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在淮安的青少年时代的学术活动主要是继承清代金石考据之学，到上海、北京后眼界日宽，日益注重用出土文献及实物资料比勘传世文献。他在《魏书宗室传注序》中曾回顾说，“予弱冠有校勘全史之志，苦一人见闻有限”，乃与黄绍箕“谋分任之，定校勘为二类，一取宋元椠校刊，一仿元史本证例，以本史记传表互校”。由黄绍箕任前四史，校以宋元本；罗氏用本证校前五史，1891年，完成了《梁、陈、北齐、后周、隋五史校议》。接着校《魏书》，由于传世本有佚卷、佚页，王先谦《魏书校勘记》所据也不是宋椠善本，也有佚页，无从校补。罗氏则据洛阳新出北魏宗室墓志铭比勘史传，故能多有补正，并作《魏宗室传注》。在罗氏进入学部前后，正是各种古器物、古文献大量出土流散之时，他对国学的研究是和对这些“前人所未及见的”新资料搜集、整理、刊布、流传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界较不少同时代人更为开阔，独具慧眼，终得“创不朽之巨业，成一家之绝学”。[1]
就国学研究而言，清末著名学者缪荃孙在致罗氏信中曾评说：“兄之古学，力辟新机，为当今第一流，弟不免于乾嘉学派脚下盘旋，咸丰、同治间人见识不过如此。”[2]
5.1 从倡议建立国学馆到创办《国学丛刊》
1907年春，罗振玉携眷入京，到学部上堂议事的第一天，讨论国子监存废，他是极力主张保存，因而被视为守旧顽固派代表。实际上在这时，他对弘扬国学并辟以新机已有一整套设想。
还在1906年，罗振玉撰写了《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刊于当时（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出版的《教育世界》上。开宗明义说：
保固有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方今欧、美、日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尚阒然无闻焉。
接着提出建图书馆应先由学部倡导，规划京师图书馆，再推广到各省会，京师创设图书馆的办法为：
一、择地建筑。宜建于往来方便而远市嚣，不易遭火灾之处。用地须四五十亩，以备进一步扩大发展。用经费至少一百万金，可分三期筹备。每期三年，筹款三十三四万金供建筑和购书，不难办到，这样九年可全部告成。由于调查、建筑、搜集书籍都需要时间，所以要抓紧进行，不可拖延。
二、请赐书以立其基地。图书馆的书籍分两大部分：一本国，一外国。本国之书宜奏请颁赐库藏。查从前颁赐的库书，在南方各省的多毁于战火，但在沈阳、热河的均完好，四库存目之书尚存大内。又，《图书集成》及累朝方略、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余、外务部所存的外国书籍，以及武英殿、钦天监所藏书版，均宜归图书馆保存。
三、开民间献书之路。从前库书多采自民间，近百年来新著日出，对古籍也未再征取，不少藏书家所藏多有散失，虽还有完好无缺者，但继续保存亦难免于散失。如聊城杨氏藏书，后裔虽珍重保守，而艰于嗣续；归安陆氏则登广告于报纸，言有造藏书楼者，愿尽捐其所藏。罗氏因而建议不要失去征搜遗书的机会，宜收二家之书入京师图书馆，并给予破格奖励。
四、征收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这些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古文字、古史的重要资料。
五、置写官。民间珍异之书，不愿献纳者，由写官移录，而返其原本。选各省士子文学较优者任之，待遇如各部书记。
六、采访外国图书。先由调查员咨访专家，编出书目，回国后依次购买，逐年增置。
此外，关于监守之法、借阅之例等，也先由调查员了解各国成规，再参考制订。除京师建立图书馆外，各省首府也应建立一所，以倡导府、厅、州、县都建立自己的图书馆，这样“二十年后，我国之图书馆或稍有可观乎！”[3]罗振玉发表了这篇《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以后，第二年春，奉学部之命视学山东，至济南准备参观文中提到的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进一步了解将这批藏书收入京师图书馆是否可行。山东巡抚杨士骧为罗氏旧交，告诉他阁主不仅珍视旧藏，自己也收集了不少善本，且誓守藏书不肯示人。但今老而无子，后继无人，深忧身后藏书会散佚。还说阁主人有一个愿望，是希望得到京卿的头衔，因此可以在他身前立案，将其全部藏书捐献国家，并呈书目，由朝廷奖赏卿衔，待他身后再按目录点收书籍，解送京城。罗氏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回京后，立即禀报主管学部的荣庆，荣庆虽也同意，却以为无关紧要而搁置了下来。罗氏晚年在写《集蓼编》时，还回忆起此事，不胜惋惜地说：“今杨氏藏书历遭兵事多散佚，则当日所请不行，为可惜也。”
创设图书馆，只是他振兴国学设想的一个方面，学部成立之初，张之洞在两湖曾奏设古学堂，集议该案时，罗氏提出了设国学馆的提案，《集蓼编》中记述了他这一设想的主要内容：
各省宜设国学馆一所，内分三部，一图书馆，二博物馆，三研究所。因修学一事宜多读书，而考古则宜多见古器物，今关洛古物日出，咸入市舶，极宜购求，以供考究。至研究所，选国学有根底者，无论已仕未仕及举贡生监，任其入所研究，不限以经史、文学、考古门目，不拘年限，选海内耆宿为之长，以指导之，略如以前书院。诸生有著作，由馆长移送当省提学司，申督抚送部。果系学术精深，征部面试，其宿学久知名者，即不必招试，由部奏奖。
据今所见，明确提出将近代图书馆、博物馆纳入国学研究的机构，改进研究手段，这是最早一份资料。这样的国学馆，已有近代研究所的雏形，而与旧式书院有了根本的不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调京，授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到部后曾就设古学堂事征求罗氏意见。罗氏认为国学浩博，而学堂年限短，同时还要传授其他科学知识，为弘扬民族文化，以设国学馆较易见成效。对这一观点张之洞深为赞同，表示要“当谋奏行”。罗氏又提出1903年颁布的在全国首次采用近代教育体制的《奏定学堂章程》，因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有与中国国情不合者，应加增损。如大学文科设埃及古文而不设满、蒙、回、藏文是不妥的，埃及古文虽也是象形，却与汉字不同源，满、蒙、回、藏文则是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字，也是为考古所必须的，所以文科应增设满、蒙、回、藏文。此外，经科应增历法，这也是读经书不可缺少的知识。张之洞表示支持，要他“加以补正，当奏具改”。罗氏一一照办，将补正意见加签呈送，主管官吏却认为不是急务而搁置下来，两年以后张之洞病故，国学馆等建议就不了了之了。仅1909年学部奏订《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建立了京师图书馆。
研究国学，首先须整理刊行史籍，1916年罗振玉为张石铭《适园丛书》作序，[4]回顾了在学部时“议刊经苑”的设想，当时曾提出分六类刊经部之书：
一、群经。刊行今所见到的古代石经墨本、雕版、古写本残卷及宋刻本群经。
二、经注。刊行今所见到的诸经单疏及宋十行本之初印无补版者。
三、经说。取诸家说经之书，斟酌损益而刊之，即如今之集释。
四、训诂文物小学校勘。包括古说文字之书《尔雅》、《方言》、《广雅》、《释名》，还有礼乐、车服、宫室、天象、地形、名物图及校勘诸经之书。
五、目录。取诸史志所载经部书目、四库总目经部提要和存目，编辑海内藏书家书目，将诸经善本会为一编刊行。
六、传记。取历史上和当代通经诸家传志合刊之。
按此六类刊出经部之书，即可反映诸经较原始的面貌和最早的注疏，又汇集后来的研究成果，而通经诸家传记则可揭示各个时代研究成果的背景材料，这不仅对“保固有之国粹”有积极意义，更能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罗氏认为“如斯编辑，万卷可尽，刊刻之期，计以十年，剞劂之费，得好古有力者数人任之，更得通雅之事十人任编校之役，则兹事举矣”。编印这样大部头的丛书虽需相当的时间和财力，但不是不可能的。他说从汉代开始，将群经合刊，刻于石上，才有后来的十三经。佛经也是一样，最初各自为书，隋代僧人静琬开始“聚诸经论，勒石房山，至辽始尽，一藏其石”。今“房山之藏，绵历数代，宋藏四刊，卷且数万，释氏所能，吾人宁都不能，在有坚贞不移之志尔”。他相信，在古人能做到的，今人更能做到，而且能在更高的水平上整理和保存中华文化遗产。然而20世纪初，正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清王朝的腐败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影响到文化事业的发展，系统整理出版大部头的经学丛书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罗氏像办《农学报》、《教育世界》那样，创办了《国学丛刊》。
罗氏先草拟序言，征求王国维意见，王氏为添“老成未谢，睹白首之伏生；来者方多，识青睛之徐监”两句。又送端方，端方回信表示支持，说：“今承学之士新学半袭皮毛，而旧学已归荒落，国学杂志之作，将以商旧学而迪新知，此举良不可缓。”此信写于庚戌（1910年）重阳次日。就在这一年，罗氏开始编辑《国学丛刊》，年底曾将编好的前三编送沈曾植处征求意见，沈氏答书称：“大著三编，尽一日夜之力竞读之。地学精确，石史甄核，固已轶驾前贤，而殷篆一编，绝学创通，遂令吾国小学家言忽腾异彩……《国学丛刊》，鄙人极表同情。要当以世界眼光扩张我至美、至深、至完善、至圆明之国粹，不独保存而已。而亦不仅仅发抒怀古思旧之情抱，且不可与《国粹学报》重复。公果有意于斯，鄙固愿隶编摩之末也。”[5]得端方、沈曾植等学者的支持，《国学丛刊》于辛亥（1911年）春开始刊出。
罗振玉在《国学丛刊序》[6]中，首先对当时流行的“稽古之事今难于昔”以及“书不能救衰，古先学术必归淘汰”的观点提出异议，说随着文化和传播手段的进步，大批古文化遗迹、遗物的出土，研究古史今易于古。就传世文献而言，除经典的经史著作外，还有“诸子之学说，百家之撰论，文字之训诂，名物之考证，挹其精华，故光焰之常在，存其糟粕，亦史氏所取资”。至于求其义，语其方法，对以后也是有其意义的。编辑出版《国学丛刊》，计划一年出六期，内容包括经、史、小学、地理、文学、目录、杂识，“将以续前修之往绪，助学海以涓流”。《国学丛刊》在京师出版了三期，收录了《殷虚书契前编》初版本的前三卷，后来由于辛亥革命爆发、罗氏携家东渡日本而停刊。
到日本后的第三年癸丑（1913年）五月，上海友人建议续出《国学丛刊》，罗氏遂筹备复刊，并将编校之事委以王国维，每月馈俸两百元，以助其生计。1914年正式复刊，五月王国维代作的《国学丛刊》复刊序中，重申振兴国学主旨“欲标艺林以寸草，助学海以涓流，乃因同契之求，重续春明之梦，尽发敝箧，聿求友声，聊供研悦之新知，并刊散亡之故籍，先民有作，同惊风雨之晨，来者方多，终冀昌明之日”。复刊的《国学丛刊》新旧著杂采，王国维在日本撰写的国学论文，大都刊于其上。一年半以后，王国维应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董事英国人哈同之邀，任其主办的学术丛编的主编，于丙辰（1916年）正月返国。此后，罗氏独力编校，继续编次平生所欲刊布之古籍，并著录所见所得古器物墨本，次第刊行，分别成书。1915年，将刊于《国学丛刊》上的大部分著作收入《雪堂丛刻》。
《雪堂丛刻》共五十二种、一百一十七卷。[7]其中不少旧著是收集到的稿本，如《西夏姓氏录》为张澍撰，伯希和得于关中作者故家，携至法国前，罗氏在京得见此稿，亲手移录并做跋语，为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线索，特记作者述此稿附于《辽金元姓氏录》之后，而《辽金元姓氏录》亦落法京。《洛阳石刻录》署常茂徕撰，常氏收藏不少石刻墨本，欲以续《中州金石考》，其后人售予厂估，捆载至京，为罗氏所得，罗氏见其署名《续中州金石考》，但墨本缺佚很多，“兹姑就完全可写定者，录为《洛阳石刻录》”，甲寅（1914年）为之作跋，一并收入《国学丛刊》。此外王绍兰《读书杂记》、《列女传补注正》，翁大年《陶斋金石文字跋尾》，钮树玉《匪石先生文集》等十余种，都是据一些稿本刊行的，有的罗氏还进行了整理。还有一些虽非首次面世，但传本甚少，如施国祁撰《吉贝居杂记》，罗氏于跋语中写道：“北研先生熟精金源史事，所著书先后均已刊行，惟此杂记十余条，刊于乌程范氏《花笑庼杂笔》中，杂笔传本甚罕，因命儿子福苌录出别刊之。”新著多为有关国学研究成果，如藤田丰八校注《岛夷志略校注》，王国维《洛浩笺》、《生霸死霸考》、《三代地理小记》，还有他自己撰写的《三国志证闻校勘记》、《高昌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等，《五十日梦痕录》也刊于《雪堂丛刻》之中。
罗振玉一贯主张弘扬国学不仅要继承传统深入研究，而且要和古籍的搜集、传布、古器物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还要沟通信息，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国竞相研究东方学术，法国大学公推罗氏为东方通讯员。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重视，更使罗氏产生振兴国学的紧迫感，于是联合南北同道，创建东方学会，[8]学会拟设四部：
一、印刷局，以传布古籍；
二、图书馆，以收集古籍；
三、博物馆，以搜集古器；
四、通信部，与国内外学者通音问，相切磋。
先从印刷局开始，当1920年罗氏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时，柯劭忞与罗氏议筹办京旗冬赈，后来扩大办京旗生计维持会，在天津办博爱工厂，附设的印刷科，即充任东方学会印刷局。后义金尽，则由罗氏个人筹资以供厂用。1924年，编辑出版《东方学会丛书》初集三十种，计四十九卷。晚年罗氏在《集蓼编》中感慨地说，所谓学会者，仅留此爪痕，其二、三两事，则以经费浩繁，不愿向人集资乃无从进行。
在1923年，罗氏还曾为建立皇室博物馆、图书馆作过一次努力。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废除帝制，建立民国，但当时在紫禁城内，溥仪仍维持小朝廷的铺排，出售宫内所藏历代珍宝、文物，以维持其用度，其中暗中偷盗之事就更难避免了。后，民国方面曾以退职总长张国淦名义提出，将民国从前借陈三殿之物及宫中所藏关涉文化之物出让民国，作价一千万元。溥仪内务府诸人与之商议，议而未决。罗氏闻讯与同人筹商，借升允[9]名义致书溥仪的两位师傅陈宝琛、朱益藩，提出五条理由表示反对，其中例举“朝鲜为日本吞并，尚许李王举世守之物，建李王博物馆，今变计收买，于义何居？”[10]罗氏在《集蓼编》中回忆说：当时想，为防流失，“不如由皇室自立图书馆、博物馆，但虑首都频年兵事不已，即建立亦难免咸阳一炬，不如立之使馆界内”。因而向德国友人、当时德使馆顾问卫礼贤咨询，卫“闻之欣然，转谋之德使，德使与荷使甚契，复商之荷使，皆极端赞许，为予言：奥国自大战后未派使臣，以后且无派使臣之日。其馆地甚大，由荷使代管，现方闲旷，若皇室定计，即由荷使致电商奥国，借为两馆筹备处，奥必允诺。至以后建造两馆，德使愿将彼国在京兵房操场捐为馆地。皇室若无建筑费与维持费，当由使团在各国招募，不难集事。嘱予以此陈皇室”。罗氏据情作函请陈、朱二傅与内务府大臣代陈，一直没有下文，却流传出流言，说罗氏欲借此谋盗窃，罗氏“知阻力甚深，乃谢卫君”。建皇室图书馆、博物馆的设想流产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在被驱逐出宫前，溥仪已将大批文物珍宝转移，其中一千五百余件文物字画就是以赏赐溥杰的名义转移出去的。其下属大臣也曾弄出十几箱东西到日本使馆，罗氏对此也曾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11]积聚数百年的宫廷文物宝藏，再一次大规模地流散已在所难免了。
德、荷、奥等国积极支持在使馆区建立皇家图书馆、博物馆当然为各自利益考虑，散布流言者亦有其各自的目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仍然重复流言，说罗氏反对将宫中财宝文物送到日本使馆，是为了“把宫里的东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这是毫无根据的。回顾罗氏一生学术活动，办图书馆、博物馆是他一贯主张，并曾为之奔走呼吁，《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也表明他将此作为既保存国粹又与世界文明进步相沟通的举措。所以尽管今天看在使馆区办皇家二馆的考虑有欠妥当，但公开筹建二馆与将宫中财宝文物偷运到日本使馆，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而且溥仪为这种猜度提供的证据只有“在清点字画中，那些股肱之臣，特别罗振玉也遭到物议……东西越点越少，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古铜器拓本，佟济煦的珂珞版《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评论“这些话，无的放矢，多非事实。东西越点越少拿不出凭证来，溥仪把它归到南书房翰林身上，未免冤屈”。确实如此，毛公鼎和散氏盘是两件西周晚期的铜器，因铸有长篇铭文（分别为四百九十七和三百五十七个字）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罗振玉曾先后辑印、传布，但均与他入宫“清点字画”毫不相干。关于这两件铜器拓本的由来，罗氏在题跋中写得很清楚，收入《贞松老人外集》卷二。如下：
《毛公鼎初版本跋》：“毛公鼎为三代古金之冠，顾拓本极不易致。予曩在南中既得陈氏精拓本，去岁来都下，复得此本，乃秦中初出土时所拓，虽毡墨不如陈氏之精，而神采有转胜处，爰装成册子与陈本并存之。丁未冬。”
《又影印陈氏拓本跋》：“毛公鼎，吴愙斋中丞有石印本，然颇漫漶不可辨，予即得陈氏精拓本，乃选工精印……丁未冬。”
《散氏盘跋》：“此盘往岁由内库搜出，少府诸臣不能定真赝，邀振玉审定，番禺商承祚实侍行并拓墨，故与拓本之赐……戊辰冬。”
丁未年为1907年，是在罗氏入京供职学部之初，所以他获得和刊印毛公鼎拓本时溥仪尚未登基。据《永丰乡人行年录》记载，罗氏鉴定散氏盘是在甲子（1924年）三月，由郑孝胥题黄葆戊所藏散氏盘拓本，知该器于二月出于内库，“皆以为赝，孝胥视之，真也，命周康元拓以进”。溥仪看到拓本后，三月再邀罗氏进一步审定。后来直到八月，溥仪才“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罗氏）考古学的名气，我（溥仪）接受了陈宝琛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12]可证溥仪“赐”散氏盘拓本，是在八月罗氏被召直参与“清点字画”之前。至十月，冯玉祥逼宫，此后再无清点鉴定之事。而戊辰（1928年）罗氏始作《散氏盘跋》，可见拓本仍在手，所以并不存在清点文物时出卖宫中铜器拓本之事。而且铜器拓本只为专业学者所珍视，不可能成为“卖大价钱”的“生财之道”，世人只要略翻阅一下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容庚等人的往来书札，就可以知道当时一代学人对这些文物资料的态度，并不同于某些庸人的想象。1921年，罗氏借山东潍县大收藏家陈介祺小盂鼎铭拓本，影印百部行世。此器已于太平天国时亡佚，铭文三百余字，涉及古史古礼，而且所传拓本仅此一份，文物价值决不下于毛公鼎。1922年，容庚以著《金文编》请见罗振玉，罗氏拿出所藏墨本，助其辑补；1930年，容庚为收集编《秦汉金文录》的资料访罗氏于旅顺，罗氏再以十数巨册拓本借他使用。1931年，郭沫若在日本编辑《两周金文辞大系》，其中不少重要资料都是容庚给他提供的，包括上述小盂鼎原拓影印本和自己珍藏的一批精拓本，都曾寄到海东，借给郭沫若。有一件五十余字的宅簋精拓，虽然郭沫若在信中一再申明“决当慎重，万无一失，请释虑”，但还是丢失了。后来通过东京文求堂主人，从该器藏主罗振玉处求得一张精拓奉偿容庚，以后仍继续借阅其他拓本。[13]类似的例子在当时学人的记载中不胜枚举，学者们对珍贵的铜器拓本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就是拓本的辑印流传，虽与当时佟济煦影印宫中书画珍品行销，但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此二器铭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资料，经济效益不能与艺术类相比，无论古今中外都难成生财之道，更不要说在民生凋敝、文化落后的旧中国了。
5.2 大库档案的抢救、印行
位于故宫东南隅（东华门内）的大库，是清代内阁存放档案和书籍的处所。它西临内阁，北对文华殿，是由两座上下各五间坐南朝北的楼房组成。库分东西，实录库居东，俗称东库，红本库在西，俗呼西库。实录库由满本房掌管，以储存《实录》、《圣训》和《起居注》为主。典籍厅管理的红本库（包括东库楼下），主要储藏档案和书籍。大库的功能告诉我们，除去这里储藏的宋代的典籍外，大量档案是记录清代二百多年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对于大库内这些重要的典籍和史料，内阁并不重视，光绪年间修缮红本库时就曾焚毁过档案，1909年大库又要进行修缮，恰逢宣统即位，载沣监国，令内阁查找清初摄政典礼旧档，阁臣们在堆满档案的大库内找不到，便又采取光绪年间阁臣的办法，称库中无用旧档太多，奏请焚毁。内阁的奏章被批准后，一些阁臣首先关心的是自己和以前科举名人的试策，纷纷进入大库寻觅，而将大批档案弃之而不顾。无意中章一山（梫）在典籍中发现宋写本玉牒残页，便影照分贻同好，并呈文襄（张之洞）和荣相（荣庆）。罗氏在荣庆举办的一次午宴上，答张之洞问询，说大库内的宋人玉牒应是《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仙源集庆录》、《宗藩庆系录》，南宋亡后元代试行海运，先运临安国子监藏书，故此书得至燕京（按：即元大都）。又说大库所在地为明代文渊阁旧址，故大库内除此书外，还应有其他宋版书。罗氏之言，张之洞从其他阁僚处得到了证实，因此当罗氏向其进呈《文渊阁书目》并提出将大库图书储藏到京师图书馆时，得到首肯。于是内阁奏请将大库书籍和其他有关资料俱归学部，明确指出“片纸只字不得遗弃”。似乎保存大库档案之事已经解决，但实际并不如此简单，实行起来遇到了许多困难。当时受命清查整理档案的内阁中书曹君直（元忠）和刘翰臣（启瑞），未能贯彻执行“片纸只字不得遗弃”的谕令。“时往相助”的罗氏一日到曹某整理的现场发现，所谓“无用”和“废弃”的档案在地上堆积得相当多，不仅如此，就连架上清初绘制的“地图十大轴”也被列入“无用”和“焚毁”之列。看到这种情景，罗氏急忙“返部，以电话告文襄，文襄立派员径运至部”，才使那些“无用”的档案幸免于难。
罗振玉又一次查看整理的档案时，见到大库庭院里已经“奏请焚毁”的红本、题本[14]按年月顺序捆扎得很整齐，堆积得如小山，随手取出两件翻看，一为管干贞督漕时奏折，一为阿桂征金川时奏折。罗氏想，这是有关清初的重要史料，他不忍眼看其遭此厄运，再三恳请侍郎宝熙向张之洞转陈，张之洞很赞同罗氏的意见，但内阁已“奏请焚毁”，只得让宝熙转告“罗参事速设法移入部中，但不得漏于外间”。据此，罗氏迅即与内阁会稽司长宗梓山磋商，为节省学部开支，便于运输，决定把档案装入麻袋储藏，经唐尚书同意，径直将八千袋（有说九千袋[15]）档案，运到学部后堂暂存，而后又转移到国子监敬一亭。[16]
作为学部参事的罗振玉，并未受命督察清理档案之事，仅以“相助”之名来往于学部和大库，却积极主动提建议，上下周旋，身体力行，使十几万斤的档案和典籍免遭焚毁，实属不易。但他对于那些“私运外出”的盗窃者就无能为力了。后来从“南北人家流出”的库书精品，都是“当日称为无用废弃”的书籍和档案。[17]据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所述，当时负责整理大库档案的曹元忠、刘翰臣都从“废弃”的旧档中窃出过宋元刊本或抄本的书籍，尤以刘某窃书为多，辛亥后，他曾转卖给傅增湘（民国时曾在北京任教育总长），在傅所著的《藏园群书题初续编》和《双鉴楼藏书续记》都有记载。在学部供职的部员，应该说都是有较深旧学修养的人，对于内阁保管的宋元古书和明清档案的重要性本应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对库档的态度却令人费解。众多读书人哪个不是由经、史起家？面对即将被焚毁的典籍和旧档却无动于衷，竟没人发表不同意见，保护大库档案的动议，却让一个没有科第身份的罗氏率先提出来。这种现象说明科举考试成名的人，并不见得有真才实学，他们进入大库开始只是汲汲于寻找自己或名人“试策”，似乎宋元版古籍和明清档案与他们无关。及至见到古书，他们掌握的版本目录学知识也不用在正道上，而当作窃夺古籍的技能加以施展，足见这些人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和历史资料的见识。相比之下，罗振玉则不然，在档案遭毁的紧急关头，不仅一再向上司建议保存，而且亲自参加抢运封存，将档案安置在较为安全的地点。今天，许多海内孤本和善本书得以流传，明清档案能刊印出来供学者研究，实不应忘记当年罗氏的奔走努力。
明清档案从大库经学部转移到国子监，暂时摆脱了被焚毁的境地，不过等来的不是重登历史殿堂，而是要变为“还魂纸”的厄运。幸亏又一次得到罗氏的解救才化险为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1年这批档案又从国子监搬到设在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当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令人在午门上拆开几十麻袋，寻找宋元刊本、写本的古书，后来傅某曾通过傅斯年把这部分古籍卖给史语所。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彦德，也从麻袋里找到海内孤本的《司马法》，因而“致富”。[18]八千麻袋档案再次遭此洗劫后，幸亏比较完整的被北京大学借去“十二箱，一千五百零二麻袋”进行整理，余下的数千麻袋档案却被历史博物馆冠以“烂字纸”三字，并以馆内“绌于经费”为由，申请教育部批准卖给同懋增纸店。其实博物馆是为“运动费”而出卖档案的，今查到1922年纸店买“烂字纸”的账单为证。[19]纸店用四千元买这些“烂字纸”，是要作“还魂纸”的原料。[20]大库档案真是多灾多难，躲过“火劫”又将遭“水劫”。而参与出卖历史档案的文化人出自历史博物馆，更成为近代文化史上的大笑话！
这部分大库档案转到同懋增纸店后，去掉麻袋另换芦席渍水捆扎成包，分别运往定兴和唐山化纸浆，同时也零星出售一些。罗氏此时因事至京，在市上看到洪承畴揭帖和高丽国王贡物表，断定是大库所出，于是与友人金梁访得库档归同懋增纸店，且闻该部分档案已分别发往定兴和唐山的造纸厂，于是立许以三倍其值买下所有档案，为此奔走于京津筹款。甲子（1924年）十月，罗氏立遗嘱时着重指出，有债务约四万元，须变卖所藏书籍、字画、文物以偿清，“诸欠款中以金息侯老伯之一万元最要，此系京旗生计维持会公款，借以购大库史料者，次则借周作民之五千元……”[21]可知当时他是举私债千余元才换回这批“烂字纸”的。
劫余的大库档案买下以后，罗氏先将留在纸店的数麻袋带回，且令其速速追回已发运的档案。从定兴运回北京的初存彰仪门货栈，又移商品陈列所大楼，再迁善果寺余屋。[22]由唐山运回的留天津，特辟库书楼藏之。罗氏的第二次抢救总算及时，把大库档案留存人间了。王国维为彰其保存档案之功作《库书楼记》云：“非笃古如参事者，又乌足以与于斯役也。”徐中舒则称罗氏之举是“保存内阁大库档案的伟绩”。抢救保存大库档案的消息迅速传开，四方友人纷纷催问清理状况。罗氏自得档案之后，确实着手翻检，但因“以前称贷既竭吾力”，不可能再长期请人帮助检理，又无专馆展开，只能在狭窄的地方进行小规模的清查，他曾提出“若得三五同志协力图之，一面鸠金建筑，一面赁大屋从事检理，随时刊布，假以月成百纸，则十年得万余纸，是检理告终，紧要史料亦得大要矣”[23]。但这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由于个人财力不济，1924年以不得转售于异国为由，将全部档案转让给大收藏家李盛铎。[24]此后，罗氏继续关注流散于市面之明清档案的蒐集、整理，自1924至1936年间，总计编辑、影印出版的有：《史料丛刊初编》二十二种、《清太祖实录稿》三种、《史料丛编》二十二种、《皇清奏议》六十八卷、《皇清奏议续编》四卷（未刊），还有《大库史料目录》等。这些资料的出版，不仅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影响远播海外。傅斯年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对保存档案的意义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代私家记载，究竟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代，御虏诸政，明史均缺，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续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25]傅斯年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学者的意见，故蔡元培接到傅信后，立即代为筹款，将档案由李盛铎处买下归史语所。从此档案有了归宿。
罗振玉两次抢救和保存大库档案的重大意义，从明清档案整理的结果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曾领导档案整理的徐中舒先在《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中肯定罗氏“对于整理、储存、传布三事，都有相当的努力”。继之又在《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指出档案的种类和重要性。他说，典籍厅管理的档案里“有许多宋、元版珍贵书籍，及外间不易得或已佚之地志及其他稿本等。此外还有明代启、祯年间的题行稿，有清代开国期及雍、乾以前的重要档案，有历朝诏敕、试卷、金榜等”。这中间宋、元版珍贵书籍当然不容忽视，而档案里以明档的辽事、边情和“流寇”诸端，清人的盛京旧档，清初对郑成功、李定国的用兵，康熙平定三藩，各地的报销黄册等资料最为质实，可以说没有这些史料，而使用经过再三修改过的实录或官修史书，根本无法弄清天启、崇祯时期与清人的关系及清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罗氏保存大库档案的重大意义也就在于此。
5.3 古籍佚书的搜集、刊布
罗振玉在古籍佚书的搜集、整理、刊布方面的贡献，是学术界所公认的。1928年罗氏的增订本《碑别字》问世，书后附《雪堂校刊群书目录》，其后的跋中写道：
不佞夙抱传古之志，凡古人著录未刊者及旧刊罕传者，尝欲鸿合同志，创流通古书之会，以刊传之。顾数十年来，同好聚合不常，益以世变，此愿竟不获偿。辛亥以后，素居无俚，万事无可为，乃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十余年间，得书二百五十种，意所欲刊者，尚未及半，而资力已竭矣。
这是他自己作的一个小结。如文中所言，传刻的重点是有学术价值的前人未刊遗稿和旧刻罕传者，还有大量新发现的秘籍。早在淮安家居修学的时代，罗氏就曾谋刻过阮葵生《风雅蒙求》手稿，这是一部简明详赅的音韵书。由邱于蕃刻行、陆山夫作序，陆氏序中说“此书从古音正今韵，以五音配四声，以唇齿清浊定通转，证以古诗歌”。“以简御繁，以本齐末，使学者能于古韵今韵分合之迹，纽字反切之法，皆了若指掌。”后来罗氏又将此书与另一部罕传古籍《经史动静字音》合刊，后者为元刘鉴注，谢启昆作《小学考》录此书名却注曰未见，鲜为流传，故据明刊本精抄影印。罗氏三十岁以后，旅食江南，见闻日广，如1902年考察日本教育，《扶桑两月记》中曾记述考察之余遍阅书肆，每每得异书之事。1903年任两粤教育顾问，曾尽薪水所得，购岳雪楼藏书。1909年再次考察日本教育时，更是每到一地必游书肆，访求秘籍，收集黎庶昌、杨守敬等家藏书流入日本者，并通过日本友人纵览各大图书馆及私人家藏书。[26]这时罗氏已入京供职学部，有了一整套传刻古籍的设想，不久就开始辑刻《玉简斋丛书》，并且准备创办《国学丛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本愿寺教主大谷伯（光瑞）邀罗氏东渡日本，京都大学旧友内藤、狩野、富冈也纷纷来书相邀，在藤田剑峰的帮助下，罗氏举家东渡，同行还有弟罗振常、长婿刘季英及王国维等三家。安顿好以后，就将很大精力投入古籍佚书的搜集、整理，刊行、编刊了一系列的丛书，到1918年已刊行了二百五十余种、九百余卷，罗氏曾将其中近一百六十篇序、跋集成《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回国后继续刊布。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至1936年编刊的丛书有：
《玉简斋丛书》初集十四种，二集八种，共七十二卷；
《宸翰楼丛书》初编五种，续编八种，共四十八卷；
《孴古丛刻》十种，十一卷；
《永慕园丛书》六种，二十卷；
《云窗丛刻》十种，十四卷；
《吉石庵丛书》初集十种，二集三种，三集六种，四集八种，共五十六卷；
《海东古籍丛残》五种，十卷；《雪堂丛刻》五十二种，一百一十卷；
《四时嘉至轩丛书》三种各一卷；
《嘉草轩丛书》十一种，二十八卷；
《雪堂金石丛书》十种；
《东方学会丛书》初集三十种，四十九卷；
《六经勘丛书》十三种，一百七十一卷；
《七经勘丛书》七种；
《殷礼在斯堂丛书》二十种，五十九卷；
《百爵斋丛刊》十四种，二十八卷；
《楚雨楼丛书》八种；
《鸣沙石室古佚书》初编十九种，续编四种；
《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群经丛残十五卷，群书丛残十五卷；
《敦煌遗书》三种；
《史料丛编》二十一种，十六卷；
《明季辽事丛刊》四种，十四卷；
此外还有辑印的单本及对古籍整理、校勘的自著文集。
罗氏在这几十年中，刊布的古籍内容十分丰富，而且他还尽量使其不断完善，以方便研究利用。1934年墨缘堂编订的《贞松堂校刊书目解题》，按经、史、子、集四部介绍了其中的大部分成果，例如：
（一）经部之书。
包括古写本《尚书》、《礼记》等。1913年罗氏辑《鸣沙石室佚书》，收录了法国巴黎图书馆藏的敦煌古写本《尚书》残卷，1918年在日本又见到京都神田香藏日本古写本《尚书》残卷，可补敦煌本的不足，罗氏立即用珂珞版影印，录入《群经点勘》中。由于珂珞版成本高，印数很少，因而1928年，将敦煌本及流传到日本的唐人写本合刊为《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影原本摹印。又如《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16年罗氏作跋影印，说该卷前部断缺，末书《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无著者姓名，但书中见“灼案”，考《陈书·郑灼传》载，灼受业于皇侃，尤明三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则此即灼所抄皇侃之《疏》，“灼案”诸条则为灼时所增之《传》，可见这是一罕见的古佚书。罗氏不仅搜集、考订、传布传世真本经典，还整理出版了地下出土的石经。不仅刊印了《汉熹平石经》，还刊印了《蜀石经残字》、《北宋二体石经宋拓残本》，后两种石经碑绝大部分久已佚失，传世墨本也极罕见了。
罗氏刊印的不仅有中土经典及研读这些典籍所不可缺少的语言、文字学书籍，如《古写原本玉篇残卷》等，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古文字、死文字和佛学经典。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卷》是俄人柯智洛夫在我国张掖黑水河故址盗掘的西夏文字书，西夏骨勒茂才撰，乾祐二十一年（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刊行的一本字书。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早在立国前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在中土流传甚少，无人辨识。《掌中珠》一书并列汉字和西夏文，各注音于旁，是破译西夏文的重要字书，1921年俄国学者伊凤阁博士携其中一页至日本，向罗氏请教，罗氏告诉他“此习西夏国书之津梁”，并提出希望能提供影本，不久获部分残卷影本，立即影印刊行。1922年伊凤阁博士又携其余残卷至天津罗氏寓所拜访，罗氏“知携有全书影本为之惊喜，亟假归影写而还之”，使其长子罗福成“手摹一通，付诸石印”，[27]为《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卷足本》。又如，刊行了三种研究梵文的重要资料，第一种是《古写本涅槃经悉昙章》一卷，悉昙即梵语字母的译音。罗氏在跋中写道，儿子福苌粗明悉昙文字，于书肆得此书旧本，前有佚页，后记《涅槃经悉昙章》罗什三藏翻译，并考证“是书撰于晋世，言梵文者莫先于是矣”。于是1917年影印传世。第二种是《日本古写本悉昙字记》，唐沙门智广撰，中土无传本，不知何时流入海东，该本为日本宽治七年（公元1093年）古钞，日本吉泽教授所藏，内容叙悉昙源流等，为习梵文者所必需。第三种是《景祐天竺字源》六卷，并附《字源私钞》一卷，均为七百年前的古抄本，中土早已不见，罗氏认为，梵文“世罕习者，故尤易亡佚”，所以特地影印传之于世。
（二）史部之书。
传刻的古写本也有不少是在日本发现的，如罗氏在《古写本史记残卷》跋中写道，该卷为“东邦编入国宝者是也”，从书迹看，应是千年以前的写本，虽有夺字，“然亦有胜今本处，爰写影流传之”。又《贞观政要》是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长期只见元戈直集论本传世，戈氏作集论时曾移易篇章重新编辑，刊行过程中文字也多有衍脱。罗氏到日本后，得古写本《贞观政要》五、六两卷残卷于日本故家，1925年作校记及序为之刊行。罗氏在序中说，此古写本为“彼邦六百年前物，取校戈本，凡衍脱不可通者，悉得据以勘订。且补逸文数章”，故传刻之，使学者能“得窥唐本之一班”。罗氏于1924年至1927年辑印的《六经勘丛书》，收录一批史部之书，如《皇宋十朝纲要》、《续宋资治通鉴编年》、《黑鞑事略》（附校记）、《西游录》等等。《西游录》为元耶律楚材撰，不见藏书家著录，日本神田信畅于昭和元年（1926年）奉命校刊秘阁，始得该书于金匮，遂别录一本排印以永流传。由于这是治元史的重要资料，罗氏将神田信畅所作的跋与全书一道刻行。
（三）子部之书。
传刻内容包罗很广，如关于医学方面的有《食医心鉴》一卷，唐咎殷撰，佚于宋代以后，此书为日本人从《高丽医方类聚》中采辑而成。文学方面的有《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即《世说新语》，罗氏在跋中说，我国传世最古的善本是嘉靖袁氏覆宋本。后悉日本所藏的唐写本已断为四段，分藏于小川简斋翁、京都山田氏、小西氏、神田香翁等四家，“因请于诸氏，欲合印之，诸氏慨然许诺”，故得合影刊行。还有《宋椠本三藏取经诗话》，为日本三浦将军所藏，罗氏借出付印，遂使宋人平话传世者有了第四种。关于自然科学的有《空际格致》二卷，耶苏会士高一忠撰，附《地震解》一卷，龙华民述。
（四）集部之书。
罗氏刊行的古人文集有唐王绩《王无功集》三卷。《补遗》三卷，罗氏作《校勘记》一卷。还据日本所见古籍，辑印了《王子安集佚文》、《临川集拾遗》等。其中比较珍贵的佚书，有宋周密《草窗韵语》，为宋咸淳辛未（公元1271年）刊，罗氏为之影印流传，跋中写道，该书“宋刊宋印，完善无丝毫缺损，字迹清劲”，是“宋季椠本之至精者”。并且考证了草窗著作皆载入《元史·艺文志补》，而未载此集，亦不见明以来诸家目录中，可知早已不传，因而此卷可称“天壤间仅存之孤本”。其内容可补《草窗年谱》和《元史·艺文志补》。[28]而另一部书《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的辑印过程，可稍稍反映罗氏在这项事业中的博识与毅力。《文选》是南朝梁武帝时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全面的文学集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李善注，后人的评价也很高。唐代又有吕延祚将五臣（吕延济、刘良等五人）注进呈，成为同行的两种注本。而《唐写本文选集注》由于残佚大半，不知撰人姓氏，但卷中所引除李善及五臣注外，还有陆善经注、有音决、有钞，都是传世本所没有的。罗氏在京师时曾得一卷，极为珍视。1909年，奉命到日本考察教育，得知日本金泽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欲往披览，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其本归武进董氏，予劝以授之梓，董氏诺焉”。[29]罗氏以所获抄本与善注本详校，知异同甚多，且将善注本的六十卷分为百二十卷。又访知《唐写本文选集注》全书久已星散，自己辛苦搜集到全卷一、残卷二，此外，日本友人小川简斋、海盐张氏、楚中杨氏等都藏有残卷。1918年罗氏将所能借到的残卷一并收集起来，除去重出的共得十六卷，写跋付印。这时距请人从金泽文库移写残卷已过去十年了，罗氏说：“予念此零卷者，虽所存不及什二，然不谋印行，异日且求此不可得。而刊行之事，余当任之，乃假而付之影印。”罗氏还发现小川简斋所藏誊写小字本钞补的部分，与原本所注详略互异，但由于资料太少，其余注文如何无从比勘，跋末注云“似此书原本外尚有誊写别本，且与此本有异同也，顾未尝闻东邦学者言之，附记于此，俟他日访焉”。对于有价值的书长期关注访求，不断积累，进行考证、校勘，并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附后，以便后人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这些做法贯穿于罗氏整个搜集、流传古籍的过程中。只要略加翻阅一下《雪堂校刊群书叙目》就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
罗振玉传刻的古籍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注重宋椠、正史资料，又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因而保存下很多长期不受重视却很有价值的古文献。例如他十分重视流传于日本的古钞本，这些相传是唐代时被带到日本的，因此罗氏称之为“唐钞”。过去黎庶昌刻《古逸丛书》不收日本古钞本，张元济等到日本访书，也主要关心宋、元版书。罗氏却认为这些钞本时代更早，不少是中土早佚的秘籍，所以不遗余力地搜集、刻行。同时，罗氏对当代藏家的古籍流入日本者，则亦尽量加以收集。如贵阳陈松山在清末光、宣年间“官掌印给事中，抗直不阿附，为权贵所侧目，累疏劾庆亲王奕劻误国，又拒北洋贿买”，辛亥革命以后，“贫不得归故里，鬻所藏明人集数百种，乃得依其弟子于常德，后明人文集归日本文求堂”。罗氏得知，从文求堂购归数十种。[30]陈松山曾从日本得《宋椠本二李唱和集》刻传于世，这也是中土久佚的古书，是宋李昉李至唱和的诗集。缮刻很精但有缺页不完整，雕版辗转归罗氏。1909年罗氏在日本京都富冈氏桃花庵中，见日本影宋旧椠本《宋椠本二李唱和集》款式与陈刻全同，缺页则异，罗氏非常惊喜，影写以归，将两本汇合，把陈刻补为足本，收入《宸翰楼丛书》，作跋“以记古籍复定之可喜，且志富冈君假录之厚谊”。
流入日本的古文献，还有一批敦煌石室古卷轴，罗氏在影写刊行了归法国巴黎的数十种敦煌古经籍后，又准备刊印归日本的部分。1914年他到日本武库郡观西陲古物，与曾去过敦煌石室的桔氏（瑞超）相见，“亟请观所得经卷，慨然见许，且示以编目，目中所列凡四百余轴，详记其卷第、尾题、印记……以今藏校其异同、存佚，颇秩然有条理。而题记中可考证史事者不少，因请假是目归，篝灯录之，印行以诒当世”。[31]罗氏刊行了这份《日本桔氏敦煌将来经目录》后，继续影印原件，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敦煌卷轴及唐钞本各书，只影印了少部分。而且出于对故土的眷恋，罗氏也准备归国了。
回国之事大约在刘季英、罗振常、王国维三家相继离日后不久就开始酝酿了。1915年以后罗氏频频回国扫墓、放赈、访古。1919年春，坚辞了日本友人提出的优厚挽留条件，携家返国。他在《题小像留别东友》中写道：
八年浮海鬓成霜，魂梦依稀恋首阳。他日盲翁传话柄，小臣有墓傍先皇。
在日本友人公饯宴上，罗氏赋长诗表达了同样的心境：“一昨梦觚棱，疑缀鹓鹭行。又梦游京洛，故宫禾黍长。一心交欣戚，志意方彷徨。”同时呼吁睦邻友好：“敢陈恤邻义，唇齿勿相忘。矧复迫外侮，胡不同舟船。”不过尽管归国心切，罗氏仍不忘传刻古籍之事，临离东京前，曾写信重托内藤、狩野，信中说：
玉昔尝叹敝国黎莼斋先生在贵国刻《古逸丛书》，但收宋、元刊而不收唐钞，至为可憾，窃不自量欲身任之，而匆匆归国，此愿莫偿。念有寓居可售以充印书之资……即以此资，烦诸先生印唐钞古籍……书成，除颁送各国图书馆外，售价所入，以为维持之用。
后来内藤、狩野两博士辑录刊行了《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唐钞本丛书》十集，将罗氏托付的书信刊于卷首，并写道：
我友罗君叔言携眷东渡，筑室京都东山下，闲居无事，乃获大展力于学，其述作足以传后世……君将回国，托炳卿博士及予，鬻其田宅，举所获捐于京都大学充印书资，是其第一集也。兹记缘起，并附君书于后，以见其高义亮节，卓越时俗，而稽古乐善之志，穷而不少衰，尤可敬重云。
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一书中，收集和征引了上述信件，评说罗氏“解囊传古和日本公家学者的慷慨无私，交相辉映，这里没有一点金钱关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宣扬的‘罗氏通过售卖古籍文物路子，和日本拉上关系”之说，是极其荒唐的，当然也暴露了他对学术的无知。
不过社会上确曾有人见罗氏大量传刻古籍，推断他必然很有钱，或必然从中大获其利。如罗继祖（甘孺）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提到湖南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有“罗某在日本卖书买书颇获利市”之说。但作者指出，罗氏祖产推于庶弟，清俸罄于访古，避地海东不得不借鬻长物以代采薇，辛苦著书，不无盈利，然比诸贾贩本一利万不能同日而语。”这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对此最有发言权的应是王国维，罗氏传刻古书最集中的时候，他们间的交往最密切，因而他最了解实情。1918年他为《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作序，集中论及这个问题。王国维首先指出“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然后分析“刊书之家约分三等，逐利一也；好事二也；笃古三也”。且不论逐利者，就已知以好事或笃古而刊书的诸士，“皆生国家全盛之日，物力饶裕，士大夫又崇尚学术，诸士或席丰厚，或居官师之位，有所凭借，成书较易”。罗氏刊书却处于社会动荡的年代，条件不同，所以分外艰难，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是由于与过去的刊书者有完全不同的动机。他写道：
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而以一学术之存亡为己责，搜集之，考订之，流通之，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其志，此于古之刊书者未知前闻，始于吾雪堂先生见之。
以下记述罗氏截止到1918年以前，已校刊编辑古文献、古器物著录数百种，“其尤殊者，皆有叙录，戊午夏日集为二卷，别行于世”。其所著所刊之书有功于学术最大的如《殷虚书契》、《流沙坠简》、《鸣沙石室佚书》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此三者之一，已足敌孔壁汲冢所出”。然后，着重分析罗氏与以往收藏和刊书之家的区别，他说，这些古器、古籍：
其初出举世莫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搜集一二以供秘玩斯已耳。其欲保存之，流传之者，鉴于事之艰巨辄中道而废，即有其愿与力矣，而非有博识毅力如先生者，其书未必能成，成亦必不能多且速。而此间世而出之神物，固将有时而毁且佚，或永锢海外之书库中，虽出犹不出也。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物、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视所以寿其躯体者，与常人之视养其口腹无以异。辛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书籍，亦略称是。
序中还叙述了罗氏在日本印书，所费以万计，而家无旬月之蓄，罗氏自己编次校写，设计款式，计算用料，很多学者们不屑做的凌杂烦辱之事都亲自动手，最后指出，罗氏校刊群书取得卓越成绩不是偶然的：
书有之曰“功崇惟志，业广为勤”，先生之功业可谓崇且广矣。而其志与勤世殆鲜知之，余从先生游久，知之为最详，故书以为之叙，使世知先生之所以成就此业者……非好事者与寻常笃古家所能比也。
这些应就是实情，罗氏在日本靠变卖长物维持生计，生活非常节俭，却大量印书，经济上的窘境尚有当时与沈曾植、王国维等往来信函为证。1991年笔者在上海曾听罗振常之女罗静老人谈及当时在日本的生活。老人虽已九十二岁高龄，却耳聪目明，终日以读书、看报、手工编织为消遣，关心国内外时局，对往事的记忆还非常清晰。她说，当时罗振常一家六口，每月的生活费是五十元，最少时仅三十元可过一个月。而稍晚，郭沫若流亡日本时，同样一家六口，固定收入每月百元，后为二百元犹叹经济有压力。可见当时罗氏生活的简朴，罗振常一家如此，罗振玉一家也是一样，对此罗继祖的《庭闻忆略》、《涉世琐记》及陈邦直的《罗振玉传》等都有记述，这里不再赘言。而罗氏“世殆鲜知之”的“志与勤”则是贯穿了他一生的品格。
罗氏在日本“肆其才力以著书”，每年都要著书数种乃至十数种，刊书更不可胜计。沈乙庵（曾植）尝谓乡人“分公才力，足了十人”。[32]据他同时代的人的回忆，罗氏确实体质不健而精力过人，虽然养生之道惟在慎食节欲，而每日睡眠时间少于常人，却精力充沛著作不已。但能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以学术存亡为己任的责任感。罗氏从青年时代就立下了传古之志，中年以后闻见日广，尤其是看到大量珍贵的古籍、古器物出土了，被珍藏了，过不了几代人，却又散佚、毁灭了。从而，怀抱着一种紧迫感，自觉肩负起抢救、保存、流传中华文化遗产的职责，他紧紧抓住一切机会，搜集、校勘古籍，前述在日本搜集古抄本是这样，在去日本以前和归国以后也始终是这样。如《永丰乡人行年录》载：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正月，《殷虚书契前编》二十卷成……二月，田伏侯归自日本东京，以所得竹添氏旧藏宋本《庄子》示乡人……伏侯为僚属偿亏欠，售诸厂友谭笃生。乡人亟假归校勘，记异同于浙局本上。八日，校竟两卷……月望又从谭假得金凤翔过录何义门校本……时以陪祀关帝斋宿大学，复以成元英本与何校互勘……
如此紧凑的时间表，无疑记录了罗氏收集、校勘古籍之“勤”，类似的例子，在有关他的一生的记载中屡见不鲜。
正是出于紧迫感，罗氏只要得知线索，无不积极设法借阅、抄录、翻拍或购求，常常得到的只是残本，但只要有流传价值的就尽快刊印，并将可以进一步求索的线索记录下来，以待来者。例如《敦煌本尚书顾命残卷跋》，[33]不仅谈到《尚书·顾命》残卷的由来，还介绍了分藏于法国、日本的敦煌本、唐写本及日本古抄本《尚书》各篇的保存和刊行情况，并记英国伦敦还藏有敦煌本《尚书》中的《洛诰》、《大禹谟》、《泰誓》等篇，以备后人去搜求。有时残本刊出后，又有新的发现，则重新补为足本，再次刊行，而且只要有传世本的，尽量详加校勘。如宋陈舜俞《庐山记》是一部类似《水经注》的古地理书，在国内明初已佚失大半，传世的仅有守山阁丛书所刊四库本，仅存前三篇。罗氏很重视此书，却不见善本。1909年，罗氏赴日本考察教育，得友人介绍纵览公、私家藏书，在德富氏成箦堂文库中忽然发现高山寺藏宋本《庐山记》，共八篇五卷，卷二、三为宋椠本，余三卷为旧抄补，从文字中看到宋高宗及以前诸帝讳皆缺笔，知亦从宋本抄出。罗氏到日本以后，“丙辰（1916年）移书从苏峰翁假印，慨然许诺，逾月影印告成”。作跋，记发现、刊布的经过，并指出在日本还有元禄十年刊本，且略举宋椠本、元禄本、守山阁本的异同。《宋椠本庐山记》刊入《吉石庵丛书》第二集，1928年罗氏辑印《殷礼在斯堂丛书》，又收录了元禄本《庐山记》，以备学者比勘。1939年，罗氏在养病期间以宋椠本、元禄本、守山阁本《庐山记》互勘，完成《校记》一卷。
孜孜不倦地著书、刊书，是贯穿罗氏一生的事业，他卒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五月，而这一年正月还影印了日本小山氏藏《日本古写本华严经音义》，完成了《魏书宗室传校补》一卷。罗继祖在《贞松老人遗稿甲集》跋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先祖晚岁，深居养疴，而伏案无间，卧榻左右，罗列图史碑拓……己卯春病眩，屏书卷月余，病已，又刻厉如故，秋初以明钞《北堂书钞》校孔刻，日尽数卷，继祖侍侧，以校书耗目力，窃以代任为请，笑许之，而别校《庐山记》。好劳而恶逸，天性然也。”陈邦直在《罗振玉传》中根据他的所见所闻，记述说，罗氏晚年体力已衰，居常在病中，医者常要他停止读书写作，静心休养，但他仍手不释卷，笔不停书，常说，“书为我之生命，读书写字，即为我之生活休养，倘若一律停止，则实不能生活，等于死矣”。这表明数十年来他的唯一嗜好是读与写，已养成牢不可破的习惯。
张舜徽在《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一文中评论说：
在中国的社会里，从来喜欢藏书的，未必能读；能读书的，未必能下手做系统的研究工作，卓然有所发明，即使兼有数者之长，又未必能以私人财力印布书籍，留待后人整理。罗氏欲一生在这些方面都做了不少工夫，成为我国近代卓有功绩的史料搜讨者与传播者。[34]
这个评论是符合实际的，罗氏一生搜集、传布了大量古籍，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仅如此，他辛苦搜集、传布的还有一批学者的未刊遗作，这是前人的心血，也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借鉴。这些遗作中，既有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的《高邮王氏遗书》、《昭代经师手简》；也有如孙诒让《契文举例》一类讹误较多的开山之作；还有一些未定稿，如钮树玉所遗“涂乙狼藉，编次杂乱”的《匪石先生文集》，[35]翁大年所遗“零落散佚”、“涂乙描纸”的《古兵符考略残稿》。[36]为了不使其湮没，罗氏一一为之整理手写付印，以贻当世。更有如山阳丁俭卿《颐志斋集》稿，罗氏从其后人手中得到后，感到“其说经之文多非精诣，其他酬应之作，亦可不存”。但还是从中选传记十七篇，“非传其文，传其文中之人也”，并选感旧诗一卷，“以其略存当时事”，刊为《颐志斋文钞》。
可见，罗振玉的刊书的过程就是尽量从历史的时空中，收集学术研究成果的每一道光线，聚集起来，以便于后来学人继续前进。
5.4 金石考古辟新途
考古学是对人类历史上留下的遗迹、遗物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以复原古代社会的一门科学。田野考古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由欧洲传入中国，但中国考古学出现以后，能获得很快的发展，还因为它有自己深远的根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在公元11世纪的北宋中叶已经诞生，到了19世纪的清代末期，其研究范围大大扩展，形成了已接近近代考古学的古器物学，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趋向分期、分类整理研究和注意与研究对象共存的遗物，更借助当时最新的照相影印技术，用作研究流传手段。罗振玉正是推动这一进步的倡导者之一，所以有人直接将他称之为考古学家。
1919年，罗振玉从日本归国寓居天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他任职北大讲授考古学，并询问这一领域开拓事宜。罗氏答书数千言，一面辞谢了他的邀请，一面就中国金石考古的源流、发展方向、研究方法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又以《古器物研究议》为名，发表了答蔡元培书的主要部分。次年将此文收入《云窗漫稿》，易名为《与友人论古器物书》。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金石学”范围较隘，应扩大研究领域，定名古器物学，研究对象可约略分十五目，即礼器、乐器、车马器、古兵器、度量衡诸器、货泉、符契玺印（含封泥）、服御诸器、明器、古玉、古陶、瓦当墓砖（含墓中壁画）、古器物范、图画刻石、佛教造像等。振兴该学科的当务之急是先抓流传环节，做四方面的工作：一、鉴定传世古物真伪；二、传拓文字、摹拓器形；三、制作古器物标本；四、撰述、编辑名物图考。只要略加翻阅一下现代考古学著述，就可以看到，以上提出门类已囊括了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对流传问题的设想，如今已在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中实现。在当时，罗氏不仅提出了这些设想，而且在几十年的学术活动中，以过人的精力和毅力，努力去实践，为打开金石考古研究的新途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较集中地反映在他对古器物研究范围、方法和目的等方面。
（一）研究范围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阶段，特别是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文字的考订造诣精于前人，但范围较窄，后来由于各种文物的大量出土，一些收藏家和学者开始注意到青铜礼器和金石文字以外的古器物，这样，“金石学”这一用语已不能概括当时的研究对象了。所以罗氏提出用“古器物学”的名称，以便有利于倡导对各种文化遗物的保护和研究。他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提出，在金石学形成的宋代，“古器物”这一研究门类已出现在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当时著名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虽然以青铜礼器为主，但也收录了釜、甑、镜、奁等食器、杂器等，无论是否有文字，都有图形，记尺寸、重量、发现地与藏所。古器物这一用语以后也在沿用，如金蔡珪撰《古器物谱》，可见罗氏所论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
然而，他并非仅仅重复前人的成说，所列十五目中的明器研究，就是罗氏首开风气所倡导的。董作宾在《罗雪堂先生传略》中将此列为“其于学术贡献最大”的五事之一。因为彼岸世界正是人世间的翻版，随葬明器能够直接反映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古董商不收购它，百姓们将它视为不祥之物，发现后往往丢弃甚至捣毁，所以没有人收藏研究，罗氏在京师学部供职时，经常涉足厂肆，尽俸金所入搜集古籍、古物，虽然由于财力有限，不能和官僚巨贾大收藏家相比，却往往得到不被一般人重视的重要文物。丁未（1907年）冬，罗氏在京师厂肆发现并购买了两个古俑，肆估说俑出于中州，是购其他古董时捎带上的，惊异这还能卖钱。罗氏告诉他们，凡是墓中出土遗物，都是考古资料，是有价值的，要他们继续代为收购，又开列《唐会要》所载明器目录，说凡遇此类物不可弃毁。
此后，不仅中州所出，关中齐鲁等地明器也相继贩京，充斥市肆。初只是唐代的，后来六朝、两汉遗物也出现了，国内外收藏家、学者纷纷来购买，这就是明器为人重视的开始。罗氏最初是尽数收购，后来只能选购精品了，不及一年，几案上下、室隅座右都罗列着陶俑等明器，故而称之为“俑庐”，并进行历代明器制度的研究。稿未及半而携家东渡，收集的明器遭到不少损失。甲寅（1914年）返国，又倾资购归一部分，总计三百余件，加以整理选编成《古明器图录》四卷，包括人物、鬼神、田宅、车服、井臼、家畜、古画等门类。丙辰（1916年）作序，记述明器发现搜集的经过，珂珞版印行。从那时到现在，明器的发现研究作为现代考古学的构成部分取得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成果，被誉为世界奇迹的秦兵马俑被发掘出来了，色彩绚丽的唐三彩被大量复制，作为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乃至世界各地。而最初引起重视的却是两个被古董店小徒弟视为玩具携回的陶俑。
罗振玉所处的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收集、研究古器物的过程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即古物流失、损毁得十分严重。相传五代时由太湖运到广东的九曜石之中药洲一石，旧藏广州藩署，英兵入广州，石为某教堂所得，张之洞为粤督时索归粤督署。1903年罗氏任两督教育顾问到广州，问遍督署人员都不知有此石。一日制军招饮，发现石就在花台竹阴下，遂与蒋伯斧各拓数纸。[37]像这样由于国家不重视而泯灭的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是一大批，这也给外国古董商造成盗窃的机会，如保存在西安的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记载流行于中亚的景教传入中国的重要历史资料，清末丹麦人何乐模曾复刻一石，准备移花接木盗窃原碑，其译员为定海方药雨（若）之弟，方药雨与罗氏于光绪庚子订交沪上，二人常同刘铁云、王孝禹一起交流学术，搜集古器物。[38]方药雨得知何乐模阴谋，即告知正于学部任职的罗氏，罗氏闻此亟请学部致电陕抚及学使，最后将碑由金胜寺移入碑林，何乐模只得载赝碑而去。罗氏在《集蓼编》中回忆此事，曾叹息说，当他将此事报告学部时，“当事颇以为多事，强而后可。然我国之古物流出者多矣，此特千百之一，国家不意保护，亦无从禁其输出也”。
不仅是流落国外的，就是国内的藏品资料研究者想收集也很困难。1902年罗氏在湖北时初与端方相见，端方题赠秦石权拓本，并同意罗氏尽拓所藏十一件秦权的请求，却由于种种原因罗氏始终未能将这批资料收集到手。1911年端方被杀，他的收藏品也流散了。1914年罗氏编《秦金石刻辞》，序中说端方的秦权墨本虽未能得到，但数年来收集了一批海内诸家墨本，“不亟集录，异日求如今之所获或不可得”。当罗氏最初得见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等考古资料时，总是庆幸自己有眼福，“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适当我之生”。[39]然而随着眼界日宽，“前人著录未成，器已星散”[40]的事看多了，有了更深一层感触，在1916年写的《艺术丛编序》中他谈到：
今出土古物诚众矣，使无学者为之录述，则今日之出为虚出，且澌灭随之。又尝念古人不能见而我所见，而古人所见，至今日散佚转徙之余，我之所不得见者亦多矣，即出于我之同时，而好事家之秘藏与夫舶载以航海外者，又不知几许，凡是者，虽未即澌灭，亦与澌灭等耳，念之滋惧。
古器物比古籍更容易散佚、失传，因为后者总还有副本，而前者即使不毁灭，成为国内外收藏家的秘宝，同样不能起到学术资料的作用。正基于这种认识，罗氏非常重视古器物资料的流传，而且有一种紧迫感，认为在当时流传比研究更为重要。所以他总是把自己得到的有价值的古器物和墨本，尤其是器物已佚或已流散海外的器物墨本都一一著录，到1916年已成书数十种，尽管要靠变卖动产维持生活，尽管家人窃笑他不顾“釜中生鱼”，只想印书，他还是千方百计筹款刊行。抱着“传古”的信念，不仅要印，还要印好，为了使后世不可能见到原物的读者，从著录中能尽量多地了解原貌，他根据不同文物的不同情况，有的用石印，有的用珂珞精印，如他在《殷虚书契续编》自序中说：
甲骨文字与古金石刻不同，石刻可拓至数百本，古金文则视石墨本传世者千分之一二而已；若甲骨文则施墨者不过一二本，墨本可贵，不殊实物，倘不精印以传，而听其澌灭，憾甚矣！
有的器物上的文字是用金银或红铜镶嵌的，不能传拓，则用手摹石印，有的为了给人以质感，则用花乳石摹刻，再拓印，使文字更传神。
罗振玉在他著作自序中，不止一次感叹，由于经济原因，他著录问世的古器物资料只占他计划的少部分，更由于他过去的著作多数自己刊行，印数少而且分散，未刊稿更是多散佚、毁灭。台湾文华出版公司辛勤收集刊出的《罗雪堂先生全集》虽已出七编一百四十册，但仍在继续征集。所以罗氏一生搜集、研究、刊布的古器物学著述无法确切统计，但无疑其包容面是很宽的。罗氏在《俑庐日札序》中说，在居京师的三年间，“厂肆知予所好，每以吉金古刻名迹善本求售”，虽然财力有限买得不多，但送上门求售的古物往往要在“斋头壁上”留观数日，亦可考察研究，又每观友人藏品，“见闻所及，暇辄随笔记之，久积稿狼藉”。在收入《辽居杂著丙编》的《古器物识小录》中，罗氏在序中回忆道“居京师时，每见古器无文字，如车马器之类，辄购取，复以暇日为之考订，而笔记之，以为《古器物识小录》”。1916年还编成《金石泥屑》二卷，将数量较少的零星古器物、既难断代又不能按类别单独成书的古器物小品合为一编，内容多为罕见、罕传或器已亡佚、打本难得的金石小品。又如1924年，编成《雪堂所藏古器物目录》，内分四类，即金、石、陶、杂器共两千余件，此外还有泉币、玺印、明器、甲骨因数目繁多，不统计在内。然后又于陶、金、玉、陶范、明器、杂器六类中，选出标本六十七件，用珂珞版影印，成《雪堂所藏古器物图》。1933年又作《雪堂所藏古器物图说》，编入《居辽杂著乙编》，可见罗氏自己对于广泛搜集、流传古器物“以资考古”是身体力行的。
他搜集研究的范围之广，还反映在分类著录上。如：
1.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类图形著录的代表作有《梦郼草堂吉金图》、《贞松堂吉金图》，摄影图形、墨拓文字、影印精良，前书收录二百二十器，后书收录一百九十八器，殷周时器占半数以上，余为秦汉以至宋元时器，其中包括有带钩、库钥、权、西夏图书铜牌、宋银锭等。铭文著录主要为《三代吉金文存》，这是罗氏以毕生精力搜集的金文拓本的总汇，共计四千八百三十一器，容庚等著《殷周青铜器通论》评介说，该书“搜罗之富，鉴别之严，印刷之美，可说是集殷周金文的大成，得此一书，如《愙斋集古录》《周金文存》等书可不必备”。只是没有考释，初学金文的人，要与其他书同读。
2.度量衡器，罗氏收集的古器或拓本散见于《梦郼草堂吉金图》及《秦金石刻辞》等，他刊布了吴大澂《度量衡实验考残卷》的稿本，以推动这一分支科学的研究。此外，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一文中，涉及对古尺的考证。1936年命其子福颐作《传世古尺图录》，[41]六十年代初又作《古尺考》、《古代量器小考》，后将多年搜集的全部量器资料捐赠国家计量总局，汇入集大成的《中国度量衡图集》中。
3.货泉类，著有《四朝钞币图录》一卷，《考释》一卷。辑金以来钞币及钞版，用珂珞版精印，并考证其文字别书于图后，以便后人进一步研究。此外还刊传马昂《货布文字考》，唐与崑《制钱通考》。前一书有罗氏跋，说此书考古货币文字颇精审，所采古币颇备，刊印精美，因版本亡毁，流传至稀，故影印传之。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说，三代以来钱币形制不断变化，宋元以来集成的谱录也不少，研究日益深入，“惟癖钱者尚无博古之儒，故修明此学，有待于后贤”。1982年，我国成立钱币学会，钱币学和钱币史的研究日益活跃，也取得了很多新成果。
4.符牌玺印类，1914年罗氏辑《历代符牌录》，取墨本用珂珞版精印，以后不断增补，1925年又印增订本，为影摹石印，计收节六、符八十三、牌六十六。此外还刊布了翁大年《古兵符考略残稿》，其中对五件符、十六件牌有考证，刊之以供后人研究参考。古玺印与封泥是罗氏收集著录较为集中的古器物，如1903年已编刊《郑所藏封泥》，后知这批封泥非郑所藏，易名《陆孴古录》，十年以后，在收集更多资料的基础上，与王国维合编《齐鲁封泥集存》。古玺印的著录则有《罄室所藏玺印》（1911年）、《赫连泉馆古印存》（1915年）、《赫连泉馆古印续存》（1916年）、《凝清室古官印存》、《隋唐以来官印集存》（1916年）、《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1923年）、《西夏官印集存》（1927年）等。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说，古玺印出土及著录很多，“唐宋以后官印，则谱录家多弃而不录，今宜留意采集”，“玺印之学有裨考古甚巨，古人但为谱录，考订之事尚待来兹”。罗氏较晚的著录偏重官印，应缘于此。此后，其子福颐继续致力于古玺印研究和资料的整理、考订，编辑了《古玺汉印文字徵》、《古玺文编》、《古玺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不仅为古文字和古史研究梳理出一批新材料，还培养出了研究人才。
此外，服饰诸器中，罗氏辑印了《古镜图录》（1916年）、《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存》附《镜话》（1929年）等。古玉、古陶、古器物范等除见于《雪堂所藏古器物图录》外，还有《古器物范图录》三卷、《附说》一卷（1916年）。瓦当、墓砖、图画、刻石类有《秦汉瓦当文字》（1914年）、《高昌壁画精华》等等。总之，他所涉及的范围，基本包括了所列的十五目。
（二）研究方法
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谈到三代礼器后儒罕见，汉代经学家笺注礼经已多舛误，后世作《三礼图》凭经注猜测礼器形状，多与实物不符，宋翟汝文提出应据传世古器订正礼图，当时虽未能实行，宋代金石学的形成对复原礼制和订正前人记载之失已有所推进，不过仍有待进一步解决。文中关于研究考释的举例，不仅谈到古器物与古文献相印证，还列举了保存在现代社会中之古代资料，如他谈道：
三代以来，泉币流传形制屡变，刀币以外更有圜金，近世复流传古贝，有天生之贝及贝制、骨制、铜制者。又有小于汉之榆荚、圆穿无文字，殆为汉荚钱所自昉，今台湾番国尚沿斯制，但较小耳。
这里他引述台湾民族学资料，证明这种有圆穿而无文字的古贝是货币，还提出它是榆荚钱的源头，这种证论的方法显然是现代的方法。现代古钱学家论证贝在古代社会曾作为货币，也援引“云南地区，贝（作为货币）一直沿用到清朝初年”作为证明。[42]近世“二重证据法”发展为“三重证据法”，正是引进了民族学资料作为复原古代社会的第三种参证。对于类似资料的收集，罗氏还提出“唐尺中土不传，日本正仓院尚有之，当仿制以资参考”。收集在国外的资料不仅是古代流传出去的，文中提到“每惜欧美诸国不知拓墨之法，但知藏去，人间不传”。因而对流散海外的古器物要设法与各国联系，“拓其文字或模造其形，以资参考”。[43]
不仅在国外要收集资料，还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与技术，如论及对汉画象石研究时罗氏说，汉画象石上的图象多画古事，不仅能了解汉代社会，还能考见三代物象。如画中捕兔的用具，正似甲骨金文表示捕猎会意字中某些用具之形，“知三代物象尚有存于炎汉者，欧人颇为考证”。又如佛教造像刻石，“其刻镂之工可考见古美术而知其流派，欧美海东斯学颇炽，而中土但考文字尚未及此，亦当兼采，以存艺术”。此外，他很重视利用西方珂珞版印刷技术，如《古镜图录》编辑成于罗氏在京师之时，曾“谋镌木传之，时无良工，不能举其事”。因为铜镜精美繁缛的花纹、纤细的铭文木版印刷几乎是不可能的，到日本后，借用珂珞版影印的方法，“影印精良，视墨本不殊铢黍”。[44]虽然珂珞版印刷成本高，但罗氏对不少出土文物都选取标本，用这种方法影印流传以存其真，尤其对甲骨资料的编辑。
至于大量资料的整理方法，罗氏倡导使用分类法，在《集蓼编》中他回忆说，在日本时曾和王国维谈到，“今日修学，当用分类法”。清代经史考证之学成绩很大，清初多治全经，博大而精密较差，乾嘉以后多分类考究，因而更加深入。用这种方法治学，王国维写了《释币》、《胡服考》、《简牍检署考》，罗振玉则分类编辑、刊布了一批古器物资料。对此他有一整套计划。如1916年他在《金石泥屑》序中写道，金石文字之著录，以三代礼器及寰宇石刻为大端，其余分支如玺印、泉布也都有专书，但这还不够，对于石刻应集中墨本，依文体分类，如讼、序、记、神道碑、墓表等等“分类辑录、罗列众本、精意校写，名之曰《寰宇石刻文编》”。对青铜器铭文等断代为书，分殷、周、秦、汉，至于六朝，“各为一集，名之曰《集古遗文》”。又将依物分类之书，如甲骨文、陶文以至明器、封泥、瓦当等“各以类别，总名之曰《集古图录》”。例如：
《寰宇石刻文编》按类分有《芒洛冢墓遗文》及恒农、邺下、襄阳、广陵、吴中、三韩等地冢墓遗文；《唐三家碑录》、《昭陵碑录》；《石屋洞龙泓洞造像题铭》；《西陲石刻录》以及《西陲石刻后录》；《蒿里遗珍》附《考释》；《石鼓文考释》等。在晚年罗氏又致力收集熹平石经资料，“呼儿同校理，含毫考同异；及门有关生，千里驰驿骑”。[45]边搜求、边考证、编辑刊布，而且不断增补。1938年成《增订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共收录“残石总得六千三百六十三言”，七经皆备。序中论其学术价值说，“盖炎汉今文之学，绝于晋永嘉之乱者，至是复见于人间”。
《集古遗文》主要有《殷虚书契》、《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编》、《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秦金石刻辞》、《汉晋石刻墨影》等。
《集古图录》则有《殷虚古器物图录》、《地券徵存》以及前述的一些依物分类的图录。
其他类除《金石泥屑》外，还有记新旧古刻转徙、存佚、著录情况的《石交录》（1939年），记流落异域金石刻品目的《海外贞珉录》（1915年），以及付工精印的敦煌唐拓温泉铭等，名为《墨林星风》（1916年）。
分类断代的著录方法，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早在1895年，罗氏得到诸城尹祝年（彭寿）寄来的王懿荣所刻《汉石存目》，信中还提到要继续作《六朝石存目》、《唐石存目》。此前罗氏校补《寰宇访碑录》时，已感到数量繁多苦不胜举，产生了“断代为之”的想法，所以得到王懿荣的书后很高兴，后来进一步补订了《汉石存目》和《魏晋石存目》（1915年）刊入《雪堂丛刻》。[46]对古文物著录有的也采取了这种办法，有的更加以发展。如1917年成《南宋衣钵》，序中简述我国山水画源流说，“山水之画其兴差晚，虽导源于魏晋，实启宇于李唐……开天之际，王、李挺生，两宗并峙，而南宗嗣续孳乳尤繁”，至清初仍“哲匠踵起，良工不绝”。但嘉庆道光以后，名迹散佚日益严重，仅存者被秘藏，人间难以窥见，“致风流歇绝，斯道逾微，有识之士，望古兴慨。十年以来，我国士夫颇或撰集，创为谱录，然朱紫不分，糅杂无纪”，无益于绘画史的研究。罗氏将所能见到的古今名迹，集为《画苑珠英》，山水树石画为其中的第二类，再分山水为甲乙两部，以阐明南北两宗，《南宗衣钵》选录的是南宗代表作，编辑方针、办法和目的是：
所取之迹，甄别至严，不使苗莠并生，荆兰同艺。先后之叙，约为四期，魏晋今不得见，爰以六朝暨五代为上古，宋元为中古，明为近古，嘉道以前为今代，按期分卷，摹印流传，并各系跋尾，用志管窥，将以振方衰之坠绪，续垂烬之传灯，绠短汲深，愿奢知绌，方闻之士，幸有以启予。
这种细致分类、分期，选取代表作阐述绘画史的做法，已经是现代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了。
（三）研究目的
金石学偏重一器一物的考证研究，而罗振玉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则更明确通过古器物学研究历史的目的，而且涉及的面很广，例如他提到值得特别注意的有“古代酒器之记容量者，并当资以考古”。汉墓明器中，曾见“兽圈中有一人以足踏弩，可考古者蹶张之状”。“汉时制机械齿轮范，可考汉代已有机轮，尤为考古者之所取资也。”这些经济史、社会生活史史料，在旧金石学中，很少有人注意。此外，如前所述，他还提到通过佛教造像研究美术史，“殷墟之古骨角蚌甲象齿之类，并可考古生物学，虽与古器物出于人造者略殊，并宜搜求以广学术”。这最后一点认识更使罗氏超过了前代金石学家，与后世考古学的综合研究得以接轨。
在搜求一种文物时，罗氏不仅注意一器一物的本身，还注意了解出土地情况及同时存在的遗物，这集中反映在安排罗振常与范兆昌同赴安阳小屯搜集甲骨的事情上。行前，罗氏嘱托“与龟甲同出者，必尚有三代古物，其尊、彝、戈、剑之类，必为估客买去，其余估客所不取者，必尚有之，即不知名，苟确为古物而非近代者之器，弟幸为我致之”。[47]所以罗振常携带的书籍除《殷商贞卜文字考》、《三礼图》、《考工记》以外，还有一部讲古生物、古人类石器时代遗存的《地球发展史》，据以鉴定所获石器时代及以前所遗古器物和古生物遗骸。此行收集的有牙雕、骨柄、律管、蚌璧、石磬、古贝、兽牙、兽骨等。1916年罗氏于其中选出五十五件，著录《殷虚古器物图录》一卷，附考一卷，自序中说，这些石、骨、牙雕很是精巧，无与伦比，虽是残阙断烂之余，“而可窥见古良工艺制作，兼可考古器之状”。对于这部书，邵子风《甲骨书录解题》介绍说：
自是书问世，契学范围乃骤然扩大，由文字之研究而跃入器物之探讨。前此之以骨董视龟甲、兽骨，而纯带古文字学之兴味者，自是乃转移视线于殷商一代之文化。[48]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因为罗氏从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论证了这是商王朝遗物，并将它与商史的探索联系在一起。
罗氏还在京师时，1909年开始校补劳经原《唐折冲府考》。因为府兵之制创于西魏，增于周隋，盛于唐代，但唐代所立的府数，早已不清，《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府名又多亡佚，劳经原父子辑于唐志又博考诸书，得府名五百五十七，罗氏每于石刻及隋唐兵符见有府名为劳经原未及者，则补录之，截止到1920年，补唐府名三十八，补劳注六十八。作《唐折冲府考补》附录隋兵府见于金石刻辞者十六。[49]直到晚年仍不断增补，为唐史研究补充了新的资料。此外青铜器及铭文拓本也是罗氏收集、整理、研究较多的。铭文考释，部分集于《雪堂金石跋尾》，收录有关金文的四十五篇，大抵每篇都有考释文字的新创获，如《不敦跋》，考释了薄伐的“薄”字，补充论证了蒋伯斧释出的“束”字，联系其他铭文中的“匹马束丝”，指出诸家释“束”为龟是错误的，又说文中“臣五家”之末字蒋伯斧疑为“家”，是正确的，还列举了其他铜器铭文中赐臣仆若干家的资料。这样，这篇保存了社会史重要资料的铭文就可以通读了。又如《莽量拓本跋》，不仅订正了《两汉金石记》释文之误，还联系文献考订了新莽史事。在日本时罗氏还与王国维谈到，金文研究不仅就一器进行考释，还应会合其他铭文作分类考释，并称“古金文通释，可约分四类，曰邦国、曰官氏、曰礼制、曰文字”。[50]这样铜器铭文可以进一步梳理成便于史学家使用的资料。
由于罗氏以大量精力用于古籍古物搜集、流传，用古器物学资料复原历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他在收集这些资料时，是很明确地作为历史资料而收集、刊布的。如在《赫连泉馆古印存》的自序中说，自己十五随学制印，始有印癖，稍长，渐聚诸家印谱，方知古玺印对小学、地理、官氏诸学大有裨益，但数百年来对此研究很不够。文中列举该书著录的资料中有益于考证的八事，书中的廿八日骑舍印，无文献可考，当为传舍之印，从汉代木简可知，塞上亭燧接受和发送文书皆纪日，“此印盖亦为传舍纪日之用”。又如，汉印中曾见“执法直二十二”的印文，“殆汉御史亦分曹当值，此皆可补史志阙文”。不仅如此，即使对书画艺术，罗氏在收集、整理、传布中，不止一次谈到书画不仅是供人欣赏，而且有学术价值。如在《艺术丛编序》[51]中他写道：
艺术者，非供耳目之近玩已也，狭而言之，为学者游艺之助，以考见古人技巧之美、制作之精；广其义言之，则三古以来之制度，文物系焉矣，凡载籍之阙遗、文质之递嬗、人才之兴替、政俗之隆污，莫不于是觇之。
这些都说明罗氏收集、研究、传布古物的主要目的是为古史研究提供资料。
这一目的还充分地体现在他对收藏古物的态度上。罗氏极喜欢收集古物，罗振常在《洹洛访古游记》中有“兄嗜古若渴”的评语。然而，他又和一般嗜古的收藏家迥然不同，陈邦直在《罗振玉传》中说，罗氏搜集古物的方针，是求有益于学术，若文字有价值的，即使残物碎片也重价购买，否则无论器形多完整，锈色多美观，也不甚重视。而且收藏家一旦得到珍品，必永久珍藏，轻易不会出售，罗氏不同，购买时是为了作治学资料，著录完后，“往往绝世珍品亦多售出，再将所得代价重新购买，依然为治学资料”。“先生之收藏并非求富，亦非为夸耀一时”，“一生治学，惟以发扬东方数千年之文化为目的，至于一身之名利，子孙之产业，皆非先生之所计也”。确实如此，据所见材料，罗氏的藏品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卖掉。如在日本时用于维持生计及印书；也有义卖用作赈济；[52]或者捐赠，1935年沈阳博物馆前身奉天国立博物馆成立，罗氏将所藏明器精品悉捐该馆。[53]近年沈信夫撰文《罗振玉晚年二三事》谈到罗氏葬礼说，入殓时有不少市民看到，“棺材内除白石灰包（防潮湿）和遗体外，仅有平日用的眼镜一副、怀表一只。终生所搜集的大批甲骨，锁在附近藏书楼上，一片也没带走。悲夫！”[54]实际上，这些正是罗氏的意愿，1935年他在《贞松堂吉金图序》中写道：
予平生无它好，图书以外惟喜收集古物……意谓金石之寿，有时不如楮墨，即为之编印流传，则器之聚散当为一任其自然，固不必私之一己也。
他这种因“嗜古”而致力古物流传，不在乎是否“私之一己”的思想，为当时不少人难以理解，所以才有罗振玉做古董买卖而发财的流言。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学术活动没有国家支持，一个没有恒产的学者不这样做，又怎么能收集刊布更多的史料呢？
注释：
[1]莫荣宗：《罗雪堂先生著述年表·引言》。
[2]转引自罗继祖：《庭闻忆略》，第136页。
[3]见《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3—124页。
[4]罗振玉：《适园丛序》，《贞松老人外集》卷一。
[5]见《永丰乡人行年录》，宣统二年。
[6]《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上。
[7]《雪堂丛刻》，见《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台北龙华出版公司，1968—1977年。罗氏跋见《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
[8]罗振玉：《集蓼篇》；又见王若：《新发现罗振玉〈东方学会简〉手稿跋》，《中华读书报》2008年8月20日。
[9]升允，字吉甫，蒙古族旗人，姓多罗特氏。以举人累官陕西督粮道、山西按察使等。王国维入值南书房即其所荐。1931年贫病而死。
[10]罗继祖：《涉世锁记》，载《海角濡樽集》，长春文史资料第41集，1993年出版。
[11]罗继祖：《庭闻忆略》。
[12]溥仪：《我的前半生》。
[13]曾宪通编：《郭沫若书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红本，是指皇帝或内阁批发的奏折、公文等；题本，是各衙门署题钤印上报的公文。
[15]王国维：《库书楼记》，载《观堂集林》第23卷，1927年版。
[16]以上事实参见罗振玉：《集蓼编》，载《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又见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和《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明清档案》第一本，1986年台北版。
[17]见罗振玉：《集蓼编》；又参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中罗振玉致筱珊第四札。
[18]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载《明清档案》第一册，1985年台北版。
[19]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载《明清档案》第一册，1985年台北版。
[20]王国维：《库书楼记》。
[21]罗振玉：《甲子岁谕儿辈》，《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22]见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又金梁《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四号。
[23]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序，1924年。
[24]参见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历史及其整理》，《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一期，1948年2月。
[25]参见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附表。
[26]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
[27]罗福成：《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卷足本序》。
[28]罗振玉：《宋椠本草窗韵语跋》，《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
[29]罗振玉：《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跋》，《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
[30]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1915年。
[31]罗振玉：《日本桔氏敦煌将来经目录》序。
[32]《永丰乡人行年录》附录。
[33]见《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
[34]载《中国史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5]见罗振玉：《匪石先生文集》跋。
[36]见《贞松堂校刊书目解题》第一六一。
[37]《永丰乡人行年录》，1903年。
[38]罗振玉：《寿药雨七十》自注，见《贞松老人外集》。
[39]罗振玉：《殷虚书契序》。
[40]罗振玉：《梦郼草堂吉金图序》。
[41]后增订为《传世代古尺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
[42]朱活：《古钱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版。
[43]罗振玉：《与友人论古器物书》，载《永丰乡人稿甲·云窗漫稿》。
[44]罗振玉：《古镜图录序》。
[45]罗振玉：《辽海吟·得汉石经残字》。
[46]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1895年，又见罗振玉《重订汉石存目》序。
[47]罗振常：《洹洛访古记》，下同。
[48]转引自莫荣宗：《罗雪堂先生年谱》，载《大陆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六期。
[49]罗振玉：《唐折冲府考补》序。
[50]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序》。
[51]见《贞松老人外集》卷一。
[52]罗振玉：《梦郼草堂吉金图续编》，载《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53]参见陈邦直：《罗振玉传》。
[54]《淮安文史》第十辑，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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