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莫斯科参加翻译家国际会晤

    1983年11月28日，应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我和老前辈戈宝权先生前往莫斯科出席第六届苏联文学翻译家国际会晤。

    戈宝权先生已有25年没有到过苏联了，我最后一次路过莫斯科是1963年，从那时起到现在，也已20年了。苏联有哪些变化？苏联人近况如何？同行们有何成就？国际翻译家会晤怎样进行？……这些问题都在我心海中翻腾。俄苏文学在我国一直有众多的读者，我想到俄苏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克服了极左的影响，摆脱了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在介绍外国文学时，既注意到它的思想内容，也考虑到它的艺术特点。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新介绍的苏联作家就有100多位。这与我国辛勤地从事研究、翻译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那时候，我国老一辈苏联文学翻译家大多还健在，其中有些人青春焕发，在译苑继续耕耘；中年翻译家们大显身手，使翻译水平逐步提高；与此同时，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新的翻译工作者。

    飞机到达苏联首都时，正是当地时间中午12点。久违了，莫斯科！

    苏联作家协会派出外委会负责社会主义国家部的主任阿历克山德·拉祖特金和工作人员安托尼娜·洛马金娜迎接了我们。由于中苏两国的文化交往长期中断，苏联作协已经没有通晓中文的干部了。安托尼娜30岁出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留过学，是蒙古文学的专家。访问期间，她负责照顾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首先去拜访苏联作协。出面接待的是作协书记尤利·沃罗诺夫，他是一位诗人，他向我们介绍了这次会晤的活动计划。

    这是第六次苏联文学翻译家国际会晤，第一次是在1967年举行的。这次应邀出席会晤的有30多个国家的代表，按国名的俄文字头排列依次是：奥地利、阿富汗、保加利亚、英国、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希腊、埃及、印度、伊拉克、西班牙、意大利、中国、古巴、墨西哥、蒙古、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苏丹、美国、土耳其、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南斯拉夫和日本。苏联出席会晤的有小说《永远19岁》的作者巴克拉诺夫，《铁匠桥》的作者丹古洛夫，散文集《弗拉季米尔州的条条小路》的作者索洛乌欣，诗人阿里格尔、多马托夫斯基、奥库扎瓦、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评论家奥泽罗夫、苏罗甫采夫等。他们的作品在我国都有译文或译本。另外，苏联作协还派出了阵容强大的文学翻译家队伍，有艾德林等老将。

    外国翻译家中有的人多次出席过这种会晤，如美国莫尔顿夫人就是其一。她身材瘦小，看外表年龄在60岁左右，说话文雅，待人客气。她告诉我，她每次会晤都出席了，前后到苏联来过17次，回国后写过不少篇论述苏联的文章，翻译过楚科夫斯基等苏联作家的作品，自己也写过几部书，后来专门研究儿童文学。她把一本美国儿童作文的复印本赠给我，希望我们看看孩子们的作业，了解他们的期望，当然更希望能在中国刊物上翻译发表。

    出席会晤的翻译家们的俄文讲得都蛮好，有些人与俄罗斯人有血统关系，有的则是俄裔的他国公民。希腊女翻译家吉拉·齐纳女士性格豪爽，爱开玩笑。她说，她出生在苏联，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俄罗斯人，童年时随双亲返回希腊，后来与齐纳结婚。“‘齐纳’，”她高声地说，“就是希腊文中的‘中国’二字。”她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然后接着说：“我们是‘中国人’，总得亲眼看看我们的万里长城呵！”她开心地笑了，连眼睛也笑了。她从事四种文字的翻译活动：希腊文、俄文、英文、法文。她还写了几部小说，有一篇获得希腊文学奖，另一篇译成英文，由美国电台广播过。

    出席会晤的也有初次来访苏联的人。我们在俄罗斯旅馆里结识了土耳其翻译家穆罕默德·奥兹久里，他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人的著作，获得过哈桑·阿里·艾迪扎奖，但是从未来过苏联。我问他：“在土耳其出版一部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约为中文七八万字），从发稿到装订成书需要多长时间？”“两个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后来，我跟日本的草鹿外吉教授交谈时，也把同样的问题向他提出，他的回答是“一周。”我想到我国的出版情况。看来，我们需要尽快地赶上去，才能和时代的步伐合拍。

    1983年11月28日上午10时，在莫斯科以法捷耶夫命名的中央文学家之家的大礼堂里聚集了数百人。主席台上除了苏联各界代表人士之外，还有国际翻译家协会的代表。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费德林院士宣布大会开始。费德林是苏联著名的中国学学者、苏联科学院院士，曾长期在中国工作，后来担任过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他举止庄重，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

    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巴鲁兹金代表苏联作协与第一书记马尔科夫首先致辞，预祝大会成功。他嗓门洪亮，有说有笑，他是这次会晤的实际组织者。在开幕式上致辞的还有莫斯科市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费·库兹涅佐夫、全苏版权社副主席西特尼科夫、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副主席斯拉斯契年柯、苏联和平基金会委员尼封托娃和国际翻译协会理事会主席李洛娃。

    下午，圆桌会晤正式开始。会晤进行了五天，先后发言的有57人。据东道主说，这是六次会晤中发言人数最多的一次。

    会晤期间，很多人都谈到了文学翻译的重要意义。

    保加利亚翻译家协会书记安娜·李洛娃从事德国文学与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写过几部有关翻译理论的著述。作为国际翻译家协会主席，她在致辞中说：“翻译家的使命是在各国人民之间修架桥梁。”“架桥”这一形象化的比喻颇得同行们的赞赏，苏联报刊上也不止一次地引用这句话。

    苏联翻译家穆拉文把文学翻译事业比作哥伦布航海，它的作用是在世界文学的海洋中发现新的大陆。还有人说，“翻译家是神奇的语言大师”。有一位翻译家把自己的事业比作选择对象。他逗趣地说：“翻译什么作品，如同找对象，只能根据个人的选择来进行。”奥泽罗夫通过一个历史教训，说明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说，屠格涅夫译过美国惠特曼的作品，但俄国文学刊物当时不理解惠特曼的创作意义，译文未予发表，从而使俄国文学接受惠特曼的影响至少推迟了40年。

    戈宝权先生在会上回顾了我国从20世纪初叶以来80多年中翻译出版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历史，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传统。他说：“我国当时的先进分子曾热烈地欢迎了十月革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18年为《新青年》写的《庶民的胜利》等文中，歌颂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他还专门写过一篇《俄国诗歌与革命》的文学论文。”他指出：“……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即1920年，北京就出版了由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人编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1921年《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其中发表了由鲁迅、沈雁冰等许多人撰写的20篇论文，刊载了上起普希金下迄高尔基的27篇作品，还初次译载了赤色诗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即国际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翻译工作者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并提出了新的更重大的任务。1951年召开过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1954年又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同志都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了大力开展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工作的重要性。”

    英国戴维斯女士以翻译俄罗斯诗歌为主。她在圆桌会议上第一个发言，她说：“……过去，人们瞧不起普通翻译人员的工作。就拿我的妹妹来说吧，她是位很有才气的数学家和化学家。当我们俩都是大姑娘时，她常说：‘我要得到一个有创意的结论，就需要大动脑筋；而你进行翻译，不过是借用他人的思想，你甚至可以不动脑子。’她的话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自己心爱的事业为耻。”她谈到现实中的情况时指出，电视片上或剧本中从不注明译者的姓名；翻译作品只在书的尾页用极小的字印上译者的姓名。她没有指她所讲的情况是在哪一个国家，似乎这是世界普遍的现象，其实并不然。戴维斯女士说，后来她得知翻译家在苏联被看成是创作人员，并吸收参加作家协会，她才开始为自己选择的翻译职业感到自豪。苏联作家协会发展翻译家为会员，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中国的经验。记得1954年苏联召开第二届作家代表大会时，他们的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苏尔科夫、波列沃依等人都向我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周扬同志了解过对文学翻译家的看法。我国新文学运动一直极其重视翻译文学，把文学翻译家视为自己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人。而苏联作协中，当时翻译家会员为数甚少。

    英国另一位翻译家别哈姆女士是以翻译当代苏联文学作品为主的，她的发言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阅读情况和广告作用。她说：“在英国，很多人是不看书的，他们只看廉价的、低级趣味的报纸。报上刊载的尽是裸体美女，还有各种各样的所谓‘消息’，而这些‘消息’按其幻想程度来说，常常超过最离奇的小说。”她认为，要想把翻译的文学作品推销出去，就得在西方大做广告。她说：“西方任何一个商人、老板都知道，如果他不肯花大价钱做广告，他的货物就卖不出去。谁不晓得这句名言：‘广告是商品的发动机。’”但别哈姆女士毕竟不是商人，而是英苏协会的副主席、翻译家，所以，当她的话题转到具体作品时，她提出这种希望：“文学作品首先应当具有艺术优点，否则它的思想、意图都无法传播。赤裸裸的说教、乏味的宣传，是不为读者所接受的。”

    意大利女翻译家焦瓦纳·斯本戴尔·德·瓦尔达发言时，在俄语中夹杂了大量的意大利语。她在国内写过一些评论文章，同时也译过卡达耶夫、舒克申、贝柯夫等人的小说。她认为，一部优秀的译作的形成是靠许多因素的，其中包括“精通外语，有一部好字典，十分熟悉原作者的创作，还要有一些朋友，随时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她说：“如果不了解屠格涅夫或契诃夫活动时代的文化和历史状况，就不可能译好他们的小说。”谈到文学语言时，她说：“文学语言并不是抽象的东西，不是没有门窗的物体，民族的色彩和文化的气质将通过这些门窗透进来。”她认为：“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灵魂，如同每个人有自己的品德一样。翻译就是联结两种语言、两个灵魂的纽带。因此每部译本都必须有所妥协，如同两个不同年龄的人，或两个不同民族、不同风俗的人在旅途中相遇，他们都要住旅馆，而房间不够用，这时双方都应当有所妥协。”在翻译方法上，她主张译者应有一定的自主权。她说：“翻译家的最主要任务是为读者提供翻译文学，他的译文读起来应当像文学而不像译文。因此，翻译家有权利，并且应当运用他在翻译时所允许的，甚至是必需的自由。”她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译文中出现佶屈聱牙的句子。她说，大家“对文学翻译家的要求甚多，也许过多，甚至要求翻译家是位作家”。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会儿，笑着说下去：“可是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是作家的话，那么他就不从事翻译而去写作了。”

    这次与外国翻译家接触中，感觉到他们在翻译中更多注意的是译文的“达”和“雅”。意大利瓦尔达女士阐述的意见是如此，土耳其奥兹久里的意见也是如此。奥兹久里对我说：“我在翻译时，考虑的主要是让读者能接受，所以常常对不能为土耳其读者所接受的字句作些改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翻译家托马斯·列什凯译过高尔基、巴别尔、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格拉宁、雷特赫乌等人的小说和阿尔布佐夫、罗申的剧本。他的发言是给苏联出版单位提建议，希望苏联多编一些辞书，因为现有的俄语辞书已经满足不了翻译工作的要求。他说：“我们缺乏词典……我对苏联出版界提个要求：给我们多编一些词典：黑话词典，当代流行词汇词典。这对我们将是莫大的支持。”在翻译工作中，我们也常常碰到一些词典中没有收的词，要解决这一类困难，确实需要多编一些各类新词汇词典。

    参加这次会晤的，有一些诗歌翻译家，他们的发言侧重于诗歌翻译问题。南斯拉夫的勃拉柯·平多夫斯基是斯科普里文化出版社社长。他说，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对翻译事业十分重视。科学院院士米哈伊尔·别德鲁塞夫斯基博士因成功地翻译了希腊盲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昂记》而被授予阿甫诺伊最高奖。他还介绍了南斯拉夫每年一度的国际诗歌节，届时总要出版两位外国人的诗集，这对诗歌翻译工作是个有力的推动，当时，用马其顿文已出版了多部《外国当代诗选》，优秀的译作可以获得“金冠”奖。

    意大利的瓦尔达强调，要能把诗译好，就“要对诗的语言的各种成分有明确的认识，即语言、语法、节奏、韵律、修辞，特别要深刻了解原作者的诗的语言”。

    英国戴维斯女士对诗的翻译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翻译家应该是“隐身人”，应当牺牲自己的个性，翻译作品中不应该有译者的个性。翻译家译诗时不应当是简单的“解说员”，而应当是诗的创作者。她的发言并没有引起争论，但我知道，苏联翻译界对这一点是有过不同看法的。

    苏联翻译家在译诗方面有较长的历史，也有丰富的经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苏联很多诗人本身就从事诗歌翻译工作。老一辈的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马尔夏克，后来的吉洪诺夫、苏尔科夫，当时苏联诗坛上活跃的中年诗人阿赫马杜林娜、卡扎科娃都搞翻译。我读过苏联一本论述诗歌翻译的著作，作者是埃金德。他认为，对苏联诗歌翻译的创作，学术界尚没有进行科学的研究与总结，重要原因之一是，译诗中能不能有译者的个性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说，苏联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观念，即翻译中不能有译者的个性。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有人要求诗歌翻译家们必须“忘掉自己的个性，只考虑作者的个性”（古米寥夫语）。几十年过去了，实践证明，一位译者即使绝对“无私”，也做不到“忘我”。雷里斯基是乌克兰著名诗人，我国翻译过他不少诗歌。他本人也从事诗歌翻译工作，他总结自己的翻译经验时写道：“如果认为文学翻译只能有一种、唯一的一种忠实的译本，那么，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在这项工作中不可能有任何划一，任何一成不变的规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译法。”比雷里斯基晚一辈的诗歌翻译家列夫·金兹堡谈到自己的经验时，得出与雷里斯基同样的结论。他说：“读《神曲》的俄译本时，您读的不仅是但丁的著作，同时也是洛金斯基的著作；……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俄译本，不仅是莎士比亚的创作，也是马尔夏克的创作……在这个领域，谁要想了解作品的‘真面目’，没有掺和任何杂质的‘真面目’，那他只有去读原作。”埃特金德认为，译诗中有译者的个性，并非他有意让读者接受他的东西，实际上，这是译诗时注定不可避免的成分。

    诗歌翻译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研究，但探讨、研究在这种大型会晤中是难以深入的。我在圆桌会议上介绍了苏联诗歌在我国新时期的翻译与出版情况。当我们把我国出版的苏联文学译本转赠给苏联作协时，会场上发出一片赞扬声。可惜，苏联作家、诗人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的命运。有一天，举行国际诗歌晚会，我遇见了老诗人阿里格尔。我告诉她，近来我们仍在翻译和发表她的诗作。她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她拿出自己的诗集，让我标明哪些诗译成了中文。说来也巧，其中有一首诗，正是她那天要向广大听众朗诵的。沃罗诺夫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很高兴地听到了他们的诗用中文朗诵时的效果。叶甫图申科和卡扎科娃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诗作能在中国发表。当我向与会者介绍我国翻译并发表了维索茨基的诗歌时，苏联同行们感到出乎意料。维索茨基是著名的话剧演员，同时他也是一位风靡一时的弹唱诗人。不幸，他只活了42岁，但他的诗歌在苏联几乎是家喻户晓。维索茨基生前一位好友特地向我打听他的哪些作品在中国发表了，并转达了维索茨基父母的衷心感谢。

    苏联著名翻译家艾德林博士在圆桌会上发言时，谈到了苏联翻译中国诗歌的情况。我国古代诗人白居易、陶渊明等人的诗篇能够博得苏联读者的喜爱是与艾德林的努力分不开的。我拜读过他的译作。他继承先师阿列克谢耶夫的传统，并在翻译领域开拓自己的道路。他追求的是准确地表达原作精神，用最洗练的文字揭示原文中丰富的思想内容。他注重格律、音乐感，没有强调韵脚。他的译文得到苏联社会的好评。我们在会晤期间几乎每天相见，临别时，他将自己的新作赠给我们，并要我们代他问候中国的老朋友们。

    会晤期间，我更多地了解了文学翻译在各国所占据的不同地位，感受到文学翻译家们所共有的创作上的喜悦与苦恼。文学翻译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是一种细腻的艺术再创作。文学翻译家是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们的劳动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发展各自的文学创作，起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翻译真正达到高水平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到我国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珍品，它们越来越引起外国读者的重视与喜爱。我国也应当组织类似的会晤，邀请外国翻译家就某一位大作家（如鲁迅、茅盾、老舍或其他人）或一部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进行学术讨论，为外国翻译家提供有关资料、解答疑难问题。这样做将有助于译文的准确性和艺术水平的提高，更好地传达原作的民族精神。

    1983年12月4日，出席会晤的各国翻译家们又聚集在文学家之家的大礼堂里举行闭幕式，同时颁发了四种奖：高尔基奖（7人）、和平基金奖（5人）、版权社表彰奖（12人）、苏联作协表彰奖（14人）。

    戈宝权先生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舞台，大家向这位从事俄苏文学翻译近半个世纪的翻译老将鼓掌致敬。他接过了红皮奖状和一枝殷红的石竹花，脸上露出谦虚的微笑。我望着他的背影，想到他在动乱的年代里挨过批斗之后对我说的一句话：“翻译介绍俄国与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是我毕生的事业。”

    12月12日晚，我们又来到了谢列梅捷沃二号机场。拉祖特金和安托尼娜也在这里，初次见面时的那种拘束不见了，脸上流露出来的是惜别之情。当我刚要离开栏杆时，拉祖特金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你可知道，为什么俄罗斯人拥抱时这么用力？”他的声音有些激动，“为的是让心和心能贴在一起！”安托尼娜也走了过来：“让我按俄罗斯人的习惯吻你一下！”

    飞机在夜间起飞了。我们带着苏联作家、诗人赠送的著作，带着同行们的情意告别了莫斯科。窗外是灯火的海洋，像千万只晶莹的眼睛，仰望着我们。在飞机划破天空发出的嗡嗡声中，我怀着香甜的回忆，慢慢沉入梦中。当我再睁开眼睛时，窗外已是家乡的朝阳。

    我对译诗的一点看法

    几十年来，我翻译了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有诗歌、有小说、有剧本、有书信、有散文，等等。直到现在，我对文学翻译也没有形成一个定型的看法。时间在变、年龄在变，对翻译的看法也在变，特别是译诗。

    20世纪50年代，我译过马雅可夫斯基、吉洪诺夫、苏尔科夫、唐克等人的诗。他们的诗比较大众化，通俗易懂。“文化大革命”以后又译了阿赫马托娃、叶赛宁、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诗。他们的诗寓意太多，词语古奥，特别是后两位，译起来难多了。俄罗斯诗人的作品风格迥异，如何从译文上予以区别？在形式上我可能有所注意，但在用字遣词上做得还远远不够。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为了选择一个适当的词而不得，或为了某个韵而不成，感到十分苦恼。现在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译品，由于达不到自己的要求，仍搁置在抽屉里。

    青年时见识少、胆子大，什么都敢译。如今，对翻译有了更多的领悟，便缩手缩脚了。

    诗能不能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看法。我想，不同的看法还会存在下去，没有一致的看法也许对翻译学有益处。

    我认为诗不可译。诗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发挥的是母语的最大的功能，有时，一个词含有多种意思。俄罗斯诗人阿赫马托娃、马雅可夫斯基等人都讲过，他们的诗有的是无法译成外国文字的，尤其是喜欢别出心裁、热衷于创造新词的赫列勃尼科夫的作品。译成汉文的诗，表达不尽原诗的文字特色、语言的乐感和简练中蕴藏的丰富内涵。译成汉文的诗不等于原作。

    同时我认为，外国诗应当译成汉文。原因很多，如：并非所有读者都通晓外文，等等。译成汉文的诗仅仅能称为“译文”。在译诗方面，我还在摸索，不知采用何种译法为好——有时想准确地表达原作的内容，有时想传达原诗的韵律，有时想追求原作中的一种精神，有时就是想把原作的形式借鉴过来。

    我在译诗过程中，有教训，又不善于总结。如果硬要我说出自己崇尚的标准，那么，我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译成汉文的诗要耐读、有品位，应当是诗。”

    我拜读过前辈诗人译的诗。吟诵时觉得有滋有味，确实是诗。然而有的译文一经核对原作，又无法承认所译是原诗，显然，译诗中有译者的创作。

    译诗首先有个译者注入问题。译者把自己的理解与感情注入译文中，使用的是自己所掌握的语言，译文中必然增加了译者的东西。

    译诗还有个接受问题。有的译诗不一定完美，可是不少读者却能把感情投入在吟咏中。正像《圣经》的汉译本，其中有些不明不白的句子，但教徒们虔诚地在诵读。《圣经》语言在历史进程中已被教徒们接受，已深入他们的内心。他们相信《圣经》中的每句话每个字，并原原本本地按自己的需要去领会它的精神。

    译诗大体有两种。第一种是直译，一字不漏地把原诗译成汉文，译者尽量忠实地转达原文，尽量表现原作，尽量不掺入译者自己的观点。关于直译，前辈们、同辈们，以至年轻的研究人员已发表过很多宝贵的意见，我没有必要赘述。

    第二种是意译。保持原诗的基本思想内容，根据汉文的特征对语句有删有增有变动，或者可称为再创作。

    过去，我认为再创作不属于翻译范围。如今，阅历多了，反而觉得译诗中的再创作有其特殊作用。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短诗为例。

    自由与爱情，

    我需要这两样。

    为了我的爱情，

    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

    我将我的爱情牺牲。

    这是匈牙利语专家兴万生根据原文直译的。译文准确，形式也保留了原样。早在半个世纪前，殷夫（白莽）已译过这首诗，他是从德文转译的。德文把原诗的六行改为四行，殷夫亦同。殷夫的译文是：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裴多菲写这首诗时24岁，殷夫译这首诗时22岁。二人血气方刚，都处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时代，对自由充满向往。原诗激励了译者，译者得到启发，打乱了原来的句型，对“自由”“爱情”和“生命”三个词进行了重新组合，并用我国旧体诗五言绝句表达了原诗的思想、韵律和献身决心。殷夫的译文字字经过锤炼，无愧为佳品。这种译法应当保留。俄国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都有根据外国诗人的作品进行再创作的诗作，他们既把它称为“译作”，同时又认为是“创作”。这种译文，译者与原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

    我认为，任何一种译法都应该有生存之地，因为它们都有可取的地方。但有个前提，即译者是真正努力在翻译。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刺激下，我国翻译界和其他领域一样，也出现了投机者，他们不惜侵吞前人的劳动果实，东扒一句，西抄一句，或将几位前人的译文拼凑在一起，换上几个字，便自封为新译本或重译。这是译苑的莠草、蛀虫，他们无资格进入译苑的神圣殿堂。

    不同的译法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译法能形成译苑的百花齐放。不通晓外文的读者对不同的译文进行比较可以辨别优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原作，而译者也可以根据他人的译法汲取经验，把译诗的共同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我觉得：今后刊物上发表短诗时，最好附上原文。现在排版技术先进，使用任何一种外文已不困难，而且短诗附原文并不多占版面。对通晓外文的读者来说，有原文可以验证译文的正确性，学习翻译的技巧。再说，好的译文亦可以起到榜样作用。

    译诗是个复杂的、涉及很多领域的学术问题，我一直不敢触及它。

    文学翻译与外国文学

    一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翻译文学即外国文学，变成汉字的外国文学即翻译文学。代表一个国家文学水平的是本国的文学创作，翻译文学只能表明这个国家的翻译水平，但其对本国文学可以起到借鉴和促进的作用。

    我国古代西北石窟里的壁画，我国沿海古建筑物上的装饰，都发现有外国人的形象，他们是外国航海家、传教士或商人。他们来到我国与人接触，由手势而口语，于是出现了最早的翻译。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沟通了人与人的关系，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

    唐僧玄奘是把我国文化带到域外，又把域外文化带回中原的先驱，是我国翻译界的老祖宗了，可谓我国翻译界的历史缩影。这位执着的行僧，在漫漫无尽的路途上跋涉前行，直到他向往的圣地，夜里则秉灯执笔，苦译不辍，为中国人民带来异族的文学和文化。

    如果说古代的翻译是断断续续的、零散的，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翻译事业出现了一个高潮。翻译渐渐成了一门科学，一门艺术。我国学者严复结合中外翻译史上的翻译论述和个人经验，用“信、达、雅”三个字高度概括了翻译标准，使我国的翻译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严复的同辈人林纾开创的是另一种翻译方法，严格地说不是“翻译”，而是“意译”。他借助通晓外语者的口述，撰写外国文学作品的故事。他一生编著了184部外国小说，包括英、法、俄、日等国文学作品。他使我国很多知识分子认识了世界一流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对他们的成长功不可没。

    二 翻译与创作

    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是翻译诗歌时，我越来越深刻地感悟到：译者除了通晓两国文字、两种文化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之外，还应当感受到作者的心态，只有自己进行创作，才能有所领悟。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其特殊性，译者要充分体会原文，提炼每个字，才能译得传神而又符合本民族的审美习惯。

    正因如此，我喜欢诗人译的外国诗歌。尽管诗人译的作品可能会有错，但是韵味足，意境深，更受读者的欢迎。

    五四时期的许多翻译家本身就是作家或诗人，因此，他们的译作往往较少有翻译的痕迹。后来，翻译家和作家（诗人）的角色渐渐分离开来：翻译家专门搞翻译，较少涉足或不涉足创作；诗人和作家则大多专门搞创作，很少去搞翻译，甚至根本不搞翻译（当然，有的作家不懂外文，那是另一回事）。

    翻译与创作分离也好，不分离也好，有一条原则却是万万丢不得的，那就是：译作必须是艺术作品，尤其是诗歌翻译要以艺术的魅力吸引读者，打动人心。

    苏联开始译汉诗时，主要是由汉学家翻译的，但由于他们本身不是诗人，译出来的东西使苏联读者感受不到其中的美。后来，一些翻译中国古代文学的汉学家改变了做法，如艾德林，他把中国诗歌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成俄文，然后再请诗人加工，这样把唐诗译得非常好。俄国人由此喜欢上了唐诗，因为译文很有韵味。特别是后来，经过俄国汉学家和诗人的合作，把绝句、律诗等各种唐诗形式译成固定的韵律格式，使俄国读者用俄语读出来感觉很美。费德林把《离骚》译成俄文，请大诗人阿赫马托娃润色，曾经得到郭沫若的肯定。有的人本身就是诗人或作家，他们翻译的东西就别有韵味。但现在，很多时候，翻译和创作分离了，我很赞成俄罗斯人译唐诗的做法——诗人与译者合作。其实，在我国也有类似的做法，如前所述，林纾（林琴南）就是和懂外语的人合作进行翻译的，只不过他对原作的改动很大，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似乎又有点距离，但他翻译改写的那些外国文学作品在文字上的确很美。

    三 翻译的取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年代），我们主要译介苏联文学作品，这跟大的政治环境有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需要革命英雄主义，需要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奋力拼搏的文学作品。苏联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作品，必然要首先译成汉文，推荐给读者。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大声呼唤，唱赞十月革命，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诗、这样的声音，因此，这类作品自然而然就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这类作品起过很好的教育作用。当时我们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包括对西方文学的看法也常常借鉴苏联文艺理论界的观点。其实，我国经过风雨的老一辈文学家们的文学观不见得比苏联文学家们差，甚至有的人比他们看得更远更深。我记得50年代中期茅盾先生和当时的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尔科夫谈论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苏尔科夫认为，《老人与海》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调，宣扬的是个人主义，对青年读者没有好处。茅公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该作品表现了人的追求，宣扬了战胜困难、奋力搏斗的精神。我国发表了《老人与海》的译文，苏联后来才肯定了这部作品。

    现在，我们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苏联文学，总结它对我国的影响，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认为，苏联在其存在的几十年中，产生了不少思想深刻、艺术质量高的优秀作品，成为人类的精神瑰宝；与此同时，也出现过不少粉饰现实、愚弄读者的读物。

    现在我国情况不同了，我们的窗户打开了，各种外国文学都进来了，久违了的欧美文学作家和译者连连出现。俄罗斯文学作品译介相对来说减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俄罗斯文学没有好作品，只是人们的趣味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更多的阅读欧美和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市场的因素，有读者的因素，主要的还是这些文学比较新鲜，无论是观察世界的角度还是写作的手法，都令人深感兴趣。

    四 翻译的桥梁作用与中国文学

    几十年来，我国已培养出多种语种的文学翻译家，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他们通过翻译在人们的心中架起一座大桥，沟通了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对译者、对读者、对作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有的中国作家都看外国作品，通过译本了解外国文学，是好是坏，读者心里有数。

    记得有一次，苏联《文学报》记者请赵树理谈谈他对苏联一部获奖小说的看法。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对苏联文学大唱赞歌的时代，赵树理委婉地说：“我不看外国作品。”后来，了解赵树理的人告诉我，赵树理还是读外国作品的。我想，也许赵树理读了那部作品，不喜欢，不愿意表态；也许他认为那是粉饰现实的读物，不便表态。我国成熟的作家有足够的能力分辨作品的优劣。

    引进外国文学，为我国所用，好的吸收，不够好的舍弃。中国文学正在开辟自己的新路，作家们都在注意吸收不同艺术门类的精华。纵观历史与世界，有不少中外作家，除了文学以外还擅长绘画、音乐等。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英国的威廉·布莱克、法国的雨果、印度的泰戈尔、黎巴嫩的纪伯伦，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等等，他们的绘画水平都很高。新的世纪是智力的较量，这个时代需要新的一代人知识面更宽，脑子更活，作品更有个性。

    美国文学很年轻，美国又是个移民众多的国家，反映了杂色的文化，创作了杂色的文学，那里出现了一位20世纪的大作家福克纳，他从一个小村庄写出了人类的命运。中国作家们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创作领土，通过这片领土和这片领土上的人，探寻人类的心灵，窥视整个世界。

    作为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翻译工作者，要做到“信达雅”的确是一项很艰难、很细致、很费心思的工作。我一辈子都在从事这一神圣的工作。

    心仪莫斯科

    “无论是克里姆林宫，无论是它的锯齿形的宫墙，无论是它的阴暗的走廊，无论是它的豪华的宫殿，都是不可能描写的……应该亲自去看……应该亲自去感受它们向往的心和想象所讲出的一切！”学生时代，在哈尔滨教会学校的课堂里，读着莱蒙托夫有关莫斯科的这段描述，我的心随之沸腾起来。是啊，那时我是多么想亲自看看和感受莫斯科的生活与气息！

    光阴荏苒，我从学校里毕了业，走上工作岗位，在中苏友好协会当了一名译员，开始一次又一次随代表团出国。

    1953年，我第一次来到了向往多年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亲眼看到了锯齿形的红墙、石块铺地的红场，看到了名震遐迩的大剧院、一座座金顶闪烁的古老教堂，听到了缭绕的钟声，看到了一栋栋新的楼房，后来又看到了麻雀山上的莫斯科大学，50年代初新建的几栋巍峨的高楼……

    莫斯科，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莫斯科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颖惊讶——那繁华的街道、到处是纪念碑的广场，还有忙忙碌碌的人群……

    我控制不住自己绘画的激情，只要有时间便写生便作画，画街头，画人物，画会议场所，画……几十年画了不知多少本速写。

    一 红场

    俄文中“红”有“美丽”的意思。在古代，“红场”就是“美丽的广场”。红场的西边是克里姆林宫，南边是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升天大教堂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它高耸着几个色彩斑斓、高矮不等的蒜头式尖顶，形状极不一般，它是俄罗斯建筑史上的典范之作。据说，沙皇为了使世界上不再出现第二座类似的建筑物，便把建筑教堂的工匠们杀了。难道这仅仅是俄国的事实？十月革命后，红场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列宁逝世后，在红场上，在克里姆林宫墙下，为新国家第一位缔造者建成庄严的陵墓。当年，在红场上举行各种盛典。70年过去了，苏联在风雨飘摇中解体，但红场的名称没有改变。

    由莫斯科通往各地的公路，都从红场开始计算里程。所以，莫斯科是俄罗斯的心脏。

    1999年夏天，普希金诞辰200周年。在红场上，以升天大教堂为背景，举行了盛大的演奏会。夜色中，乐声嘹亮，歌舞翩跹，国内外上千听众露天欣赏了世界一流的表演，纪念伟大的诗人，这是红场上史无前例的活动。普希金似乎来到了红场，和今天的人们聚会在一起。

    红场附近有几家著名的宾馆：列宁曾经下榻过的“民族饭店”、斯大林出席毛泽东宴会的“大都会”以及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欧洲最大的“俄罗斯宾馆”。

    我曾经站在“俄罗斯宾馆”屋顶上，观望过红场，极目远眺，一片令人感叹的景色尽收眼底。

    二 莫斯科的雪

    我赶上过莫斯科泥泞的春天，绿茵满街的夏天，金叶飘飞的秋天和积雪覆盖的冬天。雪中的枞树伸张着宽大的墨绿色的臂膀，闲散而恬静；秀挺的小白桦，在寒风中摇曳着柔韧的枝条，婀娜妩媚。这些树木与古老的小教堂、与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相互映衬，别有情趣！

    记得老友汉学家艾德林曾对我说过：“下大雪时，才能显示出莫斯科的魅力；听到雪地发出声响时，才能感悟俄罗斯的灵魂。”冬天，我走在大街上，总是侧着耳朵：也许，我听到了雪的声音，听到了树木的低吟，听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心声。

    三 纪念碑

    莫斯科很多广场上都立着纪念碑。纪念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1947年，莫斯科人极其热烈地庆祝了莫斯科建城800周年。1954年，我在莫斯科市苏维埃办公大楼的对面广场上，看到新树立起来的一座肃穆的纪念碑——高大的黑灰色的大理石碑座上是一位威武的骑士，身穿铠甲，头戴钢盔，左手紧勒马缰，右手伸向前。他的手势表示：就在这儿修建一座城市！

    他就是莫斯科的奠基人尤里·多尔哥鲁基大公（1090～1157）。

    1997年，莫斯科又庆祝了建城850周年。不过，莫斯科已不再是苏联的首都，而是俄罗斯联邦的首都了。

    莫斯科广场雕像中最著名的当属普希金纪念碑，我每次来到莫斯科都会去见它。

    普希金纪念碑出现于1880年，是俄罗斯平民百姓集资建造的，而非政府所为。它经受了百余年的风吹雨淋，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仍旧岿然不动。

    普希金身穿披风，一只手拿着大礼帽，另一只手拉着胸襟，低着头，在沉思，也许在低吟。这座雕像使瞻仰者产生一系列联想，想到他的诗，想到他的品德，想到他的命运。感谢雕塑家亚· 奥佩库申（1838～1923）为后人留下了这座出色的雕像，它凝集了人民对伟大诗人的深厚感情。莫斯科人以骄傲的心情说：“莫斯科是普希金的诞生地，他离不开莫斯科，莫斯科也离不开他。”

    我国很早就开始介绍普希金。1903年，戢翼翚从日文转译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一本俄国文学作品。1937年在上海为普希金树立了铜像，这是在中国土地上为外国诗人树立的第一座纪念碑。普希金诞辰200周年前夕，我国用中文出版了他的全集，除了俄罗斯之外，仅有中国出了《普希金全集》。

    莫斯科有一座果戈理纪念碑，是雕塑家尼· 安德烈耶夫（1873～1922）之作。这座令人浮想联翩的雕像原本耸立在繁华的普林奇斯金林荫路上，后来，苏联某位大人物认为这座雕像给人以厌世之感，反映不出苏维埃时代的乐观主义，便把它贬到一个偏僻的小广场上去了。它在那里并不孤单，崇拜果戈理的、崇拜雕像作者的人不远万里还会来到它的跟前表示仰慕之情。

    果戈理当年曾以浪漫的色彩描绘过乌克兰绮丽的风土人情，用淋漓尽致的笔触刻画过小人物所遭受的欺凌侮辱，用辛辣的嘲讽抨击过官僚机构。这些人物都以浮雕的形式刻在纪念碑的碑座四周。

    我国文化先贤瞿秋白是果戈理作品的最早译者之一。1920年，北京曙光杂志社发行了他译的《仆御室》。耿济之是新中国成立前翻译果戈理作品最多的人，其中有《马车》（1920）、《狂人日记》（1921），后来有《巡按使》《赌徒》《官员的早晨》等。1934年，鲁迅翻译了果戈理的短篇小说《鼻子》，1936年又译了他的鸿篇巨著《死魂灵》。早在1921年，上海神州女学便演出了《巡按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南京、成都、重庆、桂林等主要城市也都演出过该戏。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又把该戏搬上首都的舞台，盛况空前，经久不衰。

    正是由于果戈理的创作既有普遍而深刻的教育意义，又有非凡的艺术魅力，所以，自从他的作品传到我国以后，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都撰写过评论文章，高度赞扬果戈理文学创作的巨大意义。

    莫斯科很多地方都有列夫·托尔斯泰的纪念碑——在他的故居哈莫夫尼基，在圣女广场，甚至在苏联作协院里（沃罗夫斯基街）——那里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过的罗斯托夫官邸，娜塔莎就是在那座楼的大厅里翩翩起舞，打动了宾客的心。

    我多次去过那里，当时那里是苏联作家协会办公的地方。

    有一年冬天，北风早已吹落了树上的叶子，我看到白雪覆盖着托尔斯泰的雕像（雕像是乌克兰女雕塑家诺沃克列肖纳娅之作）。

    托尔斯泰的手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他在想什么？

    不知为什么，我想到托尔斯泰也许在想《论语》《道德经》或《孟子》，或《庄子》。因为托尔斯泰年过半百时，思想发生了骤变，决心摆脱伯爵生活，誓以劳动谋生。他倡导勿抗恶的思想，醉心于各种宗教学说——基督教、伊斯兰教、孔孟之道、庄子学说……甚至亲自动手翻译他们的某些著作。

    托尔斯泰啊，虽然是一座雕像，但它能唤起世人许许多多的联想，美好的联想，使人不断升华的联想。

    高尔基纪念碑是我到莫斯科见到的第一座城市雕像。我们从飞机场乘车进入市区后，去旅馆的路上来到高尔基大街（现在已改名特维尔大街）。灰蒙蒙的天空飘着白白的雪花，挺拔的立像出现在我的面前，雕像是穆欣娜等三位女雕塑家根据伊·沙德尔（1887～1941）的草稿完成的，我为它的优美造型而感叹。

    高尔基是俄罗斯革命作家，他的作品在我国家喻户晓。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成了20卷的高尔基文集，全部是根据俄文翻译的。早在1907年，我国即发表了他的小说《该隐和阿尔乔姆》（吴梼根据日本文转译），1908年又刊出了他的《鹰之歌》。很多著名的文学家都译过他的作品，如《二十六个》（1916年，刘半农译）、《大义》（1917年，周瘦鹃译）、《母亲》（1929年，夏衍译）等。我国放映过根据他的小说拍成的电影，他的剧本也多次搬上我国舞台。

    高尔基生前一直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12年，我国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他从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写信给孙中山，表示祝贺与钦佩，他说：“我们，俄国人，希望争取到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在精神上是弟兄，在志向上是同志。”1934年9月2日，他又写成《致中国的革命作家们》一文，祝贺中国红军所取得的胜利。

    1935年8月24日，鲁迅先生在致萧军的信中，说“……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

    四 墓园

    莫斯科值得提及的地方太多了。有一处必须介绍，即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墓前的鲜花，仿佛在沟通生者与死者的情感。

    这座公墓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本来是新圣母公墓教堂的一块小坟地，渐渐变成了安葬政要、军人、学者及文化名人的地方。

    我在墓园的路上踱步。墓园静得只能听到扫地的声音。我望着墓碑上熟悉的姓名，空茫中浮现出一张张亲切的面庞——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文学艺术家，中国人民的挚友……

    亚·法捷耶夫（1901～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时，他曾率领苏联文化代表团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历史性盛典。1956年我们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畔参观访问时，从广播中突然听到他自杀身亡的噩耗。讣告中说，他是由于酗酒过度，可是两年前我给他当翻译时，他并不滥饮。如今。面对着大理石墓碑，望着他那和蔼的面孔，我似乎又看见了他那漂洒的白发和智慧的眼睛，又听见了他倾诉对鲁迅先生崇敬的话：“我青年时代的一部作品，能为鲁迅所赏识，并亲自把它译成汉文，这是我终生莫大的荣幸……”是啊，鲁迅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他年过半百之后，居然暂时停下创作之笔，去翻译一位年仅26岁的苏联青年作家的小说《毁灭》，绝非个人的兴趣使然。鲁迅先生的远见与胆识，早已为事实所证明。他相信这位外国作家的未来，也深知中国人民对这部文学作品的需要。我曾听到鲁迅先生的挚友黄源讲述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当年如何受到《毁灭》一书的鼓舞，从中汲取了力量，和几位热血青年一道，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投奔革命队伍的经历。

    这位以自己的作品鼓舞了成千上万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家，为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竟不能战斗下去？他的苦衷有谁知晓？

    高大的雪松下，有一座灰色的墓碑。碑上刻着一个速写头像，一看便知是毕加索的手笔。毕加索画的是他的老友伊·爱伦堡（1891～1967）。蓬乱的头发，轻蔑的目光，我想起列宁给他起的绰号——“伊里亚·洛赫马蒂”。伊里亚是爱伦堡的名字，洛赫马蒂是头发蓬乱的意思。

    有人奇怪，苏联大清洗时，知识界很多精英特别是犹太人都遭到厄运，为什么犹太人爱伦堡却能够生存下来？在卫国战争年代，爱伦堡的文章像子弹一样射向敌人的心脏，起了特殊的作用。希特勒对他恨之入骨，扬言占领莫斯科之后，首先要绞死爱伦堡。希特勒的野心落空了，法西斯匪徒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951年，爱伦堡和智利诗人聂鲁达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领导成员，曾来我国向宋庆龄颁发“加强国际和平”奖。他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访问了北京、上海与杭州。他还去过农村，游览过长城。中国读者都很想看到他访问新中国的文章，但他没有写。直到十几年后，他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才写了一小段。

    1954年，出席全苏第二届作家代表大会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到他家去做客，我当时是翻译。这位60多岁的老人的头发更稀疏了，但仍然像枯干的麦秸，又乱又尖。我觉得，他的话和他的头发一样，蓬乱而带刺。那一天，他嘲笑一位苏联著名作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就大写关于中国的文章，挖苦莫斯科某建筑师的设计如何不懂生活的需要。那时，他知道中国读者对他战时评论文章的喜爱，但并不知道中国最初出版的他的特写集的汉译本（戈宝权译）是周恩来同志题写的书签。

    鲍·波列沃依（1908～1981）的墓在哪里？1956年，鲍·波列沃依曾率领苏联作家代表团来我国参加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大会。我曾为他当过翻译，我们在一起度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我国文化界人士去莫斯科时也曾到他家做过客，并在其他场合和他多次晤面。我很想到他的墓前致哀，我忘不了这位勤劳笔耕的乐观的人。有一次，他对我讲起30年代末如何把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改编成剧本和上演的经过。他回忆往事，觉得委实可笑，负疚地说，根据他们当时对中国革命的期望，他篡改了小说的结尾。他们不愿意阿Q被砍头，便给阿Q增加了走上巷战的场面，最后让他按照欧洲人的习惯，壮烈地牺牲在女友的怀里。这种改编当然不符合原作的精神，但从中可以看出改编者的良苦用心。

    墓园里还有果戈理、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爱森斯坦、卡尔曼等很多文学艺术界大师的墓。他们与我们相隔万水千山，可是深情的中国读者和观众记得他们，因为他们留下了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的文学艺术作品。

    莫斯科又何止一处新圣母公墓，还有瓦岗口、孔采沃等一些公墓，那里同样安葬着不少与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情谊的俄罗斯各界代表人物。

    五 友好人士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在莫斯科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里有幸接触过很多杰出人物，他们和他们的事业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如伊·阿尔希波夫（1907～1997），新中国的第一位苏联总顾问，他对我国建设起过重要作用；谢·米哈尔科夫，苏俄著名诗人与作家，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国歌的词作者；瓦·捷列什科娃，世界上第一位女宇航员；赖莎·奥斯特洛夫斯基卡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作者的夫人；玛· 斯米尔诺娃（1905～1993），《乡村女教师》的电影脚本作者，该电影对中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我与他们见面时，我总要抓紧时间为他们写生画像，并在画上留下他们的签名或题词。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些肖像画已变成珍贵的历史资料，我在努力把他们对中国友好的感情传达给广大的中国人民。

    他们的形象不止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多次亲临莫斯科，感受过它的气息。我的记忆中留下了这座美丽城市的一些角落、一些人民和一些往事。

    圣彼得堡漫步

    圣彼得堡建于1703年。1712～1918年，圣彼得堡是俄罗斯首都。

    圣彼得堡位于涅瓦河三角洲上，是通往欧洲的“大门”。

    我多次漫步在圣彼得堡（苏维埃时期它一度改名为列宁格勒）的街头上。盛夏时的白夜，我曾经在涅瓦河畔流连忘返；白雪中的街景，总会打动我这北方人的心。尤其是这里的居民，慢条斯理、彬彬有礼、不急不躁、谈吐文雅的作风，更使我不能忘怀。

    圣彼得堡，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这里有无数文化古迹。说是古迹，其实年代并不太久，只不过300来年罢了。冬宫、彼得一世纪念碑、涅瓦大街、伊萨基辅教堂……走在大街小巷上，每一栋楼房、每一块石头都会向你诉说它那不寻常的经历。感谢历代俄罗斯文学大师们，他们用生花妙笔把这座城市的风光、人情、历史描写得淋漓尽致，即使你初次来到这里，也不会感到陌生。

    波罗的海的风卷得雪花漫天飞舞，纷纷扬扬，使这座城市像是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曲折多变的高高低低的楼影依稀可见，显得更神秘更美了。在这茫茫的天地之间，忽而闪现出一座金色的塔尖，街上时而出现一排又一排图案庄重的铁栏杆。衣着鲜艳的行人不慌不忙地在雪中踱步，色彩斑斓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这里，走不多远，就会碰到小溪与运河。这里，有数百座桥梁，联结着40多个岛屿。这里树木成林，雕像比比皆是——从驯马的裸男到威武的帝王，千姿百态，他们都是这座城市沧桑的见证。

    圣彼得堡有着光荣的文学传统。18世纪的俄罗斯大作家们都曾生活与创作于这座城市，我在这里闲逛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纪念他们的雕塑和墙壁上的碑牌。苏维埃时期，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们在这里进行过活动。许多苏联作家与这座城市有着血肉联系：高尔基、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别德内依、叶赛宁、阿赫马托娃、普里什文、吉洪诺夫、费定、楚科夫斯基、拉甫列尼约夫、别尔戈利茨……他们都是中国读者熟悉的老一辈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我国都有译本。还记得当年我们怀着怎样激动的心情诵读参与艰苦的保卫战的作家们那有关英雄人民的颂歌；如今，我们又有机会读到在这座城市的战火中长大的新的一代诗人感人肺腑的诗篇。同一个题材，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时代的眼光，观察并揭示了那个英雄时代的英雄人民的高贵品质。当年，自愿走上卫国战争火线的普通列兵，经过近900天的围困，茁壮地成长起来了，其中有的人如今已是俄罗斯文学的中坚。我特别喜欢在这座城市里长大的诗人沃罗诺夫的作品，他是那么真挚感人地描绘了列宁格勒被围困的日子。

    一 彼得保罗要塞

    1703年破土动工修建要塞的日子便是这座城市建城纪念日。当年，它是为了防范异族的进攻而修筑的。后来，要塞逐渐丧失了军事意义，在沙皇制度下，它成为关押革命家和政治犯的监狱，先后监禁过亚·拉季谢夫、十二月党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19世纪的民粹派、民意党、社会民主党人等，高尔基也曾被囚禁在这里。十月革命后，要塞改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前来参观的游客不断。

    二 宫廷广场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中心，圣彼得堡的中心应该是宫廷广场。我站在广场中心，环视四周。广场呈圆形，中间耸立着亚历山大柱。

    亚历山大柱立于1830～1834年，是庆祝1812～1814年俄国军队战胜拿破仑而修建的。圣彼得堡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一块巨大的、完整的石柱，有6000吨重。石柱高25.6米，整个纪念碑高47.5米。我仰首可以看到顶端是个天使，底座刻着俄罗斯古代各种武器与铠甲的浮雕。

    三 彼得一世纪念碑

    彼得一世雕像是在这座城市里树立的第一座纪念碑雕像。1782年揭幕，耸立在涅瓦河边上。雕像把伟岸和动感极好地结合在一起：彼得一世骑在马上，马的两条前腿扬起来，后腿蹬在波涛式的一块巨石上。这座雕塑的作者是法国人法里科内。彼得头像是他的女助手科罗创作的。

    我几次站在这座雕像面前，想象它的寓意。为什么马的后腿盘踞着一条蛇？为什么普希金以他为主题写成了长诗？为什么十二月党人组织了近3000人的军人在这座雕像前拒绝向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效忠，最后遭到残酷的镇压？为什么到圣彼得堡游览的人都要到这座纪念碑前拍照留念？为什么？为什么？……

    时代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变了。近些年，我每次来到这座雕像前，附近总有由三四百人组成的小乐队在演奏欢乐的曲子，一对对新婚青年男女身穿黑礼服和白纱裙，来到这里献花，放飞鸽子，海誓山盟，永远忠于爱情。

    四 涅瓦大街

    每次走在圣彼得堡涅瓦大街上，一种神圣的感觉便激荡着我的心海。

    涅瓦大街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它记得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杰出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和学者。艺术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颂扬过它的多姿多彩。

    涅瓦大街全长4公里多，沿路穿过风景优美的运河、广场和街道。

    涅瓦大街一端是海军部大厦和它那高高冲向天空的金色塔尖，另一端是起义广场和耸立着纪念英雄城市的方尖碑。

    涅瓦大街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但一直保持着当年的风貌。修缮这条街上的楼房时，只能改动室内设备，而外观必须保留原样。如今，只有街上来往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和人行道上的新款衣着与过去不同。

    这条街是圣彼得堡文化与社会活动的集中地。在它的主道上和它的附近，有博物馆、剧场、音乐厅、图书馆，各种专业化的商店和百货公司、餐厅及咖啡馆等。

    卫国战争年代，圣彼得堡（当时的列宁格勒）的这条大街遭到法西斯德寇残酷的破坏，但英雄的人们在很短的时期内，便把它重建起来。

    涅瓦大街14号是210学校。学校正面墙上保留下战时的标记，上边写的是：“公民们！炮轰时，大街的这面墙最危险。”它至今仍在提醒市民们不要忘记围困岁月那艰苦而又英勇的日子。

    19世纪的文学家，如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格里鲍耶多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当代的诗人作家如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人，都与这条街有过联系。如今，在这里楼房的墙壁上镶嵌着纪念牌。

    喀山教堂。围绕着它又有多少故事，它是古典建筑的典范。1813年，这里安葬了俄国海军大将库图佐夫，后来这座教堂成了军人安息之地。

    涅瓦大街的另一端是名人公墓。那里埋葬的是18世纪的名人，如罗蒙诺索夫、普希金的夫人等，还有文学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格林卡、穆索尔斯基，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克拉姆斯阔伊、库因吉等人，演艺界的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

    1967年，这里开通了地下铁道，地面上修建了新的旅馆——莫斯科。

    圣彼得堡值得记述的地方太多了，它的每个角落都有一个故事，一段文化典故。

    在坦桑尼亚我听到了心之歌

    学生时代，我听地理老师讲过一些有关非洲黑人惨遭奴役的悲惨故事。老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非洲大陆的形状，很像人的心脏。”不知为什么，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起，每每谈及非洲时，我总觉得这颗“心脏”在不断地滴血。而我的心一旦让某件事情刺痛时，也会不由得联想到非洲。

    事隔多年，我早已离开了学校的书桌，在社会上经受了阵阵寒风凉雨的吹打。可是，对非洲心脏的印象却没有淡漠。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又一次震撼了我。我贪婪地翻阅反映这场斗争的报道，特别是诗歌创作。我从中深切地感觉到，非洲的作者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他们从心底唱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要独立、要自由。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自己生存的“痛苦的时代”作了无情的揭露与控诉。他们告诉全世界，“我们的皮肤黝黑，这不是灾难的表征”。他们向人类疾呼：“不，生活不是宁静的梦”，“那挥舞在你额前的警棍”，“那想把非洲变成庞大的监狱的总督老爷——这一切都在提醒你斗争”。诗人深信，“会有一个伟大的变革的夜晚”，那些殖民主义者“不死的灵魂就要熄灭”，“明天人类将要胜利”，“白种人、黄种人、红种人、黑种人——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兄弟”！到那时，“让人民在幸福的自由大路上种起粮食和树木”。

    我殷切地盼望幸福和自由的非洲早日到来，好让那颗长期伤残的心脏不再滴血。我默默地期望有一天亲眼看一看黑人的新生。

    20年又过去了。1986年8月，60岁的我随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代表团真的踏上了非洲大地，来到坦桑尼亚访问。代表团团长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翻译家、评论家、出版家罗洛，代表团成员还有《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林煌天。

    坦桑尼亚是濒临印度洋的东非国家。我们在茫茫的云海中穿行了十几个小时，换了一次飞机，越过赤道，抵达坦桑尼亚首府达累斯萨拉姆。没有想到，我们从当时高温30多度的中国北方来到了气候宜人的非洲。湛蓝的天空，滔滔的海水，高大的棕榈，灿烂的鲜花，身着彩色衣服的黑皮肤坦桑尼亚行人中间，时而出现白皮肤、黄皮肤的异族人，动听悦耳的斯瓦希里语中不时夹杂着英语，主人热情地握手、亲切的招待——所有这一切使我顿时感到这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非洲了。我们在坦桑尼亚访问了两周，在这里验证了我少年时代对非洲的思念和成年时代对它的迷恋。

    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淳朴憨厚的人民，使这个地方很快变成了与亚洲进行贸易的中心之一。翻翻宋代的著述，我们会发现有关这个地区的更多的记载。这儿被称作“层拔国”“层檀国”。在达累斯萨拉姆国立博物馆，在二层楼上的一面墙壁上，我看到了一幅地图，显然出自古代中国人之手，也许是与当地人合绘之作。图的上端，飘浮着流云，云下是一片土地，一个岛屿，岛上有高高低低的山脉，好像还有一个火山口。再下边是海峡，海面上有船舶，还有一条喷水的鲸鱼。画的左边是一条龙，下端写着四个汉字：“昆仑层期”。莫非图中所描绘的正是我们今天来访的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岛？这是何其珍贵的文献！除了这张地图之外，我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还看到了精心陈列的中国古代的瓷器与钱币。据说后来人在这块土地上发掘出来的瓷片、残币为数甚多。当时它们绝无连城的价值，但到了今天，它们却成了无价之宝。它们是中坦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我久久地凝视着这些展品，心中浮想联翩，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一种高尚的传统，不作为侵略者、更不是奴隶贩子出访他国，我们是友好的使者，到五洲四海去寻求友谊、促进贸易、交流文化，共建太平世界。

    在博物馆里，我还看见了另一幅图画——三个阿拉伯人荷枪持斧押送一批被捆绑着的黑人，其中有男有女，有跟在大人身后踉跄的孩子，也有伏在母亲背上酣睡的婴儿。他们被锁链、木枷系在一起，头低垂，手反缚，步伐沉重。有几个人可能要逃跑或是要反抗，被打倒在地，斧头即将砍下来。他们长途跋涉，汗水洒在脚下，脚底磨出了血泡，鲜血渗入这条路。这是一条浸透了黑人的血与汗、埋葬着黑人尸骨的路。画中所表现的情景也许就发生在巴加莫约大路上吧！

    巴加莫约大路今天仍然存在。大路从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市区一直伸向北方，穿过巴加莫约市，当年那里是黑奴集中地。“巴加莫约”在斯瓦希里语中是“我的心碎了”的意思。黑奴的愤怒之词，成了路名与市名。在那阴云密布的日子里，黑奴一旦被抓来，拖上这条路，就别打算返回故里，别想再见父母妻小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们没能去巴加莫约，但我们多少次走在巴加莫约大路上。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去访问、到国家自然博物馆去参观、到阿拉伯古墓去巡礼、到火焰剧场去看演出、到木雕市场去游逛、到海滨旅馆去休息，都经过这条多灾多难的路。如今，在这条路上，除了路名以外，再也寻找不到历史的遗迹了。大路已经铺了沥青，路旁已经种了树木，开辟了香蕉园和庄稼地。唯有大路交叉口上一棵棵又高又粗的百年莫布尤树或许还记得当年黑奴过路的悲惨情景。

    如今，在这条大路上，我看到的是另一派欢乐的景象。一个个矫健的身影，他们挺着胸，昂着头，精神焕发，黝黑光亮的躯体上穿着鲜艳的服装，活像五彩缤纷的黑蝴蝶，在树木花丛之间忽隐忽现。有的人头顶货物去赶集，有的人手拿书本去上学，也有不少人在大路上漫步闲逛。

    那一天，我们的汽车陷在沙窝里开不动了。忽然，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如同天兵天将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一边热情地喊着“中国人，中国人”，一边奋力地帮助我们推车。汽车开动了，他们还在挥手，还在欢呼。我在想，这些黑奴的后代，如今也许不了解祖辈在这条大路上留下的斑斑血迹；也许相反，老师让他们牢记历史，培养勤劳精神，发扬与人为善的风格。这些闪动着机灵的乌黑漂亮的大眸子的孩子们，将会担负起建设祖国的更加艰巨的任务。目前，无论是政府机关抑或是群众团体，起骨干作用的正是他们年轻的父辈。

    在文化部和国家斯瓦希里语委员会、在电台和报社、在出版社与印刷厂、在大学和译协……接待我们的都是精力旺盛的坦桑尼亚中年人，他们取代了外国统治者，勇敢地走上了管理的第一线。他们一定经受了不少挫折与失败，但他们并不气馁，而是面对现实，积累掌握自己命运的经验。当他们介绍自己的成就时，我们由衷地为他们高兴。他们竭尽全力使斯瓦希里语规范化，这是百年大计，万年大计，是民族统一的重要保证；他们努力发展民族经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他们用法律的形式来保证义务教育的贯彻实施，“一两年之内，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消除文盲！”这是多么豪迈的声音！当我们听到他们陈述自己面临的困难时，从他们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们有信心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地予以解决。主人告诉我们，政府发动了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这消息一传开，广大群众自发地涌向总统府，表示热烈拥护。有的单位甚至送给总理一把铁扫帚，借以表明建设廉洁政府的决心。

    我们友好的坦桑尼亚还很穷。联合国宣布它是全世界25个最穷的国家之一。然而，人穷志不短，穷则思变。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坦桑尼亚人民自强不息改变这种状况的决心。坦桑尼亚善于利用外援。在达累斯萨拉姆，我看见了法国援建的现代化机场、美国援建的公路、日本援建的大桥。

    我国为坦桑尼亚援建了首都车站和一条铁路线。火车站气势雄伟，技术先进。这条钢铁大动脉，其长度相当于京广线，逶迤从东海岸直通邻国赞比亚。想当年，沿岸一片荒凉，除了野兽的嚎叫就是奴隶的足迹，既无工业，农业也不发达。如今，新的厂房建立起来了，烟囱高傲地伸向天空。仅仅在坦桑尼亚境内，沿线就出现了造纸厂、水泥厂、国家粮库等。这条铁路还为其他非洲国家提供了出海的通道，为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起着积极的作用。随着铁路的通车，一批民族技工成长起来了，一批管理人员成长起来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亲切地称它为“自由之路”“幸福之路”。

    这条路也是用汗和血筑成的，不过，那是欢欣劳动中挥洒的汗和血。筑路的有坦桑尼亚人，也有中国人。有的中国同胞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会永远告别家人，长眠在非洲的太阳下，黑色的土地里。有人告诉我，有个年轻的中国工人停止呼吸前，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能为黑人兄弟的新生活而死，是一种幸福。请转告我的妈妈，请她不要为我悲伤……”

    再过几百年，当我们的后代再来到非洲东海岸，来到坦桑尼亚时，他们不仅会看到我国古代的陶瓷、钱币，还会看到我国20世纪80年代先烈的坟墓。巨大的椰子树叶会在海风吹拂中向他们诉说坦桑尼亚创业时代的英雄事迹。而我，今天听到的，则是非洲那颗健壮的心脏唱出来的要建设、要友谊的歌！

    非洲的“中国之夜”

    藏青的夜空上高悬着一轮明月。又是月圆时节，怎能不想家？！距离那么远，远在非洲东部的桑给巴尔岛上。说不定家人在北京也望着同一轮明月呢！

    布瓦布尼餐厅坐落在一片苇塘之滨。当我们晚餐后离开餐厅时，年轻的经理在门口欢送我们，亲切地说一句：“明天晚上，我们在这儿举办‘中国之夜’，请各位务必赏光……”

    第二天早晨，休息厅过道贴出了大幅海报，邀请客人光临“中国之夜”。

    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访问，晚9时，跨进餐厅。刚一进门，一股温暖的气流便迎面扑来。扩音机里播放着悠扬的中国乐曲，西墙正中张贴着一幅大画，画的是一条色彩斑斓的龙，上面写着四个汉字“欢迎欢迎”。左右两侧悬挂着一对红色的中国大灯笼。室内处处点缀着成串的金银箔纸花。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许多盏圆圆的灯，像是无数个月亮一起钻进了餐厅。

    餐桌似乎都被顾客占据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在相互交谈。他们身上五彩缤纷的衣服和桌上奇异的花朵交相辉映。我们正在踌躇，年轻的经理把我们引到好像魔术一般变出来的一张空桌前。桌上花瓶里插着一捧三叶花，分外妖娆。花旁有个牌子，上书“中国客人的席位”。身穿类似旗袍的女服务员热情地问我们：是否想喝家乡的茉莉花茶？如果想吃什么，可以到柜台上去自取。然后，她神秘地说：“那儿有中国菜。”

    那天是自助晚餐。几位头戴中国大草帽的男服务员正在兴致勃勃地向客人介绍菜品，除了牛、羊肉等肉食之外，还有用香菇、竹笋、豆芽、豆腐等烧的中国菜肴。经理指着正在挑选菜肴的外国旅游者说：“您瞧，每个人都想品尝品尝中国菜的味道……”

    女服务员诚挚地问我：“菜的味道可有中国风味？”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她，生怕扫了她的兴。我反问她：“您穿的可是中国衣裳？”她惊异地问：“不像吗？”然后闪了闪水晶般的大眼睛：“今天，我很想打扮得像中国妇女……”我说：“你们烧的中国菜……别有风味。”她还在看我。我接着说：“你穿起想象的中国衣裳，不是也蛮漂亮、蛮神秘吗？！”我们都开怀地笑了。

    一位金发小姑娘轻盈地跑过来，递给我一件东西，喊了一声“中国”，就跑开了。她是哪国人？从哪儿来、又飞到哪儿去了？她给我留下了一束可爱的鲜花和动人的微笑。

    两位中年妇女，端着盛满饭菜的盘子，走到我的面前，说话声音很轻柔：“今天的‘中国之夜’很有意思。我们是从法国来的。我们本来打算过几年再访问中国，现在改变了主意，决定明年就去。”

    一位英国男人，在女服务员的陪同下，走了过来，长时间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我是在此地工作的工程师。为了今天的晚会，我特意画了这条龙。”他指了指墙上的画，声音里充满了自豪感。他说，他高兴的是他为“中国之夜”出了力，并有机会认识中国人。

    我们座位前面的一位印度人，要求我为他和他的女友以当晚餐厅的景物为背景，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一张不够，两张，三张……然后他用手势，用微笑，用语言，赞美他向往的中国。

    那个晚上，旅游者和本地人，聚集在桑给巴尔岛上，像亲人一样，欢度着充满情趣的“中国之夜”。虽然饭菜缺乏中国味道，服务员的装束也不像地道的中国服饰，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这里有一种气氛，是一种感情上的磁力，吸引着大家。不论非洲人、欧洲人或亚洲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愿意围绕着中国的话题交谈几句。“中国”二字，自古以来就深深地印在桑给巴尔人的心里。要知道，一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来到这里，为了寻求友谊，为了促进贸易，但从来没有贩卖过奴隶。如今，“中国”二字，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是友谊的象征，具有强劲的吸引力！“中国之夜”还在继续，我们为了第二天的启程，不得不提前退席。

    当我们来到花海一般的院落时，天空的满月还留在椰子树梢上。它在等候我们吧？它是不是准备把我们绯红的脸色、激动的心情，用柔和的光，越过时空，跨过海洋，折射到可爱的祖国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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