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忍常人难忍之事
忍能表现一个人的肚量，突出一个人的修养。忍的同时，可以换来和气。另外，忍还可以减少损失或得到实惠。曾国藩的“忍”功练得很好，在别人看来难以忍受的事情，他却能泰然处之，值得回味。
曾国藩曾说过：“第一贵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
胡林翼身为湘军集团首领，受曾国藩的影响，也学会了“忍”。湖广总督官文非常宠爱一位小妾，在这位小妾生日之际，官文用正室夫人的名义向各方宾客散发请帖，可见他对这位爱妾的宠爱程度之深。被邀请的各路宾客来到官文府邸后，才知道事情真相。
在当时，名分异常重要，只有正房可以与其夫同富同荣。作为小妾，是没有身份地位的。为主人小妾庆贺无异于侮辱自身，贬低自己。官文所请宾客中，有一位藩司，他知道实情后异常愤怒，气鼓鼓地说道，如果真是夫人寿辰，大家一起前来祝贺，这是礼节。可是现在是为小妾庆贺，对朝廷里的官员来说，无疑是大侮辱，于是要回贺帖。一些人也照他的样子做，顿时使得官文脸上无光。
胡林翼在旁将藩司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并一再称赞此人说得极是。但是刚称赞完毕，便来了个大转弯，他将手中贺帖递出，传诸官文宠妾。要回贺帖的那些人过意不去，纷纷祝拜。
胡林翼在官文宠妾生日那天帮助他化解了尴尬局面，得到官文欢心的同时，也使官文的宠妾对他有了好感。后来，官文的这位爱妾去胡林翼家看望其母时，胡林翼吩咐左右，同样以夫人的身份来对待她。又过了一些日子，官文的宠妾便成了胡林翼老母亲的干女儿。这位小妾在官文那里不时称赞胡林翼，使得官文与胡林翼的关系越来越好。在以后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二人的合作为湘军的成功奏响了序曲。
曾国藩也常提示自家兄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突出地体现“忍气”二字。
沈葆桢，福建人。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在江西九江任知府，后因九江被太平军攻占，他便到曾国藩的湘军里做事，结识了曾国藩，共同抵抗太平军。后又在江西广信为知府，力战太平军，守城成功。曾国藩向上报其战功，沈葆桢被加授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将安庆攻下后，令湘军东下，并以两江总督身份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也是有目的的，曾国藩早在咸丰四年（1854）为保江西安稳，就派兵移驻该省。要想稳定军心，必须有军饷保障。曾国藩为此大伤脑筋，与当时的巡抚陈启迈发生激烈冲突。有了那次的教训后，曾国藩未雨绸缪，为解湘军军饷之难，保奏沈葆桢。
李秀成获悉湘军东进后，立即派兵入江西。沈葆桢见大敌逼近，迅速建成一支军队，并调请了好几支清军军队共同守卫江西。为保军饷，沈葆桢竟提出不再给湘军供应。在这之前，曾国荃所率湘军的军饷都是经朝廷批准由江西提供的，比如江西厘金、九江关洋税银等。此时，曾国荃部的湘军正驻扎在雨花台，形势非常危急，如果此时没有军饷，后果不堪设想。沈葆桢非但没有记挂曾国藩的恩情，于危难之际反而向曾国荃发难，这引起了曾国藩的愤怒。
曾国藩分析形势，就轻重缓急而言，当以雨花台为重。为解燃眉之急，曾国藩私下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写了封信，要他抽3万九江关洋税银给雨花台大营。在蔡锦青向南京运银时，沈葆桢发现了，勒令其将运出税银悉数追回。蔡锦青不敢违抗命令，只得照做。
曾国藩虽心中有不平，但经过多方考虑后，没有参奏沈葆桢，而是上奏要求“引退”，沈葆桢随后也呈上折子，欲辞去巡抚之位，回家赡养高堂。
面对二人的奏请，清廷下旨将江西厘金对半分给曾国藩和沈葆桢，并从其他方面给湘军筹集军饷。曾国藩委曲求全，停止了两人之间的纷争。
曾国藩不仅能忍，他也很佩服能忍的人，并且很重视这样的人。
李续宾是湘军中一位非常勇敢的将领，曾国藩重视他，不仅在于他的勇敢，更看重的是他的“忍”功。他在给其子李光久的信中写道：“昔年令尊忠武公虽有不悦之人，从不形诸词色……愿足下力法家训，专从‘忍耐’字上用功。内则读书写字，令人起敬，外则忍气寡言，令人起慕……”
2.刚柔相济是成大事的根本
在做人处世的过程中，过“刚”就会变得固执己见，过“柔”就会变得懦弱无能。只有“刚”和“柔”结合得恰到好处，才能无往不利，成就一番事业。
咸丰八年（1858）七月十五日，也就是庐州城被攻克的当天，李鸿章就给老师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在吴汝纶所编的《李文忠公全集》中没有收录，而是保存在李鸿章的门生黄书霖所辑录的《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石印本里，一般人难以看到。在信中，李鸿章首先对曾国藩表达了景仰之情，同时也对自己5年来的经历进行了反思和自责：
窃念今日之事势艰难极矣，人才败坏极矣。惟吾师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积年经营委折，独具深心，道力乃久而见功。咏之（胡林翼）中丞推衍余波，参时得地，发挥光大，抑亦人中之豪也。阃帅皆能如此用人理财，则兵不难治，贼不难灭矣。
教以来，略无进益，事不能办，书不得读，官不欲做，而家又不可食。夙夜扪心，愧汗交集，此生已矣，实负吾师。
这封信真正的用意，则是表示自己有意到曾国藩门下办事。这也是李鸿章遍寻海内发现的最适合自己、也最有前途的一条道路。只不过走投无路之际，出于自尊心，他没有明确说出来。
此时湘军刚刚在三河镇打了大败仗，湘军悍将李续宾和曾国华率领的精锐六千余人全军覆没，急需熟悉安徽情况的人来相助。得知李鸿章一家流落到南昌的消息后，曾国藩马上派人送去白银三百两，作为安家的费用，同时通过李瀚章邀请李鸿章前来相助。
就这样，李鸿章在转了好几圈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生根发芽的地方，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从做幕僚开始，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
曾国藩出山以后，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事事掣肘，历尽艰险，有两次差一点丢掉性命。咸丰七年的家居生活，使他有时间反思了自己的过去。从自己屡战屡败的经历中，他发现，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内部的倾轧和自身的缺陷。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略，总结出了一个“挺”字诀。他重新出山后，把这个字看作是千金不换的秘诀，传授给自己的亲信，但是真正能体悟到他的深意的人并不多。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与其说是来帮忙，不如说是在锻炼和学习，因此对于曾国藩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视。许多人听了曾国藩的话后就算了，而李鸿章则是放在自己的心里。“挺”字的精髓，也只有他才真正领悟了。他关于《挺经》的回忆，记载在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我老师（文正）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有一个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坝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峙，彼此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两便么？”其人曰：“你教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教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给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竞争，就此消解。
民国时期，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这样评价：
曾文正自言欲著《挺经》，世多知之，此其刚处。自做《墓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此其柔处。“《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他刚出山的时候之所以处处碰壁，主要是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的道理。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应当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顺利办事。
可以说，“挺经”是曾国藩经历了官场风波以后的独得之秘，也是对自己人生阅历和生存智慧的总结，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和处世手段。于是曾国藩去世后，关于他自著《挺经》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事实上，作为著作的《挺经》是不存在的，但是关于曾国藩写“挺经”，却非空穴来风。
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挺经》的是曾国藩的友人欧阳兆熊。他虽未做过高官，但因为救过曾国藩的命，所以是曾国藩的心腹之一。曾国藩从军，他曾到幕下任幕僚，二人关系极密，其言应属可信。他在自己著的《水窗春呓》笔记中说：“文正一生有三变……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非常明显，欧阳兆熊记载是“尝自称欲著《挺经》”，而不是已经写了《挺经》，所谓“欲著《挺经》”，也无疑是在闲聊的时候信口说的。
在曾国藩的大营，每天早起后，曾国藩召集群僚吃早饭，饭后座谈，他经常讲一些笑话之类，既缓和气氛，也给新的一天增加活气，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同时，他所讲的这些，都十分睿智，也是对幕僚和下属进行教育的一种极好的方式。李鸿章曾对吴永说：“在营中时，我老师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谈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善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李鸿章的这段话就是当时的逼真写照。
曾国藩说话很幽默，留传下来的笑话不计其数。《挺经》之说，应该就是欧阳兆熊和李鸿章同在幕中时传下的。李鸿章所说的十九篇，欧阳兆熊较早离幕，或未得闻。再看李鸿章所举的第一篇，也是传下来唯一的一篇，言语通俗，正是席间讲谈的笑话之类。谈过即罢，无人记录，所以也就没有文字留传。这唯一的一篇，也是靠了李鸿章的记忆传下的。当时曾国藩的幕府中有几十人，一同吃饭的也不在少数，但只有李鸿章能回忆起《挺经》的内容，可见“挺经”之说的确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非常可惜的是，他只说了其中的一篇，否则，留传到今天，就又多了一份宝贵的智慧资源。当时，郭嵩焘兄弟也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因此也可能听到了这些内容。在曾国藩写给他们的信中，有四处提到了“挺”和“挺经”。由此可见，“挺经”确实是有的，不过不是一部真正的著作而已。
“挺经”是曾国藩的独得之秘：在开始做事业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刚气，而在具体的行动中，则要刚柔结合。
3.羽翼未丰，忍而勿动
各地纷纷告急，要求支援，曾国藩却丝毫未动，即使是他的老师和挚友有生命危险，他也只能强忍痛苦。原因何在？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没有把握的仗难打，没有充分准备的军队难胜。
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
1853年，太平军连克数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
是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庐州（现安徽合肥市）。
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
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每当听到一个城池被攻破，他的心病都会加重一分。他不愿大清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又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黄州纷纷告急，曾国藩接二连三地得到了出兵救援的诏令。
但曾国藩拒不出兵，只是上奏解围之法，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很显然，当时的曾国藩有着很大的压力。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并非有意惹得龙颜大怒，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他在书信中也向朋友提到过“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为此，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绝对不宜出兵。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在清政府中地位显赫。他对曾国藩的仕途影响很大，每当曾国藩遇到处理不好的事情时，吴文镕总能够给他帮助，为他说情。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自然知道轻重缓急，他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江忠源，湖南人士。道光年间，他与曾国藩相识。那时的江忠源仅是一位没有名气的举人，曾国藩却官居二品。然而曾国藩没有嫌弃他，反而与他交好。
1847年，江忠源曾招募了一些乡里的勇士，与青莲教起义军拼杀，稳定了社会治安。江忠源因此被授职为知县。
1851年，江忠源之父去世，江回家守孝。守孝期间，太平军揭竿而起。江忠源走出家门，带着乡勇南下，在桂林等地镇压太平军。在蓑衣渡，江忠源等人将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杀死，因功于1853年升为二品官，接着又去安徽接任巡抚之位。此时的江忠源已今非昔比，他的官位已超出曾国藩。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的这年年底，太平军的步伐并没有被清军阻挡住，他们很快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斗，在庐州被围，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国藩迟迟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可以说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吴文镕健在，凭着二人的密切关系，曾国藩的仕途路无疑会平坦许多；江忠源则是一位有大将风度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不战死，作为书生的曾国藩就不用领兵打仗，只需好好经营部队，训练出精兵，交给江忠源即可，凭着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够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吴文镕和江忠源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站在他的角度上来看，他当然希望此二人能够保住性命，以便辅佐自己。可是，曾国藩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虽然掌握着一支军队，但军队的实力让他担忧。尽管自己抛弃一切，誓死去救二人，结果又会如何？不仅救不了师友，还会损兵折将，苦心经营的军队变得伤痕累累。再加上曾国藩认为只有湘军是清政府最后的依靠，如果湘军也被消灭，他的抱负将如何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岂不是一纸空谈！
4.忍无可忍，还以颜色
有些时候，忍可以平息纷争；但有些时候，忍会让对方以为你的懦弱，从而更加狂妄，得寸进尺。这个时候，就应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以颜色。曾国藩的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仅不会因为忍而变得麻木、软弱，反而会给挑衅者强有力的还击。
曾国藩在兴办团练、组建湘军时遇到过一些麻烦。
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湘勇没有什么关系，曾国藩本可专心训练湘勇，对绿营兵置之不理。因为提督是一个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训练绿营兵本是湖南提督鲍起豹的责任。然而，提督鲍起豹没有才能，绿营兵的训练任务就落到了曾国藩的肩上，曾国藩令属下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绿营兵和湘勇。
曾国藩练兵标准很高，要求很严。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每天训练不懈。湘勇主要来自田间，且刚编入团练，是比较能够吃苦的。而绿营兵则不同，他们可以称得上老兵油子，又因多年没有打仗而变得懒散，并逐渐养成了喝酒、赌博、抽鸦片的恶习，无法忍受曾国藩的严格训练。长沙协副将清德瞧不起曾国藩和塔齐布，竟然带头捣乱。先是清德不出操，后是与提督鲍起豹公然在军中起哄：“这么热的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兄弟们过不去吗？”他们的做法无疑加剧了绿营兵和湘勇之间的矛盾。
一天，团练的湘勇正在训练，试枪时误伤了绿营军中的一个小头目。绿营军小题大做，他们吹起号角，举起旌旗，准备对曾国藩属下的湘勇发动进攻。曾国藩忍住内心愤怒，鞭打了试枪的湘勇，缓和了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
绿营兵与湘勇发生了多次械斗，曾国藩只是责罚湘勇，没有与绿营兵论理，想息事宁人。然而，绿营兵越来越猖狂，胆子也越来越大。
曾国藩深深感受到了“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这样的情形，他意识到忍让不能灭掉绿营兵的嚣张气焰。咸丰三年（1853）五月，曾国藩写好保举塔齐布的折子；六月，撰写《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将清德所犯大清律法一一列举，望清廷能够严肃处理此人。
清廷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查办，塔齐布补缺。曾国藩的参奏无疑又加深了其与提督鲍起豹的矛盾。
同年八月一天，绿营军中的永顺兵和湘勇聚赌，并因此发生械斗。两天后，绿营兵在夜间手握兵器，击鼓呐喊，直奔参将府，毁坏了塔齐布的住所，并攻击湘勇。然后，他们又冲进曾国藩的私宅，将其随从杀害，并欲攻击曾国藩。多亏属下奋力保护，曾国藩没有受到大伤害。
绿营兵明目张胆地攻击自己及属下，定是受人支使或纵容，提督鲍起豹责无旁贷，曾国藩对此心生怨气。当时，曾国藩的私宅恰好在巡抚衙门的对面，于是他深夜来到巡抚衙门找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将此事告之。骆秉章装作不知其事，事后放了肇事者，没有追究参与攻击的绿营兵和肇事者任何责任。
曾国藩虽知道巡抚骆秉章有意为难他，却又不好计较。另外，这次事件的发生无疑是矛盾不断加深、激化的结果。有人劝他参奏提督鲍起豹，他不赞同。在他看来，长沙非久留之地，不如一走了之。于是，曾国藩将湘勇带出长沙，并将根据地设在衡阳，欲以此处为立足点，发展湘军。
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为保江西安稳，湘军主力移驻江西。
作战期间，如果没有军饷，部队将无法生存。湘军保卫江西，军饷由江西提供，合情合理。然而，江西巡抚陈启迈拒不合作，反对提供军饷给驻扎本省的湘军。
陈启迈，湖南人士，与曾国藩是同乡。不仅如此，他与曾国藩还是同榜进士，后在翰林院与曾国藩同事。二人渊源如此深厚，按常理，即使曾国藩的主力部队不在江西，如果需要帮助，陈启迈也应尽绵薄之力才对。然而，此人并不念及旧情，尽管曾国藩派军力保其管辖省稳定，他也不想出力帮忙。陈启迈的做法的确不通人情，不合事理。
当时，曾国藩仅以兵部侍郎的身份领兵作战，并不能干预江西行政，军饷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湘军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驻守，防范太平军，可见湘军在当时对清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俨然成了清廷支柱。如果曾国藩此时向清廷提出要求，只要不过分，清廷岂有回绝之理？曾国藩本想与陈启迈商议，尽快解决军饷问题。可谁知陈启迈不识大体，竟公然与曾国藩唱起了对台戏。
这时，发生了另一个冲突。举人彭寿颐在江西办团练，与知县李告产生了矛盾。经查证，彭寿颐并无过错，他颇有才华，为人耿直，一心一意办团练，而李告却有受贿、弃城而逃等罪。然而，陈启迈却不以事实为根据，颠倒黑白，欲治彭寿颐的罪。为化解冲突，曾国藩与陈启迈商量，想将彭寿颐调到自己的军营。陈启迈并不理睬，反而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军务。于是派人将彭寿颐逮捕，将其屈打成招。
曾国藩已屡屡让步，而目前形势又如此紧张，不由愤慨。他立即撰写一折，向清廷陈述陈启迈罪状，请清廷惩之。清政府为了安抚曾国藩，对陈启迈及其心腹进行了严厉的处置。
5.静观时势，屈伸有度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在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时，不妨静下心来，分析一下局势。然后根据眼前的形势，思考对策，找到能够顺利前进的方法。如果一味地前进，有可能会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有时候，屈是为了更好地伸，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对于屈伸之道，曾国藩有如此理解：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咸丰四年（1854）春，曾国藩湘军已成规模，陆军、水军、炮兵均已编定并训练完毕，可以作战。曾国藩初次出兵，兵分两路救援湖北。水军行至岳州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几十艘战船沉入江底，湘军溺死者不少。陆军战况亦不佳，在羊楼峒与太平军相遇，大败。湘军出师不利，曾国藩被革职，依旨降二级调用。
同年八月，曾国藩率领湘军转战湖北，攻克武汉。捷报传入宫廷，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当即批下旨文：力沛殊恩，以酬劳勋，曾国藩著赏二品顶戴、督理湖北巡抚。然世事难料，曾国藩所写辞谢奏折抵京前，却又得圣上旨意，湖北巡抚之职另有人选。曾国藩无奈，只能以侍郎身份带兵作战。
次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入江西，屡吃败仗。
经历了这几场战争，曾国藩感受颇多。首次出战，兵败后立即被削官；尔后，作战顺利，清廷不赏也罢，既然赏了，就不应该出尔反尔。想到这些，曾国藩难免心中有些许不平。后来几场战争中，战况总是不佳，舆论纷飞，更是令曾国藩身心憔悴。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乘机上奏，欲回家服丧。按照规定，奏折呈上后，应等待朝廷发下谕旨才可行动，否则会受到严惩。但曾国藩没有按规矩办事，呈上奏章后便动身回家。他之所以有这分胆量，是因为深知自己所建湘军是清政府的支柱，没有湘军，清政府不会长久。果然如此，清廷不但没有为难曾国藩，反而准许他回家守孝三个月，并赐给他几百两黄金作为治丧费用。
曾国藩立志要报效国家，为何在作战期间却顾小家而舍大家？的确，曾国藩虽在家守制，然而心却从未离开战场。但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得到军权，曾国藩不得已而为之。
假期已过，曾国藩没有动身回营，仍在家中守制。咸丰皇帝催他领兵作战，曾国藩却上疏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乘机表示自己要在家终身守制，故意向朝廷请求辞去兵部侍郎，并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咸丰皇帝自然洞悉曾国藩的要权之意，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果真削了曾国藩兵部侍郎的职位，收了他的兵权，并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可见，形势的好转是造成曾国藩要权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无奈，继续在家守制。他终日反思，决定以大局为重，不再要权，只要能够重返战场就可以。
在守制期间，曾国藩看似无所作为，其实不然。曾国藩毕竟是湘军的创建人，湘军中的各方首领都是他悉心栽培起来的。尽管曾国藩远离战场，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一些湘军将领不断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国藩能够重返战场。但是，因为当时各路湘军纷纷传来捷报，使得咸丰皇帝认为没有曾国藩也可，终究没有同意起用他。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打江浙一带，并将常山等地攻克。胡林翼趁机上奏，咸丰皇帝不得不下旨令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当即受旨，火速赶往军营。
曾国藩以龙蛇来阐明屈伸之道，并将自己的理论用到了实践中，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咸丰十二年（1862），咸丰帝逃往热河。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援。鲍超是湘军大将，作战勇猛，是曾国藩的一位得力助手。当时，太平军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如果按咸丰帝谕旨，让鲍超带兵北援，无疑削弱了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力。另外，一旦鲍超前去支援，清廷肯定会把鲍超及其所带湘军交由胜保统一管制。胜保是一个对湘军极为仇视的人，鲍超一旦归于其麾下，处境定会很危险。但北援一事又关系到“勤王”，故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
考虑到以上几点，曾国藩顿时感到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曾国藩召来了文武官员以及幕僚，集思广益。
众人中大多数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如果此时不派兵入卫，等于将机会留给了别人，因此提倡让鲍超带兵北上。对鲍超本人来说，他也是愿意的。但当时仍在曾幕府中的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带兵入卫没有实际意义。英法联军逼近京城，最终会议和，不会发生战争。与英法联军相比，太平军是头等威胁。此时派兵北援，只会是徒劳。
曾国藩经过分析后，觉得李鸿章的分析非常有理，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曾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等语句，但实际上却迟迟按兵不动，静观形势变化。
后来，事情与李鸿章预料的大致相同。英法联军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陕西等省的巡抚接到谕旨后，不加考虑便匆忙带兵前去支援，结果带着一身疲惫无功返回。
当初，鲍超听说曾国藩不让他带兵入卫，很是生气，故意流露出不满之情。曾国藩知道后，让胡林翼开导他。在给鲍超的信中，胡林翼写道：“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涕零之不暇……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
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屈伸并用。咸丰帝传来谕旨，曾国藩广纳众议，再具体分析，最终提出抗旨；而对待自己的良将鲍超时，却让胡林翼苦口婆心地开导他。曾国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见一斑。
咸丰十年（1860）至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经过近两年的持久战，最终将安庆攻陷，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安庆之所以能够最终被攻克，与曾国藩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在金陵建都，改金陵为天京。向荣奉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军围攻天京。他率大军抵达天京后，便在城外建了大营，与太平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苦战，以失败告终，向荣战死。
太平军一天不灭，清政府一天不能安心。时隔两年，即咸丰八年（1858），清廷再次下令攻打天京。在此次攻城中，和春为钦差大臣，与提督张国梁并肩作战。抵达天京后，二人指挥清兵在城外高筑营垒，深挖壕沟，并建起江南和江北两大营，气势和规模都相当庞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罢休的气势。
咸丰九年（1859），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天京是太平军的首脑所在地，也是建都之地，天京的失守就意味着太平天国的覆亡。为了保卫辛苦建立的王朝，太平军将领和士卒奋力抵抗着清兵的进攻。
虽然江北大营被破，但江南大营却仍然屹立在城外，太平军统帅洪秀全不得不为此担忧。为了攻破江南大营，解围天京，太平军各路将领共同商讨破营战略，得一可用之计。
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依计行事，率精兵对杭州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浙江巡抚被太平军打死。浙江告急，清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从江南大营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这样一来，清政府即中计。随后，李秀成火速赶往天京，与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对清军进行内外夹击，攻破了江南大营。
此时的清朝统治阶层充满了恐惧和惊慌，八旗军已经不能成为保卫他们的屏障，只有依靠曾国藩的湘军。当时的局势对湘军极为有利。可以说，太平军帮了湘军的大忙，为湘军以后的独立和强大清除了障碍。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国藩。李秀成刚开始进攻杭州时，曾国藩已经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此时，曾国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调兵东下。清政府以为曾国藩又乘机要权，便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并出任两江总督。然而，曾国藩仍然没有调兵。
其实，曾国藩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他认为，苏、常之地的地理位置远没有安庆重要。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暂缓对安徽的进攻，转而调兵支援苏、常等地，无异于丢帅保车，到最后又会重蹈前几次失败的覆辙，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果。
因此，曾国藩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作战方略，尽管派出了部分兵力东下支援，但仍将攻打安徽作为重中之重。
在曾国藩攻打安徽、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时势发生过一些变化，曾国藩总是灵活应付，死死盯住安庆不放，最终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与湘军决战，从而将其打垮。
6.软硬兼施，恩威并重
发现有能耐的人不难，但要想用好有能耐的人，却需要一定的本领。毕竟，人都会有缺点。要想用好一个人，首先应对其缺点有足够的认识，然后利用其缺点来征服他，充分挖掘他的能力，为己所用，此种方法在曾国藩的用人之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曾国藩在用人的时候，将刚柔之道运用得恰到好处。他的软硬兼施、恩威并重使得效力之人尽职尽忠，让人佩服。
刘铭传是淮军中有名的将领。他出生淮北，身上带有一股粗野豪迈的味道。在他18岁那年，一次，他不在家，家人遭到土豪的勒索，父亲和哥哥被吓得跪地求饶，并将家里财物交给了土豪。刘铭传咽不下这口气，决定要为家人雪耻。
后来，他找到了那位勒索父亲的土豪。这位土豪见到刘铭传后，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并当着手下的面侮辱他。刘铭传抓住机会，上前一步，抢下一把刀，顺势砍下了这位土豪的脑袋。
从此，刘铭传在当地出了名。他招兵买马，组织了一支队伍，横行乡里。
咸丰十一年（1861），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勇，并且立即将刘铭传的队伍扩充到淮军中，并起名为“铭军”，由刘铭传指挥。李鸿章看好“铭军”，花了不少财力来改进该军装备。刘铭传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带领铭军立了不少军功。但让李鸿章烦心的是，刘铭传为人狂妄，难以培养。
剿捻的时候，曾国藩要借用淮军，李鸿章索性将铭军调给他，由他指挥。当时，曾国藩手下还有一员猛将，他就是陈国瑞。陈国瑞是湖北人，少年时便加入了太平军，后来他投靠了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此人骁勇善战，很有胆识。在一次作战过程中，他正在营中吃饭，敌方炮弹将其手中酒杯击碎，他面不改色，操起椅子便坐在营房外，向敌军方向大叫，要敌军向他开炮，令手下士兵敬畏。
两名猛将都没有读过书，有才无德，难免发生矛盾。二人所带军队在军营里发生过两次械斗，令曾国藩头疼。曾国藩苦苦思索，欲寻找一个好好使用二人的方法。
刘铭传有勇有谋，所率铭军装备先进，战斗力强。为了让刘铭传听从指挥，曾国藩用了独特的办法。每当刘铭传有过，曾国藩总是对他进行严厉批评，但对其过失并不追究。刘铭传也因此对曾国藩有了敬畏之心，不再狂妄。后在曾国藩的调遣下，他率领铭军北上剿捻。
曾国藩知道陈国瑞因为佩服僧王才为他效力的，要想使这个桀骜不驯的人为自己效力，自然应该让他对自己心服口服。陈国瑞违反军纪后，曾国藩先是义正辞严，尽数落之能事，灭掉他的嚣张气焰，然后转移话题，夸赞他的优点，称赞他是一个可造之才，将陈国瑞治得服服帖帖。
然此人本性难改，一旦回到营中，便将曾国藩的命令抛诸脑后。曾国藩见软方法不行，立即向清廷请旨，要求撤去其职位。陈国瑞知道后，顿感惊慌，向曾国藩求饶。
曾国藩用人的确很厉害，要不然，如此强悍的两位猛将是不会听他摆布的。也正是因为曾国藩会用人，才会有很多出色将领敬畏他，愿意为他出生入死。
鲍超是曾国藩旗下的一员猛将，参加湘军之前，以担水谋生。因为生活窘迫，将妻子抵押他人。后来，因战功卓越，屡次受赏，才将妻子赎回。
鲍超任浙江提督之时，一次，他在家中学写字。提笔良久，却无从下笔，最后仅在纸上写了一个“门”字，落笔处没有带钩。府中一幕僚告诉他说，“门”字的右边有一小钩，鲍超心情不佳，闻言大怒，直指客厅正中大门说：“门的两边不都是直的吗，哪里有钩！”这位幕僚见墙上有副曾国藩赠联，上有一“门”字，便急中生智，告诉鲍超，曾大帅写门的时候也带有钩。鲍超抬头一看，果然如此。当即便跪地，对着曾国藩的赠联连磕三头，并说道：“先生恕吾武人！”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手下人影响之深！
7.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咬牙立志之诀。”有人被“打脱牙”后，便会将“血”喷在施暴者脸上，但曾国藩却不同。他会将嘴紧紧闭住，将被打脱的牙齿就着血咽进肚里。
梁启超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
卞和便是具有忍者风范的人物。
卞和，楚国人。他得到一块璞玉，当即献给楚王。然楚王并不识货，仅认为卞和所献之物不过一石头，以欺骗之罪将卞和左脚砍去。卞和忍痛度日，待新王即位，又将其璞玉献上，他又因此失去了右脚。卞和仍不甘心，继续忍耐，等待机会。待下一个楚王即位后，献璧成功。
和卞和一样，曾国藩的忍可以说是到了极致，曾国藩不仅自己能忍，他还以忍耐教导他的幕僚、弟弟。
同治五年（1866）曾国荃抵湖北任巡抚，因与总督官文不和，遂上疏劾之。同时，清廷令他剿捻，但屡次失败。为此，曾国荃心情抑郁，经常发牢骚。曾国藩请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去信“慰之”，但仍不放心，以自己的坚忍成功进行现身说法，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而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口诀，不料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打脱牙和血吞，做咬牙立志，徐图自强的“好汉”。
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进行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立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确实，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并拥有发动北伐的基地，有可能夺取全国政权。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涸而消亡。
曾国藩非常清楚湘潭战场的重要性，急派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督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军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
湘潭之战的胜利，改变了统治者对曾国藩黑云压境的形势。然而情形并没有彻底改善。当另一部湘军在靖港大败后，遭来咸丰帝一顿数落与指责，并将曾国藩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役的惨痛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
在曾国藩看来，对于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真正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其组织原因是良莠不齐，勇懦不一。同时他还深刻意识到：最初来投奔他的人，非亲即故，且抱着各种目的而来，因为台面小，所以凡事多让，久而久之，连原则也丢失了。他认识到，一旦条件有所改善，局面有所打开，就应破除情面，以正视听。他检讨导致湘军纪律涣散的原因，主要是他过去治军强调以道义相号召，用忠义感召部下。而且，湘军的骨干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同乡，就是同学，或者是同僚。他过去总觉得对他们无法用法纪来进行约束。这样，湘军内部实际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
曾国藩体会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时事艰难，贤人君子大半潜伏不出，我以义声倡导，同履艰危。故诸人起初跟随我，并不是为了利，我对他们也就难以绳之以法。其致失败由此缘故。
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顿。经查，湘军岳州大败，敢于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他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曾国藩决定将王留在湖南，命罗泽南跟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扩至一万余人。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一千余人。
在困境中持此种态度与行为，反省自身、改造缺陷、励精图治的人必当是一个具备成功素质的人。至于能否成功，用曾国藩的话说，还要看“天意”了。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曾国藩这样说过，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历史上许多成功者所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经过艰苦的磨炼或一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难。这里最主要的奥妙就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里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自知之明，就是要知道自己败在哪里，及时调整，就是要马上去掉不利成功的因素，发扬有利成功的因素。
8.筹建淮军，增强实力
在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强大的军队无疑是支撑国家的重要力量。军队素来是维护政权的有力工具，没有了军队，国家将失去依靠，任人宰割。曾国藩明白此理，为了有力地打击太平军，曾国藩建立了湘军后，又开始组建淮军。
早在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就看出了作战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与太平军人数相比，湘军兵力不足，难以抵抗太平军。其次，太平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攻击，湘军不得不奔赴各地作战，战线被拉长，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国藩有了筹建淮军的念头。次年，他便呈上奏折，提出编制淮勇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该建议被耽搁。
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组建了淮扬水师九营，为了能够配合水师作战，曾国藩采纳了胡林翼的建议，开始招募淮勇。
其实在这之前，湘军中已有三个由淮勇组成的营了，它们分别是震字营、春字营和济字营。震字营是马从震领导的，马从震的父亲马三俊原是桐城的团练首领，在太平军起义初就被杀害。后来，马从震投奔了曾国藩，并在曾国藩的指示下，招募了一批淮勇，建了一营，这就是后来的震字营。春字营是李鸿章的旧部张遇春领导的。济字营则由太平军降将李济元领导，是曾国藩于1860年选编而成。
1861年年底，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指示下，开始组建淮军，以便援助在上海作战的湘军。对庐州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他知道此地的旧有团练所招募的淮勇甚为强悍，于是直接将庐州各地的旧有团练进行改编，很容易就组建了淮军。另外，李鸿章还邀请了张树声来帮助自己组建淮军，张树声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很快，李鸿章便招募了数营淮勇。
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李鸿章坐镇安庆，统一部署管理。以淮勇为主的淮军到达安庆后，曾国藩要求李鸿章“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李鸿章谨从师命。1862年春，李鸿章率淮军驻于安庆城北门外。曾国藩前来祝贺，李鸿章道出了自己的难处：淮勇的实力有些单薄，很难肩负起重任；手中虽握着几个营的兵力，只有张遇春所带的营是老兵，其他营的淮勇都是新兵。无论是出城迎战还是在城内防守，都很难确保城内的安全。李鸿章希望曾国藩能够抽调一些湘勇来增强淮军的战斗力，以便攻守。曾国藩分析利弊，陆陆续续地从湘军中抽调了八个营的兵力，扩充到淮军中。
到此时，淮军的组建初具规模，它包含13个营，共计6500名淮勇。曾国藩稍后对新组建的淮军进行了检阅，感到满意。
虽然淮军由李鸿章一手操办、组建，但对它的控制权还在曾国藩手中。在作为淮军骨干的这13个营中，亲兵营的两个营是曾国藩手下直属的标亲兵，由韩正国统带；开字营是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统率的湘军中调过来的，由程学启统带；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二营是由曾国藩的属下薛焕在湖南招募的湘人组成；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和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都是曾国藩在湖南新招的湘勇。因此，淮军虽不是曾国藩亲自组建，但仍被曾国藩所用。
淮军不仅在人数上发展迅速，在武器装备上发展得同样很迅速。因为当时各地的洋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同治三年（1864）前后，淮军已弃用冷兵器，换上了能够远距离作战而且具有很强杀伤力的火器。
在时局动荡的社会，曾国藩虽位高权重，却能够站稳脚跟，这与他手中握有令清政府不可忽视的军权是分不开的。
有了军权，就意味着有了实力。但军权又不能过重，因为，军权定会让最高统治者不满，于是，曾国藩采取自保措施，裁湘留淮。曾国藩将手中的军权掌握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因重权而被清廷视为眼中钉，也不会因权轻而被人随意宰割。由此足见曾国藩的高明。
9.刚柔互用亦是自立之道
有人认为，要自立自强，必须要显示刚强。殊不知，刚强过度会适得其反，显得自己无能。有些时候，可以以己之柔克身外之刚。水因柔能冲毁万物，能够随意随容器的方圆而充盈其中。
曾国藩曾这样说：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意思是：从古以来，所有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人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的，就是作为圣贤，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坚韧不拔。过去我在京城，喜欢与名气大、位置高的人为敌，也就是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的意思。近来醒悟出天地之间的道理，要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了会导致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并不是指暴虐而说的，而是指强矫罢了；柔并不是指卑弱而说的，而是指谦逊退让罢了。做事情办公差，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该谦退；开创家业，就应该强矫，享受安乐，就应该谦退；外出与人应酬，就应该强矫，在家与妻儿享受，就应该谦退。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他指出，自古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即使成为圣贤的，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因而才能够独立不惧，坚定不移。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无以自立，若不能自立则无以自强。“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否则，生命则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
由于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敢于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显示了他挺然特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一条真理：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
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他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悠哉悠哉，远离祸患。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处世的方法。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逄、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
历史上勾践灭吴就是一则外柔内刚，以求自强的故事。春秋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采取了与吴国讲和的方略，向夫差称臣做奴，并献上了越国的珍财异宝和美女西施。夫差每次乘车，勾践总是恭顺地请夫差踩其背上车，并在车前为夫差牵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口尝夫差粪便，以表忠心。即使遭人唾骂，他也不在乎，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面孔，深讨夫差之欢心。
久而久之，夫差便放松了对勾践的戒备，放勾践回到了越国。勾践深以会稽之战为耻，一面卧薪尝胆，苦心劳力，爱抚群臣，教养百姓，发展生产；一面经常派人到夫差面前问安献宝迷惑夫差。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勾践终于打败了吴国，活捉了夫差而称霸诸侯。勾践以匿刚显柔的手段，终于达到了灭吴称霸的目的。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熟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南中（今云南省一带）酋长孟获多次侵犯蜀国的边境，诸葛亮决定南下征伐。首次交战，孟获便陷入了蜀军的包围圈，他只好弃马夺山路而逃，被早已埋伏在山上的魏延活捉，南兵大败。诸葛亮下令赏赐南兵俘虏酒饭。南兵个个感恩不尽，唯孟获不服，说他是因为山路狭陡才被捉住的。诸葛亮就放他回到了山寨，孟获又重整人马要与诸葛亮决一死战。他常饮酒取乐且对部下凶狠，他的部将董茶那元帅为了报答诸葛亮不杀之恩，趁孟获酒醉之际，绑缚孟获送进了蜀营。孟获见了诸葛亮大叫不服，说他是被自己手下捉来的。诸葛亮攻心为上，二次放了孟获。孟获回到山寨与弟弟孟优密议，使孟优入蜀诈降，里应外合以便一举打败蜀军。诸葛亮胸有成竹，料事如神，用药酒灌醉了孟优等人，孟获当夜偷袭蜀营，第三次做了俘虏。孟获还是不服，诸葛亮又一次痛痛快快地放了孟获兄弟。如此，又三捉三放，直到诸葛亮精心策划第七次活捉了孟获，仍旧对孟获说如若不服还可以回去准备再战，孟获感激得涕泪交加，表示南人永不造反，愿与蜀国永远修好。诸葛亮以“怀柔”的手段，以柔制刚，克敌制胜，降伏了强悍的南人，达到了安定蜀国边境之目的，排除了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在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一听说有急事，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奏臣说：“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他不卑不亢地拣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更火了：“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账吗？”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地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该大臣在权势和地位上是弱者，无以与至高无上的皇权抗衡，但他采用了柔弱的态度，却寓之以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征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自立自强的目的。
退步宽平，清淡衡久。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汲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他从中汲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总结出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在什么情势下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
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待何？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在富贵之乡、在人际的是非面前退让一下，有何不好？所以说，为人处世，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
10.以耐烦应事，不忮不求
耐烦是一种心境，唯有不焦躁者能够做到；不忮不求是一种处世观点，惟有无欲者可以做到。正因为无欲，才有了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的态度。但人生在世，不免会遇到麻烦事，如果此时仍能做到耐烦和不忮不求，则能够处理好各种难事。
做官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承受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解决，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当官之所以会有烦恼，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不当官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做官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的心态。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服众。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如烈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立即回信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一次，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献计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伏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才能。
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变化，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感觉不到它的更替。
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有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曾国藩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平常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与他们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但首先应该耐得住日积月累的磨炼。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
又如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实怀惠。所谓‘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由此可见，耐得住性情，才可经得起考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不骄不躁才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