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神州大地，狂欢相庆。街头的鞭炮全卖光了，商店的酒水大都脱销。苦战八年的中国人民，终于脱离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恐怖和苦难生活，脸上绽开了胜利者的欢笑。

    额手称庆之际，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一架绿色军用飞机离开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抗战胜利后的和平谈判。

    谈判成了马拉松式的对话，双方在军队编制、政府组建方案上讨价还价，争来论去。

    在重庆，毛泽东步履匆匆，白天频繁接待来客，登门拜访国民党元老和民主人士；晚上则与同恩来、王若飞守在电台旁，与延安交换情报，磋商问题。

    就在国共双方在重庆较量之际，八路军、新四军的各路人马悄悄调动，开始向东北大举进军。

    进军东北，绝不是中共中央的临时决定，而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不少延安干部说，当年的北洋政府背后有天津，现在的国民党政府背后有上海，我们共产党的背后有人民做靠山的同时，必须有一个现代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做人力、物资基地。

    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强调：“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毛泽东之所以盯住东北，就因为这个地区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四百万，有丰富的资源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交通便利，地理位置特殊，南与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相邻，东、西、北三面与朝鲜、蒙古、苏联接壤。更为重要的是，东北原来属张作霖统治，后被日本侵占，蒋介石在东北也没有统治的基础，谁捷足先登，谁就取得夺取天下的主动权。

    毛泽东去重庆时，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刘少奇在窑洞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

    原来，曾克林部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攻下了由日军残部把守的山海关，先期进入沈阳。部队驻扎下来不久，曾克林即坐苏军飞机飞回延安，向中央紧急汇报沈阳的现状。

    曾克林的汇报，使中央领导个个惊喜、兴奋不已，他们被那里的大好局势感召着，只想立即奔向东北、奔向革命急需的新根据地。

    曾克林见中央领导如此关注自己，更加绘声绘色地报告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是堆积如山的武器和物资，而且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可以随便拿走。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都可以自由出进。在东北扩军很容易。他前头进到沈阳的四个连，一个礼拜就扩大到四千人，还收编了一万多人的保安队，全都装备了新式武器。进驻沈阳的部队已经看住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得数不清……

    那是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

    那是改天换地必备的资源啊！

    听完曾克林的汇报后，中央领导当晚继续开会。会议作出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立即随苏军飞机飞往沈阳。

    会议明确规定：“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会上，张闻天、李富春、高岗、凯丰纷纷要求去东北工作。

    凯丰说：“我在苏联留过学，会说俄语，也懂得怎样跟苏联人打交道。”

    会后，彭真带领第一批干部，陈云带领第二批干部，先后开赴东北。

    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后，中央书记处向毛泽东作了专门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对东北的战略作了大幅度调整。为了建立统一的东北军事指挥部，十月三十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命令，同意东北局提出的干部配备方案，决定：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同时为开辟东北后方工作，决定组织东北局北满分局，以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为加强东北局的工作，决定再增加几位领导干部由延安去东北。

    听说要增派领导去东北，凯丰找到毛泽东，要求前往。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凯丰，给他让座，并将两盒东西送给凯丰。毛泽东指着盒子上的英文字说：“你的老肺病该好好治治了。这是我从重庆带回来的药，美国货，听说疗效很好。”

    毛泽东在重庆日理万机，还惦记着凯丰的肺病，这使凯丰格外感激。

    毛泽东把凯丰送回椅子上，给凯丰递上烟，点上火说：“你跟我一样，都有个坏毛病，喜欢吞云吐雾。这嗜好不改，迟早会被烟草要了命去的。”

    凯丰感慨地说：“是啊，我戒过很多次，就是戒不掉，几个指头都熏成焙肉色了。”凯丰把手指伸向毛泽东。

    毛泽东情不自禁，也把手伸出来，两人相互看了一下，自嘲地仰面大笑起来。

    毛泽东说：“在重庆那段时间，整日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操心费力，口干舌燥，身体都拖垮了。刚才医院催促我，叫我去住院治疗，看样子，这回不去是不行的了。这样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去医院，把身上的零部件好好修理一下？你那病不治不行，夺取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建设人民的新中国，等着我们有副好身板啊。”

    凯丰说：“泽东同志，前段时间我住过院，养精蓄锐，现在就想把全身的能量释放出去。这次给东北增派干部，就让我去吧。在彭真同志去东北后，我组织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对眼下东北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写成了材料，供中央决策时参考。”说完，把亲自写好的材料送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看了下材料，非常高兴地说：“好。我们过去对东北研究不够，你这是给我送了及时雨啊。这材料我得好好看一看。”说完问：“东北局确实需要加强力量，可你有病，那里的气候你吃得消吗？”

    凯丰说：“怎么吃不消？长征路上，行军作战条件那么恶劣，天气变幻那么无常，我不过来了嘛，不碍事。”

    毛泽东经不起凯丰的强烈要求，同意他跟李富春、张闻天、高岗，以及原八路军五师代师长陈光等二十名高级干部一道，一同前去东北。凯丰走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由王明接替。据吴德明回忆说：“在等飞机赴东北的空闲时间，凯丰还帮助曹靖华同志翻译着俄文书籍。”

    十一月一日，凯丰一行乘坐美军飞机，离开延安，飞往太行山，再转东北，与先期到达沈阳的彭真、陈云会合。

    先期到达沈阳的彭真，将中共中央东北局设在原张作霖的“大帅府”里。

    十一月上旬，凯丰到达山海关，立即着手创办我党在东北的第一份党报—《东北日报》。

    东北局领导进入东北后，发现沈阳的形势并不像曾克林表述的那样好，相反，还十分严峻，因为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斯大林许诺：东北、新疆主权回归中国；苏联保证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让中国共产党人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十月十六日，国民党军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由新任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挥，攻占了山海关，打开了通向东北的大门。

    国民党军兵临城下，大军压境。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面对山雨欲来的急迫形势，不得不兵分三路，仓促撤出沈阳。

    凯丰和高岗、张闻天奉命去了长春。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凯丰随部队刚刚在长春安顿下来，就为长春的解放撰写了《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长春而奋斗》的社论。社论在长春广播电台里反复播出：

    当东北民主联军清除了盘踞长春市为害人民的汉奸、土匪、日本人及铁石部队后，长春市八十万人民又开始呼吸到了和平、民主、自由的空气，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回想十四年来在国民党当局的“睦邻友好”和“不抵抗政策”下，长春市的八十万同胞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过的是“出荷”、“劳工”、“经济犯”、“思想犯”饥寒、鞭打、牢狱和亡国奴的生活……民主联军应长春人民之请求，进入长春后，长春之气象又为之一新。今天的长春已经生活在和平、民主、自由的空气中了。今天的长春又摆脱了黑暗、独裁伪匪的统治，正向着建设新长春、和平民主自由的新长春前进。要建设一个新的长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全长春人民的努力是办不到的。放在今天长春全体人民身上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只有长春全体人民一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担负这一严重的任务。因此全长春的人民，必须立即动员起来，首先要做到下列几件事情：（一）全长春的工人、贫民、市民、学生、青年、知识界、职业界、工商界、妇女等等必须立即动员进来，组织起来，肃清敌伪残余势力，铲除敌伪势力，巩固人民力量，建立人民的秩序。（二）全长春市必须由长春人民自己来管理，实行民主选举，实行地方自治，选出为人民办事的代表，撤除压迫敲诈人民的官吏，没收敌伪财产，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三）全长春人民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帮助政府迅速完全恢复市政、交通，恢复商业、工业，恢复学校。（四）全长春人民必须认识，和平、民主、自由的长春是不会轻易得来的。在我们前面还有严重的困难，还有严重的战斗，因为国内法西斯反动分子还没有放弃内战计划，还没有放下他们的屠刀，他们还在向东北进攻，还在向长春进攻。我们要保卫和平、民主、自由的长春，就必须动员全长春人民的力量，帮助民主联军，支援前线，击败法西斯反动派的进攻。我们是有这种力量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是能够保卫和平、民主、自由的长春的。

    但是，占领长春不到两个月，迫于全套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民主联军不得不撤往哈尔滨。

    凯丰秘书李士彬后来回忆，撤离长春那天，情况非常紧急、仓促。“我们进长春后，事情很多，干部又少，凯丰同志派我去接收广播电台（这是伪满洲国的电台），另外还从新华社派林超同志去管机务。机务在郊外，编辑部在斯大林广场，其他都是敌伪人员。突然一天中午，凯丰同志给我来电话，要我十二点前撤退，并要我物色几个能干的广播员一起带走。我理解成明天十二点前撤退（其实是当天晚上十二点钟前撤出）。因时局关系，当时很多广播员没有上班，我说我去找一找。凯丰同志听后有些急了。说今天晚上就要撤退，来不及去找人了。这件事情说明，凯丰同志对干部很关心，在很紧张的形势下，他其实用不着亲自打电话，派一位同志打电话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说实在的，要不是凯丰同志给我打电话，第二天我就做了国民党军的俘虏。”

    北满是东北的大后方，背靠苏联。

    东北局北满分局的设立，反映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实践证明，它的设立对后来全东北的解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因为在重庆谈判中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

    鉴于东北严峻的形势，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彭真：“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

    刘少奇还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电告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彭（真）林（彪）电：十一月十九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蒋，有（苏联）红军处不准我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此后成了东北方面的战略方针。

    接下来，陈云给中央和东北局发出电报，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占领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林彪、罗荣桓综合东北的现状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建议中央和东北局“对东北斗争须作长期打算”。“凡愈靠近城市与铁路的地方，人心愈浮动，群众难争取……故我群众工作的布置，应将重心布置于边缘地区。先把那一带搞起来，然后用群众运动的影响，来向城市扩张群众运动。”同时，林彪建议：“我绝大部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

    医院中的毛泽东，抱病仔细阅读这些电报，之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即《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的批示，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和英明预见，成为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指南。

    由于东北局领导层意见不统一，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中央向东北局下达指示：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常委。

    林彪主政东北的决定一下来，林彪就被高岗、谭政从前线接到哈尔滨主持东北局工作。

    七月初，在东北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各地区的领导云集哈尔滨，举行东北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

    凯丰出席了会议。

    凯丰此时担任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同时兼管哈尔滨市委工作。

    在调整领导班子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东北局委托陈云起草了《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

    林彪一面组织大家讨论决议，一面向中央报告。

    毛泽东亲自动手，对决议作了很多修改。

    七月七日，东北局通过了这个决议（后称《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决议指出：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就有失败的可能。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以奖励，不愿意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形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村的热潮。

    白山黑水间，那积蓄已久的暴风骤雨，早已按捺不住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来势，正待着《七七决议》这道惊雷紫电划破长空。

    三十六、在《七七决议》下组织领导土改

    动地的惊雷炸响了。

    一场波澜壮阔的土改运动拉开了序幕。

    在东北，这场伟大运动从一九四六年持续到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九月初，东北局和各级党政机关抽调出五分之三的干部，其中五分之一是喝过延河水的老干部，共计一万二千人，组织工作队，下乡搞土改。

    东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还是一个空白地带。日本占领东北不久，就破坏了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后来东北抗日联军也被日军压到苏联境内，几年之内东北都没有共产党人的活动。东北老百姓对共产党、八路军基本不了解，相反，国民党政府倒是他们心目中的“正统”。国民党地下军人员活动频繁，鼓动老百姓迎接“国军”接收东北。苏军占领东北后，将“满洲国”伪军武装全部解除，总共十七万人溃散在各地。苏军在东北到处拆卸工厂、拆卸武器，将日本人财产没收后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千万工人失业，日本侨民和家属流浪街头……面对如此复杂混乱的东北局面，要白手起家建立根据地谈何容易！

    凯丰带着体弱多病的身子，凭着多年在战斗中积累增长起来的知识和经验，日理万机地工作。

    东北局宣传部当时人手特别少，没有副部长，宣传科就科长王兰西（后任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一人，文艺科就舒群一人（后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创始人之一），协助凯丰工作的就秘书任荪一人。凯丰知道，要开辟东北根据地，在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站稳脚跟，首先得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东北人民。凯丰将长春接收到的伪满洲国的广播电台和敌伪时期的工作人员带到哈尔滨，立即开设了我党在东北的第一家广播电台，并亲自为广播电台写社论、评论文章。

    为了扩大《东北日报》的影响力，提高它的声望，凯丰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寄送他亲自购买的新书，并请毛泽东为《东北日报》题写报头。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凯丰的请求，给凯丰回信说：

    凯丰同志：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得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尽管哈尔滨与延安远隔千山万水，然而凯丰把毛泽东一九四三年给自己复信时说过的“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的话，始终牢记在心。一九四六年，刚在哈尔滨安顿下来，凯丰就将毛泽东的嘱托付之行动。他亲自动手，编辑了六卷本《毛泽东选集》，并在东北各书店出版发行。这是毛泽东最早出版发行的选集之一。一九四九年，苏联准备将这套《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行。但当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告诉他经毛泽东校订的《毛泽东选集》将于当年六月底正式出版，希望苏联不要翻译出版东北书店的《毛泽东选集》，这样苏联才停止了翻译出版凯丰编选的《毛选》。李士彬回忆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促使《毛泽东选集》的尽快出版、对当时和后来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在凯丰的领导下，通过报纸、电台大造声势，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很快在黑土地上广泛传播，深入人心。

    作为负责哈尔滨市委工作的领导，凯丰一方面安排干部深入工厂，抓生产恢复，抓战时武器、弹药和装备等急需物资的筹集；一方面部署人员抓城市水、电、煤的供应，抓交通运输的畅通和社会治安的稳定。

    面对广袤的东北农村，怎样进行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凯丰派秘书李士彬走屯串户，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写成材料供他阅读。碰到棘手问题，他亲自带着身边工作人员，一头扎进田间、地头，作深入的调查，与农民交朋友。中央从延安传来《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后，凯丰即根据毛泽东“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的讲话精神，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亲自起草了《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社论，在《东北日报》上发表。

    一九四七年，凯丰前往王鹤寿、范式人任省委负责人的北安省（当时东北划分为九个省）视察。视察后，与工作人员一道，写出了大量农村调查材料，编印出了《东北农村调查》，他指示将该书发至各级领导干部手中，并在新华书店发行，供广大干部在进行土地改革中借鉴和参考。

    李士彬回忆说，一些好的工作经验，如“马斌工作方式”和“呼兰县经验”等材料，凯丰亲自修改润色，在《东北日报》上刊登推广。

    “马斌工作方式”，是我党东北土地改革打开局面的第一个成功范例。

    东北广大农村解放前，社会经济基础和土地占有情况，与关内有很大的差异。东北大量土地被日本人收购、兼并和掠夺，如凯丰所调查过的北满的宁安，百分之八十的耕地都被日本人占夺。这些土地由数十万日本移民组成的“开拓团”经营。“开拓团”种不过来的，又反租给中国人耕种。耕作者大多数是闯关东来的关内农民，他们实际成了日本人的农奴，过惯了逆来顺受的生活。一九四六年四平保卫战失利后，我军大量撤到松花江以北。部队吃、穿等生存条件成了大问题。北满分局根据东北局一九四六年三月发布的《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派出工作队下乡，进行反奸清算。一九四六年五月，马斌带领的工作队进驻了松花江北岸铁路小站的一个屯子。他拒绝跟原日伪政权有关联的乡长的安排，毅然住进破庙里。尽管如此，可召开两次会，来的全是老人小孩。马斌认为，光住破庙还不行，于是决定队员分头住进百姓家里，提出“不怕虱子咬，不怕家里脏，吃饭给钱，说话算话”的要求。第三次开会时，青壮年来了一些，但很不理想。马斌一打听才知道，过去区里的工作队也说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要让穷人吃饱饭，可开完会没有行动。马斌一听，立即起身，带领农民就到大地主家里取粮。地主们没想到共产党带着穷人动真家伙，气得四处放风威胁说：“中央军快到了！”“等中央军来了再说！”为了稳住那些胆小的农民，马斌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发给他们枪，还带他们到地主家缴枪。穷人碗里有了粮，手里有了枪，热情空前高潮，参军的青年变得十分踊跃。共产党、八路军很快赢得了人心。马斌工作队的经验，通过凯丰的调研报告，得到了陈云的重视和赞赏。陈云要求广大下乡干部在开辟工作地区时，要推广“马斌工作法”，实行“蝗虫政策”，即一片一片地开辟。陈云和凯丰把发动群众斗争的做法概括为一个公式：经济—武装—再经济—再武装。

    所谓“呼兰县经验”，就是“扫膛子”。“扫膛子”是从呼兰县长岭区兴起的。当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成立雇贫农会后，呼兰县委书记和县长召开动员大会，要求雇贫农会打着红旗，声势浩大地抄地主的家，分地主的财产。当地把这种做法叫做“扫膛子”。雇贫农先是扫本屯的地主，之后还可以扫外屯和城里的地主、富豪，谁扫的财产就归谁。记者张蓓在记述这场“扫膛子”运动的文章《消灭封建，彻底翻身》中说：“雇贫农整个阶级起来进入运动，就显示了他们浩大的气魄，津河第十九、十三乡是着名的‘一扫光’队伍，他们的口号是‘打遍天下封建，走到哪打到哪，天下地主是仇人！’第四乡的雇贫农队伍，举行了来回六十里的远征，三天两夜未归本乡。”“地主们战栗在这个强大的攻势下，以前那种威风、那种抗拒，现在是基本消灭了。双河山阎家屯到地主阎占魁家扫荡，阎家老娘们要求给她家留下几个枕头。雇贫农瞪她一眼说：‘你想想咱们以往好多年没有枕头怎么过的？而今让你也把麦秸草当枕头吧！’地主要求雇贫农给他们多留些粮食，雇贫农答复得很干脆：‘你们从前不是说过，锄头在房檐挂二十年也不愁吃穿吗？扛走！’”

    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的两个多月里，东北解放区“扫膛子”之风刮得极为猛烈，给着名作家周立波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提供了真实生动的素材。

    凯丰当时对“扫膛子”运动是赞赏的，批示将“呼兰县经验”在《东北日报》上刊载，进行广泛宣传。

    后来，由于运动出现了“左”的倾向，“扫膛子”运动扩大了打击面，有的在划分成分时任意提高、打击中农；有的将对“扫膛子”有看法的干部当“石头”搬掉，使基层组织陷于瘫痪；有的进城没收商店，导致工商业混乱；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地区任意处决和打死人，其中不少人并不是地主恶霸，而是无辜家属或有些问题但罪不当死的。

    毛泽东了解到来自解放区的情况反映后很着急，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延安召开了在陕北的中央委员和陕甘宁、晋绥边区的领导同志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越来越严重的“左”倾进行了坚决纠正。

    凯丰将呼兰县的做法当做经验推广的出发点是好的，对极少数人使用霹雳手段，给绝大多数人施以菩萨心肠，是那个时期的迫切需要。但下面矫枉过正，采取过火行为，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东北局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批示，及时进行纠正，使土改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三十七、严己宽人

    延安干部去东北不久，他们的家属也开始向东北跟进。

    凯丰的爱人王茜、女儿何明清、儿子何明和何亮及警卫员李顺清、勤务员吴德明、保姆韩玉霞，由喻屏的妻子李风带队，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

    吴德明本来不能去东北。凯丰走后，他被安排给刘少奇当勤务员。可东北解放隆隆的炮声，强烈地感召着这位年轻的战士。他很想去前线参战立功，加上王茜想带他去东北，他就向组织提出要去前线。但组织上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认为他组织纪律差，不服从分配，专门召开支委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后，找到支部负责人，说吴德明要求上前线是好事，应当批准他去东北。这样，吴德明才得以离开延安。

    吴德明在《离开延安去东北》一文中记述：“为了首长夫人和小孩路上走得安全舒适些，组织上给安排了两匹骡子和两头毛驴。两头毛驴驮行李，并供三个女同志累了骑。两匹骡子架一个架窝子，供首长夫人和两个小孩坐。架窝子是陕北和晋西北农民想出的巧妙办法，即将两根三米多长的木杆的两端，分别固定在前后两匹牲口的左右驮架上。一张软床固定在两根木杆中间。上边和左右用席子围成圆形的棚，前面挂上布帘，样子像轿子，只是前后抬轿的轿夫换成了骡马。王茜和何明、何亮都坐在架窝里。这在当时的交通工具中算是最高级的了。”

    离开延安的第一夜，他们住在青化砭兵站。以后经清涧、绥德渡黄河，到达山西，再经五寨、平鲁、右玉、左云到绥远省的丰镇县城。到达丰镇兵站时，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恰好在兵站。同是江西人，余秋里对凯丰很尊重，专门前来看望王茜和其他人员，并指示兵站尽快安排汽车送他们走。

    王茜一行到达河北省张家口，与在那里调往东北的干部、家属会合。之后，五百多人乘坐二十多辆卡车，由中央候补委员古大存带领，一路风尘仆仆、浩浩荡荡，经内蒙古开往东北。

    吴德明回忆说：“我们由陕甘宁警备旅旅长贺晋年具体指挥，另有一队武装人员负责保卫着出发了。为了照顾王茜同志和她的小孩，负责同志特意安排他们和古大存同志乘一辆卡车。记得司机是日本人，驾驶技术不错。与他们同车的还有女作家草明同志和邓发同志的弟媳，加上古大存同志的随行人员，人很多。因为卡车上没有坐的地方，只好把个人行李当坐椅。女同志抱着小孩，天又热，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没有车棚，晴天太阳晒，下雨了也只能用自己带的雨布挡一挡。赶上刮风，就没有办法了。”

    后来，草明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写成《沙漠之夜》等散文，陆续发表在《东北日报》上。

    王茜一行于七月底到达东北解放区齐齐哈尔。由于从延安来的人多，哈尔滨的住处还没有安排好，大家只好在齐齐哈尔等待进城的通知。

    等着与久别的亲人相见的心情是急迫的。

    吴德明见王茜老问去哈尔滨的通知来了没有，就知道她迫切希望看到凯丰，于是说：“王茜同志，其实你不用等，现在就可以去哈尔滨。”

    王茜问：“为什么？”

    吴德明说：“这里去哈尔滨有铁路直通客车，乘三四个小时车，你就可以见到凯丰同志。”

    王茜说：“这样做行吗？”

    吴德明说：“怎么不行？你是首长夫人，这点特殊是可以享有的。”

    王茜摇了摇头说：“不行啊小吴同志，如果从延安等地来的人员都想走，这支队伍怎么带？首长家的人应该做表率。从延安来这里，这么多苦都吃了，不在乎再等几天，你说是吧？”

    吴德明还能说什么？只能打内心敬重王茜。

    几天过后，王茜一行离开齐齐哈尔，到达哈尔滨。

    凯丰乘坐大卡车来南岗火车站接人。见到久别的妻子和孩子，凯丰格外激动。尤其是看到王茜怀里的何亮，他一把抱过，不停地亲吻着。凯丰离开延安时，何亮还没有出生，想想自己离开延安后王茜所受的苦累，凯丰十分内疚地说：“别怪我没有关照好你。”

    王茜鼻子一酸，心里一热，眼泪就流了出来。她能听到凯丰说出这种话，很是难得。在凯丰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凯丰不肯随便开口，更不肯轻意向人吐露心声，包括他的亲人在内。有这句话，王茜养育儿女的一切艰辛和烦恼也就被抛到脑后去了。

    凯丰与吴德明等一一握手后，抱着何明、何亮，亲切地招呼着女儿说：“明清，走吧，我们回家去。”

    凯丰住在哈尔滨南岗区的龙江街上。这条街实际上是一条大一点的胡同。这里驻扎着东北局的大部分机关。林彪夫妇、陈云夫妇、李富春夫妇、张闻天夫妇、罗荣桓夫妇、林枫夫妇、高岗夫妇、后来从苏联回来的李立三夫妇也住在这条街上，并在这里办公。

    凯丰和家人所住的这户人家的户主姓傅，是马家沟比较富裕的人家，有很多房屋出租。他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在市政府工作。

    吴德明、韩玉霞和警卫员李顺清依旧分配在凯丰身边工作。

    吴德明到了东北后，为什么还能留在凯丰身边，不再要求去前线？吴德明说：“一是那时东北局势很严峻，敌特暗杀、破坏经常发生，首长安全保卫必须加强。二是那时我很单纯，跟凯丰同志久了感情太深。刘少奇同志当时虽然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是大领导，但因跟他时间不久，不熟悉领导的生活习惯，只想跟在老领导身边。”

    吴德明说：“凯丰同志宽宏大量，从不对同事和下级发火。在延安，刚到凯丰身边工作时，有一次为他倒洗澡水，木盆没把水装住，结果把窑洞的地面都打湿了，让凯丰洗不成澡，办不了公。因为窑洞既是凯丰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我吓得不敢见他的面。凯丰同志知道后，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笑着对我说：‘你年纪小，没做过家务，如果这时你还在家里，还是母亲给你倒洗澡水呢。不要紧，实践出真知，以后你就会知道怎样倒洗澡水的。我告诉你，木盆里的水为什么会漏掉呢？现在是夏天，干燥的气温早把木盆烤裂了，水放进去，还不是烂篓子装泥鳅一样，走的走溜的溜吗？你应该在没倒洗澡水之前，先将木盆放在水里浸泡一会，让木板膨胀起来，将木盆的缝隙挤紧，这样才能让热水规规矩矩待在木盆里。’我听了他的指教，以后就照他教的法子做了。一九四七年春天，苏联给了我们一批苏式吉普车，分给每位首长一台。我对开车很感兴趣，就悄悄学了起来。就像小孩刚刚学会爬就想走一样，有一天，我开车去松花江边兜风，结果把一个工人师傅撞倒了，差点撞进江里。师傅住到卫戍区医院后，凯丰同志没有批评我，专门到医院看望师傅，向师傅赔礼道歉，还给了师傅慰问金。一九四七年冬，凯丰同志的小车由吉普车换成卧车。一次，我开他的车进库，因为方向没把准，撞到墙上，把汽车的油箱撞坏了。汽车一时修不好，害得他只能坐大卡车去开会。我爱人韩玉霞埋怨我，说我耽误了首长的工作。我以为这一次凯丰同志一定不会原谅我。当我写好检讨，送到他手里，请求处分时，他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看了下我的检讨说：‘学车就像学走路一样，跌了一跤，用不着这么严肃对待这事。就怪苏联老大哥的油箱钢板太薄了，不然汽车是不会开不动的。你说是吗？’凯丰的大度和幽默大出我的意料。凯丰同志说：‘学开车是好事，将来在战场上，在建设中，肯定能派上大用场。只是驾驶时要小心谨慎，尤其在大城市，人多车多，开不好就会出大事……’”

    吴德明对凯丰体谅和关怀下级的评说，秘书董连璧也给予了认同。

    二○○七年董连璧七十九岁，离任时为辽宁省体委主任，退休后住在沈阳干休所。他说：“凯丰同志牙齿不好，用不得硬毛牙刷。有一次，他叫管理员为他买一只软毛牙刷。可交代好几天，也不见管理员把牙刷买回来。那天我正准备去找管理员，管理员却焦急万分跑到我这里，问我沈阳市哪有羊毛牙刷。我这才知道，管理员还在为凯丰同志找牙刷呢。我想，再软的牙刷也不至于用羊毛做，就问管理员是不是把话听错了。管理员满头大汗说没有听错，凯丰同志要的就是羊毛牙刷。我去问凯丰同志。凯丰同志听了‘扑’的一笑说，不是羊毛牙刷，是软毛牙刷，是管理员听错了。其实管理员真没听错，是凯丰同志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加上镶有假牙，把‘软’说成‘羊’了。管理员敬畏领导，当时不敢多问，因此耽误了采购时间。凯丰同志知道原因后，没有批评管理员，而是作着自我批评说：‘看来我的萍乡普通话跟张国焘一样，说不好，这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打仗的时候，如果传错话，那是要付出大代价的。连璧同志，你和管理员是北方人，今后要多多给我纠错，不用怕。’”

    凯丰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在延安，还是东北，对中央领导的称呼都在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笔者认为他们有些古板，因为在记述他们的原话时，作者要增写好多文字。看看当今，有几个人对上级不是以“书记”、“部长”、“省长”、“市长”相称？副职通通不带“副”字，一律以正职相称，唯恐不恭冒犯了领导。有的甚至将领导称做“老大”、“老板”、“头”……可凯丰身边的工作人员众口一词地告诉我，名字后面加“同志”的称呼，是那个时代的严格要求。你若称他们的职务，他们会批评你。工作人员说：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现在想改也改不了。他们还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现在能继续这样称呼首长，相信首长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的，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忘记首长当年的教导啊。

    三十八、拂晓中的哈尔滨

    逃进深山老林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土匪，和潜伏在城市里的日伪特务、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东北时，开始在解放区进行疯狂的破坏和暗杀。

    哈尔滨的形势最为严峻。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在一次赴约中，误入国民党特务窝点，喝了女特务孙恪龄的茶水后中毒，被三名手持短刀的特务连刺七刀，当场死亡。

    林枫的警卫员陪同林枫去南岗铁道俱乐部看戏回来，被特务的子弹击中右臂。

    在北满的合江、牡丹江、龙江、嫩江和松花江地区，先后有一百五十四名干部被杀害。

    整排的苏联红军战士被打死。

    一些干部战士被土匪特务开膛剖腹，暴尸街头，惨不忍睹。

    …………

    敌人的疯狂进攻一时间搅得人心惶惶。

    为了安全起见，一九四六年十月，东北局机关家属一度搬到总部后方的佳木斯市，直到一九四七年才搬回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回顾当时的情况说：“不分兵打匪，到处不能站脚。不仅城市被土匪占据，乡村也是土匪的世界。”因此，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组织指挥部队，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在林海雪原中深入剿匪，在夜幕下的哈尔滨里加强锄奸、反特和肃清土匪恶霸的工作。

    负责哈尔滨市委工作的凯丰，与东北局其他领导一道，在调查摸底清楚后，指挥部队迅速出击，处决了作恶一方的张作霖时代的大汉奸、恶霸姚锡九、李九鹏，捕获了国民党地下军头目姜鹏飞和大特务李明信，平息了八月二十日准备在哈尔滨进行的大暴动。这些行动为稳定东北局势，震慑敌对势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凯丰经常去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一次去北安省调查时，在火车上，他被一双有劲的臂膊抱住。

    凯丰一看，抱他的竟是何长工！凯丰为在东北见到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激动得跳了起来。

    凯丰与何长工分别很长时间，知道他现在任职军政大学校长。一阵寒暄过后，凯丰就说：“长工同志，东北要干部，将来全国解放更需要干部，你的任务很重啊。”

    何长工说：“是啊，百废待兴，纲举目张，干部是决定因素。凯丰同志，你是宣传部部长、大理论家，有时间给我的学员讲讲课怎么样？”

    凯丰说：“就怕难当此任啊。”

    何长工说：“宣传部部长都讲不好课，你还坐在这把椅子上做什么？”

    “这……哈！”凯丰和何长工都笑了。

    凯丰欣然应何长工之请，去军政大学讲了课。

    直到今天，那些听了凯丰报告的学员，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依旧流露出对凯丰醍醐灌顶似的报告的敬佩。凯丰以《学习贯彻（七七决议）》为题，结合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以及在东北农村调研的成果，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一讲就是大半天。他的报告，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当他以《七七决议》最后一段话作为报告结束语结束演讲时，会场上的人都站了起来，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凯丰高亢地说：“从全国范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的发展过程看来，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国民党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人心。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只要我们全东北的干部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与群众在一起，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向着奋斗目标前进，就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一定可以建立起巩固不拔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使东北和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董连璧回忆说：在当时，能请凯丰作一次报告，真是莫大的荣幸。

    王茜是位胆小而又文弱的女性。进哈尔滨之前，她经常听到和见到土匪对革命干部的极端残忍行为。因此凯丰每次外出，她不但要反复叮嘱小心，而且亲自检查警卫员的枪支子弹上膛了没有。每天夜里，凯丰不回到家，她绝不上床睡觉。

    韩玉霞回忆说，一九四六年冬天一个冰雪夜晚，凯丰从乡下回来，又去督促有关单位给群众供暖，直到凌晨还没有回家。王茜由韩玉霞陪着，一会儿屋里，一会儿屋外，焦急不安地等凯丰回来。等到后来实在放心不下，她带上全副武装的吴德明，在城里四处寻找。天将破晓，当看到凯丰正在工人中间嘘寒问暖时，走了好几个小时的王茜终于瘫倒在雪地里。

    回到家里，凯丰一边脱棉大衣，一边埋怨王茜说：“为什么要这样玩命？”

    王茜接过大衣，挂往墙上说：“你才玩命呢！下了一天乡，连晚上都不回家。”

    凯丰说：“十年军阀混战、八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现在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啊。全国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你看看，林彪、彭真、陈云、高岗、李富春、林枫等同志，哪个不是枕戈待旦、夜以继日地战斗着、工作着？”

    王茜接过吴德明端来的一盆热水，蹲下地去，为凯丰脱下满带雪水的靴子，将他的双脚放进热水盆里，说：“你总是有理由，如果以后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那我跟你一起去。”

    “为什么？”

    “外面太乱，我要为你挡一挡敌人从暗地里射来的子弹。”

    凯丰一愣，睁大了眼睛望着王茜。

    如果说盆里的水烫热了凯丰的双腿，那么王茜的话语更温暖了凯丰的心窝。

    凯丰伸出手，为王茜扫着头上的积雪。当他的手抚到她柳叶眉下的伤疤时，停住了。

    王茜抬起头，知道凯丰又在内疚自己和廖似光之间发生的那场不愉快的婚变，于是说：“不知道廖大姐现在在什么地方？日子过得怎样？”

    凯丰的手在王茜的伤疤上轻轻地摩挲着，没有说话。

    王茜说：“我对不起她。在白区，在长征路上，她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伤。我不知道以后的人会怎么看待我们之间发生的事。”

    凯丰叹了口气说：“都成往事了，别提它，我们只要好好地工作。”

    王茜说：“我一定照顾好你，不使廖大姐失望。我要让廖大姐在全国解放后，再看到你时，你没有失去一根头发，全身的病全都治好了。”

    愿望是美好的，也是温暖人心的。可愿望要得到实现，需要经过太多太多的、不可预测的曲折过程。有的愿望，往往就破灭在实现愿望的中途上。王茜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

    一九四七年七月，凯丰带着李士彬、吴德明，由李顺清领着一个警卫班警卫着，前往北安省（现在齐齐哈尔东南）调查土地改革情况。王茜要跟着去。

    凯丰吩咐说：“你的任务就是看好孩子。”

    王茜要争辩，凯丰没让她开口。

    王茜只能忧郁地望着凯丰走出家门，登上火车。

    下乡不到半个月，凯丰接到紧急电话。电话说，王茜因为担心凯丰会遭土匪袭击，心情过于紧张，突发精神病，现在谁也控制不了她，她说她一定要亲眼看到凯丰安全回来。

    在王茜的家族中，上三辈没人患过精神病，由此可见，当时东北的匪患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由此可见，王茜对凯丰爱有多深，情有多重。

    王茜患精神病后，经哈尔滨、沈阳等各大医院治疗都没能治好，恢复不了正常人的精神状态。

    何明、何亮去医院看她时，她把兄弟俩锁进柜子里，并持水果刀，指着吴德明等工作人员，不让他们带走，说土匪要杀害老革命的后代。韩玉霞带着两个孩子睡觉，常常深更半夜被王茜吵醒，说特务来了，叫她赶紧带孩子转移。

    韩玉霞说：“凯丰忙工作时，王茜经常去楼上办公室，为凯丰当‘警卫’。有时突然叫凯丰赶快走，说敌人马上就到，吵得凯丰无法工作。久而久之，两人发生了争执。有一次，凯丰不小心还把王茜从楼梯上推滚到了楼下。”

    东北局领导见凯丰无法静心工作，经请示中央同意，就让王茜长期住在沈阳医院，由辽宁省委派专人护理。

    王茜的疾病在东北治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治好，一九七三年病逝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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