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一路势如破竹。到1927年3月，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武汉、南京、上海，相继击溃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使革命区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的开展。1927年初，汉口、九江民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了两地的英租界。与此同时，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尤其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在总结前两次武装起义失利的基础上，果断地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且取得了胜利。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社会矛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国民革命处在高潮中，统治中国10多年的北洋军阀势力走向了末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新的反革命势力在逐渐聚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中央政府。继蒋介石集团之后，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反动军阀相继背叛了革命。中国革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7月15日，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集团也公开反共。汪精卫集团的背叛革命，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近4年的国民革命归于失败。
中国革命到了转折关头。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不畏强暴，毅然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8月1日，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毛泽东等人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张太雷、叶剑英等人在广州领导了工人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些武装起义，虽然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最终都失利了，但它如燎原之火，迅即燃遍了大江南北。从是年秋天起，毛泽东、朱德等人分别率工农起义军开始向广大农村进军。从此中国革命转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收回汉口、九江租界
初。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人民的反帝斗争也迅速高涨。革命群众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军队，收回租界，对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在此形势下，英、美、法、日等国在汉口、九江等地的租界内置沙包，布电网，设路障，架机枪，并不时地派兵登岸，企图以武力遏制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维护其在中国的特权。
从1月1日至3日，武汉群众连续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庆祝北伐的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3日中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江汉关前临近英租界的空地上讲演，吸引了众多群众，但秩序井然。对群众的集会，英租界工部局深恐民众进入租界，立即派遣巡捕和侨民义勇队手持枪械，沿街布防。至12时30分，又急请驻汉口的英国海军长江分舰队司令卡梅伦（JSCameron）派兵援助。卡梅伦随即将英水兵和陆战队全部登陆驱逐中国民众。当群众队伍后撤之时，英国水兵却用刺刀向群众冲击，刺伤30多人，2人重伤，酿成汉口"一·三"惨案。但愤怒的民众，毫不畏缩，以砖石抗击英兵暴行。
事件发生之时，武汉国民政府正在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获悉事件后，徐谦主张以军队包围租界，先使群众撤退。陈友仁则认为如果撤退群众，未免示弱，力主取强硬态度。鲍罗廷则主张先劝群众撤退，然后商量解决办法。会议最后按鲍罗廷提出的办法议决：（1）立即派徐谦等人去向群众说明：政府将在24小时内决定办法，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望民众离开租界，以免危险。（2）外交部立即对英租界当局交涉，要求立即撤退武装水兵；英方如不撤退水兵，政府将不负保障英人安全职责。1月3日下午5时，武汉国民政府派来大批军警试图维持秩序。公安局长要求英方先将水兵、义勇队等撤到路障后面，然后再劝说民众后退。在此过程中，愤怒的民众动手撤除了租界边缘的路障工事，后在国民政府代表和军警的劝阻下，未入租界而散。
月4日，武汉工农商学各界代表就"一·三"惨案在汉口总商会举行会议，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8条解决办法：（1）立即向英领事提出强烈抗议；（2）由英政府赔偿损失；（3）惩办肇事凶手；（4）英政府立即撤退驻汉口英舰及英租界内沙包、电网等作战物；（5）英政府应向中国政府赔礼道歉；（6）英租界内的华人应有集会、结社、游行、演讲的自由；（7）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8）英租界须由中国政府派军警管理。会议还议定，如英领事对于所提8条不能圆满答复，武汉国民政府应立即自动实行下列4条：（1）立即收回英租界；（2）立即收回海关；（3）立即收回英轮内河航行权；（4）立即撤销英人领事裁判权。
为抗议英人暴行，许多群众于1月4日下午自发涌入英租界。他们拔除电网、沙袋等作战设施，张贴"收回汉口英租界"、"打倒英帝国主义"等标语。在中国民众的强力抗争下，英租界巡捕自动放弃职守。
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的革命举动，对各界代表联席会议的动议，也表示"依议做到，以为人民报仇雪耻"。1月4日傍晚，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全部接受各界代表要求，并随即派军警开入租界，维持秩序。
月5日，武汉30余万市民举行对英示威大会，共产党人李立三任指挥。大会将武汉各界代表商议的解决"一·三"惨案的8项办法通电全国，并一致议决，自即日起严厉禁止买卖英国货。会后游行时，虽然李立三宣布不进租界，但激愤的群众再次冲入英租界。英工部局巡捕及公务人员逃避一空，租界顿时呈现混乱状态，英方被迫将治安管理事宜交国民政府负责。国民政府遂决定设立以陈友仁为首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开始接管租界。
在武汉人民接管英租界的同时，九江人民也收回了英租界。
月3日，英人控制的九江海关扣押中国小船，引起民众愤慨。民众冲开与海关相连的英租界铁丝网，后虽因英国水兵的阻拦而散，但九江的气氛已由此紧张起来。1月6日，九江工人举行反帝罢工，英海关人员打伤阻止英人雇工搬运行李上舰的罢工纠察，江中的英舰也开炮恫吓。英人的暴行再次激怒了九江民众，愤怒的工人和市民再度冲开英租界铁丝网。1月7日，一部分北伐军和工人纠察队进入英租界，租界内的英人被迫撤上军舰。1月8日，武汉国民政府派出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租界。
汉口、九江人民的收回英租界的举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1月上旬，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市纷纷举行反英大示威，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洪流。
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武汉国民政府执行了革命的外交政策。武汉国民政府不畏英帝国主义的威胁，坚决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同时，又由外交部通告外国人在华安心营业，政府将负责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1月12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开始与英国代表谈判。英代表提出恢复租界原状的无理要求，为陈断然拒绝。1月22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表示要在经济平等、彼此尊重主权的原则下与各国讨论修改条约，以"恢复国权"。1月下旬，英国派遣大批军队来华。为此，武汉国民政府停止了与英国代表的谈判，以示抗议，最终迫使来华英军大部分改向香港。2月19日和20日，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涉谈判，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协定终于在武汉正式签订。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夺回来。
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
在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便受摧折之时，陶行知满怀忧郁与激愤，奋笔写成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以其深邃的精神、精辟的见解而获得全校第一名。面对兵荒马乱的国内局势，陶行知为了掌握救国本领，毅然赴美留学，于1917年夏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之后，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国。接下来的近10年之中，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的前途极为忧虑，经过苦苦寻觅之后，他决定继续为中国教育寻找曙光，探求生路，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
目标确定之后，陶行知便开始付诸行动。从1926年7月开始，他先后在南京、无锡等地参观考察，最后选定了南京和平门外燕子矶附近一个叫晓庄的村子，决定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经过精心筹备之后，陶行知在全国各报章杂志上登载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广告内容极为独特，内中规定：凡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学生；有农事或土木工经验；有相当程度并愿与农民同甘苦，有志于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的在职教师，均可报名参加。倘有志兴办乡村小学，为预备师资而选择合格学生保送来校学习，则尤所欢迎。广告还特别声明："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3月11日，中国教育史上别开生面的一场入学考试在晓庄举行。这天上午，来自上海、北京、苏州、杭州、镇江、安徽、湖北、江西等地的13名考生在燕子矶小学的几张长桌上挥笔疾书。国文题目为《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话对不对？》。大家文如泉涌，淋漓尽致地批判了这个谬论。下午，考试演说。试题有20个，内容包括社会问题、家庭问题、教育问题、时事问题、自然科学问题、农村生活问题等。考生一个个挨次抽签，准备3分钟后，用"国语"向请来的农民、小学生等演讲3分钟，由指导员当场评分。不少人有生以来从未在大庭广众下发表演说，憋得面红耳赤。尽管如此，陶行知还是发现了每个人的特长。第二天，考试劳动。13个人脱下长袍，穿上草鞋，来到晓庄的空地上。每人在画好的方格内站好，哨声一响，立即挥锄垦荒。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考试时间结束时，许多人都未达到预定的一半。他们正在为考试成绩担心时，陶行知笑呵呵地说："今天的考试，是破天荒第一次，你们的成绩，都是一百分。"
月15日，在劳山脚下的一片开阔荒地上，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开学仪式。满山遍野，一片欢腾。留声机播放着乐曲，校旗在春风中飘扬，到处都竖立着白底红字的乡村教育信条标语牌，附近农村的男女老少如赶集一般云集荒野。参加典礼的，除本校师生外，还有附近几个小学的师生，以及城里来的江问渔、陈鹤琴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总共100多人。在开学典礼上，陶行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今天是我们试验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里，可以得着丰富的教育。……今天到会的农友很多，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
学校成立之时，正是北伐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所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一成立，陶行知便组织师生奋身投人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由晓庄师生组成的红十字救护队，经过训练后赶赴战事激烈的南京城外救护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3月24日北伐军进城，晓庄的师生又和南京群众一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南京惨案之后，晓庄师生除宣传反帝外，还参加省学联与全国学联会，并在学校周围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学校，它的办学精神为"教学做合一"。为了适应中国乡村教育的实际需要，陶行知把杜威的名句"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颠倒了过来，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意思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要受什么样的教育；过改造社会的生活，就要受改造社会的教育。综纳起来，晓庄学校的与众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校舍特异。开办之初，学校没有校舍。在未建成之前，大家借宿于附近燕子矶小学或农民家中。陶行知就曾借住在一农家牛舍之中，和"牛大哥"同睡。在建造过程中，虽大部分工作由建筑工人完成，晓庄全体师生也不甘示弱，个个头戴草笠，脚穿草鞋，一齐投入到劳动之中。晓庄学校的房舍全部由美术指导员朱葆初设计、监造。这些校舍，吸收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风格，虽都以土坯垒墙，茅草作顶，但统一、和谐中又各有特色，显得经济、朴实而又典雅、大方。陶行知所题名称，也极具特色，如称大礼堂为"犁宫"、餐厅为"食力厅"、图书馆为"书呆子莫来馆"、厕所为"黄金世界"等，处处充满了革命的精神。
二是教员特异。晓庄没有专门的教师，只有经验较深和学问较多的辅导员。陶行知一方面把那些富于实践经验的农夫、村妇、樵夫等劳动者视为学校的师资来源，一方面延聘了一批名师如当时各高校著名教授赵叔愚、邵仲香、秉农山、陈志潜等来校任职。晓庄以一乡村师范学校，竟然罗致如此雄厚的师资力量，实为国内所少见。
三是学生特异。以学生数量而论，晓庄规模很小，4期学生总共才120余人。但若以质量论，这些学生满怀抱负与理想，有一定学历，又有一定实际的经验，远非一般学校所能罗致。
四是经费特异。晓庄开办之初，就面临着经费奇窘的局面。陶行知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争取各界支持，终于筹集到一批赞助者，从而保证了晓庄学校的正常运行。晓庄这种集资办学的方式，为日后私人办学筹集款项树立了榜样。
晓庄师范先进灵活的办学方式吸引了不少进步青年，江浙一带许多被国民党当局或地方当局迫害、通缉的革命青年，也改名换姓来晓庄学习，他们中间有不少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他们来晓庄之后仍然坚持革命斗争，并于1928年夏在晓庄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晓庄学校，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三大政治派别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派都相当活跃。对此，陶行知采取了超然而不介入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革命与进步力量的增长。
晓庄学校既然在乡村开办，且命名为乡村师范学校，与农民相联系，为农民办实事便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从这点出发，晓庄师范学校为农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们开办了中心小学、乡村幼稚园、民众学校，教育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学习文化，提高生活能力；开办了乡村医院，免费为农民治病；开办了中心茶园，开辟农民健康的娱乐场所；建立了农业科学馆，推广良种，宣传科学种田；开办了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维持生计，渡过灾荒；积极凿井、筑路、造林，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组织灭蝗指挥部。投入灭蝗工作，帮助农民消除蝗灾；举行与农民的联欢会、联村运动会，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设立乡村儿童游戏场，供校内外儿童游戏；建立联村救火会、晓庄武术会、乡村艺术馆、中心木匠店、石印工厂、晓庄商店等等。由于晓庄地处郊外，偏僻荒凉，因而时有盗匪出没。陶行知为保卫四乡安宁，联络村民组织了"联村自卫团"，并通过冯玉祥搞到了几十枝步枪。
晓庄师范学校在偏僻的山村，树起了一面与众不同、独放异彩的教育革命的旗帜，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民办学校的一大光辉成绩。它一成立，便吸引了很多中外的教育家、名流和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访问、学习。开始，凡有前来参观访问的，大都由陶行知亲自负责接待。后来，参观的人多了，再加上陶行知实在忙不过来，便每日由师生们轮流担负接待工作。1930年3月中旬，蒋介石、宋美龄突然来晓庄视察，沿途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由于当时正值蒋冯大战之时，晓庄既得冯玉祥武器资助，又在校内为冯建一名为"冯村"的房屋，这些事情虽属正常交往，蒋却对此格外敏感。晓庄师生对蒋介石的到来并未表现出特有的热情。陶行知甚至都没有亲自恭候，蒋转了一圈之后，便悻悻离去。从此。蒋介石对晓庄师范埋下了杀机。
2月，南京下关和记工厂工人因不堪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举行了反帝大罢工。英帝国主义串通国民党政府派警弹压，制造了"四三"惨案。晓庄师生迅速开会声援，联合各校组成"四三惨案南京学界后援会"。4月5日，南京城区各大、中学校学生5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经过斗争，迫使英国老板同意了工人的要求。"四五"示威发生后，蒋介石严令陶行知开除"闹事"的学生，遭到了陶行知的拒绝。蒋恼羞成怒，于4月8日密令停办晓庄学校。晓庄师生得知后，会同附近农民代表组成"护校委员会"，号召舆论的力量反对停办晓庄学校。陶行知则立即撰成《护校宣言》，交由护校委员会大量印刷，由学生入城广为散发。陶行知在《宣言》中哀叹："乡村教育之发祥地停办在乡村教育没有普及之前"，"革命的教育摧残于所谓’革命政府‘之手，是何等的令人难解，而又是何等的令人失望啊！，’在分析了政府停办晓庄的真正原因之后，陶行知义正辞严地向当局发出警告："晓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笔不可封，他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宣言最后呼吁："晓庄的同志，晓庄的朋友，大家一致起来爱护晓庄，爱护人权，爱护百折不回的和平奋斗，爱护教人做主人的革命教育，爱护向前向上进之时代革命，爱护自由平等的中华民国之创造，爱护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水仙花看的理想社会之实现。"这篇宣言，不但是对政府当局摧残革命教育的抗议书，还成了宣传革命教育的播种机。4月11日，护校委员会派出学生代表前往教育部请愿，责问教育当局为何停办晓庄。
月12日，国民党当局借口晓庄师生组织"护校委员会"和散发《护校宣言》为"反革命思想与行动"，因而对晓庄的处理由"勒令停办"升级为"勒令解散"，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强行查封晓庄，并正式下令通缉陶行知。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创办3年的晓庄师范学校就这样被强行封闭了。晓庄虽然解散了，但晓庄的师生们并没有停止战斗，而国民党当局对他们的迫害也更变本加厉。从1930年6月到9月，晓庄师生被捕入狱的有30多人，牺牲的有石俊、叶刚、郭凤超、袁咨桐、姚爱兰、汤藻、马名驹、沈云楼、胡尚志等人。他们献身时，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6岁。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极大地推动了南方各省市的工人运动，在许多地方，工人运动已由罢工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上海工人阶级在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就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但由于组织起来的战斗队伍过于弱小，加之缺乏经验，起义均遭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镇压而失败。
在两次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决心重整旗鼓，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具体负责准备和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上海区委书记）、赵世炎（上海区委组织部长）、汪寿华（上海区委工农部长、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等组成。同时确定周恩来任武装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
为确保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特委会作了精心的准备，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第一，加强了对起义的组织领导，将起义时的作战区划分为闸北、沪西、沪东、南市、虹口、浦东、吴淞等7个区，组织了各级指挥部并选拔了领导人员。第二，壮大和训练工人武装。决定组织工人纠察队。由上海总工会成立纠察队委员会统一指挥。第三，在工人和市民中进行广泛的动员和组织工作。
月初，在特委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组织了3000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和数百人的自卫团，进行了军事训练，购置了武器，划分了作战区域，确定了指挥系统。
3月11日，铁路工人率先罢工，切断了铁路运输。3月20日，北伐军前锋进至上海近郊龙华，中路军也正在围攻南京。此时，上海人民情绪高涨。形势表明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特委会当即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起义。
月20日，中共召开了上海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两项紧急决定：（1）本代表大会听了中国共产党之主张及其始终为工农利益而奋斗之精神，本代表大会誓以至诚拥护中国共产党。（2）本代表大会为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军，建立民主政府，服从上海总工会命令，6小时内实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不得到总工会命令，誓不复工。
月21日晨，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命令下达后两小时。罢工开始，原计划要6小时实现的总同盟罢工，只用3小时就完全实现了。全上海各工厂、车站、码头、机关、商店、作坊等，几乎全体罢工，罢工人数达80万。罢工旋即转为武装起义。各路纠察队和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都按照计划奔向预定地点集合。纠察队和工人们一起行动，战斗分7个区进行。他们切断了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和公共交通设施；夺取警察的武装，攻占了警察署；与驻扎在上海的北洋军阀毕庶澄部激战了两天一夜。3月22日下午6时，工人们攻占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火车站，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解放了上海。3月22日，召开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了19名市政府委员，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起义胜利后，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工人组织迅速壮大起来，到3月底，登记的工会组织有500多个，会员80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极其光辉的一章。
南京惨案
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给予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1926年9月，英国侵略者首先制造了万县惨案，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1927年1月，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力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使帝国主义列强十分震惊。英、美、法、日等国为阻止革命势力向长江下游发展，纷纷增派军队和调集军舰来华。至1927年3月，聚集在上海的英军有12000多人，日军有4000多人，美军3500多人，法军2500多人，连同所谓"万国商团"和巡捕，帝国主义的武装已达30000多人。当时停泊在中国领海内的军舰达170多艘，仅上海附近就有60艘。驻上海的各帝国主义舰队还组织了所谓"联合军"5000人，准备随时登陆干涉北伐军进入上海。然而，上海工人阶级不顾帝国主义的威胁，毅然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一起占领了上海。帝国主义对此惊恐万分，再也压抑不住它们公开干涉中国革命的决心。终于在1927年3月24日，制造了炮轰南京事件。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1927年初，北伐军兵分三路继续进军。西路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除留一部分巩固武汉外，主力直指豫南。东路军以何应钦为总指挥，自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由赣东闽北入浙江，直逼杭州、上海。中路军由蒋介石自兼总指挥，下分程潜的江右军和李宗仁的江左军，由长江两岸向苏皖推进，直取南京。三路大军一路势如破竹。东路军于2月18日攻占杭州，3月中旬抵达上海郊区，3月22日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占领上海。与此同时，中路军之程潜的江右军已逼近南京。从3月23日起，驻守南京的直奉联军从南京节节败退。3月24日，程潜所率的北伐军开始人城。入城时，由于北伐军的主要领导人还在后面督战，进城的又系北伐军第六军和第二军等不同系统的军队，城内秩序较乱。加之大部分敌军虽已退出，但残兵、溃兵却远未肃清。一些北洋溃兵和地痞流氓趁火打劫，有的甚至以北伐军名义去袭击英、美、日等国领事馆和外人机关住宅。于是，英、美等帝国主义便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下令停泊在南京下关江面的军舰，对进入南京的北伐军和南京居民进行炮轰。停泊在下关的英国军舰翡翠号、美国驱逐舰诺亚号和普莱斯顿号，接到命令后。不顾国际公法，悍然向南京城发炮轰击，打死北伐军官1人、士兵23人、市民15人，受伤者数百人，毁坏房屋无数。
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恶人先告状，造谣说什么"某国领事被杀，某军官遇难"，"某国领事夫人被奸，外国侨民死伤无数"。有的甚至宣传"南京之变不异于义和团复起"。他们极力想证明南京事件是中国空前的有组织的排外运动所致，为他们的暴行寻找借口。应该承认，北伐军入城时，确实有溃兵与流氓趁乱抢劫的行为，但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在暴徒抢劫过程中，中外人士都有伤害。事实上，3月24日下午，北伐军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入城后，即派人捕捉暴徒，就地处决；同时派军队护送集合在金陵大学的百余名外侨至江岸登舰。这说明北伐军是坚决反对暴徒对外国人进行抢劫的。
帝国主义列强却不顾事实，在恶意造谣中伤、混淆是非的同时，加紧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外交恫吓。从3月底到5月，列强紧急增兵来华，一时间，列强在上海地区的兵力，仅陆军就达25000多人，另有各种军舰80艘。3月25日，英美领事到武汉政府外交部，提出所谓的抗议，要求赔偿外侨在南京事件中的损失。4月10日，英、美、法、日、意五国联合向武汉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了赔偿损失、惩办长官和有关人员、书面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发生损害外人生命财产事件等无理要求。当时的武汉政府没有屈服于压力，对列强的无理要求，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然而，1927年4月18日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取悦列强，竟采取了屈辱退让的政策。1928年2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开始解决南京事件。3月30日，双方正式签订了"中美协定"。协定诬指南京事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肇始，国民政府愿向美方"深表歉意"，答应"惩办肇事兵卒及其他人"，赔偿美方损失，并保证今后"对于美侨生命及其正当事业，不致再有同样之暴行及鼓动"。美方对国民政府态度表示满意，并敦促国民政府"从速完全履行"。
李大钊被捕就义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工作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北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担任中共j匕方区委书记，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北方群众积极开展革命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五卅"后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直接威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为此，北洋政府多次下令通缉他，"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段祺瑞政府再次下令通缉李大钊。为了保存革命实力，1926年3月底，李大钊带领国共两党北方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
张作霖入关进京之后，情况不但未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先是《京报》主笔邵飘萍被杀，随后《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遇害，紧接着，张作霖便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李大钊。为了应付随时都可能突变的形势，李大钊把许多同志都转移到其他地方，离开了北京，但他自己却不顾别人的劝说，坚持留在北京继续领导工作。
为了破坏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和逮捕李大钊，奉军绞尽脑汁，从事了多种阴谋活动。首先，派遣特务监视其行动。敌人特务伪装成人力车夫，将车停在兵营门口，监视每一个从兵营中出来的人，在李大钊处负责交通工作的阎振山和到市内买菜的工友张全印即被他们秘密逮捕。其次，派暗探打入内部。张全印被捕之后，李大钊处新来了一个打杂的工人。李大钊见他整天贼头贼脑，预感不对，便将他辞退。这个人果然是奉系派来的暗探，虽然未窃走什么机密或文件，却窃探到李大钊还没离开北京。再次，敌人还收买叛徒，探晓李大钊的情况。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敌人便开始行动了。
按照《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更不准携带武器人内。为此，张作霖专门派人分别与英、美、日三国公使接洽，拟得其同意，派兵人东交民巷搜查苏联大使馆的兵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早就有反苏反共之心，故而他们"慷慨大方"地表示：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因俄使已不在辛丑条约国之内，除受国际上的待遇外，使馆界内优越权利，无享受之可能。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馆方面概不过问。获得帝国主义默许与支持后，张作霖便有恃无恐，悍然派兵搜捕。
4月6日上午10时半，张作霖派出宪兵和警察各百名、便衣警察150名，闯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所属之远东银行、庚子赔款委员会，以及中东铁路管理局驻京办事处，进行大搜捕。这一天，正是清明，天气非常温和。李大钊的夫人领小女儿炎华去兵营那边散步，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李大钊则在里间屋里伏案写字。突然，外边响起了尖厉的枪声，星华有些惊慌，李大钊镇定自若，告诉女儿别怕，便领着星华来到院里，进入一间僻静的小屋。不一会儿，宪兵、侦探与警察蜂拥而人，并带来了前些天被捕的阎振山。敌人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认识否，阎振山摇头说不认识。敌人狞笑着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于是，李大钊及其夫人、女儿全部落在了敌人手中，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等，总共60多人。
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谴责奉系军阀的暴行，一致呼吁释放李大钊等人。北方铁路工人立即组织了劫狱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得知后，不愿同志们做这种无益的牺牲，便劝阻了这次行动。广大的青年学生和教师，也纷纷起来奔走营救。4月9日，北京9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派出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代表九校师生，于10日向张学良提出五点意见。其中有一条谈到："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李大钊之两女，请即释放。"4月12日，北京25所大学的校长又召集会议，进一步讨论营救办法。推定法大、朝大、北大法律系教员对于东交民巷事件，根据学理发表一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交法庭审办。驻在陕西的国民军也发出通电，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李大钊。与此同时，杨度、章士钊等人也为营救李大钊四处奔走。
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各界的营救，北京政府对迫害李大钊等革命者有所顾忌，内部产生了分歧，张作霖对杀害李大钊等也开始了动摇迟疑。但正在此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致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此外，奉系军阀张宗昌也从山东前线拍来电报，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必须处决。在反动势力的怂恿下，张作霖决定迅速处决李大钊等人。
李大钊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虽然身陷囹圄，受尽折磨，仍不动摇革命意志。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在就义之前所写的《自述》中，李大钊慷慨陈词，重申了自己的革命抱负，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表达了为争取祖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政治主张。
4月28日，张作霖慑于李大钊的威望，不敢公开审判，而是在警察厅南院偷偷摸摸导演了一场"军法会审"，仓促宣布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随后，便秘密地将李大钊等用6辆汽车拉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执行绞刑。下午2时，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仍然穿着那件灰色棉袍，面不改色，从容镇定。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38岁。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还有：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劫、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山、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19名烈士。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3月，随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也加紧了反共步伐。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随即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和上海的青红帮首领打成一片，谋划反共清党。
月1日，上海资产阶级向蒋介石提供资金300万元用于反共活动。上海青红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秘密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准备对付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4月2日，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古应芬等人召集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会上，吴稚晖提出了"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称"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和共产党之各员奉俄国共产党煽动员鲍罗廷而盘踞"，因此，"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会议最后决定，"照吴委员所拟办法，备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后，吴稚晖等人即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咨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对他们开列的19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给以"非常紧急处置"，"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
就在所谓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之际，为"复职"回国的汪精卫到达上海。为了拉拢汪精卫一起反共，蒋介石偕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于4月2日拜会了汪精卫，并于4月3日发表了拥汪通电，声称他以后要"独司军令"，"所有军政、民政、财政，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从3日到5日，蒋介石、吴稚晖等多次与汪精卫密谈，策划"清党反共"。但在是否立即反共问题上，蒋、汪存有分歧。蒋介石要求立即反共，汪精卫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
在蒋介石等人积极策动反共部署时，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则表现出了严重的右倾麻痹。4月5日，他与汪精卫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这份宣言完全否认蒋介石有反共的可能，并为蒋介石等人辩护，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即或有些意见或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宣言要求"国共两党同志们，……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实行"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份宣言麻痹了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阶级的斗志，大大便利了蒋介石反共活动的进行。
就在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的当天，蒋介石开始了在上海发动反共事变的紧急部署。他首先查封了迁至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同时将自己不信任的第一、二师调离上海，另调新近归顺的孙传芳旧部周凤岐的二十六军来接替"上海防务"。接着又宣布上海戒严，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指派白崇禧、周凤岐任正、副司令。并公布"战时戒严条例"，下令禁止集会、罢工、游行。在发动反共的一切准备工作布置就绪后，蒋介石于4月9日离沪赴宁。
月12日，蓄谋已久的反共事变终于在上海发生。12日凌晨2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下，隐藏在租界内的所谓"中华共进会"的数百名流氓、地痞，身穿蓝短裤，臂缠黑"工"字袖章，冒充工人，分乘多辆汽车，从租界出发，袭击了闸北总工会和南市、沪西、浦东、吴淞、江湾等14处工人纠察队。当工人们奋起反击时，一直尾随在流氓分子后面的周凤岐的二十六军立即出面，诡称"工人内讧"，以保护工人和调解为名，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不少工人上当受骗而被缴械，也有数处经过激烈枪战后被解除武装。数小时内，暴徒们打死工人纠察队百余人，打伤工人群众数百人，收缴工人纠察队1700多枝枪械，并占领了上海市总工会。
收缴工人武装事件发生后，淞沪戒严司令白崇禧当即发表通电，把他们蓄意制造的阴谋，说成是工人的内讧。通电称："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崇禧为维护地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厉行制止。"并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所有枪支一律收缴"；禁止工人罢工，对罢工者，"不问首从，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
工人纠察队枪械被缴事件和白崇禧的高压政策，激起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慨。4月12日上午，各厂工人得悉缴枪事件后，即纷纷停工出厂，闸北、南市、浦东等区都举行了市民大会，要求发还枪械。12日中午，南市区参加市民大会的数万名群众，前往白崇禧的办公地请愿，提出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等条件。同时，闸北区工人集会后游行至湖州会馆，驱散了占领会馆的军队，夺回了总工会驻地。总工会当即宣布继续办公，并在会馆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决定全市总罢工。
月13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交还纠察队枪械、惩办凶手、交还工会各机关、肃清一切反动派等7项要求。并发表同盟总罢工宣言。罢工令下，从13日始，上海纺织、丝织、印刷等行业的工人和公交司机、商店店员、海员等20余万人举行了大罢工。
面对工人们的抗争，白崇禧、周凤岐等人奉蒋介石之命决定实施屠杀政策。4月13日上午，闸北工人群众集会后，决定前往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事先埋伏的反动军队的袭击。反动军队开枪扫射徒手群众，枪击历时10余分钟，当即打死百余人，宝山路"立时变为血海"。与此同时，南市群众集会游行时也遭到军队的袭击，死伤数十人。
在随后的几天中，反动军队在上海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在4月12日以后短短的3天中，上海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00余人，被捕的达1000余人，流亡失踪的在5000人以上。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的国民党反动派也纷纷宣布"清党反共"，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它象征着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已经分裂，中国革命已处于严重的紧急关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豪绅买办阶级的支持下，加紧了筹建新政权的步伐。4月14日，追随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等，以与汪精卫在上海约定为借口，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会议决定4月15日在南京正式举行二届四中全会。15日，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反对蒋介石举行的反共政变和分裂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拒不出席全会。因到会人数不足半数，只得改开谈话会。谈话会决定：定都南京。由于谈话会不能替代中央全会，不合乎党治原则。于是，胡汉民提议由中央政治会议主持一切。由于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委员只有8名，为披上合法外衣，4月16日，蒋介石支持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谈话会，决定加派萧佛成、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等9人为中央政治委员。4月17日，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4月18日起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并举行庆祝大会。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南京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举行。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邓泽如、蔡元培、古应芬等参加了典礼。成立典礼从上午9时开始，首先进行了升旗，奏乐，向党旗、国旗行鞠躬礼，宣读《总理遗嘱》，向孙中山遗像行鞠躬礼等仪式。接着，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典礼宣读了《定都南京宣言》，宣告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并敦请汪精卫、谭延闽来南京行使职权。
成立典礼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各要员分乘20余辆汽车到江苏省体育场，参加庆祝集会。庆祝集会由董光孚主持，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温建刚任总指挥，到会人数10万余人。董光孚首先发表演说，他说，南京是孙中山指定的首都，对于军事易于指挥，对于外交易于交涉，所以有建都于此的必要。接着，吴稚晖、蔡元培、胡汉民、蒋作宾、陈铭枢、蒋介石等相继发表了演说。
吴稚晖在演说中说，建都南京是先总理40年前就看准的，民国元年即设临时政府于此。南京为江海中心，以言外交，较他处易于办理，且孙总理三民主义注重民生，江苏为农桑之区，可以实现民生主义，民生作到，即革命完成。
蔡元培在演说中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是为了救国，为了救党。汉口之国民政府，受共产党"妨碍"，一切政权全是俄人鲍罗廷操纵；而北京政权乃游荡政府，如久病垂危之人。为救济民生，"必将北京伪政府打倒，汉口伪政府消灭"。
蒋介石最后发表演说，他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一是为了继续先总理的革命事业；二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三是为谋人民之独立自由。
演说完毕，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各要员合影。下午3时，散会游行。当日，南京市各街巷。，奉令燃放鞭炮以示庆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实行会议制，推举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蔡元培、李宗仁、何应钦、古应芬、柏文蔚、陈铭枢等为政府委员，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等为常务委员。成立时政府各部门组成情况如下：秘书长钮永键，民政部长薛笃弼，外交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长古应芬（钱新之代），司法部长王宠惠，大学院院长蔡元培。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遭到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各界群众的坚决反对。4月18日，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当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4月2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联名讨蒋。4月23日，武汉各界群众30余万人集会举行讨蒋大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统治中国达22年，其间屡屡改组，组织方式也由会议制改为主席制，后又改为总统制。1949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先后攻下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吴佩孚与孙传芳等旧军阀势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也如火如茶地次第展开。就在北伐胜利和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蒋介石却于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然叛变革命，屠杀中共党员与革命群众，并在南京另立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衡。随后，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也相继发生反共反人民的"清党"与屠杀事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日益走向反动。在革命的紧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讨论革命的发展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彭述之、谭平山、张太雷、李立三、毛泽东、罗章龙、项英、恽代英、罗亦农等80多人，代表着半数以上为工人成份的党员579万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威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庭，国民党中央代表团成员谭延闽、孙科，以及英、法、美、苏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组成了政治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和秘书处。蔡和森任大会秘书长。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罗易、徐谦、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以及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祝词。
会上，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政治和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报告分"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以及"国民党问题"等11部分。在报告中，陈独秀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做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后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报告继续坚持其右倾的错误基调，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相反，却提出了一些与时局不符的意见。陈独秀提出，目前的工作，应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而不是"加深农民革命"；广州、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强大，革命无力与之对抗，因此革命应当先退到西北，等时机成熟后再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大会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主要有《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等。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肯定了四大以来党的工作成绩，也认识到了以往工作中的不足，并批评了党中央过去所犯的右倾错误及陈独秀报告中提出的错误观点。决议认为，当前中国革命已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封建分子与资产阶级已经叛离，"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决议特别强调：这个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去争取。决议对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也进行了分析，"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决议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强调是正确的，但称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为资产阶级的叛离革命，以及对武汉国民政府性质的分析，不但错误，而且对随后汪精卫的分共活动也减少了防范。
对如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大会讨论中提出了三种意见：一是土地的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动军官和公开反革命的劣绅的土地和财产；二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除外；三是没收一切土地，不加任何限制。大会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予没收，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耕种已没收的土地的农民，除交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
《职工运动决议案》提出了"职工运动新方针"七条，其要点为：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地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要求社会保险之实施，救济失业工人等。决议案提出，只要有工会的地方，就要组织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以作为保障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决议案还就职工运动中的经济斗争、组织、失业、童工与女工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大会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宣言》对大会的各项决议进行总结，并再次强调了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重要性。《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自从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之后，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国民革命运动解脱了内部冲突和不协调的原因，使整个的运动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进行"。很显然，中共五大并未意识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国民革命造成的危害，也未对即将到来的更大的危机——汪精卫的分共活动有任何预感与防范。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等2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陈潭秋、林育南等11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大会同时还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等7人为正式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等3人为候补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等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等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同盟军、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和政策。但由于中共尚处于幼年时期，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实质和危害认识不足，因而未能给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以政治上的严厉谴责和组织上的必要结论。而且，在对革命极为不利的形势下，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政治局总书记，故而五大的决议在此后也并未得到很好地执行。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大会也没有提出任何切实的办法。更严重的是，中共在右倾错误还没能解决的时候，又出现了"左"倾错误。因此，五大没有能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太平洋劳动大会
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提高了中国工人运动在世界职工运动中的地位。共产国际指导下的赤色职工国际希望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起统一东方各国工会的责任，并决定邀请各国的工会代表到中国开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26年7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召开的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会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将于1927年5月1日在中国广州召开太平洋劳动大会。
从1927年2月开始，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工人代表陆续到达广州。他们参观和访问了黄埔军校、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和部分工厂，受到各界群众的广泛欢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广州工人阶级关于召开太平洋劳动大会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未料李济深4月15日在广州公开反共。中华全国总工会随即决定将开会地址改在汉口，原定的5月1日开幕日期也将顺延。
经过一系列紧急准备，1927年5月20日，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开幕。来自中国、苏联、美国、日本、朝鲜、法国、英国、爪哇等国家和地区的33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1450万有组织的工人。中国派出了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等15位工人代表。另有加拿大、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因交通受阻，未能到会，但均来电致贺。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国民党中央党部陈公博、彭泽民，全国农民协会罗哲，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徐虔知以及武汉国民政府各机关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大会从21日起，开始商讨世界有关工人运动的重大问题，由各国代表相继作报告。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作了讲演。他说，中国工人阶级，自从被帝国主义侵略以后，几十年来，处在非人的生活状态下，这种非人的生活，至现在渐渐走向改善的道路。他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强调说，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联合进攻的危险"。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职工运动》的报告。
大会开了7天，共通过了22个议决案。为了改善太平洋地区工人的劳动条件，提出了10条经济要求：（1）八小时工作制；（2）每周内须使工人有一次连续24小时的休息；（3）实行工人保险，其责任由工厂主和政府负责；（4）禁止妇女作夜工；（5）禁止雇佣童工；（6）同工同酬；（7）有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8）设立劳工稽核所；（9）取消体罚、罚奖和扣工资；（10）组织工团和纠察队。
为了推动太平洋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大会决定在上海设立太平洋工会秘书处，作为太平洋各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大会选举中国工人代表苏兆征为首任秘书处主席。
这次太平洋劳动大会的召开，对于正在为挽救革命进行艰苦奋斗的中国工人阶级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张作霖组织军政府
4月19日，北洋军阀皖系头目段祺瑞在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两大军事势力的逼迫下，被迫结束"执政"生涯。北京政权遂为张作霖和吴佩孚所控制。此后，直奉两派为争夺中央控制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各不相让，使北京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政府元首的局面。
7月，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的打击下，直系的吴佩孚势力受到重创。奉系张作霖为对抗北伐军，同年11月14日，在天津蔡园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合张宗昌、孙传芳的直鲁联军共组"安国军"，并自任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宣誓就职，并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
春，直鲁联军在与北伐军的对抗中，连遭败绩。奉系军队在中原屡屡受挫。此时，北洋军阀的战略局面由攻势被迫转入守势。其内部也分化为战、和两派。6月14日，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集会议，商量对策。奉系旧派人物吴俊升、张作相反对南北议和。在会上，力主议和的奉系新派人物张学良、杨宇霆等人受到排挤。张宗昌和孙传芳因担心成为南北议和的牺牲品，表示愿决一死战。为挽救败局，各派将领一致吁请张作霖就任海陆大元帅，并从速组织军政府。
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就职典礼，正式宣告军政府（又称安国军政府）成立。张作霖在就职宣言中宣称："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人之责一日未尽。"同日，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7条：
第一条：陆海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
第二条：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权利。
第三条：军政府置国务员辅助大元帅执行政务。
第四条：国务员之员数如下：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
第五条：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务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
第六条：国务员及各部之官制另定之。
第七条：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之前法律命令不相抵触得适用之。
至此，北京政府结束了政府元首虚位以待的局面。张作霖以陆海军大元帅总揽陆海军全权，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开始实行军事独裁制度。
6月，军政府被国民党军队的"二次北伐"所推翻。张作霖本人也在逃往关外时，在沈阳近郊皇姑屯车站被日军炸死。
汪精卫集团"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4月初，汪精卫为"复职"从国外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即被蒋介石拉拢参加了在上海的秘密反共会议。蒋介石等人要求汪精卫立即反共，汪精卫鉴于当时自己的处境，不同意立即反共，而主张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国共两党的纠纷。随后，汪精卫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到达武汉。4月11日，汪精卫在《给（中央副刊）的题词》中宣称："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反共事变后，汪精卫还曾公开发表通电，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汪精卫的"左"派面目，使得他迅速取得了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权，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
然而，随着汪精卫本人在武汉政府地位的逐渐巩固，以及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对武汉地区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加强，汪精卫迅速由国民党左派向右派转变。从1927年4月底起，汪精卫以种种借口，开始公开压制工农运动和共产党活动。
4月底，在汪精卫的主持下，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旨在"矫正"或"制裁"工农运动中的所谓"越轨之行动"。5月8日，武汉国民政府通告工农团体，严禁集会、游行。5月20日、2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继发出《保护公正绅耆训令》、《保护军人田产令》。这两个文件，指责农民斗争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5月22日，汪精卫下令湘鄂等地，制止"赤化运动"。5月底，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湖北黄岗、黄陂两个革命工作开展得很好的县农民协会。这一系列举动，无不表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在急剧的右转。
汪精卫的公开右转，助长了武汉地区北伐军中一些反动军官的反共气焰。5月17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反共；5月21日，第三十五军许克祥部公开反共；5月底，江西省省长朱培德开始"遣送"共产党人出境。
当汪精卫集团日趋右转，反动军官反共活动日趋猖獗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对汪精卫抱有很大幻想，仍认为当前共产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搞好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中共中央这种思想表现在行动上，即是对汪精卫集团处处采取迁就的态度，并跟在他们后面片面地指责工农运动过火。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采取下列紧急措施来挽救处于危机中的中国革命：（1）用一切办法协助工农运动，并"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2）"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3）"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4）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陈独秀等人对这个指示的各项措施一概拒绝执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更是把这个指示直接拿给了汪精卫，以表示其对汪精卫的信任。6月，当汪精卫集团加紧策划反共活动时，中共中央领导进一步压制工农，向汪精卫让步。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告指出："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6月28日，因国民政府有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由湖北省总工会将工人纠察队自行解散。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写道：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和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避免政局的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共产党人企图以这种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然而让共产党人始料不及的是，在中共中央的容忍下，汪精卫集团加快了"分共"的步伐。
6月中旬，汪精卫等开完郑州会议后返回武汉，即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队中策划"分共"事宜。6月27日，国民政府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并逼迫共产党人苏兆征、谭平山辞去国民政府部长职务。6月29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北伐军军官何键公开发布反共训令，攻击、污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
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的举动，遭到了真正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反对。7月14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谴责了武汉汪精卫集团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并严肃地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邓演达也在此之前，发表了《告别国民党同志们》，谴责了汪精卫等人曲解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农工政策的言行，并毅然辞去所兼职务，离开武汉。
汪精卫等人却不顾宋庆龄等人的抗议，公然公开反共。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分共"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分共问题；在未开会之前，应"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会议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规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凡国民革命军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后不准共产党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不准国民党员加入他党，违者以叛党论。这即是七一五"分共会议"。虽然汪精卫宣称武汉的"分共"是"采用和平的方法"，并为此发布了"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和"保护农工"两项训令，但随后不久，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则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
汪精卫集团"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也标志着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遭到失败。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第一次英勇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派遣中央常委李立三等到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力量，联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但这时张发奎已实行"清共"政策，李立三等便向中共中央提出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的主张。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同意了李立三的建议，作出了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当时国民党在南昌方面的兵力比较薄弱。朱培德所部的第三军、第九军主力分别驻扎在江西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只有6个团，加上留守机关，约1万余人。而此时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扎在九江的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驻扎在南浔铁路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骨干是周士弟领导的第七十三团）、新从鄂东开到九江的由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以上3支均属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建制。还有在南昌城内的由朱德率领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奉命从武汉赶来由卢德铭率领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属第二方面军），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总兵力约有3万余人。兵力对比表明，形势对起义有利。
7月26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派遣，由陈赓陪同，从武汉来到南昌，具体领导起义工作。7月27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会议，宣告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委由周恩来任书记，成员有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翌日，成立了南昌起义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下，起义部队对驻守在南昌的国民党军6个团进行了突然的全面进攻。起义部队仅用近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1万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城。8月1日上午，前委派聂荣臻到马回岭车站部署第四军第二十五师起义。第二十五师大部起义后，于8月2日开到南昌，与市内的起义军会合。卢德铭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因在赶赴南昌途中被国民党军阻拦，未能赶到南昌参加起义，后来分别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南昌起义胜利后，8月1日上午9时，起义军在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了由起义领导人和各省市及海外华侨代表4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有宋庆龄、谭平山、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吴玉章、林祖涵、贺龙、叶挺、张国焘、徐特立、李立三、彭湃、苏兆征、邓演达、何香凝、于右任、张曙时、彭泽民、黄琪翔、江浩、陈友仁、张发奎、经亨颐、朱晖日等。委员会推谭平山、宋庆龄、贺龙、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主席团。会议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宣言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新的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随后，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下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功恭；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下辖3个师：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古勋名（后为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任），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全军共16团又4个营，总计3万余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向南昌进攻。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按原计划，攻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从8月3日始，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朱德率领第九军为先遣队和蔡廷锴率领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先行离开南昌。4日，叶挺率领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撤离。5日，中国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直属部队、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撤离。6日，周士弟率领所属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撤离。
月4日，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至进贤时，脱离起义军，被国民党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收抚。8月7日，起义军大部抵达赣西临川，在此休整3天。8月25日，起义军抵达瑞金壬田，与国民党军的钱大钧部展开激战，歼敌3个团，并于26日乘胜攻占瑞金。30日，又攻占会昌。在转战途中，起义军公布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宣布要继承北伐革命没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
从9月开始，起义军向福建、广东进军。9月上旬，攻占福建长汀、上杭；中旬，攻占广东大埔的三河坝。尔后兵分两路，由朱德率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总指挥部率主力进军潮州、汕头。9月下旬，起义军主力攻占潮州、汕头后，又第二次分兵，一部留守潮汕，一部西取惠州。9月底10月初，起义军在汤坑、三河坝分别遭到优势敌人的攻击，激战数日，损失惨重，所占之潮州、汕头等地亦相继失守。随后，所留部队，一部约1200余人由颜昌颐、董朗率领进入海陆丰地区，后与当地农军会合，成为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主力；一部约2000人，由朱德、陈毅率领进入湘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朱德、陈毅所率部队后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逐渐发展成为红军的一支主力。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军队、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开始。由于南昌起义特殊的历史意义，1933年7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决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八七会议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分共"，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为挽救中国革命，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今后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中心地带的三教街41号秘密召开，史称"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男、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会期1天。会议听取了罗明纳兹作的政治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币嘛、罗亦农、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
八七会议主要解决了三方面问题：
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从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共产党与土地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共产党与武装斗争等方面，较为系统地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会议发布的《告全党党员书》指出：最近几个月，"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最近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和"总的理论"，是"退让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下，"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共产党的指导者成了国民党上层分子的政治俘虏。
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政治局委员有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会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常委；同年11月，又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常委。
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会议指出："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它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的斗争。"会议还就土地革命规定了具体办法："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农民"；最近"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对小田主实行减租。
关于武装问题，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在这方面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会议强调了武装斗争在现阶段的重要性，并决定"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还通过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大纲。
规定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路线。
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会议决定将党的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并具体规定了党在秘密状态下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其总体要求是，实行"最大限度的集权"和"党内的民权主义"，改正党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建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为此，《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要求各级党部按下列办法尽快进行改组：
清算右倾错误，统一全党思想。各级党部对于党在过去所犯的右倾错误，要设法极缜密地进行党内讨论。
建立各级审查委员会，审查全体党员。自省委以下各级党的委员会的成分，"都应经过上级机关重新审查"。
在讨论和审查的基础上，改组党的领导机关。在改组时，"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
支部之内划分小组，党部之间建立秘密联系。
在党外团体中建立秘密的党团组织。
严格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和组织纪律。会议规定，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对于党的纪律和各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必须绝对服从。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
会议的这些措施，对于党的组织顺利地转入秘密状态和在秘密状态下如何开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八七会议无论在中共党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诚然，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存在着错误。如会议认为："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必然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这就混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另外，会议也未能恰当地估计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未能制定出正确的策略，在批右倾的同时，未能正确地纠正和防止"左"倾。所有这些，为日益滋生的"左"倾冒险主义敞开了门户。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会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长沙负责湖南的秋收暴动。
月12日，毛泽东回到长沙。8月18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近郊召开会议。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主持讨论了秋收暴动的具体计划。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了共产党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他指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发动暴动和夺取政权，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通过讨论，会议决定将湖南秋收暴动的区域划分为四部分：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会议还决定，由于国民党已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变成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民众对国民党普遍存在唾弃心理，因此，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湖南此次暴动应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会后湖南省委将会议的内容和《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报告中央。
月下旬，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作出了《对湖南暴动应注意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湖南省委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
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改变了全面暴动计划，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湘赣边界，即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会议成立了领导机关：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会议指定彭公达去武汉向中央报告湖南暴动计划；毛泽东去湘赣边界领导秋收暴动。
月初，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来到江西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等。毛泽东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报告了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并通报了各地秋收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听取了潘心源、王兴亚关于湘赣边界军队情况的报告。会议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3个团：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军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地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兴亚；第三团由浏阳工农义勇军和警卫团组成，团长苏先俊。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会议还初步拟定了起义军分三路向长沙进攻的方案：第一路（第二团）进攻萍乡和醴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二路（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在平江发动全县暴动，夺取平江后向长沙推进；第三路（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在浏阳暴动后，逼近长沙。
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首先从切断交通开始，铁路工人和农民毁坏了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的铁路，使得火车不能顺利通行，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军事力量。随后，起义军3个团在修水、安源、铜鼓同时暴动，计划在各路成功后，一齐向长沙逼进。但进展并不顺利。第一团和师部在修水起义后，9月11日在攻打金坪时，由于刚刚收编的国民党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使部队腹背受敌，损失惨重，第二团在安源起义，攻打萍乡，未克。进而乘火车进发醴陵，后相继攻克醴陵、浏阳。9月17日，在浏阳遭到优势敌人重围，被迫强行突围，损失兵力2／3。第三团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在铜鼓起义向浏阳进发，9月11日，攻克浏阳县白沙。12日又攻克东门市。但随即遭到敌军两个团的包围，受到重创后退至浏阳上坪。
月14日，毛泽东获悉第一团在金坪失利后，在浏阳上坪召开第三团干部会议，主张放弃原定攻打长沙计划，暂时向江西萍乡转移，并要求第一团尽快与第三团会合。会后，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
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会师浏阳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俊等师团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余洒度等坚持攻打长沙的意见，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
月21日，毛泽东和卢德铭等率部沿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的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1）整顿组织，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党代表何挺颖，参谋长韩昌剑。改编后，全团约700人。（2）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3）在军队实行民主制度，军官不准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礼节，官兵待遇平等；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部由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抛弃国民党旗帜，独立树起工农革命军旗帜的开始。在其影响下，广东、湖北等地也相继爆发了秋收起义，从此中国革命转入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
宁汉合流
所谓宁汉合流，是指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分共"后，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事件。
4月18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建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造成了"宁汉分裂"的局面。此后，宁、汉两地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为争夺"正统"地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消除了宁汉双方在反共问题上的分歧，也使宁汉合流成为可能。此时，握有重兵的冯玉祥，多次致电宁汉双方，力劝停止内讧，共图和平。并提出了解决宁汉对立的四点具体办法：（1）"武汉所定分离共产党，解除鲍罗廷职，应请明令宣示"；（2）双方"请即恢复旧日局面，统一中央，或按原议政府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等省党务"；（3）"各领袖在开封开一预备会，决定此一党潮，孰应下野？孰应继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议决任免之"；（4）"未解决前，停止军事行动。"对冯玉祥的调停，宁汉双方惟对在开封开会不允外，其余均表赞同。7月24日，武汉汪精卫、谭延阊、孙科等人复电冯玉祥，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并同意迁都南京。8月8日，南京的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等人联合复电冯玉祥，对汉方以往举动表示谅解，认为宁汉双方"纠纷即已消尽"，并望汉方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至此，宁汉双方都有了合流的契机。
然而，武汉的汪精卫等人虽然同意与宁方的合作，但并没有放弃承认武汉方面的"正统"地位以及推倒蒋介石两个条件。为此，蒋介石曾多次派同汪精卫私交很深的褚民谊赴武汉疏通，均无结果。为逼蒋介石下野，武汉方面仍举兵东征蒋介石。
武汉方面力主倒蒋，在南京的桂系与蒋介石也是貌合神离。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加之亲自督战的津浦线战事失败，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8月13日，蒋介石发表辞职声明，宣告下野。随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也宣布辞职，先后离宁赴沪。南京方面的实权落在早就有联汉之心的桂系手中，这为宁汉合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当日，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致电武汉，希望"武汉政府赶快迁到南京去"。次日，桂系又电武汉，称蒋的总司令职权已交军委会接受，原来双方争执不下的问题都可解决，建议汉方派代表协商宁汉合作问题。
月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以党政名义联合发表如下声明："4月中旬，蒋介石等在南京自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陷本党于分裂。今蒋解除兵柄，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兹经中执会扩大会议议决，即日迁都南京。"月下旬到9月上旬，武汉的谭延闽、孙科、汪精卫、陈公博等先后到达南京。汪精卫到达南京后，即以国民党中央的"正统"自居，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宁汉纠纷。但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宁方的响应。其时，由汉来宁的谭延闽、孙科也不再听命于汪精卫。汪只得放弃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孙科提出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的建议，得到宁、汉、沪（西山会议派）的赞伺。
月16日，由宁汉沪三方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9月17日，特别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推定丁惟汾、于右任、孔庚、王法勤、王伯群、王宠惠、古应芬、白崇禧、田桐、伍朝枢、朱培德、李宗仁、李济深、李烈钧、汪精卫、何应钦、宋子文、居正、林森、周振麟、柏文蔚、胡汉民、陈调元、唐生智、孙科、张静江、张继、黄绍竑、许崇智、钮永键、邹鲁、覃政、程潜、冯玉祥、杨树庄、经亨颐、熊克武、邓泽如、蔡元培、樊钟秀、刘守中、蒋介石、蒋作宾、戴季陶、谢持、阎锡山、谭延闽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闽5人为国民政府常委。推定于右任、李济深、李宗仁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月20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南京宣誓就职。国民政府的重新改组，标志着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正式合二为一。
蒋宋联姻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开始了合流活动。由于种种不利条件，蒋介石以退为进，于1927年8月13日宣布下野。在静待有利形势出现之际，蒋介石加紧了对宋美龄的爱情攻势。
其实，蒋对宋的倾慕为时已久。自从1922年于宋子文家中第一次见到宋美龄一后，蒋就开始了对宋美龄的追求。宋美龄留美多年，才情出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外交才能，又能说一口娴熟流利的英语，若能与之结合，定会对蒋的事业有莫大的帮助。再者，宋氏家族地位显赫，家长宋嘉树在政界、宗教界与财界都享有崇高的声望，其儿女全部留学美国。大女儿宋霭龄嫁给了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孔祥熙，后者在美国财政界路数很广；大儿子宋子文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是财政界的能人；尤其是二女婿孙中山，更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若能做宋家女婿，蒋的事业定会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因此，蒋对宋发动了紧锣密鼓的爱情攻势。对于蒋宋联姻，由于蒋已有妻室，再加上二人在出身、宗教与年龄等方面的差距，宋家除宋霭龄与孔祥熙外，上上下下均持反对意见。宋美龄更是断然拒绝了蒋的追求。但蒋锲而不舍，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马拉松式的追求。
在这5年之中，事情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蒋介石地位的升迁，宋美龄对蒋的态度逐渐改善。蒋介石先是永丰舰"难中救主"，接着担任黄埔校长，随后又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俨然成了革命英雄，而宋美龄早就有"非英雄不嫁"的意愿。故而在蒋介石军人式的猛烈追求之下，宋美龄终于放弃成见，逐渐对蒋产生好感。在蒋宋联姻问题上，宋霭龄更是极力撮合。她先是劝说美龄，有意安排蒋宋的见面机会，并设法使本来对此事持反对意见的宋子文改弦更张，勉强同意。1927年5月中旬，蒋介石与宋美龄在镇江焦山同游多日，二者的婚事也便基本成熟，剩下来的只是如何消除障碍的问题。
蒋介石下野之后，决心向宋美龄求婚，乘此机会，办成与宋的婚事。因为宋太夫人当时在日本神户，蒋便于9月23日抵达上海暂访宋家后，随即赴日求婚。宋太夫人信奉基督，对蒋宋婚事的反对也主要由于宗教信仰。为征得宋太夫人同意，蒋介石表示自己对基督教也有信仰，并欣然同意宋太夫人要求蒋加入基督教的条件。于是，宋太夫人对二人的婚事点头应允。宋美龄亦提出条件：蒋要与元配毛福梅，侧室姚怡诚、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一切就绪之后，蒋与宋正式订婚。回国之后，蒋介石即在11月26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启事，宣布与其妻室正式脱离关系，与宋美龄准备结婚。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了婚礼。在结婚典礼问题上，宋太夫人原有自己的打算。她笃信基督教，深愿小女儿在其父宋嘉树的卫理公会慕尔堂举行西式大礼，但由于卫理公会禁止牧师为离过婚的人主持结婚仪式，蒋宋的婚礼只得在家里举行，宋太夫人为此很长时间都怏怏不乐。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分为两次，第一次在宋宅举行，只有宋家的亲戚朋友参加。婚礼为基督教式，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于事余日章为之主持。随后，婚礼又移至上海外滩的大华饭店举行，由原北京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主持。在浪漫的乐曲声中，新郎、新娘在傧相的陪伴下款款出场。蒋和宋先向挂在中堂的孙中山画像鞠躬，然后向党旗、国旗各鞠一躬。主持人宣读结婚证书之后，蒋宋互相一鞠躬，再向证婚人一鞠躬，最后向来宾一鞠躬。随后在乐曲声中，双双通过彩带、鲜花组合成的大钟下面。紧接着彩带拉开，成千上万朵玫瑰花铺天盖地降落下来，撒落在蒋、宋身上……直到午夜12点，婚礼才告结束。其婚礼之奢华极一时之盛。当时上海有家英文报纸宣称："这是近年来一个创举，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仪式。"不管蒋宋的结合在多大程度上是情感所致，但其政治色彩是显而易见的。蒋、宋的婚礼是一次政治亮相，宣布了最有权势与最有财富的蒋宋两家包括孔家的正式结合。从此之后，四大家族中的蒋、宋、孔三家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开始了其声名显赫、风骚一时的历史。在随后数十年的共同生活中，蒋、宋二人相互之间的影响也相当明显。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重要助手，不但负责蒋的英语口译和对外讲话英文文字的翻译，在抗战时期的对美外交中，更是起了重大作用，当然，她自己也因此次婚姻而享够了第一夫人的殊荣，并在各种场合出尽了风头。
广州起义
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极大地鼓舞了素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人民。1927年11月中旬，广东军阀张发奎以"护党救国"为号，在广州发动了驱逐李济深势力的军事政变，由此爆发了粤桂军阀间的战争。由于粤桂战争的爆发，驻守广州的张发奎部被大量调到前线打桂系，造成广州后防空虚。而当时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有：叶剑英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梁秉枢为团长的第四军警卫团；吴展为营长的黄埔军校警卫营。另外还有周文雍、梁桂华领导的广州工人赤卫队。全部武装约有5000余人。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月20日，张太雷奉中共中央之命由上海到广州，就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积极筹备武装起义。11月26日，张太雷主持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平、吴毅、陈郁及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等。会议决定在广州立即发动暴动，夺取政权。会后，成立了张太雷为委员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由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发表了《号召暴动宣言》，号召广州的工农兵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夺取政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同日，张太雷就广州起义致信中共中央，汇报了暴动的具体计划：（1）号召全体工会同志一致行动，筹备总同盟罢工；（2）组织赤卫队，筹备武装暴动；（3）加紧策反张发奎部的工作，使暴动时能有一部分军队投到工人方面；（4）筹备市郊农民暴动。12月5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同意广州暴动计划，并指示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使其成为发动暴动的机关。
正在广州起义积极筹备过程中，未料暴动消息为汪精卫所获悉。汪精卫于12月9日急令张发奎"将俄领事驱逐，共党一律拘拿"。次日，张发奎接令后，急派在西江的黄琪翔回广州，准备解散叶剑英的第四军教导团。由于情况突变，中共广东省委于10日作出决定，将原定12日晚的起义提前到11日凌晨进行。
月11日凌晨3时，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杨殷等领导下，广州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第四军教导团和一部分警卫团士兵，以及工人赤卫队，分头向广州各要点发起进攻。起义军歼灭了驻城东北沙河、燕塘的敌炮兵团。进而攻占了敌市公安局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控制了观应山制高点等战略要地。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市大部分地区。在起义军战斗的过程中，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的农民也参加了战斗。
当天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即广州公社宣告成立，主席苏兆征（未到任，由张太雷代理），人民内务委员和人民外交委员黄平，人民肃反委员杨殷，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人民土地委员彭湃（未到任，由赵自选代理），人民司法委员陈郁，人民经济委员何来，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公社秘书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工农红军总参议徐光英。同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发布告民众书，号召"广州市的工人阶级应该起来作政治总罢工，一切革命的工人应该在广州苏维埃指导下武装起来"；"全广东农民即刻暴动起来，没收一切土地，杀尽地主富农，不交租，不还债，烧尽一切田契和债约，组织乡村苏维埃政府"。并公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的一切财产"等7项法规。
广州起义是在粤桂军阀混战之时进行的。起义爆发后，两派军阀立即停止内争，集中兵力围攻广州。12月12日，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急从江门、肇庆、韶关调回3个师，加之驻在珠江以南的第五军李福林部，从南、西、北三面向广州反扑。起义军在观应山等地与敌军进行了殊死的奋战，遭到严重的损失。起义领导人张太雷在前往大北门指挥战斗时，壮烈牺牲。12月13日，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被迫撤出广州。一部分部队后在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师长叶庸（后徐向前）、党代表袁国平，开赴东江与海陆丰的农民起义军会合；另一部分则沿西江到达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一部分则北上韶关，找到朱德部队，后转战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队进入广州后，对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被杀群众达七八千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周文雍和妇女委员陈铁军被捕后，在刑场举行婚礼，显示了共产党人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的又一次英勇反抗，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
国民政府发表绝俄令
亲帝反苏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就昭著于世的基本外交政策。1927年以来，南京国民政府加紧了反对苏联的步骤。12月10日、13日，蒋介石两次公开表示，要与苏联绝交。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此事为国民政府公开反苏提供了借口。12月14日，国民政府决定与苏断交，并下令撤销各地的苏联领事馆，勒令各地的苏联商业机关即日停业。同日，国民政府发布了对苏绝交令，宣称："查国民政府统治下各省之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构恒为宣传赤化藏匿共党之所，本政府迭据报告，早有所闻，徒以顾念邦交未即深究。本月十一日广东事变骤起，……究厥原因，皆由共产党籍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为发纵指示之地，遂至酿成剧变，势若燎原，其他各省地方亦不无爆发之虞。本政府为维持治安，预防滋蔓起见，势难再事姑容，以贻党国无穷之祸，应即将驻在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销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国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以杜乱源。"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对苏绝交后，广州、南京上海、武汉等地随即开始驱逐苏联领事，并封闭了当地的苏联银行、轮船公司及其他商业机关。此后，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各地反苏事件不断发生。1929年5月，张学良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是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接收中东路，并由此爆发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直至1932年12月，中苏两国才恢复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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