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大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准备会议。

    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工人运动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为抗议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新警律，广州市沙面数千工人举行政治罢工，华人警察罢岗，斗争持续一个多月，取得胜利。在北方，京汉铁路会员恢复到"二七"惨案前的水平。在南方，广东农民运动也有相应发展，平定商团叛乱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巩固，在国民革命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国民革命思想也由南向北传播开来。1924年10月，受国民革命思想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11月孙中山北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兴起。

    与此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在联合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紧张和尖锐。从国民党方面看，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1923年11月，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等11人就秘密上书孙中山，污蔑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隐阴谋"。1924年6月，邓泽如、张继、谢持3人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忠实于国民党，主张党内不宜再有党。6月25日，鲍罗廷批驳了谢持、张继的言论，指出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唯两党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利益"。共产党员瞿秋白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义正词严地批驳了右派的指责，指出既然允许国共合作，就不该有党团之嫌疑，问题不在于共产党人的一致行动，而在于是否违反国民党党纲党章，是否违背国共合作的基础，如果不违反，反而有利于国民运动，则无可厚非。同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告，反击右派言论，揭露右派对国民革命运动的破坏活动。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北上之前，于8月20日主持召开国民党政治会议，明确表明其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的态度，清楚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加人，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辨"；"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由于孙中山崇高的威望，坚决明确的态度，右派反共分裂的活动转入低谷，但一直是国共合作的隐患。

    另一方面，从当时情况看，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并不多，但不少党员以为国民革命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是由国民党来领导，从而一心一意为国民党工作，放弃了共产党的政治要求。中共三大后，由于这种片面思想的影响，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主动放弃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将共产党的地位放在从属于国民党的位置上；以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代表多阶级的利益，就不必鼓动甚至不需要阶级斗争，而采取劳资协调的政策。面对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统一思想认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和国共合作中的地位和目的，从而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某些基本理论和基本策略问题。

    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闸北区横滨路6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周恩来、陈潭秋、李立三、朱锦堂、彭述之、李启汉、李维汉、罗章龙、王荷波、项英、尹宽、何今亮（汪寿华）、杨殷、向警予等加人，其中有表决权者14人。代表党员994人，其中50％以上是工人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陈独秀主持，彭述之任秘书长。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中共中央工作报告，同意中央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年多来领导全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基本上表示满意。同时对中央在工作指导上的某些失误，也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维经斯基作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了一份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名义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彭述之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团传达了"五大"的决议。各地区代表作本地区工作情况的报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何今亮等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中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11个文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

    大会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国民会议运动，指出目前国内正处在旧军阀统治倒台、新军阀统治尚未能巩固自己势力的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利用这种形势操纵军阀间的战争，以膨胀他们各自的在华势力，革命势力应抓紧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把革命引向高潮。大会突出地从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问题，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的历史，但总逃不脱妥协、失败的命运。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还幼稚，但其革命要求及决战心理，已使他们"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毗，"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大会决议提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是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关于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大会指出，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有力的势力参与领导革命运动，这就要求无产阶级自身"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工作"。为此，会议特别注意职工运动。在《对于职工运动的议决案》中指出，在民族革命时期，在与国民党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一定区域内可使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唯一的指导者"。"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是"中国工人革命化，已在国民党名义下的工人组织，我们应当参加进去"。必须在工人群众中加强政治教育，加紧发展党的组织。要努力组织和发展各种工会，壮大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在中央及地方的工农内部设职工运动委员会，改造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以加强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

    大会强调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重要性，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大会强调，"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并且指出：我们固然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要使农民认识到，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只有实现了这个前提，农民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会议决定继承中央五月扩大会议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主张：反对土豪劣绅，反对预缴钱粮，取消苛捐杂税等；要求运用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反对国民党只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利益的政策。要普遍组织独立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党在工会和农民协会中要经常进行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大会明确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还要"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在商团事件中，已经证实了他们不要革命，而且勾结帝国主义势力来压迫革命的广东政府，甘愿将中国人民的经济命脉送到帝国主义手中。

    大会总结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肯定了党的三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以及将国民党组织扩大到全国范围和劳动群众中的决定，肯定了一年来党在国民党内外所作的大量宣传、组织工作，肯定了国共合作的实现对革命运动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大会指出，"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反对加人国民党，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右倾错误表现为：以为集中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就不必进行共产党的工作；以为做国民革命的运动，就不必进行阶级斗争；以为帮助国民党就不必助长国民党内左派右派的分裂。"左"倾错误不懂得争取革命同盟军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右倾错误则是主动放弃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责任。大会认为，如何对待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正是"左"、右倾错误的症结所在。会议特别强调，目前更危险、更普遍的错误是右倾错误。指出，若是参加了民族运动就忘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做自己革命的准备，而沉溺于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就会给无产阶级留下不易抢救的大害。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民主革命的态度，认为国民党自改组后，已形成左、中、右三派。即代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左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进一步确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强调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大会进一步指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工具，但不是民族革命的全部，因而党在宣传上不仅要反对封建军阀帝国主义，还要保护工农的利益，同时防止和反对中派右倾。坚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时，注意使群众与右派脱离关系，尤其反对阶级妥协，要在工农中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反对阶级调和的思想。

    大会决定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领导。大会指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党的支部。会议决定将原党章上"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改为"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支部"。在国民党和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组织我党和党团，以便实行具体领导。大会还决定设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在党内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加强《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秘密刊物）的工作，使其成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重要宣传阵地；提出设立党校、工人补习学校等，对党员进行系统教育。

    对于青年运动，大会强调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作用，指出要加强对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学生运动，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大会还具体规定了党领导妇女运动的原则及妇女运动的口号和组织形式等。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五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分工：陈独秀为中央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驻中央局。罗章龙、王荷波任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张太雷任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派驻各地的有：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堂驻安源。

    中共四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重新审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从而为行将到来的全国大革命高涨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加强了对革命斗争的领导，全国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会议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大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召开的。

    1月，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潮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和为迎接革命高潮需要做的准备工作等问题。其中大会在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的议决案》中指出：第一，决议阐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间的正确关系。指出"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议决案批评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内存在的第二党的倾向。指出这一种现象非但使青年运动不能发展，而且"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之虞。这是要根本改过的。共产党以后应尽力帮助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第二，议决案提出了怎样使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化的重要问题。认为"中心的问题还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怎样在青年运动中吸收多数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数量上尽量扩大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为此，议决案提出了当前团的三个最重要的工作：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各地青年团体中"能获得指导的地位而能指挥中国一般的青年运动"。这个议决案，为即将召开的团的"三大"，作了理论上的指导。

    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动员全团准备迎接中国革命的高潮，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78人，代表团员约2400人。这次大会根据党的"四大"决议和对青年运动的指示精神，总结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自"二大"至"三大"以来17个月的工作经验和教训，通过了《关于C·P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决议案》、《关于托洛茨基主张决议案》、《关于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决议案》、《关于中共执行委员会报告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军阀战争决议案》，还通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决议案》和《告世界青年无产阶级及各被压迫民族青年书》等重要文件。大会还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的组织，"他的责任是领导无产阶级青年群众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并且在《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国c·P的工作，并不仅限于领导产业青年工人的经济奋斗，及做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应在一般的被压迫的青年中，有宣传和组织的活动。"为此，议决案规定了进行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运动的方针与具体办法。在宣传工作上，大会指出了宣传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之中青年群众普遍了解团的主义与一切主张，使他们认识本团是独一无二的，最忠诚、最勇敢的代表被压迫阶级、特别是代表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利益的团体。"

    大会指出，必须进行国民革命的宣传和开展群众文化教育运动，要使青年群众了解他们自身的地位，他们所受痛苦的原因与救济办法，同时也应当使广大青年群众具备各种必要的关于国际的、中国的以至于本地方的政治经济知识，灌输唯物主义的学说，使他们知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几种特性，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性质，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的关系。在教育训练工作上，大会提出了四个口号："学习马列主义"；"严守团体纪律"；"积极参加工作"；"获得青年群众"。对于团的组织建设，大会具体指出：（1）厉行民主集中制。各级执行委员会都要有强健有力的组织和密切的关系，以指挥工作，执行纪律，团员要在团的纪律的范围内和团组织的监督下进行工作，绝对禁止个人行动；团体的行动要敏捷而一致。（2）团的组织应该扩大遍及于全国，使之成为真正青年群众的团体。（3）支部是训练团员，分配工作，深人群众，发展及巩固本团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团在群众中活动的核心，必须要在各种群众中组织强健而能活动的支部。（4）团的政治活动，应受党的监察和指挥。有团的组织而无党组织的地方，青年团应为共产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其进行工作。共产党亦应帮助青年团进行教育训练工作。党与团的各级执行委员会，应经常的互派代表。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人共产党。党员在25岁以下者，应兼为团员；团内重要工作的党员兼团员的去留，必须经党、团中央局或各级执行委员会共同决定。此外，大会在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将入团年龄由15岁以上28岁以下改为14岁以上25岁以下。

    大会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认为，在欧洲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名称，这名称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讲已"不甚恰当"。为了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导下的青年组织相区别，表示中国青年团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决定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各国青年团一样，把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郑重地宣称："我们决议不再沿用以前那样不甚恰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相信要促成中国革命的运动，必须引导中国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最恐怖的名辞，我们正应当很勇敢地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

    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贺昌、张秋人、刘尔崧、夏曦、涂正楚、刘伯庄等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伯简、陈乔年、林育南、刘昌群、李逸等15人为候补委员。团中央局由6人组成，其分工是：张太雷任总书记兼妇女部主任和会计，并担任《团刊》编辑；张秋人任非基督教部主任兼上海地方团书记；刘尔崧、涂正楚、刘伯庄、夏曦则分任驻广东、安源、北京、湖南等地的中央特派员。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全团以新的姿态参加第一次人民大革命运动，准备了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条件。

    东征陈炯明

    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后，随着中国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将广东建立成为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当时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却被各派军阀盘踞着。在东江有陈炯明、林虎；在南部有邓本殷；在广州还有混在革命队伍中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对革命政权虎视眈眈。因此广东革命政府要想进行北伐，夺取全国的胜利，首要的任务就是肃清广东境内的各派军阀势力，统一全省，使之成为一个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革命政权所面临的最凶恶的敌人，是盘踞在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粤系军阀陈炯明。广东商团叛乱被平定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转而把颠覆广东革命政权的希望寄托在陈炯明身上，唆使陈炯明进攻广州。陈炯明早年曾投机革命，1922年6月，叛乱后虽曾一度被拥护孙中山的联军打败，退出广州，但一直盘踞在东江一带。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⑥持下，陈炯明依靠潮汕丰富的资源以及惠州的险要地势，再加上他自恃拥有号称十万之众的军队，自成一霸，继续敌视、对抗广东革命政权，不时对广东革命政府所辖地区进行袭击，威胁极大。陈炯明拥有林虎、叶举、洪兆麟、谢文炳等部，共3万余人，成为广东革命政权的主要敌人。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认为反扑的时机已到，他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2月7日自任粤军总司令并以援助广州商团为名，于1925年1月7日悍然下达进攻广州的总动员令，妄图趁机攻占广州，推翻广东革命政府。陈炯明任命林虎为总指挥，分兵三路，矛头直指广州：洪兆麟、叶举率领中路纵队，作为进攻广州的主力，集结于惠州地区，企图首先攻占石龙至石滩一带；刘志陆率领左路纵队，集结于石龙东南地区，企图切断广州同其他地区的联系，并掩护进攻广州主力部队的侧翼及后方；林虎率领右路纵队，集结于河源以北地区，企图从博罗一线进攻广州。

    叛军的进犯，严重威胁着革命政权。1925年1月15日，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决定组织东征联军，分兵三路讨伐陈炯明，进行第一次东征。广东革命政府将所辖的许崇智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谭延闽的建国湘军以及刚刚组成的黄埔军校的学生队和两个教导团组成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1月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讨陈的部署问题。会议决定采纳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建议，先发制人，分兵三路直捣东江：杨希闵率领滇军任左路，约3万人，从北面东进，进攻增城、博罗、河源、龙川一带；许崇智率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任右路，约1万多人，从南面沿海东进，经广东路向淡水、平山、海丰、陆丰和潮汕进发；刘震寰率桂军任中路，约6000人，围攻惠州城，并策应两翼。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

    在东征联军中，担任左、中两路的滇军和桂军兵力雄厚。滇军中有一个师和四个独立旅，都驻扎在惠州地区。出击陈炯明甚为方便。但是，杨、刘两人都对广东革命政权心怀异志。他们本是地方军阀，又自恃拥孙有功，横行广东，无法无天。杨、刘起初都不赞成东征，而主张移兵西线。其真正意图是窥测方向，乘乱夺取广州。因此他们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虽然被迫同意东征，但都是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担任左路的滇军进至博罗便按兵不动，担任中路的桂军占领飞鹅岭之后也不再前进，他们甚至还暗中勾结陈炯明。

    担任右路的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是广东革命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在第一次东征中起着主要作用。粤军由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先后出师东征的有张民达的第二师、许济的第七旅（后改称第四师）、陈铭枢的第一旅、欧阳驹的警卫旅等。参加第一次东征的黄埔军校教导团由黄埔军校教职员和第一期毕业生担任各级干部，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了骨干作用。这支部队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仿效苏联红军编制，实行党代表制，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很强。加入第一次东征右路军的还有：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步兵总队（总队长胡树森）、第二期学生炮兵营（营长蔡忠笏，陈诚代理）、第二期学生兵工队（队长李卓元）、第二期学生辎重队（队长黄在玑）、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营长陈继承）。军校教导团和学生队出发东征前，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他们作了战前动员，指出东征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而战，号召参战的全体人员英勇杀敌。军校政治部还规定了不扰民、不拉侠、买卖公平、不强占民房等纪律。他们在行军途中高唱国民革命歌、行军歌、杀贼歌等革命歌曲，以鼓舞士气。军校政治部还经常组织宣传队走在队伍前面，每到一地便立即召开军民联欢会，开展宣传活动。黄埔军校还为此建立了由学校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宣传部，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准备了50万份致士兵的传单、10万份致农民的传单、5万份革命歌曲，在东征时广为散发。这些措施对于争取群众的支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2月4日，右路军攻克东莞，占领石龙、樟木头、平湖等地。

    第一次东征开始后，孙中山已北上，他虽然身患重病，但仍"引领南望"，十分惦记东征战事。他打电报给胡汉民等人说："大病少苏，闻东江将战，复添系念。望诸兄努力破敌，以安内而立威信于外。"东征的右路军占领东莞、石龙后，立即向人民群众开展政治宣传工作。2月6日，东莞商务分会召开欢迎革命军大会，蒋介石、周恩来等应邀出席。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时指出：革命军"此次系为救国救民而来"。在欢迎会上，他还特别说明了革命军队党代表和政治部的职责，并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介绍给与会者。周恩来在演说中强调指出：军队必须与人民合作，为人民所用。他说，这次军队东征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若无人民的援助，仍不足以担负重大的责任。右路军在占领石龙以后，即以铁甲车队为先导，向南挺进，进攻平湖、深圳等处的敌人。2月7日，右路军占领常平，10日占领平湖，11日占领深圳，陈炯明叛军纷纷向淡水败退。14日，右路军迫近淡水。淡水是惠阳境内的一座小城，距惠州市70余里。此城虽小，但工事坚固，陈炯明军队的熊略等部约4000人据城固守。此时，洪兆麟的部队正从惠州赶来救援，他们企图利用淡水城阻挡东征军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右路军决定乘洪兆膦未到淡水之前，对淡水守敌集中兵力，速战速决。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蒋介石决定成立奋勇队（敢死队）与守敌展开激战。右路军以黄埔教导团为攻城主力，进攻淡水城东南面；粤军第二师攻城之西北，并拦截从北面增援之敌；粤军独立第七旅攻城之东北。他们互相策应，围攻淡水城。14日晚，由黄埔军校教导团组成的敢死队担负强行登城的任务。敢死队由10名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他们当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15日清晨，在大炮和机枪的掩护下，敢死队员们前仆后继，冒死攀登，士兵伤亡达半数，但很快攻人城内。上午8时，教导团攻进城内，"毙敌旅长一名，俘虏干余名，缴械二千枝，夺获军用品无数"，取得了东征以来首次攻坚战的胜利。当天下午，洪兆麟的增援部队赶到淡水。军校教导团第二团团长王柏龄没有戒备，当敌军反扑过来时惊慌失措，队伍散乱。教导团第一团和粤军第一师、第七独立旅奋起迎击，将来援之敌打得狼狈逃窜，取得了淡水战斗的胜利。淡水之战振奋了士气，树立了黄埔军校的威望，为第一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之后，右路军乘胜前进。2月17日击溃洪兆麟的主力，占领平山。随后在海陆丰农民的支持下长驱直人，于2月27日攻下海丰，3月初进占潮汕。至此，右路军控制了整个潮汕地区。当孙中山得知右路军胜利进军的捷报时，兴奋异常，于3月3日致电杨希闵说："卧病兼旬，得捷音胜于良药。右翼深入，击破洪、叶；须使中、左并进，乘胜击林。"在东征部队破竹般的攻势中，陈炯明仍不甘心于失败，令林虎、李易标率其主力数万人于3月上旬从兴宁、梅县等地南下，寻求决战，企图一举消灭黄埔军校教导团。而担任左、中两路的滇、桂军却故意按兵不动，企图让右路军孤军深入而被陈炯明消灭。当洪兆麟部将要溃败时，与林虎等早有勾结的滇军故意从河源、老隆撤兵，以便林虎部南下袭击黄埔军校教导团。

    于是，林虎部趁机由河源、老隆进攻河婆，企图一举将右路军歼灭于揭阳、潮汕之间。3月上旬，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军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亲临团部指挥。廖仲恺还来到前线慰劳将士，并亲自率领民工运送弹药。13日，双方在揭西棉湖地区展开激战。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只有12个连，但抗击了10倍以上的敌人，战斗十分激烈。当天下午，教导二团和粤军第七旅、海陆丰农民自卫军赶来增援，终于使原来处境十分险恶的教导一团转危为安，击败了敌军。棉湖之战是第一次东征以来最大的战斗。黄埔军校官兵以一当十，奋勇杀敌。尤其是教导一团，以千余人抵挡林虎部两万精锐的进攻，士气高昂，不怕牺牲，虽伤亡惨重，但终于大败敌军。棉湖大捷，林虎部溃退百余里，俘官兵500多人，被缴枪700余支。棉湖大战后，林虎部败退到五华、兴宁一带。3月14日，右路军乘胜追击；19日，攻克河婆、五华；20日，占领兴宁；23日，进驻梅县县城。4月4日，陈炯明部将杨坤如向右路军投诚。林、洪的残部分别向福建边界逃窜，陈炯明被迫率其败军龟缩于惠州。这样，东征军须过近两个月的英勇奋战，打败了陈炯明的主力两万余人。4月初，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但陈炯明并不甘心失败。1925年9月，陈炯明在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支持后，重新对广州国民政府发动进攻，企图夺取广州，破坏和镇压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9月11日，陈炯明布置林虎、洪兆麟、叶举分兵三路向普宁、惠来、揭阳、潮阳四县进犯，并陆续占领东江大片地方，形势日趋严峻。9月16日，陈炯明由上海到达香港，筹划进犯广州事宜。他指派刘志陆为总指挥，李易标为前敌指挥，谢文炳、王定华、林烈分别为左、中、右路指挥。同时，他还联络受段祺瑞政府任命的"粤南八属督办"、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地方军阀邓本殷共同行动，分头并进，形成对广州夹击的形势，企图一举攻下广州。

    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叛军，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根据地，进而举行北伐统一全中国，广州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9月24日，广州举行了有军、政、学、农、工、商各界群众10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号召军民联合起来，扫除一切障碍，统一广东，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州国民政府平定叛军的战略部署是：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固守南路，以第二、第三军解决北江川军，把全部主力派往东江，举行第二次东征，清剿陈炯明残部。9月底，广州国民政府组建了东征军，进行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汪精卫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协同蒋介石指挥作战，苏联顾问罗加乔夫将军任军事顾问。

    东征军编为三路纵队，分左、中、右三路作战。第一纵队为中路，由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师和第二师第四团等部组成，共15万人，为东征的主力，从博罗、惠州前进，纵队长是何应钦；第二纵队为右路，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陈济棠、张发奎部组成，约1万人，从平山（现为惠东）、淡水向海丰前进，纵队长是李济深；第三纵队为左路，由攻鄂军、豫军、赣军和潮梅荤组成，共约6000人，从龙门、河源前进，纵队长是程潜。东征军在部队出发前，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政治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制定了战时政治工作规章，成立了拥有100多人的政治宣传队，进行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10月1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发布命令，开始东征。10月6日，各路纵队开赴前线，直捣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城。10月10日，中路东征军抵博罗后继续向惠州进发。当时，陈炯明的主力集中在惠州地区。惠州是东江的门户，素来号称"南中国第一天险"，这里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敌人又有重兵防守，攻城的难度很大。陈炯明企图利用天险将东征军堵在惠州城下，然后反守为攻，歼灭东征军。因此，能否攻下惠州城，就成为第二次东征双方胜负的关键所在。10月上旬，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二师的第四团进驻惠州城附近，曾经准备攻打惠州城。由于蒋介石不懂战术，又拒绝罗加乔夫将军的建议，致使第一次攻城失利，死伤过半。后来，东征军调整了部署，再次攻城。10月13日，各路东征军围攻惠州城。13日上午，东征军发起攻打惠州的决战。在国共两党党员的奋勇拼杀下，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东征军终于在14日攻克惠州，打破了惠州"固若金汤"的神话，为消灭陈炯明残余势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惠州攻城战的胜利，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友军配合下取得的，也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革命分子同心协力，浴血奋战的结果。共产党员、第四团团长刘尧宸在13日攻城时率领一个排带头冲锋，不幸被城上敌人机枪射中。他在牺牲前高呼："我为被压迫民族请命，扫除反革命军阀，军人应该战死，革命军人更应该为三民主义战死！惠城下，广东统一，从兹大局发展，我死无憾！"共产党员、第八团党代表蒋先云在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带领战士用云梯强行登城。他身上多处受伤，血流不止，仍坚持战斗。参加攻城敢死队（当时叫做"奋勇队"）的27名连队党代表中，有20人牺牲，6人负伤。整个战斗中，有400多名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员牺牲和受伤。为了鼓舞全军斗志，根据周恩来的提议，10月16日，在惠州召开了追悼阵亡烈士大会。大会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作了演讲，周恩来接着宣读祭文，并郑重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打倒帝国主义，使中国独立。我们应继续努力，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的军人。这是国共两党在一起悼念牺牲的两党党员的最早的会议之一。

    攻占惠州后，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于10月16日发布向潮梅进军令，东征军各纵队分路前进。第一纵队直扑海陆丰、潮油地区；第二纵队进逼紫金（永安）一带；第三纵队向河源、龙川、梅县、兴宁、大埔等地进发。第一纵队第一师在师长何应钦、党代表周恩来的率领下，于10月17日从惠州出发，22日占领海丰，26日攻下陆丰，并迅速占领揭阳县河婆。第二纵队在李济深率领下，于10月17日从永湖出发，18日抵达平山，20日占领三多祝。22日第一独立旅旅长张发奎率部遇敌主力林虎等部于热汤墟，因兵力相差悬殊，张发奎部损失惨重。当天傍晚，李济深闻讯率两个团赶来增援。第二天早晨，陈济棠师也从右翼赶至，各部奋勇冲锋，终于将敌军击退，并于26日占领紫金。第三纵队在程潜的率领下，于23日下午攻占了河源，26日又占领了老隆。东征军在攻克惠州后的10多天中横扫了各路敌军，占领了海丰、陆丰、紫金和老隆，控制了通往潮梅的交通要道，取得了第二次东征重大胜利。

    东征军三路获胜，蒋介石以为敌军已无斗志。此时广东南路陈铭枢告急，蒋介石决定将第四军主力回援南路。不料陈炯明主力集中于华阳附近，企图反攻。第一纵队第三师冒然向华阳前进。10月27日，第三师在紫金东边的塘湖遭到陈炯明叛军林虎部一万余人的伏击。由于众寡悬殊，第三师陷于苦战中。蒋介石得报立即亲赴督战，但仍不能扭转战局，官兵死伤惨重，第三师有8名连长、8名党代表、1名团长、1名代理团长和1000多名士兵阵亡。在危急中，共产党员陈赓不畏艰险，奋力救护，背着蒋介石脱离险境。接着，他又冒着生命危险连夜翻山越岭，同驻扎在河婆的第一师取得了联系。何应钦、周恩来率领的第一师得知第三师受挫后急欲前往策应，但林虎率叛军在击溃第三师后趁势南下，同退守棉湖、鲤湖一带的洪兆麟部，分三路进攻第一师：一路由黄任寰率领，出罗经坝；一路由李易标率领，出上沙、黄塘；一路由洪兆麟率领，出井尾。第一师在第二纵队的配合下奋勇出击，于30日歼灭了敌中路主力李易标部，其他两路敌军也被分别击溃。从此敌军一蹶不振，东征军继续追击。第一纵队于11月2日攻占普宁，3日占领揭阳，敌军残部逃往潮安。第二纵队于11月7日占饶平。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占五华，31日占兴宁，11月3日进驻梅县，叛军向福建边界败退。11月6日，东征军总指挥部抵汕头，东江一带的叛军被肃清。11月初，陈炯明逃往香港。为了追歼陈炯明叛军，东征军于11月8日决定分兵三路人闽追歼残敌。第一纵队从饶平出分水关；第二纵队由大埔经枫朗人平和；第三纵队由梅县的松口经大埔攻人永定。东征军乘胜追击，很快歼灭了陈炯明残部。

    东征军自出师以来，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就彻底消灭了盘踞东江一带10多年之久，对广州国民政府威胁最大的陈炯明叛军，歼敌12000名，缴获各种枪枝8000多支，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从而结束了陈炯明祸乱广东的历史，为统一广东，平定南部邓本殷的反动势力创造了条件。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国民政府委任周恩来担任东江行政委员，负责惠州、潮州、梅县等地的行政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并进行东江各地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善后会议

    2月1日段祺瑞在北京召开的御用会议。它以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劣绅为主要成分，其目的是企图抵制人民革命运动，维护北洋军阀统治，因而从一开始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

    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自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后，便寓居天津租界，以图东山再起。自曹锟贿选遭到全国各界的反对后，反直系的各派军阀也趁机打起了反贿选的旗帜。段祺瑞抓住直奉军阀矛盾发展的时机，暗中勾结张作霖，并与坚持反直系军阀的孙中山相联系。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向段祺瑞的亲信贾德耀表示，待反直计划实现后，将请段祺瑞等有重望的人物出来维持大局。北京政变后，冯玉样电邀孙中山北上。11月13日，孙中山应邀离粤北上，同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为帝国主义和军阀所反对。11月10日，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召开天津会议。在会上，段祺瑞积极联合张作霖，压迫冯玉祥。张作霖提出在新政府产生前，暂时组织临时政府。并推段为临时执政。执政府不设国务总理，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会议。这个提议，无形中否认了黄郛摄政内阁，也使孙中山到达北京时无过问政治的机会。迫于当时的形势，冯玉祥只得同意张作霖意见，并于11月15日与张作霖、卢永祥等联电拥段出山。11月22日，段祺瑞由天津人京，于24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职。

    段祺瑞一上台，即于12月6日发表《外崇国信宣言》，表示尊重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这与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是相对抗的；又决定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以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还在11月22日入京前，段祺瑞在发表的马电中就声称："现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日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二日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拟三个月内齐集。其集会会章，俟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随后于12月24日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根据《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四类：（1）有大功勋于国家者（系指孙中山与黎元洪）；（2）此次讨伐贿选及制止内乱之军事最高首领；（3）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代表；（4）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由临时执政聘请或特派，其人数不得超过30人。条例规定会议议题为四项：（1）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2）关于改革军制事项；（3）关于整顿财政事项；（4）临时执政会议事项。规定会议日期为一个月。根据这些规定，段祺瑞电请了123人参加会议，其中除孙中山等极少数人有资格以外，主要是全国各地的军阀头目、官僚买办、政客及其御用文人，如胡适等，却根本没有人民群众推选的代表。从代表成员可见，这是一个代表官僚、军阀利益的会议。段祺瑞决定由这个会议讨论、决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召开国民会议、产生新政权。显然，在这个基础上只能产生军阀官僚专政。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1925年1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四大"所发表的宣言中作出了《对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指出："段氏且欲借善后会议以取得合法政府之资格，而受帝国主义国家之承认"，号召"全中国的劳动群众，起来制止段氏这种恶劣的计划"。同时，中共中央在发出的《中央通告第24号》中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善后会议的态度是："通电说明无人民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之危险"，"反对善后会议有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及外交、军事、财政问题之权利，并不能议决国民会议组织法"。中共中央的这个通告明确表明坚决反对善后会议，"继续要求人民的预备会议"，"函商各地促成会速在北京开国民会议，并请北京促成会担任筹备"。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群众团体纷纷通电揭露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并积极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争取召开国民会议，以抵制善后会议的召开。

    1月17日，抱病赴京的孙中山发表了《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指出段祺瑞在国民会议之外组织善后会议的两种谬误，提出两点补救办法：第一，善后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如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等；第二，善后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但最后决定权应归于国民会议。段祺瑞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1月29日在给孙中山的复信中说："开会之期，数日即届……忽改条例，延缓会期，恐于和平统一前途，有所窒碍。"为了搪塞孙中山，段决定于善后会议所设专门委员中聘请省议会议长、教育会会长、农会会长、商会会长为专门委员出席会议，以示"尊重"孙中山意见。这是段祺瑞玩弄的一个骗局，原因有三：第一，段祺瑞根本没有允许广大工人、青年学生代表参加会议；第二，这些被邀请的专门委员不由人民推选，而由各地方军阀实力派推荐，只要军阀允许，什么人都可充当委员；第三，即使这样，产生的委员也是仅能列席会议，并无表决权。可见段祺瑞的这个决定，与孙中山提出的吸收人民代表参加的主张毫无共同之处。

    因此，孙中山于1925年1月31日决定，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不仅如此，连特邀的黎元洪、岑春煊、梁启超、章太炎、唐绍仪、朱启钤也来函谢绝参加善后会议。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人民也先后通电抵制善后会议。上海总商会通电段祺瑞：善后会议各省代表均应列席，非到有2／3以上人数，不能开会。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也通电段祺瑞，提出：善后会议须有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等人民团体之代表出席，代表2／3以上方有讨论国事的权利，要求延期召开会议，以待人民代表到京始可开议。

    段祺瑞不顾各界的反对，悍然于192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善后会议。会议原定出席总人数为166人，可是开幕式到会者仅86人，不足法定人数，所以推迟到13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至4月21日，善后会议闭幕，总共开过22次大会，7次座谈会，却一个军政重要问题也没有解决。尽管会前段祺瑞声称召开这个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但因为引起纠纷的真正根源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统治，段祺瑞无法在会上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问题必然无从解决。如会议召开后，段曾下令在议会期间，全国各地一律停止军事行动，一切问题应提至善后会议解决。然而命令下达后，广东、广西的军事行动及河南胡憨之争并未因此停止。会议在讨论改革军制时，段企图集军权于中央，曾指使军事委员会提出"军政建设大纲"一案，规定全国兵额为50个师、并采取义务兵役制，废除督军、督理等。这个议案一提出即遭到手握重兵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反对。张令东三省代表以不出席会议为抵制，段只好将议案搁置起来。在讨论政权体制时，段企图实行中央集权制，而西南各省的"联治派"则要求实行联省自治，并于会上提出"联省自治案"。张作霖自战胜吴佩孚后，也极力反对联省自治，因此，会上西南派与东北派的"联治"与反"联治"之争十分尖锐。双方互相以不出席会议为要挟，致使会议经常无法进行，段祺瑞不得不延长会议20天。这时，浙江代表褚辅成又提出了改组临时政府为委员制一案，西南派又与之合流。段祺瑞无奈只得将此两案推交国民会议解决。上述种种情况既反映了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又表明了善后会议的破产。直到4月21日，这个会议在决定了《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之后，草草收场。

    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的目的，一方面想藉此欺骗人民，扼制人民反帝废约运动和改革军阀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则企图藉此产生御用的国民会议，选举他作正式总统，以便重新维护北洋军阀统治。但是，善后会议的召开，再一次充分暴露了段祺瑞的反动面目，从而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对。为了反对善后会议，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1925年3月1日，在孙中山支持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代表的成分十分广泛，有工农群众、学生、教职员、专家、新闻记者、律师、民族资本家等；代表中还有不少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赵世炎、王尽美、邓颖超等。大会着重揭露了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并且否认了段祺瑞向善后会议所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的条例；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认真、广泛的讨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虽然未能达到改组政府的目的，但是在反对善后会议、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组织和引导人民群众进一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国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善后会议议定的国民会议条例没能实施，而以国民会议为口号的群众运动，却更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孙中山病逝

    孙中山由于长期为中国革命奔波，积劳成疾，身患肝病。加之北上沿途劳累和对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的气愤，致使病情恶化。1925年1月23日，孙中山病势加重，被送人协和医院，住在301病房。当天下午6时，由该院外科主任邰乐尔确诊为肝癌并施行了手术。术后，孙中山在重病中仍然积极筹划召开国民会议。一方面指派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李大钊、张国焘组成一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代替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另一面经常在病榻上发表声明，接待客人、处理公务。

    月24日，孙中山病情恶化。汪精卫、宋子文、孙科、孔祥熙等人到孙中山病榻前请求留下遗嘱，并将准备的遗嘱草稿读与孙中山。3月10日，孙中山病情更加恶化。但当获悉广州东征军打败陈炯明叛军、占领潮安、汕头，便立即嘱咐电告胡汉民，前方军队应遵纪爱民，"千万勿扰百姓"。11日上午八时，何香凝去孙中山榻前问候，发现他眼睛已经散光，便告诉汪精卫："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当天，汪精卫将遗嘱和孙科的自来水笔呈上。这时孙中山手力微弱，便由宋庆龄托其右手在遗嘱上逐一签上"孙文"二字。孙中山在临终前留下了《国事遗嘱》、《致苏俄遗书》和《家事遗书》3份史料。

    《国事遗嘱》，又叫《总理遗嘱》，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致苏俄遗书》（原稿为英文），表示"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并希望"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家事遗嘱》表明，"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所遗之物，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而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住处（今地安门东大街23号）逝世，终年59岁。孙中山逝世后，北京临时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三日；同日，由于右任、吴稚晖、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汪精卫、邹鲁、孙科、林森9人组成的孙中山北京治丧处成立；而胡汉民也发出通电，宣布广州也组织了孙中山哀典委员会，委员有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古应芬、杨希闵、谭延闽、许崇智、刘震寰、程潜、邓泽如、吴铁城11人。国共两党组织各界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向导》周报第107期上发出吊唁和《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指出："为中国民主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主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中山之死而停止的。"并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次运动之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杂志也都出版了悼念孙中山特刊。

    孙中山的逝世，同时引起了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进步人士的深切哀悼。3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孙中山逝世发表了《致中国人民大众书》，高度评价了孙中山伟大的革命功绩。它指出："孙中山为了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毕生从事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正在进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东方被压迫民族，都景仰他的名字。……孙中山是战士，是中国革命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反对国内反动势力的坚定不移的人民领袖，对于无产阶级和东方各民族的革命运动，他有着真正伟大的意义。"斯大林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名义发来唁电，表示："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孙中山的伟大事迹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工人、农民的心里，永远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心惊胆寒。"苏联《真理报》也发表悼念专文，指出："孙氏生命之伟大，在其不断前进、百折不挠，好学不倦。"孙中山"在一切被压迫民族心中，永不遗忘"。各种悼念活动也在莫斯科、东京、巴黎、伦敦、纽约、旧金山和东南亚等地举行。

    孙中山的逝世，也引起全国人民的深切哀悼。3月19日，孙中山出殡。12万人胸挂白花，臂挽黑纱参加送葬。12时15分，孙中山灵柩抵达中央公园（现改名为中山公园），园内鸣放32响礼炮。3月23日至25日，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公祭，74万多北京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致祭。4月2日，孙中山灵柩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30多万群众护送至西直门，此外，还有2万人从西直门步行到香山。4月16日，广东省革命政府作出决定，将孙中山的诞生地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并将留粤的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5月25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孙中山遗嘱之训令决议案》，强调：总理虽然去世，总理之一切遗教仍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存留于世间。吾党同志当兹艰色，更宜自觉其责任之重大，同德同心以信总理之遗教。……并指出：只有以总理之遗教即为纪律之基础，国民革命之伟业乃能迅速完成。遵照孙中山生前葬在钟山的遗愿，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的灵柩移到南京，安葬在钟山中部小茅山南麓，即著名的南京中山陵。

    孙中山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在他长达40年的革命生涯中，不停息地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斗。全国各族人民举行的悼念活动，充分显示了全国人民对他的爱戴和怀念。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黄埔军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国民党右派为骨干组成的反动政治团体。

    2月1日，在周恩来的领导组织下，黄埔军校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有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青年军人参加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该会成立以后，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站在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前列，在东征讨陈炯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它成为"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中心"。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建立、发展和影响的扩大。激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特别是黄埔军校中右派分子的仇视。他们为对抗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1925年2月，在蒋介石指使下，贺衷寒、缪斌等人于4月24日发起成立中山主义学会。6月3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山主义学会宣言》，认为中山主义学会"是我们中国四万万人的唯一救星"，组织中山主义学会的目的是"研究中山主义，实行中山主义革命"。同年12月29日，中山主义学会改称孙文主义学会，并正式举行典礼。其主要领袖分子是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等，核心成员均在黄埔军校，其中学生有杨引之、冷欣、杜从戎、潘佑强、伍翔、曾扩清、酆梯、贾伯⑩涛、胡靖安、余程万、李杲、胡宗南、桂永清、蒋伏生等。教职员中有王伯龄、林振雄、徐桴、王文翰、童锡坤、张叔同等。此外还有"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公安局长吴铁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以后，在东江各县均设立了分会，如惠州分会、潮州分会等。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原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亲蒋（介石）分子就退出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入孙文主义学会，这样就使青年军人联合会更加纯洁，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人团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加人孙文主义学会，孙文主义学会也拒绝共产党人加人，这样该会也成为单纯的国民党右派组织。1925年9月，该会创办了《国民革命周刊》，宣传所谓孙文主义学说。在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宣言中，公开地攻击中国共产党"高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扰乱了我们的民生救济之步骤，阻碍我们国民革命的大团结，在现在的中国，是不能行这种不占国情的主义的"。在其另一声明中，又诬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造成了"亡党之祸"，宣称"孙文主义学会"是"为纯粹三民主义信徒所组织"，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派是不能接受的。在该会出版的《革命导报》的《发刊词》中，攻击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宣称"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面而论，共产党完全是国民党的叛徒"。《革命导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充当新右派反共、分裂国共合作的喉舌。有的文章公开提出"合则互损，分则两便"的分裂理论。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在成立前就早有活动。在蒋介石的怂恿支持下，他们经常找校内共产党员"惹是生非、寻衅肇祸"。他们中一些人与"西山会议派"谢持、石青阳等人互通反共声气。"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后，广东"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和活动也有所增加。1926年元旦，"孙文主义学会"拟向国民党"二大"提出反共提案。其主要内容是：凡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跨党党员应无被选举权；凡国民党员不能宣传其他主义及政党事等。但由于当时广州形势对他们不利，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未敢抛出上述提案。孙文主义学会打着信仰、研究、宣传、实行孙文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坏国民革命。他们在《国民革命》和《孙文主义丛刊》等刊物上进行反动宣传。因而孙文主义学会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孙文主义学会专门同青年军人联合会作对，千方百计寻衅肇事，监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活动，偷窃共产党的文件，甚至于殴打枪击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倪弼、陈肇英等，还积极参与了蒋介石策划的"中山舰事件"的阴谋活动，充当了蒋介石排挤、打击共产党人，篡夺第一军以至整个国民革命军军权的工具。蒋介石虽然支持孙文主义学会。但看到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军会之间形同水火的斗争，直接影响到黄埔军校的团结统一，不利于其势力的发展，转而企图对两会的斗争加以控制。1925年12月8日，蒋介石在潮州召集第一军各级政治部职员和党代表开会，提出了两条调和党争的办法：（1）校内共产党员的活动均应公开；（2）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应向国民党特别部声明。《调和党争办法》事实上是想对共产党的活动加以控制。1926年2月2日，蒋介石召集两会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作出了所谓四项办法："（1）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两方面干部互相加入；（2）两会在本党军校及党军，须受本校校长及党代表指导；（3）团长以上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4）两会会员对此有不谅解，得请本校校长及党代表解决之。"这四项办法的目的，仍是企图控制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两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并未得到解决。"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个人权力，于4月7日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存在"实于集体化、纪律化之旨相妨碍"为借口，下达了"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于1925年11月29日，参加成立大会的会员达600余人，出版有机关刊物《革命导报》。北京的"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于1925年12月。此外，国民党右派石青阳在四川，易家钺、谭基在湖南的长沙和常德也建立过"孙文主义学会"。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同外地的"孙文主义学会"之间虽无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各持独立，但他们的宗旨大致相同，皆为反共团体。4月10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布《解散通电》。4月20日，孙文主义学会发表《自动解散宣言》，宣告孙文主义学会结束，但仍表示"本会同志之信仰、研究、宣传实行孙文主义初衷，则始终不渝"。孙文主义学会虽然在组织上已不复存在了，但其反共、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并未完全停止，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之间的斗争，又转移到黄埔同学会中进行，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

    第二次全活劳动大会

    5月1日至7日在广州召开。大会是在国共合作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形势下，为了扩大和巩固工人阶级的力量，确立工人运动的方针策略，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召开的。

    此次大会的召开是新的革命形势的要求，是中国工人运动再次高涨的结果。1922年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根源，指出了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才能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大会使全国工人运动从分散逐渐走向统一，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大会未能制定发动、组织工人斗争的纲领，对当时的工人斗争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要求。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工农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开始执行扶助农工的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时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组织与领导。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工农运动从"二七"惨案之后的低潮逐步恢复与发展。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廖仲恺与秘书冯菊坡（中共党员）共同支持工人运动。1924年广州成立了广州工人的统一组织——广州工代会，并迅速在工人中积极开展活动，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工运骨干，建立工团军，组织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它所领导的沙面工人大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局面，成为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工人部颁发了《工会条例》，推动了工运的高涨。工人们积极组织起来，工会组织纷纷出现，并进一步联合成立了全国性组织。1925年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爆发了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胶济铁路罢工，北京印刷工人罢工，武汉人力车工人罢工和烟草工人罢工，标志着全国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工人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中共"四大"规定了职工运动的斗争策略：（1）主动力争工会公开；（2）主张工会的统一；（3）在罢工斗争中所提的口号要适当，切勿过高；（4）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切勿模糊阶级观念。大会同时还提出了开展职工运动的具体计划，对工会的组织建设，工人的政治教育以及职工运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决定于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本应由中共中央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负责召集，但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极力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为保持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避免国民党右派的攻击而发生分裂，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团体名义，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4月8日。上述四团体正式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知》，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等负责具体筹备工作，刘少奇作为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参加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会议文件。

    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81人，代表了166个工会组织和54万有组织的工人。会议代表主要来自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其次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工会和部分无党派工会。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斯脱夫斯基出席了大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发了贺信。

    大会发表了宣言，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破坏工人运动的工贼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全国工友要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大会讨论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工农联盟、经济斗争、组织问题等30多个决议案。《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中再次强调了无产阶级应成为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和领导者。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在《工农联合的决议案》中反复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工人阶级要领导革命推翻现存制度，"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在《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阐述了工会的阶级性和组织形式的灵活性，指出工会组织的性质、工会工作的内容以及工会教育都是阶级的，因此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职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但是"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须特别灵便，不仅要适合本国工业发达的程度，并且要适合本国的政治环境、文化程度以及历史的特点"。在《铲除工贼决议案》中阐明了工贼对工人阶级的危害及铲除工贼的办法。在《经济斗争的决议案》中则强调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指出工人阶级的"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就是政治的斗争"，并规定了在职工运动中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迫切要求，即：最低限度的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反对一切虐待，改善女工童工生活，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在《对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中，还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拥护它的一切政策。大会的最大成就是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确定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旗帜下为自身利益而奋斗。大会选举出林伟民、苏兆征、邓培、刘文松、孙云鹏、刘少奇、李启汉、邓中夏、孙良惠、刘俊才等25名委员组成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全国总工会总机关设在广州惠州会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建立，使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统一的组织领导工人阶级为民族民主革命奋斗的总机关，对全国工运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大会的各项决议阐明了工人阶级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工农联盟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和工会组织的阶级性，规定了工人阶级目前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具体目标，确定了中国工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正确方针和原则。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标志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为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把中国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加速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通过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等决议案的实施，对于发动工农群众，深入开展工人运动，促进以五卅运动为中心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具有积极的作用。

    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

    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这次大会的召开成为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标志。

    广东农民运动早在1922年就已从海丰开始，其领导者与组织者是彭湃。7月29日，海丰第一个农民组织"六人农会"成立。这个农会组织是海丰总农会的初端，也是广东省最早的农会。随后不久，彭湃又把六人农会扩建为"赤山约农会"，并于10月25日在农山天后庙召开成立大会。"赤山约农会"是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团结、教育和组织农民的新型组织，它比"六人农会"更加健全和成熟。赤山约农会的建立有力推动了海丰地区农民运动。到1922年底，农会组织迅速地发展到平岗、银镇、河口、公平、西河、青湖、旧墟十余约，共98个乡建立了农会。在各地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上，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在海丰县城正式成立，彭湃亲自主持大会并被推选为总会会长。海丰总农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县一级的农会组织。总农会领导农民同地主豪绅作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发展农村公益事业，领导农民创办了"农民学校"，农民及其子女可以免费上学；并努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免费为会员看病。

    海丰县农会的建立和发展，为全省农民运动提供了经验，推动了全省农民运动的开展和发展，陆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相继建立农会。为了适应农民运动的发展，海丰总农会于5月间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设立县农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农民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到潮安、揭阳、潮阳、普宁、惠来一带。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省农会的成立提上日程。同年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为广东省农会。省农会执行委员共有13人，彭湃任执行委员长，下设10个部，包括庶务、卫生、财政、仲裁、宣传、教育、文牍、调查、农业、交际等，会址设在海丰。

    广东省农会建立后，即担负起领导全省农民同封建、军阀势力进行斗争的重任。当时，海陆丰一带连遭潮水和暴风雨的袭击，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未有的损失，彭湃立即组织农会干部帮助农民救灾抢险。农会作出灾区农民"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全无获者，免交地租）。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地主豪绅的拼命反对。陈炯明还派兵袭击总农会，逮捕总农会干部。农运遭到挫折摧残，被迫转入地下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组建农民团体，在农民中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同时，会议又决定在中共中央和各省（区）委中，设立领导农民运动的机构，选派干部去乡村领导农民斗争。

    经过多次革命挫折的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民、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他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1924年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为标志，国共合作实现。这次大会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罗绮园、林祖涵、周其鉴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林祖涵任首任农民部长。由于共产党人的加入，以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亦大力支持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的工作很快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国民党"一大"以后不长的时间里，广东革命政府曾先后三次发表关于农民运动的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与有力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3月19日召开第15次会议，正式作出农民运动计划，决定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召开，决定派出农民运动特派员20人，到交通方便、地理位置重要、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广东省广宁、顺德、鹤山、东莞、香山、佛山等县及广州郊区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广东省省长公署也训令各县帮助组织农民协会。由于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农运骨干力量。在中国共产党人彭湃等人的建议下，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方案。农民运动讲习所既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办、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分管，也由中国共产党倡办和领导。农讲所的大部分教员是共产党员，大多数学员也是由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选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农讲所的任务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的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为了实现这一主要任务，它的课程设置强调学员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注重基本的革命理论的传输，注重农民运动的理论及其实施方法。另外，它还注重对学员的军事训练。这些学员常深入农民群众之中，考察农民组织及其生活，以增加实践经验和增强实际工作能力。农讲所先后在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人的主持下，为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广东区委也派出一批干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各地农村，发动农民，建立乡、区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这样，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农民运动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广州为中心包括番禺、中山、顺德、南海、花县等县的广东中部地区，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计划开展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都派了大批农民运动特派员前往开辟工作。1925年上半年，广州市郊、中山、花县、顺德、东莞、宝安、番禺、南海等县相继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它们是广东省较早成立的县一级农民协会，直接推动和促成了广东省农民协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帮助广东农民建立组织、建立政权、进行斗争的同时，为了巩固农民运动的成果，把农民武装起来，建立农民自卫军。1924年8月，奉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的命令，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建立。这支农民自卫军由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组建。这支农民武装奉命移驻省署，担任警戒任务，成为"农民自卫军成立之始"。1925年春，广宁、海丰、花县、东莞、顺德、高要、普宁、曲江等县也都先后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各地农军积极参加了镇压商团、讨伐陈炯明的斗争。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互相促进，迅速把广东农民运动推向高潮。到1925年5月，广东全省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达21万多人。

    在各地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117人，代表22个县21万农会会员。这次大会由阮啸仙、彭湃主持。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农运纲领指导下，结合广东农运情况，制定了农会章程，通过了政治报告、经济问题、农民协会方针、农民自卫军与民团问题、农工联合以及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等7项决议案，并发表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宣布广东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上，阮啸仙、彭湃、罗绮园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彭湃担任该委员会委员长。执行委员会下设秘书、宣传、组织、经济、军事5个部，作为广东省农民运动的领导机关。

    广东省农民协会的诞生，统一了对广东农民运动的领导，为广东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准备，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25年9月，陈炯明在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大力支持下，重新对广州国民政府发动攻击，企图夺取广州。9月底，广东国民政府组建了东征军，当东征军在东江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邓本殷于1925年10月间向南路来犯，以策应陈炯明。广州国民政府又进行南征。在东征和南征的过程中，除了广大工人群众对东征南征积极支持外，广大农民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东征和南征。他们为国民革命军带路、侦察敌情、运送物资、供应粮食；农民自卫军帮助国民革命军作战，维护后方秩序。在惠阳、海丰、陆丰、五华、紫金等县数万农军直接与敌军作战，有500多农民壮烈牺牲。南征时，省农民协会派10余名特派员随革命军出发，沿途宣传和组织群众。在工人和广大农民的支持下，东征与南征取得了胜利。东征后，组织起来的农民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口号。高鹤县农民展开了反苛捐杂税斗争；花县、惠阳县、曲江县、曲化县农民在秋收季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减租运动；海丰、陆丰、汕头市郊等地的农会坚决贯彻省农会关于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的决议，开始实行二五减租。对那些破坏减租、对抗农会的恶霸地主、反动分子则予以严办。以前名目繁多的大斗捐、牛斗捐、祠堂捐、屠牛捐、过路捐等等，在农民运动的暴风雨中全部一扫而光，农民无不拍手称快，农会组织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北伐战争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同时，蓬勃发展的广东农民运动，也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五卅运动

    5月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标志。

    "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潮。1924年国共合作的建立，使工农运动开始恢复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下，工人运动首先恢复发展起来，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大罢工。1925年2月，上海日本内外棉八厂开除一批粗纱男工，以养成工代替，激起全厂工人自动罢工，参加罢工的计22个厂、4万多工人。工人们在李立三、邓中夏组织的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罢工坚持了一月之久。这在政治上锻炼了工人阶级，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4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一万多人为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斗争坚持了22天，取得了一定胜利。上海和青岛工人的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序幕。

    为进一步组织工人，发挥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先锋作用，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推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组织方面和群众方面的准备，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会组织的不断扩大，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引起了帝国主义和中外资本家的极端恐惧和仇恨。他们对工人运动千方百计地予以限制和破坏。从4月起，上海日资工厂资本家便使用开除工会积极分子、减少工资、关厂等卑劣手段对待工人。对此，工人阶级同日本资本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5月15日，内外棉七厂青年工人顾正红和几名工人在一起质问厂主为什么不准工人进厂做工时遭到日本经理手枪射击，年仅20岁的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壮烈牺牲，受重伤的还有11人。这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顾正红被害后，内外棉厂工人立即开会，提出惩凶、赔偿和承认工会等8条要求。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22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员立即召集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内外棉工人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23号通告，再次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各界援助上海内外棉工人罢工，开展反日运动。同一天。中共上海地委召开宣传联席会议，拟发动宣传队及各团体露天演讲，作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但示威活动遭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镇压。日本帝国主义还勾结工部局警告中国报刊，不准刊登工人斗争的消息，违者予以封闭。为揭露事实真相，激发上海人民及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中共中央于5月24日在上海杨子湾举行了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人数超过万人，会场四周飘满了挽联、挽障。遗像两侧的挽联写的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批"工人先锋"。工人们振臂高呼"为顾正红报仇！"、"打倒帝国主义！"

    在工人斗争的推动下，上海各阶层纷纷投入反帝斗争中。首先是学生起来援助工人，组成小分队为工人募捐。面对上海人民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继续以暴力手段镇压，并将逮捕的工会活动分子和青年学生，以"扰乱治安"的罪名于5月30日公开审讯。学生闻讯后，决定向全国宣传唤起全国一致反抗。同时，上海纳税外人会准备于6月2日向工部局提出"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及"取缔童工法案"四提案，想以此威胁工人。这些提案不仅有损于中国主权，而且危害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上海市民、学生与社会各阶层群众迅速地联合了起来。5月27日，负责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工作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召集上海大学、文治大学等校学生的代表大会。会议决定：（1）通过宣传和露天演讲向公众说明罢工真相；（2）募捐援助罢工工人；（3）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为了加强对反帝斗争的领导，进一步研究斗争策略，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及时提出了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主张。会议决定5月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把反帝斗争推向高潮。

    月30日晨，在以恽代英为首的上海学联的指挥下，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各主要街道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揭露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真相，抗议帝国主义逮捕工人、学生的暴行。上海市民纷纷自动加入示威学生的行列，各界群众迅速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下午，工部局巡捕开始大肆捕人。到15时左右，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就拘押学生达100多人。反动巡捕的行动激起了捕房外万余示威群众的无比激愤，他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这时，帝国主义捕头爱伏生悍然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逮捕几十人，造成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5月30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章龙、张国焘均参加。会议决定建立各阶级反帝联合战线，组织行动委员会，发动全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形成革命人民反帝大运动。次日，各团体在总商会开联席会议，强烈要求总商会下达罢市令。当晚，在总商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成立上海市总工会。李立三、刘华分任正、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长。总工会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并宣布于6月1日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工宣言提出七项条件：惩办打死工人学生的凶手；赔偿损失；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禁止殴打工人；改良工厂卫生；禁止虐待童工及女工；不得雇用外国巡捕；反对印刷附律。从6月2日开始，20余万工人相继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绝大多数商人罢市，半数左右的华籍巡捕也实行了罢岗，仅公共租界30多条马路就有2万余家商铺，20多万人参加罢市，许多店门上贴着："同胞被杀歇业为哀"。"宁为校园鬼，不为亡国奴"的传单。向为闹市的英租界区"双扉紧闭，形色萧条"。罢市期间，工商各界爱国人士还开展了提倡国贸，抵制日、英货的活动。

    学生是"三罢"斗争的中坚和先锋。从6月1日起，上海大学、南洋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法政大学和各中学相继罢课。6月2日，圣约翰大学、中西女中、沪江大学、圣玛利亚女校、上海教会学校师生，冲破帝国主义分子百般破坏也相继罢课，尤以圣约翰大学斗争最为激烈。面对校长的百般阻挠为难，学生予以"全体永远脱离学校永不再来"的回击，全体华籍教师也愤然辞职。罢课学生走上街头，深人工农群众中，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开展反帝抵制外货运动。

    "三罢"斗争的主力是上海20万工人。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自己的旗帜，发出第一道命令——总同盟会罢工令。几天之内，上海日本、英国以及其他外国工厂工人都举行罢工，其中海员罢工影响最大，它使日轮难以进港，英轮停止来沪。也有一些华人工厂工人罢工，但这不是针对中国资本家，它是由于"外人压迫太甚，不能不起而抗争"。在"三罢"斗争中，上海总工会加强了各级工会的建设工作，共设立117个基层工会。他们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忍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争斗"，号召"上海和全国奋起的民众，承继流血烈士之遗志"，"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工商学联合会正式成立。11日，工商学联合会主持召开20万人的群众大会，邀请段祺瑞政府的特派员和交涉员参加，向他们提出了已经提过的四项先决条件和13条正式条件，并要求他们以此向帝国主义交涉。其条件主要内容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中国人民应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和永远撤退英日驻华陆海军等。这17项条件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表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精神。

    五卅惨案和上海实行"三罢"的消息很快传开，反帝斗争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在北京，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地方区委领导全市人民于6月3日、10日、25日连续举行示威游行。在青岛，邓恩铭等领导市民，冲破帝国主义的防范，成立了"青岛市沪青惨案后援会"，召开市民大会展开，向英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萧耀南的斗争。此外，天津、大连、南京、长沙、福州、厦门、开封、郑州、西安、南昌、杭州、重庆、奉天、哈尔滨、吉林等地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10万人还在天安门举行雪耻大会，后又举行了30万人总示威；天津5万人示威游行，各界20万人集会誓雪国耻；西安10万市民"沥血宣誓、宁死不辱"。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投入这场反帝斗争的有组织的群众达1200万人以上。其中又以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的省港罢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海外侨胞和留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进行募捐活动，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

    帝国主义对"三罢"极为仇视，他们扬言："放炮有解散群众之效及流去枪镜铁锈之功。"6月1日，工人学生及市民聚集南京路，散发传单、演讲，遭巡捕开枪屠杀，死4人，伤20余人，造成第二次大血案。2日，小滂渡、杨树浦、新世界游艺场等处继续发生枪杀流血事件。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政府派奉军进驻上海。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共同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并下令通缉领导"三罢"的领袖，南京路包括最繁盛的街市，都陷于战争状态。机关枪、铁甲车、马队占据各要害，一切车辆行人都不能通过，上海成为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屠杀中国人民的地方。6月10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又进行了大屠杀，枪杀60余人，70多人受重伤，轻伤无数。帝国主义一方面实行镇压政策，另一方面玩弄政治骗局，施展分化伎俩，破坏中国人民反帝统一战线。为掩盖五卅惨案的真相，欺骗群众，缓和各方舆论的谴责，由段祺瑞政府和英、美、法、意、日等国组成了"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到上海调查五卅惨案。调查团仅活动了3天，就匆匆收场。随后，帝国主义又施展和谈阴谋，制造"和解"气氛。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等为帝国主义的欺骗政策大造舆论，并组织了所谓的五卅运动行动委员会，以代替"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随后，"上海总商会"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条件于不顾，单独提出13项条件为交涉条件，要上海人民"静候政府交涉"。

    大资产阶级提出的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13条，遭到上海市总工会和人民团体的坚决反对。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热血日报》、《向导》、《中国青年》上，陈独秀、瞿秋自、恽代英等发表文章，揭露大资产阶级的叛卖行为，揭露帝国主义"和谈"的阴谋。各界群众对大资产阶级的叛卖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6月17日，上海总工会等200余团体，在闸北召开群众大会，通过宣言，谴责总商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20日，总工会召开了有60多个工会130多名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立三作了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表示坚决反帝并进行到底。在全国各界舆论的揭露和抗议声中，虞洽卿又提出妥协方案鼓动商人开市，散布"罢市无益"、"罢市一日，中国商界损失三十万"等言论。同时，帝国主义又对民族资产阶级施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进行诱惑，又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应相威胁。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害怕自身利益受损，同意开市，退出"三罢"统一战线。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宣布于6月26日提前开市。

    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退出，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随着学校开始放暑假，学生纷纷回家。到7、8月间，统一战线中只有工人孤军奋战。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防御工人阶级的孤立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罢工的政策，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统一委员会来解决。"这样，工人斗争的策略，就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刘少奇与上海总工会其他负责人共同制定斗争策略，商讨复工条件。8月10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9项复工条件：（1）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廨；（2）租界内有出版、言论、结社之自由；（3）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4）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5）工人全体上工，不得开除此次罢工的工人；（6）发给罢工期内工人工资50％；（7）增加工资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8）优待工人，必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9）对死伤学生、工人作出赔偿。在英日资本家先后答应"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件所组织之工会"，对罢11人生活上予以相当之帮助，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后，各业罢工工人从8月底到9月上旬陆续复工。至此，五卅运动结束。

    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共产国际发表了《告世界工人农民书》，号召各国共产党、工人、农民和士兵全力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苏联政府获悉中国发生五卅惨案，在莫斯科举行5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对运动中死难者予以悼慰，并全面进行募捐以资支援。德国共产党以及日本劳动组合评议等都给予了舆论的支持。五卅运动在各界支持下，坚持了3个多月，成为一场中国近代以来从没有过的全国反帝大风暴。它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发展了人民革命运动力量，教育和锻炼了广大人民，在中国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热血日报》创刊

    5月上海内外纱厂工人罢工，日本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5月30日，英国巡捕对游行示威的群众进行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许多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9家报纸对五卅惨案态度暖昧，有的反而为帝国主义辩护。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及时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贯彻到群众中去，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揭露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以及买办阶级破坏革命斗争的阴谋，中央决定，发行一种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的刊物。瞿秋白接受党的指示，于1925年6月4日在上海创办了《热血日报》。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它由瞿秋白主编。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参加编辑。《热血日报》的文章社论大都出自瞿秋白的手笔。《热血日报》编排新颖，内容丰富，门类繁多，有社论、专论、国内外紧要新闻、汇志、杂感、诗歌、民歌、小言、来件、通信、口号等十几项。此外，还开辟了专门的栏目，如《外人铁蹄之下之上海》、《外人铁蹄下的中国》、《呼声》、《舆论之裁判》等等。这份报纸在瞿秋白的主持下，生机勃勃，富有战斗性。它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报道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反映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帝义愤，推动爱国运动发展的伟大任务，成为五卅运动的战斗号角，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在战斗风格上，《热血日报》的文章通俗易懂、力求口语化，同时，文章开门见山，短小精悍。这使得读者的主体——工人群众有空看，看得懂，喜欢看。这充分地发挥了它的战斗力。《热血日报》每天都有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消息的报道。创刊号上的第一版上刊登了舒严的《五月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二日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略述》，追叙了五卅惨案发生的原因、经过。这篇文章还概述了上海各界对帝国主义屠杀的强烈反应。在以后的各期中，关于反帝运动的消息分成两大类予以报道：一类是上海市的，除分别报道上海各界反帝斗争的动态以外，凡工商学联合会活动的重要消息都及时登载。6月8日，《热血日报》全文刊载了上海工商学界正式提出的解决五卅惨案的最低条件17条（包括四条先决条件和13条正式条件）。12日，报道了有30万人参加的上海市民大会的盛况和大会宣言，强调了市民大会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一致愿望。14日，又登了上海各团体否认大资产阶级控制下的总商会修改17条的消息。18日，全文刊载了《闸北市民大会宣言》。该宣言明确指出："我全体市民认工商学联合会议决提出之十七条为最低交涉条件，绝对无退让之余地，对于总商会修改提出之条件是牺牲民众利益，破坏国民团结以与帝国主义妥协，本大会万难承认。"《热血日报》对工商学联合会痛斥政府的卖国行径、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以及组织上海人民进行斗争的消息也作了大量及时的报道。另一类是报道外省市反帝斗争的情况，如18日，以《赵恒锡压迫下湖南民众反抗运动》为题，报道了长沙20万人召开市民大会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情景，揭露反动军阀赵恒锡的镇压人民反帝斗争的罪恶行径，歌颂了上海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

    《热血日报》还大量报道了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12日，以《第三国际对沪惨案宣言》为题，向中国人民介绍了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联合宣言的内容。同日，还报道了国际著名人士萧伯纳组织的国际革命救济会对华宣言的内容。19日，又在《世界工人援助中国》的专栏下，报道了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世界1600万有组织的工人向中国罢工人"致敬"的消息，报道了巴黎统一劳动同盟捐助五万法郎、捷克革命工会联合会捐助2000美金、苏联工人捐献2万卢布，从物质上支援中国人民斗争的消息。另外，还报道了日本、英国等国工人、学生举行示威反对本国政府屠杀中国人民的消息。这些报道，极大鼓舞了正在艰苦奋斗中的中国人民。

    《热血日报》在报道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消息的同时，对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和欺骗伎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它指出帝国主义"杀人的目的"不仅是使工人不能反抗，任他们剥削，他们因此可以侵占中国的实业；他们更深的目的是使中国人不敢团结起来反抗，永久甘当亡国奴。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一文中，用血淋淋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号召中国人民彻底觉悟起来，以实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针对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发生后为欺骗舆论而玩弄的"六国调查"、"司法调查"等骗局，《热血日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调查""无非是想要借静心调查一语来缓和国民愤激的空气，使各外国工厂罢工者回去做工"。并强调只有"使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民众来裁判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而平反一切"才是"真正的调查"。这些义正辞严的话语有力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政治欺骗。帝国主义为了破坏中国人民反帝的大团结，制造了种种谣言，污蔑反帝斗争是什么"赤化"、"过激"、"排外运动"等等。对此，《热血日报》组织不少文章予以批驳。如《请看外国报纸破坏我们的言论》、《当心外国人离间的阴谋》、《外纸造谣之技穷》、《是毒计也是蠢想》、《注意美国的行动》等。这些文章着重指出，五卅反帝风暴"纯然是帝国主义数十年侵略中国和现在的屠杀政策激成的。这纯然是国民运动"。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动，《热血日报》也给以无情的鞭挞。6月7日，段祺瑞的北洋军阀政府派出蔡廷干、曾宗鉴两个特派员到上海同帝国主义共同策划对付中国人民的具体办法。

    为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媚外行径，《热血日报》刊登了瞿秋白亲自撰写的《监督政府的外交》、《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等社论，文中指出，北洋军阀的交涉员到上海"简直是做日本人的奸细"。在文章中，瞿秋白响亮地提出"监督政府外交"的口号，号召人民"赶快起来监督，赶快自动的组织，巩固自己的实力"，以斗争求得五卅事件的解决。瞿秋白反复强调，五卅事件的解决，不是"法律的"，而是"政治的"，所谓"政治的解决"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热血日报》的这些强音，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反帝斗争的方针、策略。在《我们要认清风潮的性质》、《上海市民要注意的事》、《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五卅惨案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社论中，明确地指出此次风暴是"全幕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中之一幕，不仅仅是几个巡捕杀几个市民这样法律上刑事的问题"。若说是刑事问题，应当是国际间的刑事问题，不是私人间的刑事问题，负这刑事责任的是英美日当局，决不只是杀人的巡捕。社论指出："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及租界内集会结社自由的要求，固然已是一部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然而还不足以保证我们民众运动发展之可能"，还必须："（1）撤退驻华的一切武装势力；（2）中国市民有参与租界市政之权；（3）中国职员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只有这样，自由公理人道国际法才不成为空谈、工人才有自由，中国才能得解放。在《交涉破裂后我们怎么办？》中，瞿秋白指出："我们只有联合全国平民，实行大规模的运动和奋斗，才能争回中国的主权和民众的利益。"我们必须为从根本上"废除自通商以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取消外人在中国一切不法的特权"而斗争，甚至"我们进而诉诸武力自卫，亦所不惜！"

    《热血日报》贯彻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在促进革命人民的团结、揭露大资产阶级叛卖行径、批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倾向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为统一战线的巩固作了贡献。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热血日报》及时报导它的成立及活动，热情支持它的工作，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一些不完善和有缺陷的口号、主张进行善意的批评，给以正确指导。五卅运动中，参加反帝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在对待帝国主义和"三罢"运动的态度上表现不同：大资产阶级媚外而反对"三罢"；民族资产阶级妥协而惧怕"三罢"；小资产阶级动摇；无产阶级则发扬了彻底的革命精神。这种情况，无疑增加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的责任。瞿秋白主持的《热血日报》坚定地承担了时代赋予它的这一重任，对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及其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破坏反帝运动的活动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所表现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也进行了一定的批评。总之，《热血日报》宣传并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的政策主张，为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这不仅对五卅运动的发展起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而且，为后来大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做了舆论准备。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反动派把它们当作洪水猛兽，与之誓不两立。报纸出版仅仅25天，6月29日，《热血日报》就被查封，总共出版了24期。

    省港大罢工

    6月，广州和香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罢工斗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深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所罕见。

    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2日，广州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以表示对上海民众的支持，并决定在革命军平定滇系、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后，立即举行大罢工。在讨伐刘、杨过程中，中共广东区委派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和杨殷等到香港，与苏兆征一起进行发动罢工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李森（即李启汉）等亦在广州着手准备罢工后的各项工作。6月12日，革命军平定了刘、杨反革命叛乱。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启事并设立临时办事处。15日，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了《告广东人民书》，号召广东各界群众一致行动起来，与上海工人团结一道，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然而，组织香港工人罢工，困难重重。香港工人长期受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又由于海外革命潮流和先进思想的影响，对帝国主义认识深刻，斗争性也强。但是，香港工会很多，工人组织状况复杂。100余工会中，黄色工会和行会工会占多数，受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只有少数几个，如海员、电车、印刷等工会。共产党在香港的力量薄弱，党员人数不足10人，并且多为下层码头工人。共青团员略多些，又多是青年学生。因此，要把一支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队伍组织动员起来，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为此，苏兆征和邓中夏在筹划领导罢工的准备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心血，在工人中享有崇高威望。6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启事，并于广州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6月15日，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告广东人民书》，号召广东各界一致行动，与上海工人阶级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香港工人团体组成了以苏兆征为主席，邓中夏为副主席和总顾问的全港工团联合会。6月中旬，邓中夏召集香港各工会举行全港工团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大罢工，发表罢工宣言。会后各工会联名致函港英当局申明罢工理由，表示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并针对英帝国主义在香港奉行的歧视华人的政策，提出了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等6项要求。6月19日，海员、电车、印刷业工人首先举行罢工，码头、洋务、煤炭、建筑及服务业工人相继响应。罢工宣言中提出，要"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英帝国主义走狗把持下的机器工会的工人，也冲破阻挠，宣布罢工。港英当局事先知悉工人酝酿罢工，即派出密探四处捉拿工人领袖，并告示说：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罢工发生后，港英当局又发布戒严令、禁止粮食出口令、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并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军舰升火往来于海面巡逻。然而，香港各行业工人毫不退缩。15天内，参加罢工的工会组织就达几十个，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广州，每天达两三千人之多。

    香港工人的罢工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封闭全市赌馆、烟馆、敌产等，作为罢工人宿舍，每日拨罢工委员会1万元经费，妥善解决了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3000余名洋务工人罢工退出租界，并组织成立了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广州市英、日、美洋行的职工也实行罢工。6月23日，广州工人、郊区农民、学生、商界、黄埔军校学生军等约10万人为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在东校场集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等参加了群众游行。当队伍行经沙基时，沙面租界内的英、法军警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被打死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无数，制造了沙基惨案。当天，广东省长公署就沙基惨案照会英、法、葡3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6月26日，省港罢11人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等问题。6月27日，广东各界举行代表大会，通过"经济封销办法"、"援助省港罢IT_人办法"等决议案。7月6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香港罢11人代表7人、沙面罢工工人代表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1人组成，苏兆征为委员长。它是领导罢工斗争的最高执行机关。它的组织十分健全、严密，下设干事局、财政委员会、筑路委员会、审计局、会审处、保管拍卖处、法制局、工人医院、宣传学校，并组织了有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罢11人代表大会是领导罢工斗争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共有代表800余名，由每50名工人中选出1名代表组成。罢工中的重大问题如选举罢工委员会成员、罢工策略、审查财物等均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代表大会隔日召开一次。罢工委员及罢11人代表大会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中国共产党是罢工委员会中的核心力量，邓中夏任党团书记，又是罢工委员会对外事务的主要发言人，宣言和重要决议多由他起草。

    省港大罢工期间，罢工工人们出于对帝国主义血腥屠杀的愤慨，提出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封锁香港和澳门的一切国家过往船只，完全停止对港澳及沙面的供应与往来。禁止粮食外流，扣押走私物资，厉行抵制英货，使港英当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每年出入口货价值1356万镑，约合中国银15亿元，罢工后各地封锁香港，使其商务停顿，平均每日损失400万元，每月1亿2千万元"。市场上则肉食蔬菜供应短缺，商店货源枯竭，几乎每天都有商店倒闭，仅11月、12月两个月就有3000余家商店破产；银行业存款断绝、提款突增，当局只好将长存不用的款项1700多万元均从银行提出以解眼前之忧。1925年6月22日至10月19日期间汇丰银行股票下跌115％。然而，在省港大罢工进入高潮后，罢工委员会发现，帝国主义列强间对罢工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日本、美国等国都表示在镇压省港罢工问题上不愿意同英国合伙，而保持中立态度。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坚持采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击的政策，抵制一切外资，显然不利于利用矛盾分化敌对阵线，反而易促使帝国主义联合。

    罢工工人对香港的全面封锁，使香港内外交通断绝，物价不断上涨，街上垃圾、粪便成堆无人清理，烈日曝晒臭气熏天，蚊蝇成群，香港变成了"饿港"、"死港"。但封锁香港也给广州带来了困难，广东需要的东西进不来，急需出口的物资又出不去，广东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为减少。广东的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也很紧张。此外，由于对外贸易中断，商人无利可图，也影响他们支持罢工的热情，市民也因物价上涨而不满。此时反动分子更是乘机破坏，造谣、走私，使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广东区委和广东国民政府决定改变斗争策略，把原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策略改为集中打击英帝国主义的策略，提出"单独对英"的口号。8月14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出实行"特许证"制度的通告。规定："凡非英国产品及不由英国船只又不由香港运来者，一律准发给特许证。其所领到特许证，准其存人非英国之货仓，并准其出仓。"特许证由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国民政府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共同签发。上海、暹罗（泰国）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纷纷领取特许证直接来广州进行贸易。一时间，以往大量积压的商品都被外运出去，广州急需的粮食、燃料及日用品也源源运进来。广州每天有40多只商船入口，繁荣了广东经济，也增加了财政收入。罢工前，广东政府平均每月收入655万元，1925年8月收入150万元，10月收入竟达3616万元，邓中夏说："单独对英策略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由于采取这个中心策略，才解除了广东的经济困难，保持了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了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促进了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邓中夏特别指出："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岁月，就是由于这个中心策略之正确。"

    省港大罢工得到各界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广州郊区工人及汕头、宝安、惠阳一带的农民自卫军自动协助工人纠察队检查仇货，农会会员无偿提供工人粮食；广州商界为解决罢工工人的食宿进行捐款，广州商联会、总商会、市商会及大新等三大公司，组织起对外经济绝交委员会。香港青年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罢课，派学生代表回广州讲演，以声援罢工斗争。海外华侨纷纷成立声援省港罢工的团体。自罢工开始至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共筹款490万元，其中华侨捐款113万元。

    数十万罢工工人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罢工委员会组织了5000多人的运输队、救护队、铁路修路队和宣传队随军出发，支援北伐战争。

    随着北伐革命形势的变化，罢工委员会决定结束罢工，并同意国民政府致函港英当局，协商解决罢工问题。7月15日至25日，中英两国代表在广州进行5次谈判。由于英方缺乏诚意未能达成协议。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出现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局面。9月，中共广东区委提出改变罢工斗争策略以及自动停止封锁香港、结束罢工等重大问题。9月30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暂时避免对英武装冲突，收敛罢工，全力进行北伐，结束对香港的封锁，并提出以增加关税25％附加税作结束罢工费用为条件。国民政府确认这个决定，并于10月6日由外交部致函各国驻广州领事。各帝国主义国家迫于省港罢工的威力，只得表示承诺。11月，国民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关税征收机关，开始征收二五附加税，分批发给罢工工人。至此，坚持了1年又4个月的罢工斗争基本结束。但是，罢工组织机构仍然存在，直到1927年10月汪精卫回粤后，强行解散了罢工组织。

    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起至1926年10月止，共计坚持了1年零4个月，成为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省港大罢工不仅给英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以沉重地打击，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为北伐战争做出了贡献，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锻炼造就了一批革命骨干。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组工作从1925年6月开始。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改建国军、党军为国民革命军。6月24日，代行大元帅一职的胡汉民发布改组国民政府决议案，宣布设置国民政府掌理全国政务，以委员若干人组成，并设置军事、外交、财政各部等6项改组办法。6月27日，胡汉民通电宣布改组国民政府。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前身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大本营由五部、三局、一库、二委、三处组成。其中五部即军政、财政、内政、外交、建设，三局即法制、审计、航空，一库即金库，三处即参军、参谋、秘书，二委即宣传、财政。程潜任军政部长，谭延闽任内政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杨庶堪任秘书长，朱培德任参军长。胡汉民为总参议。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孙中山任主席，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鲍罗廷任政治顾问。该委员会是国民党最高政治权力机关，代表国民党中央指导广东革命政府处理一切政务。陆海军大元帅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建立，为组建国民政府奠定了基础。

    国民政府组建工作于1925年6月进行，但改组的讨论和准备工作从1924年就已开始。1924年1月4日，大元帅火本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出师北伐，统一财政。不久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组织国民政府问题进行说明，并强调了成立国民政府的必要性。当时孙中山对大元帅府的设置已有了改组的想法，他说：大元帅府还"没有明明白白与北方脱离关系"，而被外国公使团视为"地方政府"，所以必须改组国民政府。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曾设想立即着手组织国民政府。1924年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国民政府组织案》。4月12日孙中山亲自制订国民政府建国大纲25条，发布建国大纲宣言，指出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但是由于当时广东境内军阀势力尚未清除，所以国民政府未能在1924年组建。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仍保留大元帅大本营制，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1925年2月，孙巾山在北京因病住院，随同他到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开始酝酿并提出改组大元帅大本营的问题。孙中山去世后，1925年3月18日唐继尧在昆明宣布自己为副元帅职，国民党中央除通电讨唐不承认其副元帅职务外，便有将革命政府改为委员制的议论。但是当时第一次东征尚未取得全面胜利，广西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还没平定，因此未能立即实行此议。

    进入6月份局势稳定之后，组建国民政府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14次会议。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鲍罗廷等出席会议。会上商讨了组建国民政府事宜，并议决政府组织法大纲6条：（1）设国民政府管理全国之事务；（2）设置军事委员会统辖军事；（3）设监督院，监督政府各种机关官吏之行动及考核款项开支；（4）设惩罚院，专治官吏之贪赃不法及不服从命令者；（5）设省政府管理全省政务；（6）设市政委员会。根据这一决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其内容如下：（1）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2）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于委员中推定1人为主席。（3）国民政府设置常务委员5人处理日常政务，常务委员于委员中推定之。（4）公布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文书由主席及主管部部长署名，其不属于各部者，由常务委员多数署名，以国民政府名义行之。（5）国务由委员会执行之，委员会出席委员不足半数时常务委员行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于国民政府所在地举行之。（6）国民政府设军事、外交、财政各部，每部设部长1人以委员兼任之，有添部必要时，经委员会议议决行之。（7）各部长依其职权得发部令。（8）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官制另定之。（9）国民政府设秘书处，受常务委员之指挥，其规制另定之。（10）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该法于1925年7月1口在广州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一号形式颁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

    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制，由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徐谦、谭延闽、孙科、于右任、许崇智、程潜、伍朝枢、朱培德、张继、戴季陶、林森、张静江、古应芬等16人任政府委员；政府常委则由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闽、许崇智、林森等5人担任。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级顾问，推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设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司法、教育、农人、工人、商人、建设、监察11个部，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徐谦任司法部长。国民政府成立后发表宣言，宣布其唯一职责即在履行先大元帅遗嘱，当前任务是着手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7月3日，广东省革命政府进行改组，成立广东省国民政府，下设民政、教育、财政、建设、商务、农工、军事七厅，由古应芬、许崇清、廖仲恺、孙科、宋子文、陈公博、许崇智分别任厅长。各厅厅长组成省务会议，推选许崇智为省务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与广东省政府的分工是：外事、国家财政和国防用兵由国民政府主持；地方治安及其他政务在国民政府监督下由省政府主持。广东省政府的根本使命是率领全省人民及军队积极参加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列强的国民革命。与此同时广州市设立市政厅，由伍朝枢任市长。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无论是军政行政或财政都不统一。为了巩固革命政权，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便着手实行军政、行政和财政的统一。其中军政统一最为重要。为实现军政统一，广州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6日成立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闽、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军事委员会下设训练部、参谋团、海军局、航空局、秘书厅、兵工厂等机关。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下令取消带有封建色彩的地方军，如"湘军"、"粤军"等名称，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8月1日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首先通告粤军将领，宣布根据国民党新政策辞掉粤军总司令职务，将军队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控制。接着湘军总司令谭延闽，建国滇军总司令朱培德，建国攻鄂军总司令程潜，联名通电解除湘、滇、鄂各军总司令职务，所部均交由军事委员会统辖。从此军权趋于统一。1926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负责整编和节制全部当时服从国民党指挥的所有部队。国民革命军初步改编为5个军，北伐前夕扩为8个军。经过改编，广州国民政府所辖的五花八门参差不齐的部队，改组成为一支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学习苏联红军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并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证这支军队能为国民革命目标而战。1926年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汪精卫为国民革命军总代表，随后又相继任命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李朗如、林伯渠、黄绍骇、刘文岛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至八军副党代表。

    广州国民政府除实行军队统一编制外，还采取有效的办法将财政和民政统一收归革命政权管理。广州国民政府采取许多措施整顿和统一财政。首先统一国家收入。规定各种收入都受辖于财政部，一切费用，包括军费皆由国库支出。第二，建立国家预算制度，1925年底国民政府组织了预算委员会进行统一预算，力争收支平衡。预算委员会由谭延阄、古应芬、伍朝枢、谭平山、甘乃光组成。第三，统一税则。第四，争取关税自主权，统一关税，如自定税率。海关税款自行保管、自定用途。第五，建立国家银行，改善税制，统一币制，建立国家银本位制。第六，改善信贷，使本国银行和外国银行有同等地位。第七，改善专卖制度，建立禁烟、火油等专卖组织。第八，发行公债，集资建设国家，以扩大生产增加收入。经过治理，财政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根据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报告统计，1923年广东省收人为1000万元，月均收入858万元，1924年收人为7986万元，月均收入665万元，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后头3个月月均收入150万元，10月收入361万元，11月收入380多万元。12月收入400多万元。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还立即着手整顿民政，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统一政令。7月22日成立了惩吏院，由徐谦、邓泽如、林翔、邹鲁、林云陔组成。与此同时还设立了由伍朝枢、林翔、陈树人、曹受坤组成的法制委员会，以拟定、审核一切法律事宜，并对各地方行政司法机构及其官员进行考核和整顿。国民政府还设立了由徐谦、伍朝枢、林翔等组成的司法行政委员会，其任务是剔除积弊，以保护人民财产及种种权利。为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同时还设立了教育行政委员会，掌管中央教育机构，指导和监督地方教育行政。8月1日成立由林祖涵、黄昌谷、陈秋霖、甘乃光组成的监察院。该院是行使监察权之机关，其任务是监察政府各种机关及官吏的行为，考核款项的收支状况。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的各项措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反动军阀和右派政客对广州革命政府恨之入骨，他们勾结起来企图推翻国民政府。他们采取支持陈炯明的办法，通过陈炯明用武力的办法来颠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就组织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叛军，为统一广东、平定南路邓本殷的反动势力创造了条件。1926年6月4日，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月5日，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北伐部队动员令。北伐军自出师后节节胜利，不断向北推进，革命势力由中国的南部扩展到中部，全国的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便于指导蓬勃开展的国民革命运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1926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自12月1日起广州国民政府停止接受文件；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国民政府在广州停止办公。1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政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正式成立，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迁到武汉之前由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1927年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3月20日，经二届三中全会选出的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汉就职，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完成其历史使命。

    国民革命军组建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同时决定改建国军、党军（黄埔校军）为国民革命军。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1925年7月6日，广州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任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闽、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成立军事委员会的目的在于统一军政。为了巩固革命政权，国民政府成立后便着手实行军政、行政和财政的统一。军政统一为各项统一措施之首。为谋求军政统一，广州国民政府发表了《接受国民党整饬军队决议案宣言》。该决议案指出："十二年以来，广州以内，战事频仍，致无整饬军队之余暇；于是军队各自为政，虽有最高军事机关，形同虚设。军队更以饷源为借口，对于地方政事肆行干涉，用人之权。掠夺殆尽。同时对于财政机关，亦各其势力所及，争先占据。由是行政经费教育经费等等，悉被吞蚀，全省政务，尽归停滞。民政财政诸机关，不但仰承鼻息，且至虚有其名。……故整理军队实为整理一切之先著。整顿的办法是：第一，军令统一，严禁军队各自为政；第二，民政统一，严禁军队干涉用人行政权力；第三，财政统一及军需独立，严禁军队分割及霸占财政收入；第四，所有军队均需政治训练，从而成为有主义有纪律之革命军队。"《决议案》认为只有实现以上各点，军令机关得收整齐统一之效；而民政机关亦回复自由，可日益精纯；在人民一方面，可保其安宁，然后其他一切整顿计划始有实施之机会，而本党主义和政策始得实现。

    从当时的革命时势来看，改编军队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1926年3月17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政治报告》中，曾对国民革命军改编的背景及军队名称的由来做过回顾。汪精卫在《报告》中写道："……在去年（1925年）6月1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了一个严重的决议案，大致说明我们欲整顿中国必须先从整理广东人手，而整理广东，又必须先从军事人手。所以，第一，要军事统一；第二要民政统一；第三要财政统一，军需独立；第四要各军都受本党政治的训练。这次议案定了以后，大本营总参谋代，行大元帅职权胡汉民同志立即接受，谭组安、朱益之两同志下了实行的决心，再由兄弟到汕头见许蒋（许崇智、蒋介石）各位同志报告一切，大家都认为这决议案，无论如何，要尽力使之完全实现。所以6月5日以后便开始攻击杨刘（杨希闵、刘震寰），6月12日杨刘打倒……7月1日，国民政府便宣告成立，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把国民政府的委员会组织妥当。二是把军事委员会组织妥当，把各种地方军名目通通取消，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因为总理遗嘱上第一句便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以就拿这国民革命四字做军队的名称。我们一方面于统一军政的计划，一方面请廖仲恺同志做统一财政的计划……"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即表示，要于最短时间力求军民财政之统一，对于违令者，予以严厉之制裁；对于阳奉阴违者，予以严厉之惩罚。为实现军政统一，7月6日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陆海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军事委员会下设训练部、参谋团、海军局、航空局、秘书厅、兵工厂等机关。军政统一的首要问题是统一军队编制，取消各地方军。在军队改编中，国民革命军学习苏联红军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并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证这支军队能为实现国民革命目标而战。

    这一建军原则的最早施行是在黄埔军校之中。黄埔军校建立后，孙中山有感于当时驻在广东的各省联军大多不明白革命白勺主义，"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不能依靠。因此孙中山决心建立起一支有组织有主义的革命军队，并在黄埔军校中建立军队制度。他借鉴苏联红军经验，首先在军队中设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在黄埔军校中孙中山除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外，特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党代表。党代表的职权是监督军校（军队）的各项工作，军校的一切命令必须有党代表签署。为了加强对黄埔军校的管理，孙中山亲自兼任学校总理。由军校总理、校长、党代表组成校本部，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还设立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孙中山认为要使军人具有革命精神，便先要了解党的主义和实现主义的方法，"先有了革命主义，才有革命目标；有了革命目标，才发生奋斗精神。……明白了这三种主义，才能够干革命的事业"。因此在黄埔校军中十分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以保证贯彻以主义建军的原则。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培养爱国、革命的精神，使军队区别于旧式的军队。黄埔校军组建之后便参加了许多战斗，包括平定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等重大战役。在战斗中，以主义建军原则建立起来的黄埔学生军发挥了巨大的骨干作用，成为革命军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当时广州国民政府所控制的部队主要有：许崇智的粤军，谭延闽领导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以及程潜的攻鄂军。1925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所属各军取消原有的部队名称，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后，8月1日，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首先通告粤军将领，宣布"遵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军政计划，即日起解除粤军总司令职务，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率"。4日，湘军总司令谭延闽、建国滇军总司令朱培德、建国攻鄂军总司令程潜，联名通电解除湘、滇、鄂各军总司令职务，所部均交军事委员会统辖。从此军权趋于统年8月28日，在黄埔校军和其他各军基础上组成了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在成立之初组建了5个军。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原黄埔校军和收编的粤军第四师组成，蒋介石任军长，副军长何应钦，汪精卫任党代表。参谋长先后为王懋功、胡谦、林振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一团团长刘峙，第二团团长沈应时，第三团团长钱大钧，另有炮兵营和宪兵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四团团长刘尧宸，第五团团长蒋鼎文，第六团团长惠东升；第三师师长谭曙卿，第七团团长谭曙卿（兼），第八团团长陆瑞荣，第九团团长卫立煌，补充团团长陆瑞荣（兼）。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由谭延闽的建国湘军组成，下辖3个师及1个炮兵团。军长谭延闽，副军长鲁涤平，参谋长岳森，党代表李富春。第四师师长张辉瓒，辖谢毅伯、周卫黄、邓赫绩3个团。第五师师长谭道源，辖罗祷颐、彭璋、朱刚伟3个团。第六师师长陈嘉事占，辖余泽钱、李蕴珩2个团。炮兵团团长谢慕韩。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由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改编而成，而建国第一军则由驻广东的滇军演变而来。军长朱培德，参谋长黄实。党代表朱克靖。第七师师长王均，辖曾万钟、万人敌、彭武扬3个团。第八师师长朱世贵，辖韦杵、祝膏如、李思想3个团。第九师师长朱培德（兼），辖顾德恒、李明扬2个团。宪兵营营长武宣国，炮兵营营长张言传。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李济深任军长，陈可钰任副军长兼党代表，邓演达任参谋长。第十师师长陈铭枢，辖蔡廷锴、范汉杰、戴戟3个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辖余汉谋、香翰屏、黄镇球3个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辖缪培南、黄琪翔、许志锐3个团。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辖云瀛桥、陈兰培、陈章甫3个团。独立团团长叶挺，炮兵营营长郭思演、薛仰忠。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由建国第三军改编而成，李福林任军长，李朗如、刘敏先后任参谋长。第十五师师长李群，辖黄相、周定宽、黄炳垄3个团。第十六师师长练炳章，辖陆海李林、陈伟图3个团。独立第一团团长梁林，独立第二团团长林驹。

    国民革命军总数达12万人，分别驻扎在广州、汕头、粤东、西江南粤和珠江三角洲一带。

    11月至北伐前夕，广州国民政府先后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六、七、八军。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以程潜的援鄂军为基础改编。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十七师师长邓彦华、党代表陈雁声、顾问波列见果。第十八师师长胡谦、党代表李隆廷。第十九师师长杨源溶、党代表张振武。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由李宗仁、黄绍骇的定桂讨贼军改编组成。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弦，顾问予金。旅长：夏威、李明扬、刘日福、伍庭飚、黄旭初、韦云松、胡宗铎、钟祖培、吕焕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由唐生智的湘军第四师改编而成，下辖6个师。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顾问奥依尼其。第二师师长何键，第三师师长李品仙，第四师师长刘兴，教导师师长周文阑，第五师师长叶琪，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

    经过改编，广州国民政府所辖的五花八门、组织涣散、战斗力参差不齐的部队，改组成为了一支具有一定实力和一定规模的军队。国民革命军中各军都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国民党二大后国民党中央相继任命了各军党代表。1926年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任命汪精卫为国民革命军总代表。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李朗如、林伯渠、黄绍骇、刘文岛陆续分别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至八军的副党代表。

    7月国民革命军组织第一次北伐，总司令蒋介石，总参谋长李济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秘书长李一氓，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军事总顾问加伦，共辖八个军。

    随着北伐的进展，国民革命军由8个军发展到近40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九军军长贺耀祖，第十军军长彭汉章，第十一军军长方本仁，第十二军军长袁祖铭，第十三军军长樊宗秀，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第十八军军长夏超，第十九军军长陈仪，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第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成勋，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第二十五军军长周西成，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普，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候，第二十九军军长田尧，第三十军军长魏益三，第三十一军军长李明扬，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新一军军长谭曙卿，新三军军长刘宝题。

    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和国民革命军的组建，基本上实现了广东的军政统一，改变了过去各军自成系统，形同割据的混乱局面，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甲寅》周刊创刊

    章士钊将停刊多年的《甲寅》月刊复刊并改为周刊。第一期于该年7月18日在北京出刊，内容杂载公文、通讯，是章"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巾黄、秋桐、孤桐等。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生于1881年3月20日。幼读私塾，后入武昌"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1904年，章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由于华兴会的起义计划受挫，章同张继等10余人被捕，后被蔡锷等人营救。出狱后，章即赴日本，想走"科学救国"之路，因此，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他未参加。1907年赴英国留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辛亥革命后，章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上海《民主报》，同时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使章对袁世凯的险恶用心有所认识，遂加入"反袁"行列。7月，被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随黄兴赴南京举事。"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于1914年创办《甲寅》月刊，宣传西方的两党制和联邦制。1917年1月，章在北京出版《甲寅》。11月，受北京大学之聘，担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7年5月，南方桂系控制护法军政府，岑春煊为总裁，章应邀南下，任军政府秘书长。1919年被任命为南方"和议"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1920年10月，粤军回师"讨桂"成功，岑春煊下野，章也随之而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上台，章被委任为司法总长，从此成了段祺瑞的亲信，并于1925年4月兼任教育总长。他爬上军政府教育当局的最高宝座后，宣称要"整顿学风"，并把《甲寅》周刊作为他"整顿"的工具。

    章士钊主办《甲寅》周刊的目的有二：一方面为了压制学生和他的反对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为了提倡古文，宣传封建思想，继续反对新思想新文化。章士钊自称是"调和派"，实际上，他是维护并直接参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的。他反对人民革命，直接参加镇压学生的运动。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反动统治的怒潮，对此，《甲寅》周刊发表了许多"时评"，公开为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进行辩护，诬蔑人民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是受"野心家"的利用，是"由公争返为私争"。他还提出"读书乃真救国"的口号，与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相对，企图蒙骗学生，使他们走上脱离人民革命斗争的途径。1924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杨荫榆迫害进步学生的斗争。1925年1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校长杨荫榆掌校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形，并要求撤换她。此时，《甲寅》周刊上公布了由章士钊起草，经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通过的所谓"整顿学风令"，对教员、学生进行恫吓："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接着，章士钊又提请将女师大停办，并即日下令，由教育部接收。《甲寅》周刊也刊登了"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颠倒黑白，罗织罪状，诽谤女师大学生的革命行为是"不受检制，竞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甲寅》的这些行为与言论遭到了女师大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坚决反对。"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甲寅》周刊极力为段祺瑞政府在"三一八"惨案中残酷镇压学生的暴行进行辩护，明明是军阀政府下令士兵枪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而造成的流血惨案，《甲寅》周刊的"时评"却公开歪曲事实，说是"群众手持木棒，间挟手枪，甚至抛掷炸弹，或则是擎火油准备泼灌，以至与卫兵互相冲突，各有死亡"。简直是颠倒黑白。

    《甲寅》周刊还是章士钊"复古"的主要阵地。1925年9月出版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上，重新刊登了章士钊于1923年8月以"孤桐"为笔名发表的论文《评新文化运动》。接着又在《甲寅》周刊第十四号上发表了章士钊的《评新文学运动》等文。在这些文章里，章恶毒攻击新文化运动，反对弃文言兴白话，重弹封建文人复古主义的老调。并且，还诬蔑新文化运动会造成"精神大乱，郁郁怅怅之象充塞天下"，宣扬"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而白话文"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是"以鄙信忘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章士钊还嘲笑白话文是"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故作下流语以资笑谑"。《甲寅》周刊还发表了其他一些人的文章，主张："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甚至提出要取消"白话文学"。

    《甲寅》周刊宣传的一系列思想目的是为禁锢人们思想，阻止进步思想的传播，阻止人们的觉醒，使广大学生成为军阀政府的御用工具，因而，遭到了进步人士的"分头迎击"。成仿吾的《读章氏"新文化运动"》，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化运动》等文，从政治、经济、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驳斥了甲寅派的谬论，揭露了这班封建文人"舞文弄墨，一点学问工夫也不用"的丑态。鲁迅在总结过去同复古派的斗争经验时，提醒人们，特别是青年注意："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都还睡在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从《甲寅》周刊的种种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腐朽没落阶级代言的工具，它宣扬的思想陈旧，理论空虚。正像鲁迅指出的，"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因此，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进攻"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很快地，章士钊就被人民革命赶下了台，他所掀起的这股逆流，也被新文化运动的洪流所淹没，《甲寅》周刊被迫于1927年4月停刊。

    廖仲恺被刺

    8月20日，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左派著名领袖廖仲恺被暗杀。

    廖仲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和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他在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改组国民党，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拥戴，也遭到右派分子的攻击和反对。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国民党中一些掌权的右派分子，乘机操纵一些军队和地方武装破坏工农群众组织，杀害工农运动的骨干，并同北洋军阀勾结，密谋发动武装叛乱，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已被打垮的陈炯明，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也死灰复燃，蠢蠢欲动，占领了汕头，妄图寻机夺取广州。中外反动势力纷纷出动，互相勾结，反对三大政策，大肆诬蔑、攻击国民党左派。在此紧要关头，面对帝国主义和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廖仲恺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遗志，从各方面积极推动革命事业的进展。他亲自参加领导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在东征战斗中，廖仲恺作为黄埔军校校军的党代表，亲临虎门一带巡视部队，和指挥官一起研究作战的方案和策略，并以大元帅大本营参议的身份亲赴东江前线，视察并慰劳前方各军，给官兵以很大鼓舞。东征军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具体帮助和当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英勇作战，连克淡水、石龙、西莞、普宁等县，于3月7日攻占潮安和汕头。3月底，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部队，胜利结束了第一次东征。4月6日，廖仲恺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3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他提出的建立党军案。在黄埔军校第一、二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国民党党军，廖仲恺被任命为党代表。他经常深入部队，注意加强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鼓舞了士气，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接着，廖仲恺又投入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廖仲恺积极参与军事决策，多次奔走于汕头、广州之间，调动部队，部署战事。他还以工人部长的身份，发动广九、广三、粤汉铁路和两河近海船泊员工同时罢工，以阻止杨、刘军队的调动，并通过他领导的农民部发动各地农民参加平定刘、杨的斗争，使杨、刘到处都遭到极大的困难。平定杨、刘叛乱的斗争于6月中旬胜利结束，从而有力地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帝国主义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图谋。

    廖仲恺坚决地支持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5年6月19日，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廖仲恺热情支持这一伟大的爱国反帝斗争。他高度评价省港罢工的重大意义，指出罢工的目的，是"为国家谋自由与独立，争国家的地位和民族的人格"，也就是谋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打倒帝国主义。它的意义"比倒清、倒袁、倒段、倒吴、倒曹什么都大"。并表示："在政府方面，尽力为全民而争，在党方面，也出尽能力而争。"他高度赞扬工人阶级"为国家为民族，不顾一切而奋斗"的革命精神。指出，这次罢工是中华民族的大事，"如果罢工失败，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失败；如果能够成功，不只是工人和商人某一部分的胜利，而是全民族的胜利"。因此，号召工农兵要联合起来，说："我们此次反抗帝国主义，更要联合工农兵为一气，共同奋斗！我们知道：只靠士兵去打仗，很难得到胜利，惟有工农兵的大联合，始可达到成功。"

    廖仲恺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省港大罢工一开始，他就担任了广东群众性的反帝组织"广东各界对外协会"的主席，废寝忘食的为省港罢工委员会交涉事情，筹集款项。为解决10万罢工工人的吃饭住宿问题，他及时采取措施，封闭长堤一带烟赌馆和利用停业的酒楼及祠堂、会馆的房屋作为工人的宿舍。拨出广州市的一些专款作为工人的生活费用，还安排了免费食堂，为工人阶级把这一伟大斗争坚持下去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6月23日，廖仲恺又亲自主持了广东工、农、商、学、兵和省港罢工工人10万人参加的反帝集会和示威游行。沙基惨案发生后，他主张把这场斗争引向"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唯一目的"的正确方向。并且亲自担任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和领导这次罢工的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等一起研究情况，制定策略，抵制敌人的破坏，维护工人的权益。廖仲恺任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后，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统一财政和军政的工作，使一些乱征苛税的军阀和专靠包揽捐务自肥的右派政客惶惶不可终日。

    廖仲恺在同帝国主义进行各项坚决斗争的同时，还公开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动面目。1925年5月，他在《革命周刊》第一期发表了题为《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指出，国民党内出现反革命派"确不是妙想的玄谈"，"陈炯明之反动与冯自由之捣乱"，就是明显的事实。国民党内出现反革命派并非偶然，它是受军阀利用的结果。军阀为了更好地利用反革命势力，把国民党分为稳健派和激进派。他们赞扬和支持的"稳健派"就是"反革命派"。因此，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必然与军阀勾结，"以谋打倒革命派势力"，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本质。他还指出："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个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于帝国主义者，极力压抑占我国最大多数的农工界，还可以称为革命党。"他们用革命的老招牌来招摇撞骗，是不会得逞的。因为，"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哪）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等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廖仲恺旗帜鲜明地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警惕性，划清革命于反革命的界限，团结革命势力，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这是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右派势力的有力打击。

    廖仲恺还同国民党右派利用一些地方官和驻军捕杀农会会员和农运干部、破坏农运的反革命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撤除了阻挠农民进行减租减息运动的广宁县县长蔡鹤朋的职务，亲自处理了东莞、宝安驻军师长林树巍和番禺县驻军头目王天任意捕杀农会会员和农运干部的事件，责令他们立即放人，警告他们以后不准蛮横无理。他还通电省政府，扣押了杀害广州郊区农运干部的联团局局长彭础立和副局长苏春荣。廖仲恺的所有这一切举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无比仇视，他们必将置其于死地而后快。1925年5月间，右派反革命集团和帝国主义相呼应，在广东大造反革命舆论，说革命政府已被"赤化"、"共产"了。7月初，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邓泽如、吴铁城、胡毅生、林直勉等，多次聚会，污蔑、攻击廖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并秘密策划军事政变。在廖仲恺遇害的前两个星期，社会上已有许多谣传，说某人对某人如何如何的不满，某派对某派如何如何的批评，某某人已被列名于杀害之列等等。在他遇害的前两天，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廖仲恺曾接到坐在他身边的汪精卫写的条子，告诉他听到有人将对他不利，请他注意。廖仲恺当时耸耸肩笑着说到："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8月20日上午8时，他偕夫人何香凝女士自东山寓所驱车赴中央党部所在惠州会馆，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那里召开的第106次会议。途中遇到国民政府检查委员陈秋霖，便同车而行。上午9点50分，汽车在惠州会馆大门前的空地上停了下来，廖仲恺和陈秋霖先下车。国民党中央党部这天静得出奇，往日林立的岗哨不见了，上午要召开中央全会，开会的大多数委员也迟迟不来。当廖、陈踏上门前的石台阶时，突然自门前"骑楼"下的石柱后窜出两个暴徒，向他们开枪射击，大门铁栅栏后边也有人射击，廖仲恺身中四弹，仰面倒地。同行的陈秋霖也中了一弹。此时，随行卫士闻枪声赶来，向暴徒还击，击中一人，其余暴徒夺门逃走。何香凝等把廖仲恺和陈架上汽车，送往东门外百子路公医院抢救。廖仲恺因伤势过重，途中即与世长辞，终年48岁。陈秋霖在两天后也因不治身死。

    廖仲恺遇刺的消息，引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深切悲痛，广东各地的广大群众，以各种形式表示对他的哀悼和怀念。中国共产党对廖仲恺的遇难，表示沉痛的悼念和关切。在发给国民党的唁电中指出："廖仲恺先生几十年来为国民革命尽力"，作出了重大牺牲。他的牺牲，"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周恩来在廖仲恺被刺当天就赶往医院探望。他对廖仲恺的牺牲，非常悲痛，亲自撰写《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文表示悼念，高度评价了廖仲恺的功绩，赞扬他是反帝斗争的"急先锋"。9月1日，广州20万群众举行了悲壮的送殡仪式，廖仲恺的遗体暂时安放在广州驷马岗朱执信的墓侧。1935年，始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的墓侧。

    为查明暗杀廖仲恺事件的真相，特别是幕后策划者，广州国民政府组织了以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廖案检查委员会"，共产党人周恩来、杨匏安等人参加了委员会。经查明，暗杀廖仲恺的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为了刺杀廖仲恺，右派集团的许多主要成员如邹鲁、林直勉、许崇智、吴铁城等，曾多次在胡汉民家里开"倒廖会议"，最终策划了暗杀的阴谋，并由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追随者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出面收买凶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刺杀廖仲恺案件。9月下旬，汪精卫、蒋介石下令逮捕胡汉民、胡毅生等人，监视许崇智。胡毅生逃至香港，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但不久又被释放。许崇智被迫交出了兵权。廖案的侦破审查公判一案在汪、蒋二人的私营、消极处理下不了了之。而蒋介石却乘机取代许崇智掌握了主管军事的权力。

    廖仲恺的被刺，发生在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在要不要反帝、反军阀，要不要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问题而展开的较量中。廖仲恺被喻为"努力奉行孙先生遗教而流血的第一人"。

    中国济难会成立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一个救济遭受迫害者的团体，这就是中国济难会。

    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卅运动中，工人群众死伤达2000多人，被捕入狱在千人以上。为了对各地被难者及其家属提供救济，中共中央在1925年9月召开的扩大会上提出了《救济问题决议案》，规定救济组织的任务和性质，"是赤色革命的后防而不是慈善机关"，它"应由党指挥之。’"既是公开而又非党的"，后来还规定了该会的职责：（1）对被难者予以安慰和鼓励；（2）对穷困的被难者给予物质上的接济，并救济其家属及教育其子女；（3）对被难者给予法律的救济，包括代请律师，提供出庭费用，必要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向统治阶级举行示威或请愿，要求特赦政治犯。

    9月20日，中国济难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到会30余人，韩觉民被选为主席。会议报告了该会发起缘由和筹备经过，并主要议决以下内容：（1）通过了由杨杏佛、丰子恺、韩觉民、陈望道、沈雁冰等50人签名的《1中国济难会发起宣言》。宣言说明了济难会发起的动机是给予受难者以同情和救济；（2）通过了组织章程；（3）推举筹备会，恽代英、杨贤江、郭沫若、林均等13人被选为委员，侯绍裘、钟复光、丁晓先等5人为候补委员。9月30日，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1）韩觉民、陈望道任总务；（2）会员发展到5000人时，召开成立大会；（3）修改简章。简章规定："本会以救济一切解放运动之被难者，并发展世界被压迫民众之团结精神为宗旨。""本会总会会址暂设于上海。"明确规定该会的具体工作：（1）救济一切为解放运动而死伤或入狱者及其家属，并与以法律上的辩护及教养子女等。（2）宣传救济事业的状况，并量力救济各国解放运动的被难者。（3）印行因一切解放运动而被难者的照片、传记、书信、遗言及其他记载。（4）与各国类似之团体联络。10月4日，中国济难会筹备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向社会各界发出了《济难会告学生书》、《济难会告工人书》、《济难会致商界书》、《济难会告华侨同胞书》、《调查被难者情状函》等。经过筹委会的积极努力，中国济难会发展很快，1925年10月25日在上海召开了代表大会，到会团体代表和个人共80余人。会议决定将筹备委员会改为全国总会临时委员会，并通过了发展会员、国际联络、募集经费等8项决议案。11月间，江西成立了第一个省总会，广州、长沙、北京等地也都积极开展筹备工作。11月1日，中国济难会机关刊物《济难月刊》创刊号出版，后出版《光明半月刊》和《济难画报》。

    中国济难会成立之初，十分强调无党派性、无阶级性、无政治色彩。设有：在狱者照料处、政治犯儿童教育院、前敌锋镝余生救济部、士兵慰劳委员会等机构。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通过了《关于济难运动的议决案》，提出济难运动是一种实现联合战线的工具，可以用来反抗军阀、帝国主义的暴行，还可以用它来引起广大民众同情参加革命运动。

    中国济难会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国际国内被压迫民众的同情与援助，同时也遭到反动势力的仇视与镇压。1927年2月23日，李宝章派军队将中国济难总会封闭。该总会被迫于4月10日迁到武汉，并发表《总会为会所被封宣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济难会的工作转入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罪行和营救被难的共产党人、革命者方面。6月29日，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为正式接受湖北省济难会代行全国济难会的职权及讨论今后工作计划，在汉口举行济难总会及各省干事联席会议，选出阮仲一、杨贤江、韩觉民、恽代英、潘汉年、郭沫若等30人为全国总会干事会委员，推举汪精卫、谭延闽、冯玉祥、唐生智、苏兆征、谭平山、邓中夏等20人组成审查委员会。蒋毅为济难总会党团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济难会于1928年秋冬被迫停止活动。不久中华全国人道互济会于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同年下半年在共产党领导下，许多省开始成立革命互济会，继续着济难会的工作。1929年12月，上海成立上海市互济总会，继续展开地下斗争。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苏区后，革命互济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中国济难会在大革命时期为救济解放运动中的被难者，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致公党成立中国致公党是由洪门致公堂20年代中期改组而成的爱国民主党派。

    洪门是我国清代初期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太平天国失败后，洪门中不少抗清分子逃亡海外，在南洋和美国的华侨中发展洪门组织。于是从19世纪中叶起，逐渐发展到海外。并适应华侨在海外生存和斗争的需要，提出了"锄暴扶弱，除暴安良"的行动纲领。华侨踊跃加人，组织发展迅速，至20世纪初已遍及东南亚和美洲各大埠，成员达20多万人。其中尤以美国的洪门致公堂组织最盛，约几万人。洪门致公堂最初的宗旨是"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主要成员为侨居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组织较为松散，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后，帮助该组织进行改革和整顿，新订章程80条，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引导洪门成员参加活动，遂使致公堂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为致公堂注入了革命生机。洪门致公堂曾追随和资助孙中山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

    辛亥革命失败后，封建军阀篡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国外华侨受帝国主义欺辱和奴役，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代表和维护华侨权益的政治组织。1923年10月10日，由旧金山美洲致公堂总部发起，在旧金山举行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会议决定改堂为党，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组建华侨政党的准备工作。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党纲草案。经过两年的筹备之后，1925年10月，由美洲洪门致公堂部分人士及港、澳的部分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即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建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会议决定本年10月10日，为中国致公堂的成立日期，各地致公堂一律改为致公党。会议通过正式党纲，发表了告洪门全体成员书，推选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总部暂设香港，实行党、堂并存的组织原则。

    海外华侨洪门团体虽然具有爱国爱乡的革命传统，但各个洪门团体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没有全部实现，形成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局面。而陈炯明取得该党总理职务后，提出"三建主义"（建国、建亚、建世）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对抗，受到广大爱国洪门人士的反对。1931年10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致公党中央党部，并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海外各地的代表数十人，美洲洪门负责人司徒美堂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致公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党堂不分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组织分散，缺乏统一领导，一些地方组织被军阀政客利用，党的活动没有开展起来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考虑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决定党堂分开，存堂保党，以党领导堂。会议提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决定在香港设立中央党部。这次会议结果表明，致公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封建帮会的形式，向现代政党发展，有助于致公党在革命中发挥作用。

    ，致公党党员发展到140余万。这一年，陈炯明去世，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维持现状。抗日战争时期，致公党积极号召：组织党员参战，动员华侨募捐。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陈其尤等积极整顿党务，于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陈其尤等为正副主席，陈演先为秘书长，实现了组织改组。大会决议参加中央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共同奋斗。1948年5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4月，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共同纲领"作为其政治纲领。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主要在归国华侨和侨眷中发展组织，推动其成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指引下，积极参加了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对国家经济建设、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致公党目前在归国华侨和侨眷比较集中的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

    南征邓本殷

    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和对杨、刘叛乱的平定，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破坏国民革命的阴谋，初步稳定了广东革命政权。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1925年9月，陈炯明残部分兵三路向东江进袭，占领海丰。广东国民政府驻守东江的许崇智部因兵力单薄，撤回淡水。此时，驻守连州的（现为连县）川军熊克武部和盘踞南路的邓本殷部也乘陈炯明犯侵东江之机，蠢蠢欲动，企图与东江叛军相呼应，形成东、南、北三面围攻广州之势。广东革命政府为了彻底肃清各路叛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并同时南进征讨邓本殷。9月24日，东征军总指挥部组建，10月6日，各路纵队开赴前线。东征军经过一个月的战斗，迅速消灭了陈炯明军阀势力，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广东革命政府在进行东征同时出兵进行南征军阀邓本殷。邓本殷，字品泉，广东防城人，行伍出身，曾任清军管带。龙济光主粤时期，任广东警卫军营长、帮统。1918年在援闽粤军中供职，任第四支队司令，迨援闽粤军返粤，邓本殷改任粤军第六支队司令兼琼崖善后处处长。1921年5月任粤军第四独立旅旅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邓本殷乘机攻城略地，自树一帜。1923年7月，邓本殷派人与驻钦州广东讨贼军南路总指挥申葆藩协商组织高（州）、雷（州）、钦（州）、廉（州）、琼（州）、崖（州）、阳（阳江、阳春）、罗（定）八属联军，并出任八属联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并于8月宣布八属自治。表面上，八属既不支持孙中山，也不帮助陈炯明，实际上则与陈炯明互相通气，并投靠北洋军阀以自固，被封为高雷钦廉琼崖罗阳八属督办，1924年2月又被授予将军府植威将军，1925年2月为善后会议会员。八属联军以邓本殷为总指挥，申葆藩为副总指挥，黄志桓为参谋长，苏廷有为联军右翼指挥官。邓本殷成立联军后，即向驻雷州（现为海康）的林树巍、驻高州的吕春荣等讨贼军进攻，并进占南路各属地区，号称两万人。1925年10月，邓本殷乘广东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集中兵力万余人，由阳江出发向开平、单水口（现为水口）进犯，以策应东江叛军。

    面对邓本殷的进攻，国民政府令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率3个团反击。蔡廷锴的二十八团打先锋，首先于单水口反击敌军进袭。南征军作战英勇，虽敌众我寡，终于打败了敌人，缴枪逾千。由于南路地势复杂，敌军兵力较多，10月31日，国民政府任朱培德为南征总指挥以增强南征力量。朱培德决定分兵四路前进。第一路指挥陈铭枢，第二路指挥王均，第三路指挥戴岳，第四路指挥俞作柏，陈章甫为右侧支队。朱培德先令各路军驱逐当面之敌，然后会战于阳春、阳江之间，将敌军一举歼灭。11月7日，第一路陈铭枢部占阳江。10日，南征军三路攻阳春。敌弃城逃跑，南征军占阳春。敌又于高（州）、雷（州）布防，妄图挣扎。11月19日，南征军重新部署，决定分兵四路进攻高州。第一路陈铭枢部由电白击高州之东，第二路王均部由阳春攻高州之背，第三路戴岳部由罗定出信宜攻高州之西，第四路俞作柏部由化州攻高州之南。20日，敌军向钦州、廉州方向逃跑，南征军占高州。23日，南征军又占廉江城，敌军残部分别向钦、廉、琼崖方向溃退。南征军陈铭枢部会同俞作柏部于30日收复廉州城。12月7日，桂军胡宗铎部由广西截击敌军，占领钦州，雷州不久亦光复，邓本殷退守琼州（现为琼山）。为了便于组织两广军作战，国民政府于12月任李济深为南征军总指挥。12月下旬，第四军第十一师陈济棠部由东江返省参加南路作战。1926年1月15日，李济深令各部由雷州、徐闻渡海攻琼州，21日起，在新埠陆续登陆。22日，张发奎部占琼州，邓本殷化装逃往上海，后又逃至越南芒街。同年3月奉北京政府电召北上。途经上海时因胃病死在上海宝隆医院。八属联军于琼州被攻占后全部被歼。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和南路邓本殷军阀被歼灭，标志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的完成，使多年四分五裂的根据地得以完整、巩固，这也为北伐出师奠定了基础。

    浙奉战争

    10月直系军阀浙江督办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争夺东南地盘发生的军阀混战，也称第三次直奉战争或孙奉战争。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勾结段祺瑞，排挤冯玉祥，从而操纵了北京政权。奉系军阀一方面残酷镇压人民反帝运动，一方面则积极扩张其势力，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反动势力。1924年11月，通过冯、张天津会议，奉系取得沿津浦路扩大势力范围之后，又以支持卢永样夺回江苏为名向长江流域扩张，企图侵占宁沪富裕地区。于是，12月11日，段祺瑞下令免去齐燮元江苏督办之职，任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派张宗昌随卢永祥南下。1925年1月5日，张宗昌率白俄雇佣军抵浦口，10日，卢永祥由徐州到南京。奉军南下扩张，引起了东南地方军阀的恐慌与不满，促成了直系军阀孙传芳与齐燮元联合，孙齐组成"江浙联军"企图阻止奉军前进，第二次江浙齐卢之战随之发生。为了分化孙、齐联盟，1月16日，段祺瑞任命卢永祥兼江苏督办，孙传芳为浙江督办，同时宣布上海永不驻军。孙传芳因为自己的地位有了保障，于25日通电拥护段祺瑞政府，退出齐、卢之战，齐燮元陷入孤立，被迫于28日通电下野。29日，张宗昌进入上海，第二次江浙之战结束。2月3日，孙传芳与奉军订立《江浙和平公约》，双方约定上海不驻军，上海兵工厂由总商会接收。2月5日，孙传芳由上海撤兵。可是奉军并不履行公约撤兵，为了侵占东南，4月间，张宗昌继郑士琦任山东督办。5月，张宗昌又派大军人关沿津浦路前进。五卅运动爆发后，在帝国主义纵容下，奉系又以维持治安为名，将大批军队开进上海，任邢士廉为戒严司令。奉军势力延伸到长江下游后，依仗帝国主义势力，飞扬跋扈，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帝运动。在上海，邢士廉以武力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在山东，张宗昌制造了青岛惨案，枪杀工会会员；在天津，李景林帮助日本人镇压工人运动，又派军警捕杀工人和学生领袖。奉部还到处扰民。他们随意搜刮民脂民膏，动辄打骂群众，奸淫妇女。邢士廉甚至公开贩卖毒品，与毒贩子订立保险合同，保护运送烟土，法院亦不敢过问。一时成为全国最有势力和最反动的军阀。奉系军阀的种种罪恶和它反动势力的扩张，激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恨，也引起了其他军阀的不满。可是野心勃勃的张作霖，不顾人民的反对，又迫使段祺瑞于8月29日任奉系将领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和杨宇霆于9月份上任，并以邢士廉师驻沪，丁春喜师驻宁。至此，津浦全线至上海均已为奉系军阀所控制，这就进一步激化了浙奉军阀之间的矛盾。

    奉系势力的扩张，为已占有安徽、浙江两省地盘的孙传芳所不能容忍。为了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孙传芳决定利用人民反奉情绪发动战争，将奉系张作霖的势力驱逐出东南地区。孙传芳在1924年的江浙之战后，进占浙江，任闽浙巡使兼浙江军务督理。但他仍不满足，时刻想向宁沪地区伸展势力，而由于这时奉军的南下，使其野心不得实现，孙传芳对此极为不满。因此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之后，眼见奉军迟迟不肯履行诺言，从上海撤兵，孙传芳便一面派代表往奉天敷衍应酬张作霖；一面暗中派人联络与奉系军阀有矛盾的冯玉祥和吴佩孚组织反奉联盟。鉴于奉军南下对东南各军阀的威胁，孙传芳又派人与江苏督办陈调元、安徽的王普、高世读等相联系，以便结成反奉联合战线。他还利用江苏人民痛恨奉军纪律败坏这一情况，联络上海、南京等处士绅、群众，举行抗议奉军暴行游行请愿，为发动反奉战争作舆论准备工作。经过一番准备，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在杭州秘密召开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各省代表会议商讨反奉，决定先发制人。11日，孙传芳首先通电反对上海当局压迫工人运动和听任各国派员来沪进行司法调查，以"爱国爱民"为标榜，骗取人民的同情、支持，同时准备以秋操为由集中兵力于淞江、长兴一带。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借口奉军驻淞沪，破坏和平，与浙江省省长夏超、安徽督军周萌人通电反奉。孙传芳在长兴、宜兴、湖州一带防地设置两万以上兵力，并派卢香亭、陈仪为前敌指挥，向奉军驻地发动突然进攻，从而掀起了浙奉战争。

    此时，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直系军阀和地方军阀纷纷拥护孙传芳讨伐奉军。而当时奉系军阀在长江流域势力尚未稳定，北方又受到冯玉祥所部国民军的威胁，不能派更多兵力南下，因此，战争伊始就节节后退。奉军邢士廉、丁春喜部不战而退，被迫放弃江苏、安徽两省，退至徐州。孙传芳部于16日占领上海，19日进占南京。邢士廉、丁春喜部退到徐州后，与张宗昌部会合，孙传芳部乘胜渡江追击，孙传芳的直军与奉张联军在徐州地区展开激战。孙传芳部于11月7日大败张宗昌部。11月8日，孙传芳部进占安徽蚌埠和江苏徐州。浙奉战争遂以孙传芳取得胜利而告终。同日，孙传芳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孙传芳约集闽、赣、皖三省军阀和江苏地方军阀于11月底在南京召开五省联军成立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下辖浙、闽、皖、赣四省的总司令及海州、淮扬、南通之镇守使，所部号称20余万大军。从此，孙传芳就控制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不断扩充势力，逐渐称霸东南地区，进而脱离直系节制，成为当时最大的军阀之一。

    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后，鉴于当时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是中国革命的首要敌人，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人民强烈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奴才奉系军阀"的有利形势，开展全国范围的"反奉倒段"运动。192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对反奉战争宣言》，号召人民积极参加反奉战争。10月24日，国民党中央也发表了号召民众参加反奉战争的《对时局宣言》。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实行联合冯玉祥国民军反对奉系军阀的策略，组织工人学生慰劳国民军。全国范围的反奉运动日益高涨。反奉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促进了全国，尤其是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促使了奉系军阀的分化。关税特别会议年10月26日，为解决财政危机，在英、美、日、法等国操纵下，段祺瑞政府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

    鸦片战争的第三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海关税则，规定关税税率为值百抽五，中国即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外国货进口中国，税率仅为5％，而中国茶叶输入英国，每镑茶叶收税25％，生丝输入日本，纳税30％，烟草输入日本，税率为350％，中国政府要想提高一点税率，必然征得各帝国主义政府同意。关税协定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为争取关税自主进行了不屈的斗争。迫于人民压力，早在1918年北洋军阀政府曾以修改税率为加入协约国的条件之一，并召集了各国委员在上海举行了修改税则会议，由于日本反对，会议无果而终。1919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关税自主方案，仍被置之不理。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又提出关税自主及过渡办法问题。华盛顿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及条约》，规定会后3个月内由有关国家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讨论中国关税问题。1922年11月，北京政府成立了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1924年4月，北京政府正式向各国提出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照会。可是帝国主义对于召开这样的会议不感兴趣，借口《九国公约》签字国尚未全部批准公约，会议未能如期举行。

    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反帝浪潮汹涌澎湃，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十分震惊。帝国主义者为了缓和人民的革命斗争，重新提出召开关税会议。先是出席华盛顿会议九国代表于1925年8月5日，在华盛顿交换了1922年2月6日所签各约的批准书，由美国驻中国公使照会中国政府从速召开关税会议。8月18日，段祺瑞政府向各国发出召开会议正式请柬。10月26日，关税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和中国等13个国家。北京政府的代表是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蔡廷干6人。会上推选中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沈瑞麟为大会主席，王正廷任秘书长。关税自主制定国定税则及其在筹备期内的暂时办法是大会的主要议程。会议分设关税自主问题，过渡临时计划，其它关系事项3个委员会，由王正廷、颜惠庆、黄郛分任委员会中方委员长。王正廷和颜惠庆还分别兼任关系会议议事日程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长。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向会议提出关税自主提案，其主要内容是：（1）撤废现行条约中关于限制中国关税的一切束缚；（2）中国允诺裁废厘金与国定税则条件同时实行，至迟不过1929年1月1日；（3）在未实行国定税则条例以前，中国海关税则照现行的值百抽五，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的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的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的临时附加税；（4）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日起3个月后，即行开始征收；（5）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这个提案与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例》规定有所不同。第一，明确提出要求关税自主，但与裁撤厘金同时进行。第二，要求普通货物税增至值百抽五，甲种奢侈品增至值百抽三十，乙种奢侈品值百抽二十的附加税。而华盛顿会议规定关税会议召开后，普通货物的附加税可增加25％，奢侈品货物可增至5％。因此这个提案遭到美、日等国家代表反对。他们主张会议只能讨论华盛顿会议规定的裁撤厘金及附加税问题，反对中国关税自主。中国方面主张先定一过渡时期，次即实现自主。关于关税自主前的过渡时期办法问题，中国政府代表提出《过渡时期附加税税率案》、《普通品附加税率加至值百抽五理由书》、《甲种奢侈品（烟、酒）加至值百抽三十理由书》、《乙种奢侈品加至值百抽二十理由书》四个提案。各帝国主义代表对此表示反对，尤以日本为甚。美日代表主张先实行二五附税，再行过渡税率，然后自主。日本提出附加税只能按华盛顿会议规定办理，不能增加。而且附加税的用途应加以限制，主要用于偿还外债；税款收入的一部分应存人日本指定的银行；关税职员必须增加日本人等等。11月14日，中国代表提出三次提案：（1）各国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2）中国自动声明裁厘；（3）一定期间后，实行国家税率。中国代表团坚持关税自主必须先于过渡办法而确定，关税自主不应因过渡办法而退延；关税自主权得不到满意解决，其他问题都难以解决。11月19日，会议通过以裁撤厘金为条件的《中国关税自主案》，各缔约国（中国除外）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的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的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中国政府声明：裁撤厘金与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须同时施行，并于1929年1月1日须将裁厘切实办竣。

    事实上中国的关税自主仍然不能实行。段祺瑞政府本也无心实现关税自主。他只希望增加的这笔二五附加税能够解决其财政困难。关税是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之一（此外还有田赋和盐赋）。1917年至1926年10年间，北京政府关税实收88400万两，除去偿还以关税担保的内外债外，10年所得关税余款仅5300万元，每年合530万元，占关税总收入的6％。如果增加了二五附加税，北京政府每年可增加收入3000万元。这对北洋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个方案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迫于中国人民革命高潮的压力而共同玩弄的花招。因为在军阀割据局面下，裁撤厘金无法实行，以此为前提条件的关税自主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因此，这个决定一提出就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成立关税自主促进会，发表宣言，通电指责段祺瑞政府这种乞求政策，要求政府必须收回关税自主权。然而随着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冯奉战争相继发生，国内局势动荡，关税会议时断时至。至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垮台，出席会议代表逃亡，帝国主义国家代表也回国，关税会议便随段政府垮台而停开，至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决定暂时停止会议，"俟中国代表能正式出席与外国代表复行计议时，当立即继续会议"。至此，历时9个月，耗费130万元的关税会议，宣告结束。

    西山会议召开

    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及其支持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其骨干人物大都是国民党中的老右派。

    西山会议派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在它内部，有一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西山会议派就是其中之一。其产生是新形势下国民党老右派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革命政策的必然结果。这场斗争在国共合作酝酿期间就已经很激烈，到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后更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早在国民党酝酿改组期间，国民党右派就极力反对国共合作。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就上书孙中山，污蔑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支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并指责国民党所定的政纲"皆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为此孙中山严正指出："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此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孙中山还批驳了邓泽如等人对联俄、联共政策的诬蔑之词，申明他要学习俄国革命的方法，要吸收共产党人做为国民党的新血液。邓泽如、林直勉昕后，仍继续筹备分裂会议，甚至连章程也已起草了。孙中山闻后对此严加指责，并坚决地申明了联俄、联共的态度和决心。他曾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右派分子仍不放弃反共活动，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以国民党监察委员的名义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口共产党有党团在本党活动，属不忠于本党，违反党义，希即从严处分。"弹劾共产党"的提出，成为西山会议派形成以前反共锣鼓的前奏。接着，25日，张继、谢持与苏联顾问鲍罗廷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张、谢二人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声称共产党对国民党进步所起的作用是"致死之道"，扬言要解决"党中有党"问题，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应"分道扬镳"。谈话中鲍罗廷对谢持、张继说："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党中有派，在所难免，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鲍罗廷讲得坦率，无可指责，然而老右派分子并不死心，又于7月3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40次会议提出了"弹劾案"。张继发言指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接受共产党领导，服从共产党的纪律是"名义上跨党，徒兹纷扰"。并提出只有"分立为安"，才会免除纷扰。这是国民党右派第一次公开打出分裂统一战线的旗号。张继的发言立即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连右派李石曾也认为"两党既已合作如前，不宜分裂在后"。该会议否决了这个"弹劾案"。4天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表声明，号召党员消除误会，重申三民主义为革命成功的唯一道路，希望以此来解除那些保守主义分子的疑虑。8月2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通过两个决议案。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指出，"即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这个训令粉碎了张继、谢持等右派分子分裂统一战线、排斥共产党的阴谋。由于孙中山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和崇高威望，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一时不能不有所收敛。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变本加厉，更加猖狂。1925年10月，林森、邹鲁率广州国民外交代表团从广州北上，途经上海：与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密谋，进行"反共清党"。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这次会议在西山举行，被称为"西山会议"。出席会议的，在2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邵元冲、叶楚伧等8人；在5个中央监察委员中，只有谢持、张继2人；另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3人，远远不足法定人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西山会议期间共开会22次，林森多次任会议主席。他们以"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名义，非法决定：（1）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的党籍。（2）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9人的国民党党籍。（3）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4）开除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及其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不得在国民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5）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6）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7）修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8）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9）派定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有李烈钧、柏文蔚、邹鲁、林森、傅汝霖、张秋白；上海有沈定一、叶楚伧、戴季陶、茅祖权、居正、石瑛、石青阳、张知本；广州有谭延闽、邵元冲、熊克武。（10）决定国民党此后对于苏俄的态度。（11）因反对共产党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

    会议期间，他们在上海《民国日报》接连发表《国民党为什么要取消共产党的党籍》、《解除国民党和共产党抱合形势之后》等文章，攻击共产党以国民党为躯干，只做发展共产党势力的事情。西山会议宣扬：共产党员既然加入国民党，就不应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该再在国民党中"别取作用"，但是，"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这是"妨碍本党之行为"；共产党员"加入之意"，"实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借以维持苏俄"；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有其信仰的主义，因主义有别也不能合作。

    "西山会议"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认为苏联"采用帝国主义手段"，"也是本党的敌人"，并指责鲍罗廷"挟其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又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为之崩乱"，同时作出了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议案。为达到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目的，"西山会议"在组织上又作出决定：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取消国民党政治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移至上海，并推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部长；通过《修正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案》。并拟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3月29日举行，地点在上海或北京、广州等。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党部，随后又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

    "西山会议"的召开，激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在西山会议开会之前和开会之后，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发出声明和决议，共产党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国民党刊物《政治周报》都连续发表了大量文章，从思想理论、政治主张到组织活动等各方面批判了西山会议派。从而使西山会议派在党员群众中不但没有扩大影响，反而遭到孤立。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致电各级党部，指出"西山会议"的非法性质。12月，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第四次全会上，又明确指出，"西山会议派"取消李大钊、毛泽东等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党籍是分裂革命的反动行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也于12月9日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委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新右派戴季陶、邹鲁、邵元冲、沈定一、张继等勾结老右派谢持、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茅祖权等于北京西山开会，做出开除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的决议，这个决议"最为荒缪"。西山会议派除公开叛党外，所荒缪者是"中央委员会不能开除中央委员，因为中央委员是全国大会所举"。中共中央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推动国民党部"一致通电痛驳"。当时各地国民党党部，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人帮助建立起来的，其领导者也大多数为共产党人。于是，北京、广东、江苏、四川、江西、浙江各省市国民党党部，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军特别党部以及各地区市县党部纷纷致电、发函广州国民党中央，痛斥"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全国掀起了声讨"西山会议"的声浪。1925年12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一届四中全会，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决定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邵元冲、叶楚伧、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提出警告，责其改正。戴季陶虽未参加西山会议，但所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产生不良影响，成为破坏本党工具，大会予以训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这些决定，申张了正义，严肃了党纪，打击了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骨干人物的反共分裂活动，并没有因国民党"二大"对他们的制裁而有所收敛。"西山会议"之后，他们除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地方党部外，又集合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党部，作为右派活动的大本营。他们操纵上海《民国日报》，创办《江南晚报》，进行反动宣传。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于1926年3月29日在上海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西山会议派"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继"西山会议"之后，分裂国民党、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开了10天。会议选举林森、邹鲁、覃振、张继、谢持等25人为"中央委员"，选举石青阳等7人为"监察委员"。不久又选谢持、邹鲁、沈定一为"中央常委"。吴稚晖、戴季陶、孙科等均发表声明：表示同西山会议派"二大"脱离关系，这使得西山会议派更为孤立。西山会议派的"二大"完全是一次非法的、分裂的会议。它只能代表一部分顽固的国民党右派，不能代表国民党。"西山会议"及其伪"二大"的召开，充分暴露出西山会议派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反动本质，加剧了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公开分裂及其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西山会议派同蒋介石合流。

    郭松龄倒戈

    11月下旬，全国掀起了反奉运动高潮。在这一高潮的影响下，奉系军阀中的一位爱国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给予当时奉系军阀势力以沉重打击，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生于奉天渔樵寨。因家境贫困，郭松龄只上了几年学，但他靠刻苦自学在文化方面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辛亥革命前，他已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并认为"欲革命，须有武力，欲统军，须有学识"。因而，他弃文学武，考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即在盛京总督衙门任卫队排长。1909年，郭随当时担任陆军统制即师长的朱庆澜人川。在四川，他同情四川保路运动，并加人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离职返回奉天从事革命活动，回奉天不久，就被张作霖部下汤玉麟以革命党嫌疑逮捕入狱。后因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同学高纪毅与燕京大学毕业生韩淑秀的营救而免死出狱。1912年，张锡銮任东三省总督时，任命郭为总督府少校参谋。次年，郭又考入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陆军讲武堂教官。不久，朱庆澜调任广东省长，郭随朱往广东追随孙中山革命，并曾在韶关讲武堂任教。在广东任职期问，受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产生了"改造东三省"的念头。他认为："欲谋东三省之改造，非推倒军阀不可，欲推倒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这一念头促使他再次返回奉天。郭回到奉天，没有受到张作霖重用，开始只当没有实权的中校参谋。第二年虽然被聘为重建的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却依然未获十分的信任。然而，郭却为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所佩服。张学良便向父亲张作霖推荐，重用郭松龄。1920年，郭由张学良保荐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由于直皖战争后，郭在吉林、黑龙江剿匪有功，不但更得张学良倚重，也渐获张作霖信任。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被任命为第二旅旅长，郭被任命为第六旅旅长。二、六两旅联合办公，郭负实际责任，两旅由郭训练成为奉军精锐。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学良任第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郭担任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成为掌握奉军精锐的轻重人物。

    郭松龄的军事才能和地位的迅速提高，引起了奉军中另一些人的不满和忌恨。当时的奉系内部，不仅有新老之分，还有新派中的"洋派"和"土派"之分。"老派"指的是从一开始就追随张作霖的奉系元老，他们以张作相、张景惠、吴俊升等为代表。这些人思想保守、陈旧，对力主改革的新派看不惯，并与新派有着较深矛盾。新派中以杨宇霆、姜登选为骨干，他们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们加入奉系晚于老派人物却早于"土派"人物。他们颇受张作霖信任，对奉军的重大决策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土派"是指主要由国内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组成，郭松龄、刘伟、李景林等人是他们的核心。"土派"由于资历而受"老派"与"洋派"的压抑和排挤。对郭的提升，杨宇霆尤为不满，常谗言于张作霖面前。但郭为张学良所器重，因而，郭在军中的声望和势力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由此，郭与老派、洋派的矛盾日益加深。这种矛盾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及战后更加尖锐。例如，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郭松龄领导第三军担任山海关正面战场。战争中，郭松龄在战争中与直系军奋力厮杀，立下很大功劳，然而，战后张作霖任李景林督直、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张宗昌督鲁。郭却一无所得，且被留于山海关一线对付冯玉祥国民军，郭对此很不满，产生了倒戈的念头。但当时的郭也只能以消极作为抵制。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队在国内举行秋季军事演习，邀请奉系派员参观，郭被张作霖派去参加。他遂借赴日观操之机，偕其夫人韩淑秀于1925年9月避居日本。

    郭松龄避居日本之时，正是全国人民反奉运动蓬勃发展之机。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野心勃勃，乘机将奉系势力伸展到长江下游。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系军阀在上海残酷镇压了五卅运动，并在山东制造了青岛惨案，在天津帮助日本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奉系军阀摧残人民反帝斗争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1925年7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迅速出现了全国人民的反奉运动。趁着全国人民的反奉运动，受奉系威胁的直系浙江督办孙传芳于1925年10月15日通电反奉，发动浙奉战争，争夺地盘。结果，奉军大败，孙传芳将奉系势力从苏、皖、沪地区赶走，杨宇霆、姜登选等人丧师失地。为了稳住奉系阵脚，张作霖让张学良急电郭松龄，请他回国主持军事。郭对杨宇霆、姜登选的丢脸有点幸灾乐祸，而张氏父子的企盼说明他是奉系真正的顶梁柱。但他又认为，这样的内战是为少数人争夺地盘的战争，于国于民无丝毫好处。同时，郭还得知张作霖为了得到日本的援助，进攻国民军，不惜丧权辱国地与日本秘密签订卖国协定。所以，他下决心不再为少数人打内战，尤其不愿攻打国民军。他明确地对同往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说："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对张氏父子的企盼，郭以治病为借口，婉言拒绝了。对郭的不满情绪，张学良早有所知，因而，为敦促郭松龄早日回国，张学良派朱继先携自己的亲笔信赴日，以期说服郭回国，并让朱继先口头转告郭，如他回国，所有奉军进关各军都归他统帅。这一许诺使郭松龄产生了利用手握重兵的有利条件发动倒戈的念头。于是，郭让朱继先先返回奉命，随后，他和妻子韩淑秀也启程回国。

    回到奉天后，郭松龄正式接受了任命，积极组织奉军开赴津、京地区，并乘奉军第三方面军改编队伍之机，抓紧安排亲信，3个军的卫队营营长人选都由他亲自决定。张作霖派郭入关主要是为了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郭松龄率部抵达津、京地区后，张学良就于11月12日抵津传达张作霖关于进攻国民军的命令，并召开有郭松龄和李景林等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进攻国民军的对策。会上，郭松龄坚持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立场，李景林也表示不赞成进攻国民军。张作霖因此不得不放弃同国民军开战的计划，与冯玉祥签订"和平条约"。郭松龄深知，张作霖的妥协是不得已的，奉系与国民军迟早必有一战。要制止这场内战，必须尽快推翻张作霖的统治。11月17日，郭松龄称病住进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意国医院，敷衍张氏父子，另一方面召开各种秘密会议，为倒戈反奉作准备工作。11月19日，郭又在意国医院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研究倒戈胜利后如何建设东北的问题。会上，郭松龄提出了以下一些得到与会者赞同的主张：东三省在中央建立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前暂时实行自治；还政于民，成立一个由人民选举的自治政府，专心致力于东北建设。为达到这一目的，郭还在军事方面提出主张：废除督办制，对军队进行改组，以旅为最高组织，裁汰老弱，严加训练，使之成为具有能力保卫人民、抵抗侵略的武装；财政经济方面努力达到自给自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在内部积极准备倒戈的同时，郭还派自己的胞弟郭大鸣与亲信李坚白赴包头会见冯玉祥，建议由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方面签订密约，结成反对奉张的联盟。经过谈判，郭、冯、李三方很快就合作的条件达成秘密协议。11月20日，冯玉祥在该协议上签字。这一秘密协议的内容包括了以下一些内容：（1）双方共同革命的目的是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开发边境，保存国土。（2）划定势力范围：郭松龄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内蒙古；冯玉祥主要开发西北；李景林管理直隶、热河，保定、大名、京汉线冯军可随意驻扎，天津海口冯军可自由出入。（3）密约无效的条件：攘夺权利，向内地各省发动战争；为达前项战争目的，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国借款；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这三项条件若有一件被实施，就算违约。11月22日，郭松龄在征得李景林的赞同后，遂在密约上签了字。至此，郭、冯、李三方正式结成了反对奉张的联盟。

    当郭与冯签订密约时，张作霖突然电召李景林和郭返奉。郭认为张作霖已察觉他们的活动，便与李景林决定提前行动。当时，张学良也在天津。他得知郭不肯回奉后，便于当天晚上去拜访，企图说服他。郭松龄却向他说："上将军"（张作霖）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无可挽救，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担任东北最高首脑，改造东北政局，而郭愿竭诚予以拥护。张学良听后，感到很震惊，但未动声色，立即赶往天津车站，向关外疾驰而去。张学良一走，郭遂知倒戈计划已经暴露。第二天，即11月23日，郭松龄于滦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宣布班师回奉通电，提出要张作霖即日下野，请张学良掌管大权，并发表演说，申明他反对张作霖"争夺地盘，贻害东北人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演讲完后，郭拿出两张纸，上面分别写着两个方案，一是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是战争到底，武力统一。他让与会者在这两个不同的方案中选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在场的将官都表示赞同郭松龄的主张，但郭知有些人并不是真正地服从他，因而，他对所部7万人进行改编，改编的5个军分别由他的亲信任军长，并给每个军下达了命令。第一军军长刘振东，直趋沈阳；第二军军长刘伟，与山海关附近张作相等相周旋，先谋妥协，不成以武力解决；第三军军长范浦江向热河进攻；第四军军长霁云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魏益三为参谋长兼全军炮兵司令，后改任第五军军长，作进军的先锋。24日，郭于滦州发出讨张通电。就在郭于滦州誓师后，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通电张作霖下野。冯玉样还立即派宋哲元出喜峰口，向承德、热河进军。11月26日，郭军占领秦皇岛，27日攻占了山海关，出关道路被打开。张作霖于此时电令张学良，要张学良立即想办法与郭见面，企图收抚郭。张学良乘舰到秦皇岛，电召郭面谈。郭拒绝与张学良见面，但写了长信，重申他对张学良的忠心和拥戴，详细说明他举兵反对张作霖、杨宇霆等的原因，并劝告张学良不要对其父愚忠愚孝，要"清君侧而除霄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张学良未接受劝告，乘舰转道大连返回奉天。从此以后，张学良为表示和郭松龄划清界线，担负起了击败郭松龄军的重任。

    张学良一行离开秦皇岛后不久，郭松龄继续挥师东进。11月29日，郭军占领绥中，30日通电全国，正式宣布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并自任总司令，从此不再用张学良名义发号施令。随即，张作霖也通电全国，正式发布讨郭令。鉴于奉军大部已开进关内，张作霖不得不施行缓兵计，请驻奉日本总领事转达郭松龄，要求郭军暂缓前进，他要和平交出政权。同时，又暗派杨宇霆到大连，勾结日本关东军。但郭没有受张作霖的欺骗而停止进军，他坚决要求张作霖下台。张作相所部奉军刚在连山部署完毕，郭军便接踵而至。12月4日晚，郭军即攻占了连山。次日，郭军又继续东进，并在当天占领锦州。锦州的失守令张作霖惊恐万状，26日张被迫宣布下野意见，又积极准备逃往旅顺。就在张作霖手足无措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白川派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达奉天，向张作霖提出关于日本在满蒙地位的新要求，以此作为出兵援张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满蒙地位的第二项条款，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牵制，日本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张作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然而，就在日、张密约签订之后，日本见郭军进展神速，又派人与郭联系，提出援郭条件，内容包括：承认以前奉张在满洲与日本所订的一切条约；保护日本在满洲的一切权利；杜绝满洲境内的左派政党活动等。郭松龄对日本的这些要求一概严词拒绝。日本关东军遂决定全力支持张作霖，讨伐郭军。12月9日，日军某部从沈阳移入奉天。随后，日本内阁作出增兵满洲的决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12月13日左右，张作霖把吉林张作相的援军、黑龙江吴俊升的骑兵和热河退回的部分力量集合起来组成3个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张学良为第一军司令，担任中路；张作相为第二军司令，担任右路；吴俊升为第三军司令，担任左路，并在巨流河岸兴隆店组成司令部，阻击郭军。另外，日本士兵和炮队也加入了奉军的防线。12月12日，郭向营口派出一支部队，企图占领营口，再从营口北上进攻奉天。然而，由于日本的干涉，郭军被迫离开营口，放弃了从营口向奉天进攻的计划。随后，郭继续率部前进。17日占领自旗堡，20日占领新民，与奉军隔辽河对峙。次日，郭军开始向奉军发起攻击，但由于奉军顽强抵抗，郭军毫无进展。这时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借"南满附属地不得侵犯"为由阻止郭军前进，一方面以80架飞机，用重型炸弹轰炸新民一带，配合奉军正血战场。同时以乔装奉军的方式从左侧压迫郭军，掩护吴俊升部骑兵抄袭白旗堡郭军后方，郭军三面受敌，于2月23日失利。在2月24日凌晨，郭松龄见大势已去，自率卫队200多人，带着夫人韩淑秀等向营口方向出走，但却在新民被王永清的骑兵团抓住。后被张作霖所派卫队团团长高金山于押解途中枪毙。

    郭松龄的倒戈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与奉张势力的合击下失败，却给奉张军阀势力以沉重打击。它军事上严重削弱了奉军势力，经济上由于军费的激增和战争的损失，奉张在战后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奉票猛跌。在政治上奉系由于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权益而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奉张的统治遂日趋危机。

    日本出兵东北

    日本出兵中国东北。这次出兵是源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需求，同时，也是日本国内政治局势与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决定的。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同时，也开始了对东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和扩张。1875年后，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出兵最多，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取得在中国天津与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日本攫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利益，吞并了辽东半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于1914年9月出兵中国山东，占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经营权，攻占胶州湾，最后于11月7日攻占海军基地青岛。1915年，又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通过一系列的侵略活动，日本成了在中国拥有最大殖民利益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势力遍布福建沿海、长江中下游和华北等地。

    日本还在中国设立了强大的殖民机构，对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北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渗透和侵略。1906年5月，奉天总领事馆设立。它是日本派驻东北地区的总办事处，负责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外交事务。1907年4月1日，南满铁路股份公司设立于东京，后改在大连。它在经营各线业务之外，还控制着大连、旅顺、营口等港湾的交通和进出口贸易，并且，它又兼管东北地区的矿山、金融、电业、农业、森林以及学校等各种经济、文化事业。它还设有调查部，为日军侵略东北、华北等地提供直接的情报服务。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的设立及其性质，如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所说："不把满铁看成是一个营利的铁路事业，而拟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其本旨确实如此。"因此，它实际上是日本在华的"东印度公司"。1914年4月，日本建立关东厅，它的职责是"管辖关东州（辽东半岛普兰店至皮口一线以南地区），掌管南满铁路沿线的警察事务，以及监督满铁的运营"。同年4月11日，口本正式成立关东军，司令部设在大连，至"九一八"事变后才迁到沈阳。它的任务是统率关东州及南满的陆军部队，防卫关东州与保护南满铁路沿线。

    在大肆建立殖民机构的同时，日本还鼓吹侵略有理，为侵华大造舆论。日本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强调日本对"满蒙的贡献"，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大陆军阀为争夺地盘苦斗不休，每一个大的派系都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可以说，每～次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间接结果，每一次战争都体现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角逐。直皖战争后亲日的段祺瑞派一蹶不振，英美扶植的直系势力日益增强。日本政府感到自己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力量日渐削弱；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使日本政府感到面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的局面，凭借"二十一条"来对中国进行全方面的侵略扩张老路再也走不通。因此，它调整了对华的侵略政策和策略。1921年5月，原敬内阁召开第一次东方会议，研讨侵华政策的有关问题。东方会议认为"满蒙"同日本领土（此指朝鲜）接壤，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政治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因而，日本要在巩固在"满蒙"的既得特殊地位和权利的基础上，要努力获得"对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上必要的地位和权利"。

    为了实施向整个满蒙扩张的政策，东方会议确定了扶植和利用奉系军阀的方针。日本之所以决定扶植奉系军阀有着如下一些原因：（1）奉系地处东北，无论在统治朝鲜还是在"经营满蒙"都需借助张作霖；（2）张作霖绿林出身，他是靠日本的提掖和支持起家的。日俄战争中，张曾帮助日本，1912年，张曾向关东都督福岛安正申明他愿照日本的指示行动。1918年，张受日本的指使派兵进关支持段祺瑞，同年9月，张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成为"东北王"。被扶植起来的张作霖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扩张予以了方便。皖系与直系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连续向日本表示反直亲日。这一切使得张作霖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赏识，因此，东方会议决定对张作霖整顿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兵败逃回关内。北京政府免掉张作霖本兼各职。该年6月，张作霖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不受北京政府约束。此时，在对华侵略扩张中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牵制和中国人民的斗争而受挫的日本，认为贯彻东方会议确定的援助奉张，利用这个工具大力加强扩张的时机已来到。12月22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训令奉天总领事，明确指出：如果张作霖专心致力于"维护东三省治安"，是张的利益所在，也是日本"极为符合心愿的事情"，对此，日本政府将对张的"和平政策"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予以积极援助。于是，日本将从西伯利亚撤军时贮存于海参崴的价值100万元的军械卖给奉张。1923年8月，日本又将价值368万元的军械运人奉天城。他们还派人为奉张设计并供应设备，帮助奉张达到军械、弹药自给。

    在援助奉张之时，日本大力攫取东三省路权，掠夺自然资源和租借土地。1922年郑家屯——通辽铁路修通后，南满铁路公司又通过和张作霖疏通和交涉获得了郑家屯——洮南间的铁路修筑权，便利了日本向满蒙西部扩张势力。1922年10月，口本又获得了与吉林合办天宝——图们江这一极富战略价值的铁路权利。1923年，旅大租借地到期，日本不仅拒绝归还旅大租地，还变本加厉地推行其"满蒙"扩张活动。1924年1月，清浦奎吾内阁成立。其在《对华政策纲领》中明确规定，当前日本不仅对南满，而且要向北满采取"重新开拓前进道路的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纲领》强调继续给张作霖帮助，发挥南满铁路公司的"功能"，责成这家公司大力促进与南满铁路相衔接的"铁路网"实现。于是，"满铁"加紧了攫取东北路权的活动。它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具有高度经济、战略价值的洮南——齐齐哈尔铁路的修筑权上。经济上，洮齐铁路建成，南满铁路将通过四洮铁路与黑龙江省联结起来，原来靠中东铁路出口的北满大豆和其它谷物将可以由洮齐等路分流，这不仅可控制海参崴，而且能促使大连港的商务繁荣。战略上，洮齐铁路可便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向北扩张。1924年5月，日本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联合内阁成立。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币原外交"开始。当时，日本经济萎缩。经济危机使日本国内股票价格暴跌，生丝、纱、糖、铁等主要商品价格一跌再跌；造船、钢铁、棉纱、生铁等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危机也波及到农业，农产品价格暴跌。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引起罕见的火灾，东京、横滨等地化为一片废墟，死亡及不明下落者约106万人，经济损失超过100亿日元。关东大地震带来的严重灾难无异雪上加霜，使日本经济更萧条、前景更黯淡。经济的萎缩、物价的高涨迫使贫困的日本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与日本当局进行英勇斗争。如因劳资纠纷而引起的工人罢工从1920年的282件，参加者36371人，增至1924年的333件，参加者54526人；因租佃纠纷而引起的农民抗租斗争由1920年的408件，参加者34605人，到1923年增至1917件，参加者134503人。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处于经济与政治的危机中。

    代中期也正是中国民族革命高涨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合作，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反日运动迭起。日本拒绝按期归还旅大租地促使反日运动在1923年达到新的高潮。该年日货输华猛烈下降，比发生五四运动的1919年对华出口额减少26亿日元。在国际上，日本由于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冲突日甚而更加孤立。因而，币原在第49届议会上发表对外政策演说时提出新的对华方针，宣布了对华"四原则"：第一，不干涉中国内政；第二，合理维护合理的权益；第三，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第四，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这样，币原的政策就蒙上了一层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

    币原外交的对华"四原则"仅仅是策略手段上的变更，日本统治集团的目标依然是巩固、发展其在"南满"势力，大力向"北满"扩张。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这一外交政策的实质暴露无遗。直奉战争中，加藤内阁一方面向直奉双方提出劝告，要他们必须"充分尊重和保全"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一方面日本军部一套援奉覆直的阴谋计划在悄悄地付诸实施。他们向张作霖提供弹药，为其提供情报。他们推动张作霖、段祺瑞合作，怂恿冯玉祥起事，颠覆北京曹锟政府，压迫直系政权垮台。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邀广州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张作霖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插手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币原外交又演出了一出拥段祺瑞排孙中山的丑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段祺瑞政府成立。得势的奉系军阀一面插手控制北京政权，一面将地盘扩展到山东、安徽和江苏。张作霖力图排挤拱卫京师的国民军和1925年春开始接纳苏联军事顾问和武器援助的冯玉祥。奉冯矛盾逐渐尖锐化，成为北方政局新的焦点，1925年11月，郭松龄联冯反奉事件爆发。在这样的情况下，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加藤内阁悍然公开出兵干涉郭松龄倒戈反奉。11月24日，郭率军在滦州倒戈，通电要张作霖下野，由张学良"另造三省之新局面"。29日，郭军进占绥中，30日正式更名为"东北国民军"。日本帝国主义对郭松龄的突然行动感到震惊，他们认为郭松龄联冯倒戈给满洲带来了"赤色威胁"。加藤内阁讨论中国时局时，币原认为日本采取的政策"必须考虑到整个中国的局势"，他认为日本在长江一带有投资，一旦日本出兵干涉，将会招致中国的反日运动。因此，币原主张对郭、张冲突应"严守中立"。加藤内阁暂时未作决定。12月5日，郭军取得连山大捷，接着占领锦州，然后兵分两路，进军奉天。手足无措的张作霖只好派杨宇霆向日本求救。同时准备宣布下野，逃往旅顺。这时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派代表赴奉，向张提出关于日本在满蒙地位的要求，作为出兵援张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满蒙的条款，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日本没有达到目的，此刻张作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就在日、张密约签订后，日本关东军即声明禁止两军在铁路沿线30里内作战。同时，日本见郭松龄进展迅速，又派人与郭联系，提出援郭条件："（一）承认以前奉张在满洲与日本所订的一切条约；（二）保护日本在满洲的一切权利；（三）将来满洲境内不准有左派政党之活动等。郭松龄对日本的要求严辞拒绝。日本随即出兵干涉。日本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驻辽阳第十师团司令部迁到奉天，12月3日，郭军一旅向营口进攻，日本守备队随即阻止，并向郭松龄发出禁令：不准进入营口，不准渡辽河作战，不准进入南满铁路沿线30公里地区。15日，加藤内阁决定出兵，援张排郭，外相币原也赞成出兵。于是，久留米第十二师团一个混成旅（共计2654人）和驻朝鲜日军步炮兵一部（约1000人）开赴奉天。同时，关东军发出第二次"警告"：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20华里禁止两军直接的军事行动。17日，日军开到奉天和南满铁路，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驻奉天省城。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绝望中的张作霖重振旗鼓，拼凑了5万人，与郭松龄所部在巨流河畔决战。日本军人以"顾问"的身份帮助张作霖指挥，关东军司令部指使化名为"黄慕将军"的荒本五郎等人组成一支配备重炮的炮兵部队，参加张军，并派出80架飞机，携带重型炸弹，在巨流河前沿猛烈地轰击郭军，郭军伤亡惨重。另外，日军是永重夫指挥黑龙江骑兵部队袭击白旗堡郭军后方，吉林炮兵在日军指挥官的指挥下攻击新民堡郭军侧翼。郭军三面受敌，经过两天的苦战，郭军纷纷溃散或投降。郭氏夫妇逃走，在途中被俘遇害。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次出兵是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势力在中国长期发展渗透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转嫁国内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中国的革命蓬勃发展，反日浪潮高涨，使日本政府感到惊慌和不安的结果。日军这次出兵，更加便利了以后日本继续对包括东三省在内的中国大陆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在这次出兵后，日本又获得了洮南一昂溪铁路、吉林一敦化铁路的修筑权，从而使日本势力在吉林东部迅速加强。

    《政治周报》出版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主办的机关刊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汪精卫）身份兼任该刊主编，沈雁冰任副主编，张秋人、萧楚女等任编辑。

    《政治周报》于1925年12月5日在广州创刊，1926年6月5日出版第14期后停刊，每期发行4万份。《政治周报》是在国共合作经历两年后创办的。在这两年中，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平定杨、刘叛乱，东征讨伐陈炯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工农运动高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把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国民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气象。但另一方面，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反动政派，对革命的势力的发展感到恐惧，纷纷调动反动力量企图消灭革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邹鲁、谢持等国民党右派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非法召开国民党的所谓"中央全会"，公开鼓吹"分共"。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的群众，对广东革命根据地内的事件真相的了解被完全隔绝开来，以至各种不实的传闻遍布各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决定创办《政治周报》。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阐明了创办《政治周报》的目的、责任、方法和办刊风格，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政治周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而这种反攻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的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政治周报》主要发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重要宣言、报告和决议。如《中国国民党对时局宣言》（第1期）、《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第1期）、《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概况》（第3期）、《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概略》（第5期）、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第6、7合刊）、《国民政府对内宣言》（第10期）、《国民政府对外宣言》（第10期）等；向人民群众介绍广东国民政府的革命活动，如《广东政府内政上的两大政策》（第3期）、《东征纪略》（第3期）、《两个统一的经过》（第8期）、《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纪略》（第9期）、《南路各属县长会议决议案》（第11、12期）；宣传工农运动的文章、文件，如《香港罢工的过去与现在》（张秋人撰写在第9期）、《国民政府下的工人运动》（第10期）、《国民政府下的工农教育大会》（第13期），以及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讲话报告即《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第13、14期）；同时还刊登政治论文和少量通讯，并辟有"反攻"专栏，刊登短评。

    11月23日，国民党一些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党部，公开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相勾结，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事件发生后。为了反击"西山会议派"，《政治周报》登载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各级党部的决议、通电，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短评。（毛泽东以"润"、"于任"等笔名发表了大量重要文章。）对回击"西山会议派"这股逆流，捍卫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维护革命团结，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一期《政治周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标题下，报导了"西山会议"召开的消息。同期刊登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指出"西山会议派"是"帝国主义军阀用以离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联合战线之一种策略"，告诫党内外同志、人民群众"勿为异说所迷惑"。毛泽东在第二期和第三期发表了《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两篇综合报道文章，对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破坏国共合作，分裂革命的罪行进行猛烈抨击。《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一文摘录了北京执行部、广东省党部、广州特别市党部、海外各党支部，以及江苏、湖北、上海、南京等省部下属各党部斥责西山会议的电告、书信。毛泽东在文中质问："西山会议派，在段祺瑞时下之北京开会，而不愿在革命高潮之广州开会，这是什么意义？"，并尖锐指出，"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在第4期毛泽东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通过对国民党历史的回顾和对右派社会阶级属性的分析，揭示了右派分离的原因；阐明中国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毛泽东在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时指出：中国革命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同于18、19世纪的欧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也不同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从革命的阶级对象和目的来看，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动力是资产阶级这一个阶级，对象是国内的封建势力，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发展资本主义。

    而现在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动摇的中间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大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革命的前途是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辛亥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比较来看，辛亥革命是单纯的"排满"，革命脱离工农群众，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国际的援助。而现在的革命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革命队伍中工农阶级发挥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有共产党的领导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革命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内部有跟随时代前进的，有停滞的，也有落伍背叛的，因而也就产生了分化。毛泽东还分析了国民党的发展历程，指出国民党前身经历了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等不同阶段，其成份复杂。其中包括地主、买办、军阀、官僚政客，不同成份的成员代表着各自的阶级利益。一旦革命发展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自然要搞分裂，要反共、反工友。毛泽东进而分析了国民党内部分化的不同阵营：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一方，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为一方，中产阶级为动摇阶级。他们梦想西洋式的革命，走中间道路。毛泽东又指出，中间道路只能碰壁，这样事实上他们或向左跑人革命派，或向右跑人反革命派。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国民党右派从国民党分离出来是"必然现象"。

    这篇文章已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雏形。为制裁"西山会议派"，中国国民党中央于1926年1月1日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周报》转载了"二大"通过的《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案》等文件。在第6期合刊上刊登了毛泽东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宣传报告》。共产党人张秋人用"蔡翰"的笔名在第10期上发表了《上海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反响》，进一步揭露了伪"二大"的阴谋，暴露了"西山会议派"假国民党名义，实则分裂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当时国家主义者宣传自己右排美日帝国主义，左排苏俄帝国主义的立场。沈雁冰撰写了《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国家主义者——帝国主义最新的工具》、《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民》等短评，发表在《政治周报》第5期的"反攻"专栏中。文中指出，国家主义者标榜的"中派"立场不中立。在五卅运动中未见国家主义"右排帝国主义"，而是天天"左排苏俄"，指出国家主义的阶级本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说出了"帝国主义者所想说而又顾着廉耻而终于不敢说"的话，指出国家主义打着"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全民政治"、"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内不妥协，外不亲善"的招牌，专干"反共反苏献媚于帝国主义与其所勾结的军阀"的勾当。《政治周报》发行期间，历经了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毛泽东在"整理党务案事件"后离开了主编的职位，但该报仍坚持对上述事件作了较为客观的反映。

    《政治周报》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份具有权威性的政治刊物，在广州、上海、北京、武昌、香港、长沙、芜湖、宁波、嘉兴、开封、济南、杭州、平阳、西安、太原、南昌、潮州、福州、重庆、宝庆、南京、黄梅、成都、绍兴等地均有分售处，产生了比较广泛的政治影响。在反对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捍卫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北伐战争等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政治周报》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团结战斗的记录，它对研究中国国民党历史，对研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对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

    北洋军阀联合向倾向革命的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发动的一场大混战。1925年和1926年上半年，中国北方政治形势的中心问题就是直系、奉系军阀和国民军的角逐。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想联合另一方以反对第三者。时局变幻莫测。三角角逐，以国民军、直系和孙传芳部联合反奉开始，以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告终。

    奉系势力人关后，首先面临着同国民军的直接矛盾。这个矛盾在郭松龄倒戈失败和国民军同李景林在天津交战后更加突出。

    当时郭松龄率军克锦州，占新民，前锋直逼沈阳。沈阳为之震动。张作霖命人从东北官银号提款800万元作逃亡之用。这时冯玉祥认为奉张大势已去，于是致书于段祺瑞政府，提出张作霖倒台后即应改革政治的条陈。冯玉祥在信中写道："昨得确报，雨亭（张作霖）力蹙势穷，业将下野，障碍既去，则此后一切政治，皆应根本刷新，永奠国本。"冯玉祥在张作霖危难之时明确指责张作霖是腐败政治的根由，积恨于张作霖。然而局势发生了逆转。张作霖与日本人签订密约，让日本出兵协助平定郭军，郭松龄力不敌日，败而身亡。

    郭松龄倒戈失败后，张作霖奉系与冯玉祥国民军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双方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对峙中。而战场，既可能是在北京、直隶，奉军同国民一、三军交战；又可能在河南、山东，张宗昌同国民军第二军交战。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国民军的处境十分复杂，国民军第一军的势力占据察哈尔、绥远和京兆尹所属22个县。冯玉祥仅留鹿钟麟旅驻北京，主力撤至察绥张家口一带。这时国民军二军胡景翼为豫督，势力范围为河南。从军事上看，国民军第一军在北京、直隶，与奉张势力直接对峙；国民军第二、三军也是西边有陕西的刘镇华，东面有山东的张宗昌，南面有湖北的萧耀南，形势严峻。国民军为了在夹攻中求生存，不得不时而与奉系，时而与直系相周旋。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彻底失败，退踞岳州，但企图重整军力，卷土重来。然而，直系军阀内部这时正处在四分五裂之中。吴佩孚的直接目标不是张作霖，而是国民军；是打回北京去以解曹锟之危，重掌中央政权。此时吴佩孚在南方可以依靠的有实力的人物，主要是浙江的孙传芳和湖北的萧耀南。此外还有江西的方本仁，福建的周萌人，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杨森，云南的唐继尧等，但主力只有孙传芳、萧耀南和靳云鄂。然而军阀们各有自己的实际利益，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吴佩孚企图拼凑力量立即攻打国民军的目的完全相左，因而一时难以真正联合。奉军趁机人关占据直隶、山东，及至安徽、江苏。

    奉系势力伸人安徽、江苏和上海后，同孙传芳的矛盾也尖锐起来。孙传芳自感力量不足，因而无意争夺北京政权，但他想当东南王。奉系势力插入苏沪皖，把孙传芳垂涎已久的肥肉抢去，令孙传芳感到难以容忍，由此引发了奉孙争夺沪苏的浙奉战争。

    10月，吴佩孚东山再起。于10月21日清晨抵达武汉后，吴佩孚立即在查家墩设立十四省讨贼联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当天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抽调一师两个混成旅会攻徐州。任萧耀南为十四省讨贼联军副司令，寇英杰为鄂军第一路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司令。在军事会议上，吴佩孚还委任马济为桂军第一路司令，杨森为川军第一路司令。但这些都是远在黔桂川等省的不可靠的力量。10月19日至24日，吴佩孚连续发出3个讨贼通电，要讨奉系张作霖这个"贼"。

    对于张作霖来讲，北有冯玉祥的国民军，南有直系的反奉战争，压力太大。奉张势力不久前才从苏沪皖被逐，如今山东又告吃紧，倘若此时冯玉祥同吴佩孚携起手来共同反奉，奉张必成败局。于是张作霖决定分化直系与国民军，并拉拢其中一方击破另一方。本来自奉系人关后就同国民军在华北针锋相对，加上冯玉祥暗中支持郭松龄倒戈，更使双方势不两立。张作霖下决心离间吴佩孚同国民军的关系。他选择了联直反冯。

    底，张景惠受张作霖委派，到汉口游说吴佩孚，又派苏锡霖到兖州说服靳云鄂，实现前敌议和。张景惠同吴佩孚议定合作条件后回沈阳复命。吴佩孚也甚为高兴，于12月31日通电声明：讨奉军事结束。但吴佩孚的讨贼军总司令一职仍不变，而"贼"的内涵在不到3个月内，则由张作霖一变而为冯玉祥。直奉国三方，又出现了矛盾交错的复杂局面。1926年1月5日，张作霖回电吴佩孚，表示"谅解"。至此，张吴已共同携手，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军。同时，还联合了直鲁联军头子张宗昌、李景林，从三方面指向国民军。

    国民军控制的京畿和直隶、河南地区处在奉直鲁联军的夹击之中。国民军处于内外交困中。冯玉祥认为直奉联合力量远大于国民军，且张作霖、吴佩孚绝难容纳自己，为了保存实力，冯玉祥决定引退以消除直奉讨冯的口实。冯玉祥一方面在1926年1月1日通电辞职，宣布下野，随即将军队和地盘交给部属，并于5月赴苏联考察。这是冯玉祥的一个缓兵策略。另一方面，冯又派人分别会见张、吴，希望停战议和。同时又指示鹿钟麟在北京发动第二次政变，驱段下台，释放曹锟，迎吴进京。但均遭到拒绝。

    冯玉祥下野并没能阻止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反而更助长了直系和奉系军阀的气焰。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调奉军入关，19日占领山海关。奉系军阀李景林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准备夺回天津。1月20日，吴佩孚也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率兵从湖北进河南，配合奉军进攻国民军。吴佩孚命寇英杰率5个混成旅进攻国民军第二军。任命寇英杰、陈家谟、卢金山为一、二、三路司令。命令靳云鄂由东路，即由山东回师河南。奉直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战争由此爆发。这时，晋系军阀阎锡山也和吴佩孚、张作霖勾结，参加围攻国民军。这样，国民军处在直奉各系军阀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艰难。国民军将领岳维峻见到吴佩孚的讨冯通电和攻豫情报，便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岳的布署是：命令十一师蒋士杰部在信阳设防备战，并派田生春、杨瑞轩两旅增援豫南。命令李纪才攻鲁部队迅速撤回豫东。国民军第二军其余主力集中于洛、郑、汴地区。1月29日，寇英杰率军攻信阳，蒋士杰坚守信阳一个半月，至3月13日降吴。同时，国民军第二军于2月初通电讨吴，不久国民军第一军、三军皆通电响应。米振标的毅军也通电响应，并表示愿意接受岳维峻的指挥。2月10日，吴佩孚因寇英杰久攻信阳不下而改变战法，调刘玉春两旅监视信阳，令寇英杰绕道北进。不久，吴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确山、驻马店、漯河、许昌等重要城市。岳维峻部队败退到郑州附近。信阳后路断绝。直鲁联军与靳云鄂约定：津浦线由直鲁联军负责；京汉线由靳云鄂负责，向河南、直隶进攻。2月15日，吴佩孚委任李景林、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李、张即同时通电攻击国民军。2月17日，靳云鄂在豫东占领归德，守军郭振才部不战而迎靳军人城。26日，靳军攻开封，毅军米振标部队迎靳军入城。28日，靳云鄂为开封各团体拥为河南全省保安司令。接着就率军攻郑州。米振标也掉头通电讨岳。3月1日，岳维峻缩紧战线于郑州，并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很多将领主张立即退却。岳维峻于3月2日弃郑州西逃。靳云鄂和寇英杰两部于3月4日会师郑州并继续西追。3月6日，岳维峻乘火车到洛阳，但第二军的弹药车被地方武装炸毁，一时秩序大乱，枪声四起，岳维峻继续匆忙西逃。吴军占领河南，兵进河北石家庄。在山西，晋系军阀阎锡山与吴佩孚相呼应，出兵娘子关，南攻顺德，北攻保定。国民军在直奉晋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先后放弃了天津、北京。1926年4月7日，奉直鲁联军分四路向北京国民军进攻，奉军褚玉璞在杨村督战。4月15日，奉直联军进入北京，国民军退守南口。5月8日，退驻南口的国民军改编为7个军，军长分别由鹿钟麟、宋哲元、李呜钟、郑金声、门致中、石友三、刘郁芬等人担任，公推张之江任总司令。各路国民军与直奉晋联军激战于南口、晋北等地达4个月之久。1926年8月，国民军大败，退至内蒙古、西北。

    北洋军阀之间的最后一次大混战至此宣告结束。

    直鲁联军的形成和灭亡

    直鲁联军指的是山东督办张宗昌为首的鲁军和以直隶督办李景林（后来是褚玉璞）为首的直军组成的军事同盟。

    鲁军首领张宗昌原是奉系张作霖的部下。张宗昌为张作霖南征北战，逐渐成为奉系中的实力人物之一。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率领奉军占领上海，将奉系的势力扩张到长江下游。1925年4月，在张作霖的压力下，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从此，张宗昌部被称为鲁军。

    直军首领李景林也是奉系张作霖的部下。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李景林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在战争中打败吴佩孚，率部占领天津，并驻留下来。在张作霖的支持与帮助下，李景林迫使段祺瑞任命自己为直隶省军务督办。李景林部遂被称为"直军"。

    12月，李景林部遭到张之江、邓宝珊、孙岳国民军第一、二、三军的联合进攻，李景林兵败放弃天津、保定退人山东，逃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以援李攻津为目的，张宗昌的鲁军与李景林的直军很快组成了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为副总司令，以鲁军第六军军长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

    直鲁联军组成之后，首先由李景林部的苏锡麟、荣臻、胡毓坤等部发起反攻，张宗昌派部助攻。联军沿津浦路一直顺利打到沧州。从沧州再出发时，以鲁军为左翼、直军为右翼，分头前进。此时，北方的张作霖也于1926年3月21日下令，命奉军在滦州采取攻势，同时加上直鲁联军的全线出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不能抵挡，沿津浦路向北退却，放弃了天津。直鲁联军的褚玉璞首先进入天津，占据了部署。张作霖遂又立他为直隶军务督办。4月20日，直鲁联军又攻占了北京，张宗昌进驻北京后，立即下令王栋率第五军沿京绥路向北追击，配合奉军对南口国民军的进攻；又命王琦为宪兵司令，王翰鸣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京津地区便完全为直鲁联军所控制。

    由于李景林曾反对过张作霖对国民军之战，并且与倒戈反奉的郭松龄关系较好，张作霖对他颇有不满。李景林对张作霖任命褚玉璞一事也怀恨在心，于是企图联系靳云鄂和孙传芳，组成同盟与冯玉祥共同对付张作霖。正当他们四方的结合日益成熟时，冯玉祥与靳云鄂磋商的密电被阎锡山截获，于是事情泄露。张作霖得到阎锡山的报告，立即派张学良率第三军包围了李景林部，解决了一部，余部由荣臻指挥；褚玉璞也率部将并驻守杨村。与李景林有联系的直鲁军赵杰部解除了武装。这样，李景林的直军完全被缴械收编。此后的直鲁联军是指张宗昌和褚玉璞所率的部队。

    7、8月间，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很快击溃了盘踞在华中和华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孙传芳亲自拜见张作霖，两派军阀摒弃前嫌，共同对抗北伐军。11月，张作霖召开天津会议，任命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他自命安国军总司令，南下援助孙传芳。

    当孙传芳部向长江北岸撤退时，国民革命军尚未到达沪宁一带。所以，直鲁联军顺利地占领了由南京到上海沿线各城镇。褚玉璞率领的直军徐源泉第六军和山东陆军第一师进据南京。鲁军毕庶澄率第八军进占上海。张宗昌率一部鲁军前往安徽作战。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占领江西、浙江之后，迅速向沪宁挺进。不久北伐军进攻南京，鲁军第五师首先缴械投降，稍后褚玉璞也弃城逃走。北伐军顺利占领南京和浦口。由于直鲁联军对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血腥镇压，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愤怒的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将直鲁联军赶出了上海。直鲁联军在江南的进攻遭到失败。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政府军继续"北伐"，进逼山东，张宗昌一路溃败，本想联合褚玉璞回奉，但结果却受到张学良和白崇禧的双方夹击，残部5万人全部被白崇禧收编。至此直鲁联军彻底覆灭。1926年是中国革命形势起伏宕荡、国内政治形势愈益复杂的一年。在北方，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奉直军阀的联合夹击下，势穷力蹙，且战且退；北京学生和市民为抗议八国列强干涉中国革命的"三一八"请愿，迎来的是段祺瑞执政府的马刀与枪弹。这一天被鲁迅悲愤地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北方革命运动从此转入低潮。

    在南方，随着广东革命政府宣誓北伐，北伐军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两湖战场开始展开决战，叶挺独立团一路凯歌，贺胜桥、丁泗桥之役，更打出了革命军的威风，"铁军"英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在革命军北伐的推动和各地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南方各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而其中又以湖南为最。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在湘鄂赣的大地上兴起。农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农村的统治，成为大革命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

    本年，国共合作的联合阵线开始出现严重的危机。在年初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妥协，使国民党右派势力在这次大会上占了优势，由此为蒋介石夺取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的条件。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在国民党中央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对蒋介石连番发动的突然事变，中共中央既缺乏精神准备，也没有应付的经验，共产党人被从此排挤出军队和国民党中央领导层。蒋介石一跃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1926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但革命处在危急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共同推动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的召开与这一阶段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1925年11月23日，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会议宣布取消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开除李大钊等人出党，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并提出重新考虑对俄态度。同时，此次会议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组织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定于1926年3月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随后他们于1926年3月29日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二大"。这两次会议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混乱，危及到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为了维护自己的原则立场，坚持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对西山会议派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并于1925年在广州召开第一届四次中央全会，指出所谓的"四中全会"——西山会议是非法的，决定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处理这个问题。接着，国民党内部各方面都开始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底，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创刊。由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毛泽东主办。周报刊登了国民党中央批驳西山会议派的各次电文，开辟了名为"反攻"的短评专栏，毛泽东为此专栏撰写了许多揭露西山会议派的时论和短文。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1926年初，为组织上处理西山会议派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在"二大"召开之前，鲍罗廷与陈延年、周恩来等商议，确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党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认为郭松龄倒戈的失败，标志着革命转入低潮，因此他对右派采取了退让政策。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确定通过了策略上的退让，以争取一部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以孤立最顽固的右派。1925年12月，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举行会谈，达成协议：在国民党领导机关内共产党员的人数不得超过1/3；国民党的"二大"推迟到右派领袖返回广州召开，两党在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应当在"二大"上解决。1925年底，吴玉章率四川代表团抵达广州准备出席大会，不久被推为大会秘书长，全权负责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他一方面坦诚地征求和听取汪精卫等国民党人的意见，一方面经常同在广州的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张太雷等共产党人商量，筹备工作进展迅速。大会召开之前还组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为：邓泽如、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林森5人。其中林森在北京，邓泽如不出席，审查事宜全由共产党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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