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省议会大厅如期开幕。到会代表256人，全国22个行省、3个特别区、4个特别市，除新疆无党部代表外，其余各省区都有代表出席。代表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各省区党部代表106人，海外党部代表33人，工人党部代表33人，军队军校及军事机关党部代表70人，行政机关党部代表11人，中央党部代表11人，学校党部代表2人，女代表16人，约占6％，各地各系推选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1／3以上，约90席位。蒋介石以浙江省代表身份参加。周恩来当选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出席大会的代表，后由于第一军政治部工作繁重，无法脱身，未参加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有汪精卫、谭延闽、邓泽如、谭平山、恩克巴图、丁惟汾、经亨颐（后未到，由宋庆龄替补）7人。大会秘书长吴玉章。1日上午9时举行开幕典礼，广州四周各炮台鸣礼炮致礼，两架飞机翱翔天空，散发五颜六色的纪念卡片。汪精卫主持了开幕式，致开幕词，表示要牢记孙中山总理遗嘱，唤起民众，联合平等对待中国的力量，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接着在东校场举行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10余万各界民众和朱培德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官兵高举旗帜，接受检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集中革命势力以统一全国"的大会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大会期间，广州各界民众，特别是省港罢VT人几乎天天游行集会，到处可以听到热情高涨的群众所唱的《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的歌声。
4日以后，大会进人正式议程。汪精卫做了《接受总理遗嘱经过》的报告，并且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会上提出了《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履行之》的议案。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议案。接着，汪精卫又作了政治报告，主要论述了国民党"一大"到"二大"间的重要事实经过；林祖涵在会上作代表大会筹备经过报告；谭平山作了党务和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毛泽东作了宣传工作报告；邓颖超受何香凝委托，作了妇女运动报告；蒋介石作了军事报告；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作了大会发言。此外，宣中华、夏曦、吴玉章、侯绍裘、董必武等，分别代表浙江、湖南、四川、江苏、湖北各省国民党党部，于树德、刘伯垂、刘重民等分别代表北京、汉口、上海各市国民党党部，作了各地党务工作的专题发言。
大会期问还出版了日刊，由高语罕、朱季恂作编辑，向全国进行报道和宣传。
8日，宋庆龄抵达广州出席大会，被增补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她号召国民党加强合作，以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同时她严厉谴责了右派的分裂活动。会议在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和吴玉章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等重要文件。
大会宣言分析了世界现状、中国现状及国民党为中国革命所做努力的经过，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联合世界上革命的先进国家、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人民自己的军队，组成廉洁政府，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保障工农团体，扶助他们发展，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和官僚买办土豪。大会重申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强调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大会还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的苏联。同时承认孙中山总理容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做法，认为这是促进国民党成功的唯一原则。大会认为，帝国主义和反共分子进行的"反共产与‘赤色帝国主义"’的宣传，目的是破坏国内和国外的联合战线。因此，必须向会议揭露他们的诬蔑和错误之处，以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大会还强调，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要坚持扶植农工的政策，致力于农工组织，对工人运动要予以伟大的帮助，对农民运动要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予以支持。
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议程是讨论和处理西山会议派问题。大会认为西山会议派的所做所为是中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分裂革命的毒谋，纯属违法，足以危害国民党的基础，阻碍国民革命的前途，如不严厉处置，则不足以严肃党纪，巩固国民党的团结。大会一致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西山会议诸人，依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处分：将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对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由大会提出书面警告，指出其错误，责令其改正。若两个月内不接受大会警告，即报告中央执委会开除其党籍。大会还认为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擅自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在党内造成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决定由大会予以恳切的训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
大会再次就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当时，出席大会的黄埔军校代表提出，国民党内发生两派纠纷的原因在于有人认为共产党的党务不能公开，而且在加入国民党和其他具体工作中并没有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有些代表认为，要解决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纠纷，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入党时申明自己的身份；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需该地党部批准。针对这一问题和三点建议，毛泽东、范鸿劫、张国焘、高语罕、方维夏都发了言，说明了共产党员身份不公开的理由：一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没有法律地位。若是公开身份，会遭不测，这会使国民革命军的一支力量受重大打击。二是无论什么党派，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不应有什么限制。后来，大会在所通过的《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案草案》中再次肯定了孙中山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如果再有纠纷可在党部指导与监督下公开讨论。解决纠纷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解决。大会决定继续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顾问。为了表示奖励，赠银鼎一座，上面镌刻"共同奋斗"四字。
大会选举出了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共36名，他们是：汪兆铭、谭延闽、胡汉民、蒋中正、谭平山、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何香凝、徐谦、顾孟余、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伍朝枢、丁惟汾、林祖涵、戴季陶、李济深、李大钊、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李烈钧、陈友仁、王法勤、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朱季恂、刘守中、萧佛成、孙科。其中共产党员8名。候补委员24人：白云梯、毛泽东、许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韩麟符、路友于、黄肇、董必武、屈武、邓颖超、王乐平、陈嘉柘、朱霁青、丁超五、陈其瑗、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缪斌、吴铁城、詹大悲、陈肇英。其中共产党员6名。中央监察委员12人：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石曾、劭力子、高语罕、柳亚子、陈果夫、陈壁君、邓泽如。候补委员8人：黄绍兹、李宗仁、江洁、郭春涛、李福林、潘云超、邓懋修、谢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如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仍任宣传部代部长。
国民党"二大"于1月19日闭幕。这次大会继承和发扬了国民党"一大"的革命精神，维护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打击了西山会议派的力量。孙中山逝世后，一度动摇了的国民党基础又趋于稳定，有利于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国民革命的继续。但另一方面，在这次会议上，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也得以出席，而且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占据重要位置。同时，蒋介石也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这些都使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潜藏着失败的危机。
中共北京特别会议
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广泛的社会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渴望结束10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渴望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政府。此时，奉系已取代直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它勾结段祺瑞，操纵北京政府，排斥冯玉祥的国民军。奉系军阀还把自己的势力向南扩张。1925年底，北方各地爆发了驱奉倒段的运动热潮。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也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裂。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取得联系，约定共同反奉驱张。但这时日本以取得在东北更多的特权为条件，援救张作霖。郭松龄兵败被杀。北方的反奉斗争形势急剧逆转。为了对付倾向革命军的国民军力量的发展，吴佩孚停止了因奉系南扩而反奉的策略，改为与奉系联合进攻国民军。在此情况下，1926年初，华北、华中地区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这时，两广的统一，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也对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有所增强。这些都为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北伐的主张。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以农民问题作为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有必然原因的。在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首先退出统一战线，使无产阶级成为孤军。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更深刻地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很不可靠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要使革命成功，必须转而依靠可靠的同盟者农民。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会议在认识了农民问题的意义之后，着重研究了如何才能把农民发动起来的途径。会议提出一个有效途径，即通过北伐战争以发动农民群众。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才能得以发展，因此，当使此政权推广及于各省，所以广东政府的北伐便成为第一等重要的问题。会议还指出：准备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战线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就是说，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各地组织积极发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作准备。1926年5月初，全国各地工会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全国10余省，会员发展到近百万。5月1日。在广州同时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除广东66县选出的代表200多人外，还有湖南、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河南、浙江、江苏、山东、山西、贵州等省的代表。它实际上起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这两个大会一致认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并同革命军和各界革命群众结成大联合，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两个大会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1926年，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届讲习所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讲习所不仅对学员进行关于中国革命理论和农民运动的教育，还进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为在北伐战争中发展农民运动培养干部，也为后来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的结合作了准备。
大沽口事件
3月12日，日本蓄意扶持奉军，威胁国民军而炮轰大沽口炮台所引发的流血事件。
大沽口事件的发生与这一时期的反奉倒段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奉系张作霖于1918年争得东北巡阅使头衔，当上了"东北王"。1924年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兵力加强。另一方面，他又向日本妥协，以维护自己在东北的霸权势力。1925年五卅运动进入高潮时，奉军邢士廉率部第二十师开进上海。9月19日，邢士廉封闭了上海总工会，镇压上海反帝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张作霖在他的统治区内严禁人民的反帝运动。在吉林，禁止游行集会，公然不准抵制日货；在奉天，甚至禁止学生阅报。此外，在山东，在天津，都为了替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封闭了许多工会，杀戮许多工人。
奉系军阀代替帝国主义镇压五卅运动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拥段祺瑞任北京政府临时总执政。但是，北京政权实际是由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控制。北京执政府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压制、摧残革命运动，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横征暴敛，为人所痛恨。1925年10月，段棋瑞执政府召开关税会议，希望通过提高税率来增加自己的实力，同时缓解人民要求关税自主的情绪。而帝国主义国家也愿意做出一些让步，来稳定中国的局面，保持他们的在华利益。但是帝国主义并不允许中国实行关税自主，所谓关税会议，也不过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重新分赃的会议。因此也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军阀混战又起，直系军阀孙传芳以关税会议为名，发动了反奉战争。接着，奉系军阀内部又出现激烈分化，郭松龄举兵倒戈反奉。同时，冯玉祥在1924年组建的国民军，也对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影响。国民军是从北洋军阀部队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具有革命倾向的部队。在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这支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在此形势下，国民党与共产党组织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奉倒段运动。关税会议开始时，上海、北京等地群众便发动集会与示威。其中北京的示威群众在新华门与段祺瑞政府的卫队冲突，激起了更大的愤慨。11月28日，北京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和群众5万余人齐集神武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高喊"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组织委员制的国民政府"、"打倒奉系军阀"等口号，向执政府挺进，旨在发动政变，推翻段政府。由于国民军没有采取行动配合，原定目标未能实现。北京大示威后，上海、南京、开封、长沙、汉口等地都发生了群众的示威活动，形成反奉倒段的汹涌浪潮。
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引起国际帝国主义的恐慌。从1925年开始，侵华各帝国主义国家就大肆煽动反赤。反奉倒段运动高涨后，英国方面更认为中国"纷乱"的原因不在于劳工状况，而在于社会主义精神的发生，因此必须反赤。这是中国政治中的一大变化，也是后来段政府敢于向学生开枪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深刻政治原因。1925年底，吴佩孚通电声明：讨奉结束。1926年1月5日张作霖回电达成谅解。在这之前，奉系已在日本的帮助下平息了郭松龄的倒戈，于是直奉协手把矛头对准国民军。
由于帝国主义插手中国，全国性的反奉倒段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12月11日，1926年1月14日、3月11日，在天安门前，北京各界群众连续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反日讨张国民大会。1926年2月20日英国通过上海《字林西报》公布了进攻中国的计划，宣称用10万兵力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并扬言两年内可以征服中国。2月27日，北京召开了有4万人参加的反英讨吴大会，强烈抗议英国封锁广州，反对吴张联合，要求广东国民政府北伐。
面对汹涌高涨的革命形势，帝国主义加紧了干涉中国革命的步伐。1926年3月初，11艘奉舰协助张宗昌运送6000名士兵，企图在大沽口登陆未成。接着奉系军阀袭击北塘，被国民军击败，退至直隶湾。其时，天津大沽口海面也常有悬挂日本海军旗的奉军舰只游弋，伺机进攻大沽炮台。国民军为了自卫，在海口附近安设水雷，暂禁一切船口出入。接着国民军将领鹿仲麟向驻津的外国使团说明情况，同时提出外轮出入办法：外轮进海口时，必须有一引水船为之前驱，此引水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外轮出入，必须悬挂本国国旗，不可淆乱；出入外轮之华人，须经国民军检查方许通过。12日，国民军决定向外轮开放大沽口，但必须遵守以下两条：第一，外轮人口不得再为敌军运送兵械；第二，外轮人口不得使敌船尾随混入。当天，日本领事馆通知国民军说，上午10时，日本藤字第十五号军舰一艘将进人海口，要求国民军给予保护。国民军允许放行。但日舰一直拖到下午3时左右，才进人海口，而且后面有船只尾随。国民军发现与上午日本领事通知的时间、舰数不相符合，恐有奉舰尾随混入，遂即向日军发出警告，要求日舰停止或缓速前进。日舰对国民军的警告不加理睬，并直驶入港，同时开炮轰击国民军大沽口炮台，致使国民军死伤10余人。国民军被迫开炮还击，将日舰驱逐，并就日舰强行驶入大沽口发生枪击事件，向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日本政府不但不接受国民军的抗议，并且于3月16日纠集《辛丑条约》签字国英、法、美、意、荷、比、西等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同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做到：所有自大沽口至天津一带之战事，必须停止；所有水雷、及其他障碍物，必须撤出；所有航行的标号，亟须恢复，不得再有蔑视；所有作战之船舶，必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各国之航船；除海关当局外，所有对于外国船只之搜查，一律停止。以上五点要求限于48小时内答复。他们还扬言。若是在3月18日正午12时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就要采取"必要之手段"进行"保护"。从3月16日八国最后通牒发出时起到17日止，各国调集到大沽口的军舰达20余艘，进行武力恫吓。日本还叫嚣说，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长沙等地还有15艘军舰，也准备协同作战，大有重温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势。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愤怒，也直接导致了几天后"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三一八"惨案
3月18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反帝爱国民众的流血事件，也称北京惨案。
大沽口事件发生后，八国公使团的最后通牒，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激起了各界群众无比的愤怒。1926年3月14日，大沽口事件发生两天后，北京数万群众在太和殿举行反日侵略大会，强烈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3月15日，天津总工会、国民讨张反日大会等70余个团体4万人，举行国民反日紧急大会，要求严惩侵略者。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广东外交代表团、留日学生讨张反日归国代表团等团体纷纷发出抗议通电。特别是在八国最后通牒消息传出后，群众愤怒到了极点，提出："似此横暴，于斯以极，此而不争，国亡无日，望我同胞，共起反抗，以制凶顽，用血国耻。"
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积极领导了这次反帝斗争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身为北方区委书记的李大钊明确指出：所谓八国最后通牒，是第二个八国联军。帝国主义各国事实是与段政府心心相印的，他们是来抗拒进步力量（国共合作）的，条件是丧权辱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军阀政府斗争到底。3月17日下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等200余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1）即日严重驳复最后通牒，（2）不许日舰携带奉舰人口，（3）驱逐八国公使出北京，（4）请国民军改变作战目的，即系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5）定于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并推举李大钊、李石曾、顾孟余、徐谦、丁惟汾、陈启修、黄昌谷、蒋梦麟、于石任、林森等13人组成主席团。会后，代表们分成两队，一队由共产党员王一飞、安体诚率领去外交部请愿。另一路由共产党员、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党团书记陈毅率领，去国务院请愿。代表们到达国务院门前，队伍被阻。代表们要求见段祺瑞及国务院总理贾德耀，没有得到答复。当即派陈毅等3人前去进行交涉。突然，一群手持木棍、刺刀的卫兵向请愿群众袭来，他们在人群中乱打、乱刺，致使多人受伤，造成流血事件。当天晚上，段祺瑞和国务院总理贾德耀等召开秘密会议，进一步策划镇压民众爱国运动的阴谋。3月18日上午10时，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志成中学、汇文中学等80所大中学校及总工会等140个各界团体两万多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上午10时大会开始，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徐谦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人担任主席。
徐谦报告开会宗旨：八国通牒表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联合进攻，我们爱国同胞起来抵抗也要联合战斗，不可自相分离。李大钊在会上作了演讲。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群众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抗帝国主义和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撤退外国兵舰，惩办大沽口事件的罪魁祸首等。会场上悬挂着昨天在国务院门前被卫兵打伤者的血衣，并由王一飞和辛焕文报告17日去国务院外交部请愿经过及被镇压的情况。群情更加激愤，一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
在万众同仇敌忾的气氛中，一致通过《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大会决议：通电全国民众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一致起来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和八国政府进攻中国；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最后通牒及最后的要求；驱逐在最后通牒上署名的外国公使出境；宣布《辛丑条约》无效；严惩昨日执政府卫队枪杀各团体代表的祸首；电勉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中午12时大会结束。大会结束后，有2000多群众组成请愿团按原定计划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出发。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一些负责人和共产党员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为人、肖子璋、杨善南、刘伯庄都参加了游行。共产党员王一飞为游行总指挥。当游行队伍经过长安街、东单牌楼、西四牌楼时，沿途群众鼓掌，挥手致意。这本是一次和平示威，只想敦促政府对帝国主义采取强硬政策。但段祺瑞政府面对人民群众的和平请愿，却早已预谋屠杀。下午1时20分，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广场。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环立于执政府门前。见此情景，请愿群众立即在国务院门前停下，推丁惟汾、王乐平等5人持名片前去交涉，要求见总理贾德耀。就在群众整理队伍时，信号枪响、警笛狂鸣，东西辕门卫兵向群众平射。群众纷纷后撤，但街口已被卫兵封锁，并以排枪向群众射击。一场蓄意制造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顷刻间，死者、伤者跌倒堆压在一起。这时，周围胡同中伏兵四起，士兵们手持大刀、铁棍乱砍乱杀。国务院门前、马号内、海军部门前，尸横遍地，血染大街。有47人被打死，200多人受伤。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大中学生，也有工人、商人、职员和市民。最小的13岁，是中学生。这就是段祺瑞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在当天悲愤地写道：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北京民众对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民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李大钊、陈毅等在当天晚上召开了中共北京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把斗争进行到底。陈毅又在北大一院召开了200多个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研究有关善后事宜。会议推广州外交代表团、中国济难会、国际工人后援会、国民新报社、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7个团体组成"北京惨案后援会"，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决定：通电全国，发表宣言，组织演讲队进行宣传，派代表慰问死者家属及受伤者。北京各大专医科学生组织了临时救护队，分乘汽车，奔赴国务院、北大等地进行抢救。为抗议政府的暴行，3月19日，北京各学校一律停课。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也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为开脱罪责，于3月19日公布了一份颠倒黑白的通缉令："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赢（李石曾）、易培基、顾兆熊（孟余）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并通缉严拿徐谦等人。
段政府这种嫁祸于人的手段，更激起人们的无比义愤。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段祺瑞是臭名昭著的卖国凶犯。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打倒惨杀爱国同胞的段祺瑞政府，肃清一切卖国军阀，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建立人民政府，谋全国真正和平。为此，号召爱国民众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旗帜下，助成北伐使命，同时不惜以重大牺牲而实际援助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国国民党也于同天发表了《对北京惨案宣言》。27日，广州国民政府也发表宣言，号召人民一致奋起驱段。推倒军阀政府。在两党的共同推动下，天津、上海、南京、长沙、武汉、广州、重庆、桂林、南昌等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和广大群众，纷纷组织京案后援会，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京群众的爱国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北京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月底，奉鲁军阀逼近北京。这时，段祺瑞以及皖系政客还想再进行一次政治投机，于是他们在北京策划赶走国民军的阴谋。为此，段祺瑞以北京警卫司令这一要职为饵，引诱唐之道脱离国民军，开回北京。并指使王士珍组织所谓"京师保安会"，以便接替国民军维持北京的社会治安。同时，段祺瑞还企图获得张作霖的支持，指派吴光新在天津与张学良保持经常联系，准备在必要时迎接奉军人京，以此维持其统治并达到以张制吴的目的。还把曾担任过执政府卫队队长的戴光升调回北京，准备采取非常手段，出其不备逮捕国民军将领鹿钟麟，然后，与奉军里应外合赶走或消灭北京的国民军。但是，他的这一企图被国民军获悉。在全国讨段形势的推动下，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当机立断，先发制人，于4月9日夜命令关闭北京城门，切断电话，并派第十师师长门致中率领部队分别包围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铁狮子胡同国务院住地和中南海等地，缴了卫队的枪械，准备逮捕段祺瑞等归案。可是，段祺瑞及皖系政客均已逃人东交民巷使馆区。4月10日，鹿钟麟通电全国，指出"段祺瑞自执政以来，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左右亲近皆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争，涂炭生灵"。14日，逮捕杀人凶手卫队旅长宋玉珍及一团长、手枪队长、四连连长等人。国民军赶走了段祺瑞，恢复曹锟自由，电请吴佩孚进京主持一切。但这时，直奉军阀已在反赤的旗帜下达成谅解，联合起来共同向国民军进攻。因此，鹿钟麟的电请被吴拒绝。15日，奉军占领通州，吴军进抵西苑，国民军被迫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唐之道乘机进入北京，自任京师警卫司令。17日，段祺瑞宣布复职，遭到奉直两派军阀的反对。20日，段祺瑞被迫下野，由北京逃往天津。至此，执政府彻底垮台。4月下旬，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国民军8月在南口失败后，退往西北，北方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三一八"运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北方人民和全国人民团结斗争的英勇行动，它阻止了帝国主义的联合侵略活动，促使了段祺瑞政府的垮台。
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是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阴谋制造的一起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扩充自己势力，以谋取革命领导权的反革命事件，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第一个讯号。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蒋介石排斥异己，企图独揽政权、军权、党权的结果。1925年，暗杀廖仲恺事件发生后，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这次事件。鲍罗廷和蒋介石派胡汉民去了俄国。在一个月内，蒋介石又驱逐了他的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指挥官许崇智。这样，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便成了他进行权力角逐的对手。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加大培植自己的派系势力。1926年1月他在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训话时说：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中心，是国民党的基础，也是全国革命中心所在。他又把自己说成全党的中心人物。还说苏联顾问对他不诚，难以共事。在这之前军校的工作中，他建议校内共产党员的活动均应公开。以诚相待。如有国民党愿加入共产党的，应向校党部声明和请准。这就限制了共产党员的活动。在1926年国民党的"二大"中，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步人中央领导地位和中央核心组织。接着又被任命为国民军军事总监（相当于后来的总司令），大大提高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为蒋介石进一步夺权创造了有利条件。2月，蒋介石免去拥护汪精卫的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的职务，解送上海，使其远离广东，剪除了汪精卫的手臂。
中山舰就是当年陈炯明发动叛乱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为了纪念孙中山这次蒙难，改名为"中山舰"。它是当时国民政府唯一的一艘装备完整的兵舰。但同时，由于管理不善，它成了国民党内军警机关水上走私的堡垒。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任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代理局长，兼中山舰党代表。他的任职，未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是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苏俄顾问研究决定，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的。李之龙上任后，将走私之事报告了汪精卫，汪下令严禁军警机关走私，并令海军局厉行缉私。中山舰舰长欧阳琳辞职后，李之龙便兼任舰长。他立即整顿军纪、严禁海军官兵和缉私人员参与走私活动，使中山舰成为海上缉私的战斗堡垒和海军舰队的指挥舰。这无疑是对右派势力的一个极大威胁，也成为爆发中山舰事件的原因之一。1926年1月，海军局扣押虎门要塞司令、孙文主义学会重要分子陈肇英的走私舰"胜利号"。扣留了船员和船上人员，没收货物。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将陈肇英革职查办。李陈因此结仇。这一事件成为中山舰事件爆发的导火线。
蒋介石在发动"中山舰事件"前夕，"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员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帐，说蒋介石有贪污。以此惑众人心，煽动反共情绪。3月18日，"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格（海军学校副校长），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发出致海军局紧急公函，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下午7点，欧阳格派3人捎公函到李之龙寓所，恰好李之龙外出，由作战科长邹毅接函。李之龙回来后，邹毅报告说已通知宝壁舰准备前往，其余两艘唯有自由、中山舰可派。而自由舰当时刚从海南岛返回广州，机件有损，正在维修，难以及时开航。李之龙于是决定改派中山舰前往黄埔。这时，由于李之龙身兼数职，中山舰舰长之职已由副舰长章臣桐代理。李之龙以局长身份在派遣令上签了字，交中山、宝壁二舰执行任务。19日早晨，中山、宝壁二舰开赴黄埔，停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大门的码头边，升火待令。蒋介石迟迟未上舰，邓演达等也均未闻有调舰之事。当天下午，因为苏俄顾问团要参观海军舰队，李之龙立即打电话给蒋介石，询问他是否要舰急用。蒋介石同意调回。得到他的允许之后，李之龙又将二舰调回舰队，参加南海的舰队检阅活动。这就是李之龙派中山、宝壁二舰开赴黄埔的经过。但是旋即，广州城内即有"共产党阴谋暴乱，李之龙唆使舰队造反"、"中山舰要炮轰黄埔，企图动员蒋校长，送往海参崴转莫斯科"的谣言。19日深夜，蒋介石驱车来到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第一军经理处，王柏龄、陈肇英、欧阳格、吴铁城、徐桴、刘峙、蒋鼎文、惠东升已在等候。20日凌晨，蒋介石命令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以广州卫戍司令部名义实行全城戒严。之后，他又驱车前往设于广东造币厂的卫戍司令部，命令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马文东坐阵司令部，注视事态发展，并随时打电话向他报告情况。随后，惠东升指挥二师四团包围了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卫队的枪械。二师五团冲到东山，包围了苏俄顾问团住宅，收缴了顾问警卫团的武装。士兵的乱叫乱嚷惊醒了顾问人员。翻译给外界打电话也打不通了。顾问团住宅附近岗哨遍布，重兵包围，不准顾问人员出门，不准顾问人员到办公室办公，不准厨师上街买菜，顾问团负责人季山嘉带翻译到凉台上叫军队负责人答话，一位连长也只说是奉命执行保护顾问团的任务。公安局长吴铁城带领一个大队警察包围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住宅。汪精卫见警察参与事变，叫吴铁城答话，吴铁城也只说是奉蒋司令的命令，保护主席不被共产党暴乱的伤害。二师五团团长蒋鼎文带全团兵力冲进省议会大楼，占领海军局。当天在海军局机关值夜班的少许人员被解除武装，关禁起来。接着，蒋鼎文又派两营士兵开赴黄埔军校，监视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军官团团长张治中等。欧阳格带了一部分警察和一个营，来到军舰停泊的码头，偷袭中山舰，解除了舰上水兵的武装，章臣桐被捕。刘峙、缪斌集合二师师部官兵训话，当场将在二师师部工作的共产党员40余人逮捕。陈肇英带特务10余人包围李之龙住房，将其逮捕。蒋介石还密令何应钦逮捕驻守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取消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周恩来带着4个卫兵去造币厂见蒋介石，询问缘由。蒋介石的理由是李之龙同汪精卫、季山嘉唆使中山舰炮轰黄埔，制造政变。随后，蒋介石又以现在中山舰案由不清为由，认为共产党员也都是嫌疑犯。这样，在第一军工作的共产党员被召来集中整训，身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被软禁了一天。周恩来从造币厂出来后，立即同毛泽东、陈延年等交换意见，商量对策。他们主张对蒋介石的举动进行有力回击。在与季山嘉面谈时，他们依然主张利用国民党内部的不和来反蒋。但以季山嘉为首的顾问刚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支持蒋介石，实现国民革命。怍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权威与中国革命的现实之间，起初倾向于多数同志的建立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同蒋介石斗争。而他本人未到广州，派彭述之来广州同国际代表商量，他的最初意见被共产国际代表全盘否决了。共产国际认为，现在的共产党一切都要服从国民党。在这几天前，一艘满载军事物资的苏俄兵舰驶进黄埔，陈独秀要求国际代表拨出5000支步枪武装广州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卫军，不要把全部军用物资都送给蒋，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彭述之回上海向陈独秀汇报情况之后，陈独秀又派张国焘来处理中山舰事件。张国焘认为李之龙不注意斗争策略，影响国共合作，反对营救李之龙。后来张国焘和刚从莫斯科来到广州的鲍罗廷向蒋介石让步。这样，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得势，驱逐共产党员和解聘军事顾问季山嘉的初步目的也达到了。
月27日蒋介石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辟谣谈话"，指出此次"三二○"事件纯属事出非常的行动，未及上报中央，现已将无罪嫌疑者释放，对于工人和顾问团的警戒纯属是为了保卫其安全，并且声明他联俄政策不会有变。并称所谓"谣言"纯属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企图分裂革命势力的阴谋。这样，共产国际代表和一些人更加信任蒋介石。蒋介石本人也向国民政府呈文"自请从严处分"；多次到汪精卫家解释误会，请他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并亲自到顾问团，承认擅自行动的错误。表示对肇事者从严处理。于是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免除王柏龄的二师师长职务，驱逐陈肇英出广州，撤销欧阳格、吴铁城的一切职务，均送虎门要塞软禁。另一方面，蒋介石又操纵政治委员会于4月7日举行第128次会议，通过了所谓特别授予他考察任免第一军第二师、第二十师及军事政治学校各级党代表的权力。同日，他以加强革命军人之间的团结为借口，下达了关于黄埔军校《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宣布除了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组织应由党部加强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一律自行取消。因此，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也被迫解散。8日，蒋介石在军校又宣布第一军的党代表全体调回政治训练部再行训练。随后，他强迫第一军及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撤出军队，从而夺取了第一军的军权。部分苏联顾问也被他辞退回国。蒋介石还利用这一事件，打击、孤立和分化了国民党左派，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见蒋介石大权已握，于4月中旬被迫离职出国。16日，蒋介石取代汪精卫，成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至此，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夺取军权的政治目标已完全实现。
邵飘萍被害事件
邵飘萍是清末民初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学家，新闻业的巨子，北京《京报》的创办人。1926年4月26日，因秉笔直言而被军阀以"宣传赤化"的名义处死。成为我国新闻史上以言罹祸的惨烈事件之一。
邵飘萍，浙江东阳人，原名邵镜清，后改为振清，字飘萍，笔名萍、阿平、素昧平生。1886年10月1日，邵飘萍出生在一个教师家中。他从小就十分好学，14岁时考取秀才，18岁时考入浙江省唯一的大学浙江省高等学堂。在校期间他就经常为上海的《申报》写通讯。1908年毕业后回金华教书，同时兼任上海《申报》特约通讯员。1922年他辞去工作去杭州，被杭州《汉民日报》社长杭辛斋聘为《汉民日报》的主编。从此专事新闻工作。因反对袁世凯和贪官污吏而受袁的缉捕，遂于1914年逃亡日本，人政法学校学习。在日本期间，他和其他3个同学联手创办东京通讯社，为国内京沪著名报纸写揭露日本侵略野心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通讯。1916年回到上海，先后担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的主笔。他所发表的反袁政论，影响国内舆论界。袁世凯死后，《申报》社长史量才聘他为驻京特派记者，长驻北京。1918年7月，他在北京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同年又创办《京报》，自任社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京报》因大量揭露和攻击曹汝霖等的卖国罪行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报社也遭查封，邵飘萍再度流亡日本。一年后，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返回祖国，重新恢复《京报》的出版。1924年，经李大钊、罗章龙的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积极支持群众反军阀而以身殉职。
邵飘萍的被杀主要是与他在《京报》的活动有关。《京报》于1920年9月7日复刊后，邵飘萍为办好这张报纸作了巨大的努力。他立志要促进中国报纸向现代新闻报纸的转变，增加新闻的量和新闻的真实性。《京报》复刊不足一月，便陆续刊登介绍苏维埃俄国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成就的文章，并连载了邵飘萍与吉人合编的《俄国革命史》、《俄国大学生与革新运动》等数十篇文章。为使"我国人亦渐明了俄国内部情形"，还刊载了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基础》、瞿秋白的《苏维埃俄罗斯之教育政策》等文，并在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初集中报道了苏联的成就。1923年至1924年又先后两次出版马克思诞辰纪念特刊及列宁特刊，配合报道了北京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的纪念活动。
邵飘萍是中苏邦交正常化的积极倡导者，早在1919年便提出意见，之后，苏维埃俄国几次派代表到中国，邵飘萍都撰写文章论述"早达中俄两国互相携手共维远东大局之目的"，热切呼吁"中俄两国之外交关系辟一新纪元"。邵飘萍的《京报》为中苏建交做了大量工作，既阐发了《京报》自己的主张，民众的意向，苏俄的正确意见，又及时有力地反击了帝国主义使团的干扰破坏，含蓄地批评北京政府的暖昧与软弱。邵飘萍在苏俄代表与北京政府之间穿梭，以著名记者的身份发挥着特殊作用。中苏建交之际，他又以个人名义举办庆祝会，并向苏联代表团赠送了锦幛，上写"精神可师"。《京报》的影响愈来愈广，逐渐取代了《晨报》的地位，成为北方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重要园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邵飘萍已是党的挚友。1923年2月，在中共领导的"二七"大罢工之后，《京报》就以大字标题发表了《京汉路工人昨午起大罢工》的消息。"二七"惨案发生后的第二日，《京报》又以《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的醒目大字为题，详细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怒斥直系军阀枪杀工人的暴行，点名讥讽镇压工人的刽子手、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的"勋业可谓能削平工潮，应铸铜像！"9日，又刊登了《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人》的消息。《京报》除了刊发文章同情工人运动外，还暗中给予物质支援。罢工失败后，《京报》帮助印发《京汉工人流血记》、《工人周刊》。邵飘萍还利用自己与上层的关系，曾向中共提供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并帮助代培进步新闻工作者。1924年，他秘密加入共产党后，《京报》的言论与中共的方针路线越来越默契。
国共合作开始，邵飘萍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热心传播南方革命消息，还暗中与国民党秘密合作。《京报》的主张与孙中山的主张相吻合，因此，孙中山在北上途中，特意将自己的照片赠予《京报》，刊在《京报·图画周刊》的创刊号上，标题是《全国景仰之中山先生》。《京报》上还刊登了邵飘萍写的《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并最早在北方的报纸上亮出这一口号，积极支持国民会议，热情提倡实行"人民的政治"。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成立时，《京报》在头版以出号标题称颂国民政府的开创业绩，针对北京政府的腐朽统治，邵飘萍亲自书写"广东国民政府，论政治为全国第一"，一时轰动北方，但亦为北洋军阀所痛恨。这时，在以广东为中心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北洋军阀内部不断发生分化。先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宫。继而又出现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邵飘萍均对他们的行动表示赞许。他曾建议冯玉祥赴苏联学习，与南方革命势力相联系，将部队改为国民军，进驻西北，开发西北。1925年2月，他又在《京报》创刊《西北周刊》，刊登冯玉祥的照片，并撰文《开发西北之重要关系》，支持冯远离军阀争斗的北京，到西北去。对郭松龄的倒戈，《京报》不仅"全力赞扬"，而且公开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由少帅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当郭松龄倒戈失败后，《京报》便将日本以"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地位条款为支援张作霖条件和张作霖的卖国内幕全部公诸于众。张作霖对此恨之入骨，也促成了张作霖必欲杀邵飘萍的念头。
邵飘萍与<京报》以反帝反军阀的倾向自立于世，这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绝大多数报刊望尘莫及的。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京报》从6月1日接到消息起，连续20余天连续报道事实真相，募款支援，并且撤掉《京报》所有的英日商品广告，不惜巨资发了3次特刊，刊登了大量通讯、专刊，评论、图片等，声讨帝国主义，支援上海人民。从6月1日到7月中旬的一个月内，仅以飘萍署名发表的文章就有28篇。他在评论中怒斥帝国主义，指出惨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因而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外国强盗"的口号。年底，反奉斗争进行时，《京报》刊登了一版时局人物照片，把亲日军阀称作是"一世之枭雄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之张宗昌"、"国民公敌之李景林"。1926年"三一"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义愤填膺。《京报》第二天便详尽报道了惨案真相。邵飘萍又连续发表了5篇评论：《日英之露骨的干涉》、《世界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可谓强有力之政府矣——举国同声痛苦，列强一致赞成》、《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诛人类之蟊贼》、《敬告法大学生》等檄文，指出段祺瑞政府是"惟泛费数万万元外债，捐得一亲日派头衔"的卖国政府，是"列强多年所希望之强有力的政府"，并且疾呼："吾人唤醒全国各党派起而声讨，所以诛人类之蟊贼，为民族一洗野蛮凶杀之奇耻！"建议组织特别法庭，将段逮捕，公开审判。段祺瑞对他恨之入骨，曾两次将他列入通缉名单中。鲁迅先生也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可惨与可笑》《如此讨赤》、《大衍发微》等文章。
在邵飘萍的主持下，《京报》一时成为北方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反动派也因此把他看成眼中钉，时刻企图加以迫害，置之死地而后快。"三一"惨案之后，北方形势逆转。1926年春，张作霖与吴佩孚重新携手并联合山东的直鲁联军首领张宗吕、李景林一起进攻国民军。4月15日，奉鲁军乘虚而入北京。早在1926年4月中旬，国民军第一军被迫撤离北京前，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就曾多次劝说邵飘萍暂避外地，邵执意不肯。相反，他在国民军撤退后的第二天（4月16日）在《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欢送国民军》，热情宣称"本报对于国民军第一军始终示爱护之态度"，赞扬国民军不愧为国民的军队，祝愿它在退居西北后得到发展。直鲁联军人城时，邵飘萍避居六国饭店，《京报》改出两大张。他在六国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接待来访客人，由他的夫人汤修慧暂守报馆，应付局面。奉军进城后，实行残酷的白色统治：布告二十七条，声称对宣传共产党、鼓吹赤化、不分盲从，一律处死。他们以"拿办赤党"为名，派出军警，大肆搜捕爱国群众。此时，北京街头已出现了不利于邵飘萍的传单，说他是"卢布党"记者。邵飘萍仍旧很坦然，他在4月22日《京报》上刊出《飘萍启示》，自数"罪状"：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追究段贾惨杀民众的法律责任；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称赞国民军第一军之纪律；五不该识章士钊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条"罪状"，私仇公敌早已伺守于旁。张作霖对邵飘萍怀恨已久，但因邵是一个很有才干，颇具影响的著名新闻界人物，企图重金收买为己所用。因此在入京前曾汇30万元予邵飘萍，但被邵退回。于是张作霖便决心于打进北京后，立即处决邵飘萍。由于邵已避居六国饭店，所以奉军决定实行诱捕。他们收买了《大陆报》社长张翰举。邵飘萍平素也认识张翰举。张翰举数次深入饭店，对邵表示异常关心，并自称"能设法向张学良疏通，张已见允"等等。4月24日，邵因挂念报馆和家事，决定回报馆看看。他事先打电话给张翰举询问外面的情况。张翰举骗他讲一切都疏通好了。邵飘萍信以为真，下午乘车回魏染胡同京报馆，不足一小时便走。才出胡同，即被预伏军警截捕。邵飘萍被捕的第二天下午，新闻界召开紧急会议，推举刘煌等13名代表求见张学良，恳请军方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免去邵飘萍死罪。活动无效。26日清晨，军阀即以"宣传赤化"为罪名，不经审讯，押赴天桥枪决。邵飘萍牺牲翌日，北京《世界日报》于头版大字标题刊登"邵飘萍以身殉报"。邵飘萍死后，《京报》被迫停刊。
整理党务案
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一个《整理党务案》，这是继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发动的又一个反共事件，是右派在思想理论和军队里的反共事件之后所发动的从组织上限制共产党的事件。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为继续排斥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巩固和扩大中山舰事件中获取的成果，声称要避免像中山舰事件这样的"误会"发生，就要找出消除误会的具体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要解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引起的党内纠纷。他提出整理党务的建议，要求召开二届二中全会。1926年4月底鲍罗廷从苏联回到广州。他带回了苏联政府的指示："不管蒋的三月政变的后果多么严重，‘国共合作’的政策应保持不变……中共应接受三月政变所造成的局势，承认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整理党务案’。同时协助他领导北伐。"蒋介石拿出他的方案与鲍罗廷"磋商"。5月9日，鲍罗廷与蒋介石达成三项"君子协定"：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反对右派；鲍罗廷改变反对北伐的态度为支持北伐。他们在会谈中集中讨论了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问题，鲍罗廷一再退让，这就为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作了准备。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完全由蒋介石所掌握。蒋介石等人以改善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由，提出了整理党务的4个议案。提案之一为《整理党务案》，提出了整理党务的四个基点：（1）改善国共两党关系；（2）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的言论行动；（3）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4）确定中国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的地位与意义。该案提议，为达到上述目标，组织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进行协调。提案之二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本案由蒋介石单独提出，共9条。其主要内容有：（1）凡其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三民主义为国民党基础，并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2）凡其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各该党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3）凡加人国民党的其他党党员，在高级党部（包括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1/3；（4）凡其它党加入国民党的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5）凡是有国民党党籍的，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6）凡是有国民党党籍的，若没有最高级党部的许可，不得另有政治关系的组织及行动；（7）对于加入本党的其它党员，各该党所发出的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会议通过的《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规定：联席会议合国民党代表5人，共产党代表3人。这8人只"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党员之纠纷问题"，"无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知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8）国民党党员未被批准脱党之前，不得加入其它党籍，若已经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的，不得再加入国民党；（9）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的程度，加以惩罚。提案之三《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主要内容为设置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规定了常委委员会主席的职责与范围。提案之四主要规定了国民党全部党员重新登记的问题。蒋介石以大会主席团成员身份操纵会议，通过了上述提案，分别称作《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总称《整理党务案》。很明显，这个提案是蒋介石继"中山舰事件"之后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重大步骤。它在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和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名义下，排斥共产党和左派势力，限制和控制共产党，将党内合作的形式，蜕变成容纳与控制的党外合作，为夺取与独占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扫清道路。其实，议案的内容是违背孙中山亲手制定的国共合作的原则与精神的。孙中山曾亲自批准不少著名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且亲自圈定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各部部长。蒋介石的所做所为违背了孙中山的意志，也违反了国民党"一大"、"二大"的决议，是违犯国民党党规和党章的。至于规定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也只是流于形式，因为这个联席会议无权决定国共合作中的任何重大问题。事实上后来的两党联席会议也多是听汪精卫和鲍罗廷所发表的长篇宏论，而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为了确定对策，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接受不接受整理党务案时，会议讨论了7天，毫无结果。这与鲍罗廷的态度不能不说有关系。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许多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事务都是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讨论商定的。会前，鲍罗廷已经知道了整理党务案的内容，但是，他怕苏联顾问被逐出广州而寻求同蒋介石的妥协。鲍罗廷曾派张国焘、谭平山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案》决不反对。鲍罗廷的这种态度，无疑对中共党团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在中共党团会上，大家还是签字接受了这个整理党务案。在二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邓演达等都想站起来讲话，但共产党人都不讲话，左派也就憋气不出席会议，出席也不发言，他们都投票反对。这样，蒋介石一手炮制的《整理党务案》就得以在全会上被通过。6月4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中央，表示整理党务系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同日，陈独秀致书蒋介石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他保证共产党决不会"倒蒋"。同时他还认为，导致两党纠纷的原因是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中的工作"太过负责"。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根据整理党务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刘芬等全被撤换。国民党右派分子叶楚伧担任了中央秘书长，顾孟余担任了宣传部长，邵元冲为青年部长（不久，蒋介石又推丁惟汾继任），甘乃光担任了农民部长，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蒋介石担任，后由张静江代理。谭延闽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党、政、军大权都掌握到了蒋介石一人手中，为他日后发动政变做了重要准备。蒋介石在后来回忆整理党务案时也讲："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产党消长的分水岭。"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
在1925年7月以前，在广东革命根据地驻有来自各省的军队，即有粤军、湘军、滇军、桂军、鄂军、豫军等。第一次东征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后，7月1日成立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筹议统一广东军队，由中央组织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席，将各种地方军名目一律取消，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成立5个军。第二次东征后，改程潜所部为第六军。两广统一后改广西军为第七军，由李宗仁任军长。唐生智归附革命后愿作北伐先锋，改所部为第八军，由唐生智任军长。
北伐开始后，为适应北伐战局领导指挥，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开始组织司令部，专命北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大纲内容共十条：（1）国民政府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国民政府下的陆海航空各军均归总司令统辖。（2）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于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须负军事上的完全责任。（3）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4）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长兼任总司令的参谋部长；或由总司令呈请国民政府任命。（5）总司令部设置参事厅，由参谋长、总参议、高等顾问若干人组成，参赞军机，协助总司令处理北伐中的军事事宜。（6）总司令部设于军事委员会内，根据战势，随时指挥前方军队。（7）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各军事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8）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即为战争状态，为军事上指挥方便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的指挥，以总司令的命令行事。（9）总司令部出征时，设立治安委员会，代行总司令职权，该会受政治委员会的指挥，其议诀案中关于军事问题的，交由总司令部执行。（10）总司令部的编制及规则另行再定。这个总司令部的组织大纲把一切权力都给了总司令，对处在北伐特殊时期的国民革命政府来说是必要的。但同时由于总司令权力过于集中而不受约束，为蒋介石日后的独断专行创造了合法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个组织大纲得以被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接受，也与北伐时国民党内的状况分不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之后，蒋介石在右翼势力中颇有威望，他们切望蒋介石专权；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无力反驳蒋介石，于是，相较之下有一定军事才能的蒋介石自然成为领导北伐战争的重要人物。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所辖共8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辖五个师；第二军军长谭延闽，辖四个师；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辖三个师；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辖四个师；第五军军长李福林，辖两个师；第六军军长程潜，辖三个师；第七军军长李宗仁，辖九个旅；第八军军长唐生智。还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步兵学生的第一、二两团，入伍生的第一、二两团，杭毅的宪兵团，赖世璜的独立第一团。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典礼在广州平较场召开。农工商学各界30万人参加，鞭炮燃放了好几个小时，气氛异常热烈，上午8时许，蒋介石率司令部官员来到会场。10时就职典礼开始，总司令对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行三鞠躬礼，总司令及群众又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吴稚晖代表党部授总司令旗，谭延闽向蒋介石授总司令大印小印。随后，蒋介石以总司令身份检阅在场队伍。这既标志着国民军总司令部成立，也标志着北伐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
从1926年5月到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进行的以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为直接目的的革命战争。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全国的革命运动就蓬勃开展起来。1925年至1926年春，广东革命政府先后消灭了广东境内和革命政权内部的反动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统一，使北伐战争有了可靠的后方。与此同时，在全国，特别是粤、赣、湘、鄂等省的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广泛、雄厚的群众基础。在此期间，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25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了大元帅府的军政府，成立了委员制的国民政府。接着，国民政府所辖各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编6个军，以黄埔军校为基础编为第一军，把原来的湘、粤、滇、鄂、赣各军分别编为第二、三、四、五、六军，各军都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国民政府还实行了军政、财政和民政的统一，取消苛捐杂税，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前，广西李宗仁和湖南的唐生智先后宣布拥护广东革命政府，两广实现统一。这样，广东革命政府的国民革命军发展成拥有8个军18个师兵力的武装，这些都是打败北洋军阀的重要力量。
全国当时的形势也十分有利于北伐。五卅运动后，人民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为了扑灭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国内外敌人比以前更多地采取了反革命的联合行动。1926年3、4月间，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组成奉直联军，将拥护广东革命政府和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赶出京津地区，进而加强了在北方的统治。在南方，吴佩孚因湖南人民在3月的"驱赵运动"中赶走了自己的亲信赵恒惕，大举进兵湖南，打败了投顺国民政府的唐生智，占领了长沙。唐生智被迫退守衡阳。之后，各派军阀相联合，准备攻打"南北二赤"，计划由张作霖会同山东张宗昌进攻退守在南口和张家口一带的国民军；由吴佩孚进攻湖南的唐生智；然后再联合盘踞在东南五省的孙传芳以及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围攻广东，企图一举消灭广东革命政府。
面对军阀"南伐"的严重形势，各地群众组织或党部纷纷致电广东革命政府要求北伐。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任务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地为北伐做准备，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讨论了北伐问题。中央特别会议之后发出的79号"中央通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且提出，党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时所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的群众工作，特别是注意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战争，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会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发动和组织工作，积极支援北伐战争。但是，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对北伐持不同态度。1926年3月初，联共（布）中央派出一个高级使团——布勃诺夫使团到达上海。鉴于当时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的形势，陈独秀在接待使团时谈到，广东的真正意义的北伐尚未准备成熟，眼前是大敌临门，所以他主张打击吴佩孚，支援国民军。一旦吴军败退，国民军得救，广东军队仍然回广东，继续准备真正意义上的北伐。陈独秀的这一看法同中共中央不尽相符。中央特别会议认为这次北伐是要"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势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陈独秀则认为此次北伐只是拯救现有力量，并不是要从事革命。但是，即使陈独秀对北伐的理解很保守，他还是4次写信给蒋介石和汪精卫，督请国民政府立即出兵北伐。他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要趁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的可能。"
正当国共双方酝酿北伐时，广州突然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箭三雕，打击了汪精卫，打击了俄国顾问，也打击了共产党的力量。不久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又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的排共气焰很高。鉴于反共统一战线内部反共力量的抬头，中共中央一些负责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对蒋介石的北伐用心已有所警惕，对如此北伐的前途产生了严重的疑虑，担心北伐的胜利将会成为蒋介石个人独裁的胜利。因此，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再论到北伐军本身，必须它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苏联顾问鲍罗廷刚刚从苏联来华，对突然提出的北伐也持反对态度。他在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建议：要首先在国民党内部求稳定；要造成有利的政治环境与冯玉祥国民军达成协议；尝试同孙传芳协议，哪怕让他保持中立；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活动；还必须完全用苏联武器装备军队。后来，由于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国民党将领的纷纷要求，鲍罗廷也转而支持北伐。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掌握了国民党内的党权和军权，在汪精卫出走后，成了广州唯一握有实权的人物。所谓国民党对北伐的态度，关键取决于蒋介石的态度。北伐是孙中山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他的遗愿。国共合作、革命军的建立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使北伐具备了基础条件。广大国民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一直不忘孙中山遗愿，主张北伐，推翻军阀统治；国民党海外各国支部也纷纷来电要求北伐。一直到1926年5月之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才把北伐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促成：一是叶唐战争危及到广东的安全，二是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内出现危机，为摆脱危机，各派都主张借北伐之机向外发展。这样做，既可实行孙中山主张，又能满足一些将领甚至一些投机分子的个人目的。在1926年上半年中，尽管蒋介石在北伐问题上反复不定，但最终还是确定了北伐，以尽早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
北伐既已确定，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即开始着手于具体的筹备工作。1926年5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作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肇庆出发进军湖南，援助唐生智，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6月2日，唐生智通电就职。6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7月14日，北伐宣言正式发表。宣言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问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因此，为了扫除卖国军阀的势力，国民革命军不能不出师北伐。宣言还号召人民同情北伐，支持北伐，参加北伐。7月7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这个大纲规定把党、政、军大权都交给总司令一人。为蒋介石日后实行的军事独裁提供了依据。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为出师北伐告广东全省人民书》，《为出师北伐告士兵同志书》、《出师北伐告海外侨胞书》，北伐正式开始。7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国内外形势，号召全国的革命民众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以此推翻国内军阀，推翻帝国主义"。
当时，北洋军阀向革命阵营进攻的行动计划是：在北方，由直、奉军阀主力共同进攻国民军；在南方，由吴佩孚出兵湖南，联合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等地的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时两湖地区有吴佩孚的军队10万人作为围攻广东的主力；在江西有孙传芳的部下周荫人部3万人，准备伺机袭击广东革命根据地。北洋军阀不仅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就有70万人。相比之下，国民革命军只有10万人左右，可谓敌我悬殊。但北洋军阀中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和孙传芳三方之间，勾心斗角，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难以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阵营能否制定出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就成为关系北伐战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926年4月到6月底，这个战略方针几经讨论，后来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帮助下，针对敌众我寡和敌人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首先集中力量进攻湖南、湖北，消灭最凶恶的敌人吴佩孚；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警戒江西、福建方面的敌人。’等到两湖战场胜利后，再出兵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最后，选择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7月1日，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先肃湖南、然后再会师武汉，进而与北方国民军联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的命令。根据这个作战方针，北伐军组成三路大军：西路军由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组成，唐生智任总指挥，共约5万人，担负两湖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中路军由第二、三、六军组成，蒋介石兼总指挥，其任务是进入湘东、湘南一带，保障西路军的右翼和后方安全，警戒江西之敌；东路军由第一军的第三、十四师及张贞的独立团组成，何应钦任总指挥，镇守广东潮梅地区，监视福建方面之敌；第一军的第一、二师为总预备队。此外，李济深率第五军及第四军之一部留守广东。
北伐军从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一部进入湖南支援唐生智开始，到1927年3月占领上海、南京为止，分别在3个战场上进行了3次大战役，即占领湖南湖北战役；占领江西战役和占领福建、浙江、安徽、江苏战役。湖南地处中国南北交通的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北伐军的首攻方向选择了吴佩孚正在举兵做乱的湖南，两湖战场便成了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北伐军正式出师之前，广东国民政府为取得北伐战争的主动权，派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队入湘援唐，揭开了北伐的战幕。5月底，独立团抵湖南汝城县，与敌部谢文炳部遭遇，大败敌军。6月初，独立团与第八军一部会合，夺回了渌田、黄茅铺阵地，攻占了攸县县城，取得了人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这一胜利打破了吴佩孚妄图先吃掉唐生智，后进犯广东的计划，解除了唐军之围，稳定了湖南战局，为其他各路军进入湖南开辟了道路。攸县战役后，敌我双方在湖南中部形成对峙局面，各自等待援军到来发动新的进攻。7月初，担任湖南战场主攻任务的第四、七军与第八军会合后分三路会攻长沙，于11日攻占长沙城。长沙战役是北伐战争的良好开端。北伐军攻占长沙时，吴佩孚、张作霖的军队正在南口与国民军进行激烈的争夺战。这时吴佩孚已陷于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境地。由于吴佩孚不愿北京政权和北方地盘为张作霖独占，不肯把主力南调，于是他命令在湖南的军队，坚守防线，不得命令不许进攻。同时电促孙传芳援湘，并进攻广东。但孙传芳为保存实力，按兵不动。这样，国民革命军进驻长沙后，基本完成了第一期作战计划。8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和加伦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制定了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仍以两湖为主战场，前进目标是占领武汉，夺取武胜关，消灭吴佩孚；接着，出兵江西，消灭孙传芳。在攻下武汉之前，对江西采取守势。会议制定的北伐第二期作战方案是：将北伐军分为左中右三路：中路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以夺取武汉、武胜关为目标；中路军又分为两路纵队，左纵队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和鄂军第一师组成，唐生智兼任总指挥；右纵队由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组成，李宗仁任指挥；右路军由国民革命军第二、三、五军和独立一师组成，朱培德任总指挥，以南昌、九江为作战目标，暂时采取守势。左路军由新近归附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军组成，袁祖铭任总指挥，主要在洞庭湖以西作战，以荆沙、襄阳为作战目标。此外，由国民革命军第一、六军和航空队、炮兵组成预备队。8月中旬，北伐军第四、七军向敌人重点设防的平江城发动进攻，并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占领平江。后与第八军南北夹击岳阳，攻占岳阳城。湖南守军全线溃退，吴佩孚固守待援的计划彻底破产。至此，湖南地区的战争宣告结束，战争迅速推进到湖北境内，形成直捣武汉之势。
北伐军在湖北战场的作战，主要经历了汀泗桥、贺胜桥、武昌3个著名战役。北线，南口战役结束后，吴佩孚于8月下旬迅速调兵南下，决心死守汀泗桥。在这种形势下，要打通直捣武汉的门户，打破敌人死守待援，南北夹击的企图，汀泗桥之役成了两湖战场上关键一仗。8月底，第四军发动进攻，但久攻不下，双方激战死伤很大。叶挺独立团与之配合前后夹击，拿下了汀泗桥。不久又在贺胜桥与吴佩孚残部交手。吴佩孚战败，乘专列撤回武汉。9月初，北伐军第四、七、八军继独立团之后陆续到达武昌前线。两次强攻未成功之后，北伐军改变战术，围攻武昌城。后有吴佩孚部汉阳的刘佐龙响应北伐，阵前倒戈，汉口工人支援北伐军举行大罢工，这样，将武昌城围困至10月初才占领该城。吴佩孚在汉口和汉阳失守后逃往郑州。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北伐军取得了两湖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之后，北伐军逐渐把主要力量用于江西战场，同孙传芳的军队展开激战。孙传芳原属直系，后分化出来自成一派。北伐开始时，孙传芳对吴佩孚在湖南同北伐军的战斗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想坐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他也担心自己一旦出兵两湖，会让奉军乘机夺取他在江浙的地盘。吴佩孚在两湖失利后，孙传芳与张作霖协调关系，立即调集10万兵力分五路向北伐军侧背攻击。江西的战斗从9月上旬开始，至11月上旬结束，战斗主要集中在赣西北，尤其是3次会攻南昌的战役。孙传芳和蒋介石分别坐阵两方指挥战斗。在苏联军事顾问的指挥下，再加上孙传芳内部倒戈事件接连发生，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北伐军先攻下九江，完成对南昌的包围。孙传芳见败局已定，乘军舰逃回南京，北伐军占领南昌。至此，江西之敌全线溃退。
北伐军东路军于9月开辟福建战场，对孙传芳属下周荫人部展开攻势，以排除对广东的威胁。北伐军在福建战场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由于福建农民武装和市民的积极响应，加上周荫人部下纷纷归顺国民军，北伐军基本未经过激战，10月中旬轻取福州，周荫人逃往温州。北伐军乘胜向长江下游进军，消灭孙传芳残部。
在吴孙两大军阀相继溃败的情况下，各派军阀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于1926年11月下旬，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举行天津会议力求弥合他们之间的矛盾，合力"南伐"，共同对付国民革命军，并制定了详细的进攻计划。1927年1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调整战略部署。为了夺取沪、杭，肃清长江下游，会议决定分西、中、东路继续追歼敌军。西路军以驻在两湖地区的第四、八军为主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沿京汉线进攻河南敌军。中路军以第二军、第六军和第七军为主力，由江西沿长江向安徽进军，由蒋介石兼任总指挥。中路军分江南、江北二支部队，其中江南部队由二、六军组成，以程潜为指挥，其目标是夺取南京；江北部队由第七军组成，以李宗仁为指挥，其目标是夺取津浦线上的重镇蚌埠。东路军以第一军为主，何应钦任总指挥。它由两支部队组成：一支由何应钦率领的第一军一部组成，由福建向浙江进攻；另一支由白崇禧率领的第一军和第三军各一部组成，由江西东部向浙江进攻。1927年初，北伐军分三路向长江中下游的浙江、安徽、江苏挺进。浙江战场，由于孙传芳部下周荫人与孟昭白因争夺杭州发生内战，驻守杭州之敌于2月中旬撤出杭州，退到上海和太湖沿岸。东路军未经大的战斗，很快肃清浙江残敌，于3月19日占领杭州。安徽方面，敌军内部陈调元、王普先后起义，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和二十七军。中路军未经激战迅速占领安庆、芜湖，进而解决了安徽问题。江苏战场，东路军占领浙江后，分两路向前挺进：一路沿沪杭路进攻上海，一路沿太湖进攻苏州、常州。3月中旬，东路军攻占苏州，、常州，抵达上海郊区。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于次日胜利解放上海。与此同时，江南部队于24日攻克南京。孙传芳见大势已去，离开南京，逃到江北扬州。至此，自九江以下的江南地区已完全为北伐军所占领，与据守江北的直鲁联军、孙传芳军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而冯玉祥五原誓师后，进军甘肃陕西，随即进人豫西，形成与北伐军夹击河南之势。
国民革命军自出师以来，经过10个月在两湖战场、江西战场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征战，革命力量迅速由广东发展到长江流域，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趋于溃败。
叶挺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是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该团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被人们称为"铁军"。
叶挺独立团的前身是1924年11月。由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所组建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主要是由黄埔军校的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部分工人、农民组成，曾参加过农运、东征和封锁香港等斗争。1925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由周恩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于广东肇庆组建了一个独立团，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建制。独立团又另外招收黄埔军校和滇军干部学校的部分学员。战士多为招募的新兵。全团共2000余人，叶挺任团长，即通常所说的"叶挺独立团"。该团干部的任免、调动由共产党决定，不受国民军第四军部约束。该团中，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班、排1，2个干部也有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团设党支部，直接由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领导。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独立团的建设。周恩来曾多次指示部队的发展。叶挺对官兵一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理论教育。在北伐之前，独立团曾在高要、广宁、德庆、新会一带支持农民运动，帮他们打垮了地主武装。
5月1日，独立团奉命由肇庆、新会出发到广州，准备作为北伐先锋出师湖南。当时，在湖南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因受吴佩孚追击而退守衡阳。吴佩孚企图切断唐生智部与广东政府的联系，就地歼灭。形势非常紧迫。独立团冒雨行军，5月20日由广东出发，31日即达湖南永兴县。6月初，独立团与第八军配合，向渌田、黄茅铺之间敌人接合部的薄弱环节发起反击，并灵活地绕到黄茅铺敌人的侧后攻击，夺回渌田、黄茅铺后攻占攸县。渌田、黄茅铺之役解了唐生智所受三面之围，独立团首战告捷，声威大震。这一战打破了吴佩孚的战略意图，稳定了湖南战局，为北伐各路军进入湖南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初，独立团与第七军共同担负湘江以北的作战任务，会攻长沙。第四军于7月10日攻下醴陵，12日进占浏阳，顺利完成作战任务。浏阳战役结束后，根据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加强独立团的战斗力，中共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措施：派了一批党、团员，补充营、连、排干部；动员很多群众参加独立团；将团直属的侦探队、通信队、监视队、担架队组成特别大队，担任战斗任务；还成立了一个补充营。独立团在浏阳地区经过一个月的休整，8月初，又担任了进攻平江的任务。8月19日，独立团绕小路过泪罗江攻击敌人侧后，迅速占领平江城。这样，从湖南、湖北退下来的吴佩孚军队，都退往汀泗桥。北方南口战役结束后，吴佩孚调集主力部队汇集汉口，死守汀泗桥待援。汀泗桥是湖北南部第一门户天险，西南北三面环水，东面是高山，东西横贯河流流急水深，由东北向西南为粤汉铁路桥横在水间。桥上架着重重铁丝网，桥北山陵起伏，处处设防，桥南地势平坦，只有高猪山一座为湖南人鄂的要冲。吴佩孚就是要凭借汀泗桥的天险，以逸待劳，乘机歼灭北伐军。汀泗桥一带，有以宋大霈为指挥的军队两万余人布防扼险。北伐军方面，军长陈可珏决心乘援敌未到之际迅速扑灭当面之敌。25日下午在石坑渡发布攻击命令，把兵力分为两路：左翼为叶挺独立团及三十五团，从正面铁路线上攻击汀泗桥；右翼为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三十六团。因铁路是由东北向西南方向的，所以右翼各团的任务是从铁路右侧由西南而东北攻击铁路右侧之高山阵地。26日上午6时，各部队依照命令分头向汀泗桥前进。10时30分，左翼前锋三十五团的第二营最先到达桥边，在汀泗桥南端左侧的高猪山与两连敌人相遇。一营迅速将敌人赶到汀泗桥，北伐军战士紧跟追击，但被敌人三挺机枪截住无法前进。两军就此对垒，后续部队在高猪山后面休息。师长张发奎布置炮兵向敌桥猛轰，又组织炽烈火力掩护步兵冲向桥头。由于敌人扼桥死守，三十五团前锋冲锋数次均未成功。张发奎看到敌人不敢出来攻击国民军，第三十五团也很难向前进攻，便指示叶挺独立团于27日早4时从右侧向古塘角进攻，与右翼第十师联合包围敌人。此时第十师已向敌东北高山压进，途中听到汀泗桥的枪炮声，知道十二师已与敌人接战，各团也迅速攻击敌人各山阵地，并占领张央园东北一带高地。但敌人所占地势极优，炮火又猛，攻击至深夜仍无进展。第三十六团在26日自晨至暮，日夜兼程，终于赶到前线。团长董琪翔看到敌阵坚固，屡攻不下，如旷日持久，敌援兵一到困难倍增，即向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建议乘夜袭击。三十六团于是派出熟悉水性的士兵数人，在离汀泗桥东较远地点秘密侦察河水。经过几处探测，最后在农民的帮助下，才找到一处河水仅及胸之处，由三十六团侦探队长梁秉枢率士兵60余人在枪林弹雨中迅速冲过彼岸。三十六团一、三两营先后涉过河，奉命遇少数敌人只用刺杀，未达最高锋前不许放枪。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也被命令采取同样的行动。当时已至深夜，敌人未发现三十六团的潜进。待接近敌人最高锋阵地时，才突然枪声大作，激战多时，于拂晓前。三十六团攻占了最高锋阵地。革命军夺获中央最高阵地后，于27日拂晓发起全线总攻击。敌军仍以优势炮火向北伐军猛射。三十六团、二十九团、三十团均打退敌人，第二十八团负责截击敌人退路。在左翼，张发奎于拂晓督率独立团及三十五团向正面铁桥的敌人进攻。独立团官兵有的游泳过河，有的冲上铁桥。7时许，右翼各团已将汀泗桥东北一带高地全部占领。第四军各团齐向铁桥冲击，与三十六团将敌人围困。不久守军即被独立团与三十五团全部缴械。至此，第四军已完全占领汀泗桥。
占领汀泗桥后，独立团团长叶挺率队猛追败退之敌，于27日上午11时占领咸宁城。当时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说叶挺是"好胜鲁莽，过于急进"。随后，陈可钰沿京汉铁路进到咸宁，看到两旁水浸约30华里，汪洋一片，仅一条铁路可通行，如果在如此狭长的路上遇敌阻击，前进就十分困难。叶挺到咸宁后也建议："咸宁铁路两岸皆被水淹了，渡过是很危险的，请告我们司令从速前进。"陈可钰见地形如此险要，于是又赞叹叶挺"具有军事天才，能见机进取"。汀泗桥战役，第四军俘敌军官157名，士兵2296人。缴获大炮4门，步枪1526支，机关枪8挺，短枪16支。这一战役，第四军伤亡241人。
汀泗桥丢失后，宋大霈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吴佩孚亲率自己的嫡系部队和汀泗桥一战的败军几万人扼守贺胜桥，分三道防线，构成十余里防御纵深。吴佩孚自称要"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贺胜桥一带的地形都是波状地形和可以徒涉的小湖沼，地形起伏不大，但遍地都是茅草和小树丛，阻碍视线，不利于守势，也不利于进攻部队的联络。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和独立团于8月29日黄昏开向预备位置。30日午前3时，张发奎亲至攻击前沿召集叶挺、缪培南二团长，指出北伐军应打开敌人一个缺口，然后乘胜追击，使敌军全线动摇。天将破晓，攻击部队依第三十五团三营、二营、一营，独立团三营、二营的次序前进，由左而右占领阵地。缪培南率直属队及三十六团第三营位置于第三十五团第三营左后地区。叶挺率第一营及直属队所组成的特别大队，位置在贺成铺高地，策应各方。机关枪连置于铁路左侧，防止装甲列车的冲袭。一切布置完毕，独立团从右侧猛攻，三十五团各营连接起来同时向敌进攻。不久，就将铁路沿线敌军冲破。吴佩孚乘火车亲自督战，料知四军左翼空虚，便将其预备队之一部向四军包围。北伐军左翼势力确实单薄，仅有三十五团第三营守御。但是北伐军顽强抵御，把敌人第一线阵地完全击溃。敌军退人第二线阵地仍节节抵抗，加之进攻目标地带树林绵延十余华里，给北伐军的联络造成困难。第四军官兵都用"红蓝白"三色识别带系于颈上胸前，背后有铜鼓帽，辨别敌我十分清楚。但在丛林中，营连排间往往失去联系。左翼方面湖沼汪洋，进攻尤为不易。途中，独立团第二营遇到敌第八师增援，几乎被包围。幸而独立团第一营及时赶到支援，特别大队又从左边夹击，才把敌人击退。不久，独立团第五连在铁路附近又被敌人包围，叶挺闻讯，立即派机关枪连支援，才得转危为安。这时二十八团也加入右翼作战，张发奎又带预备队到达，指挥各团齐头北进，敌人第二道防线阵地也被冲破。30日上午，第四军、第七军合部将敌人追退至贺胜桥，敌军全线动摇。北伐军全线乘胜猛追。不久，十二师正面冲上贺胜桥，吴佩孚乘车北逃。贺胜桥战役，第四军俘敌军官159人，士兵2386人，缴获大炮20门。四军伤亡官兵497人。
自汀泗桥、贺胜桥之役后，北伐军的声威震动全国，而第四军战无不取，攻无不克的精神受到民众的盛赞，称之以"铁军"。其中叶挺独立团的战绩功不可没。之后，第四军于9月独立完成围困武昌城的重任，独立团一部掩护挖掘地道攻城的北伐军。在受敌人破坏坑道作业之袭后，勇猛的独立团拼力退敌。后来部分守兵投诚，10月10日北伐军进占武昌城。吴佩孚彻底溃败。北伐胜利后，独立团借国民军扩编的机会，在原基础上进行了整编和扩充，把原独立团一部改为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后又从该团调一部分骨干组成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原团参谋长卢德铭任团长；从独立团抽调一部分骨干组成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叶挺率独立团大部分骨干组成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后来，独立团部分官兵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起义后与毛泽东的起义队伍会师于井冈山，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召开
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会议由陈独秀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通过了《中央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农民运动议决案》、《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军事运动议决案》、《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等13项决议。
陈独秀在《中央政治报告》中总结了1925年10月四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指出国民党已分化为四种力量：反动的右派（李福林、冯自由、邹鲁、古应芬等）代表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共产派代表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分子；左派（汪精卫、甘乃光等）代表小资产阶级；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蒋介石等）代表资产阶级。报告说，自五卅运动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有领导中国民族运动的倾向。报告认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般的宣传上，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处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的过渡时期。要争取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会议着重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议决案》，指出：现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联合，和他们共同对付中派，而公开地反攻右派。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左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望消灭左派，甚至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会议批评了共产党要退出国民党的观点，也批评了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组织及党部工作的做法。会议在回顾1925年10月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时，明确指出：广州的"三二○"事变，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等，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会议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同戴季陶一起划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未能做出正确的回答。在资产阶级作用问题的分析上，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在北伐问题上，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但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而忽视了军事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的高涨
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23年9月至1926年6月，是兴起阶段；从1926年7月至1927年2月，是发展的高潮阶段；从1927年3月至6月是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新阶段。湖南农民运动的高涨即发生在北伐战争时期。湖南当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农运中农会会员人数之多，协会组织之普遍，运动发展之深入，均居全国各省农运的首位。
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挺进湖南。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军一人湖南，就得到了湖南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各地农民纷纷起来为北伐军带路、侦察、宣传、运输。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农民武装直接参战，有效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进攻，使北伐军在醴陵、平江、岳州、临湘等战役中，都以极小的代价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醴陵战役中，农民亲自参加战争，扰乱敌人后方，断绝敌人的归路，替革命军担任侦察、向导、通讯运输的，有千余人，还有数百人持鸟枪土炮上火线。在8月19日的平江战役中，农民军即大举帮助围攻守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前，勇敢登山，敌军顿时大乱，当场缴获枪械无数，歼灭许多敌人。在岳州战役中，农民侦察到岳州敌军惶惶万分，军心涣散，于是报告北伐军，并于8月21日黎明引导北伐军从平江北乡小道渡微水过黄茅山，猛扑岳州，敌军毫无防备，纷纷溃退。叶开鑫部2000余人投诚，余荫森部被截断，全部缴械，22日即收复了岳州。在临湘战役中，当吴佩孚军溃败，路经临湘时，当地农民即各持锄锸，在忠桃两区、白荆桥、聂家市及县城沿江一带埋伏，遍树红旗，使北岸敌人以为北伐军已渡河，于是也相继渡河。农民立即与当地县清乡营协同迎击，四处民众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弃械而逃。正是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全力支持，北伐军得以迅速进军，在短时间内击溃吴佩孚在湖南的主力，推翻了北洋军阀在湖南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湖南革命政府。从此，农会得以公开活动。7月起，省农运特派员和农运干部以合法、公开的身份出现，他们深入农村，进一步宣传和组织群众，公开召集会议和传达湖南区委的指示。湖南的国民党各级组织，基本上都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它公开活动以后，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湖南农民运动的有力组织机构。1926年8月间召开了国民党湖南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大会要求政府及时严惩破坏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团防局长。大会宣言指出：凡是摧残农民的，均以反革命论处，国民党也必将其视为仇敌而消灭掉。宣言号召湖南群众团结一致，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都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提出"全省七十五县农民协会至迟三个月内一律成立"，"正式省农民协会至迟一个月内成立"的任务，要求"拥护农民自己的组织和农民自卫之组织"。8月30日，省党部发出通告，要求各县农运特派员，遵照国民党中央颁布的农民协会章程，积极组织新农会。
在强大的革命势力的影响和中共湖南区委统战工作的争取下，唐生智主持下的湖南政府在一个时期内对工农运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省建设厅月拨经费3000元，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费用，并从湖田、缢田项下另拨2万元，作为省农民协会在各县举办农民训练班的经费。9月15日，省建设厅还颁布了整顿旧农会的办法：各县农协符合新章程的，保护提倡，与新章程抵触的，不准成立；取消旧农会及依据旧农会章程成立的农协；未组织农协的各县，由省党部农民部商同省农协派特派员前往组织；旧农协房屋财产及经费，均由各级农协承接。同日，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南籍学员隋冰、余贲民、谭思聪、王一分（王首道）、谭天明、朱子和、际昌厚等36人结业回到湖南，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先后被派往岳阳、平江、茶陵、祁阳、湘乡、酃县等地领导农民运动，进一步充实了湖南农运骨干力量。
10月，中共湖南省区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北伐军占领湖南以后的新形势，制定了农民运动纲领，提出了农民的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在政治上，要求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剥夺乡村反动政权机构和地主武装、团防局、警察的司法行政职权，县政府改委员制，由人民选举等。在经济上，要求减轻租税，禁止重利盘剥，没收逆产等。在教育上，要求普及义务教育，由县政府拨款办理农民补习学校。1926年11月，中共中央设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在以上有利条件下，农协组织迅速发展，从1926年7月到同年9月，农协会员由20万发展到三四十万，能领导的群众达100余万人。到11月初，全省77个县（包括两个特区），已建立农会组织的达57个，农会会员发展到1367727人。
在农协组织大发展的基础上，1926年12月1日至27日，湖南省农民协会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也一并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170人。出席开幕式的各界来宾有：中共湖南区委代表李维汉，湖南省政府代表张翼鹏，国民党省党部代表熊亨瀚，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代表邓良生等，以及各界群众团体代表数百人，工人农民群众20余万人。大会主席郭亮致开幕词，他指出：此次代表大会是表现工农阶级的力量与组织。此次大会的主要意义即在于集中工农的势力，团结一致搞革命。毛泽东应邀出席大会作指导。他于12月17日由汉口到长沙，工农两个代表大会于20日联合举行盛大欢迎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演。他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根据国民革命的进程指出，现阶段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地租、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大会期间，各位来宾和代表也发表了重要演说。李维汉作了《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农工阶级》报告；驻湘苏联领事彭礼作了《关于苏联政治经济状况》报告；谢觉哉作了《关于国民革命与工农阶级的关系》报告；易礼容作了《关于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以及各县代表所作的关于各县农民运动的报告等。大会讨论通过了40个决议案，发表了宣言。对农民政权、武装、减租、取缔高利贷，健全农民协会组织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会议还强调当前农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铲除土豪劣绅政权，建立农民民主政权，实现"耕地农有"。会议肯定了农民以革命的暴力手段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大会建议联合广东、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农民协会，在最短时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农民的革命行动。大会在总结前一段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农民的某些不适行为，也作了正确的引导。如对于平粜阻禁问题作出了政策上的限制。大会选举了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17人：易礼容、周以栗、谢觉哉、柳直苟、毛科文、庞人侃、韩伟、陈伏泉、伍文生、邓良生、徐履仁、隋冰、聂永辉、胡炳文、凌炳、彭平之、梅冶成。候补执委9人：欧阳秋暴、丁基础、杨孔万、睦元勋、曾策、曾子刚、廖去恶、唐寄帆、傅光夏。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湖南省农民协会。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还作了加强革命联合战线的讲演，并针对反动势力诬蔑农民运动是"土匪行动"、"惰农运动"而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指出在湖南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要同他们作坚决斗争。
月28日，省农协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易礼容、谢觉哉、韩伟、柳直苟、凌炳为常务委员，并推举易礼容为委员长，韩伟为副委员长，柳直苟为秘书长。会上还决定，省农协下设宣传部（部长庞人侃）、组织部（部长隋冰）、建设部（部长另聘）、自卫部（部长伍文生）、教育部（当时未设部长，后由隋冰兼任）。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大力协助下，为全体党员代表举办了短期训练班，亲自作了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从事农民运动的基本方法。根据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提议，会后成立了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谢觉哉任庭长。同时颁布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南省惩治贪官污吏暂行条例》。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反动的警察局长、团防局长也受到惩处，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使农民运动有了更大发展。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于推动全省农运的深入发展起了极大作用。大会代表会后回到各地去，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到1927年1月农民组织吸收会员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占湖南农民全数的一半，达1000万人。湖南农民广泛组织起来之后，农村的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政治上，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采取清算、罚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游乡、关进监狱、驱逐等形式进行惩处。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召开公审大会处以死刑。农民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改造了旧武装，许多县的团防局经改造后由农会掌握，成为抗击反动势力的武装力量，农民协会成了农民革命专政的形式，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经济上，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了减租减息、平粜、阻禁等斗争。衡阳农民的减租斗争获得了胜利。在斗争过程中，有约7万农民加入了农协。安化的农民通过减息运动，将月息由七八分减为四五分。农村中比较普遍的斗争还是开展平粜阻禁谷米运动，以解决荒日贫农缺食、物价暴涨的问题。革命武装方面，农民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主要是梭镖队。1926年冬，仅湘乡一县农民就有梭镖10万支。其他各县有七八万、五六万支不等。另外，在安化、醴陵、湘潭、浏阳、平江、华容等县，农民用从直系军阀溃军的手中夺来枪支，组成了一部分自卫武装。还有一部分农民武装是从地主方面投降而来的，他们被改造成"挨户团常备队"。这些农民武装，是农民政权的支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农民革命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农民们进行了动摇族权、神权、夫权的反封建宗法势力的斗争，家规、族法、神权等禁钢农民的精神枷锁被打碎；禁赌、禁烟、剪发、放足等改良封建习俗的斗争使妇女摆脱"三从四德"的旧思想的束缚，有的妇女还走出家门参加了农会，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农村中还进行了修路、筑坝、办学校等建设工作。许多地方办起了农民学校和夜校，免费吸收农民学习。农村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
湖南农民运动的高涨，猛烈地冲击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严重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统治，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林白水被害事件
林白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和出色的白话文宣传家，《中国白话报》和《社会日报》的创办人。他因敢于用报纸揭露军阀的恶行而得罪了军阀张宗昌，于1926年8月6日被张宗昌捕杀于北京城内，成为继邵飘萍之后新闻界又一位为报业献身的著名报人。
林白水，福建闽侯人，原名林獬，又名林万里，字少泉，笔名宣樊、退室学者、地雷，号白话道人，中年之后改为白水。林白水出生于1874年1月17日，少年时即爱好诗文，怀抱"教育救国"的梦想。戊戌时期就参加报刊活动，变法失败后，他于1901年进入《杭州白话报》工作，后担任主笔，提倡用白话文写社论和新闻，以便工农商等广大群众阅读。在政治上，他鼓吹民族主义，反对清朝满族统治。1902年与蔡元培、章炳麟等人在上海组织了第一个全国性教育团体——中国教育会，致力于中国的教育改良，11月，又与蔡元培等成立爱国学社，并出版《学生世界》杂志。在教育改良的幻想破灭后，他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法律，兼修新闻，是我国最早研读新闻的留学生。留日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抗沙俄侵略的拒俄义勇军、军国民教育会。不久，因受清驻日使馆干涉回国。回国后不久，与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担任主笔，宣传爱国思想，反对帝俄侵略我国东北。同时，为《民众报》、《时报》撰写评论文章，宣传革命思想。同年创刊《中国白话报》，成为众多支持革命的白话报刊当中，影响最大的一家。《中国白话报》宣传的对象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下层劳动人民和青少年。林是该报论说、新闻和时事问答的主要撰稿人。他坚持用白话文启发、教育社会基层群众。1904年11月，他于上海参加万福华等人谋刺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活动，不久，再度赴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学习。1905年12月，因反抗清政府干涉留日学生活动而回国。辛亥革命后，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成为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帝制派，并被委任为参政院的参政。袁世凯死后，他又与人合办《公言报》，成为安福系言论机关的主笔。1920年7月段祺瑞下野后，《公言报》也随之停刊。1921年春，林白水在财政总长周自齐的支持下，与胡政之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后改为《社会日报》），林白水任社长，直至被害去世。
林白水在创办《新社会报》时，立志要"改造报业"、"革新社会"。随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林白水对军阀的认识也越来越清醒。1922年，该报刊登了吴佩孚搬运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黑幕消息，《新社会报》被勒令停刊3个月。复刊后，林白水愤然将报名改为《社会日报》，并宣布"自今日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1923年10月，林白水撰文讥讽受贿议员贿选曹锟总统一事，报馆又遭封闭。林白水被囚禁3月余。后直至曹锟坐稳总统宝座，报纸才得以继续出版。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后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吾人对孙中山先生之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支持孙中山北上。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之后，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特别启示，拒绝刊登英、日两国的广告，支持上海人民的爱国运动。1926年4月，当国民军受直奉联军攻击被迫撤出北京时，《社会日报》在报道中称赞国民军"秩序井井""态度从容"，使北京全城未受惊扰，对国民军寄予深切同情。奉鲁军阀进入北京之后，即大肆捕杀异己，颁布27条，规定：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只要反对过奉系直系军阀，同情国民党的，同样被列为"赤化"。随即军阀即以"讨赤"为名，首先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封闭报馆，钳制舆论。4月26日，邵飘萍被害即为军阀向新闻界开刀的前奏。之后，《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因诋毁过张宗昌而被捕，《民立晚报》亦遭封禁。此时，林白水仍不畏强暴，继续在《社会日报》上著文抨击反动军阀。他说，军阀既成为阀，多半是不利于民，有害于国。他还影射张宗昌的部队在作战中退逃很快，讽刺张是"长腿将军"。针对军阀所谓"讨赤"一事，他进行猛烈抨击："时至今日，若犹以讨赤为言，兵连祸结，则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这些时评道人之所不敢道，言人之所不敢言，透骨见血，自然引起军阀对他的忌恨。张宗昌知道后，也对他怀恨在心，决意杀掉林白水。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官僚之运气》一文，讽刺一心想作财政部长的潘复"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潘复是清朝举人，曾任北京政府的财政次长。张宗昌和潘复原系朋友，后经潘复介绍，张宗昌投靠张作霖，才得有此时的势力。张宗昌为酬谢潘复，曾聘他为山东军署参议。被他称为自己的"智囊"。林白水在此文中把潘、张二人的关系说成是"肾囊之于睾丸"，嘲骂潘复，说他并非张宗昌的智囊，说成"肾囊"就确切了。潘复见到文章，恼羞成怒，在张宗昌面前哭诉了一番，张宗昌便萌发杀林白水的决心。8月6日黎明，宪兵司令王琦假借张宗昌的旨意，乘车到《社会日报》社找林白水，说张宗昌要约请林白水谈话。由于王琦与林白水早已相识，于是林白水便上了车，结果被押往宪兵二营。林白水的好友杨度、薛大可闻讯向张宗昌求情，但为时已晚。8月6日凌晨4时左右，林白水被诬以"通敌有证"的罪名，被枪杀在北京天桥，时年52岁。林白水的被杀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捕了就杀，前后不过几个小时。林白水死后，《社会日报》也被迫停刊。
万县惨案
万县惨案，又称"万县九五惨案"，是1926年9月英国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县城，造成城内千余平民死伤的流血事件。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英国凭借近代以来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长江上游内河航运权，多次让它的商船兵舰在川江内任意行驶。北伐军进人湖北后不久，英国的船舰在四川长江江面多次撞沉中国的船只，制造事端。据统计，从1926年6月13日到8月19日两个月间，共发生5起英轮撞沉木船的事件，造成约40余人淹死，直接经济损失6000余元。
8月29日，英商太古公司的"万流"号轮船驶向万县方向，中途停在云阳，等待乘客上下船。这时，驻万县"讨贼联军四川总司令"杨森的部下，正从云阳提了充饷的盐款分乘两艘舢板。他们向该商船请求搭船回万县。但"万流"号不预先警告，猛地将船速加快，在江面掀起的江浪立即将两艘舢板打翻。杨部官兵和船民58人被淹死，50余支枪支和85万两饷银沉入江底。"万流"号驶达万县后，杨森派轮船检查长带8名士兵前往检查，并询问沉船事件的经过。但这时停泊在万县的英国兵舰"柯克捷夫号"派兵干涉：强行缴解检查士兵的枪支，还开枪重伤了两名中国士兵。随后，"万流"号驶离万县，而"柯克捷夫号"以炮口对准万县，然后驶过。杨森当时就任吴佩孚委任的四川省省长之职，对这样的事件感到有辱门面，随即找中国共产党派到他那里工作的朱德、陈毅商量对策。朱德和陈毅劝说杨森：反对英国的此次暴行，是杨部官兵和四川民众的强烈愿望，只有采取强硬的态度，才能加强杨森在军中的威望和政治影响。陈毅提出：立即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发动工、农、兵、学、商各界共同御侮；扣留肇事的船只。朱德同时强调，在同英方交涉的同时，必须对英国动用武力作充分准备。杨森采纳了他们二人的意见，一面电请重庆交涉员季叔平向英国领事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一面命令部队加强戒备，随时听命。8月30日，英商太古公司的"万通"、"万县"两艘轮船由重庆驶达万县，杨森派兵扣留了二船，想借以促使"万流"一案早日获得公平解决。8月31日，万县各人民团体和学校联合发出快邮代电，揭露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全国声援。9月1日，驻重庆的英国领事卢恩德乘军舰"威警号"驶达万县，邀杨森谈判，谈判两日，毫无结果。9月2日，中共万县党组织以《万县日报》社名义发表通电，提出五项主张：组织全国抗英大同盟；不买英货，不为英国人服役，不供给英国人食品，完全与英方经济绝交；收回英方在中国的内河航运权；取消中英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责令赔偿此次生命财产的损失。
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麻克内到北京外交部宣称：已电令驻汉口领事往请吴佩孚转饬杨森和平处理，外交部长蔡廷干也向吴佩孚施加压力，让他电令杨森"和平了结此案"。与此同时，英国蓄意扩大事态，拒绝惩办肇事船只和赔偿损失，并且，英方把由重庆调到万县的军舰"威警号"和原泊万县的"柯克捷夫号"联成一线，船上大炮均瞄准待发。停泊在宜昌的商轮"嘉禾号"也密装钢甲，满布炮座。驻宜昌军舰"德石巴奇号"舰长达尔礼奉命率舰上官兵潜伏"嘉禾号"上，从宜昌驶向万县。这天，英国领事向杨森发出通牒，限24小时内将"万通"、"万县"两轮放行。9月5日下午4时，英舰"威警号"与"柯克捷夫号"进迫万县江岸。"嘉禾号"也驶抵万县，在其余两舰的掩护下，猛烈冲击"万县"、"万通"两轮，强行靠帮跳舷劫夺两船上的船员，并开枪打死打伤守卫在两船上的川军士兵几十人。杨森部队按事先的命令给予回击，英舰竟然开炮向长江两岸的南津街、陈家坝和万县城内外地区进行排炮轰炸。这些都是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英军的炮击持续了3个小时，发射炮弹和燃烧弹300余发，直到晚7点半钟之后，炮声才渐渐停止。据杨森通电所报，英舰炮火焚毁民房商店千余家，死伤民众数以千计。事后调查估计财产损失达千万元。杨森通电中也说此次惨案实为古今中外所无，尸骸枕籍、血肉横飞、葬死扶伤、痛心惨目。这就是残忍凶横的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万县惨案"。
万县惨案的消息，震惊r四川。9月6日，朱德、陈毅推动召开了万县各界万人抗英大会，并组织了万县惨案后援会，通电全国，要求严厉制裁英帝国主义，为国雪耻，为死难同胞复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阎公等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在重庆成立了"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发出快邮代电，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掀起了抗英高潮。在万县人民反英斗争的高潮中，杨森也发出通电，叙述万县惨案的情况，谴责英方暴行，同时"电请政府向英使严重抗议，制止英舰继续作战，保留一切要求条件。并派员来万检查，以作交涉根据外，谨请军民各界起维国权，主张公道，一致对英，雪此大辱"。9月8日，重庆各界成立"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作为各地反英斗争的领导中心。9月18日，重庆各界将近10万人举行了"水陆示威大游行"。四川成都、泸州、自贡、綦江、叙府（宜宾）、顺庆（南充）等地，以及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城市，先后成立万县惨案后援会、国民雪耻会，声援万县人民的爱国斗争。就是远在国外的华侨工商学代表也发表通电，抗议英军暴行，希望全国民众团结一致，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由于直系军阀吴佩孚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而且他本人也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非常恐惶，急于让杨森结束关于万县惨案的交涉，以便迅速出兵援助湖北，所以他电令杨森退让以求和平。杨森是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才得以重回四川，占领万县一带的。所以，他遵从吴佩孚的电令，派重庆关监督兼交涉员季宗孟前往宜昌，会同以调解人身份出现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及宜昌交涉员魏家莲，于9月16日同英方会商于英舰上。会商结果是季宗孟同英方签订了三项协议：杨森放行两轮，由美国捷江公司驻宜昌经理霍来新为"居间人"，接收两轮转交英方；如果日后英国兵舰再上驶时，需由英舰副司令及英领事负责保证，决无敌对意见之行动；所有关于万案应用的一切赔偿要求，双方均声明保留，以备后来另案交涉。杨森在未达到惩凶、赔偿的条件下，便放行了两轮。万县民众上千人的伤亡和数千万元的财产损失，只能是白白断送了；万县惨案后掀起的群众性的抗英爱国斗争，也就被军阀的妥协政策所断送。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之下，又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反英斗争新高潮，直到1926年11月初，万县惨案所引起的反英斗争才告一段落。
五原誓师
9月，冯玉祥在五原县举行誓师，表示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是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9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同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编为国民军。冯玉祥被推举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并分别兼第二军和第三军军长。国民军的出现是中国北方政局中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国民军是从北洋军阀部队里分化出来的一支具有革命倾向的部队。1925年，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后，余部编为国民军第四军（1926年3月又脱离国民军）。1926年1月，直鲁军将领方振武部倒戈反对张宗昌，加入国民军为第五军。这样，国民军便成为北方赞成国民革命，反对奉系军阀的一支主要军事力量。
北京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采取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策略。改组后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决定，积极争取国民军参加国民革命，以便与南方革命相呼应，迅速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北京政变和国民军成立不久，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先是由李大钊出面，亲自到北京郊区冯玉祥驻地拜访，与冯玉样进行了诚恳的交谈，向他阐述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介绍了苏联国内的情况。在此期间，李大钊还派北大教授毛以亨与冯玉祥联系，争取冯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表示同意，并派刘骥、唐悦良、包杰之为代表与北京国民党组织联系，又通过国民党的介绍，与苏联驻北京的大使加拉罕直接会谈，要求苏联顾问团指导国民军。国民党也派徐谦为驻冯部的代表。1925年3月，广东革命政府顾问鲍罗廷亲自到张家口访问冯玉祥。4月，苏联顾问团分别到张家口和开封指导国民军。10月，冯玉祥又派军事顾问团去苏联访问。
冯玉祥通过与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团的接触，对中国革命和苏联新制度有了一定的认识。由于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使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战争中失败。因而吴佩孚要报倒戈之仇，于1925年通电声明结束讨奉战争，以便与张作霖重归于好。而张作霖由于在直奉战争中势力大为扩展，与冯玉祥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因此在1926年1月5日致电吴佩孚，对他表示谅解。这样，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策划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在讨伐"南北二赤"的目标下重新联合起来。他们计划先消灭北方的国民军，然后南下推翻广州国民政府。在战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冯玉祥的处境十分困难。这时，国民军第一、二、三军，不仅联系不密切，指挥不统一，而且内部矛盾重重，步调难以一致。1926年1月，冯玉祥在奉系军阀、直鲁联军、晋系军阀的联合进攻和段祺瑞临时政府的排挤下，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面对十分艰难、复杂的政治形势，冯玉祥苦于找不到解决办法，于1926年1月辞职，希望通过这种个人引退的方法来保存国民军的势力，使直、奉军阀失去进攻的借口。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携带随员、卫队，由平地泉乘汽车启程赴苏。3月22日到达库伦（今乌兰巴托），在这里逗留了一个多月，国民军暂由张之江、李鸣仲、鹿钟麟指挥。冯玉祥此次出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习革命方法，增进革命知识。因此，他在库伦期间，非常注意了解苏联、蒙古的革命经验，探索中国的革命问题。4月3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同中国国民党要人于右任、顾盂余也赶到了库伦。他们同冯玉祥共同讨论革命的前途问题。鲍罗廷表示，如果冯玉祥自己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优于国民党，苏联顾问团可以离开国民党来帮助他；如果冯玉祥并无救国方针和具体实施计划，则鲍罗廷劝说冯玉祥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的成功。冯玉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无具体办法，但比较仰慕孙中山先生的为人和主张。经过一夜的考虑，他决定加人国民党。第二天，经徐谦介绍，冯玉祥履行了入党手续，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926年4月27日，冯玉祥一行离开库伦前往苏联，5月9日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在苏联访问考察期间，他会见了许多苏联党政领导人，正在黑海养病的斯大林也给他写信，表示欢迎。他还参观了部队、工厂、农村和机关、学校，访问了工人、农民和士兵。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人蔡和森也拜会了冯玉祥，向他介绍中共中央的主张，阐述国民革命的意义。经过3个月的考察，冯玉祥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于是，他为国民军全体官兵履行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决心继续革命。苏联政府对冯玉祥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并决定给冯以军事援助。
冯玉祥在苏联期间，中国北方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直奉军阀并没有因冯玉祥下野而取消搞垮国民军的计划。1926年2月下旬，李景林部先后占领沧州、献县、青县等地。帝国主义列强也公然插手，动用军舰帮助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奉军于3月中、下旬公然占领卢龙、迁安、乐亭、滦县、唐山等地。这时，阎锡山的晋军也加人直奉联军，出兵大同，威胁国民军后方。奉军投人兵力15万人，鲁军12万人，直军13万人，晋军5万人，共计将近50万人。国民军的兵力约12万人，在重重包围之下，处境十分困难。面对这种不利的军事形势，国民军决定撤出阵地，有秩序地退到南口一线，驻守在北起多伦、沽源，经延庆、南口，西至晋北丰镇长达2000余里的战线上。南口是国民军长期经营的阵地，修筑了坚固的阵地。国民军在南口一线的兵力有步兵和骑兵11个军，9个师，38个旅，6个特种团。张之江任全军总司令，设总部于张家口。鹿钟麟、宋哲元分任东、西两路总司令。东路负责多伦至南口一线，防御奉直联军进攻，西路负责察哈尔南部、晋北一带，向晋北采取攻势。"讨赤联军"则兵分五路向国民军发动进攻。4月下旬，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联合向南口国民军发动了进攻，爆发了南口大战。同时，阎锡山的晋军在大同及晋北地区与国民军展开激战，吴佩孚部刘镇华向陕西国民军发动进攻，吴佩孚的另一部张兆钾等进攻甘肃国民军。国民军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由于张之江指挥失当，又缺乏粮草、弹药，终于在1926年8月失败。在南口参战的国民军损失5万人以上，粮饷、弹药十分匮缺，处境极为困难，全军被迫向绥远和西北地区撤退。国民军尽管在南口战败，但对北伐军在两湖的胜利进军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国民军在南口之役中歼敌5万以上，削弱了奉直联军的实力，在战略上也配合了国民革命军在两湖战场上的进军。南口战役牵制奉军、直军近50万之众，使北伐军得以顺利进入武汉。国民军在南口作战不仅使直、奉军阀遭到很大损失，而且还使得吴佩孚与孙传芳之间，以及吴军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在1925年爆发的浙奉战争期间，孙传芳是联冯反奉的。这时，孙传芳对吴佩孚在南口进攻冯玉祥不予支持。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孙传芳电促吴佩孚南下，可吴不仅拒不南下，反而催促孙传芳由福建进攻广东，从江西进攻湖南。孙传芳不愿与吴佩孚合作，对湖南战局坐观成败。同时，吴佩孚与其部下靳云鹗之间也存在着联奉反冯与联冯反奉的分歧。吴佩孚在南口对国民军的进攻使这一分歧更趋严重。吴佩孚撤了靳云鹗讨贼联军副总司令的职务，但靳的部下仍暗中与靳保持联系。1926年7月中旬，吴佩孚调靳部陈文钊师南下增援湖南，陈拒不听命。南口战役结束后，吴佩孚调靳部高汝桐、阎日仁两师南下，但兵马开到后两军就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不得不恢复靳的职务后才继续南下，但已错过了战机，使吴军在汀泗桥战役中未及时得到增援。
国民军从南口撤退时，陕西和甘肃战场上的国民军仍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战斗，他们拼死坚守西安、三原等地，使刘镇华军日益疲惫，无力支援吴佩孚。甘肃国民军在吉鸿昌等部支援下，于8月底打败了张兆钾和张繁锦部，基本上稳定了甘肃局势，使从南口败退下来的国民军有一条退路，为国民军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对国民军再起有重要意义。
国民军在南口浴血奋战时，冯玉样在苏联考察。1926年6月，冯玉祥派刘骥等为代表由莫斯科去广州与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商谈共同革命的计划。7月，刘骥一行到达广州，双方达成国民军接受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对国民军则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给予同等待遇的协议。1926年7、8月问，正当国民军处于危难之时，李大钊3次电催冯玉祥早日回国，主持军务，收拾国民军的危急局面，参加北伐战争。冯玉祥得知国民军在南口失利的消息后十分焦急，再加上他知道国民革命军已从广东出师北伐，于是决定立即回国。8月17日，冯玉祥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随行的有共产党员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人。8月23日，冯玉祥被任命为国民军的国民党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3日，冯玉祥一行抵达库伦。9月15日，冯玉祥等返回国民军总司令部驻地绥远省五原县。他决心收拾残局，重振旗鼓。国民军的流散部队，听说冯玉祥回国，也纷纷携枪归队。
冯玉祥到达五原县稍事休息后便召集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宋哲元、方振武、弓富魁、何其巩、石敬亭、孙岳、徐永昌等，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开会，商讨重振国民军事宜。在这次会上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9月16日，冯玉祥发表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冯玉祥在宣言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国于危境。……苦痛的来源已经求出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唯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这个宣言是国民军发生革命变革的重要标志，也是其进人国民革命新阶段的行动纲领。
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县大校场上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会上，刘伯坚还发表了演说，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国民革命的道理，指出了今后的斗争方向与前途。冯玉祥在演说中号召全体国民军官兵进行国民革命，响应实行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配合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讲演完毕，刘伯坚带领全体到会人员宣读誓词："本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右任授旗并监誓。参加典礼的有国民军一、二、三、五、六各军官兵一万多人。国民军将领李鸣仲、孙岳、方振武、鹿钟麟、宋哲元、弓富魁、何其巩、石敬亭、邓宝珊等，及刘伯坚、史可轩、乌斯曼诺夫、于右任也都参加了大会。誓师大会上还举行了易旗仪式，将五色旗改换为青天白日旗。冯玉祥宣布：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联军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六军。军长分别为冯玉祥、于右任（辖二、三军）、方振武、弓富魁。会后，冯玉祥、于右任扛着红旗，率领全体官兵在五原街上游行。誓师大会后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鹿钟麟为总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光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廷瑷为军务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军需处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部长，刘伯坚为副部长，乌斯曼诺夫被聘为政治军事顾问。同时，选派政治工作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冯玉祥还与于右任等着手组织军中特别党部。9月27日至29日，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宣布国民联军集体加入国民党，成立最高特别党部。由刘伯坚报告国民党的主张与大会的意义；冯玉祥报告国民军及国内外形势。选出方振武、刘伯坚、任作民、赵守钰、王一飞、张兆丰、弓富魁、石敬亭等11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刘骥、史宗法5人为监察委员；卢召亭、张树声等7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刘仁辅等3人为候补监察委员。五原誓师标志着国民军最终摆脱了北洋军阀的控制，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从广东出发的北伐战争，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党部联席会议
北伐军攻克武汉和取得江西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内部出现了迁都之争和提高党权运动。1926年9月中旬，以张静江为代主席的国民党中央宣布于10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同各省党部联席会议。
月15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及各省、市和海外代表共80人。共产党员有吴玉章、于树德、恽代英、毛泽东、邓颖超等10余人参加。苏联顾问鲍罗廷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领导工作。会议选出的主席团有5人：谭延闽、徐谦、张静江、宋庆龄、吴玉章。谭延闽在致开幕词中提出："先把几个最重要的问题讨论一下，如国民政府现在要不要迁移，国民会议如何召集，都要请大家共同讨论，以求一个适当的方法。召集的意思即在于此。希望各省同志大家来平心静气地讨论。"会议的第二天即10月16日讨论国民政府迁都问题，吴玉章主持会议。会上经过吴玉章等人的力争，最后通过如下决议："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之地而决定。现在国民政府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的基础，因此广东省最为适宜，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除此之外，这次联席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省政府的改组问题，省政府与国民政府的权限，中国国民党对北伐时局的方针。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和条例：《对全国人民宣言》、《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全国人民团体联合会之纲领》、《国民革命军代表条例》、《党代表任免条例》、《省政府对国民政府之关系》、《关于民团问题》、《最近外交政策》等。
会议宣言指出：国民党"二大"以后的10个月中，革命势力已由两广扩大到长江以南和中国的西北部。"国民政府在中国的领域上，已成为最有势力的政府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势力一天天地衰败，中国民族运动日益发达。但是，帝国主义束缚中国人民的锁链还是依然存在，真正完全打倒军阀的日子尚非目前所能达到，中国人民所受的痛苦还没有改善。"要达到中国民族完全解放的目的，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买办阶级、走狗政客、劣绅土豪、残酷地主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势力；一定要团结中国农民、工人、实业家、商人、兵士、学生、教员及其他革命知识分子。"会议通过的国民党最近纲领的重要条文有：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的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保证人民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重新缔结尊重中国主权的新条约；实行关税自主；废除苛捐杂税；扶助本国工商业，取消在华外国工业的特权；减轻佃农田租25％；禁止重利盘剥，年息最高不得超过20％；保障农民协会的权力，农民协会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自由；制定劳动法，保障工人的组织自由和罢工自由等等。上述宣言和政纲，体现了北伐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反映了联合战线中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另外，在《党代表任免条例》中肯定了党代表的积极作用。这次会议是国民党"二大"以后的一次重要会议，确定了新形势下国民党的方针政策，对于号召群众，推动北伐，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北伐开始后，上海的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从1926年6月到9月，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多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余万人。他们当中不仅有产业工人，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甚至没有参加五卅运动的闸北35家丝厂女工也参加了罢工。罢工从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逐步发展到要求享有参加工会的权利和反抗压迫的政治斗争。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文件中针对上海的这一情况指出："‘五卅’后的上海，确是革命的上海，虽然帝国主义者的工部局和中国的官厅以及大商买办阶级联合的单独的向上海民众进攻，但是上海的民众仍然亦趋革命化。"这个时期的上海工人罢工高潮，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扩大了工会组织，为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9月间，北伐军攻人江西和孙传芳军交火，上海也在此时酝酿自治运动。9月以后，随着北伐战争向长江下游发展，上海工人的斗争转向政治性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是罗亦农和赵世炎。1926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接到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来电，称"国民军不日可进据北京"。因此，中央军委命令上海区委"订新计划，对付孙传芳，组织军事委员会"。根据这一命令，上海区委立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并在8月23日晚上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作出了进一步反对孙传芳的决定。但是，这时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瓦解敌军，还不是准备起义。8月31日，北伐军攻到武昌城下，苏联驻沪领事得到误传的消息，以为北伐军已于9月1日下午4时占领武昌，5时占领汉阳，并将这一消息电告上海区委。据此，9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首次讨论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应提出"人民自治"口号，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会议决定加紧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各团体联合会的工作，建立广大的联合阵线，"从虞洽卿一直到工人部分联合"。6日，中共上海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根本推翻现存的统治"，"毁弃孙传芳、丁文江的大上海计划，建立上海人民自治的上海"。区委并向上海市民提出了16项斗争要求，如：租界内的居民应一律有平等的参政权；南北市的市政府由民选的自治机关管理；保障市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反对一切苛捐杂税等。此后，中共上海区委即通过汪寿华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虞洽卿等联系，相约在孙传芳江西败绩，不及回顾之际，即发动工人罢工、商民罢市、学生罢课，树起自治旗帜，从而推翻孙传芳的统治。由于孙传芳的主力已进军江西，驻防上海的只有步兵1000人，警察2000人和内河小军舰两艘，这就为上海自治运动和工人武装起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上海国民党当局和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都支持中共上海区委的计划。在筹划起义的过程中，国民党特务委员会军事特派员钮永建与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密谋，由夏在适当时机宣布浙江独立，向上海进军；钮在上海组织暴动，里应外合，夺取上海。10月16日，夏超在杭州宣布独立，归附国民政府，17日。即派人率保安队2000人，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夏超的独立，加快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当时酝酿参加起义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上海总工会组织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约2000余人。他们有较好的组织和群众基础，是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由大资产阶级虞洽卿掌握的商团军；中国国民党驻沪特派员钮永建在上海组织的一支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方面于18日区委召开特别活动分子会议，由罗亦农作武装起义的动员报告，确定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为罗亦农、赵世炎和李震瀛。他们与钮永建约定10月24日拂晓前开始行动，以炮声为号。10月17日，夏超率兵进军嘉兴。10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谴责孙传芳的罪恶统治；批判全浙江公会等团体要求孙、蒋先行停战，是在军阀宰制下的幻想，是"为孙传芳维持势力的和平运动"。区委指出，上海市民"要得到真正和平，只有一条路，即是市民自己武装起来"，"推翻一切军阀政权，建立市民政权"。但孙传芳不允许后门失火。18日，任命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率部迎战夏超；任命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李宝章为驻沪各军总指挥兼淞沪防守司令，率部进驻龙华、松江。22日，孙传芳部占领杭州，夏超独立失败。夏超的失败使上海武装起义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形势。但由于通讯落后，起义军直到起义前夕也未得到夏超战败被杀的消息。23日，区委得到另一条被误传的消息："九江已克服，叶开鑫部已倒戈"。于是，仍决定起义。当时下午5时，下达动员令，以同情革命的一艘军舰开炮作起义的信号。
日凌晨三四点钟，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但是，军舰却始终没有开炮。闸北区的工人队伍四五十人，因为没有听到炮声，自动解散。浦东区因消息泄露，起义尚未发动时，领导人陶静轩、江元青等6人即被捕。南市区约有30多人袭击二区警署的一个派出所，但因其他地区的起义均已失败，区委立即通知他们"赶快停止行动"。钮永建的队伍在徐家江向高昌庙进发时，被警署发觉，立即逃散。埋伏在南洋大学的队伍，也因被发觉而逃跑。总之，这次起义，除了在南市闹了一下，其他各区都没有发动起来。在起义中牺牲的有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陶静轩（化名陶鑫元）和南市区工人自卫团指挥奚德尧（化名李古人）等10余人，被捕者百余。
起义失败后，区委于24、25日连续召开会议总结。区委认为，起义失败主要有以下三条教训：（1）起义时间选择不当。夏超宣布独立后的第一、二天，敌人的力量还没有集中，是发动的良好时机，但区委态度犹移；待夏失败后，各方面情况都不利时，区委反而"模糊决定"举行起义。（2）过于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依赖国民党。"初以虞（洽卿）为中心，后以钮（永建）为中心。"虞起前，"革命情绪很浓"，结果到暴动将发时"不干了"。钮永建也没有实力，"买空卖空"。（3）没有广泛地进行宣传和发动群众，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队伍也缺乏训练。起义前，预计工人队伍有350人，国民党方面有千余人，而实际参加起义的，工人不过200多人，钮永建的队伍也仅一二百人。区委认为，这次起义"只架了一个势子"，作了一次小小的"尝试"，但得到了许多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认识到今后武装起义和自治运动都应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团结其他阶层人士共同进行。区委表示，"要利用这次经验，准备第二次更积极而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11月底，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北迁武汉。1927年1月1日，武汉临时政府正式办公，标志着国民政府实际上迁都武汉。
最先提出把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广州迁到武汉的是蒋介石。1926年9月9日，蒋介石在给广州的张静江、谭延闽的电报中提出：汉阳、汉口已经攻下，武昌城虽尚未攻占，但成功在即。武昌城若是拿下之后，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必须入赣督战，武汉必成为革命的政治中心。政府应派常务委员来武汉主持大局。并且要尽快前来，以恐误了北伐的战略部署。不久，在蒋介石即将前往江西督战时，又于9月18日再次打电报给张静江和谭延闽，电文的意思是他即赴江西督战，湖北军事已交由唐生智负责。虽然蒋介石在鄂时已成立临时政治会议分管民、财、军政大权，但还是希望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否则武汉政治"恐不易办"。9月中旬，以张静江为代主席的国民党中央突然宣布于10月1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同各省党部联席会议。中共中央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张静江及蒋介石等人酝酿召开这次大会的用意在于将中央政府迁至武汉，抬高总司令手中的党政军三权的地位，以控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等。并且迁中央政府于武汉也会导致左派群众的影响力减弱。于是，中共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0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党部联席会议也讨论了迁都武汉的问题。当时，除蒋介石外，国民党内邓演达、徐谦、唐生智、张发奎从军事上考虑，也主张立即迁都武汉。中共中央对他们进行了说服工作。10月16日，国民党各省区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对《国民政府发展案》作决定时，经过讨论，会议认为现在的工作在于巩固各省的革命基础，目前尚不需忙于迁都，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这等于是否定了蒋介石的意见。
11月上旬，北伐军攻下南昌，迁都武汉的问题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11月16日上午9时，国民政府为迁都做准备，派国民政府委员陈友仁、宋子文、徐谦、孙科、宋庆龄和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等60多人，带卫队500人由广州出发去武汉，调查中央迁汉的事宜。此时，中共中央根据北伐战况发展，于11月8日在党内发出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及湖北政府组织等问题的意见》，提出应做好四项准备工作：划分国家与地方的军政、财政；迅速成立省政府；使此省政府左倾，发布左的纲领；造成民众拥护左的政纲的浓厚空气。11月26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于12月5日停止办公，7日和20日分两批迁都武汉。12月1日，陈友仁、徐谦、宋庆龄等抵达南昌，并于同月7日在牯岭与蒋介石开谈话会，对迁都武汉问题取得共识，"皆认为甚为重要，必须从速准备"。在这之前，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按计划将工作人员分批派往武汉。12月10日，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到达武汉。为了不使国民政府工作中断，使政治领导不停顿，12月13日成立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仍为总顾问。成员有：孙科、徐谦、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唐生智、邓演达、詹大悲、宋子文、董必武、于树德等。会议决定这个临时政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未在鄂开会前，执行最高职权"，并于1927年1月1日在武汉正式办公。这标志着国民政府实际上已经迁都武汉。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是在北伐战争进行中的1926年12月13日召开的。当时的局势已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一方面，奉系军阀张作霖仍盘踞在北方，北伐的任务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南方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爆发了所谓"迁都之争"，同时蒋介石还极力限制北伐中各地的工农运动。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袭击，已日益成为迫切的任务。对于缺乏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干部和地方组织对于当时时局所潜伏的危机有所察觉，在转变革命任务的问题上认识比较清醒。1926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地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左派，能够长期与我们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应当是"强固民众的势力"，以便"将来强大冲突"到来时，能"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
针对有人担心革命营垒内部的这种冲突和分裂会危害革命本身这种思想，周恩来在同年12月11日发表的《现时政治争斗中之我们》一文中指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当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新右派有可能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危害革命时，中国共产党应在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有所准备，不应当害怕同他们冲突以至分裂而一味妥协退让。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意见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所接受。由陈独秀、彭述之占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在1926年12月4日致广东区委的信中认为，区委的上述主张是一种"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必须坚决加以纠正。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已经基本被打垮，中国人民同北洋军阀张作霖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北伐，打到北平去，完成统一大业。为此，就必须拉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对于蒋介石计划发动反共政变的阴谋缺乏应有的警觉，更没有作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1926年冬，他们还多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各地共产党组织，帮助蒋介石扩充实力，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领袖地位，促进"蒋汪合作"，等等。
随着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斗争的激化，资产阶级越加动摇，各种矛盾日益加深，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共产党内的反映，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以至形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这种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央机构中取得统治地位，就是以1926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为标志的。
出席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的，有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李维汉、项英、李立三、毛泽东等。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据此制定党的斗争策略。
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议决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等。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承认，"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色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他认为"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改用分离政策；四因我们之失策"。其中，"‘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帝国主义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还在其次"。在报告中，陈独秀并没有着力去揭露军事势力的右倾，而是主要提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左稚病"，并把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归罪于共产党，归罪于工农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他说："国民党的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的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在他看来，国民党右派之所以右倾，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本质决定的，而是由于工农运动的"左"倾造成的。随后，他详细列举了所谓中国共产党"左稚病"的种种表现，诸如"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一切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对"，等等。他在批评共产党"包办"国民党时说，"许多好的国民党分子说：‘我不反对CP（中国共产党）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同志包办的反响"。"包办的结果，一方面没有国民党，一方面也没有了CP了。"他批评所谓共产党包办一切民众运动时，说中共在"三二○"和"五一五"以前是在国民党内包办；这之后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派隔离了。"这种批评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通过当时的国民党这个联合战线组织形式，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但陈独秀不仅贬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且指责共产党内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志是犯了急性病。他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若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作斗争口号，便是停止斗争。若是拿是否解决土地问题作国民党左派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陈独秀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当时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反对提出土地问题，反对"耕地农有"的主张。对于无产阶级争取对联合战线的领导权的重要条件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陈独秀作了另一番解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而不是说现时一切政治斗争都应该独立行动。他批评广东、湖北的一些同志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而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关于挽救联合战线使之免于分裂的方法，陈独秀认为主要的办法应当是"防止党外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就是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左"了，要往右拉一点；国民党右派右了，要往左拉一些。他说，"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所提出的挽救国民革命危机的政策是错误的，它没有能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会后，这个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国民党右派妥协的方针即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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