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粉碎“四人帮”的全面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共产党、挽救了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1978年11月1日，应复旦大学校长夏征农之邀，王朝闻到复旦讲学。他这次的讲话内容主要围绕美学的学习与研究方法问题，并且还和台下的学生进行了很好的互动，就同学们关心的治学问题发表他的个人意见。王朝闻鼓励在座的年轻学生既要扫清别人给他们制造的重重阻碍，同时也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自己头脑中的一些不利于个人发展的问题清理干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众说纷纭。王朝闻在会上针对这一社会热点问题，特别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满足于读懂或引用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研究结果”。在这次讲座中，王朝闻对于“专”与“博”也做了极其精彩的论述，他明确指出“深与广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要深就必须广，不广就深不下去。”“要正确地向历史和异域伸手，让古往今来的东西为我们所用，特别是对那些成功的，有显著成就的，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作家和他们的经验。”王朝闻还号召同学们“应该研究美学诸学派，从王充到王夫之等中国的文学理论我们都加以研究。”同时，王朝闻也告诫学生们，“对于他们的理解，不能不是以自己的社会实践为条件的。”

    王朝闻的演讲不时被台下同学们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而且，同学们对王朝闻丰富的人生阅历十分感兴趣，津津有味地和台上的这位老人一同分享他的人生经历。的确，王朝闻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其中的滋味是外人很难理解的。

    1978年8月，《文汇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独家发表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新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让饱受十年“文革”浩劫的无数中国人酣畅淋漓地释放出埋藏在内心深处长达十年的冤屈、苦闷、压抑、无奈和眼泪。卢新华自己也曾说，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伤痕》不是他写的，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用他们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难、血泪和生命体验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王朝闻到复旦讲学的时候，全社会都在讨论这篇小说。王朝闻虽然是搞文艺评论的，但是历史的教训让他一般不太愿意就作品的思想内容发表意见。但是在复旦，他充分肯定了这部极具争议的小说，也在领导和师生面前大大方方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王朝闻认为，低沉的调子和高昂的调子都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假如不顾它及时地揭示了意义不小的问题，代表了成千上万群众讲出心里话这样重要的特点，偏要说它是一篇坏作品，这未免片面、偏激。后来，王朝闻写了一篇《伤痕与〈伤痕〉》，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位初学写作者在许多作者尚未注意到，而他竟敏锐地深入到人们灵魂的领域，抓住“四人帮”法西斯专政在人们心灵上所造成的伤痕，所造成的家庭的社会的悲剧，利用小说的形式加以暴露，激起人民对“四人帮”的愤慨和仇恨，更珍惜今天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现实，从而同心同德为消除“四人帮”在各方面造成的伤痕，为实现“四化”而共同奋斗，这就是小说《伤痕》可喜的创造性所在。王朝闻肯定了《伤痕》所表达的对个体生命的关切，肯定其揭露“文革”对当时相当数量青少年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内伤的客观事实。在文章的结尾处，王朝闻特别强调“为了文艺评论的健康成长，一定要避免在它的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

    1978年冬天，文化艺术研究所招收第一批研究生。王朝闻深切地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尤其对于美术理论来说，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讯号。王朝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足足等了大半辈子，他迫切希望有那么一帮积极向上，对美术理论充满兴趣的年轻人来接过他的衣钵。说实话，王朝闻产生这样迫切的愿望是很容易理解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人才层出不穷，一年换一拨，出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可喜局面。然而，理论人才培养的断层直接造成了美术理论研究始终停滞不前。基于现实的紧迫感，王朝闻根本没有多考虑自己当时的身体状况，决定多带一些“美术学”的研究生。

    王朝闻是一个对工作极度认真的人，一丝不苟的态度成为了他治学的标志。对于自己，他总是高标准、严要求，对于学生，他更是不敢马虎。对于学生的学习计划，王朝闻总是和学生商量着制定。他总是希望学生能够充分利用宝贵的学习时间，打好扎实的基础，为今后的工作储备知识。对于学生的研究选题，王朝闻总是费尽心思。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个好的选题，对于整篇文章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王朝闻在经过反复阅读之后，总会耐心地给学生指出问题，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供学生参考。到了论文的审稿阶段，王朝闻更是高度关注学生们的论文质量。在为学生讲授研究方法的同时，王朝闻也非常注重理论结合实际，从生活实践中获得更加经得起考验的理论。1982年，王朝闻亲自带领两位博士生赶到南京博物院和郑板桥纪念馆进行实地考察，通过结合实践的讲解，让学生们对于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王朝闻不仅在学业上关心学生，同时他也非常关注学生的心理成长。毕竟，学会做人也是一门重要的课程。王朝闻依照自身的经验，时不时地为学生们讲述为人处世的道理。有一次，一个学生因为硕士论文未获通过，甚是沮丧。王朝闻见状，即刻对其进行了耐心的开导，让他不要气馁，鼓足信心再接再厉。直至这位同学想通，王朝闻才默默离开。后来，王朝闻为了这件事情，还特地给美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研究生工作的华夏同志写信说：“需要安慰，需要鼓励。”王朝闻还详细地帮助这位学生分析个人的具体情况，经常勉励他应该坚强，不应因小小的挫折而垂头丧气。这位学生在王朝闻的鼓励帮助之下，渐渐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不仅在第二年顺利地拿到了研究生学位，还在后来的工作中取得了成功，成为了著名的美术评论家。

    1979年春，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文学艺术研究院”，王朝闻担任副院长一职。在1981年至1985年的五年中，王朝闻受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参与审核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指导教师的工作。1988年10月，王朝闻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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