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王朝闻出版了又一本论文集《一以当十》。这是他把1957年1月至1959年7月期间发表的总计37篇论文以及1955年的1篇论文结集而成的。他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区别以及艺术的独创性，并且通过对古今中外的美术、文学、戏剧、舞蹈等名作的具体而又生动的分析，阐明了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的关系与规律。

    王朝闻说：“一不等于十，一不能代替十；一以当十是相对的。这一个可以代表其他，却不是代替其他。他可以和千千万万的人相似，却不相同。”显而易见，这是王朝闻认识生活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可以看作是他再次认识生活、重新感悟生活的出发点。在他看来，饱含概括性的艺术形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抽象的符号，而是那些可以使得欣赏者举一反三的栩栩如生的形象。这就是王朝闻所说的“一以当十”的典型化。通过上述的简要概括，不难发现王朝闻的典型论和一般典型论具有明显的差异，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他不仅仅只从客观事物的典型性来看典型，而是从艺术家自身所带有的主观作用来对待典型；不仅单方面地从艺术形象自身来分析，而且还从观众的层面出发，通过观众的共鸣性反映出来的表现作更加深入的分析。

    在20世纪50年代，整个中国美术界强调艺术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随之也相应地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很多美术家为了响应上面的号召，直接将生活原封不动搬进了画面，直接不作任何修改地在画面中阐述故事、说明道理、宣传政治口号。显然，这是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的。有些美术家在思考主题性创作的过程中，抛弃了艺术意蕴的衡量标准，直接以主题的大小及政治性作为其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这一本末倒置现象的出现，引起了王朝闻的密切关注。他在不停地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区别艺术和生活。于是，王朝闻用“一以当十”概括艺术对于生活的单纯化、典型性的创造作用。他说：“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在认识生活时，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能不能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契合特定艺术样式，塑造不落俗套的形象，典型形象。”王朝闻从自身欣赏艺术的经验出发，将艺术和创造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继续对其作更加深刻的研究。他特别强调了从生活的其中一个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所有侧面来再现现实的表达方式，鲜明而不留余地地批评了人们在创作中只注重共性而忽略了个性，尤其是对于典型性的错误理解。他明确指出：作为艺术现象的艺术，是生活实际的反映，也是艺术家的劳动和欣赏者的需要的表现。只有联系欣赏者的需要和影响，才能判断艺术思想和技巧的高低。艺术家的本领之一在于适应广大欣赏者的生活经验、情绪记忆、欣赏要求、习惯、理想和愿望，塑造出容易了解，同时又能够唤起相应的“再创造”和“再评价”的心理活动的形象，让人们获得审美享受，受到健康的思想感情的影响。

    王朝闻在《欣赏，“再创造”》、《适应了征服》等几篇论述创作与欣赏的文章当中，着重论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艺术创作的重要特征是由复杂到单纯的转化。单纯化的艺术形象来自生活，和生活本身可以有很大的区别。与此同时，王朝闻进一步指出，典型的形象总是比生活现象单纯。要求创作里的形象和素材一样复杂难免会取消艺术。对于艺术欣赏，王朝闻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艺术欣赏的特点，其实不过是借有限的却也就是有力的诱导物，让欣赏者利用他们的那些和特定的艺术形象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以至“丰富”或“提炼”既成的艺术形象。无形的音乐是给人听的，可是听音乐的人能够觉得看见了其实不在眼前的什么。有形的绘画是给人看的，可是，例如画出了汹涌的水势的遥远的“水图”，能够使人觉得仿佛听见了什么，这就是“再创造”。

    王朝闻关于“一以当十”问题的论述，完全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的客观事实进行的有益探索，“尤其是针对主题性创作这一命题而进行的关于现实主义实践性的理论探索，是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加以中国化和造型艺术化的理论发展”。它深刻而又透彻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中国现实主义是如何将反映现实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内涵，而典型性只是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怎样发挥主体创造作用的一个命题，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强调审美的客观性，而且作为一种主体创作，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

    王朝闻的妻子简平曾这样评价这本论文集：“《一以当十》较前四本书的眼界更加开阔，对文艺理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既不是西方观念的贩卖，也不是冥思苦想的闲谈。这些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多年来创作、欣赏和教学经验的总结，体现了王朝闻对于中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取得的成果………”

    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在整个文艺界都引起了轰动。当年的学生或者青年文艺工作者几乎都阅读过这本书。许多当年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成名之后碰到王朝闻的第一句话总是：“王老，我当年读过您的《一以当十》。”这本书长久的生命力在21世纪的今天也得到了充分地体现。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经典新读·文学课堂》第二辑将此书选入再版。

    王朝闻总结说：“过去我提出一以当十的论点，就意味着一与十、百、千、万的相互关系。在我看来，没有一就无所谓万千，一是万千的概括或代表。代表和代替不同，所以个性化在艺术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万千在艺术中是通过一而得以表现的，关键在于塑造出一（个别）的代表性。艺术所创造的典型，可以说是现实生活中的十、百、千、万对一（艺术形象）的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为，艺术家在塑造形象的过程中是一个从十到一减少的过程；而作为欣赏者的观众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则恰好相反，是一个从一到十的增加的过程。这一个增加的过程和一个减少的过程，正好恰如其分地完成了艺术典型的全过程。总而言之，创作是欣赏的对象，没有欣赏就没有创作。欣赏的需要推动了创作，同时创作又创造着欣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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