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其中有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23人。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5人为主席团成员。

    孙中山出席了大会，并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1）改组国民党，把国民党组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2）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他要求大家注意历史的教训，以后要团结一致，把自己的聪明才力贡献到党内来。他说，这样全党才能有能力，才能担负革命的事业，才能够改造国家。

    月23日，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内容有三部分：（1）中国之现状。宣言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只有实行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生路"。（2）国民党之主义。这是《宣言》的灵魂和核心。（3）国民党之政纲。阐明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主要内容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政府所借外债；实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遍选举制；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等。《宣言》还强调了工农大众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只有依靠全国农民、工人的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方可以取胜。要努力吸收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促进国民革命的进行，要全力扶助工农运动，增进国民革命的实力。

    《宣言》的灵魂和核心是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突破了旧民族主义中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这一缺陷，具有两方面的意义：（1）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2）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自决，反对民族压迫。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主张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国民"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等项权利，民权为国民所享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自由及权利，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就使得试图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模式代替封建专制国家的旧民权主义，改变成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纲领。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两点，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所谓平均地权，即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以防止土地权为少数人操纵。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田力。8月，孙中山进一步将这一内容概括为"耕者有其田"，使三民主义具有了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新内容。所谓节制资本，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具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三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而以国家资本掌握国计民生的发展方向。《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它的各项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相同，因而形成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月28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其常设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党地方组织为省、县、区党部和区分部四级，其权力机关为各同级党员大会及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委员会。还规定各级党部均由选举产生，确定了各级执行委员会的职责、任期，制定了党的纪律，要求党员严格遵守党章，服从党义，党内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后即须一致执行。凡不执行党的决议者、破坏本党章程者、违反党义及党德者，视情节予以处分。基于孙中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专门设立了"总理"一章，确定以孙中山为国民党总理。总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权。

    月30日上午，大会选举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闽、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等2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伯渠、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等17人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选举中央监察委员5名：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名：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同日下午，孙中山致闭幕词，指出：这次大会，"是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从此以后，大家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奋斗"。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央执、监委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会议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决定中央党部设在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除设秘书处外，还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海外、军事八部。其中，共产党员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张善铭等分别担任了组织、工人、农民、青年等部的秘书。还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等地设中央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等担任上海执行部的负责工作，林伯渠、李立三、林育南、项英担任武汉执行部的负责工作，李大钊、于树德担任北京执行部的负责工作。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体现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承认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选出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从而使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联盟组织。改组后的国民党，得到共产党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它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一大"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黄埔军校成立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是国民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创办的一所新式军事政治学校。由于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长洲岛，又称黄埔军校。

    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陪同，与孙中山在桂林举行秘密会谈，建议孙中山创办军官学校，建立联合战线和革命军。孙中山也在长期依靠旧军队从事革命活动中认识到：有了革命军，"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于是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决定建立一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革命军队。

    8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并通过多次会谈了解苏俄军队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商讨建立革命军队。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决定，加快了孙中山筹备军校的进程。同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考察团着重考察了步兵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等军事院校，学习了苏联红军的组织、制度和训练等方面的经验，并会见了苏联各级指挥员，商谈双方进行军事合作等问题。10月15日，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开会研究了建立军官学校的问题，通过了"建立陆军讲武堂于广州"的提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决定后，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任校长，由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和选定教职人员。11月19日晚，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了"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事学校"诸问题。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命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指定以黄埔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长洲要塞——黄埔为校址。1924年1月底，苏联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应邀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切列潘诺夫为组长，捷列沙托夫、捷尔曼、波良克等人为顾问。2月1日，孙中山任命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2月6日，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于广州南堤二号正式成立。筹备处下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5部，推定王柏龄等7位筹备委员会委员任各部临时主任，具体负责军校的各项筹建工作。2月23日，因蒋介石提出辞呈离开广州赴上海，孙中山另委廖仲恺兼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在蒋介石辞职书上批复"不准辞职"。4月26日，蒋介石返回广州复职。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生，当时除广东可以公开进行外，其余各省因都在军阀统治下，不易公开进行，便委托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回籍后秘密选拔考生来校应考。中共中央曾几次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动员进步青年前去报考。1924年5月5日，第一期录取学员493名入伍编队。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包括教员和学生在内的500余人参加了军校的开学典礼。孙中山在典礼上发表长篇演说，宣布"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成立。

    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学校的建制，建立了军校的组织结构。军校最高领导机构为校本部，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兼军校本部总理，任命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仿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在军校实行党代表制度，廖仲恺为党代表，并聘请布留赫尔等苏联红军将官为军事顾问。本部下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6部。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戴季陶、周恩来、汪精卫、邵力子、熊雄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张松年、邵元冲、鲁易等先后任副主任；恽代英任政治主任教官；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等任政治教官。训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顾祝同、钱大钧、刘峙、陈诚等为军事教官，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周骏彦、俞鹏飞为军需部正、副主任；宋荣昌、李其芳为军医部正、副主任。1924年11月，又增设教育长和参谋处。胡谦、王柏龄、邓演达、何应钦、方鼎英等先后继任教育长，钱大钧为参谋处长。1925年1月30日，教授、教练二部合并为教育部，政治部仍为旧制，其他各部均改为处。4月，又添设军法处和军械处。军校实行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由于当时军情紧迫，用人迫切，将原定以3年为一期的训练计划缩短为6个月一期，据此，军事教育课目编定为：第一学期分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由教授部教官讲授《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及《交通学》、《算制学》、《战术作业》、《实地测图》等军事理论课程。术科由教练部教官负责，教以《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夜间演习》、《实弹射击》等军事技术。从第二学期开始，实行分科教学，设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及宪兵5科。至第四学期又增设政治、骑兵、交通、无线电和航空等科。

    在课堂授课的同时，黄埔军校还非常强调实战演习，做到"知行合一"。1924年10月，孙中山手令黄埔学生参加战斗，平定商团叛乱，首次树立了军威；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东征，军校师生和教导团组成了3000人的校军，承担右翼作战的任务。在两个月间，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1925年6月初，滇军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举行叛乱，占领广州。东征军立即撤离东江，回师平乱。与留校的学生队和入伍生配合作战，于一周之内，平定了杨刘之乱，收复了广州。接着又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收容俘虏、安抚流亡等繁重任务，为革命政权转危为安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1日，为彻底消灭陈炯明反动势力，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东征。黄埔学生军和粤军一部分改编为第一军，成为此次东征主力。11月初收复潮、汕，最后消灭了盘踞在东江十多年之久的陈炯明叛军。接着东征军回师助剿南路军阀邓本殷。1926年2月，革命军渡海作战，消灭残敌于海南岛。至此，广东全省完全统一。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前，黄埔军校部分学生被派往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省，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准备协助北伐军作战。北伐开始后，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先后分发到前线1000多人。并从第五期抽调了入伍生炮兵团、工兵团、迫击炮连随师出发。他们为消灭吴佩孚和孙传芳、把革命推进到长江流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政治分野日益明显，军校内部的革命势力与右派势力的斗争随之尖锐，集中反映在以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核心的革命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同由校内少数反共分子纠合的"孙文主义学会"两大组织之间的斗争，它也是当时统一战线内部斗争在黄埔军校的反映。蒋介石对于"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却在1925年12月召开的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和各级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调合党争办法》，规定校内共产党员的一切活动"均得公开"，从而加强对共产党员的控制。中山舰事件后，4月7日，蒋介石下达"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用党部加以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的校令。4月15日，"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迫发表通电，宣布自行解散。"孙文主义学会"也发表了解散宣言。但两会虽然在名义上解散，斗争却日益扩大化。1926年6月，蒋介石凭借5月提出的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在军校里公开发表反共讲话，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共产党学生向连长声明自己的身份。同时又组织"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以原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把持公务、排挤"黄埔同学会"中的共产党员。随着北伐战争进行，蒋介石加紧了反共的步骤，致使军校内部反共分裂局面日益严重。黄埔军校部分革命师生曾向蒋介石发表公开信，表示要掀起一个"救校长运动"，要求蒋介石收敛其反共行为。但蒋介石却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勾结，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相继发出《饬黄埔学生停止开会令》等文告。1927年4月18日，黄埔军校实行"清党"，400多名共产党人被逮捕。为黄埔军校作出重要贡献的熊雄、萧楚女等著名共产党人遭杀害。不久，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革命统一战线完全破裂，大革命最后失败，黄埔军校也由国共两党创办、有光辉革命业绩的军事政治学校，成为由蒋介石集团操纵的用以培养反共、反人民骨干的学校。

    从1924年5月到1927年7月，黄埔军校共招收了6期学生，共两万余人。除从全国招收学生外，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革命青年也前来学习。第一期学生为493人，1924年11月底毕业。后来又把原定编入第二期第六队的军政部讲武堂一部分学生146人提升到第一期，因此，第一期人数增加到639人。第二期学生1924年12月入学，计450人，于1925年9月毕业。第三期学生1924年12月人学，计1224名，于1926年1月毕业。1926年1月至3月，陆续招考第五期入伍生，共2620名。这时全国正处在革命高潮，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同时筹备招考第六期入伍生。据不完全统计，第六期共有学生4899名（分为黄埔、南京两部分）。前四期学生在大革命期间毕业，第五、六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毕业。除黄埔本校外，还在广东省内外设潮州、南宁、长沙和武汉分校。潮州分校于1924年11月招收学生队和入伍生，校长由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兼任。南宁分校又称第一分校或广西分校，1926年春成立，俞作柏为校长。武汉分校又称第二分校，1926年11月首先成立了以邓演达为主席，郭沫若、李民治等为委员的招考委员会，负责筹备与招生工作。学生人校后，邓演达因公离开武汉，校务由包惠僧代理。不久，确定学兵团长张治中兼任武汉分校教务长。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演达、顾孟余、徐谦、恽代英等为该校委员，实行委员制。长沙分校又称第三分校，设于1927年2月，后并人武汉分校。

    黄埔军校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材，不少师生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和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的骨干。它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对于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全国铁路总工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的全国性产业总工会。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提出："以全力组织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1922年11月2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香山卧佛寺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会议。到会的有：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和长辛店分会、琉璃河分会、高碑店分会、顺德分化、郑州分会，京奉铁路唐山职工会，山海关工人俱乐部，丰台分会，京绥铁路车务同人会，津浦铁路机务同人联合会，浦镇分会，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粤汉铁路总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工会代表共32人。会议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主持。会议要求各路工会划一组织，成立各路总工会，下设分会。会议决定，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并于1923年3月举行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

    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被直系军阀吴佩孚破坏，发生了"二七"惨案。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计划，未能实现。""二七"惨案发生后，工人运动在军阀统治区遭到严厉禁止，帝国主义租界绝对不许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存在，工人运动进入低潮。

    但是，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仍然在进行不懈斗争。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曾经被吴佩孚残酷镇压的铁路工人运动，率先活跃起来。经过整顿，到1924年初，各路工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京汉铁路工会在各重要车站均有数人至数十人的秘密组织；京奉铁路唐山工会不仅秘密存在，还有千余元的工会基金；京绥铁路车务工会有会员1500余人；正太铁路、粤汉铁路、津浦铁路、株萍铁路都有秘密工会在活动。特别是胶济铁路工会，在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建立起来，并发展会员1500余人。在这期间，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委会成立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停顿。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运动议决案》中说："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应从速召集全国铁路代表会议，讨论各路统一之工作。"中共"三大"后，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去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从速建立全国铁路总工会。

    2月7日，即"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日，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京汉、京奉、京绥、正太、粤汉、津浦、株萍、胶济等九条铁路的工人代表，共20多人。大会由张国焘主持，并在会上作了《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铁路工人应该拥护国民革命，力争工会自由和改善工人的生活。大会选举产生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宣布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正式诞生，会址设在北京。选举孙云鹏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张国焘为总干事。大会制定了全国铁路组织计划：已经组织好了的各路工会，要更加严密；被封禁了的各路工会，要设法恢复；还没有组织的，要从速成立团体。各路工会的相互关系，总工会当力谋密切起来。从前各路工人斗争已经要求到的条件，总工会当力争实行。大会通过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宣言》说："我们经过一年多艰难的筹备，直至如今，我全国各路工会代表才子本年二月间集合，正式宣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制定好了，机关也设立了，负责人员也推选出来了。那末，我全国铁路总工会，便形成而实具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简直是我全体铁路工友于痛苦不堪中，得着一颗光芒万丈的救星。"《宣言》宣布，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宗旨是：（1）改良生活，提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2）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争端；（3）提高认识，促进工人阶级的自觉；（4）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全世界工人建立密切联系。《宣言》最后说："全国铁路工友们！全国铁路总工会是我们全体铁路工人的。全体铁路工友务必拥护我们的总工会，务必依照总工会宗旨和办法去做，必须在总工会指挥下，一致团结起来奋斗！"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铁路总工会还决定加人万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它的成立，对推动铁路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1924年2月20日出版的《新民国》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对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召开，作了如下报道和评价："自去年二月京汉罢工失败后，劳工界大受打击，轰动之工人运动一年以来，颇似烟消云散，局外人几疑工人运动已是一蹶不振。然据熟悉工界情形者言：工人活动实未尝一日中断，徒以铁路当局防范压迫太甚，工人方面一切进行，均严守秘密，以故外间鲜有知其底细者。"这篇报道接着说："闻各铁路代表最近（二月七日）又子某处集会四天，到会者十一路代表，共计四十余人。（实为九路代表，二十余人）在此严重压迫之下，全国铁路代表四十余人，秘密聚集一处至四日之久，颇非易事。即此一端，足见铁路工人势力之存在，办事之周密，殊有不可轻侮之处。工人阶级仍能秘密团结，恢复势力。固由于工人知识增加，潮流演进之所致，而铁路当局之百端摧残，亦使工人实逼处此，团结报仇之心因是愈坚。若铁路当局不思更改方针，徒知一味横行，证诸已往事实，不但难以收效，或将引起风潮，亦未可知。"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

    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在广州创办的农运干部培训机构。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努力来影响、帮助和推动国民党从事群众运动，使得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对日益开展的农民运动持积极态度，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共产党员林伯渠任首任农民部长，共产党员彭湃任秘书，接着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以"辅助"农民部工作。之后，中共广东区委也派出一批干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各地农村，发动农民，建立乡、区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广东的农民运动进人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展时期，进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下，逐步组织和发展起来，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风暴奠定了广泛而又坚实的群众基础。

    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开展工作。彭湃在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过程中，认识到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是开展国民革命的当务之急。于是，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的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39次会议，决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计划每期一个月，学习完毕，学员作为农民运动特派员，派赴各地，开展农民运动。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举办了36届，它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6年11月开办过程中，培养出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为农村大革命准备了中坚力量。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4年7月3日开学，8月21日结束，所址在广州市越秀南路惠州会馆。这届农讲所主任是彭湃，教员有彭湃、谭平山、阮啸仙、罗绮园、鲍罗廷、加仑等，招收学员38名，毕业33人，全部是广东人。他们当中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20人。

    农讲所的教学计划和内容，由彭湃亲自安排，为了把学员培养成既掌握革命理论又有实际工作能力，既懂军事知识又有指挥才能的人才，彭湃指导学生重点学习和研究有关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施方法，同时学习国民革命理论知识和军事知识。农讲所注重对学员从事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到社会作调查研究，从而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增长了军事才干。

    月21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毕业典礼，孙中山亲自到会致训词，号召全体学员把学到的知识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这届学员毕业后有24人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分赴广东各县领导农民运动，有力推动了全省农民运动的开展。

    为了适应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决定继续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又扩大为在全国范围内招生。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4年8月21日开学，罗绮园为主任。在广东招收学员225人，学员为经入学口头测验合格者。其时，正逢广州商团阴谋发动武装叛乱，为了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农讲所将学员组成农民自卫军，移驻省署，开始了紧张的军事生活，后开往韶关，一边训练一边担任北伐军后方的宣传工作，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9月末，农民自卫军回到广州投入政治理论学习，后又开赴黄埔军校进行为期10天的军事训练。10月28日，全体学员从黄埔回到广州，进行两天政治讲演。10月30日，第二届农讲所学员毕业，共142名，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广东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为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发挥了作用。

    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很快于1925年1月1日开学。阮啸仙为主任。从本届开始，农讲所招收到外省学员，共招生128名，所址迁至广州市东皋大道1号。农讲所鉴于过去两届讲习班的经验，"凡在军事训练用心之人，现即为农民训动最努力之人"，因此，本届农讲所对军事训练极为重视，学员被编制为"农民自卫军模范连"中学习军事本领及军事知识。农讲所除了一般课程教学外，还十分重视对学员进行组织训练，主要是训练如何组织各级农民协会，学习农民运动理论，讨论各地农民情况。通过以上措施，使学员增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明确了农民革命的深远意义。本届学员于4月1日毕业，共114人，其中15人留下训练农民自卫军或担任军事助教，20人被农民部派往各乡进行宣传，余者全部回原籍从事农运工作。

    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5年4月30日举行学生入学检查，录取了广东、广西、湖南3省98名学生，以谭植棠为主任，这届农讲所原定5月1日开学，时值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学员一律到会旁听，农讲所于5月17日正式上课，学员每日上课8小时，其中3小时学习军事，5小时学习其他课程，晚上参加农会活动，训练如何组织各级农会、学员的生活及管理一律实行军事化。5月下旬，因滇、桂军阀发动叛乱，农讲所被强行占驻，6月4日，全体学员奉命离所，遣回原籍指导农民运动。7月1日革命军平叛后农讲所方复课，部分学员因海员罢工和路运交通不便，一时不能回校，回来的仅50多人，由于学员人数过少，于是，续招旁听生25名，9月1日，本届学员毕业，这届毕业学员共76人，其中正取生51名，旁听生25人，这些毕业生除16人留在农讲所见习外，其余均回原籍从事农民运动。

    夏秋之际，全国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突出了培养农运干部的急迫性。9月14日，第五届农讲所开学，彭湃再次担任主任。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届学员招生范围已从广东省扩大到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共招114人，分甲、乙两班，甲为外省学员，乙为广东本省学员。甲班尤以湖南籍学员最多，计有毛泽民、蔡协民等43人。这部分学员对全国农运中心逐渐由广东转移到湖南起了先导作用，本届农讲所加强了基础理论教育。学员除完成军事、政治训练任务外，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有效地培养了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12月8日，甲、乙班学员同时举行毕业典礼，114人毕业，他们毕业后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名义分赴各地开展农运工作，湖南籍的学员有29人回到"湖南各地实地工作，农民运动在湖南萌芽起来了"。

    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同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根据国民党二大的决议精神，考虑到实际工作的需要，决定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2月初，向全国发出通告，通知各省选派学员来所学习。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经3月16日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主任制改为所长制，毛泽东任所长，共产党员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

    这届讲习所于1926年5月3日开学，9月11日举行毕业考试，共招收学员327人，毕业318人，是历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区，经严格选拔入学，多为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5月15日开课，学员授课13周，共25门课程，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及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周恩来、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等讲授主要课程。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谭平山、何香凝也都曾到讲习所作过报告或讲演。在学习期间，第六届农讲所师生共同编辑了《农民问题丛刊》52种，其中出版了20多种。毛泽东亲自为丛刊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十分强调以武装斗争思想教育学员，军事学习和训练时间占全部课时的1／3，学员在学习期间过着极为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以培养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讲习所还办有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如参加五四纪念会、五卅惨案纪念会、沙基惨案一周年纪念游行、北伐誓师大会等，从而启发了学员的阶级觉悟，丰富了他们的社会知识。9月11日，农讲所318位学员毕业，离所后，学员们迅速置身于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洪流之中，领导当地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过程中，共产党人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派出最优秀的农民运动领袖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或所长），推荐既有高深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到农讲所担任教员，加强对农讲所的领导。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民革命时期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在中国革命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近800名学员，经过革命熔炉的熏陶，学习了革命知识，以后始终战斗在农村革命的第一线，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成为农村大革命的中坚力量，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7月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性运动。

    废除不平等条约发端于"中苏协定"的签订。1923年9月4日，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了1919年和1920年二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即完全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彻底放弃帝俄政府在华的一切特权，并愿意就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及建立两国正式关系问题进行谈判。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和加拉罕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经谈判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协定规定：（1）两缔约国政府同意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重订条约、协定。（2）凡前帝俄政府与第三者所订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3）苏联政府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所取得之一切租界等之特权和特许。（4）苏联政府抛弃俄国之庚子赔款。（5）苏联政府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6）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7）中东铁路系商业性质，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各项事务，概由中国官府办理。协定规定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中苏协定的相当一部分条文虽然因为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的腐败和列宁去世等原因而未能实行，但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6月6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大会发出致苏联的贺电。6月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大学三院开庆祝会，到会3000多人。北京国会议员也有135人联名发表拥护"中苏协定"的宣言。此外，上海、长沙等地市民也召开庆祝会或发出通电表示祝贺。

    但到6月中旬，北京公使团借口维护《辛丑条约》的条款和效力，不将其代管的俄国使馆交还苏联，企图阻止中苏协定的实施。然而，中苏协定的顺乎民意以及包括《辛丑条约》在内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民主、和平、平等的破坏，深深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于是，由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国会议员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个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

    6月28日，上海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在庆祝中俄邦交恢复的通电中指出："我们当此中俄邦交恢复之时，一面自然一致的庆祝中俄万岁；一面也要一致的向列强收回治外法权及庚子赔款，废除一切不平等之条约。"6月底，著名记者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人类永久和平之关键安在》一文，指出：和约即为永久和平之障碍，"欲求世界平和，非推翻一切不平和约不可。……如东方之《辛丑和约》及中日之二十一条，西方之《凡尔赛和约》等等，即系人类永久和平之公敌，可作全人类向上运动之目标"。此文立即在舆论界起了号召作用，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和思考。

    月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10余个团体，及共产党员、国会议员胡鄂公、雷殷等150余人，联合组成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短短几天，北京就有50多个团体参加。7月13日，华侨实业协进会等上述团体的代表和各界人士230多人，在中央公园举行反帝国主义运动同盟成立大会，发表了宣言，并通电宣称其宗旨是：（1）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弱小民族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2）联络一切愿意参加反帝国主义工作的同志；（3）只从事反帝国主义事业，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4）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大会选举胡鄂公、雷殷、王文璞等15人为执行委员，负责大同盟的日常工作。7月18日，北京国立专科以上的8所学校的教职员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响应反帝大同盟的号召，发表宣言，主张"举凡对我一切不平等待遇，彻底撤销，另本相互平等的原则，重新构成国际关系，使我民族亦得享受人类应有之权利"。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30余团体也发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

    与此同时，1924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废约运动，即是民族独立运动"，"国际间不平等之条约不废除，各被压迫的民族无独立可言；中国受列强逼迫欺骗所订之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不解除，中国永无解放的希望"。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维汉等还发表文章，介绍和支持反帝大同盟；国民党也对反帝废约运动给予支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致函反帝大同盟，希望他们"努力不懈，以求奋斗之成功"。1924年8月，上海学生联合会等30多个团体组成反帝大同盟，广泛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并发表宣言，指出："中国的乱源，中国国民的痛苦，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此外，湖南、山东、天津、武汉、广州、杭州等地也相继成立反帝大同盟。

    9月，中共中央发表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号召"被压迫的民众——工人、农民、兵士、商人、学生，快快起来作举国一致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始终要达到驱逐任何帝国主义于中国领土之外"。为了继续扩大反帝废约运动的宣传，从9月3日至9日，由北京反帝大同盟发起，在全国范围展开了一场反帝运动周活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杭州、济南、太原等地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和其他各种活动，使反帝废约运动的口号得到广泛的宣传。到1924年10月问，这场声势浩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便同国民会议运动汇合在一起了。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

    7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这是国民党最高政治指导机关，其任务是辅助总理，应付时局，策划政治之方针。委员会实行主席制，并由孙中山以总理名义直接委派委员组成。孙中山自任主席；鲍罗廷为高等顾问；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是：关于党事，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按照性质事前报告或事后请求追认；关于政治及外交问题，由总理或大元帅决定办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由蒋介石担任。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逐步演化为国民党的权力中枢。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定为常设机构，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的委员和候补委员若干人组成，实行主席团制。谭延闽代理主席。委员会内设秘书主任一人；秘书、人事员、书记若干人。负责决定国民政府的政治方针，并以国民政府名义执行之。中央政治委员会还先后在太原、广州、武汉、开封等地建立执行分会。

    以后，中央政治委员会改称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同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案》，明确规定了中央政治会议的职权范围，指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凡政治会议议决案，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并推定谭延闽、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46人为中政会委员。1931年国民党"四大"后，中政会由全体中央执委及监察委员组织；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及候补监察委员列席会议。中政会成员大多身有兼职，议决多有不便，为使权力集中，便废弃主席团制，采取首领制。并于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政治会议的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就中央委员中推定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委员十九人至二十五人组织之。"政治会议开会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出席。中政会不取表决方式，所得决议案多是主席集合众人意见概括进行决议。可见，其权力已集中于主席之手。中政会内设法制、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教育、土地、交通等9个专门委员会，以中央委员及对各委员会主管事项有专门研究的党员负责，并聘请专家当顾问，受政治会议的命令和主席、副主席的指挥监督，处理设计与审查事宜。此外，另设综合秘书处及秘书、机要、文书、事务四科。

    中政会具有国家政治机构的三大基本权力，即政策的制定、法律的制定和官吏的任命，因此，是国民党政治机构中最重要的机关。1928年制定的训政纲领规定：中政会有指导、监督国民政府国务施行的职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正及解释，由中政会决议并执行。1930年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会议案规定：中政会在"决定训政大计指导政府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中政会是党的隶属机关，但非处理党务机关；对于政府，是制定根本大计与政策方案的机关，但又非本身机关之一。中政会是介于党和政府之间的唯一链条。换言之，中政会在政治根本方案上，对党负责，而国民政府在执行政治方案上，对中政会负责，但在法规上仍为国家最高机关。设立中政会并赋予其权力的目的，是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实现"党治"。

    至1937年，中政会主席为汪精卫。其后，抗日战争爆发。为适应战争需要，1937年8月，中政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自1937年8月4日正式成立，至1939年1月29日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确定其代行中政会职权，统一指挥党、政、军三方面工作；不受法律约束，有命令权及对外作战时的决策权等。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恢复政治会议，即中政会。规定其职权为：掌握政纲、政策之实施；计划重要政治问题之处理方针及重要干部的决定等，其权力已置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之上，成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实行一党独裁的最高权力中枢。

    广州沙面工人罢工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全国工农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的政治大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局面，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起点。

    2月发生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后，工人运动进入低谷时期。广州沙面工人罢工前，"简直没有工人运动可言"。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工农运动的消沉局面很快发生变化。

    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积极支持工农运动。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对于农民、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还规定了"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的条目。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设立了工人部，由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左派领袖廖仲恺兼任工人部部长，中共广东区委工委书记共产党员冯菊坡、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长刘尔崧分任秘书和干事。工人部成立后，针对当时广州工人不到20万人，但工会就有160多个的问题，把整顿和统一工会组织，作为首要任务，发起了"劳工统一运动"。同时，中国共产党运用革命统一战线这一有利形式，广泛深入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努力影响、帮助和推动国民党所从事的群众运动。自此，工农运动在国民党管辖区具有合法地位，广东工人运动在新形势下取得蓬勃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5月1日上午，代表70多个进步工团的1000多名代表聚集在广州士敏土厂大元帅府，聆听孙中山关于《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的著名演说。孙中山指出，中国和中国工人阶级贫困的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侵略，并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要像英国、俄国的工人，担负国家的大责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以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下午，全体代表在教育会礼堂举行广州工人代表会议开幕式，大会通过了进一步统一工会组织等20个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刘尔崧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共产党员杨殷任顾问，共青团员孙律西为秘书。由此，广州工人运动拥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机构。广州工代会成立后，在工人中积极开展活动，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工人运动骨干，建立工人自己的武装——工团军，以对付反动势力的镇压；组织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夏秋之季，帝国主义支持广州大买办陈廉伯组织商团军，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组织所谓"商人政府"。帝国主义一面威胁孙中山不得"压迫"商团，一面对中国人民施加压力。7月，广州沙面租界帝国主义当局借口法国驻越南总督遇刺，突然宣布实行"新警律"。规定：从8月1日起，沙面华人出人，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粘主人照片，每晚9时后，华人非携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凡欧、美人、日本人、印度人、越南人等，均可自由出入。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也是对广东革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公开挑战，激起了广州工人及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对此，国民党右派主张妥协退让；国民党左派主张用强硬态度对付；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靠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来解决。于是，在充分准备、组织和发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广州工代会领导沙面洋务工人，于7月15日首先宣布罢工，表示坚决反对"新警律"，强烈要求沙面当局取消"新警律"。接着，全市各进步工会也以罢工形式起而响应，支持沙面洋务工人的反帝斗争。随即，沙面华警也举行罢岗作为支持。罢工表现了工人阶级"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的精神。

    罢工初期，帝国主义气焰十分嚣张，沙面英领事态度强硬，拒绝收回"新警律"。工代会便号召广州各界人民团结起来，组织沙面罢工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给罢工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大力援助。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也通电响应，并筹款表示支援，中国共产党帮助组织了"各界联合反抗沙面苛例大会"，委派共产党员及共青团员刘尔崧、施卜、孙律西等人参加工作。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也为罢工者捐献资金，派人慰劳工人并广泛宣传，有力支持了沙面工人罢工。随着罢工斗争的不断扩大，加之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罢工坚持到8月17日，帝国主义不得不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屈服。沙面英领事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其解决的条件是：（1）新警律取消，修改旧通行证。华人、外人一律平等。（2）通行证使用期一年或一年以上者附相片。（3）临时通行证不附相片。（4）每晚10时以前通行无证。（5）私家雇役一律复工，补发薪水。（6）公役一律复工补薪，惟巡捕许其自动辞职。（7）双方不得藉故报复。至此，沙面罢工取得彻底胜利，罢工工人复工。

    广州沙面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沙面罢工后，各地罢工事件不断发生，逐渐形成工人反帝运动的高涨局面。

    江浙战争

    9月3日至10月13日，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和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在江浙地区进行的军阀战争，又称齐卢之战。之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江浙之战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哨战。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增长。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野心勃勃，强迫徐世昌辞职，挟持黎元洪复总统位，继而又导演了逼宫逐黎、贿选总统的丑剧。直系势力的发展，尤其是曹锟贿选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全国各界及反直系势力的反对。这时，日本加紧扶助时任浙江督军的皖系军阀卢永祥，以对抗在美国势力控制下的江苏督军兼苏皖赣三省巡阅使的直系军阀齐燮元。而奉系军阀张作霖，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积极整顿军备、扩充实力；一面积极联合各派反直系军阀的力量，并与广东的孙中山、浙江的卢永祥形成反直系三角联盟。1923年6月，皖系卢永祥借助人民的反直系情绪，首先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反直三角联盟积极破坏曹锟、吴佩孚利用旧国会选举总统的举动，又商定把国会迁移上海，国会议员南下。卢永祥拨现款100万元，作为南下国会议员经费。7月14日，到上海的议员约200人举行移沪集会仪式，发表对内对外宣言，上海、杭州一带一时成为反直活动中心。同时，张作霖先后又拨款300万元，作为运动驻北京的冯玉祥及直系内部不满曹吴的将领的经费，共同进行倒曹吴活动。曹吴为打破反直三角联盟，决定支持江苏的齐燮元、福建的孙传芳，联合安徽、江西、湖北等地的直系势力，肃清东南仅存的皖系势力，然后集中力量进攻奉天的张作霖，以便各个击破，实现其武力统一的目的。江浙之战，实际上是直系与反直系势力矛盾发展的结果。

    这次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双方争夺富有军事、经济价值的上海；导火线是江苏的齐燮元不满浙江的卢永祥收容闽军藏致平、杨化昭残部。上海原属江苏，但长期以来为皖系军阀卢永祥所控制。这既有碍于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为原来占据江苏地盘的直系军阀齐燮元所不能容忍，他们时刻想收回上海。为争夺上海，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齐卢就曾不断发生冲突。1922年9月，皖系军阀徐树铮联合孙中山的部属许崇智、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驱走背皖附直的福建督军李厚基。1923年3月，孙传芳任福建督理，福建重为直系势力所控制。1924年间，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在福建依靠直系周荫人的部队驱逐皖系军阀王永泉，赶走了闽军藏致平、杨化昭部。藏、杨被迫由江西退人浙江，在浙江常山、玉山一带为卢永祥收编为浙江边防军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共一万余人。卢永祥派藏致平以参议名义督率边防军，任杨化昭为边防司令兼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扩充了自己的实力。这使得苏、齐倍感不安。齐燮元决定联合皖、赣、闽等省直系势力，向浙卢进攻，于是借口卢永祥收编藏、杨残部电请曹锟吴佩孚下令讨伐卢永祥。

    9月3日，齐燮元以收回淞沪地区管理权名义，进兵昆山、淞江、宜兴，江浙战争爆发。江浙战争双方的战略布署是：浙卢方面，卢永祥以浙江、上海和从福建人浙的藏、杨部队组成浙卢联军，自任总司令，分兵三路向苏齐进攻。第一路，淞沪镇守使何丰林率第十师及藏致平、杨化昭部，驻守上海，采取守势。何丰林、藏致平等任指挥。其防线为黄渡、浏河一线，这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第二路，在长兴、合溪一带，由陈乐山率第四师采取攻势，拟以全力攻宜兴、常州，以切断苏省铁路，直趋南京。同时，泗水一线，由驻守湖洲的湖嘉镇守使王宾担任指挥，以抵御驻广德的皖军进攻。第三路，由张载扬、潘国纲任正副司令，驻守江山，采取守势。共计三路总兵力约91万人。苏齐方面，齐燮元联合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军队组成四省联军，以朱熙率领第十九师驻守防沪宁前线，分兵四路向浙卢进攻。第一路攻上海，由宫邦铎率领一混成旅进驻镇江、丹阳一带；马玉仁部由淮阴调驻南通，威胁吴淞；白宝山部驻守海州待命；由宫邦铎、马玉仁等任指挥，其中又分三路：左路，由浏河、太仓攻吴淞；中路，由昆山、安亭直趋黄渡、南翔，沿沪宁线向上海进攻；右路，由安亭分兵攻青甫等地，直趋淞江，以切断浙、沪之间的联络。第二路，守宜兴，由陈调元任指挥；第三路，攻广德，由安徽省旅长王普担任，"由泗安直趋吴兴，北断长兴退路，南达杭州"。以上三路，由齐燮元任总司令，并亲率第六师吴佩孚派来的张允明混成旅和王桂林的武装警察，坐镇南京溧阳一带。第四路，攻仙霞岭，进攻浙江后方，由孙传芳任总司令。这四路总兵力共81万人，加之闽、浙、皖、赣各路援军，实力大大超过卢永祥。9月3日，齐燮元令官邦铎进攻昆山，战争开始。起初，浙卢联军进展比较顺利，但三方受敌，孤立无援。双方在嘉定、黄渡、太仓、浏河一带相对峙。但由于卢军第二路攻占宜兴进兵武进以击齐军之背的计划失败，局势变得对卢军不利。9月16日，浙江局势发生变化，由于皖、闽、赣军先后向浙卢军进攻以及浙江边防副司令张国威投降，孙传芳部从福建猛攻仙霞岭，占领衢州。9月17日，卢永祥在浙江省署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警务处长夏超代理省长职。18日，卢永祥发表"移沪督师"通电，被迫携浙江省长张载扬离杭州去上海，并将浙卢联军总司令部由杭州移至龙华，浙军退守淞沪，浙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19日，齐军攻占南翔；25日，孙传芳占嘉兴；10月9日，浙卢军退出淞江；13日，卢永祥被迫下野，偕同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逃往日本。随即，浙卢联军残部选皖系军阀徐树铮为总司令，继续同齐军对抗；10月15日，徐树铮被上海工部局软禁。至此，激战一余月的江浙战争以直系胜利和皖系失败而告终。

    江浙战争之后，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卢永祥浙江督办职务，卢部约5个师人马为孙传芳收编；任命齐燮元兼任淞沪护军使；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

    第二次直奉战争

    9月18日至11月3日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进行的军阀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英美支持下的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吴佩孚一面口称民主，鼓吹"法统重光"，一面坐镇洛阳，不断扩充兵力，极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力图削弱地方军阀。他自1923年起不断发动对湖南、四川、福建等省的战争，又勾结广东的陈炯明、邓本殷等，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权。1923年2月，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6月，直系军阀又演出了"逼宫"丑剧，随后曹锟以巨款贿赂议员当上了所谓总统。直系军阀的这一系列举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而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日本的支持下积极备战，蓄意复仇，酝酿一场新的战争。1924年9月，作为直奉战争前哨战的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为帮助浙江卢永祥反直，向山海关、热河一带增兵，决计进兵关内。9月15日，张作霖向曹锟发出电报以示挑战。于是，奉军趁江浙战争相持之时，集结了极大部分兵力于山海关、九门一线，准备在此给直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张作霖将部队兵分作三线：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由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组成联军，集中5万多精锐部队负责这一线；第二线沿热河南路，向朝阳、凌源、冷口一线进军，由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负责；第三线沿热河北路，向建平，平泉一线进军，由第五军（军长吴俊升、副军长汤玉麟）、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为主，负责这一线的进攻。三线之外还有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阚朝玺）在锦州一线作为总预备队。四路奉军共计兵力约25万人。

    奉军发动进攻之后，曹锟急电吴佩孚人京主持作战布署。9月17日吴佩孚抵京，第二天，北京政府发布讨奉令，委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直军的战略方针是将奉军的主力部队诱至山海关方面，同时另有部队在海军的掩护下从海面迂回，在绥中、葫芦岛一带登陆，与先前部队形成围攻奉军之势，而将其歼灭。为此，吴佩孚将所部编为三个军，以针对张作霖的三线进攻：第一军以彭寿莘为总司令，王维城、董政园为副司令，率曹、吴嫡系主力的大部分沿京奉线出发，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奉军主力；第二军以王怀庆为总司令，米振标为副司令，率原驻热河各军出喜峰口经平泉向朝阳方面进攻，以迎击奉军于热河南路；第三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张之江、李鸣钟为副司令，由古北口经滦平、承德、赤峰向开鲁前进，以迎击奉军于热河北路。此外，以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以曹镆、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鄂、阎治堂、张治公、李治云、潘鸿钧、谭庆林为十路援军司令，分别统率直、鲁、豫、鄂、陕、川等援军。

    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首先在热河地区展开。奉军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在热河一带进军迅速，22日攻占朝阳，30日即占领凌源，并且此时的先头部队已伸至冷口附近，同时，骑兵团在占领阜新、建平等地后直趋赤峰。直系第二路王怀庆部不敌奉军，溃不成军。

    这次战争的主战场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摆开。直奉双方均在此配备了各自的嫡系精锐部队，战斗异常激烈。10月初，奉军向直军发起全线进攻，但由于直军事先占领有利地形。奉军急攻不下，双方都伤亡惨重。10月7日，奉军趁直军不备，首先突破黄土岭口，随后攻克九门口。吴佩孚遂于10月12日亲自率领直辖劲旅第三师前往山海关督战。在九门口、石门寨、三道关等地，双方展开一场大战，死伤1万多人。奉军仍以猛烈炮火全线进攻，先后攻克石门寨、山海关等地，并于17日进入长城。直系处于被动之势。吴佩孚于是改变登陆计划，以舰队海运3万精锐在秦皇岛登陆，企图挽回颓势。正当直奉两军激战于山海关之时，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举动大吃一惊，立即在秦皇岛车站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把山海关的军事交由张福来、彭寿莘负责。奉军趁留驻山海关的直系主力军心动摇之时，又发起全线出击，断绝了直军的后方通路，将其包围在山海关和秦皇岛之间。10月28日，除张福来、靳云鄂部相继搭乘轮船从秦皇岛运出万余人外，其余8万被困的直军均做了俘虏。

    吴佩孚将山海关一带军务转交后，自己率部队回天津讨伐冯玉祥。当他听到直军在秦皇岛的败局之后，将部队集中于北仓、杨村、军粮城一线，并致电江苏、浙江、湖北、河南等省，向其求援，准备先平定冯玉祥部队，再讨伐张作霖，以便挽回局面。而此时，山西阎锡山宣布中立，并出兵石家庄，切断了京汉铁路的交通，豫、鄂等省援军因此被阻不能北上。接着，皖系山东督军郑士琦于11月1日宣布武装中立，派兵南下炸毁津浦路韩庄附近铁路，阻止江、浙援吴的直军北上；还出兵到沧州、马厂，阻止吴佩孚通过山东南下。这样，吴佩孚腹背受敌，又无援军，败局已定。11月2日，冯玉祥所部攻占杨村和北仓，吴军司令部被迫撤至军粮城。这时，奉军又攻占了唐山、芦山，而在山海关一带的20万直军已于10月31日被奉军全歼。吴佩孚走投无路，不得不于11月3日率其残部3000余人登上装甲运输舰从天津大沽口南逃长江流域。历时50余天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此结束。

    战后，冯玉祥和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出现了国民军、奉系和皖系三种势力共同执掌北京中央政权的局面。

    平定商团叛乱

    10月15日，广东革命军镇压由帝国主义唆使的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等策划的反革命叛乱的事件。又被称为平定商团叛乱事件。

    清末民初，时局动乱，广州社会治安不靖。商人为保护经营与生命财产安全，组织了商人武装进行自卫，1912年广州商团因此成立。商团成立之初，由资本家、店老板及主要店员司理、掌柜等40人组成。每周集中操练，参加者备价购领枪支，主要任务是协助警察站岗，维持市面秩序，纯属商人自卫性组织。陈廉伯最初为商团理财科主任，管理商团财务。为博得商人拥护，攫取权位，他主动垫支数万元办理团务，终于1919年被选为商团团长，掌握了商团实权。1921年，广州商团扩充到400余人，市内设总团，下设10个分团。同时与佛山、江门、顺德、九江、肇庆等地商团勾结，到1923年已发展到3000余人。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广东成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英帝国主义首先起来反对革命政府，它一方面支持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准备从外部向广州进攻；另一方面唆使陈廉伯运动商团从内部颠覆广东革命政权。英帝国主义分子煽动已人英国籍的陈廉伯说："如果你能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于是，陈廉伯从1924年5月开始，以商人自卫为口号，积极扩建商团武装，势力迅速扩大，"北通曹、吴，东连陈炯明"，并勾结佛山大地主、国民党右派陈恭受的乡团和商团，利用沙面租界作为反革命基地，准备发动叛乱，妄图推翻革命政权，建立"商人政府"。5月下旬，广州市政厅公布"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陈廉伯趁机指使商人向广东革命政府"请愿"，反对抽收铺底捐，并声言如达不到目的就举行罢市。5月26日，广东省长、广州市长被迫发出布告，宣布取消"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5月27日，广州商团召开有108埠商团代表300余人参加的广东省商团代表会议，决定于8月13日成立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推选陈廉伯为总团长。会上还通过多项议案，主要是购置武装巡舰案；筹设商团军制弹厂案；组织商团军学校和讲习所案；筹组商团公立银行案；联防总部下设军事参谋案及联络各属分团案等。

    7、8月间，陈廉伯向英商购买大批枪械后，托粤汉路总理许崇灏，向政府请求发给购枪护照，革命政府军政部长程潜于8月4日将护照交给陈廉伯。护照注明要在40日以后生效，可是8月8日，就有悬挂挪威旗的丹麦船"哈佛号"满载军火入口，10日，孙中山下令黄埔军校扣留全部枪械。经查验，计有"七九"步枪4850支，子弹215万发，驳壳枪4330支，子弹206万发，手枪660支，子弹165000发，价值百余万元。枪支数目大大超过护照上规定数目，广东政府决定悉数没收。11日，孙中山手谕大本营军政部吊销该项军火入口护照。同时下令禁止商团军联防总部成立。陈廉伯原定于8月13日就任商团军联防总部总长职，此时闻风一面辞职，伪称赴港，一面指使爪牙煽动商民反对政府。13日，商团不顾政府警告，举行庆祝联防总部成立的活动。14日，商团代表千余人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政府无条件发还被扣枪械，否则将罢市。孙中山接见了代表，指出这些枪械无论枪支数目还是运到日期均与护照不符，这批军火"不是私运，便是顶包"，应待查明处理。同时指出政府正在调查陈廉伯策划颠覆政府的阴谋，劝代表转告商人，勿为陈廉伯所愚弄。可是陈廉伯于18日又煽动银钱业罢市，拒收政府银行纸币。20日，孙中山令广东省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随后又下令通缉另一商团首领佛山大地主陈恭受。8月21日。商团总部迁往佛山，由陈恭受主持。陈恭受召集各埠商团在佛山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同时罢市。22日，佛山首先罢市。23日，陈恭受向孙中山提出三项要求：（1）扣械全部无条件发还；（2）准许商团成立联防总部；（3）取消革命政府对陈廉伯的通缉令。25日，在陈廉伯及其党羽煽动下，广州有100多处罢市。之后，各大商号悬挂英法国旗，商团军还散发反革命传单，并通电各县商团驱逐县长，宣布独立。这时，英帝国主义也公开出面支持商团叛乱。8月28日，9艘英舰驶入白鹅潭，并将炮口指向孙中山大元帅府。当晚，领事团向省长廖仲恺提出"警告"。29日，英驻广州总领事再向大元帅府发出最后通牒，公然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海军即以全力以待之。"面对商团公开反抗政府的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主张对反革命商团必须进行坚决镇压。8月21日，《向导》周刊发表文章，指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应该是：第一步解散商团军，第二部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是北伐。"革命政府若不能解散商团军，一旦东江或北江军事失利，第二次以枪弹‘请孙下野’便是商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广州的工农群众纷纷要求政府镇压反革命商团。8月24日，广州两万工人集会声讨陈廉伯、陈恭受，反对罢市，誓作政府后盾。29日，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800余人向大元帅请愿，要求明令讨伐商团。面对商团威逼商人罢市以饿死市民使政府屈服的企图，广州市劳动人民立即推举代表会集于省长公署，组织管理粮食的平祟委员会，准备接管粮食及其它生活必需品，以对付商团罢市威胁。

    在中国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支持和影响下，孙中山决定对商团的反革命行为采取镇压政策。8月24日，孙中山调兵入省，宣布广州戒严，以对付商团叛乱活动。26日，在大本营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上，孙中山主张以武力解决商团反革命活动，强制商人开市。同日，又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命令，责成商店复业，否则将没收枪械并予严办。当8月29日英驻粤领事对广州政府进行恫吓时，孙中山立即于9月1日发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严厉指责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广东革命政府中的汪精卫、伍朝枢、胡汉民、许崇智等认为应"和平解决"。驻在广州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第二师师长廖行超竟以第三者的姿态进行所谓调停，谋求妥协，并于8月29日与商团订立了六项条件：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大元帅府，服从政府，政府即取消通缉令，发还封产；商团枪械由范石生、廖行超担保按照军政部护照规定数目发还；商团联防总部改组，受省长节制，其细则于7日内公布，但呈请立案，有不完备处，由范石生、廖行超调节，要求立案；各商店一律于29日复业，军队于复业后解严，其在扣械风潮发生后凋省军队，一律开回原防；商团报效军费50万元，于领械时交纳；如联防总部具呈，7日内未能立案，由范石生、廖行超担保于7日内将全部械弹点交商团公所收领。商团和范石生等还以"宣布独立"和调兵人省要挟孙中山接受上述条件。同一天，廖仲恺则因严办商团主张受阻，向孙中山面辞广东省长职。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北伐。5日，发表《大元帅出师对粤宣言》，亲往韶关，督师北伐。9月15日，陈廉伯通电拥护政府，但没有表示悔过，因此扣械未发还。商团借机攻击政府，散发反动传单，并酝酿第二次总罢市。9月下旬，陈廉伯指使广州买办商人、豪绅地主集会攻击政府，并致电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是"破坏国际善意的叛徒"。对商团的反革命行径，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采取完全妥协态度。9月20日，胡汉民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发还其被封财产。10月3日，又决定发还部分枪械。商团见政府软弱可欺，又于10月4日在佛山召开全省188个县商团代表大会，决定于10月10日"双十节"发动全省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省请愿。"双十节"前，广州盛传商团要发动武装叛乱，陈炯明、林虎、洪兆麟等反动武装准备从石龙、东莞袭击虎门与商团会师。9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通牒。9日晚，孙中山令蒋介石依照胡汉民转呈广州市长兼全省民团督办李福林所拟妥协办法发还商团枪械50支，条件是商团交20万元捐税。10日，胡汉民、李福林等于清晨派人赴黄埔将枪械4000支交还商团。商团见政府继续让步，认为叛乱时机成熟，事先招收两三千土匪假充商团，企图在"双十节"收回枪支时叛乱，对政府进行武装威胁。10日，广州市商店在商团号令下罢市。

    为打击反革命气焰，10日下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组织领导下，广州反帝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联合会、民族解放协会等30个团体，约万余人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大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中国民族独立万岁"、"复活辛亥革命精神"等口号。3点钟会议结束，当各团体结队游行示威到太平南路时，商团军向徒手游行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20余人，伤者百余人。12日，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野"等反动标语。这时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准备配合商团军进攻广州。在这紧急关头。中共广州地方委员会发表《告民众书》；参加游行的团体也组织"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发出通电，"誓为政府后盾"，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及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纷纷表示愿尽一切力量随时准备对商团军作战。孙中山决心采取断然措施。10月10日，他在韶关大本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次日。特派廖仲恺、谭平山、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两党人士为全权委员处理商团问题。同时电饬胡汉民及各军司令，指出对商团叛乱不得"再事姑息"。13日，商团又在沙面秘密集会，阴谋扩大叛乱。这时，孙中山一面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一面令韶关警卫军及湘军、粤军各一部，连夜赶回广州戡乱。

    月14日，商团军在陈廉伯的指使下，集中全市商团军枪支，占据广州西关进行顽抗。他们架起天桥，修筑炮台，用铁栅封锁街道，把广州分割为城内和西关两部分，以武力控制西关，从14日晚到15日晨向政府军开枪扫射。15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警卫军、黄埔军校学生与桂、湘、豫、粤等各军分五路包围西关，勒令商团军缴械。经数小时激战，政府军完全占领西关地区，将商团军全部歼灭，商团军首恶分子逃往香港，各地商团也都被迫缴械。16日，政府发出安民布告，从17日起，全市商店一律开业。至此，由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军阀相勾结，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权的一场叛乱被彻底粉碎。

    北京政变

    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发动政变的事件。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曾任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陕西督军，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任河南督军。1922年11月，北京政府依照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意图，调任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移驻北京。冯玉祥在部队编制、军饷方面受到吴的排挤，冯、吴矛盾激化。因此，在当时中国民主革命势力影响下开始倾向革命的冯玉祥暗中同对吴不满的直系将领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反直。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命令冯玉祥率部赴热河迎击奉军。10月初，冯部在热河前线古北口与张作霖代表马炳南密谈合作反直办法，达成联合反直协议。双方约定：第一，推倒曹锟、吴佩孚后，奉军不得入关；第二。事成之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随后，奉军将进攻赤蜂的大部分兵力用于加强山海关一线，向吴佩孚的主力进攻，从而使直军在整个战局方面日益陷于不利地位。10月7日，奉军乘直军不备，抢攻突破直军关键阵地九门口，迫使吴佩孚亲率精锐增防山海关战场。10月19日，冯玉祥于滦平接到直系总参谋长张方严打来的急电，催促冯部迅速前进，电中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之语。这时，冯军留守北京司令兼兵站总监蒋鸿遇亦电告冯玉祥："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三师悉数调往前方增援。"根据这些情况，冯认为反直时机已经成熟，遂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回师北京，推倒曹、吴北京政权。

    月21日行动开始。冯部由古北口昼夜兼程，并于23日凌晨2时许，在孙岳部配合下，一枪未放，迅速占据了北京城内城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要道、通讯机关；并派兵包围总统府，软禁了曹锟，接管了北京全城防务，发动了北京政变。至此，直系控制的中央政权迅速瓦解。当日，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米振标等联名通电，主张停战言和，呼吁各方对一切政治善后问题"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并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

    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紧急政治军事会议，胡景翼、孙岳、黄郛、王承斌、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各部高级将领、幕僚2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首先讨论改革政治问题，一致认为孙中山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但会议又主张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在孙、段人京前，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处理政府有关事宜。在讨论军事问题时，会议决定正式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暂编三个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冯玉祥计划由孙中山主持政务、段祺瑞主持军事，为此，冯玉祥等在会后联名电请段祺瑞任国民军大元帅，以便联合反直同盟的关系。同日，国民军向全国颁布了"愿与邦人君子共同讨论"的《建国大纲》五条：第一，打破雇佣式体制，建设极清廉政府；第二，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第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求民稳；第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掠夺欺诈行为；第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

    在国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曹锟被迫于10月24日下令：（1）前敌停战；（2）撤销讨逆军正、副总司令等职衔；（3）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改派为督办青海屯垦事宜。10月25日，吴佩孚通电否认曹锟的命令，并将前线军务交给张福来负责，自己率部回天津讨伐冯玉祥。同日，冯玉祥移驻城内，设国民军总司令部于旗檀寺，指挥讨吴事宜；令张之江等率部沿京奉线攻张庄；刘郁芬旅由北面绕攻杨村；命谷良友部迂回至北仓一带；胡景翼部并加派国民一军部队向天津东北地区进攻，以便围歼直军。又派孙岳长趋保定，解决曹世杰部，以阻其北上援吴，这就形成了张、冯联合攻吴的局面。10月28日，国民军胡景翼部和奉军占领滦州，驻山海关和秦皇岛的直军被围困，直军张福来、靳云鹗部除搭乘轮船从秦皇岛运出万余人外，其余8万人均被俘虏。同日，阎锡山占领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直系援军北上，接着，山东郑士琦截断津浦铁路，宣布中立，堵截由徐州北上的援军，并阻止败退的直军取道山东撤退。这样，吴佩孚腹背受敌，又无援军，败局已定。

    吴佩孚的失败，使曹锟对吴进京的希望破灭。10月31日，曹锟批准颜惠庆内阁辞职，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11月2日，曹锟宣布辞职，以黄郛为总理的摄政内阁宣告成立。这个内阁的成员是：国务总理黄郛兼交通总长、外交总长王正廷兼财政总长、内政总长王永江、陆军总长李书城、海军总长杜锡硅、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王遁斌、教育总长易培基。11月4日，摄政内阁根据冯玉祥提议，召开会议，修改《关于清帝逊位后之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11月5日，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带人到故宫宣布优待条例，限令溥仪即日迁出宫禁。当日下午，溥仪和少数皇室人员及太监、宫女等移居什刹海"醇亲王"府。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为增强国民军实力，积极寻求苏联方面援助。1924年12月底，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胡景翼邀请苏驻华大使加拉罕到开封，商谈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武器援助问题。1925年初，北方国民军指挥部根据李大钊等人的建议，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专家和武器的请求。冯玉祥也亲自向鲍罗廷和加拉罕提出同样要求。1925年初，苏联政府应国民军请求，派出以普纳特和普里马科夫为首的军事顾问组，分驻张家口和开封市，协助国民军建立炮兵、步兵和骑兵学校。

    冯玉祥倾向革命的改革措施，引起各派军阀的不安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也不断对其施加压力，致使冯玉祥控制的黄郛摄政内阁难以维持。加之奉军在推倒曹、吴后背弃了"奉军不得人关"的言诺，冯、张矛盾尖锐起来。张作霖也对于摄政内阁表示不满，因此奉系内阁成员王永江、王翅斌迟迟不肯来京就职。各省直系军阀在南京组织的十省大同盟也不承认摄政内阁。这个内阁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欢迎。1924年11月14日，黄郛为内阁成立设宴招待外交团，竞遭到谢绝。此外，北洋军阀和官僚们及帝国主义也对驱逐溥仪出宫问题提出非议。段祺瑞还专门打电报责备冯玉祥说："于优待条件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年11月21日，段祺瑞通电就任临时执政，于第二天入京。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宣布就职，黄郛的摄政内阁遂告结束。段祺瑞临时政府是作为奉系势力庇护下的军阀政权，因段祺瑞和张作霖联合排挤冯玉祥，迫使其不得不先后于11月25日、12月3日、12月5日连续三次提出辞职。12月12日，冯玉祥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并解除总司令职权。段祺瑞趁机委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1925年1月，冯玉祥去张家口就职。轰动一时的北京政变，终于以皖系和奉系的卷土重来而告终。

    溥仪出宫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直系曹吴政权。11月2日，以黄郛为总理的摄政内阁宣告成立。当时北京局面混乱，少数保皇党人乘机活动。冯玉祥决定把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由此引发驱逐溥仪出宫事件。

    武昌起义之后，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曾答应清室几项优待条件：（1）大清帝国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2）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400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400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3）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民国成立后，清废帝溥仪依旧盘踞故宫，在宫内仍然保持着清朝的礼仪制度，不奉民国正朔，俨然为国中之国。甚至在民国总统接替的时候，还要派遣专使前往清官致送国书，问候皇帝安好。这种怪现象不仅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而且溥仪也成为封建顽固势力复辟帝制的工具。

    鉴于此，黄郛摄政内阁成立后，冯玉祥立即向内阁提出驱逐清废帝出宫的建议。黄郛连夜召开会议，就此讨论并通过了新的优待清室的条例。这个条例由张耀曾起草，经黄郛修改定稿。条例规定：（1）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的权利。（2）自本条例修改后，国民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并待支出200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3）清室应按照原来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国民政府仍负保护责任。（4）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5）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摄政内阁作出决定后，便派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卫总监张璧与社会名流李煜瀛前往故宫执行任务。

    月5日晨，鹿钟麟命令士兵割断故宫电话，并在外围布置好军警，然后率领20名士兵进入神武门，每通过一门就分置军警监视故宫内的值班卫士，不许他们随意走动。当鹿钟麟等走进溥仪住宅时，清室正召开御前会议，内务府大臣绍英出来迎接。鹿钟麟等拿出国务院新修改的优待清室条例请他转达，并要求溥仪立即迁出宫外。绍英迫不得已，只得入告溥仪，但他仍往返数次希望事情有所转机。面对国民军架设在景山上的大炮，溥仪不得不答应立即迁出宫外。但敬懿、荣惠两位太妃拖延不走。鹿钟麟便允许她们可推迟到下午3点搬出。在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陪同之下，溥仪离开故宫，被送到后海甘水桥旧醇王府邸。随同溥仪一起的有溥仪叔父载泽、载涛和岳父荣源等人。

    月10日，国务院对驱逐溥仪出宫发出通电："盖自晚清逊政，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襄年对优待条件三订，原所不得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善保护，……至于清室财物，业经奉令由国务院聘请公正耆绅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共组一委员会，将所有物件分别公私，妥为处置。其应归公有者，拟一一编号，分存于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中，俾垂久远，而昭大信，……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即电布闻，敬祈照察。"根据通电，为了清理故宫文物，国务院组织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设委员14人。其中清室方面有绍英、载润、耆龄、崇熙4人，民国方面有汪精卫、俞同奎、沈兼士、范源濂、鹿钟麟、张璧、李石曾等人。李石曾以委员长名义聘请专门委员，清查官内所藏各种器物，分清公产与私产以便分别移交。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一事，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北京平民拍手称快，全城悬挂国旗表示庆祝，而清朝王宫贵族、遗老遗少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四处奔走营救溥仪，内务府大臣郑孝胥主张向日本大使馆请求派兵保护溥仪至东交民巷避难。载涛和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拜访了担任驻华外交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希望他能联合其它国家的公使出面干涉。随后，又拜访英、法、比、意等国使馆请求援助，内务府大臣宝熙走访了蒙古王公，载沣、载涛等还联名写信派人送到奉天向张作霖求救。清朝遗老冯恕到天津求救于段祺瑞。另外，还有一部分遗老分别向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清朝旧臣求援，通过他们向当地的军、政、报界以及社会团体进行呼吁，要求恢复溥仪的自由。清室活动竟收到段祺瑞由天津发来的电报，指责冯玉祥："顷闻皇室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室逊位，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条件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张作霖也表示与段祺瑞相同之意见。而孙中山则对冯玉祥表示嘉许，致电说："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英国、日本、荷兰三国公使为溥仪出宫事件走访摄政内阁的外交总长王正廷。英国公使罗纳德·麦克立爵士表示，英国国王乔治"十分挂念年青的中国皇帝的人身安全，英国皇室与这个皇族曾是友好的"。日本公使也表示"他的天皇内心里也激荡着同样的感情"。英国公使告诉王正廷，"假使前任皇帝遭受任何危害，那么各国列强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将大为减低，因为这将涉及到中国政府与前皇帝于1912年所签订的协议中有关给予中国皇帝和皇族的优惠待遇的条款"。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回答："政府会采取防范措施，不会使前皇帝人身和私有财产受到损伤。"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甚至认为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是受布尔什维克的策动。他们说："这里有一些可靠人士确信，上述行动是布尔什维克策动并通过国民党干的，其目的是为了根除君主制的复辟和进一步掀起反帝排外情绪。"面对段祺瑞等人的指责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干涉和攻击，冯玉祥声称："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正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所告天下后世而无愧。"溥仪被逐出宫，不仅铲除了复辟的祸根，而且对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和保护珍贵历史文物都有重要意义。

    孙中山北上

    10月，北京政变后，为直系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权迅速崩溃，冯玉祥于10月25日在北苑举行政治军事会议，并发出主和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建国统一大事，并提出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又电请孙中山早日人京。

    月30日，孙中山从韶关大本营返抵广州，主持会议部署北上事宜：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理行使大元帅职权；谭延闽任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负责大本营事务。11月4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为北上事宜通告军民，表示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离粤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并于10日发表了《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

    在这个宣言中，孙中山揭示了国民革命的目的及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即人民掌握武装以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复述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提出的政纲；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造成独立自由国家的政治主张。同时指出，"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因此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孙中山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8月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召集国民会议之前，主张先召集预备会议，以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办法等。孙中山还提出在召开国民会议之前，应完全赦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并着重强调人民应直接参与政治，保证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的自由，有提出议案及讨论的自由。在《宣言》结尾，他热诚地宣告："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时局宣言》发表后，11月13日，孙中山抱病偕夫人宋庆龄以及随行人员汪精卫、邵元冲、李烈钧、陈友仁、黄昌谷、韦玉、朱和中、邓彦华、马湘等乘永丰舰离粤北上。途经黄埔时，孙中山检阅了军校学生的演习。14日抵香港，旋即改乘日本邮船"春阳丸"赴上海。17日，"春阳丸"抵吴淞口，在上海登岸后，受到于右任、戴季陶、宋子文等人的欢迎，段祺瑞、冯玉祥、齐燮元也派代表到码头迎候。

    孙中山在上海接见了各界人士，并于11月19日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招待了新闻记者，指出此次北上的目的是"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使全国人民能够"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他说："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久治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提出两条措施：第一，以现有的团体为基础，派出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公开解决全国大事；第二，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日，孙中山离开上海。由于当时北上铁路中断，北方航线没有船只，孙中山取道日本去北京。23日抵长崎。日本新闻界、政学界人士及留日中国学生300余人前往欢迎。23日晚7时半其一行离开长崎，于24日下午2时抵达神户。11月25日上午，孙中山在下榻的东方饭店对旅居东京、大阪、神户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发表演说，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国内形势，特别介绍了平定商团叛乱的经过。他在演说中进一步强调，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

    月30日上午，孙中山一行乘"北岭丸"轮船由神户启程向天津进发。12月4日晨，抵达大沽口。中午，轮船停靠在法租界美昌码头（今营口道东口），受到天津各界50多个团体2万余人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和宋庆龄登岸后，乘马车前往日租界张园行馆。下午3时，孙中山前往曹家花园对张作霖作礼节性访问。同时江浩、马千里、于方舟等到孙中山下榻处，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商议邀请孙中山演讲和会见群众等事项。晚上，天津市民举行茶话会欢迎孙中山，但他因病未能赴会，只得派代表出席。12月6日，马千里、邓颖超、宋则久等10人代表天津市民前往张园慰问孙中山，孙中山派代表接见了他们。12月18日，孙中山在天津发表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乃在为人民之利益而谋中国之自由和独立，帝国主义者陷我国为半殖民地，吾人起而反抗之"。他在历数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摧残革命的罪行之后说，革命要获得成功，军阀与帝国主义"必须毁灭而无疑"。

    孙中山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使段祺瑞政府十分恐慌，12月18日，段祺瑞政府派叶恭绰、许世英为代表赴津敦请孙中山从速进京。其目的一方面是企图利用孙中山来转移全国人民的斗争目标，缓和正在各地展开的国民会议运动；另方面是企图软化孙中山，劝他不要"过于激烈"，以免引起"列强干涉"。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叶、许二人，当得知段祺瑞为取得帝国主义支持，发表致外国使团书，承认不平等条约，维持帝国主义既得利益和统治特权时，孙中山震怒之下，肝病加剧，脉搏每分钟120次以上。为及时得到治疗，孙中山听从"医生劝告"，"与疾人都，选择医疗"。

    月31日，孙中山抱病人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北京各界群众10万人的热烈欢迎。这时，孙中山病情已十分严重，无法向群众发表演讲，只好向北京市民发表书面谈话和散发《人京宣言》，以阐述北上目的。《入京宣言》指出："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洲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位。因而救国之责，尤不容缓。至于救国之道多端，当向诸君缕述。惟今以抱恙，不得不稍候异日。"孙中山人京后下榻北京饭店，其随行人员寓居于段祺瑞准备的行馆，即铁狮子胡同五号前国务总理顾维钧的住宅。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病势加重，被送人了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国民会议运动

    1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人民革命运动。

    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指出："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11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重申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希望国民党努力号召全国人民团体，促成召开国民会议；在国民会议产生的正式政府未成立前，以国民会议预备会为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代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时还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十三项最低限度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解释这一主张时，明确地谈到这是为彻底的国民革命而准备自己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号召，得到孙中山的积极支持和全国人民的响应。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了对内推倒封建军阀，对外推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以造成独立自由的国家的政治主张；并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召集国民会议前，先召集有"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等9个方面代表的预备会议，以"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召集日期及选举办法等"。11月中旬，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先后两次就派遣宣传员问题对13个省区的军民长官发出通电，要求对宣传员惠予接洽。国民党中央根据孙中山的指示，派出宣传员与各省区人民团体联系，发动各阶层人民投入国民会议运动。

    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联络各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尽量吸收广大劳动群众和中小商人参加，使之成为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众团体。1924年11月到12月间，上海、南京、徐州、广州、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北京、天津、济南、石家庄、张家口等地人民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积极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或筹备处。1924年11月22日，上海各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发表《对时局之意见》，主张召开全国国民代表会议。23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上海粤侨工界联合会、旅沪广东自治会、女子参政协会、天潼福德两路商界联合会、吴淞路商界联合会、上海市民协会、上海工商联合会、上海店员联合会、劳工青年会、上海大学学生会、大夏大学学生会等62个团体发表通电，"赞成孙中山之政见"，希望"全国公团一致赞助"。25日，上海各公团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成立。26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学生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权、教育权、司法权，保护工农利益，废除治安警察及一切妨碍人民集会、出版、言论自由之法律。12月14日，上海143个团体联合举行大会，正式成立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推举邵力子、陈广海、郭景仁、刘清扬、向警予等21人为促成会委员。大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废督裁兵、召开上海国民会议、选举市长等16条要求。同时，上海女界也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到12月中旬。已有150多个团体加入了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1924年12月20日，广东200多个团体举行盛大集会，宣告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会后举行了10万多人的盛大游行。12月26日，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劳工青年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平民教育研究社等27个工团代表发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并成了筹备会。29日，该会发出通电，发起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1月4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正式成立。陆续加入的有北京学生联合会、全国农会、全国大学生联合会、北京教育会等300多个团体。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选出顾孟余等40人为干事，并推举顾孟余、朱务善为总务主任；杨理恒、胡南湖为交际主任；于国珍为会计主任。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接受各地委托，担负筹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总会的任务，通电全国各省、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各派人员，于1月15日前到北京商讨成立总会事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山东、热河、汉口、徐州、广州、天津、保定、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张家口、厦门、宁波、九江、吉安、三原、南京、长沙等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一些边远地区也行动起来，如绥德成立了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下设十一个分会；甘肃陇南国民会议促成会、川南国民会议促成会也相继成立。

    国民会议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工人阶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工人代表会、香港工团总会、汉冶萍总工会等工会组织都发表了通电，表示赞成召开国民会议，号召工人群众积极投身进去。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工人阶级参加国民会议的问题。大会的决议提出：工人阶级应本着"主人翁的资格"去参加国民会议。此外，旅居日本的华侨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以下四点决议：（1）通电全国反对善后会议；（2）致电孙中山先生坚持到底，同仁誓作后盾；（3）致电段祺瑞立即召集以民为本之预备会议，取消善后会议；（4）电催各埠国民会议促成会迅速组织全国总会，并预备自行召集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预备会议。

    国民会议运动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它的目标是：对内建立人民政权，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必然遭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反对。因此，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2月6日发表《外崇国信宣言》，以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又于24日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企图抵制国民会议的召开；并最终在1925年2月1日悍然召开了"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各地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集会，声讨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发表通电、宣言，指责"善后会议"纯为分赃式的会议，只代表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之利益。为反对"善后会议"，由孙中山与李大钊联名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很快在北京召开。

    3月1日上午9时，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长街的北京教育会举行。到会代表229人，列席代表100余人，代表了20多个省、120多个地区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中包括：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员、学生、商人、新闻记者、律师、民族资本家等。大会选举顾孟余、王乐平、朱务善、江著文、赵世炎、胡南湖、曾醒、李天和、刘候武9人组成主席团，安体诚、郭景仁为正副秘书长。国民会议促成会是全国民众代表的一次政治集会，目的是揭露"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任务是促成召开真正的国民会议。会议决定讨论国际问题、国内问题、财政问题和国民会议运动问题，组成了4个相应的专门委员会。大会聘请汪精卫、于右任为国际问题委员会正、副委员长；戴季陶、邵元冲为国内问题委员会正、副委员长；顾孟余、康有壬为财政问题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吴稚晖、李大钊为国民会议运动问题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各专门委员会在详尽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分别向大会提出报告。国际问题委员会讨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及特权问题等16个问题，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入史"，"欲谋中国民族之独立与自由"，必须"将已经为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掠夺去的国家权力，完全收归在集体人民手里‘，"国民会议就是恢复国家权力的机关"，"它将代表人民向帝国主义作战，取消不平等条约"。国内问题委员会讨论了"军阀军队与内乱"、"人民自由"等9个问题，指出："经济方案惟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国民革命"，"废除一切警治和军治"。财政问题委员会提出"十年的外债停付，留待国民会议解决其用途"，同时警告中外银行，"不得再借债与政府"。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着重讨论了善后会议产生的"国民代表会议"应持的态度，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大纲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方针。大会还决定成立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执行委员会，推进国民会议运动。4月16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17日，总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顾孟余、王乐平、邓鹤鸣、苏南等21人为执行委员；顾孟余、朱务善、王乐平、郭景仁、苏兆征、刘清扬、江著元7人为常务委员。

    由于当时反动军阀还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国民会议运动不可能促成人民政权的建立。但是，这次运动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假民主、实专制的反动嘴脸，对于组织和引导人民群众参加政治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现代评论》周刊创刊

    《现代评论》周刊于1924年12月23日创刊于北京，1928年10月29日终刊，共出9卷209期。在6卷137期之后，出版地由北京移至上海。它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教育、科学、文艺等各个方面；其基本政治倾向，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

    《现代评论》的出版是与当时中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紧密相联的。五四运动之后，人民革命运动发展，新文化运动不断前进，新文学也从一般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队伍并出现了不同流派。1922年以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许多共产党人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努力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酝酿和倡导建立革命文艺理论，同时他们号召进步文化界联合起来，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反动势力的仇视，为了阻挠新文化的传播作用，他们网罗了一批留过学出过洋的帮闲文人，让这些人挟"精通西学"的名义，来做旧势力的维护者。《现代评论》就是以这样一些帮闲文人为骨干创办的，这批人，也就因此而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其代表人物为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唐有壬等，多为资产阶级右翼文人。

    现代评论派以自由主义为伪装，实际有些人是同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右派相联系。胡适是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陈西滢、徐志摩、唐有壬也是主要撰稿人，同时，陈西滢担任编辑。

    《现代评论》得到了北洋军阀政府、大银行家和国民党右派的资助。筹办《现代评论》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之手，一部分是通过王世杰（主编）的关系，取得国民党胡汉民派支持而得到的，一部分是由中国北方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金城银行以广告费形式提供的。鲁迅称《现代评论》为"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也是由此得来的。

    《现代评论》全力宣传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对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主张。宣扬封建的买办的文化思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辩护。同时制造各种"流言"、"闲话"，诬蔑、攻击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帝国主义、军阀政府镇压人民革命制造舆论。

    《现代评论》顽固地站在维护段祺瑞政权的立场上，反对当时的人民革命斗争，攻击鲁迅等进步人士争取民主的言论。《现代评论》极力为段祺瑞的御用善后会议捧场。善后会议是军阀与官僚进行政治分赃和利益合作的会议，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但《现代评论》却连续发表文章，如《国民会议的基本地盘》、《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等，为召开善后会议制造舆论，鼓吹孙中山应该同段祺瑞妥协。

    在五卅运动中，<现代评论》公开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诬蔑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1925年8月，《现代评论》发表陈西滢的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陈还对北京的中国车夫和警察被两个美国兵打了之后引起国人很多不满进行嘲笑，并借题发挥，斥责中国人民在五卅运动中提出的反帝要求。说："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当五卅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它在39期发表了胡适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胡适以青年导师的面孑1，妄图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信条诱惑青年学生脱离爱国反帝运动，回到书斋里去。他说："呐喊救不了国家"，作为一个学生，最要紧的是"充分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个有用的东西！"胡适等一再对青年学生施展欺骗手段，但进步青年并没有钻进他们设置的圈套，而是更加奋勇地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中去。《现代评论》转而疯狂咒骂学生运动，甚至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充当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的帮凶。它把女师大轰轰烈烈地反对军阀政府迫害的斗争，歪曲为女师大的学生与女子大学的学生之间的斗争，而且是占少数的女师大学生欺压了占多数的女子大学的学生。"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极力为军阀政府屠杀爱国青年的罪行进行开脱，甚至将惨案的责任倒推给群众自己和他们的领袖，说参加爱国请愿的群众"没有审判力"，是自甘"冒枪林弹雨的险，受残踏死伤之苦"，是受了"群众领袖"的欺骗，"莫名其妙"地被人引入了"死地"。现代评论派还把矛头指向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他们利用《现代评论》制造各种"流言"，攻击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陈西滢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指鲁迅）在暗中鼓动。"他们还把"剽窃"的罪名强加给鲁迅，进行人身攻击。

    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对《现代评论》派文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向导》周报、《中国青年》揭露了现代评论派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洋奴嘴脸。鲁迅在1925年至1927年间，以《莽原》、《语丝》、《猛进》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许多似投枪、似匕首的杂文，如《从胡须说到牙齿》、《坚壁清野主义》、《并非闲话》、《公理的把戏》等，有理有据一针见血地批驳了现代评论派。鲁迅还揭露了现代评论派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帮凶的丑恶嘴脸。指出胡适、陈西滢之类以青年的"导师"、"正人君子"自居，实际上他们是"未经老练的青年"的骗子。他们的目的是"千方百计的把青年引向歧途"，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帮凶。鲁迅揭掉《现代评论》派貌似"公允"和"局外人"的假面具，指出，这些人总是以"折中、公允、调合、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其实他们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更卑劣的是，他们使用"流言"、"闲话"这类"不负责任的武器"来伤害革命者。中共党人和鲁迅等人反对《现代评论》派文人的斗争，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战线方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25年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高潮年。以上年底孙中山扶病北上北京为契机，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召开了抵制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革命运动逐渐走向高潮的时刻，为了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于年初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这一年也是国民党新老右派联合向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发动进攻的一年。戴季陶主义、"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相继出笼。成为革命高潮中的一种不和谐音。而孙中山的病逝和廖仲恺的遇刺，也使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国共联合的阵营内呈现危机。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挡中国革命的浪潮喷涌向前。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将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向了潮头。30多个大中城市先后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在这次席卷全国的反帝浪潮中，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也开始在各地相继建立。革命高潮的到来还推动了军阀内部的分化，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奉直战争中阵前倒戈，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反对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扶持张作霖政权悍然出兵东北。中国北方的政治形势益趋复杂。

    这一年对于广东革命根据而言，是稳定中迅速发展的一年。广州国民政府先后发动了东征陈炯明叛乱、回师镇压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及南克军阀邓本殷的战役。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得到了全部统一，它为随后而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稳固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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