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中下野的蒋介石宣布重新上台。上台伊始，蒋介石为增强其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决定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党内各实力派，继续北伐以奉系张作霖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二次北伐"于4月7日拉开进攻序幕。北伐军一路凯歌，近2个月时间，北伐先遣部队已进逼京津。迫于战争形势，张作霖于6月2日宣布放弃北京，退守关外，不意在6月4日返回奉天途中被日军所炸身亡。6月8日，北伐军阎锡山部进入北京，12日接收天津。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北伐结束。同年12月29日，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率东北各军政要员通电全国，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以此为标志，北洋军阀势力正式告别中国政治舞台，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完成二次北伐的国民党政府，为巩固其统治，开始治理内政外交。1928年6月，在北伐军占领北京后，国民党当即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是年10月上旬，国民党政府公布了《训政纲领》。这一纲领，明确规定了"以党治国"的原则。与此同时，又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随后，国民党依据上述文件改组了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由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所谓"五院制"政府。
"五院制"政府的建立，并没有改变南京政府的反革命性质。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南京政府继续实行反共的方针政策。面对国民党的镇压，共产党人没有退缩，继续进行武力反抗。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两支武装起义的队伍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此后，共产党人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大张旗鼓地组织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走上了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中央日报》创刊
自建党伊始，国民党即十分重视报纸的舆论宣传作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顾孟余奉命筹办中央机关报，经磋商，决定命名为《中央日报》。
2月1日，《中央日报》创刊于上海。因其直辖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故而社长由宣传部长丁惟汾兼领。潘宜之、彭学沛分任总经理、主笔。为加强党的理论宣传，该报特聘吴稚晖、胡汉民、蔡元培、杨杏佛、邵力子、陈布雷、胡适等社会名流为撰述委员会委员。
2月1日，《中央日报》迁至南京出版，由新任宣传部长叶楚伧兼领社长。该报日出两大张，因中央通讯社方处初创时期，每日稿件常有不敷需要之虞。尽管如此，由于《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其人力物力俱较南京其他各报雄厚，发行、广告亦居于优势。随着业务发展，报社员工有所增加。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城内的报纸都减缩篇幅出版，只有《中央日报》不但坚持每天按时出版，反而由原来的日出两大张扩大为日出三大张。自1932年起，《中央日报》改为社长制，同时先后增设《中央夜报》与《中央时事周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迁都重庆。《中央日报》一边搬迁器材，一边在南京继续出刊，12月13日终因南京沦陷而停刊。
3月，《中央日报》在长沙复刊，同年9月1日迁重庆出版。社址初在会仙桥，嗣为避免敌机轰炸，移至化龙桥。1939年5月初，日军飞机对重庆施行疯狂轰炸，重庆各报处境艰难。《中央日报》遂牵头倡议，组成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于5月6日以"重庆各报联合版"的形式出版。参加联合版的，计有《中央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西南日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及《新华日报》等报。联合版克服种种困难，在日机轰炸中坚持每日按时出版，对稳定战时首都重庆与大后方的社会秩序及人们的抗战情绪，起了很大作用。联合版共出刊99天，于8月12日结束，各报恢复单独出版。
《中央日报》在抗战时共出有9个分版，分别为长沙、重庆、邵阳、贵阳、昆明、成都、永安、屯溪、梧州等版，统属《中央日报》系统，均直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抗日是抗战时期的主题，《中央日报》对此作了不少的报道与宣传。但是，国民党政府又时刻不忘反共，尤其是抗战后期，反共更是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内容。《中央日报》既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在报道与宣传方面也不遗余力。1944年对延安解放区的集中报道即为其中突出的一例。1944年5月至7月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赴延安参观访问，几位外籍记者对所见所闻作了客观公正的介绍，《新民报》代表赵超构亦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延安作了不偏不倚的报道。而《中央日报》代表张文伯，却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以一种仇视的心态写成逾万文字的《陕北之行》，在《中央日报》上特辟专栏连载，对延安解放区进行了恶意的歪曲与诬蔑。
抗战胜利后，《中央日报》于1945年9月10日迁南京复刊。11月，马星野出任社长。南京恢复"首都"地位之后，又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的中心，人口增多，商业渐盛，《中央日报》销路日畅，收入日丰。社长马星野遂决定将该报引上企业化的道路。1947年5月，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创立会，陈立夫为董事长。从此，《中央日报》名义上为中央宣传部直辖的党报，实际上为"二陈"所完全操纵。《中央日报》在马星野主持时期，所出的"妇女周刊"、"儿童周刊"、"画报周刊"相对平淡，但其"报学周刊"、"地图周刊"等副刊极有特色，"新闻资料供应社"与"报学杂志"等刊也属绝无仅有。在这一时期，《中央日报》系统的报纸计有13家，分别为南京、上海、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广西、长沙、福州、厦门、沈阳、长春等地各《中央日报》，其中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5月5日后改称陪都《中央日报》，广西《中央日报》有桂林版与南宁版两家。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的相继取胜，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中央日报》在此时刻仍大量发表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文章与社论，力图为国民党政府维持门面。与此同时，报社人员、器材于1949年初开始迁往台湾。至南京解放时，《中央日报》在大陆停刊。
《中央日报》自1928年2月1日创刊至1949年4月23日停刊，在大陆出版了前后22年。作为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其任务以宣传国民党政府的内政方针和对外政策等为主，其言论和报道亦均以维护国民党政权为前提。
二次北伐
9月20日，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发表宣言，表示要"继续北伐，以完成全国之统一"。但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无暇顾及。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为进一步提高身份，增强其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蒋介石打出了继续北伐的旗号。而此时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为扩充自己的力量，也都有北伐之意。于是，国民党中各派军阀，在相互利用、相互争夺的基础上取得了暂时的妥协，从而展开了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
1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全军总司令。1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北伐全军序列，规定：北伐军分为国民革命军之作战军、国民军联军之作战军、北方革命军之作战军和海军、航空军之作战军等四个序列，四军指挥分别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杨树庄。北伐全军受蒋介石统辖指挥。
在国民党上下一片"北伐"的呼声中，1928年2月3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通过了《限期完成北伐案》。2月11日，国民政府向军事委员会发出了"限期完成北伐令"。随后，蒋介石以北伐之名，对军队进行了重新改编。北伐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革命军之作战军改称第一集团军，辖18个军，29万人，由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国民军联军之作战军改称第二集团军，辖25个军，31万人，总司令冯玉祥；北方革命军之作战军改称第三集团军，辖11个军，15万人，总司令阎锡山；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辖4个舰队。
月16日，蒋介石颁布国民革命军北伐总方略，阐述北伐作战任务及部署。蒋介石将北伐作战任务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北伐军须进展至胶济路亘高唐一清河一南宫一石家庄之线；后期须进展至山海关一承德一多伦之线。前期作战部署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第一集团军左翼部队及黄河右岸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诸部队，首先攻占济宁，同时第一集团军之右翼及中央部队占领日照、临沂、兖州之线；第二集团军河北诸部队及第三集团军向正面之敌徉攻，并严防敌方反攻。在第二阶段中，以协助济宁诸部队之大部，迅速北渡黄河，向大名以北地区协攻京汉路方面之敌，时第二集团军主力，全力猛攻河北之敌进取石家庄，第三集团军全力协攻石家庄，第一集团军主力肃清胶济路以南地区的敌人，进占济宁。后期的作战部署是，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及其东南地区急进，第二集团军沿京汉路及其东南地区急进，第三集团军进出东北一带及京绥路，会师京津，同时各以主力部队向榆关、承德、多伦猛烈追击。
在蒋介石加紧部署北伐过程中，桂系李宗仁于4月1日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拥护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并于4月2日在长沙召集白崇禧、程潜、陈铭枢等人商讨桂系参加北伐事宜。随后，蒋介石将桂系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参加北伐，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第四集团军辖8个军2个独立师。4月4日，北伐军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集津浦路、京汉路和正太路，待命进攻北洋奉系政府的安国军。其时，奉系政府的安国军号称百万。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奉系政府也作了紧急部署，任命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路、京汉路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并决定对京汉、津浦两路取守势，对正太路及鲁西一带取攻势。
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第一集团军在鲁南和津浦线进展顺利。7日发起进攻，9日占郯城，10日克台尔庄，中旬占临城、滕县、兖州、曲阜，下旬占莱芜、泰安，5月1日攻克济南。第二集团军发起攻击后，在直隶南部首克邯郸，后受安国军重兵相抗，苦战于大名、彰德一带；在鲁西，则连克郓城、巨野、济宁。第三集团军则于4月20日打破安国军防线，冲出娘子关，向石家庄进攻。
正当国民政府在山东的北伐战事取得节节胜利，准备继续北上时，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4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山东。5月3日，公然武装进攻济南，对济南居民和进驻济南的北伐军进行大肆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面对日本的武装干涉，蒋介石妥协退让，命令部队撤离济南，绕道北进。
5月上中旬，北伐军继续向奉系的安国军进攻，相继占领石家庄、临沂、德州等地。5月19日，蒋介石根据战事及时调整部署：以第一、第二集团军沿津浦线进攻，第三集团军沿京绥线进攻，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进攻，分兵三路，齐逼北京、天津。至6月1日，安国军控制的保定、沧州、河间、绥远、大同、张家口等地，相继被北伐军攻克。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眼见大势已去，决定放弃固守京津的计划。6月2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安国军实行全线总退却。随后，安国军全军向滦东、山海关、锦州等地退守。6月3日，张作霖携安国军政府成员潘复、张景惠等人出京返奉。张作霖在行至沈阳近郊皇姑屯车站时，被日军炸死。
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6月8日，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入北京，12日，接收天津。15日，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并于21日改直隶为河北省，改北京市为北平市。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也随之宣告完成。二次北伐的完成，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济南惨案
4月初，亲英美的南京国民政府，打着"统一"的旗号，开始了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4月7日，战争打响后，北伐军进展顺利。在相继攻占泰安、济宁后，于4月30日进到济南城下，守军张宗昌弃城而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发展，确保其在华利益，决定干涉国民政府的北伐。4月17日，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悍然决定出兵山东。4月19日，福田彦助的第六师团奉命从日本门司直航青岛。与此同时，驻守在天津的500名日军奉命即日开赴济南，意在抢在北伐军之前占领济南。对于日军的行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但为日本所拒绝。4月25日，日军先遣队进入济南。
月1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所属第四军团一部攻占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的当日，即遭到日军的无理挑衅。两名北伐军官及随行数人在行至《济南日报》社附近时，被50多名日军无故抓住，当场用刺刀全部刺死，并将尸体焚毁。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于当日下午，亲至日本领事馆与日本领事西田耕一进行交涉，未果。次日，当北伐军宣传员上街进行宣传时，又遭到日军的阻挠，日军还当场打死数名群众。
月2日，日军福田师团主力从龙山进驻济南。到达济南后，日军开始紧急部署，准备围攻北伐军。5月3日上午，日军向北伐军发起进攻。卫戍济南的北伐军对日军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挫败了日军的多次攻势。但蒋介石决定对日军采取妥协政策。蒋介石命令北伐军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更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肆意屠杀中国军民。3日夜间11时左右，日军借口在交涉署门口发现两具日侨尸体，即不顾国际惯例，将当天刚刚到任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捆绑起来。当蔡公时提出抗议时，失去人性的日军，残忍地将其耳、鼻、舌、眼剜下，并用机枪将其他17名职员全部杀害。是日从早到晚，日军任意枪杀中国军民，使得济南城内尸横街巷，惨不忍睹。
月4日，蒋介石命令中国军队撤离济南，绕道北上。蒋介石的妥协，并没有能终止日军的暴行。5月7日，日军突然宣称，济南商埠铁路北面的土堆下面发现有9具日侨尸体，另在其他地方又发现3具。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以此为借口，于当日下午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提出要求严惩北伐军有关高级军官等5项条件，并限定12小时内答复。
月8日晨，蒋介石派出代表熊式辉、罗家伦，驰奔济南，准备答复日军，但日军谬称限期已过，下令重炮轰击济南城和黄河铁桥，截击渡河北上的北伐军。5月11日，济南全为日军占领。日军入城后，再次大施淫威，杀人放火，连续数日不止。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统计，在"济案"中，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
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高潮，曾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迫于民众压力，南京国民政府于"二次北伐"结束后，曾多次与日本政府交涉"济案"问题，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抵赖罪责，直至1929年3月28日，双方才达成"济案"协定。在中国政府保证日本人"生命财产之安全"的条件下，日军撤离济南。济南惨案至此结案。
井冈山会师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改造了袁文才、王佐的当地武装，并逐渐恢复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的党组织，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在湘赣边开辟了中共领导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朱德率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至广东，其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阻击后，转战到湘南，继续组织武装暴动。1928年1月，朱德与陈毅一起，在湘南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地的年关暴动。在暴动中，扩大了武装，建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权。随后，朱德、陈毅率部进入赣南。4月28日，在井冈山地区的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胜利会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
月4日，朱德、毛泽东在砻市召开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大会。会上正式宣布两支部队合并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决定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和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第十师师长朱德兼任，党代表宛希先；下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下辖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兼任，党代表邓宗海；下辖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全军共一万余人。6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成立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
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会师改编成工农红军第四军后，在井冈山地区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到1928年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的一部，并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力量。
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以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将革命的退却与革命的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中央大学的成立
中央大学是南京大学的前身，1928年5月成立于南京。其历史可向上追溯到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1902年由清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1905年改称两江师范学堂，辛亥革命时停办。1915年在原址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并入国立东南大学。至此，东南大学共设5科27系，学科齐全，人才辈出，理科尤为世人推崇，被公认为中国东南地区的最高学府。
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大学区制，决定先自江浙两省试行。故此，东南大学与河海工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政法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等校奉令合并，成立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址在南京四牌楼原东南大学旧址，并代行江苏省教育厅行政权。1928年3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依照国民党政府大学委员会决议，改名江苏大学，同年5月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成立之初，内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哲学、教育、农、工、商、医九学院。1928年8月进行院系调整，改自然科学院为理学院，社会科学院为法学院，哲学院并人文学院，社会科学院的史地、社会两学系并入文学院，史地学系改为史学系，其他理学课程则并入理学院的地学系。教育行政院迁镇江，划归江苏省教育厅掌管，中央大学本部之名亦不复存在。由于中央大学的商、医两学院分设于上海，行政、教学多有不便，故于1932年正式独立，改称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1935年，中央大学在南京另设医学院，并附设国立牙医专科学校。经过调整，中央大学便拥有文、理、法、教育、农、工、医7个学院，下分34个系科，有教师330人，在校师生2514人。
中央大学成立时，国民政府任命吴稚晖为校长。吴未到任，校务仍由原校长张乃燕负责。1930年底，朱家骅接任中央大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中大师生抗日情绪高涨，校方压制学生的抗日要求，于是引发了"驱朱运动"，朱家骅被迫辞职。国民政府先后任命任鸿隽、段锡朋为中大校长，均因学生反对而未履职。1932年8月，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他就任之后，提出重建中大"安全、充实、发展"的步骤，稳定教学秩序，广聘教师，调整院系，改革课程，建设教材，扩充设备，使中央大学得到稳步发展。
七七事变后，中央大学西迁入川，除医学院及农学院之畜牧兽医系迁成都外，其余各院均迁重庆沙坪坝松林坡。1938年夏，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在离校30里的柏溪设立分校。
8月，罗家伦辞职，顾孟余、蒋介石、顾毓绣先后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在他们任期内，设立了农业经济学系、气象系、边政系及俄语专修科，同时对师范学院设置的系科进行归并。至抗战胜利前夕，中央大学拥有7院43系，23个研究所。其规模之大，学科之齐全，师资力量之雄厚，办学条件之充裕，均居全国前列。
抗战胜利后，吴有训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946年6月，中央大学分批东下，文、理、法、工、师范5个学院及农学院一部分及附属医院设在南京四牌楼，称为校第一部；医学院、农学院及全校一年级与先修班设在丁家桥，称为校第二部。
10月，吴有训出国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会议，校务由医学院院长戚寿南代行。1948年8月，周鸿经继任校长。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制定"国立院校应变计划"，欲将中央大学迁往台湾，遭到进步师生坚决反对，周鸿经不辞而别。校教授会组织"校务维持委员会"主持校务，迎接解放。
纵观中央大学及其前身之历史，均把广揽具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作为办学之根本。数十年来，学校人才荟萃，名家云集。柳诒征、刘国钧、竺可桢、陶行知、茅以升、孙本文、徐悲鸿、马思聪、胡焕庸、马寅初等著名教授均先后在该校执教。半个世纪的办学中，培养学生逾万人，在每个时期均不乏出类拔萃之士。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派军代表赵卓接管中央大学。同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近郊皇姑屯车站制造的炸死张作霖的事件。
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但是随着奉系军阀集团势力的不断扩大和日本索取东北权益胃口的加大，加之英美势力的渗透，日本与奉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1927年张作霖不但未能满足日本要求修建铁路和自由租借东北土地等要求，反而引进英美资本，修建了大通（大虎山到通山）、沈海（沈阳到海龙）等铁路和葫芦岛，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奉日间的矛盾。
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党各派军阀，发起了对张作霖的"二次北伐"。在北伐军的锐利攻势下，奉系军队连遭败绩。不到两月。保定、张家口、德州等地相继失守。至5月下旬，北伐军直逼京津，奉系的安国军政府岌岌可危。此时，日本出于其在华利益，一面增兵华北，意在阻止北伐军北上；一面趁火打劫，继续向张作霖索取东北特权，并派来特使向张作霖施压：如不从命，兵败后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但张作霖不为所动。张作霖的行为不为日本所容，日本关东军决定伺机谋杀张作霖。
5月30日，鉴于军事上的失败和内外的压力，张作霖决定退兵关外。6月2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决定退出北京。通电声称：为避免"同室操戈"，"喋血京畿，祸延中外"，决意本"息争本旨"，"爰率本部退出京师，此后政治问题悉听裁决"。6月3日夜，张作霖偕安国军政府要员潘复、张景惠、王荫泰等30余人，出京返奉。张作霖等乘坐的火车有22节车厢，为安全起见，张的车位居列车中间，在张的专车前还有一列压道车先行。
其实，日本关东军此时已布置了周密的谋杀张作霖的行动计划。谋杀张作霖的行动由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负责。在张作霖返奉前，河本早已派人到北京调查了张作霖的行迹，并到山海关、锦州等地侦察，最后选定了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会的皇姑屯车站。日本关东军在那里安置了30袋炸药，在500公尺以外的了望台上安置了触发爆炸的机关。
月4日凌晨，当张作霖的专车行至沈阳近郊皇姑屯车站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会处时，日本关东军引爆了埋在南满铁路吊桥下的炸药。张作霖的六太太和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即炸死。张作霖本人身受重伤，被急救回沈阳"帅府"，于当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毙命。这就是皇姑屯炸车事件。
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旨在乘列车爆炸和张作霖的死亡而引起东北动乱，然后趁乱出兵占领东北，以其达到"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目的。未料东北当局在张作霖死后，秘不发丧，对外仍说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使得日本不敢轻举妄动。直至张作霖长子张学良秘返奉天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后，于6月21日才正式公布张作霖死讯，致使日本关东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央研究院成立
创立中央学术研究机关，是孙中山先生的宿愿。1924年冬，孙中山就拟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曾委托汪精卫、杨杏佛等起草学术研究院计划，后因孙中山逝世未能如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和李石曾在1927年5月召开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联名提议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会议采纳了蔡、李的提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并推举蔡元培为筹备委员。同年10月，南京政府大学院成立，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按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教育学术最高行政机关，筹备中的中央研究院隶属大学院。蔡元培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中，明确把设立中央研究院作为大学院的一项重要任务。
以蔡元培为院长的大学院的成立，加速了中央研究院的筹建过程。1927年11月27日，蔡元培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的筹备会议。杨杏佛、曾昭抡、王小徐、胡刚复、张溪若、高鲁等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确定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并推举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杨杏佛兼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会议还决定先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紫金山观象台等4个研究机构。会后，中央研究院在南京筹设总办事处和观象台，在上海筹设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和地质3个研究所。1928年3月，又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不久迁北平）。
4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并明确职责是"实行科学研究"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
6月9日，经近一年的筹备，中央研究院在南京东亚酒楼召开了第一次院务会议。会议由蔡元培主持，丁西林、陶孟和、竺可桢、李四光、杨杏佛、高鲁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制定了1929～1930年中央研究院施行计划，讨论了如何统一及整理全国研究机关和加入国际学术团体等问题，并规定了院务工作细则。这次会议实际宣告了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故6月9日后被中央研究院确定为纪念日。
此后，中央研究院机构日趋完备。至1935年，中央研究院相继建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等研究所，还建立了紫金山天文台和自然博物馆，已初步具备国家科学院的规模。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在院长蔡元培"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指导下，吸引了一批国内外很有声望的学者，并很快组织了较为广泛的科学研究，在某些领域中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天文、气象学方面，1934年9月建成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它拥有包括600毫米反射大赤道仪、135毫米超人差自动子午仪在内的现代化设备，是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的天文台。天文所还担负了全国授时、测量经纬度、编制历书等任务。气象所成立后，在全国各地，近自上海，远至新疆、西藏，普遍建立了气象测候所，同时举办培训班，培养气象人员。
在地质学方面，地质所组织人员调查研究了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的地层结构与矿物，还调查了广东海岸岩石现象与海岸的变迁等。尤其是地质所研究员李四光于1930年撰写的《冰期之庐山》一书，不仅对地质学，而且对古人类学都有重大价值。
此外，物理学方面关于重力、高频电波的测量；化学方面关于中国药料、油脂的分析；212程学方面关于瓷釉、冶炼技术的研究；生物学方面关于中国动植物分类的划分；心理学方面关于神经系统及智能的研究；考古学方面关于殷墟的挖掘和"北京人"的发现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央研究院成立后还广泛地开展了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协作和交流活动。
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先后转迁长沙、重庆等地。至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设有物理、地质、气象、心理、动物、植物、医学等研究所；在南溪设有历史语言、社会、体质人类等研究所；在昆明设有化学、工学、天文、数学等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返迁南京，部分研究所迁设上海。1947年10月建立院士制度。1949年迁台湾。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全面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1928年6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会议的基调是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该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但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为此，在部分代表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于6月。9日亲自召集谈话会。他向中国代表说，"广州起义不是革命高潮的开始，而是革命的终结"。"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继斯大林后，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两次召集中国代表谈话，解释共产国际决议精神。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142人，其中有正式代表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向忠发等84人，指定与约请代表58人。由于环境险恶，加上时间仓促，出席会议的代表基本上都为中央指定。受当时领导机关工人化倾向的影响，正式代表中工人出身者占52％，许多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志，如毛泽东、刘少奇等都没能参加。共产国际、少共国际、赤色工人国际，以及苏联、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派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向忠发主持。会上，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了政治报告，他具体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形势等问题；周恩来作了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瞿秋白作了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补充报告；刘伯承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等一系列文件。
大会正确地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为此，大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要求：（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8）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土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并强调，"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以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当前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也就是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但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当前，党的"工作的方向必须坚决地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
大会批评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大会指出，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因为盲动主义是"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
大会根据当时的局势，还规定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政策。如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大会规定，武装起义后，要"坚决而敏捷地成立政权机关"，最初形式可采取革命委员会的形式，而后过渡到正式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代表的大多数应为工人和农民。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大会规定，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用。农村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豪绅地主，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关于职工运动，大会规定，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要大力发展革命的工会组织。关于军事工作，大会规定，要把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目前严重的任务。党要注意培养军事人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要接受训练。在工农暴动胜利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要迅速将游击队改组而成立经常的红军。
大会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和《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方针和各项任务。大会指出，在现阶段，党的方针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和党的"无产阶级化"。具体任务是：（1）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建立和发展大工厂、大企业中的党组织；（2）积极地在工人中征求党员，继续引进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加入指导机关；（3）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尽可能地做到集体讨论和集体决定主要问题；（4）肃清党内的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及一切无原则纠纷；（5）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教育，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有正式委员23人，候补委员13人。中央审查委员有正式委员3人，候补委员2人。会后，召开了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7人为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等7人为候补委员。全会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5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等3人为政治局候补常委。在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由于过分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出身，会议推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后来被捕叛变。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如对中国革命动力的认识上，六大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不恰当地把民族资产阶级认作革命的对象，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大会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表明，大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滋生的"左"倾思潮尚未肃清。但从总体上说，中共六大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大会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改订新的运动
为了制造对外"自主"的形象，缓和全国各界民众的反帝情绪，1928年6月15日，在"二次北伐"告成，全国统一即将实现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对外宣言，声称"中国八十余年间，备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此种束缚，既与国际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相违背，亦为独立国家所不许"。因此，"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时，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7月7日，为具体地实现改订新约，南京政府外交部又发表了《关于重订新约之宣言》。该宣言提出了废旧约、订新约的三条具体办法：（1）中国与各国条约已期满者，废而另订；（2）尚未到期者，应以正当手续解除而重订；（3）旧约已满期而新约未订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7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照会各国公使，敦促各国改订新约。所谓的改订新约运动由此开始。
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其内容实际只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
关于关税自主问题。当时与中国订有关税条约的共有12个国家，其中条约已经满期的有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六国，尚未期满的有英国、美国、法国、荷兰、挪威、瑞典六国。在这些国家中，美国为赢得中国政府的好感，以树立对华外交的优势，在与中国的关税条约尚未到期的情况下，首先响应南京政府，表示愿与中国政府重订新约。7月24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照会南京政府外交部，同意中国的修约主张。7月25日，美国与南京政府在北平经过谈判，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该条约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但又规定双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也就是说，美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中美订约后，其他各国纷纷仿效。到1928年底，挪威、荷兰、英国、瑞典、法国等先后与南京政府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等先后与南京政府签订了新的通商条约。在所有与中国订有条约关系的国家中，只有日本拒绝与中国重订新约。日本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全国由此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迫于形势，也于1930年5月与南京政府签订了新的《中日关税协定》。
根据这些新的条约，中国方面改变了长期以来关税制度上的均一税和海陆关不统一的两种不合理规定，即把原进口货物一律征收5％关税的规定，改为货分7等，按类征收5％～30％的关税，1931年把最高税率提高到50％，033年则提高到80％。同时划一海关和陆关税率，废除了陆关比海关少纳税的规定。关税制度的改变，提高了税率，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南京政府的关税收入。据记载，随着关税税率的提高，1929年中国的关税收入由1913年的1697万元（占财政总收入21％）增加到27555万，1931年更为36913万元（占财政总收入51％），成为南京政府稳定财政的重要手段。另外，关税税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商品的倾销，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南京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新的关税条约，虽原则上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但中国得到的关税自主权是很不彻底的。如在《中英关税条约》中规定，对英国货物所课税率，应与1926年关税会议所议之税率相同，即在原定的值百抽五外，再征收不得超过5％一30％的附加税。根据最惠国待遇，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这说明中国仍无权自定税率。另外，中国海关行政大权仍为外国人把持，中国的关税权远未达到自主。
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是这次修约的又一重要内容。1928年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重订新约三项原则后，于9日又公布了临时办法7条，其中规定："在华外人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及中国法院之管辖"。当时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共有16个，其中条约到期的有日本、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等六国。对于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日本表示坚决反对。南京政府只得与条约到期的其他五国谈判，签订了相关的条约。比、意、丹、西、葡等五国虽同意放弃领事裁判权，但都有保留意见：（1）中国对五国行使司法权的方式须经双方同意；（2）须多数国家同时废除领事裁判权时始废除。1929年4月27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向英美等国公使发出照会，要求各国及早放弃领事裁判权。各国以中国司法制度尚未完善为借口加以拒绝。1931年，南京政府为了在国民会议召开前实现其吹嘘的开辟"外交新纪元"的诺言，于5月4日公布了《管理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12条，声称自1932年1月1日实施。后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实施日期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英、美、法、日等国也未表示要放弃领事裁判权。
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改订新约运动，要求与帝国主义列强修订不平等条约，这是它以前统治者未曾有过的举动。重订的新约，提高了中国的关税税率，对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次改订新约运动，并没有能从根本上取消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更没有能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国民政府始行五院制
6月，随着"二次北伐"告成，全国"统一"实现在望，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92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纳了胡汉民等关于训政时期"实行五权之治"的主张。会议通过的《政治问题案》，决定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并在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教育、交通等部。同年10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构建了五院制的政府框架。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共7章48条，规定：国民政府为"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的最高机关，有"率陆海空军"和"行使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国民政府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织之。该组织法还规定了国民政府各院的具体职责：
行政院为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理。国民政府内凡"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等，以及"荐任以上行政官吏之任免"、"行政院各部及各委员会问不能解决之事项"，均应经行政院会议议决。
立法院为国民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具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等重大法规条约的职权。
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具有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等职权。
考试院为国民政府的最高考试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负责考选铨叙等事宜。
监察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具有依照法律行使弹劾、审计等职权。
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公布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任命蒋介石、谭延闽、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立果、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深、林森、张学良等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谭延闽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
月10日，新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10月1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又议决冯玉祥、林森、张继、孙科、陈立果分任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副院长。10月19日，国民政府提请任命了行政院各部部长，以阎锡山为内政部长，王正廷为外交部长，冯玉祥为军政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孙科为铁道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长，易培基为农矿部长，蒋梦麟为教育部长，薛笃弼为卫生部长。
至此，国民党的五院制政府宣告成立。
中央银行的创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统一全国的货币金融，决定筹设中央银行。1927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制定了《中央银行条例》。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经营，并由国民政府授予货币发行、铸造硬币、经理国库、募集公债四项特权。条例颁布之后，在上海筹建中央银行的准备工作即已次第展开。
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黄浦滩路华俄道胜银行旧址正式开业，资本总额二千万元，以金融短期公债拨给抵充。财政部长宋子文负责中央银行的筹建，并兼任第一任总裁。总行设于上海，各地设分行、支行。
中央银行在组织上实行立法、监察、行政三者分立。理事会掌立法权，由9人组成，其中代表实业界、商界、银行界者各一人，总裁为理事会主席。凡业务方针、发行数量、预算决算的审定、资本的增加，分支行的设废以及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均由理事会决定。监理会行监察之责，由国民政府特派7人组成，负责检查帐目和准备金，审核预算决算等。总裁、副总裁由国民政府从常务理事中选定，负责全行行政事务。
中央银行刚成立时，力量远不及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28年以后，中央银行利用其代理国库、经办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等特权，逐步开展业务，增强实力。同时，国民政府进行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改革也使中央银行的地位得以巩固。1933年4月，国民政府发布"废两改元令"，废止银两流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负责兑换中央造币厂统一铸造的银币。随后，国民政府对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进行增资改组，将中央银行资本增为一亿元，规定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资本额4000万元，官商各半，交通银行定为实业银行，资本额增为2000万元，官六商四。通过三行增资改造，中国、交通两行遭到控制，中央银行的实力则得到加强。1935年8月，中央银行拨款一千万元设立中央信托局，主要办理信托、储蓄、保险、收购出口物资、采购军火等业务。中央信托局的成立，进一步增强了中央银行的实力。1946年，中信局成为独立单位，但仍受中央银行控制。
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制，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钞票为法币，其他各行一律停止发行钞票，已发钞票及准备金交由财政部指定的银行接收。法币改革，不仅有利于货币的统一，也加强了中央银行的力量。中央银行发展迅速，至1936年底，其发行额已从1928年的1100万元增加到34000余万元。资产从1541万元增加到64000万元。
抗战爆发后，中央银行总行迁往重庆。国民政府为加强战时金融统制，遂组织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以作全国的金融中心。1942年5月，四行联合办事处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颁布了《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并随后颁布了《统一发行实施办法》。根据这两项办法，中央银行成为发行法币的唯一银行，其主要业务为：集中法币发行，统筹外汇收付，代理国库，集中各银行之存款准备金，办理票据交换及调剂金融市场等。由于独揽了多种特权，中央银行在抗战时期迅速发展，至抗战末期，在其库存准备金中，拥有8亿多元美钞外汇和600多万两黄金，成为国内实力最厚的银行。
日本投降后，中央银行接收了日伪大批资产，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央银行根据蒋介石内战的需要，奉行无限制通货膨胀政策，大量发行法币。法币信用丧失，法币制度已近崩溃。为挽救财政危机，1948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随着金圆券的无限发行，其贬值程度较法币更为猛烈。国民党政府的金融、经济陷于全面崩溃。
初，国民党败局已定，中央银行奉蒋介石密令将所存金银与外汇约5亿美元运抵台湾，之后转至台湾营业。
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是指1928年12月29日，东北三省由悬挂北洋政府的三色旗改为悬挂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东北易帜，作为特定的历史概念，并不是简单的旗帜改换，而是意味着奉系军阀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标志着北洋军阀在中国统治的终结。
2月，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重新上台。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发起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战争打响后，北伐军节节胜利，一个月内，战线从长江流域一下子推进到京津地区。张作霖迫于战争形势，于6月2日发表"出关通电"，决定放弃北京，退守关外。6月3日，张作霖偕其部下仓促由京返奉，不意于4日晨途经沈阳郊外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6月20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被东北军政人士拥戴，就任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兼奉天军务督办。不久，张学良又被推举为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
张学良继承父业，成为东北新的当权人物。然而，其时的张学良，处境并不轻松。当时东北矛盾错综复杂，围绕着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打"还是"和"的问题，斗争异常激烈。当时摆在张学良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与南京政府抗争到底，也就是与南京政府将战争继续下去。第二条路是与南京政府言和，但和的结果，是张作霖的原有设想，退出关外，"保境安民"，使东北能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这一方案也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竭力主张的。第三条路也是与南京政府言和，但和的结果是改旗换帜，归顺南京政府。
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和东北的严重局势，毅然采取第三条路。7月1日，张学良通电南京政府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表示愿以和平手段统一全国。电报称："至国难所在，学良以民意为依归。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缩军事；一面以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碍统一之意。"其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鉴于济南惨案的教训，也一致同意对东北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随后，双方互派代表开始东北易帜问题的谈判。
月上旬，张学良派出王树翰、邢士廉等人代表东北方面到达北京与南京政府代表举行了首次谈判。这次谈判历时一月，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奉天同意揭扬青天白日旗；（2）热河归东北管辖，南京政府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3）7月21日实现易帜。
对于张学良与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日本帝国主义十分恼火。为此，日本政府田中义一内阁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东北的方针和政策，并于7月中旬电令日本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干涉东北易帜。林久治郎接到电令后，即访张学良，转告日本政府干涉易帜之意，声称"东三省若轻与南方妥协时，因其结果所生之影响，日本不能不关注此点"。林久治郎在"警告"张学良时并加以种种威胁。对日本的威胁，张学良鉴于当时东北特殊的局势，只得以沉默来对付。7月2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谓"日本干涉易帜，不克立时践约"。
东三省的易帜虽因日本的干涉未能于原定的7月21日实现，但张学良并未终止易帜活动。7月26日张学良致电在北京的奉方谈判代表王树翰、邢士廉，望转告蒋介石，"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7月3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张作霖丧事办完后，"必对国府有所表示"。
日本政府见林久治郎的"警告"未能终止张学良的易帜活动，又特派日本原驻华公使，且与奉系又有密切关系的林权助赴东北，假凭吊张作霖之名，劝阻张学良易帜。8月4日林权助到达奉天后，与张学良前后会晤4次，每次会晤都威胁张学良，劝其不要与南京政府妥协。特别是8月9日的会晤中，林权助竟公然表示，"日本政府具有反对东北易帜的决心，即使指为干涉内政，亦所不辞"。
在林权助来奉对张学良施加压力的同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还亲自出马，劝诱张学良停止与南京政府的谈判。1928年11月，日本昭和天皇举行加冕庆典，张学良派莫德惠、王家桢专程赴东京庆贺。田中在东京多次会见莫、王二人。劝阻东北方面与南京的统一。田中要莫、王二人转告张学良，应"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一番事业"。并要求莫、王二人全力支持张学良的事业，"当一个开国元勋"，而不要"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地方官的助手"。田中还许愿，只要张学良不实行易帜，便可得到六千万元借款。
对于日本的威逼利诱，张学良始终不失民族气节。如在与林权助的交涉中，他就义正词严地指出：易帜与否，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是我们的内争。他郑重向林权助申明："余为中国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余当服从人民的意旨，力求东三省之安全，东三省不能因余而亡。"月14日，张学良召集东北军政要员开会，讨论易帜问题。邢士廉在会上汇报了与南京政府谈判的全部过程，与会者表示满意，一致决定12月29日东北全境始挂青天白日旗。
12月29日，张学良偕东北军政要员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东北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东北境内各省公署、各机关、学校、商店，悬挂青天白日旗。易帜后，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奉天改称沈阳。
张学良宣布易帜后，南京政府即日电复张学良，对其易帜表示嘉慰。12月31日，南京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同时任命了东北各省省政府主席。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国民党改组派形成
国民党改组派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简称。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谭延闽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被排挤出中央党政机构。汪系人物陈公博、顾孟余等不甘在政治角逐中落败，在上海以拥汪为旗帜，从事反蒋活动。他们先后主办《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揭露南京国民党中央独裁、腐败，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改组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陈公博还在上海创办"大陆大学"，吸纳失业、失学的知识青年及退伍士兵、逃兵为学生，以此招兵买马，训练队伍，为改组派成立作组织方面的准备。
冬，陈公博、顾孟余、王乐平、王法勤、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等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中的汪派骨干分子，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部。总务部由王法勤、潘云超负责；组织部由王乐平、朱霁青负责；宣传部由陈公博、顾孟余负责。总部设在上海，奉汪精卫为领袖，暂以陈公博为总部负责人。改组派成立后，发展迅速。至1929年上半年已在20多个省市建立了支部，各级国民党部内几乎都有改组派成员，成份十分复杂。改组派在其最盛时期全国成员达到一万余人。改组派的政治纲领主要反映在1929年2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言论中。总的口号是"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1）"奉行孙总理遗给我们的革命的整个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主张"提高党的威信，实行党的专政"，"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实现"以党治国，以党建国"。（2）坚持反共立场，主张对共产党"应努力扫除之"。"对其团体尽量反对，并严厉制止其活动"；"对其主义与政策尽量指责与批评"；"对其分子，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自新，使其脱离共产党之组织"。对其它党派，如第三党、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等，也采取排斥和反对的态度。（3）标榜自己"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主张"恢复农工政策"，"继续消灭劣绅土豪的势力"，"进行农村的自治，确定下层民主制度"，"继续执行百分二十五的减租"；"建立工会"，"促进工人的红利制"，"厉行工人强迫保险法"；"统一商会组织"，"奖励商人的投资"，"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以此来"巩固党的农工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4）主张"努力铲除一切新旧军阀"，认为新军阀已"形成帝国主义的新工具"，是"领导着一切反动势力，破坏中国革命，颠覆中国国民党、障碍三民主义之实行"的罪魁，必须"肃清割据军阀"，实现"军政、民政、财政之统一"，革命才能成功。（5）声称"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反对第三国际。认为"帝国主义为保障殖民地之故，决然妨害中国国民革命；第三国际为利用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之故，也决然妨害中国国民革命"，因此要继续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坚强纲领"，同时暴露第三国际"破坏中国国民革命之罪恶"，建立"东方国际"或"第四国际"，使三民主义扩大为"国际主义"。
改组派成立后，一时间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斗争的主要势力。1929年3月，改组派发表宣言，反对蒋介石包办国民党三大，同蒋介石争夺党权。同年10月，改组派联合张发奎、李宗仁、唐生智等地方军阀，发起"护党救国运动"，实行军事倒蒋；并参加了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反蒋的"北平扩大会议派"的活动，结果均告失败。1930年起，改组派逐渐衰落。在蒋介石的严厉镇压下，许多改组派分子被捕，改组派的刊物《革命评论》、《前进》、《民意》、《中华晚报》等先后遭查封。1930年2月，改组派负责人王乐平在上海被暗杀，改组派总部陷于瓦解。3月初，阎锡山以反对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大为名，电邀国民党内反蒋各派首领云集北平（今北京），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8月7日，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但喧闹一时的"扩大会议"，随着阎锡山、冯玉祥军事反蒋的失败而告终。儿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名发表通电，宣告下野。汪精卫去香港，其他改组派上层分子逃往上海和天津租界，至此，改组派名存实亡。1931年1月1日，汪精卫在香港发出解散"改组同志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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