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15日，《美术》月刊创刊并开始出版发行。由于编辑部是新建单位，起步阶段的开垦工作自然是艰辛万苦的。再加上调来的绝大部分同志并不熟悉编辑业务，不得不花费较大的力气给他们补课。其实，王朝闻早已预料到自己担任主编工作必定会碰到这个棘手的问题。他的创作开始退居次席，理论工作占据了主导地位。王朝闻发动编辑们采用访谈的方式，通过与老艺术家们多次的交流，协助老艺术家提起手中的笔，将自己宝贵的创作经验付诸文字。王朝闻身为主编，工作量自然重于其他人。组稿、改稿以及自己采写稿件，无数的工作把他忙得晕头转向。但有时还吃力不讨好，经常做“恶人”。按常理来说，送给主编看的稿件应当是初定稿。但是王朝闻的工作要求十分苛刻，所以所谓的初定稿，其实已经经过了大量的修改。有些重点稿件在编辑改了之后，王朝闻还要亲自修改，有时一遍不行，就重新来过，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有时，王朝闻甚至还一票否决编辑采写的稿件。
干艺术评论这一行其实是非常容易得罪人的。艺术评论家本着说真话、说实话的客观精神，力求公正、准确、独到地评价艺术作品，尤其是对那些产生较大影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或有争议的作品都要做出权威性的评论。这样一来，对一件艺术作品，既可以赞赏它非凡的创作优点，又可以批评创作的美中不足。既可以在肯定赞扬的大前提之下提出一定的修改意见，也可以在直接点明不足之处后，指出可圈可点的地方。而正因为美术评论存在这样的情况，王朝闻长期处于夹缝之中，常常苦恼不已。1955年春，中国美协举办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将展出1949年第一次全国美展后和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以来所创作的美术作品，同时，通过这一次展览会检阅新中国成立五年来在美术创作上的成就、检查五年来美术创作上所存在的问题，以期进一步推动和繁荣我国的美术创作事业。基于这样的认识，王朝闻在《创造性的构思》一文中具体指出了展览会上几幅作品的不足之处，其中还包括一位老朋友的油画。王朝闻的这位老朋友画了一幅有关劳动模范夜以继日进行技术革新事迹的作品，在王朝闻看来，无论是主题的选择还是绘画的技巧都可圈可点，但它在表达主题的方式上，太急功近利了，过于直接的表现直接导致了艺术意义的流失。按理说，这只是实事求是地就画论画，并不存在有意为之的攻击。但是受到批评的同志可并不这么认为，觉得王朝闻这是鸡蛋里挑骨头，摆明了是故意和自己过不去。于是对王朝闻进行了直接而猛烈的攻击。出乎王朝闻的意料，其并没有就自己所作的画进行反驳，而是斥责王朝闻在文章中称赞那些过于鼓吹间接描写的作品，认为这样的赞扬是不符合实际的，严重违背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那段时间，莫名的抑郁苦闷让王朝闻心力交瘁。心情沮丧的他这样说道：“最烦的就是那种在嘴上讲为了工农兵，实际上却要评论家为他个人服务的人。评论工作又不是专门搞吹捧的贱行，和创作相比就要低人一等。何况我的本行就是搞雕塑创作的，绝非一种偏见认为的搞不出创作才去搞评论。自己去搞评论工作虽然有个人兴趣的转移，但主要还是刊物主编的岗位和文化建设的需求在牵引。一件作品的得失我能说出来，作者却不一定说得出来，看不出问题如何提高创作水平？今后对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缺少自知之明的作品，下决心再也不置一辞。”他的这番牢骚言辞虽略显偏激，但也实属无奈。
1955年，全国文化界的多事之秋，1月开始批判胡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3月开始评判俞平伯、冯雪峰等学术、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5月开始批判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1月开始批判梁漱溟的教育思想，12月传达“丁、陈事件”。在这一系列批判运动之中，当属批判胡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最大。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但胡风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一些有关自己的空穴来风的不实报道，他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长达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报纸上刊载的关于胡风案的材料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胡风在报告中指出，从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毛泽东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他还建议，作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让官员们改造自己。他还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七八种杂志，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以提倡多样性。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宣部的报告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王朝闻虽和胡风没有深交，但也有过几次接触。当时，王朝闻随卢鸿基去育才学校见周恩来同志，但是卢鸿基的宿舍在赖家桥，距离目的地尚有一段距离。当天晚上卢鸿基便带王朝闻到胡风家里住。虽然王、胡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这对新朋友那天畅谈甚欢。于是卢鸿基建议王朝闻为胡风画一张速写以作纪念。后来，王朝闻还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战地随笔和一套连环画。随着这场批判运动的开始，与胡风往来密切以及曾经在《七月》上发表作品的作家或艺术家等数十人都受到了牵连。这些悲剧的发生顿时搞得人心惶惶，亲眼目睹这些情况的王朝闻自然开始不安起来，精神状况一度颇为糟糕。直到文化部的领导明确表态说，“王朝闻与胡风的交往属于一般性的来往，没有什么政治问题。”这才让他如释重负，不禁长长舒了一口气。
可能是前半年精神上背负了沉重的压力，加上近年来超强度的工作负担，到1955年年底，王朝闻的健康状况出现异常。他整个人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足足瘦了一圈，而且还出现了心悸、失眠、幻视、幻听、敏感多疑、话多而乱等症状。一开始，王朝闻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在意，只是觉得小病而已，只要自己多注意休息，应该会不治而愈的。但是事与愿违，病情非但没有一天天地好转，反而出现了恶化的态势。这下王朝闻担起心来，便去北京医院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他被诊断出得了神经官能症。医生看到体检报告之后，告诉王朝闻必须立即停止手头的工作，去疗养院静养一段时间。王朝闻一开始不愿这结果，觉得可能是弄错了。毕竟自己才40岁，身子骨最硬朗的时候，不可能有这种病。他还打趣地跟医生说别开玩笑了。医生见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医生怎么可能跟病人开玩笑！”见医生一脸严肃的样子，王朝闻开始认真起来，仔细听医生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你也先别担心这种病，其实这病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可怕。在50岁之前只要得到及时的治疗，恢复的可能性其实还是挺大的。但是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继续坚持工作。年纪一旦拖过了50岁，治疗起来就难上加难了，而且恢复的几率就十分渺茫了。”
中宣部文艺处的两位部长苏一平同志和林默涵同志在得知王朝闻的病情之后，特地来到他家里进行了慰问。当他们看到王朝闻精神恍惚、身体虚弱之后，便宽慰他好好养病。经过中宣部这两位领导的关照，美协机关最终同意让王朝闻去青岛疗养。1956年年初，王朝闻和简平一同前往山东。因为之前苏一平同志介绍了一位山东中医院的老名医给他看病，因此两人首先去了济南。找到老中医看完病之后，王朝闻带着一堆中草药独自上车前往青岛。
青岛的确非常适合疗养。每个人来到这里之后，都会赞叹这是一座令人向往和值得留恋的城市。这里既有别具韵味的欧陆风情，又有自然宜人的海滨风貌；青岛是“山·海·城”完美结合的城市。山依海滨，海临城边，城傍山势，海映山色，一派“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迷人风光。海，赋予了青岛蓝色的浪漫和四射的活力。经过两个月的细心调养，王朝闻的精神状态得到了相当不错的恢复。之前暗黑的皮肤恢复了往日的光泽，因为长时间熬夜而形成的黑眼圈也逐渐消失，心悸、失眠、幻视、幻听、敏感多疑等一系列症状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目光也不像疗养之前那么游移不定了，可以说整个人都焕然一新。这让来看他的妻子倍感欣慰——两个月没有看到王朝闻的简平可以说足足提心吊胆了两个月，现在看到他一切都慢慢恢复正常，总算安心了一点。但是王朝闻告诉简平，自己“强迫观念”的病态还是存在。他说，虽然生活在美丽的海边，但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不敢去看海，总是担心看似平静的海潮会突然向他席卷而来，产生被海水吞没的恐惧感。有时候一个人也不敢单独上街，即便是靠着人行道最里边行走，还是心有余悸，惧怕对面飞驰而来的汽车一个加速度就将他撞飞了。尽管王朝闻自己也觉得这种“强迫观念”已经有所改善，较来青岛之前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他始终觉得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简平一边宽慰王朝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边暗自担心这个病，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康复。
王朝闻还对简平说：三四月份是青岛气候最糟糕的时期，阴冷、风大，所以住在这里的休养员极少，一栋楼里就他一个人。安静是够安静的，却很寂寞，每天只能以书为友，从家里带来的《莎士比亚全集》差不多快读完了。听完这话，简平立即反应过来，马上向王朝闻保证回去马上给他邮寄图书。王朝闻顿时乐呵呵地笑了起来。他们夫妻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回到北京之后，简平立即给王朝闻寄了巴尔扎克和萨布雷等人的著作。王朝闻在疗养期间埋头阅读，还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读书札记。比如，其中一段他是这样写的：我不只重视作品中的人物或事件的个性，同时也重视艺术作者个性的差别性，例如写剧本的莎士比亚较重视想象，写小说的巴尔扎克较重视形象的真实感。艺术作品既然是作者所创造的，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特征的规定性，以及人物的个性与共性的联系，都不能不显示出作者对他所创造的人物或事件的情感态度。
因我离开了北京，和在北京经常接触的人有了距离，对他们性格的认识也清醒了得多。对实际中的人物的性格的认识深化之后，对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的认识也深化了。
看来，疗养对王朝闻的文艺理论修养的提高也很有帮助。
在青岛疗养的这段日子里，王朝闻的儿子牛牛也随第二次到青岛探望丈夫的母亲来呆了两个星期。这短短的两周时间是他们一家三口最愉快的日子。王朝闻上午接受医生的治疗，下午便带着牛牛到海边畅游，而简平则幸福地坐在沙滩上看父子俩嬉水。简平在没和王朝闻结婚之前就在颐和园见识了王朝闻不俗的水性，这次来到海边更是让她大开眼界。一会儿，王朝闻将救生圈给牛牛套上，用脚勾着救生圈优哉游哉地仰泳起来；一会儿，他让牛牛骑在自己的背上，四平八稳地游了好长一段距离，把牛牛逗得十分过瘾，也让岸边的简平看得心惊肉跳。看着王朝闻的病情较上次又有了明显的改善，简平自然喜上眉梢。而牛牛的到来，更是让他尝到了不药而愈的滋味。牛牛在的每一天，王朝闻天天好心情。就算玩了一下午，晚上照样神采奕奕。有时在做读书札记的时候，也硬是让牛牛留在身边，一点都不烦他吵闹。
更让王朝闻激动万分的，则是从北京传来的好消息：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央做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王朝闻深知这个方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快速提高科学文化事业的水平。其次，在科学文化领域内依旧存在着某些“左”的思想，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动不动就会出现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这与当时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与主要任务是不相适应的。针对这一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十大关系期间，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艺术和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要贯彻毛泽东过去吸收党内意见时提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
听到这样的消息，王朝闻自然很兴奋。他觉得这个政策如果得到很好的贯彻，肯定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进步意义。对于自己的写作来说，也可以更加放开胆子，迈开步子了。但是，残酷的历史证明，王朝闻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的愿望太过于天真了。当然，这还是后话。从当时来看，这个消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一个好消息。至少，有利于王朝闻的康复。9月底，王朝闻结束疗养，回到北京。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