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闻在《初版自序》中说，“这种寓论于述的特征不是绝对的，但它对我的写作个性来说有代表性。当我对传统的词话、诗话以至画论那种寓论于述的方式越来越感兴趣以后，当我对于一些强词夺理、越说越糊涂的论文发生反感之后，我虽未曾完全遵守寓论于述的写作方式，有时也不得不作理论性的写作时，仍然尊重寓真理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之中的写作方式。”换言之，王朝闻依旧延续自己一以贯之的创作思路，结合具体作品论述艺术创作的问题。在书中，他为读者仔细介绍了各种美术体裁的特点，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描述了创作体裁如何服务于艺术主题，鞭辟入里地阐释了如何将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真实性做到完美统一的问题，细致入微地解释了艺术是如何传神地表现对象特征的，生动形象地介绍了艺术的含蓄这一命题，辩证地论述了动势与姿态的倾向问题。与此同时，王朝闻还介绍了结构的多样统一、变化与和谐、对比与照应、艺术夸张、间接描写等问题。
《新艺术创作论》企图解决如何深刻地、生动地反映生活并教育群众以及更好掌握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写作过程中，王朝闻曾得到“我们最敬爱的同志”即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鼓励。作者也自觉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运用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思想，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古今中外广博丰富的艺术经验，对文艺创作中的一系列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发表了许多创见。例如在《矛盾的魅力》这篇短文中，王朝闻就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艺术如何反映现实生活的看法：“矛盾存在于现实，现实无处没有矛盾。因此再现矛盾的艺术，是富有魅惑力的艺术。但这矛盾只能从生活实际中发掘并加以强调，不是为矛盾而矛盾。”
在探讨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上，王朝闻十分强调生活实践和生活经验对于艺术创作的积极意义，认为深入地体验生活和观察生活是艺术想象力和创作灵感的直接和主要源泉，对于艺术创作和天才的成长具有决定作用。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生活基础对于艺术思维的能动作用，加强对想象这一艺术思维的重要特征的理解，王朝闻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想象、创造与生活经验》的文章。在文中，他这样说道：“我有一种好玩的经验：在独处的宁静的情况下，壁上的斑痕也能引起我的注意。一经凝视，斑痕幻化为生动的新奇的形象。它是平时构想不出的形象。那些舞蹈者，溜冰者，把孩子顶在头上的妇女，奇妙地扭着脖子的小鹿，放纵的跑着的马……”同时，王朝闻非常反对美术家将自己囿于画室之中，不和生活亲密接触，而是热情鼓励画家“走出画室”，贴近生活，汲取充分的生活养料。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不能只满足于旧的生活经验，从而抵触新鲜事物。而必须接触、联系、体验新的生活实际，捕捉具有时代气息的人物和事件，从而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现实的本质特征。在创作方法问题的钻研上，王朝闻十分强调和推崇新现实主义，反对和排斥自然主义，反对公式化以及概念化，他明确地指出形象不是自然的翻版，而是通过作家的主观作用，有所选择、有所强调，经过加工和处理，重新开拓，实现新一轮的全新创造，因此艺术比生活更有组织、更集中、更单纯，更有普遍性。
王朝闻同时还认为，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相比较而言，并没有绝对的比较价值。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两者不具有丝毫的共同点。自然主义不留情面地抹杀了作家的主观批判作用，承认无条件抄录现象为正当，这在本质上判断显而易见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这样并不利于艺术思想性的提升和发展。在文艺政策问题上，王朝闻也强调政策对于在如何认识现实和如何教育群众方面的主要作用，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政策只能帮助作家认识现实，而不能代替作家提供具体形象。政策不等于创作方法，更不是创作的源泉。作家不要把它当作万应灵丹，不能以为有了政策便有了一切。”
综上所述，《新艺术创作论》的突出特点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字通俗活泼，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9年出版的这部著作，标志着王朝闻在理论研究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一部论文集完成之后，从1950年到1951年夏的近两年时间里，王朝闻又陆陆续续发表了42篇论文，结集为《新艺术论集》。这本书较之于《新艺术创作论》，写作方向作了一定的调整，主要转向对文艺现状的评论。在这些评论当中，王朝闻主要对年画、漫画、宣传画以及领袖像创作等问题进行关注和批评，而相对较少涉及诸如中国画、油画和雕塑等美术门类。其实，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再加上较少涉及的这些门类基本上还处在蜕变的过程之中。但是，《新艺术论集》因为内容多是时评，在理论深度的开挖上显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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