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危急之际，靠自己渡难关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当人处在危难之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自己，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如果危难之际寄希望于别人，后果极其危险。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妄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围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而官文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也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傲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6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预感到有一天会出大事。
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也都不很出色。周凤山马马虎虎，只能算还过得去。至于李元度，书生气十足，而且不可教。曾国藩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最多，他也让曾国藩最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不得不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他的苦心调解，双方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们，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彭玉麟于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身边总算是又有了一位可以依赖的水师将领。
但湘军在江西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凤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同时还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给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武汉攻克，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
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则表示，武汉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他保证到时候一定可以占领武昌。因此，十天半月之后，他就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
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
正在此时，心力交瘁的曾国藩发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天京发生内讧。
求救、自救、天赐良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2.以坚韧来应对困境
成功的因素多种多样，在大致相同的情况或条件下，意志力的作用决定结局的成败，因为坚强的意志可以坚定必胜之心，将自己的资质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曾国藩苦撑大局终获成功，这得益于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韧”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忍，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力于坚忍二字极大，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写作《湘军志》的王闿运极为钦佩。他本想在书中讥讽曾国藩，但终为其感动，1878年二月二十一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二十七日云：“夜观览曾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忍”面对。“坚忍”一次可以，“坚忍”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忍”，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不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德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2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为四弟、季弟亲耳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于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河防”是曾国藩和刘铭传二人共同提出的镇压捻军的策略。但由于“河防”的效果没有很快显示出来，曾国藩也就没有因此建立业绩。于是，很多人开始议论，认为“河防”没有什么作用，并提议将其废止。由于镇压捻军不力，曾国藩在不久后便离职，不再负责此事。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放弃“河防”，他将希望寄托在刘铭传身上，希望他能够不为舆论所动摇，坚持到最后。为了坚定刘铭传的信念，加强其信心，曾国藩还以自己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遭失败却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例子来为他鼓舞斗志。
刘铭传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希望，他抱着坚定的信念，相信“河防”定能够起到镇压捻军的效果，抵抗住了外来的压力。同时，作为李鸿章的一位大将，他还要受到李鸿章的管制。此时的李鸿章几乎与曾国藩没有什么关系了，听从曾国藩意见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刘铭传一直坚持“河防”策略，并使得统帅李鸿章接受他与曾国藩提出的这个策略，最终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坚忍在战场上有着很大的作用，从古战场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三国时的司马懿便是一位坚忍之人。
诸葛亮率领蜀军长途奔波，赶至渭水南岸，准备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交战。
当敌军远道而来，最好的作战方式便是采用消耗战。因为敌军此时处于被动地位：长途奔波，车马劳顿，人员疲惫，战斗力减弱；由于在异地作战，军粮供应不能够顺畅。诸葛亮和司马懿同为军事家，都深谙其中道理。故诸葛亮欲速战速决，而司马懿却按兵不动。
为了引司马懿出兵，诸葛亮采用了“激将法”，他将一套妇女服装送给司马懿，嘲笑魏军软弱，不敢应战，想借此惹怒司马懿出战。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用意，他认为诸葛亮没有其他办法，再加上魏国实力比蜀国雄厚，打消耗战定会取胜，所以不为所动。
然而司马懿旗下众将士却不能忍受蜀军的侮辱，想出城与蜀军一决雌雄。为了稳定军心，解除将士愤怒，司马懿装出一副愤怒的样子，并向魏帝曹睿上奏，请求开战。曹睿一看司马懿的呈书，顿时心领神会，派人持节杖前往司马懿大营，严令不许开战。
诸葛亮的激将法没有起到作用，考虑到长久消耗定会对全军不利，于是立即撤军。
“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曾国藩不仅自己以坚忍立业，而且对坚忍之人亦非常佩服。
曾国藩曾夸奖过太平军将领林启容异常坚忍，不能不令人叹服。不过林启荣身为敌方，这令曾国藩感到可惜，为此，曾国藩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至林启容大营，希望他转投清廷。
凡有坚忍毅力之人才可以做到一生坚持不懈，曾国藩做到了，这使他在多次饱受挫败之苦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在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最艰难的日子。曾国藩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深感“欲罢不能罢”。
太平军在江西发动了猛烈攻势，石达开留韦俊在城据守，与胡林翼、罗泽南周旋；林启荣在九江城扯住了周凤山的兵力；他自己则率兵联络江西的天地会，展开了凌厉的攻势。石达开于咸丰五年十一月由湖北进攻江西，连克瑞州、临江、袁州，围攻吉安。曾国藩见状只得放弃围攻九江，急调周凤山回援江西。周部撤围九江，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攻占樟树镇。但是，到底是救吉安，还是守武昌，曾国藩举棋不定，石达开见来援湘军驻兵樟树镇而尚在犹豫，乃下令全力进攻吉安，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56年3月1日）将吉安攻陷。曾国藩此时驻于赣北南康府，闻吉安被攻破，令周凤山坚守樟树镇，认为此处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为赣江沿岸重镇，省城南昌的咽喉。石达开兵破吉安，必然北犯省城，占领樟树镇，则可以逸待劳，阻击太平军。曾国藩为守樟树镇，还急令内湖水师彭玉麟率船队师出青岚湖，沿武阳水过三江口，驶入赣江，南下樟树镇，与陆师配合，防守樟树镇。
不久，石达开果然率兵由吉安北上进攻樟树镇。周凤山指挥湘军据城大战，不敌而弃城逃走，二月十八日（3月24日）樟树镇为太平军占领。曾国藩闻讯，由南康动身去南昌城收拾溃兵。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江西奋勇作战，控制了整个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江西共计13府，被攻占8府54州县。曾国藩困守在南昌、南康两个狭小的地区，被太平军紧紧封锁，不仅文报不通，连家信都难以通达。秘密化装潜递者也多被抓拿，一时被捕杀者达一百多人，湘军被太平军围困得“士饥将困，窘若拘囚”。
正在曾国藩处境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忽调石达开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才使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曾国藩挣扎着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他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三千五百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千余人的队伍，由毕金科率领；又让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两千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总计军队约有万余人，但因战斗力较差，尤其缺乏将才，便想把增援武汉的罗泽南调回，趁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时机，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危局。罗泽南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后，感到很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汉的军事主力，若撤离武汉，将前功尽弃。他决定加紧攻城，攻下武汉后立即回援江西。结果，因求功心切，猛打猛冲，作战中被击中头部，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死在军营。死前，给曾国藩留遗信一纸，哀凄悲凉，追述办湘军南北转战之苦。进言让曾国藩重用彭玉麟、杨载福、王等人。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因此，他常自比于东汉时的杨震，下场堪忧。
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曾国藩丁忧服阙，补授了兵部右侍郎，仍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仍是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幸赖刘于淳、甘晋等人主持捐资，支持部分款项，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生念念不忘。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痛悼当年死去的六员大将，同时揭露江西官员对湘军的排挤、嫉恨，碑文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通国不能相容。”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遂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
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信中写道：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州、宁国失守时更险难数倍。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度过险难。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此时的心情：本日各营进徽州，寸心悬系之至，频登楼看天色。至午刻，忽下大雨，心绪焚灼不安。傍夕接信，各部因雨致败，尤其忧愤。盖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门、休宁和黟县三县皆有米粮接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均不能保，足以忧灼特甚。夜，竟夕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湘军对徽州的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把湘军打得大败，22营中竟有8营完全溃散。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想着太平军一定会跟踪而至，祁门此次定难保全，他一生的功名，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稳定军心的考虑，曾国藩还有战略上的考虑。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做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这也是湘军安庆会战自身的需要。他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1860年底，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做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
后来，他又给曾国荃写信，更加详细地谈到湘军分兵皖北与皖南两处的关系，以及他的动机。他说：若北岸办得好，能将安庆之贼屠戮殆尽，则陈玉成必深恨李秀成之不救援北岸，将来必有自相仇杀之时。今冬明春，弟与多隆阿、李续宾在北岸力主进攻，兄在南岸力主稳守，但使南岸勉力支撑三四个月，至北岸必有好消息。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5月6日，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移驻东流紧靠长江南岸的地方，湘军还是没有完全从皖南撤出。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
与此同时，胡林翼为了取得安庆会战的胜利，在皖北战场上也是倾其所能，并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就胜利、成功；不能，就失败、崩溃。能与不能，有时相差只不过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只要意志稍差一点，则为失败的人无疑，此言对曾国藩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3.国有危难，舍身轻利
国家遭受危难或面临困境之际，即精忠报国的臣子挺身而出之时。曾国藩面对着复杂、严峻的晚清政局，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殚精竭虑、任劳任怨地为国分忧，成为捐躯赴国难的臣子楷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
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在他得知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时，写了这样一封信：“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定，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猝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弟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功夫，到处皆坦途矣。”
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在戎马征战的沙场上殊死拼搏几次欲自杀殉国。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吾自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吾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
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祸害。当时，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在生病，“重发眩昏”、“腹泻不止”，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宜仓猝赴津。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不仅绝无办理成功之可言，而且极有可能使他十八年来历尽艰难困苦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下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中国的老百姓又都义愤填膺，事情正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如何既避免战争，又安抚好百姓，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失败是悲惨的，尤其是一生功业名望付之东流，又被万人唾骂的失败，几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曾国藩有明知必败，却不避刀斧，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
曾国藩幼读儒家经典，立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如通常儒者一样，幻想着“三代”之世的出现。做上京官以后，知道“三代”的想法太空洞了，又想着进行一番努力，可望恢复清代前期的康乾“太平盛世”。但他没有料到，“盛世”未再现，却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不寻常的历史把他推向镇压起义的统帅地位，仗一打就是十几年，使他幼年立下的理想和“太平盛世”的幻想完全成了泡影。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赴京陛见调任直隶总督。一路上，他目睹大江南北及京畿之地疮痍一片，大清朝已是风雨飘摇的一只朽船了。
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曾国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右眼已盲，左眼唯余微弱视力，又得了眩晕症，几乎无法办公。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将寿木都运到了保定。他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一生努力化为灰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为由，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临行前，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书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向他们交待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
留书之后，曾国藩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冒着七月酷暑，常病登程。
当曾国藩要来津审案之际，天津的官员士绅多把他看作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大家都还记得他于咸丰四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护卫儒道之论。所以，在行至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见大众对他犹如旱苗盼得甘雨，便下轿倾听。官绅们你言我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况又叙述一遍。这些情况，曾国藩在离开保定前多已了解。还有人跪拜轿前，称颂曾国藩《讨粤匪檄》中痛斥洋教，捍卫中国儒道的英明，说天津士子的反洋教活动便是遵循檄文之大义，以旁挟之举人圣人之道的体现，求曾国藩明察士民爱国卫道的苦心。更有人形象地叙述育婴堂如何迷拐幼儿、妇女，如何挖心入药，并说亲见幼儿尸身五脏被挖去，腐烂时从外向里烂，而不是通常的由里向外烂。
从自己的心理出发，曾国藩对洋教无任何好感。天主教自明末传入，康熙年间兴盛。但因该教与中国的传统习俗发生冲突，一些传教士又参与雍正、乾隆的宫廷斗争，便被严禁。而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洪秀全就是拿这一套思想组织民众揭竿而起的。
然而，这次自己面对的不是洪秀全，而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它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易与之开战。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既然不能违背朝廷旨意而得罪洋人，那么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向天津官绅士民交待，就使他更加为难。他从《邸报》上看到朝内外对天津教案异常重视，舆记攻击崇厚卖国媚外，恭亲王奕、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虽然都是空谈，但对早已怒不可遏的广大群众却极易起到煽动作用。
尤其可怕的是天津人情汹汹，犹如一堆干柴，遇上火种便会腾腾燃烧。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的确无数。如果天津大众不服他的处置，教案不仅处理不了，可能还会继续扩大事态，后果不堪设想。
他从心里讨厌崇厚这样的人。但是，崇厚对洋教的认识，尤其对中国某些愚昧群众的认识却很正确。对于洋教“挖眼珠，吃人心”的说法，本来他就不信，全国的教案里并无一例可以证实外国洋教会有此残暴行为。
但是，自己一旦如崇厚一般态度，天津人也一定会如对崇厚一般痛骂自己卖国、媚外。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造成的压力极大；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待。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好办法。看来这次天津之行绝无好结果了，不但要做林文忠公那样的民族英雄是不可能，恐怕是要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了。然而自己一生的名誉难道真的要毁在津门吗？举步艰难，进退维谷，曾国藩后悔当初不该来天津，后悔没有请求朝廷另简大员，自己独自走上了这个四面悬崖的绝途之上。
曾国藩坚持“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他惶恐而又痛苦地写道：庇护天主教本属正理，而引起“物论沸腾，致使人不忍闻”。“诟骂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吾身。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师虎坊桥长沙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
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毁于众谤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想再多说话了，只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义”。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以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讲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原已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使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
但他明知而不惧，反映了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认识是相通的。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担任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从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
曾纪泽的一席话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
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个例证。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对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像曾国藩那样做。
4.面对强敌，勇者无惧
强敌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向前，以屡败屡战的精神去挑战强敌。有时候强手与强手的对决，就是胆量的对决、意志的对决。
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话，说明了艰难困苦与伟人成长的关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曾国藩也说：“吾生平长进，皆在危难之际”；“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
曾国藩一介儒生却带兵打仗，失败接连不断。他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由此可见其意志坚强。尤其是他曾经四次自杀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他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屡败屡战”的精神，是他敢于挑战强敌的体现。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率军至靖港镇，与太平军展开血战。由于中了太平军的埋伏，湘军大溃，曾国藩无法挽回败势，为了免于败后受辱，他竟跳江欲自尽，幸被随员们救起，随残军败退长沙。
曾国藩大败之后，又鼓足勇气，继续埋头募兵练兵，原来的老湘军只剩了4000人，他陆续增至水陆两师2万多人，修造舟师，配备炮械。咸丰四年（1854）6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二师北上，发动湘军的第二次攻势。
这一次大战，曾国藩被石达开困在鄱阳湖，无法突围。石达开更使用火攻，将湘军一百多只战船烧得精光。
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船沉勇溃，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为罗泽南、刘蓉竭力拉住。曾国藩自杀不成，黯然逃到南昌，受尽天下的冷嘲热讽、奚落讪笑。他说，这一次惨败，是他的平生四大惭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了极点，乃至蓬头垢足，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但是，他的自杀作为并非悲观失望，而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这种羞愤使他决心以死求得解脱。更重要的是，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之类的思想，早已把他的灵魂浸透了。“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是曾国藩的素质，他早已经写了“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
事实上，从他从戎那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来带兵打仗，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自己一死，其勇气与魄力值得佩服。曾国藩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他之所以能成为英雄，是因为他具有战胜失败、战胜自我的勇气与意志。
5.适时而进，为国平乱
曾国藩在功成名就之际，已经自剪羽翼，收敛了很多，本可以安度晚年。然而，他并不忘继续为国尽力。当清政府令他平定捻军时，他同意了，为了晚清他决定再一次驰骋疆场。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保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朝廷，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并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剪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份、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
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对捻军穷追不舍，失败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官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再次接到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出征，曾国藩所面临的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对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更不可能有所建树。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对自己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
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陈述了不可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不能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6.危难之际，挺身而出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曾国藩曾说过：“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唐朝的郭子仪是曾国藩仰慕的对象，因为郭子仪能够抛开个人名利，以一腔热血为国效命。无论何时何地需要他，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去为国家排忧解难。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同样有此抱负，希望国家能够将重任委托于他，为国出力。
曾国藩的表现在同辈中较为突出。他对学业比较重视，道光十八年（1838），他考中进士；声名远播，朝廷内外皆知有其人。
咸丰皇帝登基不久，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农民起义，这就是有名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端。咸丰皇帝顿时陷入慌乱，不知所措。后来才采纳臣子建议，决定采用“以汉治汉”的方法平息农民起义。曾国藩以其名声得此重任，咸丰帝命其以在籍侍郎身份，负责招募一些勇士兴办团练。
正在家里守丧的曾国藩接到兴办团练平反的圣旨后，心中有所顾忌。他早就想建功立业，成就一番大事。如今，机会正摆在眼前，能否功成名就，关键在于自己能否迈出这一步。但是，为了建功立业便毫不犹豫地领旨，定会被人看作贪图富贵，不守孝道。曾国藩自有办法，他假意表示自己丧母，守孝未满，只能抗旨行事。为表决心，他托人将所写奏章呈给皇帝。
郭嵩焘是曾国藩的一位好友，他听说此事后，即刻赶往曾国藩家，好心劝导，希望曾国藩以国家大局为重，走马上任。曾国藩没有为好友的苦心所动，直到郭嵩焘动员其父曾麟书再次劝说。曾国藩觉得时机成熟，不再掩饰，弃笔从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曾国藩乃一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更何况无权无势。如何建立军队和建立什么样的军队自然成了他的最常思考的问题。面对众多困难，曾国藩没有气馁，而是艰难地前进着。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按照皇帝旨意，办起了团练。但小小的团练并不是他的目标，次年，在皇帝的许可下，曾国藩主持编制了军队，规模越来越大，湘军很快就组建完毕。但这还是远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八旗兵和绿营兵根本不能够抵挡气势汹涌的太平军，更不用说消灭他们了。因此，曾国藩在训练士兵时，要求很高，他要训练出一支善战的军队。
正是这支队伍，在国难当头时，在曾国藩的率领下，挺身而出，取得了许多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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