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翻译的一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发表于1943年，那一年，我17岁。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被称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我被他的作品所折服，后来，又喜欢上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他的散文诗是他整个生命和艺术的总结，融汇了他一生创作的特点：爱国主义、民主精神、悲观情绪、真诚、善良；敏锐、抒情、哲理、简洁。散文诗既是他人格的写照，又是他艺术的结晶；既是他思想情感的履历表，又是他全部创作的大纲。在我眼里，他的每首诗都是一幅美丽的画。
1943年5月末，一个清风摇曳的晚上，我读屠格涅夫散文诗神往不已，内心冲动，竟然失眠，一骨碌爬起来，把心中的俄语诗行演变成中文的诗句，译完之时，天快亮了。我兴奋得难以自禁，摇醒了熟睡的三哥，说：“这是屠格涅夫的诗啊！是我翻译的！”三哥对照原诗看了我的译诗后，也很激动，像是不认识了我似的望着我，轻轻地说：“四弟，你翻译得太好了……”他建议我给报社投稿。于是，我给自己起了第一个笔名“雪客”。因为我出生在初冬，喜欢大雪飞扬的日子，所以把自己想象成雪中来客。我投稿的《大北新报》最初由日本人创办，后因经营不善，1936年被中共地下党金剑啸、姜椿芳等接手，成为东北作家萧军、萧红、罗烽、白朗、舒群、骆宾基、端木蕻良、梁山丁等活跃的阵地。
译稿寄去了大约一周后——1943年6月27日在《大北新报》第三版发表了。我带着报纸跑回家，向妈妈报告，妈妈不识字，惊喜地用手抚摸着那张报纸……
1945年8月15日，天皇宣告日本投降；8月19日，苏军进驻哈尔滨。
1945年11月中旬，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联合哈尔滨知名人士谢雨琴、张廷阁等共同筹建中苏友好协会。
1945年12月初，我要去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第四个儿子也要飞走了”，妈妈叹气了。望着逐渐苍老的妈妈，我郑重地说：“妈，您就放心吧，我会陪您的！”
对我去中苏友好协会上班，邻居们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我找了份好工作，有人认为国民党才是正统，干吗去这种地方呢。
李兆麟会长对于宣传舆论工作极为重视。他带领330人进驻哈尔滨，成立了“抗联驻哈尔滨办事处”后，就与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归来的刘亚楼（1946年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和苏军接收了原伪满“哈尔滨中央放送局”，成立了由进步青年播音员赵乃禾主持的哈尔滨电台。12月12日，他主持创办了中苏友协机关报《北光日报》，每天4开4版。社长是民主人士马英林，副社长李江、总编辑丁健生及庄启东、曾扬清、周玉兰等是从延安来东北的共产党员。李兆麟为创刊号题词：“为中苏友好团结而斗争！”
我年轻，腿脚勤快，在中苏友协打过杂，管理过图书，当过翻译。那时，工作不分你我，大家都争着干，也无所谓上下班制度，办公室也是寝室。翻译、写作、绘画、编刊物、布置会场、画广告、管理图书……只要工作需要，我就高高兴兴地去做。
报纸初创时，急需俄语翻译和编辑，组织上根据我的俄语水平，安排我到《北光日报》做编辑和翻译工作。当时的地点是地段街2号，就是今天《黑龙江日报》的老楼。我在报社做翻译的同时，还与孙芋共同编辑《美术》双周刊，周二出版。双周刊刊发画家论述西洋画和东洋画异同的论文，介绍苏联绘画艺术和解放区美术创作的短文等。
那时，我翻译了《列宁吃墨水瓶的故事》《列宁的纪念像》《俄罗斯水兵》等短文。我还根据哈尔滨的时政新闻，创作了一些漫画——有挖苦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到哈尔滨后，大肆把敌伪资产据为己有丑行的《官运亨通》；有讽刺奇装异服的《漫画一题》，署名是“小四”，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可是，有人告诉我，我画的漫画里有错字。这使我意识到自己汉语功底太差，需要发奋补习中文。
1945年11月19日，苏联红军根据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将把中长路（即原中东铁路）沿线及城市移交国民党政府，要求共产党东北人民自治军撤离大城市。为顾全大局，争取和平，陈云率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松江省委、松江军区撤至哈尔滨以东宾县一带。根据党的决定，李兆麟12月26日辞去苏军军官时期松江省政府副省长一职，并发表《辞职感谈》，提出和平统一，制止内战，惩办汉奸，肃清土匪，改善人民生活等主张。
国民党接收大员在变为国民党军的原“关东军直属满人驻新京守卫部队”（即铁石兵团）的护卫下，来到哈尔滨，抢夺抗战胜利成果。接收大员大唱高调，蒙骗了许多老百姓。李兆麟针对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即大捞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的丑行，接连组织召开哈尔滨青年、妇女、教师、职员、文艺工作者、新闻人士、工商业主等座谈会，发动各界群众通过合法途径，向国民党松江省、哈尔滨市当局提出肃奸清匪、改善民生、和平民主等要求。中苏友协还组织了哈尔滨青年自学会、哈尔滨音乐促进会、哈尔滨文艺工作者协会等组织。李兆麟针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弱点，强调加强理论学习，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我那时也抓紧学习，不断审视自己，要求自己，规范自己，提高自己。李兆麟还做了许许多多关心群众，解决群众疾苦的实事、好事，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当我把听到的李兆麟的故事讲给我妈妈听时，妈妈说：“这样大的官儿对咱老百姓这样的好，咱们就得跟着人家好好干！”
谁能料到，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在道里水道街（今兆麟街）9号被国民党特务极其残忍地杀害了！3月12日，《北光日报》以头版大号字刊出题为《人民公敌中国法西斯特务分子的残暴罪行》的通栏标题，刊登李兆麟遗像和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的沉痛通知。噩耗传出，70万哈尔滨市民难以接受，悲愤交加。
那天下班后听收音机，播音员满含深情地诉说着李兆麟生前的种种模范事迹，内心无比悲痛。民族英雄李兆麟忍饥挨饿，爬冰卧雪，不屈不挠地与日寇斗争了14年，他没有死在抗联的沙场上，却死在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天理难容！我眼前浮现出李兆麟那不屈的头颅，闪亮的明眸，处处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善行义举。22日从灵堂归来，我铺开宣纸，在强烈的悲愤之中，饱蘸水墨，一气呵成，画出了我心中的李兆麟将军的头像。24日一早，李兆麟的灵柩移出灵堂，我画的头像安放在悬有“民族魂”横匾的灵车上。汽笛悲鸣，灵车启动，十几万哈尔滨市民自发前来送行，把哈尔滨中苏友协所在的柳树街以及地段街、水道街围得水泄不通，这是哈尔滨人民群众对法西斯罪行的悲愤抗议！这是民心民意的强烈表达！
在《苏联介绍》杂志社工作的日子
《北光日报》从1945年12月12日创刊，到1946年4月30日停刊，共出报123期。停刊后大部分人员并入从沈阳迁到哈尔滨的《东北日报》。因为我会俄语，被组织安排到正在筹办的《苏联介绍》杂志社做翻译、编辑工作。负责人是哈尔滨左翼文化活动家姜椿芳推荐的个子不高、戴一副黑框眼镜的王式斌。
《苏联介绍》是月刊，由哈尔滨特别市中苏友协1947年5月1日创办，是当时全国第一家全面介绍苏联情况的期刊，由李国钧、金人、罗烽、孙耕野、唐景阳组成编辑委员会，由兆麟书店出版发行。最初每期印刷1000册，后来增加到5000册。1949年初，《苏联介绍》改为东北行政区中苏友协的机关刊物，迁到沈阳出刊，1951年7月停刊。
我根据苏联女雕刻家穆希娜的作品设计了杂志封面。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还收到许多热情洋溢的读者表扬信。我们编辑部的人不多，但每个人都是多面手，从延安来的任飞、傅克俄文水平较高，老翻译温沛钧在哈尔滨翻译界有一定的声望。
我在杂志社既是翻译，又是文字编辑，还是美术编辑。在此期间，我翻译了西蒙诺夫的《苏联文学的节日》、查果夫斯基的《英雄城列宁格勒》、特列古勃的《关于保尔·柯察金》、尤金的《论苏联喜剧》，编译了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吉洪诺夫、毕尔文采夫等的短文，写作了《斯大林奖金》。同时，我还翻译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苏联报刊社论等。其中，我翻译的《美妙的小提琴》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而后又被收入中学生课本。
这一时期，我还设计了一些封面，画了一些插图，包括抗联著名将领冯仲云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东北作家群里重要作家白朗的《老夫妻》《沦陷前后》《忆故乡》，金人翻译的《静静的顿河》等。
1946年11月25日，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萧军从延安回到阔别13年的哈尔滨，在东北局的资助下筹建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创办了《文化报》，他自任社长兼编辑部负责人。鲁迅文化出版社仅有2名编辑，急需临时的文字和美术编辑。1947年初，我在一位姓高的朋友引荐下，来到道里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5号鲁迅文化出版社，第一次见到个子不高，但体格健壮的萧军。萧军比我大19岁，他用欣喜的眼光瞧着我，并拉我坐在沙发上。他拿出烟斗，装上烟丝，慢慢抽起来。在聊天中，萧军说：“以后还请你帮助我们出版社做些工作。”
回家后，我根据萧军的照片和见面的印象为萧军的连载小说《第三代》画了一幅头戴无檐帽的头像插图。
那时候，鲁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许多书籍，包括萧军著名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等都是邀我设计的封面。
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带进来的俄罗斯、苏联歌曲风靡一时。这些歌曲有的高亢激昂，威武雄壮；有的抒情婉转，表达内心；还有的来自民间，风趣幽默，很受进步青年喜欢，许多歌曲不胫而走，广泛传唱。李兆麟把市内爱好音乐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哈尔滨市音乐普及研究会，当时的进步青年以音乐为重要武器，宣传革命道理，曾多次组织歌咏活动，演唱从延安带来的《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和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流亡三部曲》《露营之歌》等，使哈尔滨市民耳目一新，这些进步歌曲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我那时也参与了翻译俄罗斯、苏联歌曲的工作，翻译过高弗涅拉作曲、米海依果夫作词的《冲啊，战斗的青年！》，坡里塞里茨作词、阿库连柯作曲的《光荣的十月》，古谢夫作词、赫列尼柯夫作曲的《北方有座可爱的城》等几十首歌词，有的发表在哈尔滨的报纸上，有的发表在《苏联介绍》杂志的封三上，有的直接交给从延安来的刘炽、瞿维等作曲家，由他们配乐后，再交给合唱团演唱。
刚开始，我不懂歌词的翻译方法，只是随意地翻译。向作曲家交译稿时，作曲家常常皱起眉头，告诉我歌词不能随意翻译，否则很难配曲。在他们的指导下，我才明白了翻译歌词必须把每行歌词分成音节，并按音节译出原文。还必须把译文中的重音安排在原来重音词的音节上，否则，词与曲要表达的感情就不一致了。这都是因为小时候我学习的是俄语、英语、日语，而对自己的母语没有用心钻研、古诗词学习不多造成的。在作曲家的指导帮助下，有的歌曲经过配乐之后，曾流传一时。
我当时与作曲家刘炽交往频繁，无话不谈。刘炽比我大5岁，我常常听他讲自己的故事，包括苦难的童年，在延安少年时的生活，音乐家冼星海对他的关怀和帮助等。刘炽少小师从民间艺人，很早就显露才气了。音乐、舞蹈、乐器，他无所不通，样样在行。所以，他后来创作出《我的祖国》《新疆好》《翻身道情》《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歌曲，成为新中国受群众喜爱的大音乐家。
在哈尔滨，我们多次合作，当时最受欢迎的是苏尔科夫作词、勃朗太尔作曲的《斯大林颂》。那首大合唱雄浑激越，震撼人心。刘炽对那首歌的译配也很满意，亲自指挥过大合唱。当时那种热烈的场面，我现在似乎还能感受到。
几十年后，我们都在北京，而且住得不远，我们在一起谈几十年的变迁，谈艺术发展的道路，谈苏联文学与艺术的经验与教训。他经过风吹雨打，像山西那棵老槐树一样没有被雷雨霹倒，反而显得更葱郁、更苍劲了。
1948年4月，左联作家、创办《松江农民》报的周立波参加土改工作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上卷）由东北书店在哈尔滨出版，反响强烈，风靡一时。5月15日，东北文艺工作委员会召开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上卷）座谈会”。
我阅读《暴风骤雨》感到，中苏两个国家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就是要以新的思想、观念、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建设新的国家。可以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对我后来从事翻译工作起到了促进、激励作用。
1949年9月28日，出席庆祝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分会和全国中苏友协成立大会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一行43人来到哈尔滨，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是该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国国际主义诗人萧三特地从北京赶到哈尔滨专程迎接贵宾。我作为工作人员之一，按上级部署，参与了哈尔滨中苏友协的接待工作，第一次见到了心仪和熟悉的苏联文学名家。
这年初冬，我把翻译的苏联作家冈察尔的短篇小说《永不掉队》译稿交给了在沈阳的《东北画报》。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了极大反响，因而多年被收入高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之中。
哈尔滨美术协会和结识的各位画家
1944年，李立民陪伴他的未婚妻穆东乔从日本来到哈尔滨。哈尔滨是东乔的故乡。东乔学医，立民从艺，一位是腼腆的北方女子，一位是嗜酒的奔放的南方青年。李立民有个笔名“黑沙骆”，后来又取名“骆公”。
李立民来到哈市那一年27岁，在上海已经举行过个人画展，又在日本深造过。这时，他正潜心把西洋现代派油画和中国传统国画结合起来，在油画布上勾勒着线条，涂抹调得极稀的油彩。他是第一个把现代派油画带给哈市观众的中国人。那年秋天，他在道里区一家日本大商店楼下的展厅里举办了个人画展，招牌上赫然写着：“中华民国画家李立民”，这在当时的哈尔滨不能不算是有些胆量的，已经很招引人了，展厅中的作品更令人瞠目结舌，观众议论纷纷，李立民喜形于色，这种反响效果正是他所期盼的。
李立民的出现，以及他关于世界美术潮流的议论，对我们土生土长的爱好美术的人很有启发，给沉闷的空间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气流，打开了一扇窗子。我正是从他口中最初听到关于抽象派、野兽派的提法，听到马蒂斯、毕加索、鲁奥等画家的名字。当他回忆自己如何得到日本现代派绘画大师野口弥太郎和猪熊弦一郎的提携时，更是口若悬河。他对写实的、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俄罗斯绘画十分鄙视，对俄罗斯巡回画派的艺术观点颇多挖苦与讽刺。
那时，我18岁，各方面都很幼稚，又没有理论基础，易于为各种新鲜主张所左右。我和李立民经常见面，观赏他作画，在他的鼓动下，我也跟他一起画过写生。记得我们一起爬到楼房的顶层，隔窗描绘坐落在绿荫丛中的城市风光。他对我讲授现代意识应当如何反映外景，如何使用色彩，如何注意构图与线条。我努力按他的说法作画，模仿现代派的手法画俄罗斯教堂、街道，学习用浓艳的色调画肖像。可惜，画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还是留恋写实的手法和表现生活的题材。但李立民使我了解了西方现代绘画的基本观点。
我和李立民交往多年，关系很好，但我们的艺术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说服他的本领。他坚持了自己的现代派风格，我保留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李立民本来是途经哈尔滨市的一位南方过客，但当时哈尔滨与外界隔绝，形势使他不得不暂留在这座北方城市。他决定在这里发展美术事业。于是邀集了几位美术工作者，经过一番努力，成立了美术协会，李立民任会长，赵佩瑶任干事长。协会选出8人组成的理事会，下设干事会、会务部、美术研究所、展览部和画厅。当时参加活动的有石揖、沈化民、孙鸿杰（后来写成独幕话剧剧本《妇女代表》的孙芋）、傅乃琳（后来在天津艺专任教授）、刘惠民（后来在《北方文学》杂志任美编的刘海）、王锦堂、王卓、刘志谦和我等。
国民党接收大员、市长杨卓庵是福建人，李立民与他同乡，他利用这层关系请市长批给美协一个活动场所，在道里中央大街上。那里原是个50平方米的花店，几面都是大玻璃窗户，地段繁华，来往行人很多，我们把花店改成了展览厅。
当时在展览厅举办过几次美展。1946年4月举行了“光复纪念展览会”，这是抗战胜利后哈尔滨的第一次画展，参展作品50多件。李立民展出的主要是城市风光画，记得还有一幅《绣国旗》表现了他对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有画面喜庆热烈的《红旗招展》，人马欢腾的《街景》。石揖的《枯木逢春》和韩景生的《老船夫》表现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东北人民的苦难生活。我展出的油画《一线光明》，画面是一道阳光透过铁窗，照耀在被囚禁的中国人身上，寓意中国人民的解放就要到来。我的另外两幅油画——《亡国奴》《三个被剥削者》，以东北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历史为创作题材，从标题就可以知道我受的是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影响。我们的画展受到哈尔滨市民的好评。
光复纪念画展之后，协会又举办了一次宣传画展览。参展作品有20多件，内容大部分是宣传解放后哈尔滨市政治、经济建设的。我创作了反映哈尔滨人民在民主的空气中自由幸福生活的水粉画，受到观展者的肯定。
延安的老同志来到哈尔滨以后，从事绘画的艺术家们曾参观过画展，还在《哈尔滨日报》上发表过评论文章。
延安来的老干部们和我们当地美术界人士举行过座谈会，就如何反映生活进行过很激烈的争论。当地美术家发言的主要是李立民与石揖，他们喜欢争论。当时我听不懂，只是呆呆地坐在角落里谛听。在那以后，我认识了从延安来的沃渣、王曼硕、施展、华君武、张仃、朱丹、刘迅等同志，还有和我年龄相差无几的赵域和陈兴华。他们对我的关怀使我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久以后，李立民离开了哈尔滨解放区，去了天津，从此天各一方，和他断了音信。
第一次见到从延安来的漫画家华君武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从沈阳迁到哈尔滨那天，华君武随《东北日报》也一同搬到报社大楼。在一次美术展览会会后的座谈会上，我认识了华君武。只见他面目清秀，举止儒雅，说话幽默风趣，脸上总是浮着微笑，身上穿着和战士一样的黄色军装。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表达了对华君武的敬意。我们自然而然地谈起了绘画，特别是漫画创作。我向他讨教漫画的创作经验，华君武介绍了在延安时期的漫画创作情况，谈了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的《一只魔怪的脚》（1939年）、《诱降》（1942年）、《榜样》（1945年）等几幅漫画，以及在创作中的感受。
可能我年龄小，又画油画，说话无所顾忌、没有遮掩，所以他对我产生了兴趣。他很关心我的成长，不仅平时多有教诲，而且还到我家看过我的画，跟我母亲聊天，了解我的情况，鼓励我进步。此后几十年，华君武渐渐把我妈视如家人，每次到我家，都要与我妈唠家常。我妈也喜欢这位没有架子的人，与他十分亲近。我妈百岁生日前，华君武送来一瓶精装的人参老酒。后来在庆贺百岁生日宴上，老妈喝着人参老酒，摸着我的手，想起了在哈尔滨第一次见到华君武的情景，深情地询问：“华君武也老了吧？”
解放战争发展迅速，沈阳解放了，东北局的机关报《东北日报》也要搬回沈阳了。临别时，我深情地对华君武说：“谢谢这一年您对我的教导！”说着，我的眼里也涌出了泪水。华君武安慰我说：“我们的分别是暂时的。我只不过是先行一步，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你也会离开哈尔滨的。你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还真让他言中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感受到他作为前辈和长者的呵护，我心里是感激的。
翻译剧本《保尔·柯察金》及演出盛况
1947年，我翻译的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曾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
当时，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了一批图书，其中有剧本《保尔·柯察金》（打字稿）。那时，我还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所以一看到这个剧本，就像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新人，和我们过去见过的人物形象太不同了。他是一个在争取生命、胜利的过程中坚持斗争的青年，不管自己要付出多大牺牲、承受多大的痛苦，他都在不断地克服、不断地向前，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我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好好睡觉，一口气将剧本读完，我被保尔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催促我把它翻译出来了。保尔，与我过去知道的事情太不一样了。我是在日伪统治下受到的教育，所以对过去的革命历史很不了解。忽然出现这样一个人物，真的很震撼。我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像保尔一样生活和工作。
之后不久，我遇到了从延安来的女作家草明。
194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30周年，中苏友协举办了一个苏联照片展览，解说词是我译的。草明很认真地看了展览，然后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你的汉语语言不纯，应多多学习。”她建议我认真阅读现代进步文学家们的作品，并努力锤炼自己的文字。草明的话使我震惊，我从没有想过自己语言不纯的问题，以为会汉语就可以了。后来，她还就此事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的语言不规范，有的地方有‘协和语’的味道。”“协和语”就是日本人说中国话用日语语法排列中国汉语词句的语言表现。
草明是第一位指出我的文字缺少训练的人。我生长在敌伪统治下，受的是奴化教育，草明的话立刻使我意识到日寇对青年心灵甚至语言摧残之深。几十年来，草明的教导一直记在我心中。在翻译《保尔·柯察金》的那段时间，草明询问我的情况，我说正在翻译苏联剧本《保尔·柯察金》，她鼓励我一定要把这个剧本译好。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有许多译本，最值得纪念的是第一个译本，从英文转译的，译者的名字叫梅益。
我翻译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就是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由兆麟书店印刷。1948年，哈尔滨市教师联合会的文工团排演了这部话剧。这是《保尔·柯察金》首次搬上中国舞台。
演出人员都是从日本长期奴役下获得新生的青年男女，大家都怀着一种改造思想和建设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参加了演出。也许这些并非专业演员的演技还不够成熟，但热情可敬可佩。一连演出多日，观众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在舞台上看到了一种新人。那年的演出成为哈尔滨市解放初期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剧中扮演冬尼娅的是一个小学校代理校长孙杰，由于那次演出，我们相识相爱，后来她成为我的妻子。
1950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以最优秀的演出阵容把《保尔·柯察金》呈现给广大观众。此剧连演多日，场场爆满。当时，《人民日报》《中苏友好》杂志及其他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号召青年向保尔学习。
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第一任院长廖承志撰文《演出〈保尔·柯察金〉的意义》，从苏联国立戏剧学院毕业归来的导演孙维世撰文《我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剧中饰演保尔的著名演员金山撰文《保尔·柯察金》。保尔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人最崇敬的人物，学习保尔成为社会风气。
当时演出时还有过一段有趣的插曲。扮演保尔的演员金山因事去了天津，演出前他未能按时赶回北京。剧院负责人向观众说明情况，表示道歉，准备改日为这些观众再演专场。可是观众就是不肯散去，在剧场里一直等到金山回来，那时已快到午夜了。《保尔·柯察金》的演出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可想人们对保尔笃爱之深。
后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三次将该剧搬上舞台。保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的光辉榜样。
1956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赖莎应邀来我国访问。她在全国各地为青年做过多次报告，受到欢迎的场面是用语言难以形容的。我当时为赖莎担任翻译工作。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朴实、诚恳、热情、平常，她像拉家常似的跟我们谈天说地，讲了很多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她说：“中国红军长征时，尼古拉（全名是尼古拉· 阿列克谢耶维奇· 奥斯特洛夫斯基）可关心形势的发展了。他听广播，还让我在墙上挂了一张中国地图，自己看不见，让我告诉他中国红军行进的路线……”
赖莎得知我译过剧本《保尔· 柯察金》，而我的妻子又是最早参加该剧演出的人员之后，高兴地说：“你一定把你妻子带来让我见一见……”1957年迎春晚会上，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她。她拉着我们的手，观察了我们良久，然后戏谑地说：“记住，我是你们的媒婆！”她送给我们一张照片，照片上奥斯特洛夫斯基躺在病床上，她关切地守护在他的身旁。在照片的背面她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句话：“祝你们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
几十年过去了，中苏两国都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1987年我来到了莫斯科，专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去看望我们的“媒婆”。她那深棕色的头发已经变得银白，我们回忆了她访问中国时留下的美好印象，谈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谈到他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情况。那天，我为她画了一张速写像，她在画像上签名时仍然冠以“媒婆”二字。
如今，我早已告别了青年时代，已年逾九旬。同龄的妻子双目失明，我护理她的时候，常常想到赖莎，想到她赠给我们的珍贵照片，还有照片上那句话——“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位意志比钢铁还坚强的人，我身上不由得会涌起一股热爱生活的暖流。
我第一次翻译剧本还是留有遗憾的。那时我的语言还不纯，有东北土话，有协和语，但不管怎样，《保尔·柯察金》的上演还是轰动了哈尔滨。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剧本在全国都演过。在首都演出时，我发现观众席中有笑声。一问，原来是东北腔太重了。从那以后，我才知道翻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是你用外文说，我用中文讲就可以了，一定要有文学修养。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将它由外文译成中文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件事。从事翻译必须有爱心，有钻研精神，这样才能翻译得好。毕竟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品，翻译起来很开心。
我与“冬妮娅”的爱情
剧本《保尔·柯察金》出版后，哈尔滨市小学教师业余联合文艺工作团准备排演。该团成立于1946年，是由经纬小学教导主任张铁安牵头、有成员30多人的文艺团体，排演过茅盾的五幕话剧《清明前后》，演出了20多场。
一天，中苏友协出版部长要我接待一下来请教问题的同志。我见面一看，这不就是经常参加友协活动的那位小学教师吗？但我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她穿着一件棉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围巾，一双大眼睛正以探寻的目光注视着我。对方把阅读剧本中不解的问题一个个提了出来，我尽自己的所能作了解答，讲解时，我自己也陶醉在保尔的故事里，越说越兴奋，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心理变化。因为，那时候我正在暗恋一位女同事。这位女同事也懂俄语，我鼓励她大胆做文字翻译，双方相处得挺好。但是我从小胆子不大，每逢想表达心意时，就心跳加速，精神紧张得张不开口。直到那位女同事结婚时请我参加，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啊！
在我因失恋而痛苦之时，孙杰走进了我的情感世界。
在哈尔滨道里区电影院首次公演《保尔· 柯察金》那天，我早早来到剧场，发现冬妮娅的父亲穿着的不是俄式皮大氅，而是一件中式棉大衣。我根据剧情向文工团的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马上就要开演了，到哪儿去找皮大氅？大家一筹莫展。我说：“我去想办法。”说完，我就到电影院门口盯着每一位进来的观众。就在第一遍铃声响后，我也万分着急之时，一位头戴水獭帽子，身穿水獭毛领皮大氅的观众使我眼前一亮。我马上向这位观众说明情况，那位先生挺仗义，一边脱衣，一边说：“能为这出话剧的演出做点事儿，也是我三生有幸啊！”
我接过大氅，兴冲冲地跑到后台说：“看，咱们有大氅了，还是俄罗斯式的！”
在演出成功的庆功会上，中苏友协负责人和剧团主要领导陈振球在敬酒时说：“首先，我们要感谢这个剧本的翻译者小四！”我站起来时，大家愣住了，他们以为翻译者是位年长者，想不到还不到22岁。孙杰此时才知道她去中苏友协请教的原来是剧本的译者，可能从内心深处油然产生一种崇敬之情和爱慕之心。此后，我们俩接触多了，我对她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孙杰与我同岁，也是哈尔滨人。她父亲是破落的大家子弟，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后在交通银行做小职员。她母亲眼睛失明后，父亲脾气变坏，经常不回家，还打骂母亲。孙杰六七岁时，她父亲娶了二房，她和生母便受到鄙视。
母女相依为命，直到她中学毕业。
那还是敌伪统治的黑暗年代。中学毕业后，她只好独立谋生，她当过售货员。我记得她说过：“那时，站在柜台后面，看到上了大学的或者有职业的同学走过来时，自己就会难为情地蹲下去，躲在柜台后边，不肯露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又过了一年，哈尔滨成立了民主政府。她便到民政科去找工作。当时准备在南岗区成立一所新的立民小学，民政科的人问她是否能够当教员，她立刻表示同意。新的生活给她带来了新的喜悦。创办立民小学她有一定功劳，后被调到马街学校分校当了代理校长。
她不再是一个窝窝囊囊受气的小女子，而是有庄严人格的女性了，她在工作中施展了自己的能力与才华。这时，哈市教师联合会成立了文工团，准备排演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爱好戏剧的她又被调去参加该剧的演出。她在剧中饰演冬妮娅，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她的演艺才能得到施展。
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团市委一位负责人推荐她到北京报考中央戏剧学院。1949年11月她来到了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领导看了她的履历表，知道她在哈尔滨已经演过戏，还比较成功，便让她直接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话剧团，后来又调到青年艺术剧院当演员。
1953年，我随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从苏联访问回国，在北京做总结期间，和孙杰在中苏友协总会小礼堂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一年以后，我也调到了北京。
结识恩师戈宝权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先生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那是1949年早春时节，有一天，领导通知我，说路过哈尔滨市的戈宝权同志想和当地的俄苏文学译者、研究者见见面，座谈座谈。那时，“戈宝权”在我的头脑中是位高不可攀的人物，他的译著是我学习的榜样，具有指导意义。当时，戈宝权先生肩负着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特殊使命，他被派往莫斯科担任新华社驻苏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任命，戈宝权先生作为新中国驻苏使馆的代表接收了国民党的驻苏使馆，并担任了新中国驻苏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和参赞。
按着指定的时间，我早早地来到了指定的地点。戈宝权先生准时到了。他的穿戴和广大革命干部不一样，大家穿的是黄色军装或蓝色干部服，而他身上是一套西装。他戴着一副近视镜，黑发梳理得非常整齐，脸上露着亲切的微笑。他谈话客客气气，只是浓重的苏北口音使我听起来有些费力。他问其他几位被邀请的人怎么还没有来，我回答不知道还有谁。他取出笔记本，念了几个人名。我茫然不知所措，我仔仔细细看了几遍，然后用颤颤悠悠的声音说：“这些人都到了……那名单上写的都是我的笔名……”
我先后用过的笔名有：雪客、小四、肖儿、竹马、何马、何焉、野婴、野炬、乌兰汗、秀公、海子、谢桃等。戈先生开列名单时，以为是多位译者和研究者，其实他开出的那几个名字都是我的笔名。戈宝权大概感到意外，他没有想到翻译文学作品和撰写有关文章的竟是如此一个毛头小子，更没有想到，他列出的笔名会是我一个人的。
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座谈会是否还能开得成。
在这么一位名人面前，我屏住呼吸，甚至连气也不敢大声喘了。
戈宝权先生笑了，思考了少许，最后说：“就开一个两个人的座谈会吧！”
那年我23岁，很不成熟，与现在的23岁青年相比差太多了。他并没有因为出席座谈会的只有我一人而将发言删减省略，或应付几句了事。相反，他讲得津津有味儿，谈苏联文学现状、谈苏联作家、谈他与苏联文学界的交往，还谈了他自己怎样走上了研究俄苏文学的道路，如何进行诗歌翻译。他让我讲讲自己的情况，我记不得我都说了些什么。告别时，他可能听出我的语文水平不高，文化素质较低，便鼓励我要加强中俄文字修养与锻炼，要刻苦，要勤奋。
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讲授俄苏文学课，讲授如何治学，讲授翻译的重要意义，而讲课人是大名鼎鼎的戈宝权先生。我觉得，他很了解对方的需要，他把我想知道的、我没有说清楚的和需要知道的事都告诉了我，还指出了我需要努力的方向。我暗自思忖，如果有朝一日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工作该有多好呵！没有想到，几年后，我的希望竟变成了现实。
第二次见到戈先生，是1953年的夏天。我作为一名翻译，随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访问。火车经过7天7夜的奔驰，抵达了我向往多年的莫斯科。车站上聚集了很多迎接代表团的苏联人，他们手中捧着鲜花，脸上露着微笑。戈宝权先生也在他们中间，他是作为我国驻苏使馆的代表来欢迎中苏友协代表团的。在这种场合做翻译，我感到紧张。这已不是二人坐在桌前慢慢地用母语交谈，而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着他的面，做口头翻译，经受俄语的考验。戈先生居然还认识我，大概意识到我的不安，主动提醒我：“要冷静，要沉着，要认真。”他看了看我，又加了一句：“遇到疑难我会帮助你。”多么温暖的话语，多么亲切的关怀！我如释重负，信心倍增。从那时起，我愿意在他面前从事口译，不怕出丑，因为在工作中可以时时得到他的指导，他随时随地以长辈的体贴口吻，纠正我翻译中的失误或遗漏。他的态度、他的声调，增强了我工作的勇气与信心。
1954年2月，戈宝权先生离任回国，调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当领导，我则是他管辖下的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那时，我经常跟随他接待外宾。戈宝权先生知道我喜欢画画，喜欢画速写肖像，特别是文学界人士，所以，他有时会有意地给我留出一点时间来，让我满足自己的心愿。记得有一次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那天，主客随便交谈，戈先生对我说：“你画吧，我自己与他们随便聊聊。”戈先生的俄语讲得很地道，知识渊博、词汇丰富，只是发音带有江苏家乡的味道。戈先生突然意外地用俄文讲话，使习惯于听我翻译的苏联客人毫无准备，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苏联客人以为我只顾作画，不做翻译，便催促我。待我说明之后，他们顿时恍然大悟。
戈宝权先生是学者、是翻译家，他从事学术研究态度严谨，从不投机取巧，更不回避困难。每逢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查遍各种书籍，反复向行家请教，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问题。戈先生又十分虚心，不耻下问，有时也找我们商量某字某句的译法，和我们一起探讨学问。有一天，我去看望先生，谈话间他顺手拿出几页纸递给我。我一看，愣住了。原来，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我发表的《〈阿Q正传〉在苏联》一文，认为有用，又不肯麻烦别人，便亲手抄录了全文。那时，我国还没有复印机。这事使我深为感动。
戈先生诲人不倦。我喜欢向他请教，他从不拒绝。有时，为了帮助我，他不惜停下手头的工作，拿出很多时间与精力为我写出很长的解释文字来。这使我感到过意不去，也使我渐渐不敢去过多地打扰他，占用他的宝贵时间。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们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度过了一段时间。当时，戈先生担任外文所的投递员，我在伙食班当管理员。有时，我们会利用假日到附近的小树林里或开阔的野外去散步。此时，我又有机会聆听先生如痴如醉地谈文学、谈翻译，甚至谈做人的道理。记得他说：“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胸怀希望，不应气馁，更不能绝望。”他的话使我想起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审查的情景。每次对他批斗之后，他很快就会恢复常态——乐观地又带一点儿傻气地搞他的学问。那时，在小树林里，我为他画了一幅小小的油画像，成为逆境时的纪念。
粉碎“四人帮”以后，戈宝权先生焕发了青春。他要补上被强占的、没能从事学术研究的10年时光。他写作，他翻译，他出席各种会议，应邀到各地去做报告、讲学，又多次到国外进行学术访问。
1992年年底，戈宝权从美国回来，下飞机便直接住进了医院。我急急赶到医院去看望，先生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床头悬着输液的玻璃瓶，腰部插着排泄的导管。
我望着这位师长，心头阵阵酸痛。他可清醒？可认识来者？可听得见我的声音，我讲的话？
“你说吧，他能听见！……只是他说不出声来。”戈宝权的夫人梁培兰轻轻地告诉我。
戈先生的两只眼睛眯缝着，我知道，有一只已失明多年，另一只视力很弱，是常年劳累的结果。当年他头发乌黑油亮，如今已染上了白霜。他的皮肤颜色本来较深，现在在一片白色的病房中，显得更黝黑了。他的脸抽搐了一下，眼皮动了动，手指头尖微微弯曲了几次。我立即弓下身去，凑到他的嘴边，只见他轻轻地蠕动嘴唇，却听不到声音。他大概是在跟我打招呼，也许是在表示什么。
我坐在他的身边，追忆在戈先生领导下工作的经历，一晃已经40多年了。在这40多年里，我的工作有过几次调动，但都和他在一起。在工作方面，他一直是我的领导；在学术方面，他一直是我的老师。
戈宝权先生是我国介绍、翻译俄苏文学的杰出学者。他接过了鲁迅、瞿秋白、茅盾、曹靖华等老一辈的接力棒，奋力地往前奔跑。在学术领域，他拓宽了研究文化交流的范围，写了不少文章，集成厚厚一本，以《中俄文学交流因缘》为书名问世，其资料之翔实、之丰富，是前无古人的。
戈先生的学术活动加深、扩大了与俄苏作家的友谊与交流，很多苏联老作家都认识他，他也悉心保存了他们寄给他的信件、赠书、题词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一封信也没有销毁，一本书也没有扔掉，他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几年前，他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南京图书馆，成立了“戈宝权藏书室”，并捐款3万元，设立戈宝权文学奖金。半个多世纪苦心积累的文化财富，如今变成大家可以享用的宝贵资料，显示了他博大无私的胸怀。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为他画的一幅肖像也挂在“戈宝权藏书室”内。
戈先生80诞辰之日，我又来到了他的病床前。好像是春天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笑着接过鲜花，与我攀谈。他的声音低微，吐字尚且含糊，但从他那红润的面颊上，知道他已经摆脱险境。他又开始关心别人，嘘寒问暖，鼓励晚辈。他盼望自己早日出院，重回书房工作，他不能不工作，他还有许多理想等着去实现！戈宝权先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者。
2000年5月15日，戈宝权不幸逝世，消息传来，我悲痛地说：“我万分痛心，因为我的成长与他分不开，他的为人、他的译著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东北中苏友协的日子
1948年春天，沈阳解放了。哈尔滨作为解放区不断派出一些人员到沈阳成立革命组织与团体。随着辽沈战役结束和整个东北的解放，沈阳成了东北行政大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49年秋，我和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的部分工作人员在李俊夫副会长的率领下，告别哈尔滨，去了沈阳。
哈尔滨像母亲一样养育了我，我在哈尔滨获得了最早的革命知识，理解了人生的道理，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在哈尔滨，在友协工作期间，我运用了学校里掌握的俄语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在哈尔滨，我接触了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从本能到自觉地开始从事文学翻译、绘画与写作。
我更忘不掉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大门口，临街的路上亲手栽的小白杨树。记得有一年从国外回来路过哈尔滨市时，我专程去看望我的小白杨。没想到它已长得很高很高，树干和我的腰围相等。后来，听说那一排杨树被砍掉了，我还为此流过泪。
沈阳与哈尔滨大不一样，它没有那种国际文化情调，但有重要的工业意义。
东北中苏友协刚刚创立时，工作又多又杂。当时调拨给我们一栋小楼连同一个大院。一年后，又给我们换到另一个地方，还让我们盖了一栋“友好楼”，专门从事友好活动。
沈阳有一批苏联专家。东北友协经常组织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经常招待苏联专家，如新年晚会、春节晚会、五一节、十月革命节等等，每次活动都有东北党政领导出席、讲话。他们同时兼任东北友协的领导职务，每次讲话都由友协的人员进行翻译。我那时是翻译科长，工作多，担子重，能力有限，常为此事苦恼。
东北友协由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秘书长叫李俊夫，是从苏联回来的老同志。他的爱人周芳也是从苏联回来的，她担任办公室主任。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孩子，都不太会讲汉语，而俄语讲得流利自如。
李俊夫同志操着浓重的湖北腔，皮肤黝黑，和蔼慈祥，但身体多病虚弱，有胃病，常常用拳头顶着肚子，耳又背，常常用手兜着耳朵听别人讲话。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人承担着新建东北友协的艰巨工作。他有时和我们拉家常，通过聊天，我们知道，他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被党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40年7月，当时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任弼时同志派李俊夫到苏联无线电委员会工作，担任对华广播的翻译兼播音员，由此，一个英勇的中国人，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与苏联人民一起参加了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勇敢地抗击了德国法西斯的野蛮进攻，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我与李俊夫同志拉家常，常常听得我心驰神往，感觉到他才是我们最合格的领导。
有一天，李俊夫带着一位少女来到我们的大办公室，向我们介绍，说给我们送来一位新同事，她是从苏联回来的，将在我们杂志编辑部工作，帮助我们选材、解答问题等等。总之，凡是与苏联、与俄文有关的问题，她都会帮助我们解决。
少女身材苗条，充满阳光，年龄与我们相仿。她瞪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大家，脸上露出亲切的微笑。她主动地作了自我介绍：“我叫飞飞。”好怪的名字呀！她讲的中文带有洋气，但她没有任何掩饰，落落大方，立刻给人一种亲切感。
飞飞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给我们这个单位带来一股蓬勃的朝气。她不仅工作埋头苦干，从不叫苦，而且组织我们这批青年锻炼身体，开展各项活动。每天早晨，她来到我们集体宿舍，挨个敲门，让大家起床，到户外跑步、做操。她还组织业余唱歌、打球、游泳。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才得知她本姓欧阳名菲，是烈士遗孤，自幼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这位可尊可敬可爱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拘留审查达7年之久，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摧残。1993年1月飞飞逝世，2月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我望着她躺在灵柩里的遗容，往事在心中翻腾，热泪不禁滚滚涌出。
李俊夫同志离开东北中苏友好协会之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翻译处处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处处长等职。他的工作一向积极认真，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9年11月13日逝世，终年66岁。
又过了10年，到了1979年春，才在沈阳，为这位默默工作的老干部、对保卫莫斯科有功的中国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因四幅漫画，我第一次挨批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当时我国最大的解放区城市，哈尔滨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浪费运动。党报上发表了社论和报道，揭发了大量惊人的浪费现象。
当时，我刚刚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哈市青年团《学习报》一位编辑向我约稿，我怀着浓厚的兴趣画了七幅有关反对浪费的漫画。漫画很快就见报了，不过不是七幅而是四幅：一幅是材料浪费，一幅是资金浪费，一幅是意外损失，还有一幅是时间的浪费。其他未予发表的三幅内容，有一幅是产品质量低劣造成的浪费，另两幅已记不得了。总之，这几幅漫画的内容都是采自报刊上的揭发材料。
四幅漫画刊出后，我听到一些朋友甚至读者的夸奖，心里美滋滋的。可是，过了不久，向我约稿的编辑又气急败坏地找上门来，让我检讨。因为有人投书市委，认为这几幅漫画“有严重的立场上的错误”，作者应当“严格检讨自己的思想动机和立场”等等。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热情正高时忽然挨的当头一棒——第一次受批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位名叫方生的同志给《学习报》写了一封信，指责我画的反对浪费的四幅漫画，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关于《学习报》44期第4版高莽同志的漫画《浪费》（，）我有下面的意见：
（一）这幅漫画，和东北日报《克服工业中严重的浪费现象》《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不相符合。而是以讥笑敌视的态度在工人、群众、干部中间，造成不满和不团结的气氛。我们有的同志因刚从农村转到城市，还未完全学会工业管理，不善于计算成本，不懂得科学分工，或者某些个别同志开始腐化，用钱修花园不修工厂（，）但应该认识到这是个别严重现象，我们应该警惕，并以此来教育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同时更应该认识到我们绝大部分同志还是保持过去艰苦、朴素、认真负责的态度。这幅漫画从标题、说明到画，作者并不是帮助同志认识错误（、）改正缺点的态度，而是对敌人的讥讽，所以我认为这幅漫画有严重的立场上的错误。
（二）我想请作者严格检讨自己的思想动机和立场。毛主席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提出：“是歌颂呢？还是暴露呢”的问题，以及对敌人、朋友、同盟者、人民群众、同志的态度和立场问题。
（三）编辑同志对这样明显错误的漫画，竟把它刊载在我们的团报上，希望你们检查这个错误的原因。
此致
敬礼
方生
9月10日
（信中括号里的标点符号是本书编者所加）
《学习报》编辑找我谈话，明确地告诉我，是市委宣传部长让我检讨的，因为部长当时没有看过这几幅漫画就发表了，责任在编辑部。他同时让《学习报》编辑部也检讨。
《学习报》编者的检讨
我们完全接受方生同志的意见，正如作者高莽自己检讨的那样，这幅漫画，是以讽刺敌人的态度讽刺了自己，而且夸大了缺点，这是立场上的错误。
为什么我们把它发表了呢？这是因为我们政治水平较差，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写作的态度问题，在思想上认识不足，当时只认为是配合当前节约运动中的中心任务，对浪费现象应该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是对的。但却用了对敌人的讽刺态度，不是善意的批评，觉得是不好就应该打击、讽刺，而没有慎重地考虑到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这反映了在思想上是无原则的自由主义，在工作上是不够负责的。
这次方生同志的意见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希望本报读者多关心报纸，及时提出意见。
我当时的检讨如下：
检讨自己的漫画——作者的检讨
高莽
9月1日的《学习报》上发表了我的漫画《浪费》，这是有毛病的东西，方生同志及时地提出严重的批评，在我经过几番检讨后，认定这幅漫画对人民是有害的，是由于严重的思想错误而产生的。为了减轻对读者的毒害，我愿把自我的检讨写出来，以纠正不良的影响，并在此对给我指出错误的方生同志表示衷心的感激。
我为什么画了这几幅东西呢？应不应该画呢？
现在得的结论：不应该画！而我竟能画出来，这就充分说明我失掉了立场。我为什么能画出它呢？原因就是没有分清敌、友、我。《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文件中说明：“……为了制止破坏，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经济，便必须：在工人、职员和经济管理人员中，经常地进行关于重视和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使大家认识爱护国家财产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在工厂企业内部开展反对浪费和破坏国家财产的思想斗争，坚决地打击那种对于国家财产漠不关心的错误态度……”我错误地认识了这个问题，光进行了打击，而忘了主要的——教育，我像对付敌人一样地对付了自己人。结果是乱用讽刺，犯了严重的立场上的错误。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很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其背上的包袱，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改造过程，即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说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而我恰恰作了相反的，我没有在画面上表扬我们许多优秀的作风，以这些爱护国家财产好的例子来做教育，而只是单纯地暴露某些落后的思想和作风，这是不全面的，也就不能正确地来说明问题和起教育的作用，这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
我们应该暴露敌人！哪些敌人呢？现在我认为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而绝不是别人！我应该向他们开火。而我没有这样做，没有看见真正的敌人！
其次，关于人物形象问题。我把自己人丑化了，这也是因为失掉了立场，没有分清敌我，另外，则受了些形式主义的影响。为了要表现一个官僚主义作风的领导者，便采取了对付官僚资本家的形象，为了要表现许多因一两个人不来而使别人白白浪费宝贵时间的工作人员，便画成毫无精神的蠢样，这等于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他是不管的，这一点，也说明对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必须顾及效果”这一重要问题缺少了解。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自己的作品不负责任的态度。自己画了，也感到内容有些不对头，而自己不愿深刻研究，推给编辑，认为上级一定会看一下，如果有毛病就不会刊登了。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充分表现。
今后，我决心改正缺点和错误，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定自己的立场。当然，立场不会马上就坚定的，将来还可能犯错误，出毛病，失掉立场，但我深信，我们的青年团，我们的共产党以及广大读者会时时刻刻给我以教育，给我以帮助。
我衷心感激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的全体同志。
1949年9月26日
现在重读近60年前的这篇检讨，很难说是由衷的或真诚的。我当时得到的教训是：以后少画讽刺画，少惹事就得了。
受到批评几天以后，新中国成立了。有一位李意同志竟把我的四幅漫画和批评信以及《学习报》编者和我的检讨，都寄给了在首都北京创刊不久的全国文艺界最权威的刊物《文艺报》。
这封信引起了《文艺报》领导的极大重视。他们在《文艺报》1950年第1卷第8期《编辑部的话》中写道：
我们收到李意同志的来信和他所附寄来的全部关于哈尔滨《学习报》上四幅漫画问题的材料，觉得很高兴。我们认为：虽然李意同志的来信中，在态度和观点方面，很多地方是值得讨论研究的（如“浪费是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这种说法），但李意同志大胆提出问题，并且热切地要求解决问题的精神，这是很好的。我们非常欢迎这种精神。
编辑部收到这部分材料以后，就仔细研究了这一问题，并且几次邀集了漫画工作和批评工作的部分同志，如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萧殷等，大家来讨论、分析、研究，最后并请华君武和蔡若虹两位同志执笔写了文章。我们想努力满足李意同志和关心这类问题的人要求解决问题的愿望。同时，为了使大家了解这一问题，特发表这一问题的全部材料。
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我们并不是作为结论来处理的，但他们是经过了讨论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认为是比较地有分析的精神，也是从具体出发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可以供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参考。
李意同志提供了材料，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展开文艺批评的好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在文艺工作和文艺作品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是发生在一个局部的地区里，或是发生在一个具体的工作上，或是发生在一件个别作品中，很多是有一定的普遍性，是有讨论价值的，但是由于往往不能很好提出，有时提出来却又缺乏材料，使问题不能展开，因而也不能走向解决。这一次这个四幅漫画问题的提出，我们希望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把《文艺报》作为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联系的刊物，来提倡研究问题与展开批评的风气。
接着，《文艺报》上发表了华君武的《对四幅漫画的意见》和蔡若虹的《从〈就从画说画〉说起》两篇长文。
我当时已从哈尔滨调到沈阳工作，东北中苏友好协会的顶头上司一看是中央一级的报刊点了我的名，而且批评文章中又说作者“未能实事求是地来针对这些缺点深刻检讨”，故三令五申地让我再检讨。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检讨自己受过的外国教会学校的教育，检讨思想根源与立场，检讨……在以后的政治中也没少因这四幅漫画作检讨。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后，我在一本刊物上读到陈辽同志的一篇有关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艺批判的文章。他把我的四幅漫画作为一个专题进行了论述，认为那次批判“是完全批错了的”。文中有一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可见批错了一篇、一部、一幅作品，其社会效果之坏，要比我们通常估计的严重得多！”的确，在那次“批评”以后，谁还敢“讽刺”？
我虽然挨了华君武和蔡若虹两位漫画界前辈的批评，但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在他们接待外宾时曾当过翻译，甚至随同他们一起出国访问。
1998年3月，华老为我和妻子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两只互相关爱的老虎（我们夫妻二人都属虎），充满那么浓的情，那么厚的爱。
2000年9月20日，华君武在《讽刺与幽默》画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高莽老友》。他在文章中提到：“高莽初画漫画，但被我写了批评文章，扼杀于摇篮里……”又说：“毛泽东虽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了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要区别敌友我，不要滥用，但漫画作者尚无创作实践成功的经验，长期又存在着‘左比右好’的思想状态，这些都使得在漫画上初出茅庐的高莽遭到迎头痛击，告别漫画。”
有一天，我和华老（他比我年长11岁）聊天，提起几十年前挨他批的事。他歉意地说：“我的批评也许扼杀了一个漫画家……”我感激地表示：“你的批评也许挽救了一条人命……”倘若没有那次批评，我显然会沿着那条路走下去，甚至会翘起尾巴，不知天高地厚，凭借自己的一点小聪明，讽刺这个，嘲笑那个，说不定在哪一场政治运动中变成革命对象，成为“反党分子”或“反党集团的成员”或“右派”或……唉，不可想象。
从1950年起，我就夹起尾巴做人，只美化，不丑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虽然没少挨整，但不太厉害，真是所谓“万幸”，我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再成为革命的对象。
我所上的“大学”
1954年，我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对我是鼓舞也是鞭策。这一年，我翻译出版的作品有：苏联作家C.乌尔贡的诗剧《太阳出来了》，纳胡茨里什维里的剧本《领袖的少年时代》，阿·卡哈尔的三幕喜剧《丝绣花巾》等。这一年，我画的油画《母亲》在北京市第一次青年美术展览会上获得二等奖，据主办者说，一等奖空缺，二等奖就是最高奖项。
同年，我从沈阳东北中苏友好协会调到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对外联络部工作。那时，我的父母、我的爱人都已经在北京了。50年代，中苏友好事业正处于鼎盛时期，中苏关系密切，两国人民互访频繁。总会会址在正义路一座树木葱葱的大院里，虽然楼房较旧，房间大且阴暗，但却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在这里接待过很多苏联客人。
1954年春，我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对外联络部担任口译。作为译员，随中苏友协总会秘书长钱俊瑞率领的中苏友协参观团赴苏联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访问。参观团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罗斯托夫，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吉尔吉斯斯坦首都伏龙芝，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及辛比尔斯克等地。
5月，我作为译员随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出席莫斯科“五一”观礼。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其间，我随团中代表戈宝权、唐弢专访了苏联作家协会中国文学委员会，并到地方作协与各地作家座谈，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们介绍了他们翻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现代作家作品。
12月，我作为译员随以周扬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全苏第二届作家代表大会。团员有丁玲和老舍，他们与苏联作家伊·爱伦堡、法捷耶夫交谈时，我为他们作口译。法捷耶夫说：“我青年时代的一部作品（指《毁灭》），能为鲁迅所赏识，并亲自把它译成汉文，这是我终生莫大的荣幸。”
口译是一种崇高的职业，是沟通两国关系的一种桥梁。它本身需要译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大量的词汇、良好的记忆力、转换时的敏感，等等。我在这些方面都有缺陷。
由于少年时代接触的汉文语言不纯，历史又被篡改阉割，道德理念异化，我心灵所承受的摧残是难以形容的。走进社会，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本身带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没有明确观点。譬如，我曾对口译有过困惑，不愿当翻译，因为敌伪时期，“翻译”为日本鬼子服务，臭名昭著。是戈宝权先生给我解开了这个疙瘩。1949年他去苏联路经哈尔滨，邀请从事俄文文学翻译的人开个会。那时，他针对我的困惑推心置腹地讲了一段话。他说：关键是译什么和为什么人而译。话很简单，但令我顿悟。从那以后，我明白了翻译的意义，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不平坦的路。
口译太难了，失败的教训让我一生难忘。
有一次，中苏两国作家相聚，在餐桌上，一位俄罗斯女诗人敬酒，激动地讲了一席话，然后用俄文朗诵了一首中国古诗。敬酒辞，我翻译了出来，可是那首诗怎么也译不成，只译了个大概意思，大家还是不知所云，我感到无地自容。
还有一次，我国代表团出访苏联，两位科学家对话时，主人讲了一段话，我不懂，问了两遍，还是没弄懂，我只好按大意译了。我方代表表示怀疑：“不可能吧？”我只好承认自己在这个领域一窍不通。
又有一次是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席间谈到双方办刊物事项，总理说对方用汉文办的刊物的读者对象，可以有懂俄文的专业人员、大学教授、文化工作者、大学生和职员。我译时，把职员漏掉了。总理立刻意识到，说：“你译错了！”我愣住了。当时苏方有多位著名汉学家在场，他们也一怔。总理说：“我提了五种人，可是你译时说了四种，显然落掉一种读者。”总理真英明，我怎么那么不细心！
我没有读过大学，可是我参加工作后，在从事口译时，上过一种特殊的“大学”。它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教授不固定，但它不仅给予了我各种知识，还教会我如何做人。
中苏友协总会第一任会长是刘少奇，第二任是宋庆龄，副会长中有吴玉章等很多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与社会知名人士。会长或副会长接见苏联文化与友好代表团时，有时派我去做口译。我来自地方，学历不高，经验有限，心里很紧张，生怕翻译中出纰漏。好在老资格翻译家副秘书长戈宝权常常在场，他为我壮了胆。
那时，领导友协具体工作的秘书长是钱俊瑞，他同时是文化部的副部长；负责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有廖经天、戈宝权、李霑吾，后来是李希庚等人。
在这段时间里，我作为一名译员，几乎年年随中苏友协总会派出的代表团出访。我有幸接触了各地不少从事中苏友好事业的领导干部、生产战线上的劳模、战斗英雄和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这些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如同在大学聆听教授们讲课。
作家有茅盾、巴金、老舍、周扬、丁玲、冰心、曹靖华、赵树理、柯仲平、严文井、季羡林、杨沫……
画家有江丰、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王式廓、艾中信、亚明、朱丹、邹雅……
戏剧界有阳翰笙、田汉、梅兰芳、黄佐临、赵寻、李和曾、陈伯华、陈书舫……
音乐家有吕骥、马思聪、盛家伦、王昆……
茅公喜欢谈心，与外国友人交流时，如遇到不同看法，他总是用平和的口气说服对方，使对方毫无难堪的感受。
巴老爱和普通老百姓打招呼，谈话随随便便，对方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位大作家。
老舍幽默。有一年冬天在莫斯科开会，从旅馆到会场路途不远，然而街道积雪，行路不便。老舍先生写了一首打油诗，最后几个字是“满街爬”。老舍把诗交给我，其实是让我拿给陪同人员看。陪同人员是汉学家，而且译过老舍先生的小说。他看了一会儿，明白了，高兴地笑了一阵。第二天就有车接送我们了。
梅兰芳的和蔼、阳翰笙的细心、田汉的豪放……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流露。
周扬的严肃、曹靖华的认真、赵树理的朴实、季羡林的博学，都让人肃然起敬。
给这些杰出的文学界代表人物担任翻译，对于我这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是最好的学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们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历、高尚的道德、朴实的作风，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阐述和个人的见解，都在充实我、改造我、教育我。我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师长，暗暗地学习他们的作风。
我在为他们做翻译，同时，我也在学习。除了担任口头翻译的人，谁能有这种机会，这种幸运？
在同一时期，我又参加了接待苏联对外文化与友好协会派来的各种代表团。苏联的各界代表人物，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高超的专业知识，同样对我富有教育意义。所以，值得回忆的往事太多了！
我忘不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赖莎和苏联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在我国访问的情景。她们在北京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山公园剧场等很多地方为青年们作过报告。她们一上台，全场一片掌声。她们一开口，全场万籁俱寂。她们用真挚的语言，讲述真实的故事，是那么打动人心。我这个翻译从讲台上看到了听众的泪花，有时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话语哽在喉咙里，久久发不出声来。
我也忘不了《真正的人》的作者波列沃依和老诗人吉洪诺夫。
波列沃依是来中国出席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我那次陪同他和他的同伴在中国游览了很多地方，到过武汉、上海、广州等地，访问过不少人，比如王震、钱学森等。最使我感动的是波列沃依的勤奋。每天，不管参观采访多么紧张，晚上他都会伏在灯下做详细的笔记，直到深夜。同时，他把自己的旅行随笔寄回国，交给杂志发表。当他完成访问之后不久，厚厚的一部《中国之行三万里》便问世了。
吉洪诺夫是老一辈诗人。他满面红光，一头银发，说话铿锵有力，我永远忘不了他激情的朗诵和讲话。有一次在武汉大学，他热情地歌颂新中国和新一代学子，然后朗诵了他在中国写的一首诗《中国人》。大学生们报以热情的欢呼，长时间的鼓掌，我甚至感到大礼堂的地板都在颤动。他的诗句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我也忘不了画家奥·韦列伊斯基。他是版画家，也是插图画家。他为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创作的插图，博得很高的声誉。但他为人极朴实，从不炫耀自己。
回想少年时是那么不想当翻译，而这时已深深爱上了这一行，因为翻译成了我进修的“大学”，而且我的教授又是这样一批了不起的人！
为了能够胜任翻译工作，我天天早起，在院子里朗读俄文作品，练习口语，阅读书报，吸取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词汇。那时骑车、走路都带上一些背记的单词。随着认识的提高，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水平太低，知识不够，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随着对翻译工作的喜爱，在生活中，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听别人讲话，脑子里便同时进行翻译；碰到不知道的名词，总是记下来，回家查字典，或向别人请教。
那时，我作了很多单词记录，除了政治术语外，还了解了在我国游览时常见的各种花草树木的名称。很多学名对于听者来说是吃力的，而如能译成生活常用的说法则会让人感到亲切。那时，年轻、精力旺，但也没少下功夫。我知道知识无穷，学海无涯；我也知道勤能补拙，笨鸟必须先飞。
有人问我，什么样的口译才是最好的翻译，我说：“双方在交谈时，进行得顺畅自如，又感觉不到译员的存在，就是最好的口译。”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无我”。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每个从事口译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看法和评价。
我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担任翻译期间，等于上了一次“大学”。这个大学没有校园、没有教室，如果中苏友谊顺利发展，我的“大学”课程永远不会上完。
然而，中苏两国关系发生了变化，友协的工作也在全国大形势下进行了调整，我被调到《世界文学》杂志做编辑工作。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二个职业，也是工作性质的一次转折——文学刊物编辑与外国文学研究。为此，我必须把精力转向文字工作和研究工作。
新的工作岗位——《世界文学》杂志社
风云变幻，十几年的功夫，中苏关系由亲密无间，转向冷漠，甚至意识形态的对立。
1962年，我被调离原单位，走上了新的岗位——《世界文学》杂志社编辑部，当了苏联组的一个小编辑。
《世界文学》（原名《译文》）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年代最早、历史最久的一份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创办它，是为了继承鲁迅先生30年代编辑出版《译文》、介绍外国文学优秀成果的传统。1953年创刊时，它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月刊）。从1964年10月起，它划归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领导（改为双月刊）。
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世界文学》是我国唯一的一份外国文学刊物。“十年动乱”期间，它被迫停刊。1978年10月正式复刊。
30多年来，《世界文学》介绍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它扩大了我国读者的眼界，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精神生活，向文学工作者、教学工作者提供了借鉴与教学材料，也增进了中国文学界与外国文学界的了解与友谊。
创刊时的主编由鲁迅创办老《译文》的战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兼任，可见国家对这个刊物的重视。茅盾在《译文》的《发刊词》中曾提出：在国内新形势下，我们在文学方面需要多方面的借鉴，不但需要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也需要熟悉外国古典文学和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的进步文学。胡乔木同志也曾来信，希望《译文》不要随波逐流，而要领导潮流。从《译文》到今天的《世界文学》，它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时，始终保持了严肃认真的作风。
初创阶段的《译文》，注意引导读者欣赏世界文学名著。当时选登的主要是外国古典和现当代有定评的作品。在介绍世界文学名家上，刊物起过显著的作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在当时版面上占有较大比重。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该刊向读者介绍了为数不少的我国读者不熟悉的外国作家，其中有些人在本国也是初露头角的新作者。苏联的艾特马托夫、雷特海乌、格拉宁，日本的井上靖、大江健三郎、开高健、野间宏、霜多正次，瑞士的迪伦马特，塞内加尔的狄奥普、乌斯曼，古巴的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意大利的皮兰德娄、斯特拉蒂，美国的福克纳等人，几乎都是通过《世界文学》来到中国读者面前的。
50年代后期，我国读者与文艺界不满足于仅仅阅读翻译文学，他们要求中国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外国文学加以评论。从1959年起，《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每期增加中国作者撰写的文章，这促进了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评论工作。
外国文学介绍在极左的思潮影响下，一度走过一段弯路。最初是以苏联评论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文学。到了批判“苏修”时，又把苏联的作品几乎统统打入冷宫。到了60年代初，《世界文学》介绍的外国现代文学作品面已很窄了，几乎只剩下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少数几个国家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世界文学》杂志被停刊，编辑人员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间，中国大地上很少听到外国文学的声音了。
“黑色十年”中的善与恶、冷与暖
我不愿意回忆那十年。
1966～1976年，那是黑色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五七”干校的一次会上，我讲出凝聚在心里的这段话，受到外文所“连队政委”的训斥。他慷慨激昂地说：“你必须记住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牢牢地记住！它使你暴露无遗！……”等等。他的话没有错，我也认为自己已“暴露无遗”，可是我就是不愿意回忆它。
不知为什么，我们这位非常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连队政委”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竟然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伟大祖国，漂洋过海到他天天痛骂的美帝国主义的土地上去了。
我不愿意回忆那十年，因为在那十年当中我见到了太多的黑色事件，黑色人物，黑色心肠……我见到的不只是外界的，也包括我内心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多少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出卖良心，出卖自己的好友；多少过去多情地自命是“学生”的人，当时却无情地揭露老师的“罪行”；多少人忍受不了人身污辱而选择了自杀，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抗拒，也许他们保持了良心的纯洁。当然，也有因其他原因而撒手人寰的，不能一概而论。
那时候，讲真话得不到信任，讲假话反而成了“真实”。上上下下都在斗心眼儿，整人或挨整。
回想起来，“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群众对我还算客气：追查我的历史，问我是不是“苏修特务”，问我与周扬的黑关系……
当年，本是正当的工作，却被嗅觉灵敏的人视为“里通外国”；本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无关紧要的玩笑，也被看成是“阴谋”“罪行”。
我大哥通晓日语和德语等几种外语，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当处长，与外国人打过交道，就硬被说是“国际间谍”，被严刑拷打致死。我三哥长期从事公安工作，在“砸烂公检法”的年代被关进死囚牢房，囚室如同小小的笼子，既不能直腰站立，又不能伸腿躺平。造反派硬说他自愿戴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因为他缄口不讲不能交代的“罪行”。
我的“问题”更多了。外调者隔三岔五找上门来，要我揭发交代一些与“苏修分子”交谈中的“阴谋”。我长年担任口译，接触的人很多，谁有本事记住自己接触过的每一个人、译过的每一句话？！更何况我不认为那些人是“反革命分子”。
我也被关进“牛棚”，和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在一间空屋子里。我很荣幸，竟然和冯至、戈宝权、李健吾这样的大学者们生活了一段时间。
在“牛棚”里受审查的人，把祖宗三代、个人历史剥得光光裸裸，如同在洗澡堂里，身上不留一丝一线，更没有任何遮羞布。在“牛棚”里，我对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老实巴交的戈宝权，曾一度被军宣队指定为“牛棚”负责人。有一天，管理“牛棚”的军宣队代表下令每个受审查的人，每天要交出两万字的罪行书。大家想求情，但军宣队代表说：“必须执行。”军宣队代表走后，戈宝权皱着眉头说了一句心里话：“谁有那么多罪行可以交代呀？！两万字——抄一天抄也抄不完……”这句话被一个人告了密。军宣队代表大为光火，他气汹汹地走进“牛棚”，劈头盖脸大骂戈宝权“反军”。好大的帽子！戈宝权的事还没有查清，又多了一个罪名“反军”。军代表命令我们对戈宝权进行彻底的批判。告密的人首先批判了一顿，其他人都不吭声。最后，大家转弯抹角地表示：一天写两万字体力上也办不到。为了让这位军代表能够不难堪，老先生们又给他留了个台阶，说：我们尽力去写。
从那天起，大家都不理那位告密先生。他感到孤独，总是一个人低着头，躲在一个角落里读毛选。显然，他变得更紧张了。
几天以后，告密先生在学习时，诵读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不知怎么把“共产党”读成了“国民党”。这可成了大家攻击的把柄，特别是李健吾，对他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口伐，总算给大家出了一口气。
让我哭笑不得的是逼我彻底交代我如何布置有关人员逃离大陆、投奔“自由世界”的“秘密指令”。外调的军宣队同样不讲道理，不实事求是，谎言越大越信以为真。我刚到《世界文学》编辑部时，有位女同事，她是南方人，长得娇小玲珑，戴着一副大眼镜，外号叫“小鸟”。我们共事的时间很短，后来她调到南方去了。同事们给她写信问候，我也凑热闹。我写的不是信，而是画的“信”。我按写信的格式，画了一只只飞翔的小鸟儿，这纯属开玩笑。“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封信不知怎么就落到军宣队手中了。军宣队的人不远万里来调查。两个人把我带到一间小屋子里，气势很凶，拍桌子、瞪眼睛，让我老实交代我是怎样下达命令，让“小鸟”离开内地去香港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小鸟”好像是提出要去香港探亲）。
我说那封信不是信，是开玩笑，没有任何内容。外调人员高声大骂：受令者已“彻底坦白”了，你为什么还死不认账？我怎么解释也无用。审问了我大半天，外调的人一无所得，只好表示暂告一段落，说：“你别指望侥幸，我们回头还来找你。”那几天，我真是吃不下，睡不好，我既无法编造他们所需要的内容，又无法使他们相信我的真话。
这类事又何止一起？各种“罪行”串起来，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有口说不清，说清也无人信。那时，“四人帮”的爪牙相信的是谎言，真话却成了诡辩。面对着一张张冷冰冰的没有人性的面孔，我感到世界之可怕，生活之可悲，不如一死了之。
妻子轻轻地劝我：“不能死，活下去。我们在一起生活多年，我认为你是好人。”就这么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加上妈妈和女儿的体贴，我又尝到了人间的温暖，增强了活下去的信心。
我自叹不如妻子坚强。妻子孙杰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她参与筹办全国话剧会演，接待外宾，随团出访……忙得不亦乐乎。她知道，外事工作烦琐，但责任重大，马虎不得，于是尽心尽力，里里外外做得滴水不漏。谁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竟把工作认真也说成是罪过，还给她扣上“秘书一霸”的帽子，并无中生有地说她家是大财主，在哈尔滨有“孙家一条街”的房产。孙杰没想到自己競競业业、全身心投入工作竟招来这些攻击和侮辱，实在感到委屈和气愤，然而她冷静地想一想，自己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无愧于党和人民，相信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也就处之坦然了。
我更自叹不如我母亲性格坚韧，她从不向困难低头。日寇统治下的伪满时期，我二哥因“反满抗日罪”，被定为“国事犯”，判刑15年。父亲因受牵连也被关了起来。我母亲虽是瘦弱的小脚女人，却以无比的刚毅挺了过来。“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几个儿子都挨了整。大哥被折磨致死后，大嫂写信告诉我噩耗。当时也在受审查的我，不敢让母亲知道真相。可母亲察言观色，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不幸事件，猜出小儿子没有把来信的内容全读出来。于是，她悄悄把信收了起来，有人来看望时，求来人读给她听。她什么都明白了，只是嘴上不说。一次，我说：“我大哥身体很好，很忙，不能来看望您。”母亲说：“不用骗我了，我都知道……”她经受了种种打击，没有倒下，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一直支撑着这个家。看来，女人比男人更能经受生活的风暴。我父亲只活了64岁，而我母亲是102岁……
可怜的知识分子啊，在逆境中需要的东西是那么少——信任、理解和一句暖心窝儿的话，足矣！然后，他又会像老黄牛似的默默拉犁耕地，忘记鞭抽棍打的疼痛……
“文化大革命”扭曲了我的人性、我的灵魂。后来，准备解放一批“走资派”，批一个解放一个。那时，大家已学会对付这场荒唐运动的办法，批判时，尽量上纲，但要无据可查，表情要严肃，声音要气愤。批判我们编辑部主任邹荻帆时，我就采取了这种方法。批判会开完以后，邹荻帆和我在厕所相遇，他高兴地说：“你批得有水平！”从那时起，我们成了知己、要好的朋友。
从批判我的发言中，我同样感受到好友的真情。金志平就是这么一位要好的朋友。他平常不声不响，不爱说话，可是批判时，人人必须发言表态。他发言时声嘶力竭，不熟悉的人会以为他恨不得一口把我咬死。可是我从他成功的表演中感受到了珍贵的友谊。
这也是一次考验吧！但我不希望人间再有类似的运动，伤人太多了，代价太大了。
几十年的人生旅途，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跌跌撞撞、磕磕碰碰，留下遍体鳞伤。如今抚伤回顾往事，面对更为凄惨的可悲者，我深知他们的灾难和不幸，觉得自己只不过是擦破了一层皮，已无痛感。但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伤痕，不知何故，竟久久不封口。
难以忘怀的“五七”道路
1969年，林彪发出《一号通令》，人们纷纷离开城市，搬到农村去落户。
我的妻子当时在对外文委工作。她首先接到下放的命令，于是，把家中箱子、柜子都打了包，搬走了，把户口也转走了。她下放的地点是河南信阳明港镇。
女儿随我妻子一起走了。后来，16岁的女儿又转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去养猪放羊。家中剩下我和老母。
1970年7月，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也奉命去“五七干校”，地点是河南罗山，离妻子的干校有一段路程。我带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北京。家里只留下70多岁的老母亲一人。好在那时她身体还硬朗，与邻里关系融洽，家中的事尽由街坊帮助照顾。
一家四口人，分散到四个地方，完整的家被拆散了。
到了罗山，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又搬到息县东岳，分住在农民家里。从小型的农活慢慢转向大田劳动，脱坯、盖房子。
我们外文所那时也按部队编制改成“连”。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被指定为连长或政治指导员。大家每天分组学习毛选，或听军宣队的报告。
法国文学老专家李健吾先生被分配去养猪。他对什么事情都非常热心，对养猪也极其认真负责。他回过一趟北京，带回来的都是怎样养猪的书。他常常守着昏暗的油灯，细细地研究养猪的学问。
我想，当年他研究福楼拜就是这个样子。那时，他二十几岁，留学法国，完成一部博得读者极高评价的专著。如今，到了古稀之年，改行养猪，有何想法？有一天，他得到噩耗，说他的女婿和外孙女沉船身亡。他很想回家去探望，但得不到上级批准。我看到老人偷偷地伤心落泪，可是又帮不上忙，心里非常难受。领导为何如此不通人情？！
在我们下放人员当中，翻译大家杨绛老太太是妇女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她做事总是悄悄无声，她被分配在菜园班，看守菜地。虽然她尽职尽责，但眼看着我们的菜园被偷，她也毫无办法，一位软弱妇人怎能对付得了粗壮有力的农村小伙子或农妇？但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都记在心里了。她观察事物细致，从干校回京后，她献出一本《干校六记》，使读者第一次看到了知识分子在农村劳动改造时的情景与面貌。她写了一些小事，涉及的却是大问题，写得幽默又辛辣。
那时，大学者钱锺书先生每天从文学所的驻地到公社取报取信，路过我们的菜园，就顺便看望杨绛。假日里，二人并肩散步。只有他们这对恩恩爱爱的夫妇不顾当时的条件与环境，敢于在众目睽睽下，赫然显示亲密的人际关系。
我在干校当过采购员和炊事班长。当采购员期间到集上去买菜，我不仅学会了讨价还价，还能担箩筐、推小车等。在炊事班里，每天要早起点炉烧水、做饭、蒸馒头、炒菜等等。
有一天，我与妻子约好，假日在息县集市上相会。她自下放干校以来，头发多了一层白霜，穿的衣服带有补丁，完全没有了接待外宾时的风采。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在集市上高高兴兴地过了一天，还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水煎包子。到了傍晚，我们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她回自己的干校，我回自己的营房。
过了一天，军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话。他一脸严肃，让我坐下，观察了我半晌，然后厉声地让我交代这几天都有什么不轨行为。我丈二和尚简直摸不到头脑。他审问了我半天，我还是不知所云。最后，他才揭开谜底，“你昨天到什么地方去了？跟什么人去接头？鬼鬼祟祟谈了些什么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把手往桌上一拍。
我先没有想到他问的是我和妻子见面的事，只想前一天在集市上还见过什么人。到后来，才弄清军宣队认为我和一个化了妆的老太婆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活动……啊！天啊！让我怎么解释呢？
我没有想到，在假日，在休息时，还有人在暗中盯梢。也许是哪个人偶然遇上了，起了疑心，提高了警惕，报告给军宣队了，也许……
1971年早春，我们搬到明港一个旧营房，集中学习，开会抓神乎其神的“五一六”分子，男男女女三四十人挤住在一间大屋子里。营地有个大操场，是用作全院开会的，也演过几场电影。会没有少开，军宣队负责人一次又一次作各种各样的报告，今天学习这个指示，明天学习那个决定。
我们营房的侧壁是张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字报随着运动的进展经常更换，用各种彩纸，在上边表各种决心、揭发、批判、检讨、认罪……
在“五七”干校时的漫画
一个星期天，窗外大雪纷飞，我是北方人，对雪情有独钟，雪激起我到街头去写生的愿望。我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那儿是停车场。纷纷的雪花中排着几辆天蓝色的公共汽车，有一种说不清的情调。我躲在一个地方开始作画。在作画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架巡逻的摩托车在我眼前转来转去，后来又过来几辆，我被包围起来。我发现情况不妙。有个纠察人员下了车，开始对我盘问。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正常人怎么会冒雪在作画。这儿既不是军事要地，也不是高深研究所，我为什么要画此地？我解释也没有用。最后，他们翻弄了半天我的画具，发现除了颜料、画笔之外，没有别的东西，身上也没有摄影装置，便留下我的住址和工作地点，扬长而去。我不敢再画了，匆匆收拾画具回了“家”，等待单位军宣队或造反派来审查。过了一段时间，没人找我，总算躲过了一场劫难。妻子说：“这个年头，不在家里猫着，到雪地里画什么写生，是自找麻烦！”
在干校，我们单位的军宣队小队长对我不赖。军宣队撤走时我为了表示谢意，给他画了一幅肖像，赠他留作纪念。可能太写实了，他当场把肖像撕得粉碎。我吓得冒了一身冷汗，所幸此人还近人情，没有追究画像中是否有政治目的。妻子说：“怪你自己，自讨没趣儿。”
总之，这类事情发生了几次，好在没有酿成“罪行”。
在干校生活时，我看到一些大学者心灵扭曲的状态，觉得只有用漫画才能反映出他们的精神面貌。我几乎忘记了当年因漫画而受的批判，又操起这支秃笔。我画了不少知识分子可笑的样子，画很粗糙，但很真实。
冯至先生是我们外文所的所长，学者，翻译家，诗人。他德高望重，学贯中外，精通古今，既写小说又搞翻译，既写律诗又写新诗，他把外国的十四行诗引进中国，是创举又是开拓，他的功劳不可埋没。
冯至先生在外国文学界从教、搞研究、当编辑，辛勤耕耘了几十年，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写过不少重头文章，成果累累，在不同时期，获得过德国颁发的各种勋章和奖牌，是我国外国文学界的一面大旗。
冯至先生每天跟着大家一起学习、发言。他年事已高，身体较胖，行动不便，可能从来没有过过这种集体生活。有一天，雨刚过，我看到冯至先生挽着裤腿，拎着马扎，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泥泞的道路上蹒跚前进。联想到知识分子的可怜命运，我提笔便画了可尊可敬的冯至走在“五七”道路上的可怜可悲的形象。
我在冯至先生领导下工作了近30年，我没有能写出评论冯至先生学术、诗歌与小说创作以及翻译等方面的文章，但我为冯先生画了一些速写和肖像：冯先生在做报告，冯先生在发言，冯先生在与人聊天，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先生在做检讨，直到冯先生弥留之际躺在协和医院病床上的最后时刻。后来，在纪念冯先生诞辰百周年时，这些画还拿出来展览过。
大名鼎鼎的戈宝权先生在干校当通讯员。每天，无论晴天阴天，刮风下雨或下雪，他都背着大包，徒步行走数十里，从干校基地到公社邮电所，来回取邮件，送信送报纸。这是在消耗他的时间、他的精力、他的才智，这是对知识分子何等的嘲弄！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所以戈宝权办事非常认真，而且总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心态，从来不急躁也不发火。有时，假日里，他会约我到附近小树林里散步，闲谈俄苏文学。那时，我为他画了一幅小型的油画肖像。他端坐在马扎上，让我连画了几个假日才完成。这幅小画像记录了一位俄苏文学专家在那荒唐的干校生活时的面貌。
我还画了钱锺书与杨绛假日在干校荒凉的土地上温情脉脉漫步的情景。杨绛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期间，我在《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为了处理一些稿件，有时需要请教杨先生。钱锺书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所任职，每天下班时他都会来接杨先生。两位学者总在一起，形影不离，令人羡慕与赞叹。我一直想把他们画出来，不是画单独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在一起，可惜总也没有机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河南信阳走“五七”道路时，机会来了。那时，我们在军宣队领导下，今天盖房子、修猪圈，明天开批斗会、抓“五一六”。圈在干校内的知识分子除被允许阅读有限的几种政治书报之外，什么也不许看。他们被强制地与书绝缘。不看书，不了解外部世界，还称得上什么知识分子？！天长日久，军宣队抓“五一六”没劲了，批斗会也开得有气无力了。那一阵，晚饭后，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们经常三三两两地到干校附近的野外去散步。活动天地不大，迎面总会遇到熟人。我常常看到钱、杨二老的身影，在众人当中，只有他们显得无比亲密，因为大多数人的感情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已被扼杀，因此，他们二人的形象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有一天，我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兴致所至，默画了他们的背影。我的画夸大了钱先生笨拙可笑的体态和杨先生亲昵的娇小身姿，二人并肩漫步。朋友们传看，认为抓住了他们的特点，充满人情味。不知何人把那幅漫画拿给了钱、杨二位，我得知后真有些害怕，怕惹得二老不高兴，怕说我丑化了他们，更怕上纲上线说我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给自己招来新的麻烦。我心有余悸，犯嘀咕，因为早在1950年，我已有过惨痛的教训。后来栾贵民告诉我：二老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了几句。这事一度刺激起我作画的热情。
那时，人与人的关系很复杂，只有这对大学者，如同四处无人，潇潇洒洒地挽着手臂，卿卿我我地在交谈。有人看到这幅漫画颇为喜欢，甚至有人说在他们的背影上看到了人性的复苏。
这些漫画在干校“校友”当中流传，没有带来谴责。我忘记了过去的教训，越画越多。
从“五七干校”回京以后，我又相继画了俞平伯、何其芳、季羡林、萧乾等老一辈学者。后来，又画了李德伦、方成、冯骥才、张守义、邓刚等许多文艺界人士。
我感觉人们还是需要漫画肖像的，它可以让人松弛一下，嬉笑一番，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悲戚的生活中看到人们渴望美好生活的一面。漫画肖像给人一种力量，通过幽默产生对生的希望、对事业的爱好、对美的追求。
画漫画肖像是我个人无法控制的冲动的流露。漫画肖像需要才气，同时也需要被画者的理解。缺乏幽默感的人，往往认为漫画像是对他的不敬，是嘲弄，甚至是伤害他的人格。
净化灵魂的
《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战斗生活》组画
很难说走“五七”道路对我的思想改造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有一件事我不能忘记，不过它是背着军宣队干的。我在干校阅读了马恩生平回忆录并开始画马恩组画。
组画《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战斗生活》（油画）可能是我干校生活中的主要成果。
那时，我们被禁止看中国文学作品，更不用说外国文学作品了。干校领导传达说：旧的中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描写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资修。被允许阅读的只有马恩列毛的著作。
有一天，我到妻子的干校去探望。她们的干校也在河南信阳，与我们干校相距几十里。我发现她正在阅读有关马恩的回忆录。她还向我讲了一些自己读后的感受，重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感人故事。
我把该书带回自己的干校，慢慢阅读起来，越读兴趣越浓。我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家属和战友们的人际关系和人情味所感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富有感情的人，亲情、爱情、友情贯穿了他们的一生，绝不是“四人帮”主张的干瘪瘪的生活。
我同时又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几部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形象渐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把他们画出来。我开始酝酿画稿，甚至开始用油色作草图。虽然画的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但仍然怕军宣队看见，说我不务正业，不搞阶级斗争，而在搞自留地，所以，我常常躲在蚊帐里悄悄地作画。
在干校，我画了五六幅。1972年，上级一声令下，我们又从干校调回北京。那时，单位活动不多，有时间在家中作画。我请母亲、邻居，特别是我的好友金志平为我当模特儿，摆成各种姿势，来描绘画中的人物。
原来只打算画几幅，后来越画越感到需要增加内容，最后完成了57幅，前后花了7年时间。组画于197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印行8万册。
当时，各种文艺团体正在恢复，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筹委会主席刘迅看到了我的这组马恩组画，认为非常值得公开展出。于是，由他操办，联合中山公园管理部门，于1979年5月1日到5月25日在中山公园兰花室组织了为期三周的《马克思恩格斯战斗生活组画》画展。观众络绎不绝，反应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很多人在意见簿上写上“很受教育”这样的话；有人认为画幅太小；有人认为宣传革命思想，不应当收门票，等等。
一位工人师傅在留言簿上题诗：
画里东风画外春，
导师思想千古真。
疑是伟人丰姿在，
画师汗水染墨深。
《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文章，刊出了画作，介绍了这次画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做了专访报道，外国记者也几次采访我。
我们外文所的党委书记王平凡深情地对我说：“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打派仗时，埋头看书学习，时间没有白过，是有成绩的。”王平凡是延安来的老同志，他非常了解知识分子的心，他的鼓励使我深受感动。
马克思、恩格斯是伟人，也是普通人，有爱有恨也有七情六欲。我在“炼狱”的日子里开始创作马恩组画使我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排除了许多杂念，精神上得到了升华，灵魂得到了净化，伟人的思想、理论坚定了我对人的信赖和对真理的忠贞。
1979年，在北大荒下放劳动20多年的丁玲同志回到了北京。1954年，我作为翻译曾陪同她访问过苏联，为她画过肖像，并和她谈论过美术方面的问题。我得知她回京后，给她寄去一本《马克思恩格斯战斗生活组画》。几天后，我收到了她的回信，全文如下：
高莽同志：
今天，9月27日，晚饭正端上桌子时，服务员送来了你的信，画。我赶忙拆开来，读了信，很兴奋，随即看画。多好啊！高莽同志，你给我一个美丽的傍晚。我一直看画，看完了再吃饭，吃完了又看画（今天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很自由），立刻又给你写信。我对画是外行，水平低，对有些画，什么派什么派的也不大能理解，不能接受。我好像是一个老实人，喜欢老老实实的画。因为看得少，也常常只从比较熟悉的作品中产生欣赏的兴趣。我是比较喜欢油画的。但有的出名画家的画，我又嫌他挤牙膏似的挤的太多，或太厚。有20多年，我完全脱离了文艺界，什么艺术对我都是生疏的。最近偶尔看见几幅高价的山水（我住的宾馆里有卖的），我又觉得同我的生活，同我的现实的感情隔的较远，没有心情去领会。今天忽然看见了你的画册，真使我的心沸腾。画正投合了我的口味，我愿意看下去，画的内容引起我的回忆。我在最痛苦，单人牢房，毫无生机的长年监禁中，而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上最崇高的灵魂，终日与我相伴。他们使我忘去忧愁，他们又使我热爱他们的事业，他们鼓舞我要战胜一切的雄心。我为他们的友谊而神往，为他们战斗的一生而激动，为他们优美的文字而咏叹，50几幅画是不够的；但也够了，因为主要的历程都历历在目了。我反复翻阅，甚爱此画册，我谢谢你，高莽同志。它把我近日来的郁闷一扫而光。我为你的勤奋而高兴，为你的进步、成功而祝贺。
1956年我们在重庆见过，你又赠给我四幅画纸。在1957年底我被斗倒斗臭，关在屋子里等候发配时，曾经拿那涂过油的画纸临摹过一张风景画，和写生屋子里一盆萝卜兰，自然这些都不见了。我不是一个健忘的人，怎么能不记得你呢？两月前我去看了陈冰夷，他身体远不如前了，有点老人的样子。你，我想还会很年轻的，不过一定儿女也都长大了吧。我最近要搬家。搬的地址还未通知，只知在木樨地。文代会你参加吗？我想我们不久可以见到。等见面时再谈吧。
祝好！
丁玲
9月27日
后来，根据丁玲的要求，我又专门为她画了一幅马克思、恩格斯同行的油画。我感到自豪的是，她一直把那幅油画挂在自己的工作室里。
1972年3月，我们外文所又分批返回了北京。在干校待了两年，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从事社会科学的这一大批精英，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什么呢？
再过几千年，未来的考古学家也许在这里经过挖掘会出土不少珍贵的古迹。像一块手表，那是美国文学专家李文俊在收割豆子时遗失在大田里的，当时怎么也没有找到。也许能发现一两张没有腐烂的纸头，那是杨绛替房东老太太写信，留下的草稿。也许会发现一支圆珠笔，是诗人邹荻帆在菜园里遗失的写作工具。也许能发现一粒扣子，那是老编辑庄寿慈在半夜看电影接受再教育时，突发脑溢血，当场昏倒在地，大家抬他去医院时丢下来的……
它们也许能让后代人大吃一惊：那个时候，人们生活中怎么都用那么原始的东西……
“五七”道路在我的生活中是怎样一个历程，说不清楚，却让我无法忘怀。
《世界文学》复刊
1978年《世界文学》复刊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鼓舞下，解放思想，回顾本刊走过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清楚地看到自己身上的时代烙印，认识到除了成就之外，它也发表过一些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与文章。在对外国文学有了新的、更全面的看法之后，《世界文学》对外国文学的介绍、评论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世界是复杂的，世界文学是绚丽多彩的。每个民族的文学中都有精华，也有糟粕。时代大大前进了一步，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打破封闭状态，把外国的一切优秀的文学成果都拿过来，为我所用。所以，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只要是优秀的或有重要影响的作品，都应该成为《世界文学》杂志译介和评论的对象。
《世界文学》首先坚持介绍无产阶级文学和被压迫民族文学。它注意到拉美的“文学爆炸”，并较早地把它的代表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引进到中国来。《世界文学》热心地注视着第三世界文学的发展，使读者可以及时了解新兴国家的文学现状。
《世界文学》复刊后较大的变化还表现在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上。与19世纪文学相比，西方现当代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我们不能对它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而应当重视。虽然西方大部分作家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认识世界的，但他们的一些作品仍不失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尤其是他们观察社会的角度、大胆探索艺术新手法的努力，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世界文学》复刊后选登了美国辛格、契弗、贝娄、冯尼格、厄普代克、欧茨等人的作品；也发表了法国特罗亚、德吕翁、巴赞、埃美、塞斯勃隆、居尔蒂斯、图尼埃、萨洛特等人的小说；还介绍了意大利卡尔维诺、夏侠的中篇小说，瑞士迪仑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奥地利卡夫卡的《变形记》，后又重点选登了爱尔兰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一批论文，如《卡夫卡和他的作品》（丁方、施文）、《艾略特与文艺批评》（杨周翰）、《埃士拉· 庞德的漂流历程》（李文俊）、《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赵少伟）、《关于卢卡契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范大灿）、《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朱虹）、《从阿兰·罗伯-格里叶的三篇短文看新小说》（王泰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夏仲翼）、《从萨特的“境遇剧”看他的自由观》（施康强）、《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的寻踪者》（林一安）、《西方文学的一部奇书》（金隄）以及对荒诞派、黑色幽默等文学流派的作家、作品和流派的评论、介绍和重新评价，充实了读者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活跃了读书界的思想，也为作家与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借鉴与研究的样本。
《世界文学》审慎地对待外国获奖作品。国外获奖的作品并不都是上乘之作，但《世界文学》仍然尽可能地把重要的获奖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以扩大眼界。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世界文学》选登了希腊埃利蒂斯、波兰米沃什、罗马尼亚斯特内斯库、捷克塞弗特的诗，奥地利卡奈蒂的小说《迷惘》、英国戈尔丁的小说《特命公使》和法国西蒙的小说《农事诗》等。
《世界文学》还设有一些经常性的栏目，如“文化交流”“国外通讯”“作家谈创作”“外国文学资料”“现代作家小传”“世界文艺动态”等，尽量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不能否认，西方某些趣味不高的畅销书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市场。《世界文学》没有迎和某些读者的要求，没有随波逐流，在清醒地分析了形势之后，始终坚持严肃认真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科学态度。
1986年，《世界文学》举办了“我所喜欢的外国当代作家”征文活动，共收到来自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部队的读者投来的大批征文。他们中间有文艺工作者、教学人员、学生、工人和其他基层工作者等。征文中论及50余名外国作家，真情实感溢于字里行间，有不少精辟见解，这说明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影响之广和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
创刊30多年来，《世界文学》收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作者与读者的书信、稿件，有的还来访问过编辑部。他们对本刊怀着殷切的希望，愿意通过它来沟通彼此的感情与看法。波兰作协名誉主席、女作家阿乌德尔斯卡得知《世界文学》即将刊出她的小说《绿宝石眼睛》时便表示：“最衷心感谢《世界文学》编辑部在其著名的、受到高度评价的刊物上发表我的作品。”
我国广大读者和作家一直给予《世界文学》极大的关怀与支持。《世界文学》创刊30周年时，巴金同志在祝贺信中写道：“我，作为你们刊物的一个读者，曾经亲眼看到它像我们新中国的整个文学艺术一样，经历了初创、成长、被禁锢和再生；我也怀着和你们同样的心情，希望看到它更加兴旺发达。而且我深信它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我们吃够了闭关锁国、耳目失聪的苦，现在不再是关上大门、自吹天下第一的时代，没什么力量能使十亿人的目光再局限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内了。人们需要更多地观察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的各个方面，在比较和鉴别中把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坚定些。”多年来，我国中青年作家也对《世界文学》热情支持。宗璞、朱春雨、张抗抗等同志为《世界文学》撰写了评论文章，谌容、温小钰等同志则为刊物翻译了文学作品。
全国目前有20余种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文学》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文学工作者、外国文学教学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需要，为了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为了满足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观念、求知欲，丰富其精神生活，《世界文学》将在继续深入调查外国文学现状与历史的基础上，加强评论，做好引导，向读者推荐有价值的外国文学作品与评论文章。
我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了27年，从一名普通的编辑到主编。1989年离休。
我离开《世界文学》后，编辑部更换了几届领导：李文俊、金志平、黄宝生、余中先、高兴……他们每个人都对杂志进行过改革，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方面也有自己的视角、选择方法和特色。
如今，《世界文学》杂志在外国文学界仍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文学前辈对《世界文学》的关爱
我在《世界文学》工作期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老一辈文学家、翻译家们对这个刊物的真心爱护和严格要求。他们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般关心这个刊物的成长与发展，即便他们不在《世界文学》担任任何职务，或者离开了主编或编委的岗位，他们仍然惦念着《世界文学》。前辈们为我们树立了爱岗敬业、当编辑、做翻译的榜样。
我忘不了茅盾先生晚年几次询问《世界文学》的情况。每次到圆恩寺胡同13号四合院看望茅公时，他总是把我引到后院，在他的书房里交谈。茅公穿着对襟短衫，中式裤子，脚上一双布鞋。稀疏平整的头发，花白的八字短胡，很有个性。他那双闪烁光亮的眼睛流露着慈祥的深情。茅公讲话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字字句句充满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他不仅关心刊物的变化，关心编辑工作中的问题，而且还关心所有成员的身体状况。记得他亲切地询问戈宝权的眼睛，说他的字越写越小，让我转告他要多多注意保护。他问及朱海观的近况，说他动了手术出了院，要认真护理。他问陈冰夷的工作……总之，《世界文学》的一些老人都挂记在他的心上。编辑部向茅公约稿时，他不管如何忙碌，总是一口答应，从不拒绝。新时期《世界文学》上发表了茅公论述外国文学与翻译的文章，如《向鲁迅学习》等，是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的宝贵文献。
巴金先生是我们刊物的积极支持者。1977年我们筹备复刊时，6月6日，邹荻帆代表编辑部写信给巴老向他约稿。他慨然答应了。巴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与陷害，家破人亡。粉碎“四人帮”后，巴金从恶境回到人间。我们向他发出约稿信，他很快寄来了3万多字的译文——赫尔岑的《往事与深思》。译稿是巴老亲笔写的，寄给我们的是复写纸下的底页。巴老的字本来就不大，不受方格的限制，有些地方字迹不太清楚。我们收到译稿后，心花怒放，细细辨认每个字，唯恐认错。巴老在来信中要求编辑部根据刊物的需要尽量删改。《往事与深思》排出校样后，我们根据巴老的要求把校样寄给了他。过了不久，他让人转告我们说，最近要来北京，将亲自把校样带来。那时，上海安排一批人来京瞻仰毛主席遗容。7月的一天上午，邹荻帆和我去火车站迎接他。只见一支百人的长队，整整齐齐地走了过来。我们远远就看见了巴老，立刻迎上去。巴老有些不知所措，说这次来京是集体活动，不能离开队伍。他急急忙忙把清样交给了我们，没有来得及多说，就随大队走远了。望着这位可爱可敬、身材不高、满头白发、急促地移动着脚步唯恐掉队的老人的背影，我们心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我们手中不仅接过来他带来的经认真修改的校样，而且还有一个铁夹子。他说那是我们寄校样时一同寄去的。
1977年10月1日，巴老寄给我的信中顺便提道：“还有一件事拜托：《世界文学》第二期上我那篇赫尔岑回忆的译文，我还想改几个字，希望能给我看一遍校样。请代我向编辑讲一声。”老一辈作家对自己文字的严肃认真态度，使我们编辑部同仁极受教育。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得知他为《春》的泰文译本写了一篇序，我们想发表，征求巴老的意见。他说：“你们要用，我当然不会不同意，不过我看放在‘文艺动态’里也许比较合适。”何其谦虚的老人啊！
《世界文学》创刊30周年时，我们希望巴老能写一篇稿子，他答应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稿子毫无音信，我们担心约稿可能落空。有一次，我们当着夏衍同志的面提到了这件事。夏公说：“老一辈作家答应的事，一定会兑现。”果然，在集稿的前几天，我们收到了巴老的来稿。后来我们得知，当时巴老还在病中。
夏衍同志虽然在《世界文学》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但他和其他老作家一样，十分关心《世界文学》，把它视为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我亲耳听到过他怎样主动地劝说冰心老人为我们写稿。
那是1982年，我们在刊物上开辟了一个栏目，邀请专家们就外国文学的工作讲一讲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去见冰心老人，请冰心老人支持我们。我说：“老一辈专家的意见，对我们今后改进工作大有帮助。”冰心老人白皙的脸上闪动着一双非常明亮的眼睛，她问道：“何时交稿？”我不便开口，因为要得很急。当时在场的夏公理解我们的心情，便插了一句：“老大姐是快手，没问题。”沈宁（夏衍的女儿）在一旁补充了一句：“冰心同志写文章不费吹灰之力。”果然，几天后，冰心老人打来了电话，第一句话便半开玩笑地说：“我把灰吹好了，你们来取稿吧！”这就是刊载在《世界文学》1982年第2期的文章《我的感谢》。
《世界文学》创刊30周年时，我们很希望夏衍这位在30年代开创翻译革命文学先锋的老作家能谈谈他对引进外国文学作品的看法。夏公本来正忙于撰写回忆录，但还是答应了，并写了《我的祝愿》。我们很感激他。夏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的迫害，一条腿被打残。可是他那消瘦的躯体中蕴藏着顽强的毅力，使他在“文化大革命”后加倍地工作。夏公对外国文学界、对《世界文学》的期望甚高。他说：“现在我们身处在20世纪的80年代，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就不能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样，不介绍和借鉴外国的文学艺术，就不利于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他又说：“文化，像空气一样，是不能封锁的。当然，空气中也会有传染病的细菌。我们不能因为有细菌而停止呼吸，我们也不能因为外国文艺有不健康的反动的东西而实行文化封锁政策。”他希望《世界文学》“理直气壮地贯彻百花齐放、洋为中用的方针”。夏公的话鼓励了我们更大胆、更广泛、更深入地介绍外国文艺精华。
周扬同志复出后，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曾来《世界文学》编辑部做过一次有关外国文学介绍与翻译的讲话。
他对《世界文学》很有感情。1959年，周扬建议将《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1983年《世界文学》创刊30周年时，他又应邀出席了纪念会，还为《世界文学》写了一篇祝贺文章《把翻译文学提高到新的水平》。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希望，我国文艺界、学术界分工合作，组织力量，把一切有价值的古典的和当代的作品，有计划地翻译出来，经过挑选和批判，用以丰富我们的思想资料和艺术素养，把翻译文学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80年代初，日本文学家井上靖来我国，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周扬同志接见了他，还将我画的一幅井上靖的肖像作为礼物赠给他。周扬在肖像上题了一首诗：
赞鉴真伟绩
忆古道丝绸
惊东亚文坛
歌两邦厚谊
周扬同志对我们这个刊物一直关怀备至，直到逝世。
冯至同志自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就任所长。《世界文学》复刊后，他兼任主编。他非常关心《世界文学》，多次为《世界文学》撰稿，既有指导性的理论文章，也有随笔和译文。
1983年，他对《世界文学》提出三个“不要忘却”——
首先，在介绍外国文学的同时，不要忘却国内文学的现况和大家关心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这句《诗经》里的老话对于我们当前介绍外国文学也是适用的。但若使他山之石真能为错，我们首先要明确为错的对象是什么，如果对象不明，他山之石也难发挥作用。
其次，《世界文学》在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同时，不要忘却向其他兄弟刊物学习。如前所述，现在国内有不少关于外国文学的刊物，它们都各具专长，有独创精神。我们不应墨守成规，要力求革新，但也不能随时抑扬，哗众取宠。
第三，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不要忘却从30年内（实际上还不到20年，因为有10余年停刊）某些时期产生的工作偏差中吸取经验教训。
这是老人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经验结晶，是对办好外国文学刊物的肺腑之言。我们认真地执行了他的指示。
冯至同志卸去主编职务后，1987年在《看法与意见》一文中他又提出三点希望：
近两年来，《世界文学》编辑部对于编辑工作做出很大的努力，尤其是1986年几期，编辑部的同志们在保持本刊特点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要求，力求改革和创新，如其中几期的“特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西方一般的文学史承袭从古希腊形成的传统，把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戏剧三大类，散文和传记文学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我国介绍外国文学，基本上也是在那三大类范围内进行。其实，西方（跟我们中国一样）从古以来就有脍炙人口的散文和传记文学，并且不断在发展。今年《世界文学》出了“散文特辑”和“传记特辑”，冲开“三大类”的框框，扩大了外国文学视野，这是一个创举。我希望，《世界文学》此后每年能有两三期有这类的“特辑”。当然，不能只限于散文和传记文学。
另外一个希望是关于古今的问题。生逢今世，首先要了解今天。十年浩劫期间，夜郎自大，排斥一切外来事物，堵塞通往外界的渠道，其结果是对于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茫然无知。浩劫过去，对外开放，无所作为十年之久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如饥似渴地要了解外国文学的现状，阅读当代的文学作品，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要继续加深研究，广泛介绍。可是在重视当代的同时，不要过于忽略了古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回顾古人，我们的知识不知比他们多了多少倍。但是在艺术和智慧上，某些方面我们比他们并不更为聪明，有时还显得愚蠢。例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哲人对生与死的见解，往往是现代人都说不出来的，千百年前久经考验的优秀作品也经常保持着新鲜。何况我国外国文学工作本来底子就单薄，对于18世纪的文学研究和介绍也不够，同样有继续加强的必要。所以我希望，《世界文学》能适当地有计划地精选一些东方与西方的古代名著以飨读者，但不要占有过多的比重。
目前国内文艺界有一种理论热。这些理论主要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外国，拿来中国后，则显得艰深莫测，一般读者很难理解。为了“正本清源”，《世界文学》何妨下点功夫译几篇外国有代表性文艺理论文章，加以说明，介绍给读者？这种理论文章，与散文和传记文学相比，不容易翻译，但如果组织好了，也未尝不可以出一个“理论特辑”。这是我的第三个希望——也许是个不切实际的希望。
这位精通古今与中外的诗人、翻译家和理论家，不管是在位还是已离岗，从未忘记《世界文学》，一直关心它的成长。我们认为老人的希望非常切合实际，所以在编辑工作中不断地将它们变成现实，于是，《世界文学》刊登了《“后现代主义”小说》（董鼎山）、《结构革命的先锋》（孙家孟）、《让虚幻昭示真实》（吴泽林）等理论文章，赢得了读者的赞赏。
季羡林先生是《世界文学》的老朋友，也是十分忠诚的读者。他回忆《世界文学》头10年的情况时，有过令人叹绝的记述：“每一次开会，我就像小孩盼望过年一样，先期盼望。因为在会上能够见到许多平常难以会面的同行老友。大家开怀长谈，谈稿件，谈时事，谈个人感受，无所不谈，无拘无束，其乐融融。正是难得的一种特殊享受，至今忆念难忘。可惜时过境迁，当年的老朋友有几位已离开了世界，令人有人琴俱亡之感了。”季老不仅积极参加编委会的会议，而且用自己精美的译稿增加了《世界文学》的色彩。
用自己的文章或译作支持《世界文学》的远不止这几位老人。丁玲访问法国之后，接受了本刊编辑的采访，整理出内容丰富的长篇谈话录；刘白羽访问列宁格勒之后，为我们撰写了情深意切的随笔《九百个火炬》；楼适夷、戈宝权、罗大冈、冯亦代等老人也经常为《世界文学》撰稿；何其芳、卞之琳、林林等诗人则为刊物提供了自己的译诗，他们重视表达原作的精神，同时推敲译文的韵律，使译诗成为名副其实的诗。
除了老作家与老翻译家之外，其他领域的老艺术家们也为刊物写了一些文章，如画家吴作人写了《巨匠的伟构》，介绍日本大画家东山魁夷的美术作品；美学家王朝文写了介绍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的文章。
《世界文学》的同仁正是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才能够更好地坚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取得令人称赞的成就。
我在《世界文学》工作期间，深感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前辈的爱护。在实际组稿过程中，我又因刊物占用了老人们过多的宝贵时间而感到内疚。为了满足刊物的要求，他们不得不放下手中更重要的写作任务。鉴于此，我在编辑部碰头会上提出：向老先生约稿是件重要的工作，但不能勉强他们，不要使老先生们为难，要考虑到他们晚年的自由创作，这要比支持我们的刊物更为重要。
重建《世界文学》编辑队伍
“十年浩劫”以后，《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同仁们建议尽快恢复这个名牌老刊物。经向上级请示，很快便得到了批准。
要恢复刊物，就需要有编辑队伍。
20世纪50年代，《世界文学》杂志最盛时期，编辑成员多达30余人，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先后担任主编的有茅盾和曹靖华，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主编董秋斯与陈冰夷，还有一大批很有名望的作家和翻译家担任编委。
这个老班底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被摧残得七零八落。负责人无一不遭到审查、批斗、辱骂与诬陷。
筹备复刊时，陈冰夷（1916～2008）还在隔离中。他本是筹办《译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从上海时代出版社调到北京的。新中国成立前，他长期在上海工作，身在旧社会的十里洋场，经历必然复杂。他交际广，知识渊博，记忆力强，爱讲一些众人所不知的名人内幕，他对江青的议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给自己带来了灾难。他做领导工作总是批评与挑剔，很少鼓励下级，所以大家对他的意见比较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吃的苦头不少。
董秋斯（1899～1969）虽然创办《译文》时是副主编，但不知何故不让他管事。《译文》改为《世界文学》后，他只是名义上的编委。我到《世界文学》时，他早已不工作了。我作为一名翻译小兵，很早就知道这位左联老同志，不仅听说过董秋斯的大名，而且拜读过他的译作。他对翻译界的贡献很大，我是在接受审查时才走近他的。他高高的身材，戴着一副近视镜，说话文雅而威严。他讲述自己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北伐，怎样开始文学翻译。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早已不过问《世界文学》的事了，却被揪来批判。他不理解这场“伟大的革命”，更不能违背良心说假话，他只好接受批斗。在“牛棚”的日子，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了这位老革命，领略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办事实事求是的作风。
邹荻帆（1917～1995）是诗人。他的天职是写诗，可是上级偏偏让他当编辑部主任，整天忙于繁杂的行政事务工作。他一再请求调到创作单位去，就是不予批准。他这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在“文化大革命”中居然成了大大的走资派，被批来批去。批判已经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大家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面前做出一番严肃认真的批判架式，实际说的净是无限上纲、不着边际、查无实据的废话和假话。
有的人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含冤死去。我忘不了周纪怡大姐（？～1967）。她在编辑部主要管理图书，非常热心，乐于助人。她翻译过一些英文文学作品发表。她的丈夫沈大爵早年留学美国，是著名的骨科医生。横扫牛鬼蛇神时他成了革命对象。接受审查时，他不忍人格的侮辱自缢而死。周纪怡受到沉重的打击，变得精神恍惚。记得那时她总是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不点灯，蜷缩在沙发上。有一天她骑车外出，在一条街上不知是她撞在汽车上还是汽车撞在她身上，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那个年月，谁会去管一个自绝于人民的人和被汽车撞死的“反革命家属”？我们编辑部就这样失去了一位好大姐。
继周纪怡之后，《世界文学》的编委庄寿慈不幸逝世。庄寿慈身材高大，在扬州读书时，是有名的足球队员。他参加过学生运动，很早便从事进步文学活动，编刊物，搞翻译。20世纪40年代，庄寿慈进入苏联塔斯通讯社工作，50年代初调到北京，参加筹办《译文》的工作。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耕耘多年，不图名不图利，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上。编辑、审稿、编排、美编，凡编辑的事情全管了，自己也翻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再不碰业务，天天搞运动。后来随单位大队人马一起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那时的干校时常有些意想不到的活动。有一天夜里，军宣队突然叫醒所有下放的“臭老九”，排队去看样板戏电影。大家拎着小马扎矇矇眬眬地来到空旷的广场上，在寒风中看电影，接受革命教育。散场后，大家准备回宿舍。这时有人发现，庄寿慈没有站起来，而是倒了下去。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他被送到县医院，但为时已晚，脑溢血夺走了这位健壮汉子的生命，去世时年仅58岁。他没能活到《世界文学》复刊的日子，更没能见到它后来的发展。
编辑部其他成员，甚至包括一般工作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批斗或迫害。
当时，老编辑朱海观（1908～1985）、凌山（1916～2012）和方土人（1906～2000）已年过60，不能坚持工作了。还在工作的有邹荻帆，日本文学有李芒和陈九仁，英美文学有李文俊、冯宗璞、刘慧琴，法国文学有金志平，德国文学有张佩芬，朝鲜文学有金晶，俄苏文学研究的编辑人数最多，有张孟恢、杨仲德、苏杭、冯秀娟、唐梅等。大家的业务荒废了十多年，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这些人当中，后来有的离休，有人请了长期病假，有人调到其他单位，有人出国再没有回来。
《世界文学》想复刊，编辑部必须补充新的血液，重建队伍。当时从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室和对外文委等单位调来几位业务骨干：叶廷芳（德语）、李光鉴（英语）、唐月梅（日语）等，编辑部还从外语学校借调了几位年轻的外语人才，一支以中青年人为主力的新的队伍逐渐形成。
经过几年的练兵，新手熟悉了业务，在编辑部工作实践中有了发展。特别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些外语人才有了出国深造或进行学术考察的机会。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先后成了《世界文学》编辑部的核心力量。
新时期，《世界文学》这块阵地上外国文学的花朵姹紫嫣红，竞相开放，这与老前辈的关心和新人的努力分不开。编辑部新人中很多人都值得介绍，现在只举一个人为例。1978年，我们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借调了一位42岁的教师林一安，他的专业是西班牙语。他在学生时代被错划成“右派”，后来为他平反时，发现原始材料中没有他是“右派”的档案。他白白戴了20来年的“右派”帽子，承受了20来年的“右派”待遇。我们知道林一安，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曾在我们刊物上发表过一组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文学作品的译文，是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编辑部一直感到缺乏西班牙文人才，所以这时便选中了林一安。
林一安高度近视，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他担任编辑不久，便推荐发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这是一部构思奇特、手法新颖的小说。在这之前，我还没有读过类似的作品。我受现实主义文学教育较深，对超现实的文学流派外行。林一安以此著的特殊写作手法及它在拉美文坛产生的影响与作用说服了我。我很佩服林一安的文学观念和向我国读者推荐这部作品的执着精神。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文学观念狭窄、局限和落后，必须吸收新的知识，调整固有的观念。当我们组织人力翻译并筹备发表这部小说时，传来新的消息——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事实再次教育了我，新的编辑具有敏锐的眼光和选材的实力。
《百年孤独》是直接从葡萄牙文译成汉文的哥伦比亚文学作品，它在读者中特别是在我国青年作家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从此，《世界文学》在介绍西葡拉美文学方面，开启了新的局面。我们为两位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非难与诬陷的拉美大作家亚马多和聂鲁达正名，继而又介绍了拉美文学的新流派——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
拉美文学“文学的爆炸”的引进，对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起了催化作用。《世界文学》能做到这一点，是与编辑队伍的革新分不开的。
采取多种方法提高编辑的外国文学素养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认识到，要想让《世界文学》的内容和时代同步，能反映出当今世界文学的整体概貌并与世界文学发展接轨，编辑人员必须具有全球的视野，掌握世界文学的脉搏与流向，熟悉创作的新成果，真正理解各种文学流派与理论。
老编辑们经验丰富，熟悉业务，可是十多年与世隔绝，对外国文学已经感到疏远，对它的变化更是知之甚少。新编辑年富力强，精力饱满、思想活跃，但在业务上有待熟练与提高。为此，20世纪80年代，我们便有计划地邀请文艺界名家到编辑部来讲课，给大家充电。应邀来讲课的人对我们的这项活动非常支持，完全是无偿地做贡献。专家们讲上半天，讲完之后，编辑部将我们编辑出版的各种文集赠予讲课人，聊表谢意。同仁们也自愿将自己的译著作品送给讲课人。
我记得到编辑部讲过课的有文学界的邓友梅、刘宾雁、李陀、朱春雨等人，音乐界的李德伦，美术界的方成……外国文学界的同行们就更多了。他们或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几十年来的苦难经历，或介绍国外见闻以及研究外国文学的心得。我们掌握了国内文艺界的现状，了解了世界文艺界当前的动向，心里似乎更有了底。
邓友梅讲课时全面地介绍了我国新时期文学的现状，还着重谈了一些京味文学的特色，回答了有关翻译文学、有关他本人的创作经历和遭遇等问题。他的语言风趣幽默，深入浅出，谈到某些荒唐的事时，既让你发笑，又让你流泪。他还提到几位值得重视的新生力量，让我们特别重视。
朱春雨在讲课时，谈到他创作长篇小说《橄榄》的得失与感受，说外国文学对他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苏联小说家艾特马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给他的启发很大。
有一天，编辑部人员正在会议室听李陀讲课。一位日本女作家到外国文学研究所来访问，她想顺便看一看自己曾经与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们举行座谈会的会议室。当她走进会议室时，李陀的课已经讲完了，大家正在兴致勃勃地座谈。日本客人见此情景没有退出会场，而是走了进来，听了一会儿，向大家鞠了个躬，然后悄悄地对陪同人员说：“我也想和各位一起座谈座谈，不知是否能够给我这个幸运。”我们表示欢迎。座谈中，日本客人很有礼貌地问询中国读者对日本现代文学的看法，针对日本客人的问题，《世界文学》编辑部成员各抒己见：有人谈自己是多么喜欢东山魁夷的散文和画，有人分析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有人讲了小林多喜二的小说《蟹工船》，有人谈及川端康成的审美观。还有人说：从近年译成汉文的长篇小说中可以感受到日本民族的特色，但大都写得过于冗长，水分多了一些。这是一次大家都没有准备的发言，也可以说是对编辑部实力的考验。大家的发言使日本女作家不胜惊讶。她没有想到，《世界文学》编辑部的成员们，即使不是专门研究日本文学的编辑，也很关注和了解日本作家的创作，并且还有自己的见解。其实，我们编辑部何止是对日本文学感兴趣，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议论俄苏文学、英美文学、德法文学以及拉美文学等。这是我们的业务，不熟悉业务，编出来的刊物怎能保证做到对得起读者和子孙后代？
除了文学界的人士外，我们还邀请过其他艺术领域人士讲课。首任主编茅盾先生在《世界文学》创刊时就提醒我们：编文学刊物要同时注意和报道其他艺术门类。
音乐指挥家李德伦曾为我们介绍如何欣赏大型交响乐。他事先提出要我们准备一台收录机，他说，他将带一些录音带，在讲演过程中同时播放乐曲。
当时，李德伦已年近古稀，身体肥胖，行动缓慢，但他讲起话来神采飞扬，妙语连珠。他把世界名曲解析得淋漓尽致，一边讲解一边指点看管收录机的同志或播放或停止录音带，忙得那位同志满头大汗。李德伦讲了两个半小时没有休息，也没人退场。李德伦本身就像是一部交响乐，他讲话时，自己陶醉在乐曲中，把听众也带入音乐世界。当他解析贝多芬的交响曲时，我们仿佛在经受命运的敲击。编辑部里的成员都喜欢音乐，音乐大师李德伦的讲课加深了我们对交响乐的理解。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文学作品中的音乐因素，这在无形中扩大了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材。
方成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当时他也60岁开外了，但走路健步如飞，办事麻利，他有一双大而且非常有神的眼睛，厚厚的嘴唇，一口京腔，其实，他是广东人。他说话与他的漫画一样，妙趣横生，可是他自己的脸上却很少露出笑的表情。
那天，他讲了漫画与文学的关系，讲了滑稽与幽默的区别，讲了讽刺艺术的深刻意义，还回答了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种种问题。他说：“我本来是学化学的，最后被社会认为是画漫画的。‘文化大革命’前我画的漫画都是国际政治题材，可是‘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却批我不问政治。”
他说，外来语“幽默”和“滑稽”本来是一回事。凡是可笑的逗乐的事，中国人叫滑稽，欧美人叫幽默。后来这两个名词被赋予特定的含义，滑稽和幽默就有了区别。他用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区别。我记得他讲述自己的苦衷时说：“幽默讽刺这种手法看起来轻松有趣，可是掌握这门艺术非常不易。”他知道我们这些在场的听众是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介绍的，便谈了自己与文学的关系。他说自己也作过翻译，译过英国漫画家大卫·罗的一篇文章，“一生中我只译过这么一篇”，他呵呵笑了。
方成说，他读的第一本幽默讽刺艺术理论著作也是外国文学作品，是他的老师朱光潜先生向他推荐的柏格森的《笑之研究》，译者是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他说：“至今我还在读那本书。”他分析了俄国作家果戈理、契诃夫、左琴科的讽刺特色；谈到马克·吐温、萧伯纳等人的讽刺与俄罗斯作家的讽刺如何不同；后来又谈到印度的克里山·钱达尔、土耳其的阿吉兹·涅辛、泰国的克立·巴莫的作品中讽刺的民族性，他还提到罗马尼亚卡拉迦列的讽刺小说。
我好奇地问他：“你从哪儿读了那么多外国文学作品？”
他说：“除了从书店买的书以外，再就是你们的《世界文学》了。”
他说，《世界文学》从事着一项非常光荣的事业，担负着艰巨的任务。现在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不同民族之间的幽默也在相互渗透。他举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例子。他说：“侯宝林的相声中就借鉴过外国笑话，你们知道吗？”我们相互看了看，愣了一阵，摇了摇头。于是他讲了事情的经过。20世纪50年代，他的漫画合作者钟灵同志从匈牙利访问回来，给他讲了一个笑话，说某疯人院里有个疯子让别人顺着电筒的光柱往上爬。他们又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共同的朋友侯宝林。过了一段时间，侯宝林把这个笑话作了稍许改动，编进他的相声《醉酒》中。大家也许记得，其中最逗人的笑料是醉汉让另一个醉汉顺着电筒的光柱往上爬。当侯宝林以其特有的声调表演这则笑话时，谁听了都会捧腹大笑。一个笑话经过中国语言大师的艺术加工，变成中国化了的笑话，成了相声中的不朽之作。
方成那天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把大家赠送的一些译文书籍夹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轻松愉快地走了。
我们还邀请过苏联、美国、日本、波兰以及阿拉伯地区国家访华的作家进行座谈。
那些报告、讲座、座谈对我们编辑人员专业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知识的充实起了积极的作用，使我们在掌握世界文学总的形势上做到心中有数，使我们在为刊物选材上做到了更有见地、更准确、更内行。正因为如此，有些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们已经作过介绍或评论。为此，我们得到不少读者的感谢。
世界变化无穷，文学日新月异。作为一名专门介绍外国文学刊物的编辑，必须时时刻刻关注国内与国外两方面的文学现实，必须不断充实自己，即充电。这是知识领域的充电，也是思想方法、观念上的充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引导而不是迎和读者的阅读趣味。
在《世界文学》工作时期的同事
《世界文学》是我进修、深造的一个专业学校。我在《世界文学》工作期间重新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学，同时也和这个刊物一起成长。我只通晓俄文，但工作有时需要我知道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有时还需要从俄文转译别国作家的文章。《世界文学》的同仁既是我的同事，又是我的老师。
《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人员最多的时候有近30人，而语种竟多达十几种。除了几个大语种之外，还有一些小语种，如朝鲜语、越南语、印尼语、捷克语等。
很多有成就的外国文学工作者都在我们编辑部工作过，且不说几位主编，如茅盾、曹靖华、冯至、陈冰夷、叶水夫，编委中也有一大批大翻译家、大学者，如董秋斯、季羡林、萧乾、卞之琳、戈宝权、林林等。
1962年我调到《世界文学》时，编辑部主任是邹荻帆，副主任是李芒。
邹荻帆是诗人，在40年代他也从事过文学翻译工作，译过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甚至从英文转译过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抒情诗。但他的贡献更大的是创作而不是翻译。我总觉得，他在《世界文学》当编辑部主任，天天为烦琐的事务性工作所缠绕，对他来说有些屈才。但那时听从上级的安排是绝对不可动摇的，更何况他与胡风有过牵连，受过批判，这也成了他不便提出个人要求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派”时，他成了被批判对象。我与他关系比较好，那时，所谓大批判就是“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一切的一场闹剧。我还记得批判他时，几位较好的朋友故意把嗓门提得很高，上纲上线早已超乎实际，越离奇越好，这样，就无据可查。记得在一次批判会之后，我们在厕所相遇，他悄悄地对我说：“批得好！”并感激地摸摸胸，点点头，只有我们才理解彼此的心情。
后来，在他一再要求下他被调到《诗刊》去了，不久就担任了该刊的主编。他在《诗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我国新时期的诗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邹荻帆晚年还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颤动的心弦》。记得他对我说：“我现在的状况还可以写大部头的作品，再过几年，思想难以照顾全局时，我只能写些短诗了。”“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几乎天天互访，无话不谈。后来，我搬了家，离他远了。又过了几年，他因病去世，我失去了一位知心朋友。
李芒也是东北人，很早就学会了日文，长期从事电影工作，为我国读者引介了很多日本优秀的作家与作品。他在《世界文学》工作的后期，认真研究日本俳句，引起我国诗歌界的重视，他本人用汉、日两种文字写了不少俳句。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他为日本友人写的书法作品深受日本同行的重视。
邹荻帆离开《世界文学》之后，李光鉴担任编辑部主任。他早年在对外文委工作，担任过楚图南的秘书，译过不少惠特曼的诗。李光鉴性情急躁，喜欢争论，不管大事小事动不动就要争论一番。他的汉文修养很深，本人是诗人，译文很好。他这个人性格突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喜欢他的诗，也喜欢他的书法，可惜几次向他索求墨宝都未得到，可能因为我没能满足他向我要画的要求。其实我画了两幅，知道他的要求很严，想让他从中挑选一幅，但在他离休之后，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
李文俊和苏杭是我一调到《世界文学》就在一起工作的同事。
在《世界文学》筹备创刊时，李文俊就调来了，是《世界文学》最老的同志之一。我们共事多年，每次我读白字时，他总是悄悄地纠正我。有一次，我念错了人名，他来到我面前一边为我倒水，一边悄悄地说出那个名字应当读成什么音。李文俊在《世界文学》期间成长为美国福克纳研究专家。他工作有主见，有魄力，退休后，仍然孜孜不倦地钻研福克纳，译了一部又一部福克纳的大作，为此，他获得过奖励。1998年，中国翻译工作协会换届时，李文俊被选为副主席，这是对他翻译工作的肯定，也是翻译界对他的信任。
苏杭在《世界文学》工作期间确定了自己的翻译方向——诗歌。早期译过《莫比特狱中诗抄》，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后期则把精力集中在叶甫图申科和茨维塔耶娃的作品上。苏杭工作很认真，对每一行诗句都是反复推敲、仔细琢磨，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译的诗备受读者喜爱。
张孟恢和杨仲德两位同事是上海时代出版社的老人，都译过不少俄苏文学作品。张孟恢翻译了一些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原文极难，但他处理得很好。杨仲德没有专门研究某一位俄苏作家，但难译的文稿，总是由他来完成，他给自己起了一些玩世不恭的笔名，如“范通”等。
金志平是我们当中年纪稍轻一些的法国文学专家，他工作踏实，不喜夸夸其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时，同事们仍然亲切地呼他“小金”。我的一些法国文学知识，大部分来自金志平的介绍。
我与他还有一层情谊。1970年，我们外文所下放的“五七”干校回京以后，长期没有恢复工作，《世界文学》也没有复刊。那时，我在画一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组画。那套组画共57幅，有200多个人物。我身边的亲友、左右邻居，都成了我的模特。金志平是最积极支持我的一位好友。那时，只要我提出要求，他就会来到我家，给我摆出我画中人物所需要的姿势。我画《新莱茵报》工人的场面时，需要上身裸露的形象。记得作画时正值冬天，室内温度较低，金志平毫不犹豫地脱掉上衣，露出他的上身。
《世界文学》的同事，每个人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地方——冯秀娟的体贴，唐梅的原则性，唐玉梅的敬业精神，邵明瑞和庄家宁的工作魄力，金晶的泼辣，邵殿生的认真，罗婉华的委婉，张小军的编辑才华。我到《世界文学》之前，已知道两位女作家冯宗璞和陈敬容在那里工作了。我读过她们的作品，没有想到，由于工作调动而认识了这两位才女。
冯宗璞在编辑部负责英美文学，但读者更知道她是小说家。她的作品常常引起文艺界的争论，左派认为她的作品人情味太浓，缺乏政治激情。记得我刚到编辑部时，开会批评冯宗璞的小说。《世界文学》领导找我谈话，说上级指示要批判冯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让我发言，说我正要求进步，这是对我的考验。如今，每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心里就恶心。讲违心的话，伤同事的心。
后来，我或明或暗地表示歉意，冯宗璞对过去的事似乎不屑一顾，从未提及。有一次，我为她画了一幅漫画像，并请她签名题句话，留作纪念。她写了一句“正看还是倒看”。我不理解她的用意，也没有要求她作个说明。至今我还在想，她写的是什么意思呢？
陈敬容是编辑部一名能干的女性——翻译家、女诗人。我国诗坛九叶集中的唯一女性。她一度住在和平里，我们相隔一条街。有时，我到她家中去做客，听她回忆过去与诗人们的交往。她对俄罗斯诗歌很有兴趣，有一次，我把自己对阿赫马托娃的印象讲给她听，她要求看看阿赫马托娃的作品。有一天，她写了一首献给阿赫马托娃的诗，她把阿赫马托娃变成了“阿赫马”，我说，这样行吗？她不以为然地表示“没有关系”。
能和这些才华横溢的翻译家、作家在一起工作，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学到了不少知识、翻译技巧和编辑方法，思想水平也得到提高。“文化大革命”以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一批相对年轻的几位外国文学工作者承担了主编的重担，我之后是李文俊、金志平、黄宝生。
我在《世界文学》工作的后期，编辑部来了几位新的同事，他们是张小军、李政文和严永兴。
《世界文学》是了解外国文学与艺术的窗口、桥梁
有人说：《世界文学》是了解外国文学与艺术的一个窗口。
有人说：《世界文学》是沟通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一座桥梁。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在物欲横流、大众文化下滑的年代，有人又赞扬《世界文学》是一块“净土”。
我们这些在《世界文学》工作的人员能听到这类表扬，心中当然感到自豪，说明我们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当然，我们知道工作中还有很多不足。
离开《世界文学》杂志的岗位以后，我常常回忆自己生命中那一段紧张而愉快的时光。
《世界文学》虽然受过闭关锁国的影响，吃过文艺思想“左”的苦头，但在引进古今外国文学精品方面还是很有成绩的，老一代的编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调动了编辑和译作者们的积极性。《世界文学》这个窗口开大了，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外国文坛的奇花异卉，给我国读者带来了新鲜感。
想当年，苏联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占有过重要的地位，而随着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文学从我们的刊物上消失了。复刊初期，我们重新认识苏联文学，发表苏联新作品时还附上批判文字，说明我们当时的态度。随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苏联文学作品重又赢得了应有的席位，一批新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眼前：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等。我们还有重点地把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杰尔什塔姆等过去在苏联被禁止发表的代表作品也发表出来。与此同时，我们还介绍了苏联非主流的现代主义作家的随笔、散文与诗歌。苏联文学在《世界文学》读者的心目中再不是单色的，出现了多样化。
《世界文学》注意到拉美的“文学爆炸”并较早地把它的代表作，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巴尔加斯·略萨的《酒吧长谈》等小说引进到中国来。这些作品给我国文艺界展开一片新的文学世界，在我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世界文学》一向审慎地对待外国获奖作品。我们并不认为国外获奖作品篇篇都是上乘之作，但有必要让我国的读者掌握世界文学动向的最新信息。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依次介绍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从希腊的埃利蒂斯、波兰的米沃什、奥地利的卡内蒂到1999年的得主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早在1987年，当我们准备发表格拉斯的中篇小说《猫与鼠》时，他给本刊读者寄来一封信，写道：“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大的，根据自己的认识，我在《猫与鼠》里叙述了学校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和荒谬的英雄崇拜对学生的毒化。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反映出在集体的压力下一个孤独者的命运。我在撰写这部中篇小说时绝对不可能料到，这个我自以为过于德国式的题材会在国外引起如此广泛的兴趣。早已改变了这种看法的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现在也有机会熟悉我的这个带来死亡的猫与鼠的游戏。”
这些年里，《世界文学》这扇窗口，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一些小语种国家的文学，如罗马尼亚的斯特内斯库、捷克的赛弗特等赢得世界荣誉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我们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有选择地介绍外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接受这些作品的情况，一直为我们所关心。1986年，编辑部在《世界文学》上刊出“我所喜欢的外国当代作家”征文，殷切地盼望读者来稿。那时，我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征文来稿情况。
来稿的踊跃使我们喜出望外。从来稿中，我们看到近年来广大读者阅读兴趣变化之大和欣赏水平提高之快。来稿中有各行各业的人，多数是“文化大革命”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久违了的苏联文学引起不少读者的青睐。四川绵阳师专的李伟民对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作品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他说，艾特马托夫是“人民的歌手”，“始终把表现苏联人民的感情放在第一位，再现了几十年来苏联社会所经过的风雨历程，揭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批判了“左倾”思想，对黑暗、腐朽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鞭笞，热情地讴歌了普通劳动者的崇高理想，塑造了人民英雄的群像”。
江苏余江县邓阜中心小学汪玉修在来稿中说，他被苏联作家弗·阿斯塔菲耶夫“迷住了”，认为这位作家能以“独具的道德目光洞察人、人生及社会现象”，他“努力地探求社会生活本身所意蕴着的道德含义”，认为对渎职贪污等犯法行为应该绳之以法，“执法者的行为同样要经过道德价值准则的检验”，因此，他的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显现出新奇的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通过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来稿认为，弗·阿斯塔菲耶夫的艺术表现手法“能使小说显示出超乎情节本身的含义”。
上海第三冷轧带钢厂的经纬中欣赏苏联作家阿纳托利·金，认为金是位“独特而又复杂的作家”，“以一个画家的感觉来涂抹属于他的那些岛、湖和春天”，“又以一个诗人的激情来咏叹美丽的大自然”，因此，“金的小说首先是画和诗，给人以美的享受”。
1999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做客时，遇见了阿纳托利· 金。我说，“你在中国有崇拜者”，并提到中国读者对他的作品的赞扬和对他的美的创造的欣赏。他十分高兴，说他确实曾经从事过绘画。他那天当场还给我画了一幅速写像。
我刊读者对美国文学也表现了异常的兴趣。这方面的来信不少，如广西玉林市文化馆梁思奇在来稿中谈及他喜欢“黑色幽默”派作家冯尼格，认为冯尼格“勇于暴露别人所忌讳和遮掩的丑陋”。四川蓬安县周口中学卢也认为美国作家保罗·塞罗克斯的小说是“用极其幽默而随和的笔调，来表现令人心伤的主题”的范例。卢也说，塞罗克斯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严肃执着的作家”，他用圆熟的技巧，达到了发人深思的目的。
我们的读者从欧洲一些国家的作品中也找到了共鸣。辽宁丹东日报社的宋维洲推崇法国现代作家皮埃尔·加玛拉，因为他从加玛拉的作品中感受到这位作家“勇于正视人生”，不忘“作家的社会责任”。
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李军说，几年来读了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的作品，觉得黑利的作品可读性强，“他不用大段的议论和心理描写去告诉你什么，而是用丰富多彩的情节，有血有肉的人物，让你自己去感知，去体会”。
江西余干县梅溪中学曹和圣喜爱德国女作家克· 沃尔夫，因为她善于“从普通劳动者的身上反映出社会变革的风貌”。
安徽凤阳中学胡承炬说他喜爱德国作家棱茨，认为他的作品“总是诉诸人们的理智，启迪人们的良知……他比他同时代的人看得更高，想得更远，更清醒，更敏锐”。他“能艺术地、令人信服地传播真理，揭示谬误”。他“摆脱了模仿，集现代艺术手法之大成，且加以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风格”。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84级凌晓革在来稿中说：“初阅罗马尼亚诗人斯特内斯库的《墙》，觉得很一般。仔细玩味后，觉得从平常中越来越强烈地辐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他感觉诗人的素描像似“一团召唤灵魂的钟声”。
微型小说近年在世界上很受欢迎。星新一是日本这一体裁的重要代表人物。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85级魏守伦认为，“星新一的小说构思新颖，情节完整，结尾出人意料，富有戏剧性”，“在极短的篇幅内浓缩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他还说：“星新一的小说短小精悍，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绝无赘言。”另一位读者，河北保定第十六中学的王连成，也赞扬星新一，说他始终保持严肃的创作态度，“不描写色情和凶杀场面”，“不追赶时髦”，“手法灵活多变”，“立意新颖奇特”。
《世界文学》的老译者、天津图书馆离休干部劳荣也给我们寄来了稿子，他推崇捷克作家杨·德尔达。劳荣认为，德尔达在文章中对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寄予热情的希望，“美好的明天和后天，需要开拓，开拓！”
总之，不管作家是哪一个民族的，生活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通过《世界文学》这扇窗口走进我们的国家，都能找到知音。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的胸怀，一切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生、对艺术有真知灼见的作品，都会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诚如一位读者所说，他“喜欢一切关心人类进步、富有思想而又才气横溢的作家”。读者的来信大大鼓舞了我们编辑的热情，我们意识到，只有更加努力和认真地选材，才能不愧对读者的厚爱。
1987年，《世界文学》又开辟了一个栏目。这次在专业方向深入了一步，请作家们笔谈外国文学。撰稿人中有老一辈作家如冯至、萧乾、叶君健等，也有文坛上颇为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如贾平凹、莫言、邓刚、张抗抗、戴晴、赵玫等。
“我不懂外文，这是我要命的弱点”，作家贾平凹在《我读外国文学》一文中写道：“19世纪以前的外国名著，大都在大学期间读过，读得十分起劲，做好多笔记。至今回想起来，那种机械分析的读法并不见得高明，多停留于自我夸耀之中，于自己的灵性的启迪则差。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便发觉自己多少有些受骗了，因为版本的不同，读到的内容不一，才知道任何一部译著，完全不是原来的面目。这犹如乡间老太太讲同一个故事，有的讲得有滋有味，有的只讲个完整明白的来龙去脉。以至到后来，读20世纪以来的作品，我主要是从其大作中汲取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新的思维的结构罢了。”他又说：“读大家的作品，对于描写的是什么题材，使用的是什么形式，我并不觉得十分重要，我只体会其中的大境界，体会其中的超越意识，体会其中的大的体系走向。我们现在的作品（当然我说得更针对我自己）要么死板一块，就事论事，拒不吸取一切新鲜，要么仿效皮毛，境界狭窄，小气小度。强烈的自卑基础上的自强，已经使我们产生了浮躁之气，甚至丢失了我们自己的一切面目啊。”贾平凹大概正是在不断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和阅读外国文学的心得中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喜爱。
作家张抗抗谈到自己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时说：“我无法说出我最喜欢的书，因为我喜欢的书太多了。最近刚读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美国短篇小说集《青春的梦》（冯亦代、郑之岱译），作者大多是美国的文学新人，写作手法更接近现实主义。但我觉得，要了解美国青年一代的精神生活，它也是一本很有趣味的参考书，况且译得也流畅干净。也许我能知道自己最不喜欢的书，但这里我不愿意说出来。我读书是喜欢将它的血肉与灵魂完完全全融合起来读的，突然有一日我便领悟到它们对于我，就像吃中药，尤其是像中药滋补品一般，使我的体内渐渐长着力气。”她继续写道：“我还想提到《世界文学》1986年第一期选译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1987年第一期节译的巴尔加斯·略萨的《酒吧长谈》，感谢《世界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者及时给我们提供不仅是有价值，也是最新鲜的文学食粮。当然，如果能够使我国的文学欣赏与文学借鉴，同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连成一条有机的传送带，使那些有意思的新东西最快地到我们手中，我们将会多么开心！”
女作家赵玫认为，外国现代派艺术对我国文学的影响是一种“无形的渗入”，这在某些作家的作品中已显现出来。谈到自己时，她说：“对于一个外国作家的喜爱，我一直以为是以精神气质的相接近为前提的。接下来，便是你对他的感情方式、结构方式、表达方式、语言方式认同、接受和喜爱。譬如说即或同是现代派作家吧，你的喜爱也是有选择的。我更喜欢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罗伯-格里耶、西蒙和杜拉，这以下还有乔伊斯、福克纳、沃尔弗。当然，这也是一种无形规则下的取舍。因为我在读他们的小说的时候，不仅是兴趣、阅读快感，甚至连感情的波动都能贯彻始终。这大约就是气质所致。当然，我至今并不敢说我就读懂了他们的作品，但至少我喜欢读而喜欢的原因有时候只是因为一个句子，一个画面的描述或是一个绝妙的标点或无标点。”作家莫言在来稿中分析了他喜欢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美国老作家福克纳的原因。他把这两位外国作家视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说自己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面对外国文学的典范，莫言明确了自己的写作方向。“我如果不能去创造一个、开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我就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如果无法深入进我的只能供我生长的土壤，我的根就无法发达、蓬松。我如果继续迷恋长翅膀老头、坐床单升天之类鬼奇细节，我就死了。我想：一、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二、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四、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这些是我不死的保障。”像这样的精辟见解，形成了“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的核心思想，说明我国作家有充分的能力消化与批判外来的东西，并开辟自己的天地。读者如有兴趣的话，不妨翻阅一下当时的《世界文学》。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我们虽然只刊出我国20位作家的笔谈录，但文章的含金量高，涉及的问题广泛、挖掘的内蕴深厚。《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同仁们从他们的文章中感受到我国的作家们如何善于汲取和消化外国文学营养，意识到今后必须把杂志编得更深入、更系统、更全面，以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和作家们的高度要求。这是时代的召唤，是《世界文学》的历史使命。
外国诗的介绍在《世界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诗的接受程度如何呢？大家在编辑部碰头会上常常谈到这个问题，更何况我们编辑部里有好几位同事都是翻译诗歌的老手，如李文俊、苏杭、李光鉴等。
我也从事诗歌翻译。我认为，要了解诗的真髓只能通过诵读原作。但读者中通晓外文的人永远是少数，因此，只好借助于译文。我还认为，如果通过译作来了解外国诗，最好是通过诗人的译文。诗人译的诗数量有限，更多的是专业译家的成果。那么，中国诗人如何接受外国诗呢？
1989年，《世界文学》开辟了“中国诗人谈外国诗”栏目，我们请诗人们发表意见。来稿者可分为四代人，即20世纪30年代的冯至，40年代的邹荻帆、陈敬容、袁可嘉、蔡其矫、郑敏、杜运燮、罗洛，新中国成立后的邵燕祥、雷抒雁、刘湛秋，“文化大革命”后的叶延滨、王家新、大仙、海子、西川等。那时，冯至先生已84岁高龄，西川只有26岁，而海子才25岁。年龄的悬殊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的诗人对诗的不同看法与感受。来稿说明我国诗人对外国诗可谓相当熟悉，对一些作品的分析也相当有见地。
冯至先生写诗也译诗。他的创作对我国的诗界有一定的影响。他是把外国十四行诗移植到我国来的先驱，他受里尔克的启示，开始写自己的十四行，尽量不让外国十四行传统的格律约束自己的思想，而让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能在十四行结构里运转自如。正如冯至在自己的十四行里所表示的——
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
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
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冯至相信，人世上，尤其在文艺方面常常存在着一种姻缘。“这姻缘并不神秘，它可能是必然与偶然的巧妙遇合”。冯至先生道出了外国诗的形式被中国诗人移植过来以后，同样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女诗人陈敬容20世纪50年代曾是《世界文学》的一位编辑。她说，青年时代，在开始文学创作的同时，她逐渐同外国诗有了接触。起先读一些浪漫主义的，继而是古典主义的、象征主义的，以及其他的，等等。那时期读到的一些外国诗，或以它们的瑰奇丰美，或以它们的纯净和谐，带领她走向广阔的艺术天地。“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说，“我同外国诗的接触范围逐渐扩展，兴致也时有变异。但有些诗篇同我的心灵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微妙的默契，那是连时间也难以磨灭的。”诗人的心是能够沟通的，能够超越时空，把彼此联系起来。通过理解诗人的心，我们可以理解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演变。
青年诗人海子在文章中倾诉了对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热爱。他诵读的诗是原文还是译文，我不知道。海子说：
荷尔德林的诗，歌唱生命的痛苦，令人灵魂颤抖。
从荷尔德林我懂得，必须克服诗歌的世纪病——对于表象和修辞的热爱。必须克服诗歌中对于修辞的追求、对于视觉和官能感觉的刺激，对于细节的琐碎的描绘——这样一些疾病的爱好。
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
诗歌不是视觉，甚至不是语言，她是精神的安静神秘的中心。她不在修辞中做窝，她只是一个安静的本质，不需要那些俗人来扰乱她。她是单纯的，有自己的领土和王座。她是安静的，有她自己的呼吸。
海子的这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写于1988年11月16日，1989年4月面世，那时他已经离开了人间。海子的文章给我们的刊物带来了青年人的气息，海子的死使我们怀念不已。
刘湛秋对俄罗斯诗歌特有的忧郁的阐述写得动情，他对希腊埃利蒂斯的诗的迷恋写得感人。他说：“我喜爱这种有颜色有声音的语言。虽然已经通过中文的翻译，但你仍然能呼吸到热烈。”刘湛秋热爱外国诗，可是构成他的诗的灵感本身和语言色彩的是他深爱的中国土地和中国的男女。这是中国诗人共有的特点。
中国诗人关注外国诗人的作品，注意它的发展趋向。罗洛说得好：“我们是在同一个时代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面临着同样的或者类似的问题，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有相异之处，也有可以认同之处。尽管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民族特色和创作个性，然而他们的作品都同样能引起我的思考并给我以启迪。”记得我们一同出访缅甸时，罗洛说过，中国新诗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世界诗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新诗从外国诗中汲取营养的同时丰富了世界诗歌文化。
20世纪的世界，有几个民族能像中国这样经受了那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流了那么多的血与泪，为了新的国家的兴盛献出了那么多英雄儿女？这对于作为民族的喉舌、真理的声音的诗人来讲，是何其珍贵的财富！我国的优秀诗作不仅闪烁着生命的光辉，还渗透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同时，我国诗人重视外国诗作，借鉴它们，充实自己，进行创新。从世界角度来看，我国现代新诗成就相当大，可惜外国对我们的理解远远不够。这从我们刊物对外国作家的调查中可以找到证明。
1989年，《世界文学》向国外一些著名文学家提出五个问题，请他们回答。其中问题之一是：“您是否读过中国文学作品？有什么看法？”
他们的回答是可悲的，但那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们对我国文学知之甚少，对今天活跃于我国文坛的作家，只知三五人，也只读过他们很少几篇作品。
日本是我们的近邻，文化有相通之处，日本作家与我国作家有较多的交往，他们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相对来说比欧洲人容易些。可惜，他们对我国新时期的文学也很陌生。他们了解的主要是四五十年代的作品。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变化，但与我们的愿望相差甚远——
最近我阅读或重读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有：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家》《寒夜》《随想录》，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冰心的《超人》《寂寞》，萧军的《第三代》《同行者》，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刘白羽的《亚洲作家会议的同事、同志》，郭沫若的《历史的研究》。（日本，野间宏）
最后，他提到新时期的三位作家的作品，即王蒙的《淡灰色的眼珠》、邓友梅的《烟壶》和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
我经常读中国的文学作品，我特别钦佩的是《史记》、杜甫的诗和鲁迅的几乎全部作品。（日本，加藤周一）
我应该读中国的新小说。（日本，曾野绫子）
显然，那时她还没读过中国的新小说。我们再听听欧洲作家的声音——
我只读过一些，很少。（法国，罗伯-格里耶）
罗伯-格里耶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可惜他对中国的文学却读得很少，似乎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我们对中国文学至今了解很少。这部分地是由于语言上的困难，部分地是由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往太少，尤其是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一些政治宣传之外，到达我们那里的书数量极少。在中国20世纪文学中，对于我们来说相当知名的作家有鲁迅、巴金、茅盾，还有文化转播者林语堂，然后就是一些诗集和小说集。有些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早已被翻译，但是卓越的庄子著作最近才得以译出。庄子的哲学寓言是最使我受感动的，我想也是最使我受影响的。我不止一次地读它，不时拿起来重读几页。鲁迅也是我很喜爱的作家。现在开始翻译一些当代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开始建立有利于相互了解的文化关系。（意大利，路·马莱尔巴）
这位先锋派重要作家谈到我国现代作家时，他只读过“译成法文的王蒙的小说集《蝴蝶》”。
在小时候，我有过一本中国传奇故事的小书，我非常喜欢它。可惜，在战争年代我家毁于兵燹纷乱之中，那本小书也弄丢了。在我成年以后，我阅读过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从鲁迅到老舍都很熟悉。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是我所推崇偏爱的，因为我不仅从中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懂得了为信仰而斗争的意义。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我吸取了气势磅礴的力量和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们自己身上具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在我们最需要的关头，我们应当想到如何把这些资源调动出来。（挪威，爱·西伯里）
我读了全部翻译成波兰文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从屈原到《红楼梦》。我也读过英译和俄译的作品。
我最喜欢鲁迅的短篇小说。（波兰，茹克洛夫斯基）
另一位波兰著名小说家布拉特内对我们的这一问题没有回答，看来他感到为难。
再听一听拉美作家的声音——
我们对你们的文学，对你们的作家，了解得太少了。巴西读者只读过很少一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几乎一无所知。（巴西，亚马多）
《世界文学》早在50年代就介绍过亚马多的作品，1981年又刊发了他的中篇小说《金卡斯之死》。他的小说很受读者欢迎。1987年，75岁高龄的亚马多再次来到我国，接受了《世界文学》的采访。当时，他和他的夫人对中国的印象极好，可是对中国的新文学却讲不出什么。
我很少有机会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是我通过评论文章了解一些中国作家。在我所知道的中国作家中，我最喜欢读的是鲁迅的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这些作品写得很好，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的人们的愚昧和落后，表现了社会制度造成的罪恶。在哲学方面，我了解中国古代孔子的思想；在思想领域里，我了解毛泽东，并且读过他的诗篇。他的理论著作洋溢着革命道理，他的诗歌充满了哲理。（哥伦比亚，曼·萨帕塔·奥利维利亚）
苏联作家在50年代与我国作家来往最多。那时，苏联翻译出版的中国小说数量日趋上升。后来两国关系紧张，相互攻击代替了文化交流，中国的文学作品不再被介绍。时过近20年，我们向几位苏联作家提出有关文学问题，鲍·瓦西里耶夫的回答是：
很遗憾，我们对贵国文学的了解比你们对我国文学的了解要少得可怜。我记得你们50年代的战争小说；随后艰难时期到来，对你们的情况我们全然不了解。就在不久之前我们又开始翻译出版中国作家的作品（尽管还很不够）。我读过王蒙、谌容、蒋子龙的作品，但最使我感到亲近的是冯骥才的作品。他最优美的、伤感的、细腻的作品是《啊》，我看到了作品契诃夫式的辛辣讽刺，看到了果戈理为普通小人物忧心如焚，这也许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对冯骥才的创作特别关注。
鲍· 瓦西里耶夫是我国读者熟悉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世界文学》复刊时就翻译发表了。根据小说改编摄制的同名影片是多年不曾公演苏联影片的第一部在我国电视上同观众见面的影片。1986年，我国还上演了根据这部小说编成的歌剧。
现代派诗人安·沃兹涅先斯基的回答是：
我读过鲁迅的作品，阿赫马托娃翻译的诗歌。我确信，那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因为中国的诗里有中国的文采，中国的表现力，有汉字。我认为不能借助于翻译了解中国诗歌。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中国文学应该如我写的造型诗那样，既是诗画又是诗文。我更多的是通过绘画来感受中国人的心灵及心理。如齐白石的作品。他的作品对我有影响……因为这些作品不需要借助翻译就能理解。我认为，只有我到了中国，我才能理解中国的诗。因为我们读到的那些翻译的中国诗歌，只有表面的意思。而意思，并不是诗歌。
小说家格·巴克兰诺夫说：
很惭愧，我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当然，我读过而且高度评价鲁迅，我读过赵树理、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丁玲、郭沫若，读过列·艾德林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就在不久以前，我还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
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人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说：
还是在童年的时候，我就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而接触中国文学已经是在文学院里了。至今我仍然能够记得杜甫、李白及其他古代诗人的作品所给予我的感受。（这些诗人的作品在我国翻译得十分出色！）我也了解中国小说（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从《红楼梦》到鲁迅的作品。
我还记得，丁玲访问我们文学院并向学生们发表了演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1952年的事情。
中国现代小说及诗歌在我国引起巨大的兴趣，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翻译得显然很不够，我想，今后翻译的数量一定会急剧增加，质量一定会大大提高。已经决定出版40卷集的中国文学丛书。
与其他国家相比，苏联作家对我国新文学还是比较关心的。他们感到我们了解苏联文学与他们了解中国文学的差距甚大。他们曾制定过一些计划，准备出版更多的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但未及实现，苏联就解体了。出版界与整个社会一样，在私有化过程中一度陷入混乱，翻译出版我国新时期文学作品成了泡影。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学若想在国外赢得广大的读者，首先，本国要有传世佳作；其次，外国要有上乘的译本。译者需要精通两国的文字，而这种人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多。苏联汉学家艾德林是位优秀翻译家，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他的译文较好地传达了中国诗词之美，所以征服了一批苏联读者。可惜，他于1985年访华回国后便逝世了，能达到他的翻译水平的人在苏联寥若晨星。苏联解体后，由于经济不景气，很少见到中国文学新的译著问世。年轻的译者们多数把自己的才智用在商贸方面，文化交流领域就缺少能人了。
我这里记述的仅仅是我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期间的一些情况。近年的信息告诉我：东欧西欧、北美南美、亚洲非洲……都有有远见的人士在努力翻译出版我国新时期作家的作品，像王蒙、冯骥才、张贤亮、张洁、张抗抗等人的名字与作品越来越为外国读者所熟悉。
我们无权责备外国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不了解，或了解甚微，但世界不了解我国今天的文学毕竟是不正常的现象。看来，我们打开窗户可以引进外国文学作品，而要使我国文学走向世界，就需要中外从两岸架桥。桥搭得越宽，交往就越畅通，文学创作也就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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