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捣鬼：清廷对鸦片战争的一种想象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西两种文明碰撞中，给中国人留下的最早也最深的一道伤疤。
我们失败的缘由，现在当然是弄清楚了。可局中人往往是糊涂的，何况，天朝上国的观念那时还根深蒂固。天朝上国居然惨败于“外夷”之手，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想明白的问题。清廷上下开始流传：咱们为什么失败？原来是汉奸捣鬼。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鸦片战争”一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像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加强了这种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官兵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这是不是西方史学家的偏见呢？
湖南湘潭有一个黎姓大族，语言学家黎锦熙、音乐家黎锦晖就是从这个家族中走出的著名人物。二人的伯祖黎吉云，是道光咸丰年间的名御史，留下了手抄日记。道光二十三年（1843），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按说真相随着硝烟的散去将逐渐清晰，黎吉云又是在京城做官，见过世面的读书人，更容易改变观念。但这一年正月二十九日，黎吉云根据一个从鸦片战争前线的“浙江军营回来者”的讲述，在日记中饱含感喟地写道：“收复宁波、镇海，奈汉奸走漏消息，夷得准备，不能克。……英夷既往镇江，前宁波省城所招集汉奸，未尝带之往，口粮亦自是不给，汉奸遂叛英夷。……汉奸中有素与之往来者，因往与勾结，许以官职重赏……”日记的主人仿佛在向世人透露一个惊天的秘密：鸦片战争外夷的胜利，成也汉奸；中国的失败，败也汉奸。
回头看清廷官员在鸦片战争中的措置，就会发现，在抗夷的同时，又严防汉奸，始终是他们的“两手抓”。因为“汉奸捣鬼”，正是当时清廷上下一种仿佛合情又合理的想象。下面，我们不妨将镜头转向镇江，看看“汉奸”如何成为清朝官员挥之不去的魔魇。
镇江抗英：最具血性的一战
镇江之战，是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茅海建先生的大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影响深广，争议也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在作者的笔下调子过于低沉了。尽管如此，茅海建还是为镇江之战赋予了难得的亮丽色彩：
“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没想到遭到的损失也最大，共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还有3人失踪。这一数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吓人，但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伤亡的总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轻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
在中国一方，指挥这最具血性一战的人是谁呢？是于1841年年初刚刚上任的京口副都统海龄。《清史稿》中有其小传。他是满洲镶白旗人，历任西安、江宁、京口（镇江别称）副都统。这个副都统是个什么官职呢？清王朝入关建立政权后，将八旗官兵分派到各省要害地区驻扎。各地八旗驻防部队以级别的不同，其长官分别由将军、都统、副都统担任。镇江这个地方，八旗军的首领，即当地最高军事官就是作为副都统的海龄。
《清史稿》中叙镇江之战云：“英兵既陷吴淞，由海入江，六月，犯镇江，提督齐慎、刘承孝败退，遂攻城，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二日，敌以云梯入城屠旗、民，海龄与全家殉焉。”参加了侵略战争的英国军官利洛在其《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一文中对镇江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不论是汉兵或满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很令我们钦佩……从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虽然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还是不肯屈服”。
专门研究鸦片战争的茅海建综合中西各种档案、史料，其叙述要翔实生动得多：
“京口副都统海龄对该处防御颇为上心。他严格训练部众，并率领军民修复了已显倾圯的城墙。但他无权调兵无钱铸炮，能办的不过如此而已。他曾要求招募水勇巡查江面，为牛鉴（两江总督）所拒。他又想给手下兵弁弄点钱改善生活，以激励士气，反遭牛鉴的弹劾，结果受到降两级留任的处分。……1842年7月12日，英军舰队驶至江阴鹅鼻嘴。15日，英舰两艘率先到达镇江江面。至20日，英全军抵达。……海龄率镇江旗兵、青州旗兵约1600名防守城内。齐慎（参赞大臣，四川提督）率援军2700名驻守城外。……21日，英军攻城。此次行动主要由英陆军承担，共4个旅6905人，此外还有数百名海军人员。就兵力而言，英军处于绝对优势。与驻守城外的齐慎的怯懦相反，海龄率领的镇江城内1600名八旗兵的顽强抵抗，就连敌手也无不称道。英军第二旅于城东北登陆后，便遭到守军的炮击，用云梯攻城时，清兵与之激战，直至城北的城墙被轰塌一大段，手持劣势兵器的清方勇士们仍利用各种有利地形节节抵抗。……尽管英军最后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但守城的八旗兵仍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许多人流至最后一滴血。入夜了，而镇江城内仍火光不息，枪声不断。……”
中国人对镇江和镇江之战的特殊感情，还缘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1857年，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赞扬了镇江守军，他说：“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遭到（镇江）同样的抵抗，他们就绝对到不了南京。”在近代史上，海龄和镇江之战从此成为中国人抗击侵略中表现英勇气概的一个符号。
真相迷离：“殉国者”的尴尬
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但后面又接着说：“当城破时，海龄禁居民不得出，常镇道周顼弃城走，事后讦海龄妄杀良民，为众所戕，言官亦论奏，下疆吏究勘得白，诏以阖门死难，大节无亏，仍照都统例赐恤，治顼罪如律。”这段话的意思是：英军兵临城下时，海龄禁止镇江居民外逃，其同僚周顼弃城走，事后攻讦海龄并非尽忠成仁，而是因妄杀良民被激愤的百姓杀死的。最后经过封疆大吏调查，海龄全家确是殉难，其本人大节无亏，诬告的周顼被治罪。
《清史稿》寥寥数字的背后，却是惊天的宦海波澜。
道光皇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发布了一条上谕，称赞海龄“为国捐躯，忠义可嘉”，并要求查明海龄还有多少后人，责令地方官将其后人“带领引见，候朕施恩”。但仅仅一月，又发布了第二条上谕，其中说：“兹有人奏‘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将该副都统围住，海龄因纵兵开炮轰击。夷闻内变，乘势直入府城。海龄之死，闻系被民戕害’等语。”显然，针对第一条嘉奖的上谕，有言官提出了不同意见。海龄到底是殉国的忠臣还是激成民变的罪人，皇帝也糊涂了。虽然对他及其王朝来说，在战争一败涂地的时候，亟须海龄和镇江之战这样的典型来激励人心，但他还是毫不含糊地亮明了彻查态度，“查拿汉奸，本系守城要务，若因此多杀无辜，激成内变，则其死殊不足惜；惟乱民乘乱泄忿，戕官纵贼，实属罪大恶极，纵不能悉数诛夷，必应将为首数人，立伸国法。着将原折抄给苏抚阅看，毕竟镇江如何失守，海龄如何被戕，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因海龄已死，代为弥缝，亦不可因乱民较多，意图消弭”。经过两个月的核查，同年九月，皇帝发布了第三条上谕：“海龄于镇江城陷时自缢殉难，前据耆英等询取旗员确供，并阖营押结，复据该城绅士等众口一词，其为临难捐躯，已无疑议。……且搜获汉奸，亦止处斩十三人，其余讯系平民，均经释放，是周顼原禀各款系属得自传闻，而海龄见危授命，大节无亏，允宜特为宣布，以息浮言。……常镇道周顼所禀失实，着与该处城陷后未经殉难之文武各员一并查明，再行严参。”
皇帝最后的谕旨当然是盖棺定论。但“大节无亏”这样的用词还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何况谕旨中也承认海龄曾经“搜获汉奸”“处斩十三人”。而对海龄不利的私家日记、笔记更非罕见，前引黎吉云的日记中记录下了他从前线听来的传闻，“尔时英夷无意入镇城，意欲直入大江，而镇江副都统海龄，日杀无辜，民不聊生，往夷船请之入城”。传为当时镇江人所作的《草间日记》则记载：“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汉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另一部《出围城记》则记录了海龄禁止百姓出城觅食、逃难的情况：“城中炊烟寥寥，盖城闭市亦闭，饥民无处市米，亦无处市饽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郡守转请副都统，仍不开城。谓开城吾辈命即休，不能顾百姓，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流传下来的几首镇江人的竹枝词也有相似的记载，记海龄闭城曰：“夷人一自入圌山，直向长江左右环。城中人民忙欲走，谁知初八四门关。”记海龄搜杀“汉奸”则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
隔代论史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到海龄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海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史料和立场的歧异，史学家见仁见智。现在看来，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海龄在侵略者面前竭力抵抗，城破自杀，在当时的将领中难能可贵。但海龄又有举措乖张的地方，比如禁止平民外出逃难，闭门搜捕所谓“汉奸”，惹得民怨沸腾等等。
海龄在守城过程中对居民的暴戾行为，官方和民间对此都没有否认。所区别者只在于两点：被杀者数字，是十余人还是高达数百人之多？被杀者的身份，究竟是良民还是汉奸？第一个问题，因为是战乱，估计很难一一核实了。第二个问题则不难解决。在民族冲突中，因利益诱惑或受其他因素刺激，某些人为敌所用，这是哪个民族都有的现象。但在海龄时代，镇江一下冒出那么多“汉奸”几无可能，这不仅因为中西之间的接触才刚刚开始，更因为镇江本来是一座困守的孤城，与外界隔绝中的居民，怎么可能突然想到要去做汉奸？可以认定，即使海龄只杀了十余人，其中的多数也应该属于冤杀。
杀了无辜百姓，自己又在反侵略中不屈而死的海龄让人为难。这自然是一个“殉国者”的尴尬，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尴尬更是清政府这个政权的尴尬。
清王朝属于少数民族政权，这使得它在应对“外夷”的威胁时，还有一种不可宣扬的隐秘心理，即绝对不能因“外夷”而放松对汉人的防范。海龄实际上是在忠实执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既定方略。一个对人民充满疑忌的政权，也许主观上不想对外妥协，但势必会分散力量，而最终显得软弱无能。这样的一幕，我们在后来的晚清乃至民国历史上还会不断地看到。
中断的幼童留美，压抑的少年青春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轮船起锚了。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分外惹人注意。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向来把异国蔑视为“夷”的国家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幼童与美国的相遇
清政府送学生留洋，何以选择美国？
首先不能不说，在对华交往中，美国是当时西方列强里不良记录最少的国家，清廷对美国有一种信任感。
其次要谈到《蒲安臣条约》。蒲安臣于1861年至1867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任内因主张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并调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纷争，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公使，离任后还被清政府聘为出使大臣，委托他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欧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访问中，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世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即奠基于此。
最后应该归功于“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容闳（容闳的事迹下文还要详述）。因其毕业于耶鲁大学，熟悉美国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业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学生留洋的地点定在美国，也便在情理之中。
容闳在第一批学生出发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访了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波特建议，将30名幼童每两三人分成一组，寄居于美国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按期照值给付，这样可使幼童学习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闳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事业命运的建议。当听说中国幼童将寄居于美国家庭时，在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十分兴奋，打电报给国务卿说：“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
美国人民没有让他们的驻华公使失望。据美国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国幼童留美史》记载，“有120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两名幼童，合计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达的幼童仅30名”，“而所有热烈响应的，全是背景优良的家庭”。政客着眼于“更大的实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美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忱，从当地教育局长给那些接待中国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见端倪。在信中，局长提醒家庭教师们，“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应于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专心温心中国文字”，“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可谓关切备至。
幼童抵达康州哈德福城时，容闳亲自迎接他们。不久，幼童就被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幼童与美国的相遇留下了许多趣事。一位幼童后来撰文回忆：
“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
当第一个星期天来临时，主人要他们去“主日学校”，幼童们只听懂“学校”二字，便立刻收拾书包，以为上学的日子正式来临了，但到了之后才发现，“主日学校”就是教堂。两位幼童立刻由教堂夺门而出，直跑回住处，把自己关在房间中再不肯出来。
中国幼童与美国、美国文明相遇了。磨合才刚刚开始。
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表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在逐步加深，尽管为此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赞扬这一进步必须记住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容闳，号纯甫，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他的家与澳门仅相距四英里。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容闳七岁时随父亲到澳门，进入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1847年，在经过一番波折后赴美，在别人的资助下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在回忆录《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旧译《西学东渐记》）中说：“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怀揣这一目标，容闳于1855年回到了正处于“洪杨之乱”中的故国。他在广州目睹了清廷官员一次大屠杀，震惊之余转而在感情上倾向于打着宗教旗号的太平军，不久即到太平军的占领区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使他断定，太平军不可能给苦难中国带来新的东西。
容闳改造中国政治的梦想破灭，但改造中国教育的梦想却开始显露曙光。因为他遇上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他先后向曾国藩建议：建一座西洋式的机器厂；选派青年出洋留学。
第一个建议实施很快，结出的硕果就是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第二个建议则颇让人踌躇。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在吃过苦头后，可以向西方借鉴技术以为我用，但要其承认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则至难。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产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识到，中西隔膜太深将导致巨大的灾难。一手办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联名向总理衙门上奏，呈报了容闳关于选派学生留洋的建议。
曾国藩是容闳最为景仰的中国人。在后者眼中，前者“作为一位政治家和爱国者，他的人品远远超过他的同僚”，其伟大“在于他的伟大品德——纯真而不自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思远虑的政治头脑和为官清正”。而与曾相比，公认继承曾氏衣钵的李鸿章就显得逊色多了。容闳认为，李鸿章“作为一个管理国家的官员，其才能远不及曾国藩；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论，他的品德更是经不起公正无私的历史的检验”。
论个人品格的纯正，李不如曾，这个评价大致不错。但必须指出，李鸿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关键人物之一。李鸿章的为官之道比曾国藩玲珑，容闳对中国特有的官场艺术不熟悉，极易误解，后来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闳在其回忆录中指责李鸿章，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李鸿章对幼童出洋一事极为热心。1871年5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威使（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询及派幼童出洋，甚以为然。谓须选二十岁内外，通习中国文义者，到洋后专习洋学，乃易会通，十年可成。若华洋书兼肄，恐致两误。渠颇通华学，此语似有阅历。”当时，提议官派学生留学的大臣们，知道守旧势力的强大，为了避免阻力，要求出洋之幼童兼习中西文字，英国公使一下子就看出了不妥，认为既出洋，就该“专习洋学，乃易会通”，若中西兼修，“恐致两误”。李鸿章也深以为然，但他只能于私信中表露，而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却不得不说，对幼童需“随时课以中国文艺，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才”。这就是做官的艺术，没有官场历练的容闳哪里知道呢？
哪怕政府出钱，也没人愿去美国
按照清廷计划，在美国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后者负责在国内甄选12岁至15岁的幼童，进“预备学校”学习，训练合格后再派赴美国。计划派遣四批，总计预算银120万两。
没想到，计划刚一开始就在幼童招选这一环节上遇到了很大困难。当时风气未开，学习西学为人鄙视，到国外读书更是前所未闻，虽然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但愿意送儿子出洋的家长也寥寥无几。
另外，在“天津教案”这场由“谣言揭开的文明冲突的序幕”之后，普通百姓对外国人仍有强烈的猜疑，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闻依然在相对闭塞的地方流传，使中国的家长们莫名惊惧。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
由于第一批留学生未能满额，容闳又不辞劳苦，亲自到香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学校中挑选了几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补充。总算凑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至1875年止，中国共派出四批幼童计120名，最幼者10岁，最长者16岁，平均年龄12岁。以籍贯论，广东84名，江苏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东1名（此据台湾学者高宗鲁之统计）。但无一皇室贵胄的幼童应募，这暴露了满洲贵族们的颟顸，一个政权欲倡导的事情，权贵们却不响应，会给其他社会阶层何种联想？
从这个籍贯的分布，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各地不同的开放程度。敢于“吃螃蟹”，送儿子到异邦求学者，多为广东、江浙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们或有家人、亲友与洋人共事，或与西人有过较多接触。如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就乐于送自己儿子出洋留学。后来在中国非常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广东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学则缘于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邻居的大力鼓动。詹父本希望儿子将来走科举正途，犹豫不决，这位见过世面的邻居再三劝说，并以将女儿许嫁作为保证，詹父才下定决心。
家长送幼童出洋，都必须亲笔“具结”，并画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种免责的法律保证。詹天佑的传记中收录了这份“保证书”：
“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幼童出洋肄业局）带往花旗国（晚清时对美国的称呼）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
后面还要开列祖宗三代本名，俨然是一纸卖身文书。
第一批招选到的幼童首先在上海预备学校集中，经过半年的培训后，于1872年8月由上海登船赴美。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际，中美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美国在中国派有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在外却无使节。以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名义，常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负责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别是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和容闳。1874年，李鸿章拨款美金四万三千元，授权容闳在哈德福城建造宽敞的三层楼房一座，可同时容纳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所有职员、教师和75名学生，餐厅、厨房、宿舍及浴室俱备，作为幼童肄业局永久性的驻美总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
让陈兰彬、容闳出任肄业局的正、副委员，出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的举荐。陈氏虽仕途不顺，却是科举的优胜者，曾点过翰林，他和容闳搭档又压后者一头，有一点“中西合璧”、以中为主的味道，这可以少给保守派以攻击的口实。李鸿章在致总署的信中说：“盖以纯甫（容闳字‘纯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陈兰彬字‘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用也。”
“相济为用”四字颇能透露曾、李之苦心，然而事实之发展竟大谬不然。
“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
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环境是最快的。
关于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后来成为卓越工程师的幼童温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讲词中回忆：“第二天，容闳先生分配他们给来自各地的美国老师。老师带他们回去。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责任。每一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在老师家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的准备。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中国幼童们与一同食宿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谊。……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幼童“美国化”的速度惊人，不仅要求改装，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视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有的还加入了基督教。怎样应对这种趋势，肄业局委员陈兰彬和后任委员吴嘉善，与副委员容闳针锋相对：容闳理解、同情幼童，陈、吴则斥之为数典忘祖。
双方之分歧，容闳有详尽回忆：
“我力争为留学生作一些一劳永逸的安排，和解决一些必要的问题，例如学生的学费和个人费用；他们在假期中的费用；学生服的更换；参加寄宿家庭的祈祷；参加主日学校或去教堂；户外运动和体育锻炼等。……陈兰彬和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矛盾，我只能充当和事佬儿，为他们从中调解，同时我也总是为学生们的一切合理要求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即使不引起陈对我的痛恨，至少也使他非常不快。他有生以来，直到这次赴美国之前，从未离开国门一步。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国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对这些学生……”
“像陈兰彬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不能发挥的活力和独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诚坦率形之于外的举止。因此他对目前这些留学生的行为不能不感到奇怪，而且认为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这些学生到新英格兰以后，一旦解除了他们心灵上的沉重压抑和约束，当然会因为得到自由而欣喜若狂。”
“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的人，还不止陈兰彬一人。
继任肄业局委员的吴嘉善，这位同样出身翰林的老爷，视留美幼童与国内私塾的学生无异，不料幼童们在其接见时，均不行跪拜礼，顿时大怒：小小年纪便目无尊长，这还了得？且不说现在还没有成材，即使学业有成也不能为中国所用！立即上奏要求将幼童撤回。
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消歇过。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个折子，弹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语。……或习为游戏，或流入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
总理衙门接连听到对留美幼童事业不利的声音，开始征求重臣及相关人士之意见，有的主张全撤，有的主张半撤半留，有的主张整顿。而主张全撤者占据主流，尤其是借助幼童留美事业摆脱仕途不顺，登上驻华盛顿全权公使高位的陈兰彬，给了这项事业最后一击。他在奏折中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总理衙门即据陈兰彬之奏，做出了“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决定。
这一决定让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深为失望。由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执笔，美国多位文化名人联名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力请中国政府收回成命。当时因华人劳工问题，美国国内兴起排华浪潮，这些名人盛赞幼童的行为，“使许多无知者和不怀好意的人对中国的偏见逐渐消失，而代之以称赞”。包括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也积极游说，但均未能让清廷改变决定。光绪七年（1881）七月，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当幼童由美国撤回时，全体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诚如温秉忠所言：“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好不容易迈出一步的脚又收了回来，谁该为此负责？
按照容闳的意见，首当其冲者是陈兰彬和吴嘉善。他在回忆录中愤怒地指责陈兰彬是“对任何事都不敢负责任的胆小怕事的懦夫”，而吴嘉善则应该“送进疯人院或低能者教养所”。其次则是在朝中位高权重、又是幼童留美事业主持人的李鸿章。容闳批评李鸿章“不曾挺身而出为学生说话，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学生”。
后来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袭了容闳的观点，无论是撰《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西方汉学家还是大陆学者，在他们笔下，陈兰彬、吴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鸿章则首鼠两端。细按史料，这种说法颇值商榷。陈兰彬、吴嘉善并非顽固不化的人物，像吴嘉善还是个“精研数理”、撰有《算数二十一种》的数学家，从史料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在道德上有多么严重的污点。而李鸿章在风波中的言行，置身异域的容闳哪能了解得十分真切呢？
以李鸿章的认识水平，他内心并不赞同将幼童全部撤回。光绪七年（1881）正月，李鸿章还曾特地电告吴嘉善勿急于带幼童回国。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声甚高，他又函告总理衙门，说幼童“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吴嘉善字“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认为“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并谓美前总统和驻华公使均函告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建议幼童“已入大书院（大学）者可留美卒业，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我们只能说李鸿章面对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不够坚决，硬要说他见风使舵无疑并不公正。
容闳先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与他对立的一面，如陈兰彬、吴嘉善，也并非就是卑污小人，双方的对立主要还是缘于思想观念的歧异。要而言之，在怎样改造中国使之尽快现代化的问题上，容闳主张“全盘西化”的路径，而在当时这纯属异端。其实，不仅是容闳不满的陈兰彬、吴嘉善、李鸿章，就是容闳景仰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不会站在他的一边。
幼童归国后的命运
赴美120名幼童中，于1882年返华者计94名。其余或因犯规，或因品学欠佳，或因剪辫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几位违令不归，而长居美国。
回到仿佛已经陌生的祖国，幼童们有点迷茫，也满怀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丧。
后来服务于中国外交界的幼童黄开甲，把他回国之初的遭遇，透露给了他在美国寄住的一位女士。信中说：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欢迎的微笑来接待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到中国‘海关监督’办事处，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动真迟缓。我们还被暴露在惊奇、嘲笑的人群中，令人难堪。……为防我们逃脱，特由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格致书院’。……这所书院关闭已经十年，当你踏进门槛，立刻霉气扑鼻，夜间，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
清廷关于是否撤回幼童曾经开展讨论，但对于撤回的幼童，怎样助其完成学业，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却没有拟定任何办法。作为直隶总督，又在大兴实业急需人才的李鸿章，努力不让幼童埋没于官场，94名幼童中，头批21名送电信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安插于水师的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各处。但正如黄开甲所抱怨，这种“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的办法，伤了幼童们的心，他愤怒地质问：“这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并强烈质疑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认为其必须彻底改革，“才适合治理它的万千子民”。这里，“美国化”的影子显示出来了。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回国的幼童们还是绽放了他们的才华。在全体返国幼童中，日后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其中如开国人自建铁路之先河的工程师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还有幼童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中日、中法两次海战中，7名服务于军中的幼童表现英勇，慷慨捐躯。美国驻华公使特地于1884年中法海战后，照会总理衙门，说“中法闽省之战，中国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为出力者，则系扬武船内由美国撤回之学生。……想该学生等出洋习业，曾有谓其惟务洋学，恐与中国事理，诸多未谙，难为有用之才。兹阅前因，足见深明大义，均能以死力报效，实为不负所学”。最后建议，“尚望贵国于幼童出洋一事，嗣后仍按时举办，将见人才辈出，贵国兴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这时慈禧已借中法海战撤换全部军机大臣，政局的动荡，加上主持中枢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计划终未恢复。
李鸿章在马关
马关，日本的一个小镇，日人又称为“下关”。清光绪廿一年二月廿八日（1895年3月24日），这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小镇突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一天，因甲午战败，奉清政府之命前来马关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下榻的旅馆门口遇到了狙击手。当时弹伤颊骨，血流满面。立即成为全球特大新闻。
这一枪对时年73岁的李鸿章来说，有点像无妄之灾，因为在他之前，清廷已经另外委任了议和大臣。但是当清廷派出的谈判人选被日本拒绝后，他却像过去这个衰朽的王朝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那样，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日本人拒绝另外的谈判对手？为什么李鸿章必须到马关？狙击手是谁？他为何要行刺李鸿章？凶手是否为日本政要所指使？除了这起轰动一时的行刺案，当年在马关还发生了什么？马关议和给李鸿章、日本人乃至晚清政局和社会又带来了什么？……
在李鸿章赴日前两个月，受命前往马关议和的是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代理湖南巡抚邵友濂。两位相当于今日之省部级的官员，却被日本谈判代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挡了回来，通常都说日本人嫌这两位名望不彰，非清王朝中重量级人物，也许日本人的确有这个小九九，但摆在台面上的理由却极其正当：事关战争与和平的谈判，中国的代表未得到皇帝授予的充分权力，不合国际公法。陆奥宗光后来在口述回忆录《蹇蹇录》中甚至说，他和伊藤博文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清国予其使臣之所谓全权，往往有不符国际公权上之例规”，他和伊藤博文决定，“首先审察彼等所携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缺国际公法普遍之例规，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立刻拒绝与其继续谈判”，后来“果如吾侪所意料，发现清国使臣未带国际公法上普通之全权委任状。彼等首先提出其所谓国书，此只为一种信任状，决非全权委任状”。作为新兴强国的日本，处处搬弄所谓国际惯例，有些让中国人恼恨，但也因此保证了其看似无礼，却并未在外交上失分。
伊藤博文一方面把张、邵二代表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请中国代表的随员“转致我对李中堂最诚实之口信”，希望中国“任命有正当资格之全权使臣”，显示日本人愿意以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清廷位高权重且有国际声望的李鸿章作为谈判对手。
李鸿章之所以不得不来马关，除了日本人的“器重”，当然还因为他在清廷眼里，应该为甲午之战的失败负起责任。甲午之战前，李鸿章因平太平军、剿捻等军功和兴办洋务的实业，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足以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比美的东方伟人。如果没有日本，有理由相信，李鸿章会戴着这顶帽子进入历史。也许他该感叹一句：日本啊日本……
李鸿章与日本
晚清的人们震惊于欧风美雨，日本之崛起实未进入国人视线，一句“蕞尔岛国”将轻慢之情显露无遗。平心而论，李鸿章倒是“睁眼看日本”的先驱，他最早意识到，崛起的日本是中国的一大隐患，不能等闲视之。
清同治十一年（1872），时年50岁，已经接替曾国藩升为直隶总督这一地方官员之首的李鸿章，为中日订立商约，和日本人刚刚打过交道，即在给朋友的私信中，一方面对日本表示不满，指责“日本议约甫定，忽又派人来津商改，狡黠可恶”。另一方面，对其维新图强又与中国比邻深以为忧，认为“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术以处之”？
光绪八年（1882），肩负北洋海军建设重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朝廷奏报：“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光绪十一年（1885），因上一年朝鲜内乱，与朝鲜关系特殊的中日两国在天津商讨解决办法，中方代表是李鸿章，日方代表即伊藤博文，会议的成果是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此款无异于承认中日共同保护朝鲜，均有出兵之权利，种下甲午之战的祸根。本次谈判让李鸿章对日本和伊藤博文有了更切近的认识，签约次日，他在给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的书信中通报谈判情况时说：“伊藤大使在津两旬，会议七次，始将条约订妥画押。……伊欲鄙人奉特派赴日，便可相让，法事未了，碍难分身。伊藤治国才猷精敏，如银行铁路章程，望时与探讨，详示为盼！”同时又向总理衙门密奏，称许伊藤博文是治国之大才，认定“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国之远患，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
光绪十九年（1893），这是甲午之战的前一年，李鸿章在给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的信中，表示日本海军的实力实在我军之上，他说：“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李鸿章认为这就是日本海军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而我们呢？则正以全国之力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当然不敢发牢骚，不但不敢，在挪用海军军费以娱太后的问题上，他还表现得很会来事儿，颇受后人斥责。然而不这样，他如何保住北洋大臣的官位？即使李鸿章不惜乌纱，换一个北洋大臣，还能扛下去吗？
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几乎葬送了李鸿章大半生辛苦积攒的声名。甲午一败，李鸿章该不该负责，究竟该负多大的责任？围绕这一问题，历来史家众说纷纭。笔者的粗浅看法是，对此不能混一而谈，首先应该分清哪些问题“李鸿章无法负责”，哪些问题又是“李鸿章理应负责”的。
有些东西，李鸿章的确没法负责。他和伊藤博文一样，人称“相国”，但伊藤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相国”，事事按章法施行则可，而李鸿章却连海军的军费都无法保证；后人不知历史，常常夸大李鸿章在清王朝中的能量，实则因朝中派系林立，即如李鸿章，也受到多重牵制，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参上一本。他因此多次对部下感叹：“疆臣竭力以为其难，文吏持刀笔而议其后，任事不易，思之慨然。”清人日记记载，李鸿章进京公干，凡来拜会的京官，不论大小，均有今日之“红包”相送。以李之声势，为什么对品阶很低的一些京官也要敷衍？就是为了消除对他任何不利的隐患。当然，这一目的既可以用于“公”，也可以用于“私”。在那个时代，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相当稀薄，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不少人竟视其为日本和李鸿章之私事！所以，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对当时的众人之毁，李鸿章自己肯定是不服气的。当打了败仗的坏消息刚刚传到北京时，原来一心想借战争立威的光绪皇帝派自己的师傅、管理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到天津，质询李鸿章。胡思敬《国闻备乘》对二人的见面描写得甚为生动：
“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指管理财政的大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指御史言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李鸿章在打败仗之后还如此气势逼人，或许夸张了点，但多少代表了他真实的想法。战后他在给新疆巡抚陶模的信中谈甲午战争：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李鸿章自认为不该对甲午之战负责，这只是其私言。究其实，他也自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因为他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又可分为“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两部分。
先说战略失误。缺乏战争意志。在和日本决裂前，深知北洋水师真实实力的李鸿章一直努力回避战争，并寄希望于其他强国的调停和干涉，所以当俄国人对他表示不会坐视日本的行动时，他竟信以为真。光绪帝、翁同龢等人倒是有强烈的战争意志，可惜只是表现于临战之前，这种意志缺乏长期的艰苦准备做支撑，就只是一种情绪而已。反观日本则大不然，他们早就有对中国作战的准备和决心，并对清王朝对外惯用的虚张声势知之甚悉。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参加了1894年的甲午之战，此人于1879年到中国大陆进行谍报侦察，归国后撰写了《征讨清国策案》上奏天皇，其中写道：“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何以由之，彼我形势是也。……彼之清国虽已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以自尊自大为风，自称中国。是以发生一事，则内心实为畏惧，但表面却装作傲慢不挠之状。故而，其惯用之外交政策，常以虚喝之手段。此乃其屡次与外国酿成纠葛，又屡次得以败辱之因也。”
至于战术层面的失误，李鸿章犯的就更多了：用人不当。淮军是李鸿章起家的嫡系，本不习海战，北洋水师中的技术精英则多为留洋归来的福建人，李鸿章必须起用这些技术骨干任指挥官，但在其上又由淮军将领丁汝昌统领，乃酿就了将帅不和的苦果。这种用人不当反映了李鸿章的私心，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政治病”。政治如果正常，一个为国家做事的人并不需要培育自己的私人势力。战前的1890年，因北洋水师内部的一次“升旗之争”，李鸿章没给海军聘请的英国顾问琅威理面子，使其负气辞职，琅威理一走，海军纪律大不如前，并影响到中英两国海军之合作。北洋水师无法向当时世界第一的英国海军求助，转聘德国人为顾问，而众所周知，德国以陆军为擅长。果然，德国顾问在甲午海战中的调度实在欠佳。甲午年的四月，李鸿章曾经校阅海军，当时各舰缺少炮弹，定远及镇远六十寸口径炮仅存巨弹三枚，小弹亦缺。而李鸿章失察，未查询存弹数量。六月中日海战爆发，想添置却已不及。著名史学家张荫麟认为这是黄海大败之一重要原因……
在李鸿章究竟该为甲午之战负多少责任的问题上，不论李鸿章自己和旁观者意见如何，现实是还得由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只是谁都没想到，迎接他的除了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还有一名年仅21岁的刺客小山六之助。
暴徒代表了日本民间的情绪
小山六之助之行刺李鸿章，并非仇视李鸿章个人，而是对中日正在进行中的媾和谈判不满。他认为日胜中败，媾和谈判只有利于中国。这种不满在当时的日本，并不乏民意基础。
日本经由明治维新，进步极速。大凡一个曾被人轻视的小国，在卧薪尝胆，渐趋强盛之后，民众中间极易兴起敏感、自大的民族狂热，非常渴望向外展示自己的强大。日本正是这样。中国是其“文化母国”，面积、人口、综合国力均在其之上，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超过日本。对这样一个近邻，很多日本人充满了嫉恨，他们认为，同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自己要称霸非压倒中国不可。甲午战前几年，丁汝昌曾率中国从西方购置的巨舰访问日本，日本国民饱受刺激，立即兴起了海军热，个人捐资购舰极为踊跃。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有利于国家的自强，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集体的不理性之下，容易牵引民族走向歧路。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列强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热顿时飙升至沸点。“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几乎成为民众的口头禅。
还是引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作为例证。陆奥宗光，这位“积极促成”中日大战的日本外务大臣，后来回忆说：“在平壤、黄海战胜以前，心中焦虑最后胜利之国民，现今深信胜利必归我国，问题只为我旭日军旗何时能进入北京城门。至此，一般气象壮心快意狂跃，流于骄肆高慢，国民到处凯歌有如乱醉，对将来之欲望日增。……在此期间如有深谋远虑之士倡妥当中庸之说，必被目为怯懦毫无爱国心之徒，几为社会所不齿。”
在这种情绪的包围中，年轻的“爱国主义者”小山六之助认定，整个中日媾和谈判就是中国旨在摆脱战败困境的阴谋，认定李鸿章跑到马关就是专门来忽悠自己国家，乃至愤而拔枪，岂非顺理成章？
日本人因民族狂热情绪发作而对外宾行凶，这并非第一例。
光绪十七年（1891），俄国皇太子先到中国，后至日本访问。在与中日相邻的国家中，自以俄国实力最强，而日本还在崛起中，日本君臣自然不肯放过这个讨好的机会。不料，政府官员在俄国太子面前的过度热情，在部分日本人眼里成了有失尊严的“献媚”，结果导致一个狂热分子开枪打伤了俄太子。枪案发生后，日本朝野十分恐慌，日本天皇和各部大臣连夜前往探视，总算没有闹出大的事端。
行刺俄太子和李鸿章的两个凶手，后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意思的是，当年俄太子被刺后，关注亚洲局势变化的李鸿章还专门谈到了此事，他在给一位总督的信中说：“倭人狙击之祸，闻即因奉之太过，靡费之太多，激而生变。彼君臣方倾身结纳，反以此致意外之虞，两国交际不能不少有芥蒂。……倭乱党极众，大臣屡被击刺，今乃及于远客，既得仍可不死，难乎其为上矣！”
李鸿章慨叹日本“乱党极众”，同时对这些暴徒行刺“远客”后“仍可不死”表示不满，当时的他哪会想到，自己也会去日本做一回不被欢迎的“远客”，成为狙击的对象呢？
李鸿章遇刺后，日本朝野大为震惊。天皇遣御医军医前来为李鸿章诊治，皇后特派护士两名，还送上了据说由皇后亲制的绷带。日本国民中特地到李鸿章下榻旅馆探视，用电报、书信等形式表达慰问的，也络绎不绝。
日本人如此动作，无非害怕这一凶案授予列强干涉的口实。中国当时犹如一个让人垂涎的蛋糕，日本如果借助战争的胜利，在这块蛋糕上切割过多，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这其中又以强邻俄国的态度最为莫测，让日本如芒刺在背。陆奥宗光后来坦承：“如李鸿章托其负伤使事半途归国，大事责难日本国民之行为，巧诱欧美各国再次要求其居间调停，则不难获得至少欧洲二三国之同情。而若招欧洲强国一次干涉，我对清国之要求或将不得不大为让步。”
但日本人对李鸿章先倨后恭，表现得过火，连他们的外务大臣也看不下去了，陆奥宗光回忆录中说，日本人“急于徒饰表面，其言行或不无虚伪失中庸者。事实上清日开战以后，我国各报，人人集于公私会夸张大言骂詈诽谤清国官民之缺点，甚而对李鸿章个人作不堪听闻之人身攻击者，今日忽然对李之遇难痛惜，往往出于谀辞之溢美言语，甚而列举李已往之功业，谓东方将来之安危系于李之生死。与其谓全国处处叹惜李之遭难，毋宁谓畏惧因此生外来之非难”。
在自己家门口险些让前来议和的外宾丧命，慰问等表面功夫当然不可少，但怎样才能给世界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交代呢？
李鸿章来马关后，在春帆楼已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会谈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提出应先休战，再谈议和条款。这一年，伊藤博文55岁，陆奥宗光52岁，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均属李鸿章的晚辈，但晚辈却一点儿也没给前辈面子。李鸿章的休战请求被强硬拒绝。现在发生了凶案，日本人立即想到可用同意休战来笼络病床上的李鸿章。
当陆奥宗光到李鸿章病榻前宣布天皇的暂时休战决定时，“李鸿章之半脸绑绷带，以其绷带外之一眼呈十分欢喜之意。……并对我谓：其负伤尚未痊愈，虽不能赴会议所商议，但在其病床前谈判则无妨”。暂时休战，于日本人并无实际损失，但到底能使战火中煎熬的中国人少受一点摧残，李鸿章的“十分欢喜之意”便也在情理之中了吧。
辞锐气竭的窘境
小山六之助射出的子弹入骨两寸有余，所幸非要害部位，无性命之忧。日本医生均认为，要免除后患，最好将子弹取出，但须患者静养多日。李鸿章以谈判刻不容缓，拒绝了这一治疗方案。至三月十六日（公历4月10日），仅调养了半个月的李鸿章基本痊愈，再度走上谈判桌。与伊藤博文展开了第四次、第五次会谈。
会谈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三月廿三日（公历4月17日），《马关条约》画押。《条约》要旨为：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自鸭绿江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营口以南）及台湾澎湖；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于三年内分八次交清；另订商约，依中国与欧美各国现在约章为本，并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口岸，日船得航行长江、运河、吴淞江，日人得在各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机器进口只纳进口税，日人制造货物豁免内地税、钞课、杂派；日军暂占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商约批准互换，方行撤回（中国每年付占领军费五十万两）。
这一条约对中国的严重损害不言自明，日本则借此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当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为1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就合3亿日元，还不包括所谓“驻军费”。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巨额资金，工业和军事的现代化进一步加速。现在马关的春帆楼前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几个大字，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也成为日本人的民族英雄，春帆楼谈判会所外的小院里，至今立着这两人的半身铜像。
与伊藤相比，来签城下之盟的李鸿章就尴尬多了。后世所加的“汉奸”“卖国贼”之名自不必说，即在当日，国内一批士大夫就开始痛骂他了。
战争还没结束时，一个叫安维峻的御史因大胆抨击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李鸿章这三个最显赫的人物，一时成为知识分子中的英雄。他说太后“遇事牵制”，李莲英“干预政事”，而李鸿章则简直该死，因为他“通日主和，跋扈不臣”，而其之所以不愿与日本作战的原因，是由于担心自己“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驻日公使任上，曾纳日女田中桂子为妾，这位安御史在奏疏中乃径书一笔，“李经方乃倭贼之婿”！最后他献上了破日的秘计：如果宣布李鸿章之罪，明正典刑，布告天下，“倭贼有不破灭”，皇上您直接砍我的头就是！
以市井传闻，强加于正负责对外军事的大臣之身，如此不经之谈，居然成为知识分子传诵的雄文，士林浮嚣之习可见一斑。
李鸿章议和谈判中的重要事项，均曾请旨。朝中大佬们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毫无办法，却把气撒在正和人艰难谈判的李鸿章身上。光绪帝师傅、人称“状元宰相”的翁同龢在日记中曾写道：“数日无封奏，而电亦稀，惟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翁师傅这里似乎弄错了，议和要挟的是日本人而非李鸿章。他在国内当然可以“不欲记，不忍记”，但在外面谈判的人，能不能“不欲谈，不忍谈”呢？
败军之将不言勇，城下之盟不好签。伊藤博文赤裸裸地威胁，如果谈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使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胜利者的骄横和战败者的窘困，跃然纸上！尽管如此，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是竭力发挥了其滔滔雄辩之才。
马关谈判正式开始，李鸿章首谓中日“总以永好为是，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日本）有益”，彼此“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接着对日本的进步和谈判对手伊藤博文的功绩大表赞赏，又论东西洋形势，以“兄弟阋墙”相戒。二次谈判，日本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再度解说：“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我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三次谈判，他劝日本“回头”，“少走几步，不亦可乎”？
正式和约谈判中，日本提出割地、赔款、重订商约等要求，李鸿章在答复的说帖中，谓“如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子孙永成仇敌”，“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屹然为亚洲东方筑一长城，不受欧洲各国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图，徒将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并提出忠告：“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今日赔费数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员，或广或狭，皆属无关紧要。至于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相仇，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他希望使“将来嫌隙无从而生，衅端无从而起”，两国百姓“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
不能不说，中日必须和好的道理，李鸿章阐述得甚为透彻，可惜打了胜仗器小易盈的日本人哪里听得进去？陆奥宗光后来就不屑地说，这不过是“家常茶饭之谈”！
为了争得条款的些小让步，李鸿章堪称付出了最大努力，但因底气不足，不免辞锐而气竭。陆奥宗光回忆：“起初就偿金二亿两，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
顺便说一句，日本在捞取巨大利益后，同意签订和约，而没有像当初叫嚣的那样“打下北京，活捉清帝”，并非出于善心，实由于列强环伺，而且力有未逮。参加了甲午海战的日本海军大尉木村浩吉于战后撰文，就曾这样“忠告”国民：“若是相信攻陷帝都，必是其屈服之时者，恐怕忘了清国之庞大。此外，以为彼将因不堪我之蹂躏而屈服者，均是忘了其乃大国之人。今试观清国全图，将实际可蹂躏之部分涂以墨汁，然后挂于墙上，离开一点仔细看看，是否果真有降服该国之能力？”
三月二十六日（公历4月20日），李鸿章离日抵天津，奏报和约已成，哀述“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船到大沽，他派随员前往北京，将约本送达总理衙门，本人则称病留津。他知道一场风暴正等着他。
马关归来后的李鸿章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朝野愤慨。朝中拒绝批准和约、抨击李鸿章的奏疏如雪花般飞至最高统治者案头。平心而论，这些奏疏虽然文采斐然，辞气慷慨，但多为空言。梁启超一句话问得甚好：把这些高谈阔论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结局又将如何”？民间知识分子也俨然以骂李鸿章为时髦，“刘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脱口秀”一时传诵。
朝廷的态度呢？
七月九日（公历8月28日），光绪皇帝召见李鸿章，指责他赔款太多，割让台湾则大失民心。皇帝似乎忘了，这些条款均非李鸿章自作主张。68名官员更联名呈奏，强烈反对交卸了议和差使的李鸿章回到他原来直隶总督这个“疆臣之首”的位置上去。皇帝下令，李鸿章“入阁办事”，即到中央任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名，但只有对口负责一个部，才有实权，否则就是一荣誉衔。军机大臣李鸿章不管部务，实等于赋闲状态。这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事。
光绪二十二年（1896），朝廷要派人到德法英美各国访问，方记起了这个外交老手。74岁的李鸿章请求精通外文的儿子李经方随侍，言官们想起李经方所纳外妇系“倭主睦仁之甥女”的传闻，坚决反对，说李鸿章之有李经方，相当于明朝的大奸相严嵩之有严世蕃！李鸿章好歹带上儿子到海外周游了一圈，行装甫卸，又惹上了一个麻烦：因为擅入圆明园游览，被罚俸一年。
海外学者吴相湘《晚清宫廷与人物》中说：“鸿章擅入圆明园，盖为便道往游，以为凭吊废园遗址，当无关重要。殊不知当时太后正积极主持第二次重修圆明园工作，每隔数日辄往亲临督视，光绪帝亦然。故此时已成禁地而非废园了。鸿章远道归来，未暇详询，贸然入游，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吏议革职，谕旨改为罚俸一年，主旨即在于此。”其实这里未尝没有羞辱的意味。不久，慈禧太后寿辰，特赐王公大臣58人听戏。按翁同龢日记中的位次，汉大臣第一人为翁同龢，李鸿章排在李鸿藻、钱应溥之后，这位昔日的勋臣，圣眷已衰是铁定的事实。
《马关条约》于李鸿章个人的意义不值得多费笔墨。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影响了晚清政治、社会、外交的走向。羊毛出在羊身上，巨额赔款让中国百姓的苦难更加深重；因反对《马关条约》，痛心国耻，知识分子议政热情高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走上政治前台，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日本的强横逼使清廷在外交上与俄国接近，俄国巧妙设套，步步深入，又埋下了此后日俄两大强国在中国土地上大打出手的导火索……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威海刘公岛上的甲午海战纪念馆，在介绍李鸿章于春帆楼和日人的谈判时，文字说明中用了一个词“据理力争”。我特意问了当地的朋友，据称是刚刚改换的……
1900年，慈禧太后在难中
慈禧生于旗人官宦之家，虽非显贵，但此种出身还是限制了其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我们读清代的野史笔记，当能发现，深宫之中的慈禧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常人一样的浓厚兴趣，召对臣下，最喜询问世间百态，这固有掌权者察知下情的需要，而从人情人性上揣摩，未必全无普通人的合理欲望。
可惜清朝祖制极严，作为女性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也不能全无拘束。平定太平军之后，清王朝一时颇具中兴气象，舆论也归美于太后的主持大计，不免惹动了慈禧巡游的心思。徐凌霄、徐一士兄弟所著的《凌霄一士随笔》记载，慈禧一次曾对掌握行政权力的恭亲王说：“高宗（乾隆）六次南巡，传为盛事。予亦拟作江南之游，汝谓何如？”“恭王对以兵燹之后，疮痍未复，视乾隆时之民康物阜，不啻天渊之别。后为之不怿者久之。”从此，恭王对“嫂子”的南巡之念非常警惕，一有南方官员进京陛见，就先要打“预防针”，提醒他们，太后若问及江南情形，“务以民困未苏、景物萧条为对”。
幸乎不幸乎，恭王于1898年殁后之第三年，慈禧终于还是到宫外走了一遭，只不过不是“南巡”而是“西巡”。光绪二十六年（1900），按照中国人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岁在庚子。这一年，慈禧企图借助义和拳灭洋人的威风，扫除自己废光绪的障碍，引来八国联军，不得不挟光绪仓皇出逃，史称“庚子事变”。
庚子事变于国家于慈禧个人都堪称奇耻大辱，但这一回太后降到“人间”，也让其加深了对国情民情乃至“夷情”的了解和认知，可以说，经此挫折，慈禧日渐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统治者，当然，即使成熟，她也始终是一个旧式的统治者。
一个七品县令的风险与机遇
不同的事件，于不同的人往往象征着不同的机缘。皇帝太后出逃，举国震动，而河北的一个七品县令却迎来了平常梦想不到的机遇。
吴永，字渔川，浙江吴兴人，他娶的是曾国藩的孙女，即晚清著名外交家曾纪泽的女儿。庚子年中，吴永正在直隶省怀来（今河北怀来县）当知县，而慈禧出京，第一站就是怀来。作为地方官，在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之际要做好迎驾工作，的确非常困难而且充满危险，因为当时的怀来也并不平静，吴永在迎驾之前，就曾为拳民所难，几遭不测。史书上说，这趟差办下来，吴永以“荒城僻邑”而“不误供应”“大为两宫所激赏”。“不误供应”四字，说起来轻松极了，其中之艰辛恐怕只有吴永自己才能体会得深刻。
入民国后吴永曾口述、由他人撰成一部《庚子西狩丛谈》，对其办差经过有既生动又平实的叙述，向来被推为“信史”。且看当日吴永前往接驾，于本县沿途所见之情景：“途经村落数处，不见一人。道旁民舍，皆为溃兵游匪毁坏，门窗户壁，几无一家完整；甚有被宰鸡豕尚未烹食者，纵横地上，为鸦犬争食。荒凉惨淡，目不忍睹。”
吴永前往怀来边界迎驾，先遇到了打前站的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赵氏告吴永：“两宫（指皇帝与太后）饥寒已两日夜，情状极困苦。”此时，怀来县与北京京郊延庆县交界的著名驿站榆林堡凄凉异常，“居民逃徙已尽，街市列屋尽闭，寂然无人烟。寻至站所，仅有管驿家丁董福一人尚留守未去”。既然知道了两宫已经连饿了两日夜，准备吃食自是当务之急。可是榆林堡只有骡马店三处，据管驿家丁禀报，其原已安排每店各煮绿豆小米粥一大锅，不料两个店的小米粥均为乱兵溃勇掠夺一空，另一个店还是他再三央告，“谓此系预备御用，始获保存”。吴永闻报后，乃自坐于店门石墩上，命马勇荷枪侍立，遂无人敢入店骚扰，总算为两宫保全了一锅小米粥。
“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
慈禧一行狼狈数日，终于在榆林堡的三个骡马店暂且安顿了下来。吴永随即被召见，他看到慈禧“布衣椎髻”，光绪则“身穿半旧元色细行湖绉绵袍，宽襟大袖，上无外褂，腰无束带，发长至逾寸，蓬首垢面，憔悴已极”。太后问了几句话，即忍不住放声大哭，曰：“予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一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今至尔怀来县，尔尚衣冠来此迎驾，可称我之忠臣。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我今见尔，犹不失地方官礼数，难道本朝江山尚获安全无恙耶？”慈禧哭罢，复自诉沿途苦况，谓：“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即皇帝亦甚辛苦。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此间曾否备有食物？”吴永回报只有一锅小米粥，但“恐粗粝不敢上进”。慈禧赶快接口：“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已足，宁复较量美恶？”
众所周知，慈禧极喜讲排场，现在从她嘴里蹦出“患难之中得此已足，宁复较量美恶”一语，真让人慨叹。更有意思的是，小米粥送入，一时居然找不到筷子。幸好吴永随身佩带小刀牙筷，遂拂拭呈进。至于其他人等，只好折秫秸梗充当筷子。吴永在屋外听到，“内中争饮豆粥，唼喋有声，似得之甚甘者”。
喝完粥，总管太监李莲英对吴永青眼有加，并传达谕旨，“尔甚好，老佛爷甚欢喜，尔用心伺候，必有好处”。高帽子戴完李莲英马上又出了一道难题，说老佛爷很想吃鸡蛋，能否取办？吴永四处寻觅，最后在一个人去屋空的店里“抽一橱屉，内竟有五卵，得之乃如拱璧”。没人煮蛋，这位七品官“于西厢自行吹火勺水，得一空釜煮之。继更觅得一粗碗，佐以食盐一撮，捧交内监呈进”。送完鸡蛋，李莲英复出，曰：“老佛爷很受用，适所进五卵，竟食其三，余二枚，赏与万岁爷，诸人皆不得沾及。此好消息也。但适间老佛爷甚想水烟，尚能觅纸吹否？”面对新的难题，吴永倒也有办法，“忽忆及身边尚藏有粗纸数贴，勉强可用，乃就西厢窗板上自行搓卷，辗转良久，止得完好纸吹五支，随以上供”。
喝了小米粥，吃了三枚鸡蛋，又有水烟可吸，慈禧从容多了。“不数分钟，太后已搴帘出廊下，手携水烟带，自点自吸；已得饱食后，神态似觉稍闲整。”
在洋人的枪炮声中踉跄出逃的慈禧，已不再具有神话般的“赫赫天威”，恢复了“人形”，这种从众星捧月位置突然跌落的心理刺激，并不比饥寒交迫的味道好受。而吴永以一个七品官的卑微身份，难中的表现就宛如雪中送炭，自然给了慈禧极大的心理安慰。正是这个原因，在她和吴永的交谈中，流露的多为真切的情感。
吴永书中记载：“太后喜闻外事，每召见陈奏公事毕，辄温言霁色，令随意说话。予每为陈述地方利弊、民间疾苦。每问一事，必根端竟委，娓娓忘倦，往往至一二钟之久，方始告退。”对官场体会不深的吴永，却不知道自己这种“太后红人”的地位，恰触他人之忌。一次在慈禧召见吴永，二人长谈之后，李莲英告诉吴永：“今日诸军机入见，均大碰钉子。老佛爷厉声诘责，谓外间种种情形，尔等平时何无一语奏闻，直是蒙蔽我母子耳目？诸军机相顾失色，咸不知所对，只有相率免冠碰头。”很快，几个军机大臣就联合向他发出了警告。以耳朵不大好使、圆滑著称的王文韶对吴永说：“渔川，我与尔系同乡，不能不向尔正告。尔今日召对，乃至二点一刻之久，致我等久候，究竟所说何词？以后在本等范围，自可简单明了，扼要陈奏。切勿东牵西曳，横生枝节。天泽之分，奏事有体，非儿戏也。”另外两位军机大臣荣禄、瞿鸿禨在一旁皆默然无言，显然也是一种示威。
也许正是由于不谙宦情，书生气尚在，吴永在怀来虽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慈禧本人也对他心存感激，此后吴永在仕途也得到了提升，但却远未达到飞黄腾达的地步。终清之世，吴永的最高官职不过是一个正四品的道员。
当日猜忌吴永，使其未能一举飞升的，除了几位军机大臣，另一个人所发挥的作用也十分重要。此君就是以“勤王者”面目出现的岑春煊。
都说“多难兴邦”，谁问“难从何来”？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第三子。光绪十一年中举，后以捐纳海军军费进入仕途（即所谓“捐纳出身”）。戊戌年间因在召对中力陈国势艰危，非发愤自强不能图存，退出后又特上一道慷慨激昂的奏疏，使锐意变法的光绪深受感动，不数日，而被任命为广东布政使。布政使在巡抚之下，管理一省之民政，这已经是从二品的高官了。
庚子年间，岑春煊在甘肃布政使任上，听闻京师危急，立即对陕甘总督魏光焘表示愿意率兵，“星夜勤王”。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说，总督的态度是“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谓然，而以名义正大，不便阻遏”。这倒不是吴永的谰言，岑春煊本人的回忆录《乐斋漫笔》也说，魏氏“意不欲余行”，理由是“京师军备，除荣相（荣禄）所部武卫军外，尚有董福祥、宋庆、马玉昆诸人，步骑合并，实力甚厚”，言外之意，即使你率师赴京，济得甚事？魏光焘的分析自然不无道理，京师是否会沦陷，士卒的多寡并非决定因素。因此从效果上分析，岑春煊的勤王之举真是中看不中用，于大局关系甚微。可是正如吴永所述，在君父危难之际，勤王护驾的名义太正大了，加之岑春煊又表示自己之所以“亟亟前往者，实以大义所在，只求得一死所，无负家声而已。成败利钝，非所计也”。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谁敢拦阻，那岂不是不许岑某做忠臣吗？
魏光焘拨步兵三营，每营400余人，骑兵三旗，每旗200余人，合计2000余人并饷银五万两，交给了岑春煊。因所调两旗一时未能齐集，岑春煊留其将领随后开拔，自己则先率卫队数十人，自兰州省城取道草地北上。岑氏到达北京时，京师尚未陷落，也受到了慈禧的召见。关于这次召见，吴永书中记载：“陛见时，太后问带兵若干，以如数对。太后觉事近儿戏，意殊不怿。问‘兵在何处’，曰‘尚在途中’。”岑春煊本人则说，“入觐之日，两宫奖掖备至”云云。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对比，只是孰真孰假已无从判断了。
京师陷落前夕，慈禧仓皇出逃，自然也不会顾及岑春煊的头上。倒是岑氏“忠义”之心不改，“亟率所部，奔走访求”，终于在京郊一个叫南口的地方赶上了逃难的两宫。《乐斋漫笔》记载岑氏与两宫见面之情形曰：“相对痛哭。敬叩起居，知两宫昨夜出都，至今尚未进膳。因出外觅食，而镇中人民逃亡殆尽，百方搜求，仅得民家所煮小米粥，以土碗盛进。太后见之，复哭，竟不能食，命以奉帝，帝强啜两口，亦难下咽。”此处所述，系慈禧一行尚未到达怀来之情形，但狼狈之状一如怀来，可以和吴永之书参看。
岑春煊的勤王，在旁人眼中自难免作秀之嫌，他带兵护驾，也会增加后勤供应的负担。吴永书中记载，刚毅、赵舒翘两位军机大臣即曾当着吴永之面发泄不满，抱怨：“山僻小县，焉得有如许闲饭，供此不急之人？”然而需知，这种作秀在战乱之中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从中也可看出，岑春煊虽为公子哥儿，但勇于任事，不避艰险，倒确是其风格。当岑春煊入京觐见之际，因京城士卒甚众，慈禧或许真瞧不上他那点儿“区区羸卒”，但到了亡命奔逃时，居然还有如此“忠义”的臣下，慈禧心中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岑春煊后来于晚清政坛成长为可与袁世凯分庭抗礼之重臣，即奠基于此。
岑春煊既曾先受光绪赏拔，因此又生出一种传闻，如忠于光绪的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称：“时岑幕中有张鸣歧者，年少锐敏，力劝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词穷而不语。”而《凌霄一士随笔》的作者则说，他听到的传闻与此相反，是岑春煊自己准备护卫光绪回京和洋人谈判，而张鸣歧“以利害之说动之，力劝弃危就安，厚结于后以自谋显达，岑始变计附后”。传闻异辞不足深怪，如果岑春煊真能拥帝回京重掌社稷，晚清情势定会因此大变，但以情理而言，即使岑有此心，恐怕也无此能量，因为当年护卫者并非仅有岑氏一军。
历史不容假设，岑氏回忆录中也当然不会给这种假设提供想象的任何空间。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真切的帝王逃难图，这是其特殊之价值，而这又非吴永书中所记的慈禧本人口述可比了。
岑春煊记：“太后御蓝布衫，以红棉带束发。帝御旧葛纱袍，当盛暑流汗，胸背黏腻，蝇蚋群集，手自挥斥。从行宫监，皆徒走奔走，踵穿履破，血流沾洒。窃叹前史所述，人君出亡苦况，千载相同，不谓平日见于记载者，今乃身亲睹之。”的确，当年唐玄宗被叛军逼得从长安逃往四川，也要比这次的情形好得多了。而乱兵溃勇不遵约束，不仅让供应为难，也潜伏着隐患，岑春煊受命整饬军纪，跟随慈禧乘舆左右，“途中溃兵益夥，有持枪追逐太后舆前者，叱之不止，反举枪对余开放。乘其一击不中，急拔刀斩于御前，宣示有众，不遵约束者，以此为例。众始肃然知畏，由是沿途安靖，无敢放肆者”。
溃兵在慈禧轿前拿刀动枪，其胆大妄为诚然堪惊。但试想一下，社会秩序崩坏到如此地步，民众之命运又会如何？岑春煊不断喟叹“多难兴邦，殷忧启圣”，这是中国人熟悉的滥调，几乎逢灾难必引，为什么就少有人追问“难从何来”？
接受四方贡献的太后还是中心
岑春煊有没有动拥帝的念头无法证实，但客观地讲，就光绪而言，庚子事变的确是他东山再起的一个机会。首先，拿光绪和慈禧比，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前者当然更让列强欢迎。而庚子事变之发生，就是因为列强对慈禧废黜光绪的图谋非常警惕，并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使慈禧恼羞成怒的结果。事实证明，反对与列强开战的光绪是对的，这无疑会极大削弱慈禧的权威。据说慈禧在西安时，常常喃喃自语：“不意乃为帝所笑。”她当然明白自己权威受损的风险。
在两宫出逃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即“东南互保”。先是清廷与洋人开战诏书下达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斥之为“乱命”，表示“粤不奉诏”，此后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倡议下，经过盛宣怀、张謇等著名绅商奔走联络，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南方疆吏与列强订约，南方的地方政府保证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及列强利益，列强也不得在南方发起军事行动。长期以来，策划“东南互保”的人物都被指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分子，所幸这一调子今天已得到了扭转，诚如台湾学者王尔敏所言，“东南互保”使南方各省“避免了兵祸，保全了民命”，尤其是让全国第一的东南“财赋”之区免受大的破坏，对国家保存元气至为重要。
然而，“东南互保”对清廷来说，的确是一起异常严峻的事件。它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被突然打破了一个缺口。如果其他地方纷纷效仿，实力派人物都来这一手，则各省之纷然独立将不会迟至辛亥年。
但是，对清廷来说这一可怕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其故安在？海外史学家吴天任先生曾为岭南著名诗人梁鼎芬编撰了一册年谱，因为梁氏当时首先倡议各省向西安行在（行在，即所谓天子巡幸之地）贡献物品，随后西运贡物，络绎不绝，吴天任据而论定，“此举关系大局，不下于东南互保”。这一观点似乎夸张，实则深具卓识。专制时代，各省向皇室贡献点土特产无甚稀奇，但若在天子播迁之际，其意义已迥异寻常，它传递的信号是：尽管京城失陷，但天子仍为四方拱卫之中心。逃到西安的清王朝中央政府，其中心当然只可能是慈禧太后。
惹出天大的乱子，慈禧居然还是牢牢占据中心的位置，我们只能说慈禧的根基过于深厚，即使是在其权威遭受庚子事变这样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光绪仍然无法和她抗衡。如果回溯一下，当初康有为意欲撇开慈禧，巴望光绪乾纲独断，岂非太自不量力？
光绪最后的抗争
已经过一次重大挫折的光绪在庚子事变后曾试图再做抗争，实际上，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抗争的机会了。《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说，当两宫驻跸太原，尚未入陕之时，光绪曾乞“独归议和”，而“太后及诸臣坚持不放”。王照并认为，“其实是时早归，赔款之数可少”，其他苛刻条件，也有回旋余地，“而诸人因识见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为不知者十之一”。这个比例恐怕要倒过来才较近真实，慈禧和王公大臣们几人会不知此理？但他们更知道，光绪如果单独回京，则势成出柙之虎矣！猛虎又岂可任其归山？
可以认为，虽然慈禧的权威被列强的枪炮挫折了一下，但光绪处境较之庚子之前，并无改善，毋宁说，慈禧反倒更加疑忌他了。试看吴永笔下的光绪：“宫监对于皇上，殊不甚为意，虽称之为万岁爷，实际不啻为彼辈播弄傀儡。德宗亦萎靡无仪表，暇中每与诸监坐地作玩耍，尤好于纸上画成大头长身各式鬼形无数，仍拉杂扯碎之；有时或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至深，几以此为常课。”
光绪深恨戊戌中为袁世凯所卖，意兴索然之中只有以儿童似的把戏聊以泄愤，真是可笑复又可怜。
吴永又记两宫召见臣下之情形曰：“（光绪）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宴见，必与太后同坐一炕。炕多靠南窗下，太后在左，皇上在右，即向中间跪起。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二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皇上问罢，太后乃滔滔不绝，大放厥词，尤好拈用四字两字名词，古文成语，脱口而出；然人情世故，颇甚明澈，数语后即洞悉来意。故诸大臣颇畏惮之。太后如此聪强，而德宗如此懦弱，宜其贴耳受制，不能有所舒展也。或言德宗养晦为之，则非小臣之所敢知矣。”
看上去如此平庸的光绪到底是弱智还是装傻？晚清笔记各持一端。吴永说非他所敢知，今之读者更只能猜测一通了。光绪如果是装傻，而且一装就是半辈子，至死方休，那是一种怎样的人生？
苦难的刺激只有一时之效
刚刚踏上逃难之路的慈禧，惊惧是必然的，或许还会深自痛悔，尽管向来强项的她不一定将这种心情张扬于臣下面前，对宗庙的责任感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观其屡屡向岑春煊等人征询“雪耻”之策可知。
川人胡延庚子年间在山西当知县，护驾至陕西，以此有功被擢升为西安知府。他撰有《长安宫词》百首，于西安行在的琐闻逸事，记载极详。其中关于他升官的一首诗是这样的：
减税蠲租恤叹灾，兴元重下诏书哀。二千石要知民隐，取汝曾为县尹来。
诗下自注：“两圣深以秦中灾荒为念，问延官山西时，曾否从事赈抚？……谕延到任后，务以赈事为重。且云：汝历官数县，必能周知民隐，所以特简首郡者，正以此耳。”
希望官员们能知民间疾苦，提拔官员重其基层之阅历，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不错的用意。然而，官僚体系运转往往带有一种惯性，导致刷新政治实非易事，即使是帝王专制时代，即使最高统治者下了很大的决心，也很难改观。
慈禧一行刚出北京城时的狼狈已具见于前文，但一过山西，局势渐渐稳定，洋人虚张声势地追了一阵停止了进兵，地方官的供应接待条件也越来越好，不久前犹如丧家之犬的逃难者又神气了起来。
吴永的书中说：“山西境后，威仪日盛，地方承应，宫门上已不免有需索使费之事。”奉命整饬纪律的岑春煊笔下有相近的记载：“随从太监辈，狃于积习，渐复骄横，遂有需索贿赂，擅取进御物品，殴打差役等事，为太后所闻，立命捕获不法内监，交余询明罪状，斩首示众。又有旗兵抢夺民食，枪伤食主，余亦据实劾奏，奉旨枭示。”这是太监和士卒辈，王公大臣们又如何呢？从吴永直言进谏被军机大臣们训斥、排挤的经历中，不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吗？
慈禧本人固然有振作的念头，其人也甚为精明，但毕竟是一个见闻知识都很有限的旧式统治者，希望她像现代国家的领导人那样，于国家大耻之后带领人民走出一条新路，也是不现实的。在满足了列强的赔款、惩办“祸首”等条件，中外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居然下旨大赏臣下。主持议和的李鸿章、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中的荣禄、王文韶、瞿鸿禨、鹿传霖，疆吏中的刘坤一、张之洞等，或多赐俸禄，或赏加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荣誉衔。不禁让中外人士瞠目结舌：这不仍是典型的“丧事当喜事办”的旧习吗？幸亏瞿鸿禨尚识大体，他上了一道折子，其中说：“臣顷蒙恩典，实万分不安。现当时局艰难，诸事都宜核实。恩旨一出，中外瞩目。若有幸滥，何以示天下？……臣以为此次加恩，如奕劻、李鸿章转危为安，有功社稷，固宜膺特赏，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保护东南，枢廷则荣禄、王文韶同支危局，扈驾辛苦，赏亦宜之；……臣到行在尚在今年，更无劳可言，务请收回成命。”瞿氏说“若有幸滥，何以示天下”，意思是请老佛爷三思：在这个当口庆功赐赏，向天下传递的会是个什么信号？可是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乐得封赏的大臣们是这样，慈禧也是这样，瞿氏的进言只不过使其个人退出了封赏的盛宴而已。
离京是逃难，回宫如巡游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二十四日，两宫自西安行宫起驾回銮，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抵京。这一去一回，声势迥异。《凌霄一士随笔》说：“当其仓皇离京，固狼狈不堪，比回銮，则兴高采烈，大事铺张，供张之盛，似于乾隆南巡。”
“兴高采烈”“大事铺张”，这八字断语一点儿也不过分。
先说回銮时太监之横。《凌霄一士随笔》卷四记载了两条史料。一条说圣驾过陕西临潼时，太监向县令夏良材索银三千两，因县令未应，一群太监竟将行宫所备之物砸毁，连水缸亦击破，夏知县仓皇而逃。然后太监报告说临潼办差，“一物未备，县令亦未在此伺候”。后来陕西巡抚升允带着夏知县前来谢罪并说明情况，夏知县才未获重咎，只得了个罢职的处分。又一条说，“过洛阳小驻时，值天寒，传命备木炭。县令亟选购进呈。阉人斥曰：‘此何等物，可供上用耶！’令曰：‘此即为本处最上之炭，无更佳于此者。’阉曰：‘宫中用炭，例有一定尺寸形式，须完全一律。其速更易送来，勿误要差！’令无奈，浼人疏通，并致赂，始获原物送进”。
再看慈禧之派头。吴永记十一月初四从河南开封行宫启銮，“各省大员多半趋集”，“故人数益多，羽林仪仗，益觉整齐鲜耀”，“沿途旌盖飞扬，衣冠肃穆，但闻马蹄车齿，平沙杂沓声，互相应和，……文武官员、绅民父老，一体于河岸俯伏跪送。予与粮台诸员共为一起，均随升中丞（即陕西巡抚升允）跪伏道左，仰见太后面有喜色。……夹道军民，欢呼踊跃”。吴永看见太后“面有喜色”，闯下滔天大祸的人毫发不损，权柄犹在，万民还如此拥戴，哪有不喜的道理？
相比之下，回銮中的光绪就惨淡多了。十一月底到达河北保定，已是隆冬季节。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记：“太后寝殿铺陈华美，供给周备。李莲英室次之，皇上寝殿极冷落。……李莲英伺太后已睡，潜至皇上寝宫。小阉无一在者，上一人对灯兀坐。莲英跪安毕，问曰：主子为何这里还不睡？上曰：你看看这屋里，教我怎么睡？莲英环视之，时正隆冬，宫中除硬胎之坐褥椅垫靠枕外，无他物。莲英跪抱皇上之腿痛哭曰：奴才们罪该万死也。莲英出，旋抱衾枕至。曰：今夜已深，不能再传他们，这是他们为奴才所设被褥，请主子将就用之。奴才罪上加罪，已无法也。……上还京后，每追念西巡之苦曰：若无李俺答，我活不到今。俺答满语如汉语之奶妈也。自戊戌后，太后宫中，即二总管崔玉贵独揽大权。因莲英出言谨慎，不敢附和逆谋，故太后疑忌之，以资格仍居大总管之名。”
回銮途中，除却耍排场之外，倒也有两件大事值得一表。一是九月二十七日，京师来电，在京与列强周旋议和的李鸿章辞世。吴永回忆：“两宫并震悼失次，随扈人员，乃至宫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至此等关键，乃始知大臣元老为国家安危之分量。”二是在继以光绪名义下诏罪己之后，又以太后的名义发布变法文告，“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怎么掩饰自己一手扼杀康梁变法之事实呢？文告之措辞极为巧妙，说“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慈禧新政”由此起步。文过饰非固然让人齿冷，但客观评价，慈禧新政堪称中国有史以来最接近于近代化的一次社会变革。
且说慈禧回到紫禁城之后，痛定思痛，“洋人万万惹不得”大概是其总结出的教训之一，因为过去她是很喜欢向洋人示强的，而现在则纯以弱者面目出现了。《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向同事透露，一次他亲见回宫不久的慈禧拉着美国公使夫人的手，哭哭啼啼。女人们果然被打动了，都安慰说庚子之祸实在是手下人蒙蔽了太后的缘故。这也许是一种外交辞令吧，庚子事变的真正祸首，谁会不知道呢？
“国运尽矣”：“纯臣”张之洞的哀叹
英雄史观的政治不正确众人皆知，但史观归史观，人们的心理定式还是很难扭转。中国人读史，又有几人不把目光专注于英雄呢？
晚清政坛，自李鸿章签订《辛丑和约》忧愤而死后，声望、地位、权力相颉颃，为朝野及列强所瞩目，举手投足均足影响大局的“英雄”，当推张之洞和袁世凯。斯时《申报》刊文即认为，“庚子以后，中国政治界上最有关系之人物，应推项城（袁）、南皮（张）”。
虽然论者将此二人相提并论，实则堪区别处甚多。一是张氏资历非袁可比，在张氏面前，袁世凯只是后进；二是张氏系正途出身，科考中被点过“探花”，而袁世凯却是学书不成转而学剑；三是袁世凯虽属后辈，但在政坛上进步甚速，当其二人同入军机时，袁之声势已超过张氏；四是以性格论，张氏好书生大言，而袁深沉阴鸷。尤重要者，用中国传统政治的“术语”，袁世凯可称为“能臣”，而张之洞则足当“纯臣”之誉。纯臣尽忠，而能臣有才有术，只是这“才”与“术”往哪个方向发展，端看如何驾驭。
末世常常呈现这样一幅景观：因为对能臣驾驭不善，纯臣尽忠也成了一种枉然。大清王朝的纯臣张之洞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宿命。
“八表经营”的笑话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同治二年），张之洞二十六岁时，中殿试第三名（即在状元、榜眼之后，人称“探花”）。这本来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一条老路，值得一提的是，张的殿试对策是慈禧太后亲自选中的，这对其一生之政治态度有重大影响。
张之洞一生大致可分“两截”。前半，入翰林院，是所谓“言官”之一，月旦人物批评时政，往往词锋凌厉，博得“清流”的名声，但也时蒙“书生好大言”之讥；后半，出京任封疆大吏，一变而为洋务派首脑。过去看人挑担不觉沉，现在自己挑担，虽然不好意思再弹过去在“言官”岗位上的一些高调，但究竟个性难改，其经营实业也喜欢在场面上做文章，即不惜钱、务宏大。
张之洞之好为壮语，颇多逸事。一曰“地小不足回旋”。1881年，张氏被授山西巡抚，这是其担任封疆大吏之始，不料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却发牢骚说：“地小不足回旋，及督湖广，督两江，磐磐大才，方能开展。”后来等到他真的“督湖广”，成为湖广总督，又在祝李鸿章的寿文中自抒怀抱云：“度德量力，地小不足以回旋。”终于引来言官弹劾。言官气愤地说：“夫以两湖幅员之广，毕力经营，犹恐不足，而顾嫌其地小，夷然不屑为耶？何其狂诞谬妄若是之甚也！”二曰“八表经营”。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也是封疆大吏之一，曾佩带两只挂表，有人讶其多，张之万笑称：“吾仅二表，视吾弟八表犹少矣。”原来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上谢恩折中有“名句”云：“身系一隅，敢忘八表经营。”“八表”者，八极、八荒之意也，相当于“天下”之代称，一般只有开国雄主才敢夸口“经营八表”。张之洞过于托大，难怪连其堂兄都要出言相讽了。
正因这种独特风格，张之洞在当时即是毁誉不一的人物。当年，一封专门纠弹他的奏疏曾经传诵一时，出面抨击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曾与他同在翰林院供职的徐致祥。徐氏欲抑先扬，先称赞“湖广总督张之洞，博学多闻，熟习经史，屡司文柄，衡鉴精当。臣昔年与之同任馆职，深佩其学问博雅，侪辈亦群相推重”。旋即宕开一笔，“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侈，无有过于张之洞者；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此人外不宜于封疆，内不宜于政地，惟衡文校艺，谈经征典，是其所长”。随后开列张之洞之劣迹，“司道大员，牌期谒见，有候至三五时，候至终日，而仍不见者，视为故常，毫无顾忌。至候补府州县以下，概不接见；属员之贤否，不问也；公事之勤惰，不察也。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不喜者终岁而不获一面。……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其幕友亦群苦之”。徐致祥最后定论，“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用，殆如晋之殷浩，而其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有如宋之王安石”。
“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这种严厉的考语，哪怕是在弹劾的奏疏中，也不多见，何况用于张之洞这样在中外都享有盛誉的封疆大吏？台湾地区高阳先生在《翁同龢传》一书中认为，徐之用词虽刻薄，但正中张之洞要害。是否打中张之洞要害我们且不去管他，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张之洞为人做事的风格，确实容易被他人抓住话柄。
就拿徐致祥所说的“起居无节，号令不时”来说吧，张之洞的这一习性几乎人尽皆知。
张之洞之族孙张达骧撰《张之洞生平述闻》，其中写道，之洞“每日下午二时始入睡，至晚十时乃起治事。幕府中人及僚属，有事请谒皆在深夜，甚至候至天明始获传见者。……藩臬两司于上午谒见，常时值其体倦，不即延入，在官厅中坐候，动至数小时之久。道府以下属官，有待至数日不获一见者。有时会客谈话未已，之洞忽然闭目假寐，甚至沉鼾，置客不理。客人不好惊动，只可退出。族兄张之万给弟弟的信中说：‘香涛饮食起居，无往不谬’”。而《凌霄一士随笔》更举了一个极端的实例，“某观察（即道员）者，体弱，值冬日传见，趋往，坐于官厅者竟夕，饥寒交迫，归而大病，几至不起。首府某太守者，每值辕召，必襆被备食而往，曰吾不蹈某观察之覆辙也”。等候上司召见，居然还要准备被子和食物，这成何体统？可是因为张之洞接见你的时间根本没一个准儿，舍此又有什么办法呢？
也许有人说张氏对客打鼾等是一种生活习惯，但张之洞后来进入军机，是要经常被皇帝太后召见的，《凌霄一士随笔》的作者为此反诘道：在太后、皇帝面前，“何未闻鼾声”？他的结论是，“之洞此习，正由总制兼圻（管理几省谓之兼圻），觉天高皇帝远，而故作偃蹇（骄横傲慢谓之偃蹇），以示惟我独尊之态，岂尽天性使然”？
廉洁与奢侈的奇特统一
张之洞死于1909年，这时光绪和慈禧均已逝去，柄国者为光绪之弟、摄政王载沣。当其病危之际，载沣亲临视疾，慰之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之洞答谓：“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以“廉”自诩，张之洞有这一资格。张氏一生历任封疆，但却坚持“不殖生产”，其身后之萧条世所共见。
然而，在个人廉洁的同时，张之洞在公务开支上又极尽铺张之能事。早在两广总督任上，他即因摊子铺得过大，亏空甚多，不好销账，与管财政的户部尚书、光绪帝师傅翁同龢闹得不可开交。随后调任湖广总督，讲求西法举行新政更力，从而成为洋务派之首脑，获致的后世声誉也于此时为最高。平心而论，张之洞在湖北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修铁路，“大武汉”的雏形由此奠定，不少基础设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诚为张之洞个人的光荣史，也是武汉这座城市的光荣史。然而，另一方面，张之洞所办实业，又往往因追求排场、不讲科学，长官意志盛行，忽视经济规律，而耗费了惊人的公帑，成本与效益之间未免太不成比例。
以汉阳铁厂为例，这是当年张之洞兴办实业最大的政绩。至今颂扬张之洞的人也会于此大做文章，“亚洲最大”“亚洲最早”等冠冕纷至沓来。诚然，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其筚路蓝缕之功必须铭记，但在汉阳铁厂的历史命运中，又隐伏着许多值得人咀嚼的内容。比如，“亚洲最大”是指规模最大还是指效益最好？肯定不是后者。史料记载，汉阳铁厂从开办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巨亏之中。而追根溯源，其实汉阳这个地方本来是并不合适建铁厂的，因为汉阳不产煤，要运燃料冶炼路途遥远，人为加大了成本。当时的大“官商”盛宣怀即向张之洞建议，将铁厂“及早改归商办，就大冶江边设炉开炼，以就煤铁”，但张之洞充耳不闻。据说，张氏之所以坚持把铁厂设于汉阳，是希望坐在武昌的总督衙门里就能看到汉阳的烟囱里冒烟！结果汉阳铁厂空有东亚第一的规模，投产即巨亏，最后还是盛宣怀出面收拾了乱摊子。
徐致祥弹劾张之洞，也没有忘记汉阳铁厂，指责张之洞今日开煤矿，明日开铁矿，“此处耗五万，彼处耗十万”，“流掷正供，迄无成效”，而又“百计弥缝，多方搜索”。朝廷派人查办，查办之人知道张之洞与慈禧的关系，最后上奏说：“大凡草创之事，与立有成规者，难易本有不同，省费亦各有别。……今湖北督臣张之洞，开矿设厂，置炉炼铁，本系仿效西法，事属创始，工作既无熟谙，用款不无稍费。……似无浪掷情事。”回护颇巧，算是为张之洞遮掩过去。而张之洞这边，对批评者自然愤恨不平，张氏手下幕僚、恩施才子樊增祥借给他撰写七十寿序的机会，反驳批评张氏浪费的人说：“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现在看来，这种辩解完全经不起推敲，张之洞本人怎么去“生财”呢？政府和官员都不是下金蛋的“母鸡”，若非所有成本最后都落在民众身上，张之洞又哪能不惜成本？
张之洞的官僚习气和派头大大限制了其所办实业的成果，但其最让人怀想之处在于，尽管其一生兴办实业无数，调度款项甚巨，却并未借机敛财富家。“终究不失为一读书人”，这也许是对他最平实最中肯的盖棺论定。
玩弄袁世凯，却让袁摸到了底牌
对张之洞的风格和癖好有了上述了解之后，肯定会对一个问题充满兴味：这个样子的张之洞和袁世凯相遇时，又会怎么样呢？
首先应该强调，袁世凯一度对张之洞相当尊敬，即使其地位已足以和张氏抗衡，仍然存有巴结之意。袁的重要幕僚张一麟几次考进士均未第，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开经济特科，始名列第二，特科的总考官为张之洞，算是入了“张门”。据张一麟回忆，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值七十寿辰，袁世凯特送寿屏十六幅，命张一麟为文，而使另一名属下张逊之书写。原来，袁世凯以南皮为文章泰斗，又好骂人，而二张均系之洞门生，若张之洞以为写作不佳，“则是自骂其门生也”。张一麟叹曰：“余恍然项城虽此等我际小事，尚钩心斗角，亦见其精力之过人也。”而从另一面观察，也正看出袁世凯对张之洞逢迎的苦心。
袁世凯对张之洞的这种态度在情理之中。需知，1881年，当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时，乡试失利的袁世凯还在为出路发愁，准备弃文投军试试运气呢。不仅此也，张之洞高中探花，文名极盛，这在传统社会中都是足以骄人的资本。袁世凯虽属豪杰，但究竟在习惯势力强大的社会中生活，对此存有敬畏又有什么奇怪？
可是，这种敬畏却被张之洞自己生生打破了。
以撰写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出名的李宝嘉于《南亭笔记》中说：袁在直隶总督任上，以母丧请假回老家，经过南京，时值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两人相见纵谈甚欢，袁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本来是曹操恭维刘备的话，张颇不以为然。于是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袁方欲有言，张已隐几卧矣。袁出，张亦不送。袁大怒，径登兵轮，速令开船。”兵轮管驾答以未奉张总督之命，不敢开船。袁愈怒曰：“汝谓我北洋大臣不能杀南洋兵轮管驾乎！”不得已，遂启碇。等到张之洞闻炮声惊醒，已失袁之所在，追至江边，而船已离岸。袁在舵楼与张拱手曰：“他日再通函可也。”张嗒然而返。
李宝嘉所写，绘声绘色，其真实性让人生疑，尤其是“天下英雄”云云，哪里像心机深沉的袁世凯说的话呢。不过，若参以他书，其实就会发现，张之洞与袁世凯的确有过这么一次不愉快的相遇，所异者只是细节而已。如《凌霄一士随笔》记：张之洞在署理江督任上，“直督袁世凯往访，相传之洞有于座间熟睡之事，盖故作偃蹇也”。梁启超于《新民丛报》撰文，描述这次相遇与李宝嘉相似，唯云最后张氏醒后，“急命排队请袁回。袁欲不返，幕僚劝之行。比至，重张宴谢罪，欢饮而别”。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则来自亲历者徐树铮，不过据其所述，张袁相遇，非袁去拜张，而是张经过袁氏辖区河北保定，袁盛宴款待。
徐树铮入民国后为皖系军阀之大将，但文章也甚好，是难得的霸才，当时他在袁氏军中。袁世凯先请张之洞阅兵，“既罢，张宴节府，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仪肃对，万态竦约，满坐屏息，无敢稍懈”。袁世凯一方毕恭毕敬，张之洞呢？“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际，似隐然齁动矣。”
张之洞的这种轻慢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徐树铮云：张之洞去后数月，“项城每与僚佐忆之，犹为耿耿也”。这还只是当时的后果。徐树铮更断言：“此亦清室兴废一大关键。”
徐树铮发出这种危言耸听之论，所恃根据为何？原来，在徐树铮看来，自李鸿章逝后，“柱国世臣，资望无逾公（指张之洞），干略无逾项城。公于项城，爵齿德俱尊，而辈行又先。项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如果张之洞能够以道义相激，以情感笼络，两人共忧国是，“公虽前卒，而武昌之变至今不作可也”。所以徐树铮不能不为张之洞感到遗憾，居然以一生活小节不能稍加克制，徒使袁世凯这一代枭雄“心目中更无可畏可爱可敬之人生与并世，渐滋其骄谲之萌，致力于拒纳之术，以遗后世忧”。
平心而论，徐氏所说自有道理，但也有若干疑问。最要害者，即使张之洞做出柔软身段，对袁世凯倾心结纳，是否后者就一定会为其所用？历史无法假设，此处也只能存疑而已。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张之洞的骄慢不仅无法震慑袁世凯，反会为其所轻。在此之前，张之洞宛如一纸老虎，袁世凯不知底细，犹存敬畏之心，现在张氏底牌暴露，袁世凯确认此人充其量也只会摆摆老资格，又何惧焉？
“年少探花已白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外做总督的张之洞、袁世凯同时被内召为军机大臣。
张、袁同入军机，实为多方面的因素有以致之。当时军机首领系庆亲王奕劻，此人贪黩好货，作为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抓住这一弱点，投其所好，二人深相结纳，声势倾全国。可是偏偏有两个人让这两位不大得劲，即内为军机大臣的瞿鸿禨和外为两广总督的岑春煊。清人笔记中说瞿、岑针对奕劻和袁世凯，“显树异帜，虽势力不逮，然亦差相颉颃”。要命的是，这个瞿鸿禨素负清望，口碑比奕劻要好得多，而岑春煊则以肃清吏治为号召，又因在庚子事变中护驾有功，堪称慈禧的红人。所以，当时的舆论，多站在瞿、岑这一边。
这两股势力争斗，瞿、岑原本大有希望胜出，因为奕劻名声太差，最后连慈禧太后也看不下去，有意让其退出军机。不料，当慈禧将这一层意思透露给瞿鸿禨时，瞿氏可能是兴奋过度，居然事先走漏了风声，致使外报抢先登出了奕劻行将被罢斥的消息。奕劻和袁世凯抓住这一机会，授意某翰林弹劾瞿鸿禨，指责其暗通报馆阴结外援。瞿氏因此而得到了一个“放归田里”的处分。这就是晚清史上有名的“丁未政潮”（这一年是丁未年）。
孤掌难鸣的岑春煊，则被袁世凯等人使了个阴招，伪造了一张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合影，密呈慈禧，“指为暗通党人图乱之证”。慈禧平生最恨康梁，当时也殊不能意料有此等高科技手段，“既见摄影，俨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泪下”，但以其有庚子旧劳，不想让他难堪，遂以其久病未愈为辞，准其开缺调理。
军机走了一个瞿鸿禨，需有人补，这是张袁同入军机的原因之一。另外，这个时候，清廷已宣布准备立宪，据张一麟《古红梅阁笔记》云：“预备立宪之招牌既挂，实行无期，请愿者踵至，枢府旧人不足以应付危局，乃有命北洋大臣袁世凯，两广总督张之洞同入军机之举。”慈禧汲引两个督抚中最有名望的人进入军机，希望能够应付预备立宪之新局，这是原因之二。除去这些因素，慈禧另有用意，她对袁世凯势力扩张过速已经心存疑虑，将其内召则为动摇其根基的妙法。
张之洞、袁世凯虽然同入军机，但各怀心思。
曾任军机章京（相当于军机大臣之秘书）的高树撰有叙事诗集《金銮琐记》，其中一首写张之洞一次入京与慈禧相见的情形，诗曰：
“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高树于诗后自注：“闻之内监云：孝钦（西太后之谥号）与文襄见面，孝钦呜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终未交言。盖各有伤心，不知从何说起，惟有对泣而已。对泣已久，孝钦命休息，乃出。”
张之洞当年殿试卷为慈禧所赏，高中“探花”，时仅26岁，而今已皤然一翁，君臣之对泣无言，应当包含有对人事和国事的双重感喟吧。
张之洞尽管有官僚习见的各种毛病，但于清廷而言，却是一忠贞的纯臣。而袁世凯只可说是一能臣。对纯臣只需以情动之，对能臣却必须讲究驾驭的手腕了。现在，纯臣和能臣再次相遇，同掌枢要，其不同的面貌自然会呈现出来。
据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之洞于光绪丁未八月初五日至京，“寓畿辅先哲祠，冬寒，入值不便，袁宫保（清廷曾赐袁世凯‘太子少保’的荣誉衔，故称‘袁宫保’）方寓东安门外北洋公所，言公所有别院在锡腊胡同，地近可居，乃移寓锡腊胡同。一日，袁见客自外省来者，问：谒张中堂否？曰：未见公，不敢往。曰：信然！昨见门簿，犹无汝名也”。此处所叙真是让人悚然！张之洞来往宾客名单都尽在袁世凯掌握之中，这种特务手段居然用之于一堂堂军机大臣，既可窥见袁对张“阳示尊崇，阴实忌之”，其猜疑之天性更跃然纸上矣。
不能让君主杀人杀得手滑
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按照慈禧临终前的政治安排，清廷立醇亲王载沣的3岁幼儿溥仪为帝，改年号为“宣统”，尊隆裕为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因为考虑到隆裕太后平庸的执政能力，又以载沣为监国摄政王。隆裕和载沣遂成为掌握大清帝国最高权力的人物。
这两个人物掌权于袁世凯当然不是好消息。众所周知，在光绪皇帝眼里，袁世凯是维新失败和自己半生不得发舒的罪魁祸首，而隆裕正是光绪之后，载沣则系光绪之弟。因为这层关系，隆裕和载沣命袁世凯“开缺回籍”很容易被视为替光绪报仇。其实这是皮相之论，即使隆裕和载沣有此心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载沣对汉族大臣的疑忌，认定非自家人掌控大权不能安心，而要让满洲亲贵攘权，作为汉族大臣中的权势最重者，袁世凯自然首当其冲。
据史料记载，隆裕、载沣起初并不想让袁世凯全身而退。如《凌霄一士随笔》一书中就说，载沣对军机大臣拿出隆裕太后的“朱谕”，“系以‘揽权跋扈植党营私’字样治罪”，这种罪名已足置人于死地，首席军机“奕劻辈震怖不敢置一词”，“之洞独再三婉陈，力为乞恩，始得转圜”。最后才由张之洞改拟谕旨，托词袁世凯身患“足疾”，加恩赐其开去一切差使，回老家“养疴”。
《凌霄一士随笔》又说，张之洞为袁世凯乞命之后，有人私下里表示质疑，“谓项城英鸷之器，朝廷既不能用，杀之是也。今使怏怏归里，不虞遗患他日乎？”之洞曰：“明崇祯帝勤政爱民，徒以御下操切，轻杀大臣，遂致亡国。今监国仁明，宜益导以宽大，培祥和之气，以厚国脉。倘初政即戮先朝最倚重之大臣，吾惧其手滑而蹈明末覆辙也。”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有相似的记载：“公退，语人曰：‘主上冲龄践祚（即指幼年登基），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
从后来历史的演变看，批评张之洞不该救下袁世凯的人说对了，果然是养虎遗患，袁世凯在辛亥枪声中再起，终于成了大清王朝的“催命郎中”。站在清廷的立场，作为纯臣的张之洞未免失策，但如果超越这种一时之得失，又不能不为张之洞叫好。杀人是容易杀得手滑的，读过《水浒》的人对这一点都不会陌生，而一个政府如果动辄杀戮大臣，则势必使戾气布满朝野，又岂止是朝臣之悲剧？
“君民末世自乖离”
而袁世凯奉令开缺回籍不到一年，张之洞即溘然长逝。
张之洞是带着怅恨离开这个世界的。
袁世凯一去，清廷最高统治者施行亲贵掌权的策略愈速。稍有智识者即知，此种策略行之于满汉民族矛盾被革命风暴裹挟难解的时候，简直是自寻死地。而这个时候在中枢，有资格和地位谏阻的人就只剩下了一个张之洞，但形单影只孤掌难鸣，终归无效。当时传闻，张之死，实为与执政者争而不获，乃致气急呕血而亡。如《凌霄一士随笔》即曰：“闻张之死，以与载沣争洵、涛典兵事。时命载洵筹办海军，载涛训练禁卫军。张力谏，沣不可。张退而发病呕血，以至不起。”载洵、载涛，都是“贝勒爷”身份，属于“天潢贵胄”，让他们执掌兵权，虽然明显与宪政国目标相悖，但却能让载沣等人感觉踏实可靠。殊不知，这正是亡国的一条不归之路。
载沣在张之洞病笃时前往探视，及载沣出，张身旁的人问之洞：“监国之意若何？”之洞良久始吐出四字：“国运尽矣！”因为他从载沣的言行中，未看出这位监国摄政王对错误抉择有丝毫改弦更张的表示。
张之洞，这位大清国纯臣的最后心事全寄托于遗疏和绝笔诗中。
其遗疏中的著名警句“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凛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蕴含丰富至极。康熙五十一年发布上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意思是此后新增人口，不再收“人头税”，在传统社会毕竟要算一项“德政”和“仁政”，也是清王朝最为津津乐道的，张之洞于遗疏中追怀往事，即希望今之统治者不要丢掉民心；后一句则只是警告，劝诫清廷亲贵赶快悬崖勒马，否则必将玩火自焚。
张之洞的绝笔诗题为《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诗云：
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
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
白居易歌颂唐太宗功业，认为其成就于“以心感人人心归”，张之洞在病危之际想起这句诗，自然是吊古伤今了！作为儒家道德观、政治观的信徒，“人心”这颗砝码，永远是最重要的。失去人心，“君民末世自乖离”岂非顺理之章？
张之洞生前死后都是争议人物。其思想似新实旧、亦新亦旧卓具特色，一句“中体西用”启后人无数口舌之争；其殚精竭虑主持的洋务事业，誉之者赞为“筚路蓝缕”“规模宏大”，毁之者则不免讥其“好大喜功”“名不副实”了。即使是为其盖棺定论的《清史稿》本传，也说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揄扬之中明显寓有微词。但这都只是局外人的观感，就张之洞个人而言，他最大的遗憾应该还是以其所受君主知遇之隆，个人又抱不凡之抱负，却终究不能挽清王朝的颓运于既倒。
张之洞，一个过渡时代的典型的尴尬人物，他走不出那个时代，也就避免不了其近乎宿命的尴尬和悲剧。
“跪着暴动”失败了：立宪派的悲情与绝望
立宪派走上前台
考察宪政五大臣回国后的第二年，清政府的立宪行动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上谕明确将从改革官制、重修法律开始，逐步奠定宪政基础。立宪无法一蹴而就，需要艰苦的准备，理所当然。但这道上谕没有确定何时立宪，只说“视进步之迟速”，弹性很大，容易授人攻击的口实，也埋下了日后引发精英不满的导火索。尽管如此，对中国而言，宣布以宪政道路为依归毕竟是破天荒的大事，舆情极受鼓舞。《申报》称赞这是“古今未有盛举”；绅商们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庆贺；商务印书馆等报馆、学堂则以悬挂国旗的方式表示庆贺；扬州商学界还特地撰写了《欢迎立宪歌》；11月25日（农历十月初十）为慈禧寿辰，以往人民并不理会，今年则不同，《京话实报》报道：“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
随着清廷宣布仿行立宪，以研究和推动宪政为主旨的知识分子团体一时如雨后春笋，主张以君主立宪救中国的立宪派日益活跃于政治和社会之舞台。
世界各国之宪政，不外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在“民主”二字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民主立宪要好于君主立宪。其实这是一偏之见，君主与民主，这只是国体之争，而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切实保障，统治者的权力是否得到有效约束，关键在于是否实行宪政，看一国有无宪法，看一国之上下有无遵守法律的习惯。民主立宪固然有美国的好例，而君主立宪不也有英国这样的样本？
立宪派之所以支持君主立宪，在他们看来，无非是中国地域广阔，加之民族众多，国民能力程度不高，又有几千年的帝王专制制度，国人久已习惯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符号，如果没有了这一个符号，则人心不稳，非起祸乱不可。
如何在保持君主符号的前提下实行宪政？最早的立宪派——梁启超等保皇党人早有阐述。梁启超1901年发表《立宪法议》，即着重谈到了两点：第一，君主无责任及成立责任内阁。他说，君主有责任，一旦失败，人民便起来革命，故为了国家安定，只能让其处于无实权的地位。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都写有“君主无责任”及“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明文，而二者“异名同实”，“惟其无责任，故可以不侵犯，惟有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责任”。担负国家行政责任的是责任内阁。第二，立法权必须属于多数国民。
因为君主立宪的共同诉求，可以说在清廷宣布仿行立宪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立宪派是清廷的同盟军。但这种同盟又是很不稳固的，由于在朝、在野的两种身份有别，利益有交集也有冲突，对宪政的认知也存在差异，终于导致了分裂，并成为清政府最后在革命风暴中孤立无援乃至崩溃的重要原因。
宪政之起步：议员叫板军机大臣
清廷的预备立宪一直广受批评，甚至激烈者斥其为“欺骗”“假立宪”，这些批评并非全无道理，比如其首先进行的官制改革近于“换汤不换药”，当时就曾让立宪派人士深感失望。从根本上说，宪政是另一种文明，要将其移植到另一块土壤上，的确不是一件易事。但如果进而论定，清廷为立宪而进行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只是在走形式，没有给古老中国吹进一丝新风，也不是事实。
晚清作为民意及咨询机构的资政院及地方谘议局与权力抗争的史实就尤其值得关注。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1907年9月20日）设立资政院的上谕称：“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准此，资政院具有过渡性质，是为今后成立议院而做准备，其职责是上陈民意、辅导人民自治、备行政部门咨询，在中央为资政院，在地方则为各省之谘议局，议员则钦选（即清廷指定）和民选各半。这种性质决定了资政院和谘议局只是政府的顾问部门，还远远不是西方议院的立法机关，其权限之受制，于清廷颁布的相关规程中也反映得十分清楚。如规定地方督抚对谘议局有裁夺议案、停会及解散之权；如果各省谘议局与督抚发生重大异议，或不同省份的谘议局互相争执，则由资政院核议，议决后由资政院总裁、副总裁上奏，请旨裁夺。
这种格局之下，资政院和谘议局的议员们远不如西方议员神气理所当然，但当时民权思想高涨，议员和行政长官们争权之事却所在多有。在江苏谘议局，因与两江总督张人骏争预算案，议员们曾全体辞职，直到地方士绅组“预算维持会”以继其志，至争回若干权力后，始行复职。当时舆论，如《申报》《时报》《东方杂志》都站在议员一边，《时报》更痛斥总督大人“以排斥谘议局为保持禄位之第一妙诀”。预算案斗争展开后，除媒体和江苏绅商学界支持江苏谘议局以外，苏籍在京官绅也集议揭露张人骏劣迹，各省谘议局致电声讨，张人骏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在此之后更发生了议员叫板军机大臣的喜剧性的一幕。
宣统二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乱后需要赈款，加上推行新政，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认为解决目前的财政困难，只有仿效安徽等省发行地方公债。平心而论，这自然是解决财政危机的一个办法。但杨文鼎决定发行公债，只按官府传统，取得了朝廷的同意，却忽略了《各省谘议局章程》中所规定的谘议局有审议地方财税的权力。谘议局得悉之后，立即向杨文鼎提出质问。杨氏回答说已经朝廷奏准，无须交谘议局审议。这一回复激起了议员们的怒火，如果地方行政长官可以独断专行，还有设立谘议局的必要吗？因此联名上呈资政院，请求该院提出质询。资政院确认湖南巡抚确有违法事实，遂上奏要求补行交付谘议局审议的法定程序。岂料军机大臣在答复质询中只是轻描淡写地称杨文鼎所犯只不过是一个“疏漏”，既经朝廷允准，仍照旧办理。资政院极为不满，认为军机大臣辅佐不力，要求到院接受质询，军机大臣置之不理，全院哗然。
当时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登载了资政院议员们关于湖南公债案的演说，场面堪称火爆：
罗杰：守法为立宪预备之基础，若国法不被重视，谘议局留之何用，不如将之解散。
邵羲：通常一御史之弹劾即可使违法失职者受到惩处，若资政院尚不如一御史大夫，留之何用？军机大臣必须到院解释。（多人附和大喊“尊重谘议局局章”，全院大拍掌。）
曾广銮：巡抚可以“疏漏”了之，人民犯法又将如何借口？本席同意请军机到院。（至此，总裁问请哪一位军机，众口一声“领班军机庆王”。但电话打过去，军机无一人在。）
邵羲：军机不知有法律，与孩童何异！（众大笑。）
邵羲：请送咨文军机大臣，请其到院。
……
资政院决议弹劾军机大臣，虽然后来在摄政王载沣的干预下，弹劾不了了之，但议员们的锋芒一度逼得军机大臣们全体辞职，事后那些咄咄逼人的议员们也未受到任何影响，一方面，其意义诚如台湾学者张朋园所说，“这是中国人民向当轴者要求权利的一个空前行动”。另一方面，也显示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有利于向宪政迈进，尽管难免会有波折，但一点点进步的势头却不容否定。
“请开国会，断指送行”
清末时期，对宪政有较深之研究者，首推立宪派代表杨度。杨度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最重要者无非三事，即：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而三者之中以国会为最重要，因为其本质在于能否代表国民，是否确实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和监督机关，“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后而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
正因为杨度对国会在立宪中作用的认识，他积极奔走，要求尽早召开国会，并组织了两次上书请愿活动。1908年6月16日《申报》载杨度对众人言：“此次晋京，专为国会而来，如政府不早颁布开设国会年限，仍当出京联合各省要求国会。在朝既不能为富贵所淫，在野更不能为威武所屈，宗旨已定，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可见其决心。
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的立宪准备开始提速。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上奏，当日朝廷批准颁布。宣布“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
日本从发布诏令到召开国会，为期九年，清廷亦宣布自1908年起，9年立宪，尤其是《宪法大纲》也多因袭日本宪法，显示了清廷立宪以日本为榜样的鲜明特点。君主立宪国中，和英国相比，日本不能称为模范，清廷之所以照搬日本自有其小九九，一言以蔽之，按日本宪法之规定，君权之限制较少也。但无论如何，有限制总强过全无限制，《宪法大纲》前言中说：“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官方类似表述在中国历史上毕竟前无古人。
《宪法大纲》颁布后，社会各界反响不同。部分立宪派人士对《宪法大纲》过多限制议院权力极为反感，斥其为“拥护专制之宪法”；东三省民众认为9年的立宪过渡期太长，继续请愿，多数人则表示接受。
时局在发展。1909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约丧失权利甚多，而同时又传来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上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加之在筹办地方自治的活动中，供职于谘议局的立宪派人士痛感自己权力太小，官员昏耄不足以谋宪政，认定要解决外交失败内政不修的困境，只有早开国会，让民众参政，才能监督政府，加快立宪，早臻富强。
1910年，以各省谘议局为中心，由立宪派领导，全国掀起了国会请愿热潮，先后进行四次，长达一年之久。而在请愿活动中，或由于清廷应对失当，或由于舆论风潮鼓荡中坚守理性不易，请愿人士的行为也一次比一次激烈。
第一次请愿中，毛泽东的老师、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以刃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第二次请愿，江苏丹徒县的郭毅也效法徐特立，自刺手臂出血，书写了几个大字邮寄给请愿代表，后者则将其血书制版印刷，分发各省；第三次请愿中，代表整队出发之际，据《申报》，忽有学生数人来到，两人抽利刃欲自杀“饯代表诸君之行”，代表劝解稍疏，一学生持刃割下左腿一块肉，另一割下右臂一块肉，各代表纷然泪下，誓死请愿到底……
清廷应对请愿风潮，经历了从固执己见到略有让步的过程。
第一次请愿，代表们不过到都察院交了一份表达速开国会诉求的请愿书；第二次请愿，代表前往摄政王府，准备拜见载沣并将上书亲自交到这位总揽清政府事务的最高统治者手中，但载沣却辞不见，也不接受上书；第三次，代表们晋谒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没想到庆王也和载沣一个派头，拒不接见代表。这一次舆论终于愤怒了，《国民公报》即发表社论《诘问庆王》。在舆论的压力下，庆王随后接见了部分代表，不久，资政院也通过了速开国会的议案。而在这个时候，对清廷加紧实行中央集权行为不满的一些地方督抚们，也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
经过权衡，清政府做出让步，最后决定按原计划提前三年，而于1913年召开国会，较之请愿代表要求之1911年仅差两年。
可是不理性的狂潮一旦鼓动起来并形成了社会氛围，便很难让人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了。面对清政府的让步，多数立宪派人士仍然大不满意。据《申报》报道，为地方自治做出卓越贡献的江苏谘议局，在表决是否应该为立宪时间的提前而开会庆祝时，议员群起反对，赞成者仅三人，南京庆祝活动也宣布告吹。浙江与江苏情况大同小异，而东三省的态度最为激烈，直隶省继之，立宪派人士均要求于1911年速开国会。单纯而狂热的学生们发动起来，请愿活动有失控之势，断指、割肉、自刎等血腥场面更加频繁，而政府方面又调动军警进行压制，立宪的前景开始蒙上不祥的阴影……
“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
保留君主的名义及待遇，一国之行政事务由内阁裁断实施，而内阁又对议会负责，这是君主立宪政治的精义。所谓责任内阁，即是要求内阁及内阁各大臣们施政时对国民负责，而在间接民主条件下，对国民负责也就是要对国民代表机构议会负责。这与过去大臣们只对君主负责当有天壤之别。
1911年5月8日，作为立宪的必要步骤，清廷任命国务大臣，内阁宣告成立。按照清廷所颁布的《内阁官制》的规定，新成立的内阁比其所代替的军机处自有区别和优越性，但按照君主立宪制度的原理，内阁既然是对议会负责，则理当先有议会，经过议会同意也才能有内阁，并产生各大臣人选，而现在，国会还没有召开就先有了内阁，岂不是意味着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内阁仍需对君主负责吗？
更要命的是，清廷推出的内阁不仅仍然是对君主负责，而且内阁人选也极不符合立宪政治的要求。在君主立宪国中，皇室享有尊号和崇高待遇，但这建立在其不负实际责任的基础之上，而清廷推出的内阁则大非其然，内阁13名成员中，满人9名、汉人4名的结构已经让汉人不满，而9名满人中，皇族居然又占了7席，堪称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这也就无怪乎内阁章程和阁员名单一经公布，媒体即声言“一般稍有知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了。
揣摩清廷违逆民意硬推“皇族内阁”的心理，无非一个“私”字作祟：哪怕立宪是大势所趋，但无论如何也要尽可能保住现有特权阶层的利益。
新内阁刚一成立，即按照内阁章程，对皇帝发布的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进行了“副署”。铁路从商办改归国有，牵涉众多绅民的利益，尽管这一政策本身有很大的合理性，但在群情汹涌的事态下，对隐藏的社会风险完全置若罔闻无疑又相当失策。对此清廷仅仅在皇帝诏令之外，加了内阁副署这样一种表面民主化的形式，就以为已经万事大吉，岂非无识？
皇族内阁的粉墨登场，铁路国有政策的加紧推行，社会的分裂和对抗日益不可避免。“跪着暴动”无人理会，揭竿而起就几乎是一种必然了。
据湖南议员、立宪派头面人物之一粟戡时所著的《湘路案》，立宪派人士对清廷完全绝望正在铁路国有政策强硬推行之后，宣统三年夏，湖南谘议局推议员左学谦、周广询为代表，再往北京请愿，希望政府收回铁路国有之成命，正好遇上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因拒款请愿，被政府押解回籍。左学谦等人搭车送之，蒲氏愤怒地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蒲殿俊走后，周广询留京周旋，而左学谦则返湘，并以目击情形，详告同人，“于是遂各各暗中增组机关，而谋进行革命愈力”。仅粟戡时所知，湖南一省由立宪派人士密谋和清政府摊牌的团体就有多处，“左学谦等借长沙筹备地方自治名义，以长沙自治公所为革命机关；吴作霖等欲暗中训练革命党干部人才，组织湖南体育社；……罗杰等组织辛亥俱乐部湖南分部，以之暗中策动革命；……文经伟、王猷、吴孔铎等组织富训商业学校，暗中鼓吹革命，吸引党员……”
读了这一段记载，我们当能恍然大悟，为什么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之后，各地纷起响应的多为立宪派了，这正是其在悲情和绝望之后的必然结果。
互不妥协葬送了宪政
立宪派和清廷决裂，使立宪蓝图成为泡影。导致这一结果，清廷自身当然应负很大责任，而立宪派实也难辞其咎。
立宪派的失误，当代学者萧功秦有一个看法，他认为立宪派人士患上了“制度决定论”的毛病。按照萧功秦的定义，“这种‘制度决定论’思想倾向的最基本特点是，在肯定异质文化中的某一种制度的功效的同时，却忽视了该种制度得以实现其效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应该承认，立宪派的确有把立宪简单化、理想化的一面。一位名叫远腾久吉的日本情报人员在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如此描述当时中国的士绅立宪派急于实行立宪的心态：“立宪派政党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中国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心态，很多热切呼唤立宪的人对通向宪政必然会有的曲折和艰苦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往往寄望于速成。
除此以外，清末之宪政之所以被断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清廷和立宪派互不妥协。
有一句名言曰：政治是妥协的产物。而要让现实中的人们真正认识妥协的妙处却并不容易，因为参与博弈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希望最终使自己的利益实现最大化。然而正因为几乎所有博弈者都怀着这种目标，也意味着，任何一方如果想在不支付丝毫成本的情况下就成功排斥对方，从而获得最大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种无奈的现实下，人们终于发现，正面冲撞在即者各退一步达成妥协，正好可以使双方都能进入一种“次理想”的状态，对单一的一方来说，这种“次理想”状态当然不如利益独占的“最理想”状态，但所支付的成本却小得多了，而且博弈双方的收获之总和，又超过一方独占所有利益另一方一无所有的局面。
立宪派逼得清廷缩短了3年立宪期限，而犹未以为满意，继续以激烈的方式请愿，这是不知妥协；一个简单的道理是，究竟是1913年开国会还是1911年开国会，真的会有那么严重的区别吗？清廷在立宪派人士再三再四的暂缓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吁请声中，一意孤行，这也是不知妥协。双方的互不妥协后果严重，前者破坏了除革命党外的社会各界一心谋宪政的氛围，在对抗中加深了双方的不信任感，而后者则直接导致了立宪派向革命党靠拢。
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遗民梁鼎芬的辫子
鲁迅文章的读者，应该都对清末民初的剪辫风潮有所了解，而武昌起义后新军士兵在城门口拉住一商贩强行剪辫的历史照片，经各种近代史著作和图录采用后，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芸芸众生而言，生当鼎革之际，只能安时处顺，辫发之有无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另外一些人却远不能这般轻松了。
武昌起义，南北议和，汉口一家旅馆里，上演了一幕剪辫的好戏。只不过，持刀者非士兵，而是一群学生，“抱头鼠窜”的也不是商贩，而是与持刀者有师生之谊的一位长髯老者，他就是晚清著名诗人、入民国后以遗老著称的梁鼎芬。
梁鼎芬长期在湖北供职，湖广总督张之洞实施新政，倚之如左右手，他此次来汉是为了给老上司、曾任湖北巡抚的端方操办丧事。端方奉命入川弹压保路运动，为手下士兵所戕，其头颅也被割下送到武昌邀功。南北议和成，端方无首灵柩也运抵武汉，准备下葬。梁鼎芬以“感恩故人之意”，由沪来汉，住汉口大旅社，不料却为昔日学生所窘。
关于这次快意剪辫行动，参与者之一、老同盟会员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有生动的描述，梁氏“辫发短垂，终日戴长尾红风帽，不露头角。戴风帽者，师黄梨洲入清妆束也。黎元洪时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驻武昌，闻之，一日坐都督府，饭后闲话，予亦在座，黎发言曰：‘梁节庵（梁氏字星海，号节庵）终日戴风帽，怕人见其辫子，保护甚周，我预备在都督府请他过江宴会，将他辫子剪去，岂不甚善？’时兴国曹亚伯起立曰：‘我一人愿了此勾当。’……当夜，曹往汉口大旅社见梁曰：‘先生太热，请去风帽，勿讲礼。’梁不应，后至者在梁后，揭去风帽，梁乃以两手紧掩辫发，又一人持剪动手，梁乃倒地，两手护发，以头触地板。又上二人各执其手，持剪者乃一剪而去其辫，再剪三剪，梁先生头上，已如牛山之濯濯矣。剪者呼啸而去，梁乃伏地号哭，旧门生如屈德泽等十余人，咸来慰问，予亦门生之一，后至，见其坐拥风帽流泪。……当夜梁即奔上火轮，乘船东去”。梁鼎芬回到上海，曾与湖南诗人王湘绮晤面，王氏于日记中写道，时有人问梁“截辫”事，“梁不欲答”，可见其隐痛之深。
“伏地号哭”“坐拥风帽流泪”，当年之刘成禺、曹亚伯已无法理解这种情感，何况今人？在梁鼎芬及其同道者那里，辫子到底象征着什么？
“言尽有泪，泪尽有血”
梁鼎芬（1859—1919），广东番禺人，幼年孤苦，从岭南大儒陈东塾读书，于光绪六年（1880）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进入仕途，历任武昌知府、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职。
这个人物，不但今人已渐陌生，即如20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吴天任抱病为梁氏撰写年谱，已有人当面质疑：“节庵先朝遗臣，无甚事功之可见，遗诗数百首，亦一诗人而已，清史已有其传，何劳吾子为纂年谱，详其生平？”吴天任答曰：梁鼎芬不仅是诗词名家，而且是重要的政治角色，其一生中许多活动，都关乎当时而影响后世。例如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他首倡各地官员向西安逃难中的“两宫”进贡方物之议，对稳定人心和政局大有裨益，另创设惠州丰湖书院及广州梁祠图书馆，佐助张之洞在鄂推行新政等等，莫不与国家政治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吴天任所列的梁氏事功，当然均有史可稽，不过就当年实际，梁氏倾动天下者，到底不是他的“立功”，而是他的“立言”，即为一姓之王朝贡献哪怕被视为“疯魔”的意见。
梁氏之鸣放，发端于光绪初年。出使俄国的大臣崇厚在俄人胁迫下，未经清廷允许，擅自签订严重损害中国利权的“和约”，一班言官们联衔参劾，梁鼎芬以少年翰林，列名其中，算是小试锋芒。又十年，中法因越南而构兵，李鸿章力主持重，为清议所不容，最激烈的批评者就是梁鼎芬，他单独具折弹劾权倾朝野的李中堂，声言李鸿章“有可杀之罪六”，要求朝廷“即行正法，并派出亲信大臣，严查家产，以充军饷，穷搜党类，以戢奸谋”。梁鼎芬“直声震天下”，但也因“妄议大臣”，得到了“降五级调用”的处分。梁鼎芬时年26岁，有人讥其少年噪进，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梁氏却依然故我。光绪三十三年（1907），已迈入中年的梁鼎芬借觐见慈禧太后之机，一气纠弹晚年西太后的两大红人，说军机首领奕劻政以贿成，要慈禧警惕“毋为其所卖”，更抨击袁世凯“能谄人，又能用人，引用私党，布满要津”，直接拟之为历史上的篡位者，说“如此之人，而令其狼抗朝列，虎步京师，臣实忧之。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言，言尽有泪，泪尽有血”。慈禧知其戆直，不以为忤，可是也没有当回事，否则晚清政局或许有另外的走向。
“言尽有泪，泪尽有血”，这种决绝并非仅仅是一种姿态。梁鼎芬在庚子事变后赴西安，向慈禧进谏废“大阿哥”，即存在极大风险。慈禧立“大阿哥”，实为废光绪之前奏，因列强干涉而恼羞成怒，遂有庚子国难。后来与外人议和，“大阿哥”显然是一个障碍，而且此人冥顽不学，也实在不堪承社稷之重。但由谁来戳破这层纸却是一个问题，因为按照清律，臣下不得妄议“立储君”“废储君”，否则将置以极刑。完成此事的仍然是梁鼎芬，他在遗稿《奏对私记》中记下了他的这次危险的行动，“臣辛丑赴行在，面奏：‘臣来时，闻外国人要待两宫回銮后，请废大阿哥。臣思此时，国势弱极，外人如此说，恐要照办，若照办成何国体？以臣愚见，不如自己料理好。’两宫均无语，……后车驾至汴梁，遂废之”。“不如自己料理好”一语极具分寸，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说梁氏因为不易措辞，“夜不成寐”，最后想到这句话，才算豁然开朗。
“草木有荣枯，臣心终不死”
武昌一声枪响，各路豪杰乘时奋起，清廷顿成土崩瓦解之势。
时已解官的梁鼎芬居然书呆子气十足，给豪杰之一的黎元洪写了一封信，妄图以故交旧情激发黎都督的“忠义之心”，使其做“大清国第一等忠臣”。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表示，愿把儿子送到武昌作为人质。他在信中写道：“昔之武昌城，居民稠密，百货充积，学堂林立，军队精严，为各省之冠。今之武昌，丧乱萧条，逃者大半，人人危惧，家家贫窘，何以至此，宋卿（黎元洪字宋卿）独不念乎？”这样的信放到豪杰面前就是一笑料，不久黎元洪遣人至汉口剪辫，也算间接答复了梁鼎芬。
民国肇建，按照清室优待条件，德宗（光绪帝的庙号）崇陵工程，所有经费应由国民政府支付，但费用迟迟没有到位。梁鼎芬遂往来上海、青岛这两个遗老最集中的地方，吁请遗臣故老筹款报效。后来崇陵竣工，因园林无树影响美观和风水，梁鼎芬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决定募捐栽树。他想出了一个妙法，将崇陵上的白雪用瓶子装好，称为“崇陵雪水”，赠给王公大臣和遗民们，以换取捐金。梁虽负责筹款，但一切款项出入均由另员处理，他只管种树和守陵，以避嫌疑。经过他的反复奔走呼吁，终于募集了足额的资金遍植崇陵墓树。在崇陵种下第一棵树时，梁鼎芬还摄成图片，以志纪念。这一史实也成了遗民们诗歌和绘画题材的一个来源，“草木有荣枯，臣心终不死”，人称“清道人”的著名书画家李瑞清称赞梁鼎芬的这句诗，一时传诵人口。
拜谒皇陵是遗民们表达对先帝和先朝情感的一种独特方式。而梁鼎芬不仅谒陵，更主动承担了守陵任务，这一守就是三年。在旧道德崩溃，新道德尚未建立的民初，梁氏赢得了不少人的敬意，也生出了一些传闻，如近人笔记记载，袁世凯曾派人去暗杀守陵的梁鼎芬，而刺客终为梁之忠贞感化云云。这一传说当然是靠不住的，袁世凯一代枭雄，他固然会使狠辣手段，但这种手段只可能施之于对其有实际威胁者。
除了守陵，作为溥仪的师傅，梁鼎芬还要经常入宫。有人特地为此做了一首很诙谐的诗，诗曰：“一群夷齐去做官，首阳薇蕨难采完。忠臣要算梁星海，四两门包请圣安。”诗的前两句讥讽坚守臣节者越来越少，大家纷纷要做民国的官员，后两句则是描写梁鼎芬的尴尬：太监们勒索已成积习，即使清帝退位也难改变，连去给溥仪请安的梁师傅，这四两门包也不能免。
“好名”乎？“作伪”乎？
世间做遗老，除了“不仕新朝”这条基本标准外，有高调和低调两种做法。低调者，闭门读书罕与人接，高调者则不然，并不忌讳抛头露面，还经常会有一些宣示的动作。梁鼎芬自然属于遗老中的高调一派。
高调就难免招人非议。最厉害的指责，是说其人“好名”“作伪”。
大概是这种声音过于刺耳了一点，同样以遗老自命、先后谒崇陵11次的林琴南在一封书信中为梁氏辩护：“梁节庵之为人，都下颇有谓之好名者。然节庵于我德宗皇帝奉移时，在梁格庄大雪之中，席藁殿次数日，住在龟山对过小屋中，一人独居，近三四年，每日必诣陵下，且筹措万余金以助上方便房之费。乃陵工告蒇，则奉其父母遗照于种树庐中，不携妾御，茹苦耐寂，又近三年，即使为好名之人，然弟七十之年，眼中实未见其有此行伪到底者。”不能不说，这位古文大家的辩护是很有分量的。
个性鲜明的梁鼎芬历来就是争议人物，不仅其高调做遗老让人不满，就是早年的诤诤谏言，也有人从中嗅出了“八卦”的味道。当年梁鼎芬请斩李鸿章着实惊险，但后来也有流言，说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由于其听信“星相家”的胡说，认为非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能避免早夭。这则传闻见于民国诗人黄秋岳的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此书虽然有名，这一说法却经不住情理的检验。梁之一生，犯颜直谏，又不是一次两次，难道每次都要靠星相家去怂恿吗？我们可以说他搏击的靶子未必都对，其高论也未必皆有助于实际，可这只是局外人的观感，而梁鼎芬自己，之所以敢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自少至老，一以贯之，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的支撑，恐怕是难以维系的。
也许是耳闻了关于自己“好名”“作伪”的冷嘲，梁鼎芬留下了手书遗言：“我生孤苦，学无成就，一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文人留名，是要以文字作载体的，“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好名”乎？“作伪”乎？
民国八年，临死之顷，看着守护着自己的同道，梁鼎芬声细如丝地吐出了最后一句话：“人心死尽，我辈不可死，尽一分算一分。”一个为时代潮流抛弃的人，他的“尽一分”在旁观者眼里，只能是悖谬可笑了。“我辈不可死”一语，又让人想起梁漱溟的著名豪言：
“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胸中，几乎毫无例外地涌动着一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激情，这样的激情源于何处，有无价值，值得思考。
“愚忠”这顶帽子
“愚忠”这顶帽子，梁鼎芬们是万万逃不掉的。
一个人要不要愚忠，从世俗功利上讲不成其为问题。不愚忠，紧跟潮流，既简单，也容易收获实利。既然如此，为什么梁鼎芬们舍易而就难？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有自己坚守的东西，所坚守者哪怕为举世所非，他们也绝不放弃。
时代变了，今之读者肯定不会认同梁鼎芬坚守的东西，但对这种坚守的精神，似乎不妨抱以适当的敬意。
吴天任曰：“论史者往往持有主观，以为‘甲朝之忠臣，即乙朝之罪人’，以衡量前人功罪。如此必难得平允。先生既属清室忠臣，吾人当设身处地，就其当日立场，尚论其人。盖人必有所立，即有所守。其所守所立，确定不移，即其所以过人之处，不必问其为彼为此也。”他给梁氏撰写年谱，也是着重于其“所守所立，确定不移”的风节。如果这种风节总是世人嘲笑的对象，风派人物们总能成功地用“与时俱进”来掩饰自己的没有底线、全无操守，那还成其为什么世界？
明乎此，梁鼎芬在本文开头所叙的那一幕中因辫子而悲恸欲绝，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或有人问，清王朝的辫子是奴役的象征，为它而哭岂非做奴隶成瘾？这话不能说错，但需要继续推论：一个人剪掉了辫子，不再恭行跪拜，是否就表示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
补叙一笔也许很有必要。那位意气风发、准备逼着“奴隶”站起来的曹亚伯，后来却皈依了佛门。刺激其厌倦世事的一大原因，是他以亲历亲闻的资格著成一部《武昌革命真史》，却因不合国民党主流史学而遭查禁。我们不知道，他在为著作被禁而困惑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当年在自己剪刀下哀哀求告的梁鼎芬。
晚清人物琐话
“假如中国有十个盛宣怀……”
如题的这个关于盛宣怀的设问，正是盛宣怀本人提出来的。
1910年，清宣统二年，也就是清王朝倒台前两年，盛宣怀在给山东巡抚孙宝琦的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攻击我的人）至责其化私意而出公理。其所谓私者，创轮船与各洋商争航路；开电政阻英、丹海线不准越中国海面；建纱布厂以吸收洋纱洋布之利；造京汉以交通南北干路；恢张汉冶萍，以收钢铁权利；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私乎公乎？……试问天下有十个盛杏荪（盛宣怀字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鉴其吃亏，苦太甚，俱各援以为戒，竟无一人肯步其后尘！”
这是一封牢骚满腹的信，所谓“化私意而出公理”，是指在攻击者眼里，盛宣怀完全是在“假公济私”；这也是一封大摆功劳的信，“创轮船”，是指创办和主持轮船招商局；“开电政”，是指经营电报局；“建纱布厂”，是指在盛宣怀总管纺织局的时候，大建纱厂扭转了纺织业的颓势；“造京汉”，是指督办铁路总公司，修建北京卢沟桥至武汉铁路，打通南北干线；“恢张汉冶萍”，是指组合“汉冶萍”这样一个煤、铁企业联合的大公司，挽回了中国利权……这些无一不是盛宣怀在近代史上书写的大手笔。这更是一封狂妄到了极点的信，中国如果有十个人像我盛某这样，会如何呢？可惜没有啊……
盛宣怀有没有这样狂妄的本钱？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人。他生于1844年，这一年恰好是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的时刻，似乎已在预示，急剧变革的社会，可能会给盛宣怀这一代人带来与先辈们不太一样的人生际遇。成年后的盛宣怀，果然没重复“学而优则仕”这条旧式士子的老路。他1866年在童子试中考中了秀才，对后面的科举考试便不再热心，三应乡试落第，连举人的功名都没捞得一个，“遂绝意科举”。
盛宣怀在功名上的淡泊，与他父亲有关。其父盛康，虽然中过进士，曾以布政使衔任湖北盐法武昌道，算是“副省级”干部，却注重经世济用之学，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时常勉励儿子致力于“有用之学”。盛康对儿子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对学问的态度，更在于他的人际关系网给儿子打开了向上的通道。1870年，盛宣怀经人推荐进入正在陕西“剿回”的李鸿章幕府。李鸿章与盛康早有旧交，是盛宣怀的“父执”辈，一见这位“世侄”，十分喜欢，即委派为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相当于今日之机要秘书，日日随侍在自己左右。
盛宣怀与李鸿章搭上关系，于其人生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相对清醒的李鸿章，这时正在大兴洋务，而盛宣怀正好在这一方面表现了突出才干。陈寅恪先生的父亲、著名诗人陈三立给盛宣怀作墓志铭时，于李、盛之关系一语揭破：
“时文忠（李鸿章之谥号）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船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
“意合”云云，正是指在兴办洋务的要害问题上，李、盛二人观念、主张一致。李鸿章幕府有很多人才，而要论到办实业这种中国未曾有的大事，综合比较见识、才能与人脉，盛宣怀当首屈一指。李鸿章不大力倚重他，还能用谁呢？所以，一方面，李鸿章不断地培养和历练盛宣怀在兴建洋务工业企业方面的能力，甚至连其生活小节也要关心；另一方面，更不断地提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李鸿章不但褒奖盛宣怀“心地忠实，才识宏通”，更认为其“经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为清王朝“不可少之人”。盛宣怀的事业发展远非一帆风顺，明里上条陈向朝廷弹劾他的，暗里下绊脚排挤、倾陷他的，不一而足，但他终能化险为夷，就是因为他身后有李鸿章这棵大树。
可以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作为大官僚兼大实业家的盛宣怀。于是，我们对盛宣怀的狂妄不禁有点小小的腹诽了：你狂妄什么呢？你能脱尽“因人成事”的嫌疑吗？如果没有李鸿章始终给你罩着，如果你没有大大小小的“红顶子”，你那些拿来显摆的实业又会如何？
但细细思量，这种非议对盛宣怀来说又很不公平。因为这种“因人成事”“政商两栖”是时代和国情所铸就的，不宜由个人来负责任。
在盛宣怀所处的时代，官督商办这种特殊的体制决定了，你要想在实业上展示身手，就必须有官方的身份；中国的国情又决定了，一个只顾埋头办厂、做生意，不关心政治，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和后台的商贾，早晚会被人算计、玩儿完的。在一个主要资源均为官方所控制，民间社会发育不充分的地方，包括商人在内的任何群体对官场产生强烈的依赖性和依附性，又有什么奇怪？
官场上，盛宣怀从一个幕僚起步，直到荣膺邮传部尚书，成为省部级高官；商场上，清末最著名的各大企业、金融机构均为其所控制。中国固多“红顶商人”，但像他这样非拥虚衔，而具官场实职的大商人，同时官又当得这么大的，则别无分号。官商混合的盛宣怀，正是时代和特殊国情相互酝酿下的蛋。只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蛋的味道还不坏。
以盛宣怀的本意，大概还是倾向于做一个纵横捭阖的大商人的。他在兴办实业伊始，就对李鸿章恳切陈词：“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在他看来，中国积弱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可是商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实非他盛宣怀一人能够改变，他只有顺应这一现实，依靠背后的大树和脑上的“红顶子”兴办自己最感兴趣的实业。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曾向人坦陈：“目下留此一官，内可以条陈时事，外可以维护实业”，真是左右逢源。
我们指出盛宣怀的“因人成事”，同时也应注意他在经营实业方面的高人一等处。
晚清洋务派所办实业大多成效不佳，实由于在官督商办这种畸形的体制之下，往往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长官意志盛行。而盛宣怀则是比较重视经济规律者。汉阳铁厂系好大喜功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张氏之所以把铁厂选在本身并不产煤的汉阳，据说是希望坐在武昌的总督衙门里就能看到汉阳的烟囱里冒烟。盛宣怀据理力争，认为炼铁厂设在汉阳，与原料、燃料距离太远，人为加大了成本，“必不能敌洋料”，建议“及早改归商办，就大冶江边设炉开炼，以就煤铁”，并自信地说，“将来综计运费成本孰糜孰省，当以刍献为不谬也”。但自负的张之洞哪里听得进去呢？结果汉阳铁厂空有东亚第一的规模，投产即巨亏，最后还是盛宣怀出面收拾了乱摊子。
盛宣怀1916年4月27日在上海病逝，终年73岁。他辞世之日，尽管因其股份，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和一些纺织厂仍有一定话语权，但他仰仗官威、官势，辛苦搭建、自己具备绝对控制权的商业帝国毕竟已是流水落花。那么在盛宣怀之后的大商人是否就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身份纯粹起来？不可能。土壤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盛宣怀问：假如中国有十个盛宣怀……其实我倒希望中国不要有盛宣怀，一个也不要有。
有思想的职业经理人
1936年，延安。毛泽东在与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顾了他的人生历程，其中读书占了相当篇幅。他特别提到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对斯诺说：“这本书我非常喜欢。……《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盛世危言》的作者，就是广东香山人郑观应。
在郑观应的时代，变革图存成为最强音，吸收新知、启迪民智的读物一时如雨后春笋，而今人公认，《盛世危言》实为其中翘楚。
可是说来让摇笔杆的人羞愧，这个郑观应非出自名门望族，也谈不上家学渊源，既没有科举上的所谓正途功名，也不能入文人之林，严格地说，他就是一个从洋行学徒做起的职业经理人。于此正可见时代造化于人，实非浅鲜！
郑观应，1842年7月24日，即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香山地理位置特殊，距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广州不远，与被英人掳去的香港隔水相望，而为葡萄牙人所据的澳门则本系香山县之一角，离雍陌乡更是近在咫尺。这样一种与外部世界广泛接触的环境，造就了香山特有的文化，即不以言利为耻，不以和外国人打交道为耻。来华外国人招募为其服务的中国人中，香山人是最早的群体，这使得香山素有“买办故乡”之称。
郑观应家世寒素，其父郑文瑞亦耕亦读，考秀才落选后，即安心做一村塾教师。而郑氏家族人丁颇旺，人多地少，加之时风浸染，多以给洋人做买办为业。最成功者当推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他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另一位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行高级买办，须知，新德洋行和宝顺洋行都是上海开埠初期涌现的著名大洋行。郑家和当时从事“买办”这一职业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有关系，如大买办唐廷枢是郑家的姻亲，另一位大买办徐润则是郑家之世交。这为以后郑观应进入买办行业并跻身商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郑观应和他父亲一样，读了几年书也未能考取科举道上的最低功名——秀才。家庭窘迫的经济状况和地方重商的文化，自然把他推向了学贾的道路。1858年，也就是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的这一年，郑观应来到了上海。此时上海开埠不过十余年。郑观应先寄居于叔父郑廷江处，一边给叔父做事，一边向叔父学习英文。1859年，通过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润等关系，郑观应到上海宝顺洋行工作，宝顺是当时营业额较高的第一流大洋行，徐润伯父徐钰亭、曾寄圃都是该行高级买办。这种得天独厚的人脉，使郑观应一进洋行即取得相当地位。深厚的人脉资源，再加上经过多年买办的历练，郑观应在商界逐渐声誉鹊起。1873年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即聘郑观应为总理，相当于总买办，权力很大。这是其一生事业之起点。后来他在华北大旱灾中，因积极捐款赈灾，被清廷授予道员衔，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开始与官场红人如李鸿章等发生联系。他后来脱离洋行进入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便也顺理成章。
1882年，洋务派所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盛邀他担任帮办，而作为招商局竞争对手的太古轮船洋行则不放他走，两者开出的待遇都很诱人，在爱国情怀的激荡下，郑观应最终选择了加盟招商局，协助总办唐廷枢，与外资轮船公司展开竞争。他上任后，招商局正与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进行白热化的价格战。郑观应巧施策略，历时两年谈判，三家公司签订了6年的“齐价”合同，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李鸿章赏识郑观应在企业经营上的卓越才干，任命他为招商局总办。后来他还先后任另外一些洋务派企业，如开平煤矿粤局、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总办，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有学者认为，郑观应加入上海轮船招商局，是其人生最重要的抉择，因为这标志着他从一个买办成长为了民族企业家，仿佛充当买办就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其实，郑观应虽投资过一些企业，但所占股份都不大，他充当的主要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角色，只不过过去的雇主是外资，现在的雇主是国资罢了。既是职业经理人，其天然职责就是努力为雇主服务，让其利益最大化，并使自己分一杯羹。所以，要给一个职业经理人出一份成绩单，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看他为谁服务，而是看他服务的效果如何。
同样是做职业经理人，哪个时期的郑观应做得好一些呢？如果遵照上面的标准，应该说，郑观应做洋行的职业经理人的成绩更好。为什么会这样？一言以蔽之，洋务派官僚控制的“国资”企业里，派系林立，人际关系太复杂，掣肘太多！谋事之前先要谋人，否则就会为人所谋，如此内耗，效率安在？
后来因为内斗和一些经济纠纷，郑观应的财产被追偿，他也一度黯然离开大陆去澳门隐居。但失之东隅，收之桑隅，这位职场失意的职业经理人，在隐居生活中，居然捧出了一部洋洋30万言的巨著《盛世危言》。人生的得失是很难算得毫厘不爽的，如果他在职场顺风顺水，也不过就是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而现在，他俨然是当时职业经理人中最有思想的一个！
此书当初之轰传朝野有史为证。著名“官商”、郑的老友盛宣怀在给他的信中说：“弟拟将大著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如能因此一开眼界，公之功亦巨矣”，并兴奋地向他转告，“《盛世危言》一书，蒙圣上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散臣工阅看，倘能从此启悟，转移全局，公之功岂不伟哉”！著一本书，惊动了皇帝，就当时的写作者而言，光荣可谓至矣尽矣。
《盛世危言》之所以轰动，就因为作者的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下列三点：一、作者窥破了一个国家兴衰强弱的关键在商而不在兵，“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此论在当时不啻空谷足音。二、一个国家要想商业发达，就必须解除公权力对商人过多的限制。郑观应提议：“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船、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律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为，绝不拘以官场体统。”三、商业与政治紧密相连。《盛世危言》中有这样一段光芒四射的议论，“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虽然力主与外人商战，以挽回利权，但他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特别强调后发展国家吸引外资的必要性。他在致状元、实业家张謇的一封信中，畅论大开矿产宜吸入外资，认为“中国如欲大开矿产，非吸入外资不可，欲吸食外资，必定有良好之矿法不可”。并乐观地估计吸收外资的效果，“将不十年必变为煤铁输出国矣”。
1922年5月，81岁的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之招商公学宿舍内。
“政治之精意即在养活细民”
曾国藩于太平军乱后不禁秦淮画舫的故事非常有名。
据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所记，当时江宁府（即南京）的地方官叫涂朗轩，为理学名臣，“方秦淮画舫恢复旧观也，涂进谒文正，力请出示禁止，谓不尔，恐将滋事。文正笑曰：‘待我领略其趣味，然后禁止未晚也。’一夕公微服，邀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至，同泛小舟入秦淮，见画舫蔽河，笙歌盈耳……文正顾而乐甚，游至达旦，饮于河干。天明入署，传涂至曰：‘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小翁游至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养活细民不少，似可无容禁止矣。’涂唯唯而退”。黄秋岳并赞云：“此是何等胸襟，何等见识！盖政治之精意，即在养活细民四字。”后之艳称此事者，多遵其意。
然而，对官方干预市场可能存在的不良影响之担忧，中国旧籍中所在多有，似不宜让曾国藩专美。最早的，当推司马迁之《史记》，一篇《货殖列传》，被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日本学者认为，足以和阐发自由贸易大旨的《国富论》媲美。
近来翻书，又看到了几例。
明人谢在杭所撰《五杂俎》是明代较有名的笔记著作，其中一则说到福建上元节（即元宵节）灯市之盛，“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间一家点灯七盏。陈烈作大灯丈余，书其上云：‘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点灯，何尝以为哭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灯火陈设盛于福州数倍，何曾见父子流离耶？大抵习俗所尚，不必强之。如竞渡、游春之类，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损富家之羡镪，以度贫民之糊口，非徒无益有害者比也。”以现在的眼光看，蔡君谟给百姓点灯硬性规定指标当然不足为训，但这是建立在当地民俗基础之上的，而陈烈的批判则纯属唱道德高调了，因为他没有看到灯的制造和买卖之间所蕴含的民生意义，这也就是谢在杭所指出的，如点灯、竞渡、游春之类习俗，“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看似奢侈浪费，但正好满足了富人寻找逸乐和贫民赖以糊口的双重需求，何必禁之？
反对官方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干预民间风俗娱乐活动，谢在杭之后又有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由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荃全集》中收有曾氏于山西巡抚任上的一件批牍。晚清华北平原大旱，山西罹灾最酷，在灾情稍稍缓解之后，沁水县令向曾国荃禀报，民间赛神、演戏久成习惯，“或一会而费中人之产，或一戏而耗百日之资”，“拟定以限制”。对此曾国荃先是称赞“此亦为民惜财之意”，旋即笔锋一转，“但以此为富民省钱计则可，以此为贫民糊口计，则左矣”。曾国荃认为：“赛神、演戏等事，最为贫苦小民之利。每见戏台之侧，其匄钱乞食者皆贫民，其肩挑贸易者皆贫民，其沽酒卖茶及一切食物用物，纷纭杂沓而叫号不绝者，皆贫民。人徒见车马喧阗，往来游宴，以为浪费足惜。不知此浪费者，皆富民之财，于贫民无与也。富民以观戏而耗财，贫民正以有人观戏而借以谋生。昔范文正公岁荒不禁竞渡，且为展期一月，日率宾客士大夫往观，夫岂不知竞渡之耗民财哉？正欲耗富民之财，使贫民借以生活耳。”
司马迁、谢在杭、曾氏兄弟，加上曾国荃批牍中所说的宋代范仲淹“岁荒不禁竞渡，且为展期一月”，已经有了五例。虽生于不同年代，地位也大不一样，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只有民间贸易活跃起来，才会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富人穷人也才会各得其所。
中国传统社会，除去君昏官贪这类政治不上轨道的极端之外，又常有一种“中间形态”，即在上者往往“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还面有得色，以维护风教自命。此种形态之下，“细民”动辄得咎，自由交易权利屡被粗暴扼杀，其命运如何亦可想矣。
孙宝瑄的“看杀头”
正如明末怪杰金圣叹所感叹，“砍头至惨也”。然而，身首异处虽为人间奇惨之事，有人却偏偏有一种奇异的嗜好，喜欢“看杀头”。
对“看杀头”这一幕描写最经典的，当然还是鲁迅。小说《药》中的这一节文字向来脍炙人口：
“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正是因为对看客心理的忧愤，才刺激鲁迅当年弃医从文，走上了提倡文艺，从精神上改变中国人的新路。
但是，鲁迅笔下，麻木愚昧的看客多是不通文墨、身体健壮的“短衣帮”，而以文明人自居的“长衫阶级”，有没有看杀头的癖好呢？其实也是有的。读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发现文人们对“看杀头”同样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免让我小小地吃了一惊。
说起来，在晚清缙绅阶层中，孙宝瑄还真要算一个头脑开明的新派人物。他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做过相当于副部级的户部侍郎，哥哥孙宝琦清末为封疆大吏，入民国后一度出任国务总理，他的岳父，则是当过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之兄李翰章。出身于这样的阀阅之家，孙宝瑄却不乐科举，喜欢搜求“西书”，举凡西洋政治、历史、哲学书籍，无不嗜读。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痛批专制、向往民主的议论，像其宣称，“尧舜不如华盛顿，何也？尧舜私荐人于天，华盛顿定公举之法者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中，这样的声音简直就如凤鸣高冈。
孙宝瑄的“看杀头”是在清光绪二十年，即甲午年（1894）十二月二十一日，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市将刑人，往视则甫搭棚，观者如堵，知为卫汝贵。今日刑部方奏其定案，必奉旨处决矣。至日中尚未来，即归。午后，复同地山、伯棠往视，仍未至。群谓今日不复行刑。俄日暮，忽报已来。余即往观，人声阗咽，拥挤不可近视。执戟者数十人。须臾，有乘舆者至，云为薛云阶大司寇。既至，半晌始纷纷散，则已毕刑。余遂归，赴徐博泉之约，夜饮于广和居。”
日记中写到的这个被观赏的死刑犯卫汝贵，也是一个趣人。他是淮军大将，甲午战争爆发后，奉命率军增援平壤。卫的部队军纪很坏，沿途骚扰，“遇贼即溃，遇物即掳”，以致声名狼藉。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卫汝贵一封家书落到了日军的手里，成了战争史上的笑柄。原来，卫将军的老婆在信中特意叮嘱丈夫，说你做到统师这一级不容易，咱们现在也不缺钱，你年岁又大了，打起仗来可一定注意，不要冲在前面啊。战后清政府处决多名作战不力的将领，卫汝贵即其一。
卫汝贵被杀头，肯定是当年轰动的大事，“观者如堵”“拥挤不可近视”，连孙宝瑄这个新派知识分子都坐不住了。我们看他上午去了一次，结果苦等到“日中尚未来”，下午又特意叫上几个文友，但“仍未至”，一直等到“日暮”，才总算把这场杀头的热闹看完了，其看杀头的耐心委实让人佩服。金圣叹说“砍头至惨”，可是血淋淋的一幕似乎并没有影响文人们的“雅兴”，看完杀头的孙宝瑄和他的朋友，晚上还是维持着诗酒流连的旧节奏，到北京著名的菜馆广和居去“夜饮”了。
看来，孙宝瑄们看杀头的兴致并不比下层阶级人士低多少。喜欢鉴赏别人的痛苦，是否为人这一生灵的隐蔽之恶，而并不完全决定于某个体文化素养的高低？如果是这样，那么要想将这种人性之恶遏制，在努力提升民众的素质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破除习以为常的恶法，即彻底不给人们鉴赏同类头落的机会。一言以蔽之，只有良好的制度才是培育“善”的最好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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