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入主东北重镇沈阳

    进入东北，凯丰的身体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但仍然坚持工作。李士彬说：“到一九四八年初，除了开会，凯丰同志很少出去活动，有时仅在院子里散散步。”“凯丰同志抽烟很厉害，一支接一支，这是得肺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后来他下决心戒了，很不容易。”

    与凯丰朝夕相处的林彪、彭真、陈云等东北局领导，见凯丰病情加重，在哈尔滨久治不愈，经请示中央同意，批准他去苏联治疗。

    凯丰不肯离开，他指着窗外传来的铿锵劳动号子声，指着不时隐约传来隆隆炮声的远处，对前来劝他出国的同志说：“在党的事业最需要人的时候，我离开国内，不合适。我身边有医生，有药吃，就一边工作一边治病吧。”

    林彪面无表情，但不容争辩地说：“我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延安，去苏联治病，难道不妥吗？”

    凯丰被问住了说：“林彪同志，你是受了重伤，不得不离开。我只是……”

    彭真满脸笑容劝道：“凯丰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磨刀不误砍柴工，革命的道路还长着呢，先把身上的部件修理好了再说吧。”

    陈云说：“我和你在延安就是邻居，组织部和宣传部又紧挨着，你的咳嗽常常咳得人揪心。那时我就劝过你，叫你去苏联治病，可你说整风运动任务重，走不开。结果怎样，现在不是又咳出血来了？看样子这病不是一般的病，得认认真真检查一下。眼下苏联的医疗条件比中国好，就按林彪同志说的，丢下手头的工作，去苏联吧。”

    在组织和战友的重视和关心下，凯丰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乘飞机离开哈尔滨，飞往莫斯科，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苏联之行。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长春解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沈阳解放。

    毛泽东为辽沈战役取得胜利而兴奋不已，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文章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入关，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远在莫斯科医院里的凯丰，读了毛泽东的文稿后，再也躺不下去，坚决要求出院。

    主治医生说：“你的病还没治好，需进一步卧床服药。”

    凯丰说：“医生同志，如果不让我出院，我会在医院憋死的。眼下治我病的最好地方，就是我们国家的最前线！”

    凯丰的心情很好理解。从一九二六年离开家乡，走上革命道路，二十多年了，湘鄂赣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莫斯科如饥似渴的求知生活、沪粤港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二万五千里枪林弹雨的长征路和党内错综激烈的路线之争，哪时哪刻不使他希望能早日看到革命的胜利？现在，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胜利指日可待。在这车轮滚滚、战旗猎猎、征马萧萧、百万大军挥戈入关的时候，他这位党的领导干部怎能躺在异国他乡的医院里，做一个旁观者呢？

    凯丰说动了医生。

    他带着一大包药，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回到了东北。

    一九四九年六月，凯丰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特别市（中央直辖省级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沈阳卫戍区政委（司令员为贺晋年）。

    在这之前，由于林彪、罗荣桓率大军南下，高岗接替了林彪的东北局书记职务。

    东北局领导预感到胜利将会很快来临，为了做好接管沈阳等大城市的充分准备，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陈云、林枫、王首道、叶季壮、李立三、吕正操在高岗住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接管沈阳的具体方针和办法。那次会议决定：陈云任沈阳军管会主任，伍修权为副主任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陶铸为副主任、中共沈阳特别市工作委员会（后为中共沈阳市委）书记、沈阳卫戍区政委，朱其文为沈阳市市长。

    一九四九年五月，陶铸离开沈阳后，接替他职务的是李富春。李富春一九四九年六月离任后，凯丰接替李富春的职务。

    东北全境解放后，恢复东北经济成为东北局的首要任务。身为东北局常委、沈阳市委书记的凯丰，工作特别忙。据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任凯丰秘书的董连璧回忆，在沈阳期间，在政治上，凯丰要求市委认真领会中央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工作部署。他非常注意抓班子的团结共事。他说：“我们这些干部来自全国各地，个人出身、革命经历、生活习惯、性格脾气都不相同，大家都要在革命和建设的大前提下，取长补短，团结成一个人一样，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凯丰看到中央宣传部二月十九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某领导人的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意见反映给毛泽东。东北局书记高岗获悉这一情况后，很不高兴，认为凯丰跨过他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对他的大不敬。二月二十六日，高岗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给高岗复了电报。电报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凯丰。”

    凯丰非常注意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强调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位同志不能个人说了算。董连璧清楚地记得，当时市委班子中有位负责行政工作的领导，由于资格老，立功多，在陶铸任书记时就是搭档，喜欢专权，个人说了算。凯丰不讲情面，多次在会上批评过他。刚开始，那位同志不肯接受。凯丰就拿自己的经历说事：“我过去就吃了想当然的亏，遵义会议上，凭着在苏联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就以为自己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先入为主地认为毛泽东同志只读过《孙子兵法》，没有站到大多数同志一边，一意孤行地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结果怎样？实践证明我是多么的主观、幼稚。想想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我们的胜利会来得这么快吗？”由于凯丰的现身说法，那位同志改变了态度，变得民主起来。

    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先抓日伪留下的工业体系的恢复，加快企业生产，以满足全国解放中武器弹药和装备粮秣的急需。紧接着对企业实行国有化改造和探索国营企业的领导体制建设问题。在凯丰主政沈阳期间，沈阳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了显着成就。他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在《沈阳日报》上的《在东北工会第二届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进行了简要概括：

    我这里只举一些沈阳市的不完全的统计材料，你们就会知道沈阳是东北制造工业的中心。这里是全国和东北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拿国营工业生产总值来说，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百……一九五○年为百分之三百三十五……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四百一十六；拿国营工业劳动生产率来说，一九五一年较一九五○年提高百分之十五点五；拿国营工业工人人数增加来说，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百，一九五○年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六，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二百二十八；拿国营工业工人工资增加来说，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百，一九五○年为百分之一百○七，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现在我根据沈阳的情况来说这些新的变化—三个主要变化：第一、国内工业市场空前的扩大。……一九五一年以来，经济的逐渐恢复与发展，经济改组的进行，特别是全国土地改革的接近完成，城乡物资交流，人民生活的改善，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改变了过去产品积压的现象。从一九五一年春季以来，沈阳市的市场开始特别活跃，过去成为积压品的，现在都成为畅销品。许多工厂的订货，特别是基本建设各项器材的订货，有的三个月六个月的产品都预订完了。这是发展工业的有利条件，在我们工业前面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途。第二，有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开始走向正常化，新的先进工作经验的创造，快速劳动工作方法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开始出现……这一先进工作方法，不仅带有全东北的意义，它将带有全国的意义。这一新的工作方法，打破了企业管理上的陈旧保守思想，打破了在技术和科学上的陈旧的保守思想。第三，工厂内部领导加强了，步调一致，更加进步了。

    在国营企业实行怎样的领导体制，当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要实行厂长负责制，一种认为要实行党委集体负责制。董连璧回忆说：“凯丰同志为此召开了好几次座谈会，最后确定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一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国营企业中，被采纳实行了很长一段时期。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应该说是凯丰同志对新中国国营企业管理模式的一大贡献。”

    在抓工业恢复发展的同时，凯丰还重点抓了商业。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凯丰在《沈阳日报》上发表了《做一个人民的商人、革命的商人》一文。这篇文章，是凯丰在沈阳市国营贸易企业联营公司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及股长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稿。从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出凯丰对改变商业战线的风气是何等地焦虑和热盼。他说：“要达到建立国营商业中新的革命的作风，必须做到下述三点：第一，必须下定决心肃清旧商人的传统恶习—贪污、行贿、欺骗、走私、偷税、盗窃。旧商人只要能挣钱，一切事情他们都能干得出来，甚至贩卖人口，贩卖毒品，开娼设赌，拐骗欺诈，无所不至。所谓‘商人道德’，就是损人利己地作恶的代名词。……第二，建立人民商业员的革命作风。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革命的作风呢？就是廉洁、奉公、守法、不贪污、不受贿，忠诚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爱护国家的财产，遵守国家的法令，遵守国家的纪律，遵守劳动的纪律，用新的态度对待劳动。……第三，钻研商业业务和精通业务。搞商业要懂得商业，要了解人民的需要，要了解市场的情况，要了解货物的情况，要精通这门业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召开商业书记和劳动模范的座谈会和表彰会时，他说：“新中国的商业工作者，是企业的主人，是人民的服务员。从现在起，要让被我们服务的对象感到，新中国的商业战线焕然一新。”

    在文化建设方面，一九四五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迁至东北后，凯丰在学院建制、机构调整、主要干部的任用以及教学方针等方面都给予了指导。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凯丰还专门到学院讲话，对鲁院在东北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四月，他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推动东北文艺运动。凯丰组织成立了东北文化工作者协会，改造、培养了大批京剧、评剧演员和文化人。在哈尔滨，他改造和培育了夏青、秦友梅、马知良和华君武等一批文艺家。当延安大批文艺工作者进入东北后，在舒群的协助下，文艺队伍得到迅速壮大，文艺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一批优秀剧目如《白毛女》、《李闯王》和《三打祝家庄》等，为配合东北的解放和土地改革，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

    凯丰在离开东北局去北京赴任前，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对自己担任东北局委员、常委、宣传部部长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的工作进行了自我鉴定。从鉴定书的字面上看，写得很匆忙，语法逻辑、遣词造句等都有瑕疵。但通过这份鉴定，不难看出，凯丰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是无限忠诚的，个人胸怀是十分坦荡的，对自己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对组织和他人是非常谦虚谨慎的。鉴定说：

    在沈阳市（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二年十月）两年（实际为三年）的工作中，深深感到自己的了解非常不够、不深入，因此对工作不能具体地帮助下面解决问题，还是多于一般的指导。自己因为身体的关系做的工作很少，同干部经常接触谈话了解他们的工作及时给以帮助更是甚少。

    思想方法的不够全面也经常有，强调一面，没有对工作做多方面的考察的现象常有。对市的主要干部学习的领导没有做好。

    但对沈阳市主要干部间的团结是做到了，对主要工作中心工作经常还是能抓住了。对党内原则性的坚持及民主的讨论还是做到了。从沈阳市一时期的工作更感到自己经验不足。

    对工业部、商业部、组织部的工作经常过问还多，对宣传部在工厂宣传上也过问一些，但对青年、妇女、统战各部门几乎很少过问或完全没有过问，这是非常不对的。对政府财经、公安各部门过问还有，但对文教、民政、卫生等方面没有过问，这也是不对的。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沈阳市委对凯丰表现进行了如下评定：

    一、凯丰同志理论修养深，思想水平高，因而在沈阳工作的两年中能深刻地体会中央与东北局的指示、决定的精神，结合沈阳的具体情况，加强了党对工业、商业、合作以及其他工作的领导，正确地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并取得了经验，也适时地提出了反贪污浪费的任务。在日常工作中善于抓住中心，有原则又具体、尖锐、明确，这一切对于干部的教育与提高都是大的。

    二、在组织领导上善于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善于从组织推动工作，能广泛地听取意见，但又果断地决定问题。对市委的领导上增进了原则的团结与领导的统一集中。

    三、工作作风。虽然身体不好，但工作深入，亲自到工厂、仓库检查。送给他审阅的文件能及时处理，细心修改。

    四、联系群众的面还不大。由于身体的缘故，也很困难这样做。只是尽可能地注意联系面。

    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在恢复和发展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工厂、矿山沸腾了，交通、商贸活跃了，社会治安稳定了……

    这是新中国生产力大解放的反映，是人民群众建设自己国家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的表现。沈阳生机活力的焕发，为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援。

    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凯丰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以便对一些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正确的思考和选择。一九五○年七月，凯丰去了北陵公园避暑休养。

    警卫员于珍回忆，那次凯丰去北陵，险些被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所害。

    于珍跟凯丰之前，担任张闻天的警卫员。张闻天出任苏联大使后，于珍被调给凯丰当警卫。

    于珍给张闻天当警卫期间，张闻天给林彪、高岗、陈云的信件和文稿，经常由他送达。一天夜里，大雪纷飞，他送文件给林彪时，在林彪家门前站了两小时，腿都冻僵了。原因是林彪和叶群看戏去了，大门紧锁着，警卫排也随首长外出了。林彪、叶群回来见他冻成这样子，非常心疼。叶群赶紧开门，让他进屋里暖和。林彪则将身上脱下的呢大衣递给于珍说：“盖在腿上暖一暖。”于珍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参加过四平保卫战。他说四平保卫战打了五十六天，天上看不到太阳，全被硝烟炮火遮住了。他说：“在保卫四平的战斗中，楼上有敌人瞄准，地下有暗堡射击，我猫着腰，在战壕里送信，帽子都被子弹打飞了。后来，一发炮弹飞过来，把我炸昏过去。在医院醒来时，才知道自己伤着了脑袋，嘴里还在流血。妈的，害得老子半年都不能说话，差点成了哑巴。后来，经陆军总医院治疗，两个月才治好。”于珍急性子，说话像打机关枪，接受采访时，一讲到激动处，嘴里就蹦出“妈的”、“老子”等字眼，身上依旧保留着当年东北军人的作风和豪气。

    于珍跟凯丰时，已经是警卫连的排长，他能双手使枪。卡宾枪和“勃朗宁”从不离身。

    凯丰去北陵时，于珍以自己警卫职业多年的习惯，将园里园外仔细查看了一遍。后来发现，北陵地处市郊，范围大，有前后门，尽管园子的围墙上安有电网，倘若不加强大门和后门的警卫，很可能被人混入。于是，他向沈阳市公安局要求增派人员，结果公安局增加了五个战士。

    第二天夜里，特务组织知道凯丰在园内避暑，派两名特工，三更时分摸到围墙边，企图趁站岗人员瞌睡时从大门或后门溜进去。由于加派了警卫，特工无从下手，只能爬围墙进入。特工因刺杀凯丰的压力大，心情过于紧张，一不小心触着电网，一名被当场电死，一名被电击后掉到围墙外，被于珍当场活捉。于珍因警卫凯丰有功，当年被评为“模范警卫”。

    四十、奉调进京

    新中国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建设、努力奋斗，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全国人民将从一九五三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不失时机地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目标。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写了好几次，一直没有获得通过。这时，毛泽东想到一个人，这人就是凯丰。

    凯丰从一九四五年起，负责哈尔滨市委工作和担任沈阳市委书记有七年时间，通过摸索和实践，已经积累了不少改造与建设新中国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制定和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很强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况且，凯丰有理论、政策水平，调他进京，加强中央宣传部的工作，通过宣传把中央意图灌输到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去，正是时候。

    为此，毛泽东提议凯丰进京。

    一九五二年九月下旬，凯丰被调往北京工作，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那一年，中央调了不少地方大区的负责人进京工作，其中有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这五位同志进京后，都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东北局书记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因为进京的几位领导的权力地位极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那“一马”说的就是高岗。从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职位上来的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董连璧、于珍回忆，凯丰对进北京工作没有他俩想象中的高兴，个中原因到底是在东北工作多年对东北有了深厚感情，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董连璧和于珍都不知情。凯丰平素沉默寡言，守口如瓶，从不向身边人吐露不该让人知道的事情。董连璧说：“凯丰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说：‘高层机密多，口要紧，保密有一定时期，在保密期内一个字都不能吐。’”

    凯丰动身之前，中央曾派徐特立和胡乔木来沈阳，催促他前往。徐特立和胡乔木是凯丰的老同事，关系十分密切。后来朱德也来了沈阳，专门到凯丰家，叫他赶快起程。

    凯丰终于动身前往。

    离开沈阳前，凯丰对呆在一边的董连璧说：“还愣着做什么？跟我走哇。”

    董连璧手足无措起来说：“我能去北京？我？……”

    凯丰非常奇怪地问：“怎么不能？你是我的秘书。”

    董连璧抓着头皮说：“我还没有做进京的准备呢。”

    凯丰右手划了一下说：“有什么准备的，革命者除了为人民打下了江山，自己就只有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壳。”

    董连璧想想也是，自己除了一个背包和一支凯丰送的钢笔，什么都没有。

    看看凯丰的家当呢，除了几硬纸箱书籍，也就是妻子和孩子了。

    离开沈阳时，董连璧写了一首感慨万千的诗。诗道：“五二初冬际，奉调北京行。随同凯丰去，难舍同志情。”

    长白山、黑龙江越来越远了，南下的火车急速告别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告别一片连着一片的白桦林。

    山海关离凯丰越来越近，火车在河北大地上向着北京疾进。

    凯丰依依不舍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思绪万千。

    王茜患病五年，没有好转，组织和同事都动员凯丰另找对象。

    凯丰因经常需要护士送药、打针，沈阳市胜利医院十八岁的小陆姑娘成了凯丰家的常客。

    小陆长得漂亮，对凯丰非常敬慕。

    凯丰对小陆的人品和工作态度也很满意。

    董连璧看出些端倪，就问小陆是否同意嫁给凯丰。

    小陆红着脸，羞怯地说：“首长会看上我吗？”

    董连璧心中有数后，就给凯丰介绍起小陆来。

    凯丰不等董连璧把话说完，就摇头说：“小陆年纪太小，不合适。”

    当董连璧把凯丰的原话转告小陆时，小陆大哭了一场，因为她对凯丰患了单相思！

    为了不使小陆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凯丰拒绝小陆再给自己送药、打针。

    组织上只好将小陆调离凯丰身边，护理员调换成了赵淑璧。

    赵淑璧是中国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科的护士长，年纪比小陆大三岁，是辽宁省庄河县青堆子区人。其家庭非常富有，父亲是当地绅士。赵淑璧高中毕业，在学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清秀贤惠。相处不久，赵淑璧与凯丰有了共同的语言。

    凯丰认为，赵淑璧除年龄小一点，其他方面最合适成为他的妻子。本来，凯丰想在年底跟赵淑璧结婚，但中央调令已下，只能放弃结婚，先进京报到。

    离开沈阳时，赵淑璧来火车站送他，哭成个泪人儿。赵淑璧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为凯丰多病的身体担心，又为他的儿女没人照顾犯愁，更为凯丰此次进京是否还能记住她悬着一颗心。

    凯丰没有多说话，只将一块手帕送到赵淑璧手里说：“我是个说话算话的人，况且，我这一生已经离不开你了。”

    进京一年后，凯丰因治病来沈阳小住。凯丰通过沈阳市委转东北局，申请与赵淑璧完婚。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沈阳市委请东北局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为凯丰提出结婚申请。请示如下：“凯丰同志的爱人王茜自一九四七年发疯病后，即与凯丰同志分开了。王茜的疯病养治了五年，未见好转，将来也恐无望。因此凯丰同志在沈阳工作时，有意找对象，解决婚姻问题，并曾向中国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科护士长赵淑璧同志表示过，赵是同意的。后因凯丰同志调动工作，故未向组织上正式提出这一问题。此次凯丰同志到沈阳治病，曾表示想趁此机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要该院对赵作过进一步的了解，根据该院所提供的一些材料来看，我们认为赵不会有政治问题。我们同意凯丰同志在沈阳与赵淑璧结婚。但我们对赵的看法和同意凯丰同志结婚的意见，不知是否正确，兹将赵的简单材料一并报送你们，请予批示。此致，敬礼！”

    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批复如下：“东北局并告凯丰同志：转来沈阳市委的信已收到。关于凯丰同志的婚姻问题，已经仲勋同志与高岗、漱石、乔木同志商议并在电话中答复了（张）秀山同志，即由你们对赵淑璧作负责的审查，只要政治上无问题，应予同意。”

    一九五三年十月中旬，凯丰与赵淑璧在沈阳完婚。

    四十一、参与中央重大事项的决策

    在北京，凯丰的家安排在中南海永福堂的四合院里。左边是胡乔木，右边是陆定一。陆定一家后那个院子是习仲勋家。

    一到北京，凯丰就全身心地投入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工作。

    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开始，中共中央在讨论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过渡的主要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年十月，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征求意见时说：“在中国现实的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占明显的优势。这是中国有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这一看法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为了确切掌握新中国成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变化，研究和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具体形式，中央指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工作组，于一九五三年三、四月间到武汉、上海、无锡、常州、济南等地进行调查。五月，李维汉向中央提交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这个报告后，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政治局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在目前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同年十二月，凯丰撰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送达毛泽东后，毛泽东对提纲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总路线的完整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而凯丰为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撰写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达洋洋数万言。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学习和宣传提纲》的实施。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法律的形式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董连璧至今还记得，毛主席在修改《提纲》的稿子上，写上了“请凯丰同志再斟酌一下”的批示。

    为了让凯丰有机会参加中央领导核心的会议，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暂离职位负责主编《毛泽东选集》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请示说：“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将暂离宣传部工作的时候，凯丰同志已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宣传部是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工作的，而习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考虑。”

    为此，毛泽东于当年十二月十日在信上作了如下指示：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邓（小平）、仲勋、尚昆阅，退少奇处理。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是必要的；（二）文字问题待会谈。

    经中央核心领导同意，凯丰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

    在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毛泽东经常把要件转给凯丰。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写的那封着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受信人就是凯丰。董连璧回忆，毛泽东请凯丰“斟酌文稿”有许多次。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凯丰的政策水平和文字功底相当看重，凯丰享有毛泽东给予的“再斟酌一下”的殊荣。

    凯丰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很高的文化水平，来自他的勤奋读书和苦心钻研。凯丰一生手不释卷，一有空就读书、看报。上厕所如果没有报纸、书刊，文件也要带着看。他对董连璧说：“到里边没东西看，比什么都难过。”

    凯丰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得最多，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至少读过三遍。”

    有一次，他对董连璧说：“你怎么老看武侠小说？”

    董连璧说：“整天跟文件打交道乏味，想轻松一下。其实除了武侠小说，我还喜欢看高尔基的作品和《金瓶梅》。”

    凯丰说：“小说可以看，但不要多看。你年纪轻，今后要担当大任。建议你多读一些马列的经典，就说《资本论》吧，你读过吗？”

    董连璧不好意思地抓着头皮说：“在老领导面前说实话吧，《资本论》几次想读，可就是读不进去。”

    凯丰说：“读不进也要读，在中央宣传机关工作，不读这部大书怎么行？告诉我，为什么读不进去？”

    董连璧说：“书里那些典故我弄不清楚。”

    凯丰说：“不耻下问嘛，为什么不问我？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正因为凯丰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一九五三年三月，党中央决定凯丰兼任中央马列主义学院（现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

    凯丰兼任马列主义学院院长后，董连璧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提出去马列学院学习。

    凯丰说：“你去做什么？在马列学院院长身边工作还怕学不到东西？从现在开始，我来教你。要是你提出有关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我都解释不清楚，中国就不会有几个人能解释得清楚了。”

    凯丰话锋一转说：“不过，读书不能读死书，要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年轻时，我就吃过照搬书本和教条的亏。中国革命运动，偏要生搬硬套苏联的模式。共产国际没有点头的事，就不敢做，就怕犯天条，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

    董连璧认为，跟凯丰当秘书，案头工作是轻松的。凯丰从不用秘书起草文稿，全是自己动手。动手之前，先搞调研，让秘书四处找参考资料参阅，之后，拿出两套提纲，念给身边工作人员听，广泛征求意见。提纲定下来，只身来到打字室，一边走动，一边口述，让打字员为他打稿。口述一完，一篇不用修饰的稿子就出来了。

    一九四九年全国政协第一次会上，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后进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委员会主任。

    饶漱石进京之后，高、饶就有了合流的机会。饶漱石进京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前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想趁召开一届人大和酝酿召开党的八大之机，把刘少奇、周恩来挤到一边，由他俩担任党的副主席和总书记，担任政务院总理，以后逐步夺取最高权力。高岗的野心源自苏联领导人对他的器重，还有东北老领导林彪的支持。进京不久，高岗四处活动。他找过邓小平、陈云，争取他俩一起拱倒刘少奇。但邓、陈坚决拒绝，还将高、饶的阴谋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使毛泽东对此有了思想上的准备。

    凯丰在东北长期跟高岗共事。高岗看过的文字材料，大都叫凯丰再仔细审读一遍，以免出错。他们都喜欢胸前挂餐巾布，两手持刀叉，吃西餐和奶制品。高岗性格豪爽，喜欢着西装，梳着油亮的大背头，穿皮衣时不忘配上闪亮的皮靴。工作之余，高岗、凯丰经常与工作人员一起打乒乓球。高岗有时被凯丰和其他人员打败了，哪怕胜者是自己的勤务员，说话算话的高岗也趴到地上，勾头钻桌子，受处罚从不怕下级笑话。

    由于过去的工作关系，高岗进京后搞私下活动时，不可能不找凯丰。

    或许在遵义会议上发生的错误在时时警醒着自己，凯丰十分内敛，办事谨慎。高岗要来串门，凯丰以身体有病为由，将其拒之门外。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中央七届四次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高、饶阴谋被揭批。高岗面对强大的批评攻势，开始时一言不发，后来突然拔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就扣扳机。好在会议前中央有了准备，高岗的枪被当即夺下。

    会后不久，高岗写了《我的反省》检讨书，准备送呈中央。检讨书送出之前，他派人送到凯丰那里，请凯丰看一看。

    凯丰瞄了一眼装有检讨书的信封，一句话不说，叫来人赶紧拿回。

    董连璧茫然地看着凯丰，不知道凯丰为什么要这样冷对自己曾经的同志高岗。

    董连璧后来才明白，说：“当高岗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以后，当饶漱石以包庇反革命罪被公安部逮捕审查之后，我才吓一跳，才知道凯丰为什么跟高岗保持距离，拒绝跟他交往。他这是严守党的纪律，有着坚强的党性观念啊。我打内心里敬佩他。”“可以说，凯丰在高岗的阴谋面前能保持清醒头脑，与他多年来在党内斗争中已经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原则性有关。”

    四十二、艰苦朴素地生活

    凯丰的二女儿何淑英，比她的姐姐何明清生活要艰难很多。

    何明清来凯丰身边后，母亲孙氏去世。

    一九四五年初冬，祖母金氏也永远离开了她。

    何淑英二○○七年三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祖母去世后，伯父、叔父给爸爸去了信，叫他回来见祖母一面。可他回信说回不来，原因是‘工作很忙’。”

    凯丰说的是实话。那时他正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争分夺秒地奔赴东北最前线，为全中国解放开辟新的根据地。自古忠孝难两全。凯丰把对母亲去世的无限悲痛，深深地埋藏在心里，连身边的女儿何明清也没有告诉。

    何淑英说：“母亲去世后，我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外婆家里。伯父、叔父毕竟是伯父、叔父，不可能像爸妈那么疼爱我。外婆家很穷，但外婆对我特别疼爱。冬天我只有单裤，外婆就改她穿过的棉裤给我穿。她家有吃的，一定不会让我饿着。

    “我没有读书，也读不起书。即使想读书，伯父、叔父也不让我读。我是女孩子，那个年代乡下重男轻女思想十分严重，认为女孩子读书没有用。

    “听人讲，爸爸在东北工作期间，间或有点钱寄回来。但伯父、叔父不让我知道。他们用这些钱，凑上他们从牙缝里节省下来的钱，拿去买田，去买因我爸爸参加革命后，反动派夺走我家的那些田。他们想让他们的子孙将来过好日子。当伯父、叔父把想法告诉爸爸时，爸爸来了信，叫他们不要买田。爸爸那时正在东北搞土地改革试点，在给人定成分。他是党的土改政策制定者之一，当然知道家里有田地的严重后果。但爸爸没有告诉他的兄弟有田地的严重后果，因为这是党内机密。伯父、叔父没有听爸爸的，继续省吃俭用地买田置地。结果，在土地改革时，我们家因为有田地被划成地主成分。伯父、叔父对划地主成分不肯接受，拍着桌子，红着脖子与工作组争辩，说：‘从全伢子（凯丰乳名）参加革命时起，我们家就因为他的原因变成了贫农，田地都卖光了。近几年我们省吃俭用才买了几丘田，怎么能把我们划成地主呢？’他们一边争辩，一边把我推到贫雇农团人面前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全伢子的二女。她身上穿的衣服，哪件不是烂布兮兮的？柴样的手、篾样的脚，一身瘦得皮包着骨头。这是地主老财家的子女吗？’但贫雇农团人不听我伯父、叔父的辩解，说我家有田地就是比贫雇农好。叔父气不过，就给东北我爸爸写信，叫他写封信给萍乡县的领导说一说，叫组织上主持公道。父亲回了信，拒绝出面，只给叔父说一句话：‘不要争吵，一切听组织的。’”

    一九五一年四月，熬过苦难岁月的何淑英，经过多次转乘火车，行程几千里，来到沈阳，来到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凯丰身边。

    见到二十三岁的何淑英，凯丰双手剧烈地抖动着，他抚着女儿的双肩，仔细地端详起来。

    一边站着的何明清向父亲介绍妹妹说：“爸爸，淑英妹妹已经出嫁了。她给你写过信，就是不见你回信，她好想你啊。她嫁到了我们老关乡的荷叶塘，男人叫丁大发，现在已经有一个女儿了。淑英来东北时，你的外孙女追着她的后背，也要来看外公啊……”。

    看到何淑英脸上呈现明显的菜色，身上穿着补丁压着补丁的衣服，凯丰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个劲儿地往下滚。

    何淑英大声哭诉着：“爸爸，你走后，妈妈好想你，奶奶好想你，爷爷好想你，我也好想你啊……我们受过的苦、受过的罪太多太多了，爸爸！……”

    凯丰一把将何淑英带往怀里，紧紧地抱住，内疚得心里隐隐作痛。

    住了几天，父女关系融洽之后，何淑英提出，想来沈阳父亲身边，在沈阳安排工作。

    面对女儿的请求，凯丰没有吱声。

    董连璧见何淑英没有得到父亲的首肯，大失所望地走出办公室，赶紧说：“凯丰同志，就让淑英来吧。她来了，明清和她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

    凯丰问：“她能来吗？看看现在沈阳大街上，想找工作做的人有多少，我能先给自己的女儿安排工作吗？”

    董连璧说：“人再多，也不多淑英一个嘛。”

    凯丰说：“你一个，他一个，加起来就不是个小数字，我这个东北局的常委、沈阳的市委书记能开这个口子吗？”

    董连璧不满地说：“凯丰同志，你怎么这么古板？”

    凯丰说：“这不是古板，这是原则。我是党的领导干部，得带个好头。在长征路上，贺子珍把刚出生的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毛泽东同志对此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我赞同毛泽东同志的说法。”

    董连璧说：“可你和廖似光大姐已经把两个孩子丢在上海和长征路上了。”

    凯丰说：“比起毛泽东同志，我算得了什么？他家出了好几个烈士，丢失了好几个孩子，真正的满门忠烈。正因为有他做我们的榜样，革命事业才取得今天的成功啊。”

    何淑英不能理解父亲，她无法理解离家二十多年的父亲会这样对待她。

    当何淑英离开沈阳时，董连璧塞给她一封信，叫她带着这封信，去找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说王首道跟凯丰是老战友，会帮她解决工作问题的。

    何淑英大惑不解地望着董连璧。

    董连璧告诉说，这是凯丰的亲笔信。是他实在看不下去，在凯丰面前反复磨蹭才磨到手的。他说，当他说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给女儿安排个卖力气的工作不犯党纪国法”时，凯丰才拿起了毛笔。

    看到爸爸亲笔写的信，何淑英感动了，感动之余反倒认为自己不该给父亲增加麻烦。

    一九五一年六月，何淑英回到湖南，找到了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转送了凯丰的介绍信。

    王首道见信后二话没说，马上交代办公厅的同志说：“凯丰同志的孩子吃了好多苦，他们就是不提出参加工作的请求，组织上也应该给予安排。何淑英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何淑英被安排进湖南省财经干部训练班，学习财会知识。不久，被安排在湖南省合作社联合社供应部当出纳。

    参加工作不久，何淑英和丁大发给凯丰写了信，向凯丰告知了自己的近况。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日，凯丰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信封和信笺给女儿和女婿回了信：

    淑英、大发：

    信均收到，因事未复。生孩子后身体好吧？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在省合作社工作很好。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我身体很好，勿念。问好。

    工作一段时间后，何淑英又生了孩子，她和丁大发的工作、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夫妻俩一商量，还是给凯丰写信，要求来沈阳，跟着凯丰一起工作和生活。他们想得到父亲的关照。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凯丰给何淑英回了信：

    淑英：

    信收到。带着两个小孩，无法学习，也无法工作。你和丁大发还是回家去种田好了。不必来我这里，我很快也要离开沈阳。我这里也无法养活你及小孩。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问好。

    凯丰调到中宣部后，一九五四年的秋天何淑英去过一次北京。

    现在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深居中南海中央机关的凯丰，在女儿离京返家时，打发的竟是两件这样的东西。

    那天，他把女儿带到卧房，打开那只唯一的白皮木箱，翻了半天，只翻出两件衣服，一件是中山装，一件毛线衣。毛线衣的袖口和肘部都烂了，边也散了，稀稀杂杂的。中山装的领子和袖口都磨烂了，肘部还打了补丁。凯丰把衣服装进女儿的行李袋，不无愧疚地说：“淑英，爸爸没有钱，只能把两件好点的衣服送你，你能穿就穿，不能穿就给大发穿吧。”

    今天，当何淑英向人讲起五十多年前父亲打发她的两件衣服时，眼中饱含泪水，脸上露出十分苦涩的笑容。何淑英说：“我爸爸没有钱，很穷很穷，那时的中央领导人都这样。父亲的警卫员于珍带我去习仲勋、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家串门时，我看到他们都跟父亲一样，穿得非常朴素，吃得非常简单。他们一天到晚忙工作，家里的事根本顾不过来。他们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压着补丁。”

    何淑英没有虚夸，从凯丰给家人的几封回信中，今天我们还可见一斑。

    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他给何淑英回信：

    淑英：

    小孩病得这样厉害，是什么病？是否是出疹子？是否是肺炎？如果是出疹子或转为肺炎则宜注射青霉素。兹寄给伍拾万（相当于现在五十元人民币）元，给小孩治病用。问好。父。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他给何淑英、丁大发回信：

    淑英、大发：

    信收到，知你们进步非常高兴，参加业余文化学习非常好，必须要不断学习，才能进步。淑英还是要继续学习，最好也能参加业余中学学习。两个小弟都好，也在念书，现在放寒假，都在家里。你姐姐也有信来，因为她现在没有工作，上次寄了点（钱）给她。你们要的书先寄一、二卷，三、四卷以后寄给你们。问好。父。

    四十三、功记人民心中

    一九五四年底，过度劳累使得凯丰病情加重，再也无法工作，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档案记载，凯丰“中学时就得了肺病。参加革命后，工作紧张，环境险恶，生活艰苦，又得了肠胃病。一九四八年肺病大发，大口吐血”。

    一直陪伴凯丰检查身体的董连璧说：“凯丰同志除肺病、肠胃病外，这次确诊为肝癌，以前给他治过病的医院都误诊了，认为他是肝硬化，其实是肝癌晚期。”

    由此可见，凯丰全身都是病。

    在凯丰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感叹地说：“经常看见凯丰皱着眉头，捂着腹部，但从来没有听见他呻吟，真不知他是以什么力量支撑自己夜以继日地工作的。”

    住院期间，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周扬等领导人都到医院看望过他，并对他的治疗方案给予了特别关照。

    但是，凯丰病至晚期，最好的医药也无法让他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赵淑璧是位一诺千金的女性，跟凯丰结婚三年，一直担负着妻子和护士的双重责任。她对凯丰的工作、家事和病重期间的护理，付出了一位妻子全部的爱。

    在凯丰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赵淑璧一直守在他身边，以泪洗面。于珍回忆说：“最后几天，凯丰不说一句话，赵淑璧也不说话，两人互相看着，像在用眼睛交流着内心的痛苦和不舍。”

    凯丰辞世之前，嘱咐赵淑璧说：“淑璧，我一生无憾，唯一牵挂的就是两个儿子，何明才十二岁，何亮才十岁。他们的亲生母亲患了疯病，希望你能像他们的亲生母亲一样，多耐一点烦，多尽一点心，把他们抚养成人。”

    赵淑璧连连点头，悲痛欲绝地一再表示说：“他爸，我一定看护好咱家的孩子，保证把他们抚养成人，你放心吧，啊？”

    赵淑璧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凯丰逝世后，才二十五岁的她一直未改嫁。她把何明、何亮当做自己的亲生骨肉，疼爱备至。在中宣部的关怀下，在往后的二十年里，她将自己有限的工资节省着用，不但供他们上学，抚养他们成人，还牵肠挂肚着他们上山下乡的生活，为他们后来回北京找关系、跑工作，张罗着为他们娶亲。在他们生了孩子之后，还为他们看护孩子。何明、何亮成家立业后，她才找了一位老伴，与何明、何亮分开生活。何明清、何淑英去北京时，赵淑璧献出了一位母亲的最大爱意。至今，何淑英和女儿一说起赵淑璧，依旧心存感恩之情。并说在漫长的岁月里，赵淑璧过得很不容易，也很了不起。

    二○○七年初冬，笔者采访这位老母亲时，她声情并茂地说：“凯丰是老一辈杰出的领导人，也是我的丈夫。我没有忘记凯丰临终前的嘱托。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一直恪守贤妻良母的古训，为何明、何亮尽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我无愧于凯丰，无愧于他们的孩子。我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我扶养革命后代的任务。”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凯丰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亲爱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并肩战斗的战友、相依相伴的夫人，以及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北京医院悄然逝世，年仅四十九岁。

    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凯丰的去世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发布了讣告。讣告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同志，因病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十二点五十五分在北京医院逝世。凯丰同志的灵柩停在北京沙滩松府夹道十号（原来北京大学旧址）孑民堂，定于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至下午六时举行吊唁，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开追悼大会，十一时起灵，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公告了凯丰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同志追悼大会，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主祭，陪祭有陆定一、徐特立、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李卓然、杨献珍、周扬、张磐石。

    中共中央还公告了凯丰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邓小平

    副主任委员：陆定一、徐特立、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李卓然、杨献珍、周扬、张磐石

    委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胡乔木、彭德怀、林彪、张闻天、章汉夫、郭沫若、吴冷西、张天翼

    二○○六年三月十四日，在凯丰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块纪念文章，纪念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纪念文章说：

    凯丰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先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工作，是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

    凯丰同志在三十年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党的青年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凯丰同志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凯丰同志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理论战线上，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凯丰同志还为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凯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模范执行党的政策、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高度自觉性。

    凯丰同志一生对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始终充满着旺盛的朝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在他身上，体现出共产党人所有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貌。

    今天我们纪念凯丰同志，最主要的是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

    这篇纪念文章对凯丰同志所给予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二○○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程来到国防大学，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学校建校八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在看望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时期的老同志、老教员和学校历届领导时，胡锦涛打着拍子，带领大家一起唱起了凯丰作词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二○○九年十月一日，在举国上下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旋律，雄壮嘹亮地响彻耸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天安门广场上。

    这是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对凯丰所写歌曲的又一次肯定和赞扬。

    当年，凯丰将他的战友和同志称之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而他自己，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中杰出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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