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创办东文学社和《教育世界》
1896年罗振玉、蒋伯斧在上海创学农社后不久，又创办东文学社，聘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丰八）任教务。藤田剑峰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文科，获文学士学位后，任教于东京专门学校及哲学馆，来华后受聘学农社译书。相处日久，宾主很为投契，关系也日益密切。他常将日本访华学者介绍给罗氏，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后又在上海南洋公学东文科及苏州师范学堂任总教习，都与罗氏一起从事教育活动，后来回国，成为日本东洋史学家。
东文学社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成立的，最初目的是培养日语翻译人才，主要工作是翻译农学书籍。开始仅授日语，后因农书内容常涉及物理、化学、数学，所以后来又添置了这几门及英语课程，均用日语讲授。当时上海还没有传授日语的学校，所以报考的学生很多，于是从淮安请来邱于蕃总管校务，教务除了藤田剑峰负责外，又增聘田冈岭云为助教，上海日本领事馆副领事诸井六郎、书记船津辰一郎任义务教员。经费原定由学农社、农报馆筹措，这一年八月维新变法失败，农报馆濒于倒闭，学社经费落空，学生散去约三分之一，邱于蕃、蒋伯斧先后回乡，但罗氏还是独自一人借资将学社坚持办了下去。当时沈肱、樊少泉、王国维都是该校的学生，曾由于月末考试不及格面临除名的危险，罗氏了解他们一贯学习努力，仍允许他们继续学习下去，后来他们都成了学社的好帮手。这一事例反映了罗氏确实明于教育管理之法，不仅仅以考试成绩判断一个学生。而对于王国维来说，进入东文学社则成了他走上学者道路的契机。[3]在樊、王等人结业后，第二年罗氏组织他们将学社中讲授的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讲义译成中文，筹款付印，由于销路甚畅，基本解决了经费困难。靠着这样的经营周转，学社不仅维持下来了，而且学生日益增多，以至要迁到更大的校址中。1900年秋，学社再次由于经费问题拟停办，后靠辑印《农学丛书》解决了学社经费。因而有论者指出，当罗氏一身兼主农报馆和东文学社之时，“数载之间，财力困穷，时告支绌，而先生始终如一，独立支持，亲友辈莫不忧其艰苦而服其勇气，盖由于出身寒苦，忧患备经，故能坚持奋斗，沉毅不挠”。[4]东文学社的成绩据《戊戌变法资料》记载：“出于此学社者颇多，而翻释东方书籍、派遣赴日留学生，实发轫于是焉。”[5]
由于东文学社取得了成绩，1902年罗氏还受聘南洋公学东文科任监督。南洋公学是洋务派大员盛宣怀所办，委托沈曾植主持的。沈氏字子培，是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学问渊博。罗氏于1898年在上海与之相识，1915年曾介绍王国维向他学古音韵之学，所以王国维对他推崇备至。盛宣怀当时以工部右侍郎留沪办铁路，为培养日语人才，于虹口增设南洋公学分校，为东文科，聘任罗氏创设。罗氏有办东文学社的经验，轻车熟路，举荐藤田剑峰为总教习，再次共同办学。由于他们协作得好，师资配备得力，学生勤学，东文科虽只开设了两年，但成绩可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两广总督岑春煊聘罗氏任教育顾问，曾将南洋公学东文科高材生数人补官费留学海外。
为适应了解世界须具备大批翻译人才的社会需要，罗氏最初兴办的是语言学校，但对中国发展教育事业，仅培养外语人才是不够的，还要通过组织他们移译国外教育学说、规章、经验，作为我们的借鉴。为此罗氏仿效学农社和《农学报》的办法，于1901年创办《教育世界》。这时湖北农务学堂已步入正轨，樊少泉、王国维所任译员工作并不繁重，因而可利用闲暇移译国外资料。该刊物在武昌创办，寄到上海印行，最初是旬刊，专载译文，第六十九期后改为半月刊，有论说、学理、教授、训练、学制、传记、小说、国内外学事等栏目，先后五年出版了一百一十六期。[6]这是我国教育界最早的专门刊物，欲让国人了解包括国外的有关教育问题而称《教育世界》，这一新生事物当时甚至在文化人中也发生过误解。被端方聘任主持南洋译书局的邓嘉缉，曾将刊名中的“教育”二字读为动词，在致缪荃孙信中大惑不解地说：“叔蕴至欲教育世界，可谓毫无忌惮。”[7]实际上从《教育世界》刊登的广告可知，罗氏当时也准备像编辑《农学丛书》一样，将自辛丑（1901年）四月创办以后，所译数十种有关教育的文章及教育界发表过的各种见解、介绍“按年分集，合订丛书，以便观览”。[8]
《教育世界》发行量不大，保存下来的已难见全貌了，不过从这则广告约略可知其内容相当丰富，《教育丛书》共三集三十七种。初集有国内外教育小史、国民教育资料、教育学、学校管理法、学校卫生法、算术条目及教授法、法国乡学章程、十九世纪教育史、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传、日本文部省沿革等十一种；第二集十五种，有家庭教育法、简便国民教育法、社会教育法、实业教育、子女教育论、心理教授原则、小学教授法、理科教授法、教育法沿革史、欧美教学观、日本近世教育概览、孔门之德育、读书法、二十世纪之家庭；第三集十一种，有西额微克氏著西洋伦理学、幼稚教育恩物图说、斯迈尔斯氏著自助论、心里记忆术、卢骚著教育小说爱美尔钞（今译《爱弥儿》）、日本现实教育、费尔巴图派之教育、日本高等学校规划要览、视学提要、日本海军学校章程汇纂、学校卫生书等等。以上是《教育世界》主要内容的大类，据今所见其细目译篇不仅有日本文部省下达的《师范学校简易科章程》、《发布实业补习学校规程训示》等文件，还有《论英普小学之优劣》、《记阐族博物馆》，后者设于美国纽约哈巴达大学，文中介绍该博物馆的沿革、主旨及藏品。杂纂有《留声机教授法之利害》，介绍国外讨论的意见。
《教育世界》设有文牍栏目，主要交流信息，曾刊罗氏《江苏教育办法说帖》、《学部为学堂考试事札各省提学司文》、《学部为饬议罗署正振玉草案剳各省提学司文》、《北洋大臣袁南洋大臣端会奏调用留学生变通旧章折》等等。占分量较大的文篇栏目，主要载国内学者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如罗氏所撰《教育五要》一文曾刊于某年八月出版的第九期上，提出：
第一是教育要翻译国外资料，他比喻说教育有如营室，“教习犹工匠也，学生犹材料也，章程犹绳墨也，课书犹斧斤也”。所以办教育首先要译教科书；二要译教育法令规则之书；三要译农、工、商、矿、医、法、兵的专业之书；四要译宗教、风俗、哲理之书以认识世界。“四类之书，当合朝野之力次第印行，必须计三年之中应用之书略备，于是政府行政乃有措手，学子受业乃有成效。”否则“学子既迷于问学之途，政府亦窘于措施之术”，教育是办不好的。
第二是教育要用本国的宗教、语言、文字，它凝聚着国家民族的精神情感，“考俄帝大彼得大改其国之文物制度，惟语言、文字、宗教不改”。俄国兼并波兰，先禁用波兰语，“后乃概用俄语”、“此外交家长技也”。他认为“中国宜定孔教为国教，其他各国各教若不碍法令，亦得自由崇奉，但不得喧宾夺主”。学堂讲课要用国语讲授、记述，外语应是中等教育的科目，为研究专门学科及外交之用，普及教育不宜“用西书讲授”。
第三是教育之权不可授之外人，提出“近者官府立一学堂，必聘一西人主其事，民间兴学堂，亦愿与西人合作经营，而同国人反无协力图维者”是不应该的。教育与开矿、修路一样，是国家的主权，没有授予外人的道理。
第四是不可开不合规则的学堂，小学、中学不同级别的学校有不同的宗旨、不同的学科，但应有一定的规则。当时很多学堂的教育不是循序渐进，而只教西语、算术，办教育者对其他学科茫然不知。这样的学堂只能培养买办或翻译，开展国民教育事业，应改变这种状况。
第五是要把“修身为教科之首要”，提出“凡一切国民，无论才技如何优美，而德行缺然，如此人者有益于国家乎？有损于国家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之”。而培养德行，以公德尤为重要，就是说要反复教育学子，修身励行并“谋公共之利益”，“以修身为首，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此当强聒于学子之前而不休者也”。换言之如果教育偏于技术，修身仅备一科，甚至不立该课程，长远看来，培养大批“有才无行之士”，“非国家之福矣”。
最后还说“以上五者，语焉未详，然大旨则如是矣，审而行之，是所望于有位之君子”。可见罗氏办《教育世界》与办《农学报》的宗旨是一样的，是要通过办杂志，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于社会，呼唤同道，尤其是当政者共同复兴中国的教育事业。
《教育世界》也载有王国维的文论，在《哲学辨惑》一文中，一论“哲学非有害之学”；二论“哲学非无益之学”；三论“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强调言教育，不得不言教育学，而教育学即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的应用，都与哲学关系密切，不通哲学而言教育，犹如“不通物理、化学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四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六经与宋儒之说，都涉及哲学问题的探讨；五论“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性”，提出并不是要人人研究哲学，也不是要人人都成为哲学家，但在专门教育中，哲学应与其他科目并列，培养教育家更必须学哲学。
罗氏关于教育方面的撰述，主要发表在这一刊物上。如文篇栏目中还有《教育私议》、《学制私议》、《设师范急就科议》、《各省立寻常小学议》、《与友人论中国古代教育函》、《拟定寻常小学校课程表》以及高等小学校、寻常中学校课程表，视学报告有《山东学务调查总说》、《安徽学务调查总说》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重要资料，而就罗氏来说，更是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及学风的第一手资料。
他在《集蓼编》中总结自己十余年究心教育时说，办教育杂志“先后凡五年，予始知外国教育与中国教育不能一致，外国地小，故可行义务教育，中国则壤地占亚洲之半，人民四万万，势必不可行，故古者四民分职，各世其业……”“强行义务教育，于是各省苛捐日出，民不堪命，谋之不臧，卒陷国家于危地。”如果说中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照搬外国普及教育（或称义务教育）的经验，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说中国因此不能实行普及教育并通过这一途径提高全民族素质的观点，则是不妥的。它反映了罗氏晚年思想的倒退，实际上在他究心教育的时代，曾是积极按照中国国情，多次提倡普及教育的。例如在《学制私议》中提出“定六岁至十二岁为义务教育年限，于此期间内必授寻常小学四年，不得违犯”。而且特别提出，不仅男童要接受寻常小学的普及教育，还要立“女子寻常小学”，“将来更须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而且“谋教育之普及必须立简易学校、废人（残疾人）学校”，简易学校以教育贫民及工人，或为半日学校，或为夜校，或为周日学校，以利半工半读。残疾人学校教以音乐、按摩及手工之类，使他们得以自食其力。同时还提出不仅要普及教育，将来更要实现小学义务教育，但根据中国国情，不能一步到位，“寻常小学为国家义务教育，理宜免束修，以公费任之，然此刻尚未能，且援日本之例，权行征收，随后豁除”。为了大量培养教师，以适应普及教育的需要，参证国外经验，他提出，惟师范生不出学费，连同食宿均为官费，但毕业后，至少从事教育工作十年，“十年内不得事他业”。此外对教师还有一定礼遇，如“教育有功，得相其劳绩而加俸金”，以后在有条件时，还应实行对老教师的退休金及遗属赡助费制度。这些都反映出在办《教育世界》时，罗氏是积极推行普及教育的。该刊物的很多议论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中国教育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4.2 从参议学务到创建师范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罗振玉母亲病逝，父亲看他过于悲哀，过了百日就催他回上海料理馆务。九月又回淮安卜葬，十月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任他为两粤教育顾问，为了同样的原因，家人都劝他接受聘任，他自己也想领略从未见过的岭南风光，就答应了。到粤后，罗振玉住在粤秀书院，曾购买了不少南海孔氏后人出售的岳雪楼藏书，这是他自己藏书的开始。由于当时两粤教育未大开展，顾问无所事事，愧于挂名领薪，第二年暮春即托故辞职。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端方调任江苏巡抚，聘罗氏为江苏教育顾问，并委托他在苏州创立师范学堂。罗氏在1902年考察日本教育归国后，就曾应当时苏抚恩棠之邀，赴苏定中学堂课程。因此很快接受了端方的聘任，七月即赴苏任学务兼监督，筹建学堂。荐藤田剑峰为总教习，徐宾华为监院，定校址在抚标中军操场，先修缮紫阳校士馆（原紫阳书院）办校，十一月江苏师范学堂成立，分两科，讲习科一班四十人，速成科三班共一百二十人。次年四月，设体操专修科。五月，讲习科、体操专修科毕业。七月，招初等本科生两个班共八十人；同时设附属小学校，招收初、高两级学生六十余人，八月开学。九月作《序江苏师范学堂一览》，是对前一段工作的总结，指出学堂初具规模及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从这个日程表不仅可以看到罗氏做事雷厉风行，而且反映了他对办教育有一整套计划，仅就《教育世界》刊出的《设师范急就科议》、《江苏教育办法说帖》二文可以看出，罗氏认为鉴于现实情况，振兴教育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设中等以上学堂，学生先入预科再入本科，培养急需人才；二是兴办小学，学生自幼受教育，循序渐进，从基础抓起。而无论哪一方面，关键都是要有合格的教师。按照常规，小学教师应系寻常师范毕业，中学教师应为高等师范毕业，但师范学制三年，既不能等三年后再办小学、中学，也不能使未受过师范教育者充任教师，所以应仿日本速成科之例，设立师范急就科。急就科学制一年，从本地二十至四十岁的生员中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品学兼优者。课程有教育学、史、地、数、理化、博物等六科；教材包括学校管理法、教授学、学校卫生学、国内外教育史、教育学以及史地、数理化教科书。学习方法除理化等需教习示范、学生实验外，其他文科以学生自修研究为主，每日教习上堂一二小时，以便诸生质疑问难。每科都要进行考试，及格者发给文凭。为保证教学质量，师范急就科同样要购置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地理模型、图表仪器等教具以助教学。待到有正规师范生毕业，就不再招收急就科，任过教习的急就科生，仍可以再考师范深造。因急就科学制一年，为解决燃眉之急，再暂设讲习科，招中学堂毕业生，传习教育心理、学校管理法等，教科章程以师范急就科为准，学制六至八个月。江苏师范学堂正是这一计划的实践，首先讲习科与速成科同设，再设体育专修科，半年后有了第一批毕业生，可充小学教师，加上体育专修科毕业生，足以创办附属小学，同时招收初等师范本科生。第二年夏、秋，三个班的速成科相继毕业，又有了百余名教师，可设完全小学数十所。而师范学堂亦可扩大本科生的招生。讲习科、速成科、本科生一个个梯队相继投入教学第一线，可以最快的速度，培养出懂得教育学的合格教师。
罗氏在有关教育的文论中，特别强调教师必须经过师范学校的专门训练，认为当时办的很多学堂由于缺乏教师，以寻常举贡生员充任是不恰当的。为解决老塾师失业的生计问题，宜优先培养其子弟入师范学习，这样少则一年多则三年，就可以毕业供职养家了。同时罗氏也很注意教育经费的落实和充分利用，如提出整顿学堂裁冗员，利用原有书院之地办学堂等，提出不少落实与节约经费切实可行的办法。
他还认为一个学堂是否能办好，关键在于管理者，《序江苏师范学堂一览》中特别谈到这个问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在江苏师范学堂成立近一年时，罗氏将开创以来完成的各项工作和尚未实现的目标，如窘于财力、学生尚未能符定额、教学设施尚不完备等等，及其解决方法一一列出，序中说学堂成立以来，由于苏抚提倡、教习勤职、学生刻苦励学，成绩可观。要办好学堂主要责任在管理者，“管理之责在辅助学生之自治，当相学生开进之程度而斟酌以施其教，行己务勤察，执法务公严，临事务速断而一行之”。这样，就可以保证法纪严明成绩良好了。江苏师范学堂的管理也正是这样做的，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写道，罗氏办师范学堂，“一如在鄂时，每日到堂督课，到寝室视察学生行检，课暇分班接见学生，诫以敦品力行，俾不愧‘师范’二字。有揭示都亲手写，不假乎属员，除休沐日，身不离校。并于校中设立万岁牌，每朔望率诸生行礼”。当时为官以耿直明察闻名的江苏按察朱之榛、刘铁云等，参观江苏师范学堂后都赞扬学风清肃井井有条。江苏师范学堂是今天苏州中学的前身，在建校八十年后，苏州中学写校史时还认为罗氏在创办学堂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办学的成绩值得肯定，“缺点只是设立‘万岁牌’一条”，“教育方法重德、智、体，和今天也不相悖”。
罗氏办学校原则注重德、智、体，还可以在他设置的课表中反映出来。《教育世界》曾载罗氏就“藤田剑峰君考求兹事，就中国中小学课堂应授之学科”，拟订的课程表。其中首列“修身”，六至九岁的寻常小学课程内容为“童训讲话”，以后逐渐加儿童容易接受的“本朝名人言行”；十至十四岁的高等小学讲“外国名人言行”；十四至十八岁寻常中学改授伦理课，内容是从古今人物言行进到伦理学。智育更是循序渐进的，寻常小学最初只讲算法、读本、习字，第三年加地理、历史，讲本地地形、史迹；高等小学授算术，历史、地理从中国讲及外国，始设理科，讲动植物、矿物、理化概略。寻常中学增加中学（即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之论）和外语。体育在小学为体操，到高等小学的第三年始授兵式。
江苏师范学堂初具规模，罗氏也曾准备在这里继续实现自己振兴教育的抱负。这时苏州城内还有废基隙地，当事者招人购领建房，罗氏购得操场附近官地两亩，建房准备迎养老父，房未建成父亲就去世了。1906年春，百日居丧将满，忽发生苏州教育会逐客事，有人以会长张謇的名义在报上刊出文章，说罗氏建房占校地。实际是因为江苏师范学堂办得有起色，外地考生渐多，因建校时端方曾提出招生面向江苏省，但要一律凭文录取，且学校初创，限于人力、财力招生数额有限，罗氏又不轻受人请托，致使苏州士绅子弟入学受到限制，十分不满，所以发起逐客。罗氏与张謇当时都投身农学和教育事业，交好多年，不愿与他们计较，不久罗氏便上书朱按察辨明建房用地之事，表示建房原拟迎养，现父亲已故去，愿将房屋捐献。朱按察原对教育会登报事很气愤，所以没有接受捐赠，而用官款偿还了购地和建筑费用。这时，汪康年的弟弟汪诒年说苏州教育会既然公开登报中伤，不应不公开答辩，否则造成默认的假象，所以代写了一份答辩登在报上，教育会再未作任何表示。
百日居丧期满，罗氏至苏州辞职，苏抚和按察都出面挽留，但他还是离开了学堂，从此也再没有去过苏州。但是直到晚年罗振玉在《集蓼编》中回忆起苏州紫阳书院仍是充满感情，他写道“紫阳书院旧祀徽国文公，予尝拟将过去院长学行足为师表，若钱竹汀先生等附记其中，以资学生观感景慕，乃事冗不果。院中本有春风亭，故址不可寻，乃于荷池旁构一小榭，揭三字榜以存其名，捐经史书置其中，于门庭植卉木，宿舍前杂植桃柳，池中补荷……今时移事异，不知如何，念之怃然”。
4.3 海外视学
1901年，罗振玉辞去湖北农务学堂之职后，张之洞又委任他襄办江楚编译局。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设立江楚编译局于江宁，请黄绍箕、缪荃孙为总纂，罗振玉襄办。任命之后即派罗氏率两湖书院监院刘洪烈、自强学堂汉教习陈毅等六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又因为没有经济基础，教育难以振兴，所以还兼考察财政。
这次考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四日动身，经长崎、马关、神户到达东京，再至京都。次年孟春经奈良、大阪、神户、长崎，于正月十二日抵达上海，历时两个月零八天。在东京先是师范校长嘉纳为讲教育，每日一小时，其余时间参观学校，访谈教育界知名人士等。所视察的学校有东京农科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中学校、府立师范学校、私立女子职业学校、高等女子学校、美术工艺学校、济美寻常小学校等，每日将观看、考察所得一一笔录。回国后，山阳旧交张绍文曾将该笔记清缮为《扶桑两月记》，并在跋中写道：“记中于东邦教育，钩元提要，如指诸掌，且于财政、治体、风俗，稽考尤详。披览一过，不啻置身十洲三岛间也。”这本考察记于同年三月，由教育世界社石印出版。
这次考察，首先是开阔了眼界，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例如《扶桑两月记》中谈到：
闻客言，日本去岁商船学校诸生毕业学驾驶，舟行不远而沉没，学生数十人毕无踪迹……然后来投考入校，乃较多于前，此可见彼邦人之勇猛励学，遭失败而不惧，可敬可畏也。
予尝与友人论人禽之界，在用外界之力与一己之力之分也，禽兽之力恃爪牙之力、羽翼之丰、蹄足之捷耳。人能以丝布为衣被，铸金铁为戈矛，服牛马以奔走，求知识于世界。
盖取之于一身其力有尽，借助于外界其力无穷。世之欲成事业、成学问者，皆非借助于外界之力不可。
日本实业多师法各国，如制茶、哺鸡皆聘中国人为教习，铅字印刷机器亦萨摩藩遣人就上海所购者，今则其技精出中国之上矣。又闻医术中之按摩法，西洋初无之，后自荷兰人得其法于日本，始传入欧洲。今西人按摩法乃远过东邦。冰寒青胜，前事可师，我邦人其勉旃勿耻学步也。可见这次走出国门罗氏深深感到，要振兴中国首先要求知识于世界，要学习的不仅有科学技术，还有教育制度，以及他们勇猛励学的精神，这是他回国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的动力。
但还有另一方面。他在晚年写的《集蓼编》中，曾强调此行当记者有三件事。第一是日本外务大臣小村氏谈对中国留学生中革命思潮的恐惧。第二是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谈变法须相国情，不能概法外人，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初派的留学生回国后，照搬欧美教育制度，弃东方学说于不顾是不对的，“东西方国情不同，宜以东方道德为基础，而以西方物质文明补其不足”。“新知固当启迪，国粹务宜保存，此关于国家前途利害至大，幸宜留意。”罗氏很同意他的话，并表示回国后“言之当道”。要根据国情进行改革，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对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糟粕缺乏清醒的认识，这就会贻人以保存封建专制制度的口实，罗氏晚年思想的倒退正与此有关。第三是日本同文会会长长冈子爵的所谓“密事相质”，长冈说，甲午战后日本日益强大，日俄战争将难以避免。而一旦开战，中国的东三省首当其冲。“日本为战争存计，必首先侵犯贵国中立。甲午之役睦谊已损，何可一而再乎？”为避免战争，日本天皇与元老枢府协商提出一策，“变法危事，今中国日言变法，其得失非可一言尽……何不由贵国皇帝遴选近支王公之贤者，分封奉天，合满蒙为一帝国，开发地利，雇用各国客卿，以此作为新法试验之地”。新国即建，通过国际会议“暂定为局外中立，惟不可以为藩属”，由此“贵国可免变法之危，日本亦可免日俄之战”，“请密告江鄂两督与政府筹之”。从长冈巧舌如簧的游说中，我们已看到了后来伪满洲国的影子，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早有蓄谋。1898年，罗氏创建上海第一所日语学校——东文学社，日本也开始创建以公爵近卫笃磨、子爵长冈护美为首的同文会，标榜同文同种，来华联络感情，“于是两国朝野名人交谊增进”。后来罗氏正是被这“故交”的巧言令色所动，“亟称其策之善，意之诚”，回国后密陈张之洞、刘坤一，经二督会商，张之洞令罗氏密招长冈面谈。后来，正会长近卫公爵来华，鄂抚端方曾与之“相商极洽，乃以此密询荣文公，文公不可，遂已”。荣禄制止了此事，应该说是值得庆幸的，罗氏却长久未能识破日本野心勃勃的阴谋。这三事对罗氏一生影响很大，当然也影响到他的学术思想，不过从日本考察归来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前述积极的方面。
罗氏视学日本归来，立即拟关于学制的报告，呈张之洞、刘坤一两督后深得赞许，准备提出江鄂会奏。二月罗氏在家书中写道，在鄂张之洞接见五次，“学务一切顺手，并属于督署学务处，为幕府及各学堂提调教习与守令演说教育事十天，所拟教育制度允商江督会奏，请颁行天下”。又至江宁刘坤一督署，刘坤一“以病卧不能接谈，由其幕府施君传语，亦深以此事为然”。[9]由于“两帅虚衷以听”，罗氏很振奋。所拟的《呈两帅之学制》原件已佚，但《教育世界》第二十四期（三月下旬）刊出罗氏的《学制私议》，可反映出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观点。全文共十二条，列有教育宗旨，义务教育年限，自小学至大学的学制，教育设置（包括学区、校舍、教学用具、学生、班数等），各种学校应立学科及其课时、教材，学校管理（包括机构、学费、规则及簿籍等），关于考试、毕业、名位及任用，关于图书馆、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的设立，为贫民和工人设立简易学校，为盲哑人设立残疾人学校，提倡民间创立各种学会、商埠设商品陈列所，进行实业教育等等。内容十分具体细致，有的注明一时条件不成熟可稍事缓办，但必不可少。最后说明“以上所陈，乃通国教育通制，本现在之程度立之，随后逐渐更改，至各学校设立时当再拟细则”。
罗继祖《庭闻忆略》一书谈到送呈的学制稿时曾说，顾家相《励堂读书记》著录有罗氏《日本教育大旨·学制私议》：“顾说‘此乃中国议设学堂之始，叔蕴就考察所得，抒陈所见，自谓排印便于传抄，尚非定本，然后奏定学堂章程，莫能外也’。”《教育世界》所发的这篇《学制私议》，确是时代较早又较全面的议设学堂的文论，提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文中第一条第一项就指出：“守教育普及之主义，先教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之基础及人生必须知识、技能（即小学教育），驯而进之以高等普通教育（即中等教育）再进之……循序渐进。”教育设置除普通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规划外，商埠附近立商业学校，以后渐及内地，矿产胜处立矿务学校，以后还可逐步建警察学校、商船学校等。校舍除教室、实验室外，还提出要“有体操教场，有雨中体操场”，小学将来要设手工教室，理化等课要有阶梯教室，以便观览教师实验操作。教室桌椅“与卫生大有关碍，必折中东西洋学校之桌椅，相中国人体段尺寸而颁为定式”。此外如设图书馆、博物馆、陈列所、残疾人学校等都是很重要的倡议。
罗氏关于学制和学堂章程的意见，原拟先在两江讨论，刘坤一为此于二月下旬曾急招张謇参加商议，三月中再与黄绍箕商酌并送至鄂便可奏出。但据《张謇日记》[10]，在两江署衙讨论时，“司道同辞以阻，胡道（盐道胡延）言曰：‘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此张季直（謇）过信罗叔蕴，叔蕴过信东人之过也。’吴藩司（吴重熹）亦赞之”。刘坤一认为“此事难办，叹息不已”。奏稿在两江未能通过，江鄂会奏遂成泡影。罗氏振兴教育的计划得不到支持和实施的机会，不久辞谢了江楚编译局襄办之职回到上海，接受了南洋公学的聘任，后来又接手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虽数经挫折，但还是抓住一切机会投身振兴教育事业。
4.4 进入学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开始实行“新政”，九月命令将书院改为大学堂或中学堂，1902年至1904年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下令废科举，年底成立了学部掌管教育事业。学部正式成立前，先设学务处，刘铁云乙巳（1905年）日记载，八月十三日访学务处主持人之一的乔茂轩，“议举罗叔蕴入学务处，先为作函”。[11]可知罗振玉于这年八月中始知举荐学部事，而“乙巳九月”即写出《学部建立后之教育管见》，列二十二条共六七千言，可以想见这一得以参与振兴教育的机会使罗氏多么振奋。1906年罗氏被学部派往直隶、山西考察，1907年携眷入都，供职学部，又视察河南、山东、江西、安徽学务，历任考试留学生考官等。
罗氏被选入学部，是因为多年来致力于现代农学与教育，译述各国书籍，属于“维新派”，但很快就被一些人视为保守派的代表了。这是因为他不能适应当时官场，初到学部就直言纵论自己的看法。例如到学部后第一次议事，讨论废国子监和以南学为京师第一师范学堂的提案，罗氏反对说：“师范虽急，京师之大，似不至无他处可为校地，何必南学，即用南学，似亦不必遽废国子监，且是否当废，他日尚须讨论。”[12]第二天又去太学观石鼓，见有历代皇帝临雍讲座，回来问相国荣庆，废国子监这些座位如何处理。后来这一提案被撤销了。又如关于各省提学的任命，学部侍郎天津严修提出应遴选懂教育，即曾在学校任教职员者充任，罗氏认为“提学使与藩臬同等，名位甚尊，似宜选资望相当者”，并提名曾在南洋公学主事的沈曾植、江楚编译局总纂黄绍箕等，但遭到曾任小学教员的部员激烈反对，说沈曾植腐朽顽固万万不可用。由于罗氏虽然致力中外学术，宗旨还是要保存和发展国学，所以往往与当时作为“维新派”代表的同僚意见相左，“居官数载，终未腾达”。[13]然而读一读罗氏关于教育问题的撰述，可知至少在当时、在教育问题上，他并不属于维持旧学制的保守派。仅就《学部设立后之教育管见》[14]一文而言，他曾写道：“右管见二十二条，乃就蠡测所及，拉杂书之，未能详备。”然“荦荦大者咸已包括无遗，若循此而力行之，二十年间谓不能与日本教育争烈于亚东者，吾不信也”。这反映了他对振兴现代国民教育的热切企望，而这正是当时中国所要做的事。
罗振玉不仅是企盼，而且提出了具体措施，他认为振兴教育要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增进主持教育者之知识”；二是“循先后本末之序”；三是“节省经费”。并将这三点融入二十二条具体措施中。这二十二条是：
第一，开教育讲演会。罗氏说“中国今日设立学部，苦于深明教育者尚少”，若待深明教育者培养成再成立学部，则将无成立之日矣。提出解决办法是“开教育讲演会”，即今日常用的讲习班。请国内外教育家，讲“教育原理、教育行政等，而后渐及精深”，可分为数学期结业。此外还“可开临时讲会，如派视学官时，则增讲视学制度之类，凡部中办事之人，上自侍郎，下至司员，皆一律听讲，若尚书能亲临尤善”。部中事务虽冗，但只要每日抽出两小时参加学习班，数月以后，就能知教育大要，再“分科授职，必能事事洽当，教育之发达，乃有望矣”。
第二，修订章程。以前订的章程适应于科举、教育并行，现专一育才于学校，则应酌情修改，如大学“固应相本国之宜定之，而学科结构则与外国大学不能殊异。”又如小学学制九年，“初等小学之学科已能精深至于五洲各国，恐无此理”。而且学制太长，加上中学八年，入大学专科前已读十七年书，大学毕业年将三十。“将以何时为办事之岁月乎？”“此次兴学方始，章程早改一日，早得一日之益。”而修订以前应先在讲习班“讲演教育原理与各国学制”，这样修订时才不致于只凭理想而有所借鉴。
第三，养成师范。再论成立两级师范及师范传习所的办法，经三个梯队的前后相继，“五年以后，小学可遍立而基础固矣”。
第四，各府迅立中学校。提出“今科举遽停，各省抚多留意于安置老生，而缓于教育少年之生徒，此误也”。对于超过小学年龄的少年，“十人中居五六，此急应为之设法”，因而急需设立中学，学制暂定四年，第一年为预科，后三年学本科。每府立一学校，生徒至少三百人，外国教师七八人，“令学生贴膳及学费，岁二万元足矣，当就各府所有宾兴书院考费积谷等费充之，不足再于完粮时加串费以充之”。认为“兴学之费与其立苛细各捐，不如仍取之于地丁，所加甚少而积之则多，至各处积谷徒饱劣绅之囊橐”，不如充之学费。至于“聘教员于外国，暂时虽似失利，然此系无可奈何之举，譬如求谷种于外国，一熟以后，不复再求”。这些中学毕业生或入高等及各种专门学堂，或入高等师范，开教育研究科，半年至一年，即可任小学教师，以助小学的普及。
第五，亟立高等专门学校。倘若财力不足，可数省共立一所，或文科、或理科、或医、或工、或法，聘请外国大学专家为讲师，学制五年。每年每所学校费用至少十万元，“各省合筹，尚易为力”。当时官费留学生很多。仅以留日学生，“近公私费生将五千人”，以半数为官费计，学费、装费、津贴每人每年约四百元，总计一年“六十万矣，省此一项，即可于国内设完全之高等学堂六所”，毕业生或入大学，或充中学、师范任教，“较之在外国短期修学，所得多矣”。
第六，省外国留学生而兴国内教育。选派留学生必当“外国语娴熟，已卒高等之学科”，“捐巨金于海外，以修普通学，非计之得者”。
第七，卒业学生不必仍用科举出身。
第八，各省学务处宜直隶学部。
第九，勤设地方教育公所。教育公所直隶于各省学务处，照学部之法开教育讲习班，培训各学堂办事人及教育公所绅士。
第十，严禁因循苟且教育。
第十一，罢学使。
第十二，安置年老诸生。
第十三，划定经费。以便于筹措，保证落实。
第十四，定视学制度。学部及各省学务处都应设视学官，巡视各级学堂学科是否完备，教职员是否胜任，对该地教育总体情况及改进意见要写成报告“以资参考，此亦兴学之要图也”。
第十五，译印书籍。提出开教科书编纂研究会，以研究编纂之法，然后从事编辑，还要译印中西教学参考书。
第十六，制造学校用器。提出仅上海一埠购买外国教具、仪器等岁约数十万金，全国要教育振兴，所需要增加数十百倍。“此项经费尽为外人所得，甚属可惜”，而且“本国所用标本，应用本国物产”。要聘专家进行调查制作，其他教具“宜雇佣外国技师，令生徒传习，一一仿造，一面挽回利权，一面取便教育，此亦必要之事”。
第十七，创图书馆、博物馆、教育陈列馆。
第十八，兴实业教育。
第十九，振兴医学与法律。提出大专学校均立医科，学法律除办学校外，“宜令各省开政法讲演会”，层层培训，普及政法知识，“将来宪法立后，所有议士，不至无议员之知识矣”。
第二十，兵事教育。高小以上，设兵式体操，为全国征兵之准备。
第二十一，罢捐纳，捐官改为虚衔的鬻爵。
第二十二，奖励宿学及教育有功者。
以上二十二条的提出，不仅参考了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而且还切中了当时废科举办学堂面临的很多问题，有些内容如中小学的学制，大专学校的学科设置，图书馆、博物馆的创办等，后来得到实现，无疑是正确的。又如教师的培养，经费的落实，在有关的国家公职人员中普及现代国民教育及政法知识的具体做法，考虑得相当细致，其中有些在他自己办学过程中曾加以实施并取得一定经验。能在前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写成并刊出这一比较全面而有系统的推行现代国民教育的意见，反映了他长期以来的潜心研究，更和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进行的实践密切相关。
罗氏在教育方面的实践，不仅有创办学堂，还多次视察学务，今见其1907年视察安徽、山东等地的视学报告，刊于《教育世界》第十一和第十三期上。如《山东学务调查总说》，首先提出山东教育“着手较早”，当道“提倡颇利，署提学亦能洞悉学务利弊”；同时指出了办学成绩、尚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如首创师范教育方面，学堂及传习所从1902年陆续成立，毕业生不少，“可谓得要”，但教员未尽合宜，学期又短，毕业生成绩不够理想，因而提出裁并传习所，“立初等师范，精选合格之教员，改良学科”等意见。并说可用直隶经验，解决简易师范毕业生的安置办法。在专门教育方面，指出山东法政学堂、省城农林学堂组织完备，基础较好，但校舍还应扩大，教员仍须增多，“将来成绩，必有可观”。提到山东济宁、青州、兖州分别成立农桑、蚕业、农业学堂，将来“农业改良大有可望”。山东造林风气渐开，应大力提倡林业和林学，尤其是“现在铁道敷设，又各处建筑日增，林木日少”，“东抚于此着意颇力，深为得要”。此外蚕丝和柞蚕自古以来是山东特产，“宜于学堂依新法制无毒蚕种，出售于养蚕各家”，还要在农学堂中“研究柞蚕饲养及柞蚕丝制造改良之法，以广利益，此东省蚕学中应特别讲求者”。关于初等和中等教育，提出省城中学堂“名实未能相副，学科、设备、校地均未能完善”。但“公立初等女学一处，组织颇完善，成绩尚佳，手工成绩尤良……”下注“此堂匆匆，未填调查表，故补著于此”，未立专项报告，由此可见当时调查相当细致。此外还列有“省外各州县教育”、“建筑与卫生”、“私立学堂”、“外（国）人所立之学堂”、“教育经费与行政组织”各项。更提出山东各州府县教育，较山西、江西为优，但潍坊等富裕地区士子求学之心不如较贫瘠州县，“宜由提学使加意劝导”。还有教育经费虽已筹足，“但仍一面力求撙节，一面再图推广”。仅从这一报告，就可以看到罗氏对振兴教育不仅提出建议，而且身体力行。
近年有研究者指出，一个多世纪以前，中日两国“师夷之长技”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致力于破除封建制度，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明治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与人才的培养。1872年开始，兴办现代国民教育，到1898年，学龄儿童就学率达97％，同时通过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和派遣留学人员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并且自上而下地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终于富强起来了。并经过十几年努力，在1911年迫使西方全部废除了对其不平等条约。而中国守旧思想浓重，守旧派敌视、蔑视西学，洋务派对西方文明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洋务运动只着眼于技术，很少留心西洋的政治、法律、教育制度，不求根本的改革，官场上的种种恶习，在各个领域养了一批不懂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的官僚，所以同样历经三十年，清政府到灭亡也没富强起来。[15]在这种情况下，罗氏“与日本教育争烈于亚东”的理想，当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他究心教育十余年，像开拓现代农学一样，组织移译国外教育资料，创办刊物，外出考察，较系统地提出在中国办教育的规章制度和措施，投身办学实践并取得一定成绩，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在我国现代国民教育最初的起步阶段，罗振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注释：
[1]参见罗振玉家书，转引自《永丰乡人行年录》。
[2]《端忠敏公奏稿》四，转引自罗继祖：《庭闻忆略》附录一，第135页。
[3]参见萧艾：《王国维评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4]陈邦直：《罗振玉传》，见《罗振玉传汇编》，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版。
[5]转引自杨直民：《中国传统农学与实验农学的重要交汇》。
[6]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7]《艺风堂友朋书札》。
[8]《教育世界》第二十二期，《教育丛书》广告。
[9]张本义主编、萧文立副主编：《罗雪堂合集》第七函《永丰乡人家书》“禀尧钦公”第三十九通，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
[10]转摘自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
[11]转引自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又详见刘惠荪：《刘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28页。
[12]罗振玉：《集蓼编》，下同。
[13]陈邦直：《罗振玉传》。
[14]见《教育世界》第十八期，1—18页。
[15]参见王戎生：《中日甲午战争反思录》，载《炎黄春秋》1994年第9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