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王朝闻已经76岁高龄，这个时候让他出马再写一本书，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审美谈》从1982年8月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精力依旧充沛的王朝闻就完成了一部36万多字的美学新著《审美谈》，1984年，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深入浅出的作品既是对王朝闻前期美学思想的总体性回顾，同时又在理论层面上进行了相当的升华和一定的深入。王朝闻利用这部专著实现了他由审美客体转向对审美主体研究的历史性转折。王朝闻认为，艺术欣赏不能不涉及审美主体的审美心态，诸如敏感、灵感与错觉，联想、想象与记忆，感性直觉与理性分析，情感的共鸣与同情等。如果从探索审美主体的地位、作用和特征这一系列角度出发，《审美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审美谈》的写法类似于随笔，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随笔。作为一本通俗的教材，它与常见的那些系统化的教科书的写法存在很大的区别。尽管王朝闻将这本书定位在一个“谈”字上面，但是细心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一定会觉得，把“谈”字换成一个“论”字，会显得更加确切一些。当然，无论是“谈”还是“论”，在本质上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因为这本书的文章都是以王朝闻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验和专业实践作为基础的，因此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会被艰涩的理论降低阅读兴趣。同时细心的读者也一定会注意到，《审美谈》不是按照章节的先后顺序进行写作的，有些是思考得比较成熟了，对每一段的结构都有了把握，最后将脑中的思路转换成为文字，而另外一些则是王朝闻因一时的灵感或者写作冲动临时写作而成的。尽管有快有慢，但文章的质量却没有因此而打了折扣。篇篇精彩，章章叫好。王朝闻始终觉得这本书应该有意摆脱教科书的形式，因此在每一章的安排上都下了不少工夫。他希望读者阅读的时候不会产生阅读疲劳，更不要将貌似深奥的美学理论问题复杂化，从此望而却步。他用心良苦的写作，就是希望读者只要一打开书就会有阅读的冲动。基于这个原因，他把每一章甚至每一节都相对独立开来，以便读者抽出其中的任何一节来阅读，都兴趣十足，甚至有种不读不快的感觉。
这本书所要探讨的直接对象主要是人对艺术的审美活动。在书中，王朝闻举例说明艺术欣赏的过程。欣赏者主观的联想、悬疑、情感等多方面心理活动不自觉地交替配合而发生作用，对于没有直接反映出来的生活有所发现有所补充，使审美能力得到证实和丰富，从而增加了审美愉悦感。王朝闻还尤其强调欣赏和创作都必须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艺术所反映的现实对审美活动来说是无限的，因而不能认为只有熟悉了一切生活才可能欣赏艺术。但是，只有当欣赏者拥有了一定的生活经验，艺术所反映的某些生活对他才有可能成为他的感受和认识的对象。
著名作家李哲良先生在1985年6月1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神奇的审美世界》一文，着重论述了他阅读《审美谈》以后的感受。他认为，王朝闻先生在强调审美经验是来自客观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既看到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同时也看到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他将二者统一起来，认为二者的正常关系是“互相依赖着的”。然而，看到主体与客体的这种“相互关系”并不困难，难的是主、客双方究竟在哪一点上构成了这种“相互关系”？构成双方交叉点的原因又是什么？《审美谈》的作者以他长期形成的丰富的审美经验捕捉到了这一交叉点，这就是主体与客体的“互相创造”、彼此“适应”，即发挥“潜能”的作用。并由互相创造、彼此适应，即双方都发挥“潜能”作用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这才能构成相互关系的交叉点，美感也就由此而生了。因此，作者王朝闻认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是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审美感受的主观性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对于美学研究来说，这种关系自身也是它的对象。正如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那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一样，审美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是互相成为条件的。”主体虽然要受到审美对象的客观性的约束，但由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审美经验却“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这正是《审美谈》的深刻、独到之处。据此而阐述的有关审美主体的主观性的特殊性、作用和兴趣、想象、联想、直觉等复杂心理变化的规律，都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王朝闻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和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原则，更值得推崇和提倡。在写法上，本书保持了王朝闻以往的特色：“不按照教科书的写法”，而采用“一种随感式的写法”，也增强了书的可读性和适应性。事实证明，这种近乎于摆龙门阵的叙述方式，并不影响理论的升华和逻辑的推演。各章节既连贯，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反倒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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