑞政府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冯国璋南京总统府秘书。1917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赴欧，曾求教于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1922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吴淞市政筹备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张在清华的讲演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因为"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率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的单一性"。张文认为有关"人生观"的是"精神与物质"、"男女之爱"、"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这样一些具体问题，提出"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外"；而"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诸己"。
张的讲演在<清华周刊》272期发表后，科学界为之议论纷纷。同年4月，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对张文予以驳斥。他激烈批评"玄学鬼附在张君劢的身上"，强调同意胡适的意见："今日最大的需要与责任，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丁认为，"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生静气去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张君劢对丁文作了长文答辩。一时，思想学术界名流梁启超、胡适、吴稚辉、张东荪、林宰平、王星拱、唐钺、任叙永、孙伏园、朱经农等人，在《努力周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纷纷发表文章，参加讨论。
此次论战所涉及的问题较多，有科学的社会效果（欧战是否应由科学负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何定义二者及二者关系）、科学与价值（二者有无关系或何种关系）、科学与哲学（二者如何限定、二者的来源、异同、范围）、传统与现在等问题。双方论战所涉及的学科包括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物理学等。论战双方的哲学依据均依托于西方的一些哲学流派，无任何独创性可言。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传达的是欧洲大陆的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胡适、丁文江等人则是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科学派以决定论和还元论反对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和心物二元论。前者相信科学的对象及威力无限，世上一切事物均可用科学解决，因此要求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而所谓科学，首先就是自然科学家用之有效的那些科学方法，那种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的目的是要屏除个人主观成见，……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后者却坚持"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求现时代之特征之一，吾必名之日新玄学时代。此新玄学之特点，日人生之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心理、社会和人生问题无法还原为科学问题。无法用因果律和决定论来解释和规定。论战双方围绕人生观问题论辩不休。科学派认为，现时代的青年一代必须要有科学的人生观，才能有助于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否则，青年们如果上了"玄学鬼"的当，对于宗教、社会、政治、道德一切问题真以为不受论理方法支配，真正没有是非真伪，只须拿所谓主观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来解决，"果真如此，我们的社会是要成一种什么社会？"论战双方还分别编纂图书，以广影响。1923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上、下两册，收集了29篇论战文章，由陈独秀、胡适作序。12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内容相同的《人生观的论战》文集，由张君劢作序。至此，科学与玄学之争在经过6个月的论战后结束。论战的结果，张君劢被冠以"玄学鬼"遭人唾骂，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科学派，科学人生观的概念在青年中影响越来越大。
另外，在同年底及次年，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和《中国青年》也加入到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之中，并发表了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一批文章。陈独秀认为，科学派由于并没有或未能解释"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从而他们对玄学派的批评便只能是"以五十步笑百步"。指出，只说"科学的人生观"如何完满美好，并不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只有科学地具体解释为玄学派强调的"良知"、"直觉"、"自由意志"，也仍有其具体的历史社会的根源，即这些反决定论的、非理性的东西也仍遵循着科学的因果规律，即"需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才能"说明科学对于一切人生观之威权"。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科学的权威和科学的人生观的权威，这样才能彻底战胜玄学派。而这个"科学"，在陈独秀看来，既不是指自然科学，也不是一般的科学精神、态度、方法，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陈独秀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场论战的看法。"科学与玄学"大论战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开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日益作为科学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信仰。
收回旅大运动
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沙皇俄国从清政府手中强行租借了旅顺、大连两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沙皇俄国被打败，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遂"转归"日本，被日本强占。旅大的原定租借期限为25年，至1923年3月26日期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便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排挤出去，把中国变成由它独占的殖民地。日本成了中国民族独立的最危险的敌人。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急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威吓袁世凯于48小时内答复其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中涉及旅顺、大连问题的条款有：旅顺、大连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期延长到99年，承认日本在南满的特殊权利，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等）。由此酿成全国抗日反袁风潮。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一旨在灭亡中国的所谓"条约"。1923年3月10日，旅顺、大连的租期即将到期，北京政府外交部分致照会日本外务省、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声明取消1915年5月25日缔结的中日条约及换文（即"二十一条"），并接洽收回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14日，日本政府复牒却以"二十一条"有关条款为借口，拒绝将旅顺和大连归还给中国，因此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3月20日，全国学生代表在上海举行大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各地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收回旅顺、大连，并废除"二十一条"。此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哈尔滨等地相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的群众运动。中国留日学生400余人在东京青年会召开大会，议决：（1）打破军阀主义；（2）取消"二十一条"；（3）收回旅顺、大连；（4）巩固中日国交。随后举行请愿游行，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有数十人被殴打受伤，19人被日警逮捕。紧接着又有300余名学生齐集中国驻日使署，强烈要求转电北京政府，对日本的暴行提出抗议。3月25日，上海市民群众举行集会游行。这次集会游行由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工会和中华全国商业联合会等100多个团体共同发起，列会的群众有5万余人，游行群众坚决要求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如约收回旅顺、大连，并以经济断交为抵制日本的手段。自26日开始，北京、天津、南京、武汉、长沙、广州、杭州、济南、西安、哈尔滨、吉林等地民众纷纷响应，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4月2日，广州学生万余人举行游行，力争废除"二十一条"。河南华西地区，在杨村庙召开各界联合大会，集合140余村的农民，共2万多人作露天讲演，并当即以农民的名义发出宣言，致电北京政府外交当局及驻京各国公使，一致竭力主张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并警告日本政府反省。5月1日，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在天安门召开"五一劳动纪念大会"，东三省收回旅大急进会、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等数十个团体，共约6000多人参加了此次大会，并一致议决：请国民一致主张收回旅顺大连。与帝国主义列强截然相反的是，1924年5月3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否定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第一个平等的条约，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此为序幕，中国人民开始了为保卫中国主权而进行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临城劫车案
自鸦片战争以来，山东是受帝国主义掠夺、封建统治者和军阀蹂躏最重的地区之一，而鲁南抱犊崮山区受害尤甚，人民生活无着，困苦异常，致使数万人"落草为寇"。有的与散兵游勇结伍，打家劫舍，有的则打击富豪，保护贫民，与官府作对，宗旨不一。其中，1920年4月5日建立的"山东建国自治军"颇有声威，编军五路，以滕县人孙美珠为五路联军总司令，除在抱犊崮设有后方留守机关。在临沂、郯城、膝县、临城、济南、徐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还设有联络站。"山东建国自治军"不断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围剿部队作战。1922年7月15日，孙美珠在一次遭遇战中被官军俘虏遇害，部队受到严重挫折。孙美珠死后，其弟孙美瑶接替联军总司令之职，重整旗鼓，继续活动，声威复振。对此，北洋政府甚感不安，遂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司令，督率官军到抱犊崮山区对孙美瑶部进行围剿。1923年4月，在官军围困之下，抱犊崮山上水断粮绝，处境艰难，孙美瑶便挑选一批精干力量，突出了重围，在山下与官军作战。为了报杀兄之仇，解抱犊崮之围，要挟和打击北洋政府，孙美瑶决计拦劫有英、美等洋人乘坐的火车，并获得了准确消息。1923年5月5日，由浦口始发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沿津浦线北上。车厢内大部分为中国旅客，一小部分是外国旅客。5月6日凌晨2时许，列车行至沙沟、临城（今薛城）间，被孙美瑶部毁轨拦劫，当场劫走中国旅客71人。外国旅客39人，带往抱犊崮山麓，作为人质。轰动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就此爆发。
劫车事件发生后，5月7日，驻北京比、意两国公使向中国外交部严重质问临城劫车事件。8日，英、法、美驻北京公使也提出抗议。同日。驻京使团议决：（1）列国共同质询临城事件责任；（2）限日放回被掳人员；（3）保证今后津浦路安全，至必要时，联军得施应急手段。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迅速营救被劫侨民，北京的美国驻军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向国务卿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无侨民被劫，也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6日，日本驱逐舰四艘驶抵天津，水兵登岸游行；8日，日本旗舰"对马号"奉令开赴汉口，驻天津美军提督带兵200余人，荷枪实弹，赴秦皇岛操练。9日，上述五国公使又要求北京政府在三日内将全体被劫外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赔款若干。8日，北京政府原拟令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派兵追剿，迅速将被掳人质救出。孙美瑶提出，如胆敢追剿，便立即杀掉外侨。北京政府遵从帝国主义旨意，为救出外侨，只好停止追剿，设法与孙美瑶谈判。谈判期间，中国国民党于24日为临城事件致电各国驻华公使，表示"对于贵公使及曾有被难人民之友邦，实应深致歉沈"。"吾人以最诚恳之意志，希望各友邦，对于北京政府之承认应予撤消，并予中国人民以另行建设一全国公认之政府之机会。"经过山东当地绅士和前总统府美籍顾问安徒生等接洽以及中间人的调停，从5月11日起，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等人与孙美瑶部代表举行谈判，几经波折，费时月余，6月12日在枣庄附近之十里河双方签字，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是：围剿抱犊崮官军撤回原地；北京政府招编孙美瑶部3600人；北京政府付款给孙美瑶部85万元。同日，安徒生与孙美瑶部代表互相交换保证书。安徒生保证书声称："愿担保众兄弟受抚之后，所有以前罪犯由政府一概赦免。"孙美瑶部代表保证书声称："从此以后，永远忠心国家。"协定签字后，被劫外侨一律释放，"山东建国自治军"改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任旅长，旅部设在枣庄，部队在郭里集一带驻防。
但是，北京政府并未恪守协议，安徒生的"保证书"也是一纸欺骗。1923年12月19日，山东督理郑士琦指使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设宴诱杀了孙美瑶，孙美瑶所部有的被杀、被关，大部分被分别遣散了。被劫外侨虽已释放，但帝国主义并未就此罢休，而是乘机要挟，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惩办临城劫车事件地方负责官员，并以此作为祝贺曹锟就职大总统的先决条件。曹锟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与支持，不得不屈从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10月13日，北京政府将惩办山东督军田中玉一事照会外交团。同日，总统府发出请帖定于15日招待各国公使。所谓惩办田中玉，实际上是以批准田中玉辞职的形式，免去其山东督军职务。并裁撤山东督军一职，改督军为督理，派郑士琦充任。同时，为了顾全田中玉的体面，又另下令提升田中玉等五人为上将军。10月15日，各国公使虽然应邀向曹锟祝贺，但对惩办田中玉一事深为不满。16日，葡萄牙公使代表各国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发出质问：照会上说是惩办山东督军，为何总统命令上又说是批准辞职；升授田中玉为上将军，这不是惩办而是奖励。葡萄牙公使指出，这说明中国政府对外毫无信义，限48小时内撤销授田中玉为上将军的命令，否则，各国将另行考虑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曹锟只好亲自劝说田中玉自动辞去了上将军，才算应付过去。在此期间，帝国主义还乘机叫嚣采取军事行动来共管中国。驻华英国商会和美国人协会建议加派军队来华，首先共管中国铁路。上海外侨还怂恿中国资产阶级组织所谓"商人政府"，并伪造全国商联表示赞同的文件，在报纸上鼓吹。英国政府甚至训令驻华公使草拟所谓"护路案"，建议成立一个由洋人操纵的护路机关，最后经各协商，催促北京政府成立护路行政局，会办、会计、调查员均有洋人参加。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关于"护路"一案未敢坚持下去。但是，媚外的曹锟政府，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在交通部之外，增设路警督办一职及有关机构，直辖国务院，作为护路机关。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并确立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在此之前的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曾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由于党内大多数同志对这种做法存有疑虑，会后，只有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中央领导人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国民革命，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而且由于这个国民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决议还指出，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应当与它合并；也绝对不应当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5月13日，共产国际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指示，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巩固与农民的联盟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制定土地纲领。
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向警予、项英等3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他们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州、浙江、山东、满洲（即东北三省）等地区和莫斯科，代表着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大会首先听取了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工作，着重说明了西湖会议决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之后，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内容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指示。在大会讨论中，张国焘等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陈独秀、马林等认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都应加入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归于国民党，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党的力量。多数代表批评了张国焘等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愿积极与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陈独秀等人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的右倾观点。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对国民党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决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主张，在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人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
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以解除内外压迫。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议决案认为，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的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的需要。议决案还强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仍旧保存共产党的组织。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时刻也不能遗忘的，对于工人农民的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大会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1）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2）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3）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大会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邓培、张连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组成中央局（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初补人王荷波），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大会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大会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后来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根子。中共三大闭幕后，收到共产国际5月<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必须建立工农联盟，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政策，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2）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力量结合于工会，是共产党员的最重要的任务。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当是无条件地支持工人运动。（3）支持孙中山反军阀的内战，同时要求国民党发动以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主为政纲的国民政治运动，以号召广大群众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在国民党内部要防止孙中山与军阀之间的联盟。为贯彻共产国际这个指示，中共中央于11月24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开展国民运动问题，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须努力做到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并指出：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的指挥。这在实际上体现了在国共合作中争取领导地位的指导思想。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方党组织认真执行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再次强调：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要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以加入国民党的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央局，以便中央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中共"三大"及其后的三届一中全会推动了国共合作的迅速展开。
故宫大火
清末的北京城存有三重城墙，中心是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又称为故宫。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占地72公顷，城垣周长约3公里许。紫禁城设有四门：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又名神武门）。城垣四角筑有角楼，结构奇特，风格绮丽，宫城外环护城河（筒子河），形成防卫森严并富于神秘色彩的城堡。自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基本建成至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近500年来，先后有明、清两代的24位皇帝在这里对全国实行封建专制的统治。官城内，由主次分明、整齐对称、层叠起伏、错落有致的宫殿建筑群组成，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共有屋宇宫殿9000余间，是我国现存的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其整体建筑格局气势雄伟。豪华壮丽，充分地显示出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权威，为世界各国古代都城中所罕见。辛亥革命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退位。但在袁世凯的庇护下，宫城后半部分的所谓内廷仍由逊位清帝居住。但至1914年，宫城前半部的武英殿已先行开放，设立了"古物陈列所"，故宫开始陆续地、部分地设立博物馆。第二年，又开放了文华殿，以及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一并辟为"古物陈列所"。
6月26日，故宫失火。大火延烧了6个小时，焚毁房屋130余间，所藏的珍贵文物有许多也被烧毁，损失达千万元以上。大火发生后。对故宫古建筑群及所藏珍贵文物的维修、保护和整理工作被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上。1924年，北京政变后，废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同年12月，成立了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筹备会，后经反复研究，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并在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其基本任务是专事故宫的保护、管理和整理研究工作。故宫博物院直属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大高殿、清太庙、景山、皇史宸、实录大库等处建筑物、古物、图书、档案的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设院长1人，由国民政府任命，综理院务。副院长1人，辅助院长处理事务。下设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及秘书处、总务处，各置馆、处长1人。设理事会，议决重要事项。理事由国民政府任命。置理事长1人，常务理事3～5人，由理事推选。副院长、内政部长、大学院院长为当然理事，院长为当然常务理事。因学术需要，设有各种专门委员会。1934年2月，改隶行政院，增设监事会，以监察院务及所属各馆、处事务。解放以后，对古建筑和文物进一步进行了研究、整理、维修和保护，把前三殿、后三宫、养心殿和西大宫辟为宫廷史迹陈列馆，斋宫、东六宫、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等处辟为古代艺术和珍宝的陈列专馆。
曹锟贿选
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独霸了北京政权，但仅仅控制北方十几个省区，而且大总统的位置仍由安福系国会所选举的徐世昌所占据。南方护法方兴未艾，各省联治之声迭起。直系军阀为驱逐徐世昌，扫清独擅政权的道路，抵制南方护法军政府，便导演了一出驱徐迎黎，即所谓"法统重光"的丑剧。
5月15日，在吴佩孚的指使下，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通电全国，公开提出恢复法统问题。电文说："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随后，直系军阀孙传芳、刘镇华等纷纷通电要求徐世昌、孙中山同时去职。徐世昌在直系摊牌后，仍不肯爽快下台。曹锟、吴佩孚利用旧国会予以痛击。6月1日，旧国会议员在天津正式集会并宣布"即日行使职权"。在宣育中历数了徐世昌"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行"。并指出徐世昌是"伪大总统，应即宣告无效"。在直系军阀和旧国会的逼迫下，徐世昌于6月2日宣布辞职。同日，由曹锟、吴佩孚牵头，直系督军联名通电，"竭诚翊戴"黎元洪"依法复位"。6月11日，黎元洪人京代行大总统职权。
直系军阀的所谓"恢复法统"，实际上是对法律的亵渎。直系军阀在玩弄"恢复法统"的把戏后，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便策划由曹锟直接上台，于是，先后出现了驱逐黎元洪下台的"逼官"政变和收买议员的曹锟贿选。1923年6月，在曹锟指使下，直系利用国会议员制造内阁危机，迫使张绍曾内阁总辞职。曹锟急于取代黎元洪登上总统宝座，为了驱逐黎元洪。先后演出了"军警索饷"、"公民请愿"的闹剧。6月7日，陆军巡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等率军警官佐数百人到总统府索要军饷。8日，曹锟雇用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贤路"。9日，曹锟又唆使王怀庆、冯玉祥率所部中级军官300余人到黎宅索饷，声言冯军要人京维持秩序。随后，北京警察借口索饷无着，全部罢岗，黎宅自来水、电话被切断。10日。军警官长数百人继续向黎元洪索饷，又有"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近千人包围黎宅，手执小旗，高呼口号。11日，又有军警千余人闯入黎宅。12日，冯玉祥、王怀庆向黎元洪提出辞星，声明不负维持秩序之责。军警和"公民"代表继续围守黎宅。黎元洪被直系军阀所迫，连发七道命令，并将总统大小印信移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收藏后，13日下午，出走天津。曹锟的党羽得知后，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其设法截留。王承斌即率军警至天津火车站，拦路劫车，向黎元洪索要印信。黎元洪被扣于车站，只好以实情相告。次日，北京方面即将印信索出。黎元洪又被迫在王承斌拟定的向国会辞职、大总统职权交国务院摄行、离京所发命令无效的电稿上签字，始得放行回天津寓所。
曹锟为了利用国会，爬上总统高位，在谋划驱黎之际，就开始收买国会议员。1923年初，曹锟为380余名国会议员每人发"津贴"200元，正副议长的"津贴"为每人3万元和1万元。黎元洪下台后，部分议员对直系"逼宫"的做法深为不满，至6月30日，已有290余人离京，致使在京的众参两院参会和宪法会议不足法定开会人数，不能成会。曹锟急于当选"总统"，便在9月10日的总统预选会上，以40万元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以每张选票5000元至1万元的价格收买了500多名议员，并规定给每个议员"大选出席费"500元，带病，出席者另加医药费200元。此举共耗费1300多万元。同时，曹锟还组织"暗察队"探员日夜分班，尾随、跟踪、监视、强迫议员出席会议。四川、湖北、浙江、福建、广东、河南、山西等省议员皆未出席会议，但签到者竟达436人。10月5日，举行了所谓的"总统选举会"，全城军警出动，’实行戒严。为了凑足法定人数，又采取四处强拼硬拉，冒名顶替等卑劣手段。在金钱收买、武力威胁和弄虚作假的情况下，出席会议的议员有587人，曹锟以48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届国会及议员被称为"猪仔国会"、"猪仔议员"。曹锟被称为"贿选总统"。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曹锟贿选"。
曹锟贿选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很多省都对该省议员接受贿选投票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省籍。当天，上海各商店即悬挂白旗，张贴标语，反对非法贿选总统。10月6日，上海市民在天后宫举行大会，声讨曹锟。与会者60余团体，2000余人，一致决议通电中外否认曹锟为总统，实行国民罢税。与北京政府断绝经济关系，下半旗致哀，通电各省一致声讨曹锟等。同日，上海大学生示威游行，高呼"国贼曹锟僭窃大位，国人当群起攻之"等口号。移沪众参两院171人联名发表宣言，声讨曹锟贿选之罪。7日，杭州的浙江省教育会通电：曹锟行贿应从严惩治；受贿议员应依律处罪；通电各国驻京公使，毋再贷款售械与曹锟政府，助我内乱。8日，孙中山在元帅府召开会议，议决：（1）通电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2）通告驻京外交使团，请列强与驻京代表避免承认或资助曹氏之任何行动，否则则是延长中国内乱。（3）孙中山以个人名义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一致行动。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了《讨伐曹锟令》和<通缉惩办受贿附逆的国会议员令》。9日，安徽国民救国大会暨全皖商学农工各界12万余人通电反对贿选。曹锟面对全国各界的反对、斥责全然不顾，10月10日，曹锟就职，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接着公布了由这些"猪仔议员"赶制的《中华民国宪法》，被人们称为"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这天，北京市民以冷漠态度表示抗议。上海举行各省区公民大会，通过了兴师讨贼、惩戒议员、抄没猪仔议员家产以充讨曹费用等项决议。南京、杭州、芜湖、太原等大城市及许多中小城市，都举行了集会或示威游行，并结队捣毁了当地参与贿选的议员的住宅。上海20余个团体组织了"双十节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数千群众到护军使署请愿，要求"出师讨逆"，并散发印有"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等字样的传单。孙中山发表《致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电》，指出曹锟贿选是"文明之国家所认为奇耻大辱"，曹锟之当选为总统，是"一种篡窃叛逆行为"，希望各友邦与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曹锟的贿选。11日，广州议员开会讨论，一致通电否认曹锟贿选，并请孙中山立下明令，声罪致讨。12日，各派反直军阀纷纷通电不承认曹锟贿选总统的地位。13日，广州工学界在教育会开国民大会，议决讨曹锟，惩受贿议员；宣告中外，否认贿选；请孙中山出师北伐等。各地群众以反对曹锟贿选为起点，展开了反对直系军阀的运动。
鲍罗廷来华
共产国际于1922年底召回驻中国代表马林之后，改派鲍罗廷使华。鲍罗廷，1884年生于俄国，早年参加犹太人的社会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到沙皇警察逮捕，后移居美国，参加美国社会党。1918年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中央工作。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及其夫人和苏联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团成员波里亚克一起经上海抵达广州。共产国际派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驻广州和国民党的代表是慎重的选择。鲍罗廷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同列宁、加拉罕以及斯大林、齐切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苏俄党政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鲍罗廷在共产国际中也有重要地位。他曾参加共产国际的一大、二大和共产国际的多次代表会议。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草稿》都是由鲍罗廷译为英文向全世界发表的。因此，鲍罗廷既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长于革命实践，是一个深得列宁信任的人。他的来华，标志着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已经在中国发展成了共产国际关于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
鲍罗廷到达广州时，受到孙中山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再三感谢苏联党和国家这样迅速而真诚地回答了他吁请援助的要求；派出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军事顾问和党的工作人员到中国来帮助进行革命斗争事业。孙中山在与鲍罗廷的会谈中提出，在苏联的援助下进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京政府，并提议开辟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直达广州的航线，以便同苏联建立直接的联系，使广州能从苏联直接获得它所需要的各种军事物资。鲍罗廷向孙中山承诺，广州方面可以得到苏联优惠的武器以及各种军需物质及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专家的大力支持和援助。鲍罗廷在考察了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后向孙中山指出了国民党的严重缺点，即组织不完善，纪律松散；腐败官僚和投机分子拥杂其中；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鲍罗廷多次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商讨和谈话，始终不懈地阐述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鲍罗廷的主张和建议虽然受到广州政府和国民党内很多人的怀疑和反对，但孙中山却表示给予坚决的支持。
在鲍罗廷的大力推动下，1923年11月，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全面开始。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孙中山就提出了由鲍罗廷起草的和由他批准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交付大会审查通过。宣言提出后，国民党右派很快就以民生主义为题发动了对宣言的进攻。在此关头，鲍罗廷反复与孙中山谈话，坚定了孙中山反击右派的决心，使《国民党一大宣言》最终得以通过。
与此同时，鲍罗廷和苏联军事顾问们还一起制定了依靠苏联援助创建中国国民革命军队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改组军队，即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把归附广东政权的地方军阀联合成统一的革命军队，并以此为起点，逐步建立起国民革命军。鲍罗廷还指派切列潘诺夫、捷列沙托夫、波里亚克等人组成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办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机构，施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制定了政治工作制度。苏方还为黄埔军校提供了200万卢布作为开办费，及一批武器和弹药。不久，鲍罗廷担任国民党政治总顾问，先后参加指挥了平定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南伐邓本殷等战役，协助肃清了广东的敌对势力，改组了政府，整编和统一了军队，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鲍罗廷还在中国北方推动冯玉祥加入国民革命战线，提高其军事战斗力和政治地位，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创造了条件。1926年4月蒋介石"整理党务案"中，鲍罗廷与蒋谈判时节节退让，终至酿成蒋全面限制共产党人的阴谋的得逞。1926年7月，鲍罗廷极力推动了国民政府的北伐，并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道，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坚决挫败了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以便把党和政府控制在其之下的阴谋。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鲍罗廷被召回莫斯科。
中共中央召开上海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开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为了推动国共合作的步伐，统一全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思想。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即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项英等8人。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五月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共三大决议的问题，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全会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我党目前的全部工作，全党"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政治上，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会议检查了中共三大以来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着重讨论了国民革命运动、工人运动和宣传教育工作，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1）凡"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2）矫正国民党的政治妥协观念。促其作反帝的宣传和行动；（3）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4）用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各种民众团体；（5）农民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大动力，应在农村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这次会议提出的观点和措施，对具体贯彻落实三大的正确方针、取得革命领导权。起了积极作用。另外，会议还通过了《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等。尽管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相比，还是一个历史很短暂（成立才刚刚两年多）、人数很少的党，当时党内一般说来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完整的认识，但是，中共采取上述办法，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后来实际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内做到了。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的召开，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发出了《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了参加改组的具体步骤，以迎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国家主义派的出现
国家主义是中国青年党的政治主张。1923年12月2日，由曾琦、李璜等人在法国巴黎发起并组织了反动的中国青年党。主要领导人为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
曾琦，四川隆昌人；李璜，四川成都人。两人都是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五四运动后赴法留学，奉行国家主义，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召开会议，建立中国青年党。会议选举曾琦为总干事，李璜、张子柱、周道分任内务、财务、交际干事，并发表了《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并创刊《先声》周报为机关报。1924年以前，中国青年党的活动中心在法国，主要与周恩来为首的旅法中国共产党人为敌。1924年9月，曾琦、李璜等回到上海后，与左舜生会合，中国青年党的活动中心遂移至国内。因他们标榜国家主义，人们称之为国家主义派；同年10月10日，曾琦、李璜与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人在上海创办<醒狮>报，作为青年党的主要宣传工具，故又被称为"醒狮派"。为了活动上的方便，青年党于1925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并用这个名义对外公开发展组织。
中国青年党的建立，标志着国家主义派成为有组织的政治派别。1925年秋冬至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曾活跃一时，先后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上海、江西、福建、山东、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北京、天津、山西等省市建立了30多个小组织并出版了数十种报刊，进行国家主义的宣传和反共活动。1926年7月，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张子柱等7人为中央委员，曾琦为委员长。最初，中国青年党的党名秘而不宣，对外活动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出现。直到1929年8月，在沈阳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发表<公开党名宣言》，才正式公开其名称。国家主义最初于欧洲产生时，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映，早期对鼓励德国人民抵抗拿破仑的侵略起过积极作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打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幌子为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效劳。中国青年党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则投靠有帝国主义支持的当权的反动派，勾结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封建军阀，支持国民党右派，从事破坏革命的活动。它把矛头指向苏联和共产国际，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它反对各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蒋介石叛变后，中国青年党投靠国民党。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青年党曾作为抗日党派之一，表示拥护全国抗战。汪精卫投敌叛国之后，中国青年党的一部分成员附逆，参加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权。国家主义派盗用五四时期"内除国贼"、"外争强权"的口号为政治纲领，把"实行国家主义，实现全民政治，实施社会政策"作为行动的具体纲领。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是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以自然起源论来解释国家的产生，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宣扬国家是人民、土地、主权三要素组成的保卫全民的制度，否认国家是阶级的工具。据此宣扬"国家至上"，任何个人都要牺牲一切"拥护国家"。这种理论在20年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出笼，主要是为了阻止人民反对军阀政府的革命活动。其次，国家主义派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故意挑起的，不合乎中国国情的做法。国家主义派鼓吹"阶级合作"、"全民革命"和"全民福利"。这种观点旨在掩盖矛盾，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第三，国家主义派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实际行动上与军阀勾结，攻击苏联，以反苏为"先天使命"。总之，国家主义派最本质的内容是反苏反共反革命，而以"国家"、"民族"等美好的词句为革命的口号，掩盖其反动实质，具备一定的欺骗性。
对于国家主义派的政治主张，中共党人予以了针锋相对的批判。1923年和1924年，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等在《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集中力量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和斗争，指出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借了反对共产党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人民运动的仇敌"，"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经过揭露批判，争取受蒙骗的青年觉醒，使其中不少人认识到国家主义不是救国而是卖国的理论，从而转到革命的一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其影响也逐渐缩小。1941年中国青年党参加发起并加人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1月，以独立单位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已投靠国民党。1946年4月28日，被民盟开除。同年11月，参加了国民党单方操纵的"国民大会"和政府，得到了3名国府委员、3名政务委员、2名部长的席位，充当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点缀品和内战帮凶。1949年国家主义派的主要人物随国民党逃往台湾。
语丝社与新月社创建
语丝社和新月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成立的两个文学社团，其宗旨不一。但成立时间前后相接，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十分著名。
新月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该社中坚徐志摩十分崇拜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社名即源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该社初创时并不是纯文学社团，成员除文人外，还有政界、军界、工商界、金融界人士。他们试图为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和文艺上打开一条新路。但活动不多，影响也不大。该社在中国文坛的真正引入瞩目是在1926年春由徐志摩、闻一多等在北京大报《晨报》上创办《诗镌》，才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歌流派。此时该派除《新月》成员外，还增进了1921年成立的"清华文学社"。前者以徐志摩为首，后者骨干有闻一多、梁实秋，及朱湘、饶孟侃、刘梦苇、孙大雨等。新月社提倡新诗的格律，反对感伤主义，宣扬爱国精神，颇有建树。《诗镌》时期可称"新月诗派"的前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邵洵美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周刊，1931年还办了《诗刊》季刊，这期间，主要诗人有徐志摩、孙大雨、饶孟侃、邵洵美、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等。闻一多已与该派疏离。1931年9月，陈梦家编选18位诗人80首诗出版《新月诗选》，显示出该派代表作的实力。同年底，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新月派逐渐衰落。《新月》、《诗刊》时期可称为"新月诗派"的后期。这一时期新月派提倡的是"健康"与"尊严"，鼓吹"人性"，在艺术上则广泛移植欧美格律诗体。新月派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创作，只有沈从文、凌叔华等少数成员发表过小说。他们大多崇尚"为艺术而艺术"，不满"五四"以来自由诗体的无节制、技艺散漫，着意于建立新格律。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闻一多为此提出诗要讲究"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等"三美"。新月派从诗歌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语丝社。1924年11月在北京成立。该社以出版《语丝》周刊而得名。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柔石先后任主编，长期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春台（孙福熙）、川岛（章廷谦）、顾颉刚、孙伏园、李小锋、江绍源、淦女士（冯阮君）等。此外，俞平伯、废名（冯文炳）、叶绍钧、钟敬文、朱自清、徐祖正、刘半农、章衣萍等也是该刊重要的作者。语丝社是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专门性的杂文刊物，它也是鲁迅一生供稿最多的一个刊物。《语丝》宗旨宣称其作者"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但他们都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他们"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其风格特征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语丝》社的主要成就体现在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在批判"复古"、"国粹"、控诉帝国主义侵略、屠杀的罪恶，抨击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群众，揭露"正人君子"的虚伪面目，以至"四一二"政变把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等一系列斗争中，颇显示了它强大的战斗力。形成了以冷讽热嘲、幽默泼辣著名的"语丝文体"。语丝社为现代散文、尤其是杂文和小品的繁荣开创了先河，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丝》于1927年10月遭查禁后迁往上海，1930年2月终刊，共出刊260期。1924年被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开篇之年。所谓开篇，集中表现在中国革命两支主要力量的一系列大动作上。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使国民党获得了政治上的再生，孙中山为挽救中国危亡而奋斗一生的曲折历程至此达到辉煌的顶点。可以说，这次大会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高潮奠定了政治基础与组织基础。其后。广东革命政府着手实行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举措——创建黄埔军校、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平定商团叛乱、引导国民会议运动，实践证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确实成为推动农运高潮迅速到来的一着妙棋。而黄埔军校的创建。既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大批军事指挥人才，也成为建立革命军队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埔军校的建立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这一切，都逐步而有力地推动着中国革命形势向高潮挺进。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革命形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作用是功不可没。而这一年。随着江浙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军阀混战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展开。就在这让万千生灵涂炭的混战之中，以冯玉祥在北京包围"总统府"、驱逐溥仪出故宫的"首都革命"为标志，北方政局也出现了剧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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