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胡同里，一位不年轻的母亲，领着个5岁大的男孩儿走着。他们没有去看皇会，从娘俩轻快的脚步中和有说有笑的言谈中，可以看出有更重要的事在吸引着他们。
来到一处院落前，母亲抬手扣动门环。稍顷，一位老先生走出来，从花镜上方抬眼打量着眼前的母子，目光落在孩子身上，手一伸做了个请的动作。八仙桌前写大字的几个孩子停住手，扭头向屋外张望。
“叫什么名字？”老先生落座后问男孩儿。
“还没大号呢，就麻烦您老给他起一个吧！”母亲说。
老先生眯起双眼，仔细端详了孩子好一会儿，抬笔在宣纸上写下三个名字。
孩子的母亲虽没念过书，却也认得几个字。指着其一个名字说：“您看这个咋样？”
“嗯——”老先生手捋须髯，口中念念有词：“梅者，古有报春花之美誉，吉祥之物是也。梅具四德，初生为元，开花如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梅托五福，寓快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梅乃岁寒三友之一，清雅俊逸、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君子也！‘一树独先天下春’，不错，不错！既然你也中意，此子大号可定为幼梅！”
母亲高兴地蹲下身，慈爱地对孩子说：“儿子，从今往后你就叫邓幼梅了！”
“邓幼梅？邓幼梅！”男孩儿念叨着，仰起一脸纯真的笑。虽然他听不懂老先生话中的意思，但看母亲喜欢，就觉得一定是个好名字。当他14岁第二次参军，进入新四军文工团时，觉得已经长大，老“幼”啊“幼”的反倒把自己叫稚嫩了，应该换一个更成熟的名字，便自作主张，更名为邓友梅。当然这是后话了。
写大字的几个孩子小声地耳语起来。
老先生咳嗽了一声，屋里即刻静得掉根针好像都能听到，他这才说：“明天邓幼梅来上课，希望同学们能互敬互爱，好学精进！”
从老先生家出来，远处大皇会的锣鼓声已渐行渐远。有个小贩正拿着一个青花瓶与一位老者讨价还价，见他们母子走来，说道：“这孩子定有大出息，您就着享福吧！”
“谢了！”幼梅的母亲望了小贩一眼，微微一笑，“借您吉言！”见儿子转眼间跑到一边去逗一只芦花大公鸡，招呼道，“幼梅怎么又淘气了？快回家！”
做父母的谁不愿意儿女能光宗耀祖，大有出息呢！孩子就要跟私塾先生上学，她打心眼儿里高兴。不识字所受的苦，被人欺辱盘剥而又无从申辩的酸楚，是她和丈夫时时经历的。她多么渴望心爱的长子能读书识字，从而改变命运，有一个锦绣前程。
她一个妇道人家，哪里会想到，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做海洋，那么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而她的儿子邓幼梅无论天资多高，才气多大，其命运也只能与整个国家的兴亡荣辱休戚与共，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大背景中载沉载浮。
2． 友梅家事
邓友梅的祖籍位于山东省平原县张士府乡邓庄。他的祖父是佃农，农忙时给地主家做事，农闲时做些木匠活，以此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一年忙到头，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在野菜和水煮的日子里，他的5个孩子中两个年幼的都饿死了。为了让其他几个孩子活下来，他忍痛把其中一个儿子送给一位远房亲戚，留下邓友梅的父亲邓明义和另一个儿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邓明义不满10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一年中，最难挨的当属冬天，西北风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鲁北平原上可劲地发彪。邓明义穿着破旧的单衣，像一片树叶一样在风中瑟瑟发抖。没有鞋袜可穿，双脚冻得通红，踩在冰冷的冻原上，坚硬的结着冰霜的泥土硌得脚掌生疼。为不让自己冻僵，他只得不停地走动。牛儿拉屎的时候，也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因为可以把手脚伸进冒着热气的牛粪中暖和暖和。
地主家的牛尚能啃食野地里紧贴地面的枯草过活，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庄户人却食不果腹，连地主家的牛马都不如。与其活活饿死，不如“逼上梁山下关东”，这是当时山东大地上流行的一种出路。在历史上，山东老百姓走投无路时，一般会选择两条道路：要么扯旗造反，要么闯关东。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东北三省，因位于山海关以东，所以被称为关东。地域辽阔、土地肥沃的东北，有着生存的希望和发展的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对大多数山东人而言，闯关东就像山西人走西口、广东人下南洋一样，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又会背井离乡，走上坎坷的有去路却不知有没有回程的迁徙之路！民以食为天，对贫困潦倒、濒临于生死一线的百姓而言，有食物的地方便是可以投奔的故乡。
听人说，地广人稀的东北黑土地肥得流油，不仅顿顿能吃上饭，还可以吃上在山东实属稀罕物的油条和豆腐。这就像一个美丽的神话，诱惑着年仅10岁的邓明义。20世纪初，年幼的他跟随邓庄的几个乡亲，拎着既可挑担又可防身的象征着闯关东的木棒，毅然踏上了旅程。
他想到过闯关东的路不好走，却没有想到走得如此艰难。
一路上，邓明义经常看见横尸野地的人，也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去，再没有爬起来。凭借着山东人不服输的倔强，他咬牙坚持着，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与其留在当地重蹈早早夭折的兄弟们的命运，还不如冲出一条生路来。他靠替别人背行囊，捡拾烂菜叶子或要饭为生，终于在几个月后来到了吉林。这时，他才知道关东富得流油的美景，也只是一种被人们夸大了的传说。
邓明义年纪小又不识字，只得找一些零活糊口。等年龄稍大一些，便当起了人力车夫，靠卖苦力艰难度日。
拉黄包车的常被叫成“两只脚的马”，不仅是辛苦活儿，也是受气的活儿。坐车的一般都是达官显贵或有钱人。他奔跑一天，除了落一身臭汗也赚不了几个钱。无奈的是，坐完车不付钱还耍横、骂人或飞来一脚的时有发生。
有一个青楼女子，见邓明义拉车时老实，卖力，常坐他的车。该女人从良嫁给一名奉军军官后，雇邓明义来给他拉“包月”。该军官升职当了团长，就叫邓明义当了护兵。奉军打入关内随着军官升级，邓明义还被提为“副官”。可惜好景不长，奉军被直系打败，邓明义没随军再出关，他这个“副官”便成了流浪汉！
邓明义当兵时曾介绍本村的几个同乡入伍，有个族叔“邓三叔”也在其中。被命运扔在天津的邓三叔等几个人，身无长技，无法度日，便依仗着手里有枪，以抢劫为生。邓三叔等人打劫了皖系一个师长的公馆，皖系军阀震怒，下令严查这个案子。同案人落网后，交代出邓三叔是主谋。邓三叔是个非常精明的人，见风声不好，早已带着钱财逃之夭夭。军阀于是抓捕了当年为他们作保的邓明义。邓明义无辜入狱，却也无处说理，白白替人蹲了几年大牢。
从狱里出来，邓明义投奔一位在津的山东老乡找活儿干。老乡见他孤身一人，撮合他与生于天津静海的已30岁的女人王宝玉成亲。邓明义见王宝玉心地善良娴慧能干，是个可以持家的好女人，便欣然答应了这桩婚事。没有像样的仪式，两个苦命的人搬到一起，也算是有了个家。
邓明义过去当护兵时的那位军官，在天津北站昆纬路一条胡同里有几进用于出租的院落。他是个重情重义之人，见邓明义夫妻二人连个住处都没有，慷慨地把其中三间平房无偿地借给他们居住。虽然院子不大，房间很小，也算有了安命的住处。1931年3月1日，邓友梅呱呱坠地，随后夫妻两个又生下了两儿一女。
在津城谋生实在困难，邓友梅4岁的时候，邓明义离开天津到营口一带去做工。虽然工钱微薄，但是每月省吃俭用，也能给家里寄5块钱用于生活。母亲理解为这个家苦苦挣命的丈夫，却又因思念之苦无以相述，经常抱着邓友梅哭泣：“你爹咋还不回来？”
懵懵懂懂的邓友梅望着母亲，懂事地伸出小手为母亲拭泪。
母亲呜咽着说：“我的好儿子！妈就是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学。你识了字，就不受我和你爹受的苦了！记住了？”看到儿子小大人似的不住点头，母亲破啼为笑。丈夫是这个家的支撑，儿子是这个家的希望，再苦再难，这日子也是有奔头的。
不承想，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的铁蹄，使中华民族陷入民不聊生、水深火热之中，也踏碎了这个普通百姓人家尚存的一线希望。
3． 几度辍学
虽然不是很明白，读书识字却像一粒美好的种子，悄悄飘落于邓友梅幼小的心田。只是，年幼的他还不知道，身处沦陷区，兵荒马乱的生活，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国家的存亡和人的遭遇一样飘忽不定，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似被雨水抽打的浮萍，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母亲王宝玉按时在“三节”——端午、中秋、春节，给私塾先生送去学费。每月1元钱，对一个贫困的家庭不是小数目，但日子过得再苦，母亲也不愿苦孩子。邓友梅在私塾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启蒙读物。他深知父母的殷切期望，勤勤恳恳地用心学习，先生所教的知识尽力背下来，很少挨过手板儿。这位私塾先生的文化造诣很深，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几年蒙童生涯，先生竭尽全力地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点点滴滴灌溉于邓友梅幼小的心灵，并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私塾先生，可以称得上邓友梅的启蒙恩师。
私塾只教国文，不设算术等学科。邓明义夫妻觉得如果让孩子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要让他掌握其他学科的知识。1937年初，邓友梅转到了一所校长和老师都是一个人的私立小学读书。
上学后学习唱的第一首歌，就像进行了一场爱国主义的教育，给邓友梅留下了深刻记忆，直到耄耋之年时他仍能清晰地哼唱出歌词：“中国国民志气宏，戴月披星去务农，耕尽世界不平地，播下五谷庆丰登，民族平等，革命成功，人情进化，世界大同……”
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战火烧到了天津城。为躲避战事，邓明义从营口赶回津城，把全家迁回山东老家。战事开始时，百姓们总能看到“中央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村中经过向南方撤退。村民尽管很穷，仍然贴饼子、煮鸡蛋，站在路边慰劳他们，要求他们别再往南走，留下来打日本鬼子。官兵挥着泪只接下了饼子，却不肯拿鸡蛋。有的说往南走是个计策，等鬼子兵拉长阵线，兵力分散，就回过头把鬼子赶尽杀绝。他们走后，日本兵蜂拥而至。盼红了眼睛的老百姓没看见“中央军”打回来，却看见了日本兵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老百姓昼夜趴在高粱地里，眼看自己的亲人被杀，房子被烧，连哭出声音都不敢。
山东老家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没田可种，零工活又不好找，靠亲戚接济也不是常事。邓明义觉得还不如凭自己的一把力气回到津城找个差使做，无奈之中他又把全家带回天津。为了在乱世中保护一家老小，他没再去东北做工，而是在天津火车北站当了一名工人。
离家不远有一所名为究真中学附属小学的教会学校，听说无论是师资还是学风都很不错，邓明义把邓友梅送到那里继续上学。
八十大寿回天津当年的小学究真中学附属小学有着悠久的历史。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天津开埠后，作为通商口岸带动了近代工业的兴起。由于政治和军事地位的上升，天津日渐成为了近代北方的多功能中心城市。随着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侵入，天津相继出现了一些新式学校。在此期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为传播宗教文化建立了小书房，后来改名为究真学校。但是，随着天津城已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这所学校为了生存，早已今非昔比。
邓友梅去学校的路上，看到有许多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站岗，中国人经过要向他们脱帽行礼。上课时，不但课本变了，唱的歌也变了。原来念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这时却改念成：“太阳红，太阳亮，太阳明光光。”从前唱“中国国民志气宏，戴月披星去务农……”这时已改成了“旭日照东亚，中日协和是一家……”小学二年级就要学日文，汉奸组织新民会派来的教员一边教日语，一边进行奴化教育。
邓友梅表面上哼哼叽叽地跟着念，其实一点都没入心，他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恶行。父亲在铁路做工，白天要挨日本工头打骂，夜里随时有日本兵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他们端着刺刀闯进屋里，翻箱倒柜，吓得他和弟弟妹妹揪着母亲的衣襟躲在墙角瑟瑟发抖。有一次，日本兵翻出一张父亲穿着东北军军装的照片，便对父亲拳打脚踢，直到打得他头破血流浑身是伤，把家里的物品砸碎后才扬长而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残害自己的家人，再让他顺应他们的要求，学他们的语言，他觉得是莫大耻辱。
邓友梅11岁那年，刚升入四年级，家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铁路上工作的邓明义常无端地遭到日本工头的谩骂。这天他又遭辱骂，于忍无可忍中回了句嘴，日本工头见他反抗，拿起铁棍殴打他。邓明义是个有血气的人，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夺过工头手里的铁棍把他暴打了一顿。日本人怎能罢休，一次次来家搜捕，要抓他关起来治罪，无奈之下邓明义只得带领家眷再次回到山东老家。
4． 八路军小交通员
“叫老乡，你快去战场上啊快去把兵当。莫叫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一家老少杀光啊我的好老乡……”邓友梅刚回老家，就被村民传唱的这首充满意气、血性和斗志的歌吸引了。他已经明白，自己的辍学和家庭的变故，无不是和日本鬼子侵我国土、占我家园惨无人道的奴役和统治有关。
平原县属于德州地区，是冀鲁边区革命根据地，是天津、济南两大重镇北南相夹的战略要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河北、山东两省，手无寸铁的百姓成了日军铁蹄下的羔羊。
2006年邓友梅在家乡的农田里
邓友梅祖上的这方土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仅德州地区，就有廉颇、董仲舒、东方朔等英杰。抗日战争中，这方英雄倍出的土地又成为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劳苦大众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邓友梅随父亲回到老家时，当地已经建立了县、区抗日政府，各村都有民兵队、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常有八路军干部来村里给老乡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大家加入抗日的队伍，邓友梅在这里深刻地受到抗日救国的教育。
自古英雄出少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涌现出了众多少年英雄，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跟父辈们站在了一起。邓友梅就是这样一位少年，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他毅然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
事情还得从邓友梅再次入学说起。离邓庄3里路有一个很大的村子，邓友梅的姑妈就住在那里。那个村里有一所小学，父母便把他送去继续上学，一来邓友梅不会荒废学业，二来姑妈也能照应年幼的友梅。
邓友梅虽然刚上到小学四年级，却也是大城市正规学校里走出来的，在乡村学堂里可是个尖子生了。老师所教的课程他几乎都会，很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尊重。老师生病或家中有事也愿意让他代自己给班上的学生教课。邓友梅自小就是个热心肠的孩子，只要老师、同学有困难，自己做得来的事他从不拒绝。
魏校长颇为喜欢这个有些调皮却又聪明伶俐的男孩子，经常找他聊天。有一天，魏校长把邓友梅叫到办公室说：“你文化基础比这里的学生高，又懂抗日救国的道理，为什么不参加八路军抗日呢？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做介绍人。”
2010年邓友梅给家乡的题字
邓友梅从心底痛恨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欺压残害老百姓的行径。父亲携全家回到老家，也是由于不能忍受日军的欺辱。能为抗日战争出一份力量，令他兴奋不已。但是，自己毕竟还是个孩子，像参军这样大的事必须要征得家长的同意。回到家，他第一时间把魏校长的意思转告给父母。
父亲说：“佛争一炷香，人活一口气！作为有血气的中国人，咱们岂能让小日本在咱的土地上胡作非为！好儿子，这事爹绝不拦你！”
“我儿这么小，竟可以做大人的事了！”母亲摸着邓友梅的头说，目光中透出疼爱，“这可不是你们小孩子们过家家，弄不好要掉脑袋的，逢事可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
有了父母的支持，邓友梅心里有了底。在魏校长的带领下，他来到一个偏僻的村落，见到了一位叫高凤林的同志。高凤林以前常来学校，邓友梅曾见过他，却不知他是位藏身在老百姓中的抗日战士。
高凤林说：“听学校里的老师说，你学习好、有文化，而且还非常有正义感和爱国之心。你愿意参军吗？”看邓友梅点头，又问，“抗战很艰苦，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你真的就不怕？”
“我宁死不当亡国奴！”由于激动，邓友梅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魏校长满意地说：“我就说他是棵好苗子，思想比同龄孩子成熟，是不是？”
高凤林说：“咱们是八路军渤海军区交通站，你的任务是做小交通员（其实，就是小情报员）！工作时需要穿便衣，过两天我给你领布来，请房东大娘给你做身衣服。”怕邓友梅不理解，他详细对小情报员的职责、任务和注意事项进行了讲解。
这一刻，邓友梅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心中蓦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高凤林不到二十岁，原来是附近乐陵中学的学生，八路军从山西开来后，班主任带领他们全班都参加了革命。他因为参加革命早，与敌人斗争的经验丰富，成为将邓友梅引向革命道路的导师，同时也与邓友梅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
他们联络的几个交通站分设在不同的村子，邓友梅经常与高凤林一起去执行任务，只要有时间高凤林便不失时机地对邓友梅进行革命教育，讲共产党的政治理论、革命人生观、抗战形势、革命纪律及工作方法。工作环境危险，高凤林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不仅言传身教，还像兄长一样保护着邓友梅。
根据上级指示，要“孤立日军，应使日军不能扩大伪军与巩固伪军”，“争取同情者，控制两面派，打击坚决作恶分子”，根据这些原则，平原县党组织要求他们采取多种方法，开展争取伪军、瓦解伪组织的思想教育工作。
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他们常进入伪军的家中，宣传我党我军对敌伪军的政策。邓友梅也学着高凤林的样子，跟伪军及他们的家属讲，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家乡，只要他们在，遭殃的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当伪军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人是被日军强迫去的，有的是为生活所迫去的，也有的是跟着日本鬼子出去的。卖国求荣的鬼子汉奸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哪个乡亲又能不切齿痛恨！而伪军的家属却仍然生活在老百姓当中，被孤立、被戳着脊梁骨骂、被人看不起，抬不起头来。明知是火坑还要跳，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万世骂名。在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耐心劝说中，有的伪军弃暗投明，开始了新的生活。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加深入，高凤林和邓友梅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趁夜晚来到敌人据点前积极开展工作。
高凤林让邓友梅趴在交通壕里，他则站起来向伪军喊话：“伪军弟兄们，你们听着，中国抗战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鬼子在太平洋也吃了败仗，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赶紧立功赎罪还来得及。谁干过好事，谁是铁杆汉奸，我们都记上了黑红点，这笔账是要清算的……”敌人在炮楼上打出照明弹，开枪扫射时，他便把腰一躬，拉上邓友梅就跑。有时候，高凤林刚喊了一句“伪军弟兄们——”，邓友梅就接上喊“你们听着——”虽然为了保护邓友梅，高凤林经常按下他的头小声说：“你还小，这样的事让我来！”但是，邓友梅却不甘示弱，勇敢地对据点上的伪军大声喊话。
在高凤林的言传身教下，邓友梅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八路军小战士。无论是送情报，做向导，还是做争取伪军的思想工作，只要是上级的部署，他都能积极地配合或单独完成任务。
5． 深入敌穴
当单枪匹马深入敌人据点的工作落到邓友梅的身上时，他面对这项充满了刺激和危险的任务，面对考验与挑战，显示出了过人的机智勇敢，令人刮目相看。
邓友梅的姑妈所在的村子，是个南北窄东西长的村落。敌人的据点位于村子的最东边。土打的高墙内，有两进院子，一个住着保安队，另一个是“区政府”所在地，每天都有全副武装的敌兵站岗。敌人的保安队经常在村中出没，可到了晚上八路军便衣便悄悄来到村里向老百姓了解情况，搜集敌人情报。
“伪区政府”的区长，就是致使邓明义入狱的邓三叔，邓友梅叫他三爷爷。“邓三爷”回乡后做起了小买卖，后来又混入伪军队伍，用钱买了个伪区长的位置。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土匪敬而远之，但对当了汉奸的人却极端蔑视。人饿急了，拿枪逼有钱人掏出几个用，这不算丢人；替外国人卖命当走狗来欺压中国人，可是连祖坟都要被指着骂的。
邓三爷对牵连邓明义入狱的事一直心里有愧。他当了汉奸区长，见邓明义一家日子过得艰难，曾派人送了几块大洋来。邓明义二话没说把钱退了回去，与他老死不相往来。邓三爷并没有怀恨在心，对这个侄子却更加敬重，说他是个爷们儿。只要在路上碰到邓明义，便会笑脸相迎地说：“有难处只管说，你不来叫大孙子来一趟就成。”
这次，邓友梅的任务就是：到据点去。
在“反扫荡”中，一些八路军战士负了伤，急需救治的药品。高凤林知道邓友梅和邓三爷认识，便让他去据点里找邓三爷搞些药物。上学的头一天，母亲还对他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到据点去玩儿，那些伪军手里有枪，走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如今自己重任在身，再想想父母得知自己参军时的态度，他便有了底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当邓友梅按照指示找到区长住的屋子时，邓三爷正歪在炕上抽大烟，吧唧吧唧地有板有眼地吸着，屋里弥漫着一股炒糊了芝麻般的焦糊香。勤务兵侍立在一边，用警惕的眼睛盯着邓友梅。
邓三爷见邓友梅进来，长长地喷出一口烟，用烟枪指了指炕头，问道：“大孙子来了，坐吧！是不是家里没粮食吃了？”
邓友梅心里敲着小鼓：邓三爷虽是本家，却是伪区长，要他做违背伪政府利益的事或许他会翻脸不认人；但是八路军战士为打击侵略者光荣负伤，生命危在旦夕，有再大的危险，我也要努力完成任务。他把心一横，故作镇静地说：“不是，来看我姑，我爹叫顺便看看你。”
听邓友梅这么说，邓三爷欠了欠身子，脸上浮起一丝欣慰的笑意，“明义侄儿总算不计较我的过了！这么多年，一想起这事我就——唉！”他叹了口气，扭头对勤务兵说：“去泡壶好茶，快到饭时了，再准备点好吃的！”
得令的勤务兵走了出去，趁屋里没人的机会，邓友梅迅速地掏出信来塞给他说：“对了，还有人托我给您带封信！”
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邓三爷把信件掖到身子下面，眼珠子瞪得浑圆，冲门外喊道：“到门口放哨，有人来报告一声！”等勤务兵走远了，他才仔细看信。看着看着，他坐起身来，用手比了个八字，小声说：“爷们儿，你啥时干上这个了？”
邓友梅说：“我啥也没干，人家叫我送信，我敢不送吗？”
邓三爷点着烟，吸了几口，眯缝起眼睛说：“不瞒你说，三爷是怕鬼子没收我的买卖，不得已才花钱买个汉奸当，不是存心卖国。你干啥不干啥的我不问了，在那边你就多给三爷爷美言几句吧！这事我尽快去做，万一有没做到的别怪罪我就是了！”他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说，“时候不早了，今晚你就别走了！”
他的话正合邓友梅的心意，自己正想观察一下据点内部的情况，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深夜了，迷迷糊糊中邓友梅被一阵打骂声惊醒，他趴到窗台前，用舌尖舔破窗户纸，借着院子里的灯光向外观望。只见几个伪军正把一个男人按在地上抽打，被打的男人抱着头，身体蜷曲着在地上打滚，衣服撕开了一道道口子，上面沾着血渍，不住地呻吟。
伪军仍不罢休，边打边骂：“装什么装！不把钱交出来，以后别想有好日子过！”
“我——真没欠——你们钱！”男人的气息已经托不住声音，仍极力申辩着。
“死不认帐，嘴还挺硬！再打，看他认不认！”见男子被打得奄奄一息，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伪军才把他拖到据点外面去。
邓友梅再也无法入睡，睁开眼睛是那位乡民被伪军往死里打的情景，闭上眼睛还是。他发誓，这个鬼地方自己以后绝不进来了。
天一亮，邓友梅就跑去向高凤林汇报了和伪区长联络的情况。接着，他讲了夜里看到的一切，并说：“我恨汉奸，不想跟他们说话，以后别再派我到据点去了。”
高凤林先是表扬邓友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叫你去据点，一是你跟伪区长有本家关系，二是你在大城市里呆过，上学时还学过日语，见到鬼子也能应付一下，别人没这个条件。你也看见了，不消灭鬼子汉奸，咱们中国人还有活路吗？你进据点也是革命工作，是为了打鬼子呀！”
听高凤林这么说，邓友梅有些惭愧，觉得自己未免太孩子气了。
因为邓明义曾有恩于自己，邓友梅又乖巧懂事，那位三爷爷对这个大孙子并不反感，伪军们对他也没有了戒备。邓友梅来据点里玩时，耳朵总是支棱起来听他们说话，把探听到的消息及时传达给高凤林。他还利用自己会几句日语，帮助那些到伪区部办事的日本兵当翻译，趁机观察情况。
有一次，八路军的一位连指导员和一位团长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被敌人俘虏。邓友梅接到任务，去据点摸清受伤人员被关押的具体位置，并向他们传达营救情报。
远远的看到据点门口有日本兵荷枪把守，邓友梅对同来的小伙伴耳语了几句，二人便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嘻嘻哈哈地一边打逗一边向据点方向跑。眼看据点就在眼前，邓友梅灵机一动，在地上拣了块西瓜皮向小伙伴掷去。小伙伴心领神会地指着邓友梅的鼻子大骂。邓友梅趁机给了他一拳，扭头就跑，“受了气”的小伙伴边骂边追。邓友梅开心地向据点内跑，小伙伴不依不饶地拾起一块土坷垃向他身上砸。
日本兵对成年人戒备森严，发现苗头不对不是把人暴打一顿，就是关起来，却没把这两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放在眼中。见他们一个满脸西瓜汁，一个被追赶的狼狈相，指着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邓友梅跑进据点，和三爷爷打过招呼，在据点里漫不经心地溜达起来。
伪军看到后问他：“你来干什么？”
“来看我三爷爷！觉得你们这里非常新鲜，感到好奇！”
伪军一听是伪区长的亲戚，热情地说：“那我领你看。”
走到一处放红薯的地窖，邓友梅发现那两位受伤的同志就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天渐黑时，邓友梅悄悄靠近地窖，趁伪军正在打盹，邓友梅接近了那两位同志，小声说了句暗号，说道：“八路军就会来营救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要动摇！”然后，便装作若无其事地跑开了，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十几年后，这段真实的经历成为邓友梅的写作素材，写进了小说《据点》。在小说里，邓友梅把八路军小战士深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机智勇敢、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场景描写得出神入化，真实再现了那段生活经历。
6． 真金不怕火炼
小交通员深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像在刀尖上跳舞；而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一定要经得住各种考验。
从据点出来回学校，要经过一处坟地，坟地的边缘长着一些松柏，风一吹，树梢和坟地里的蒿草发出沙沙的响声。偶尔有黄鼠狼蹿过，惊起树枝上不知名的鸟鹊，发出惊惧的啼鸣，瘆得人头皮发麻。每次邓友梅从这里经过，都对自己说，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但是脚下的步子还是像生了风。
这天，他刚从据点出来，看到天空阴沉沉的像要下雨，便一路小跑往学校的方向赶。刚走到坟地旁的小路上，突然，从一座坟茔后面跳出几个人来，不容分说把他按倒在地。这回他知道，这绝不是自己吓唬自己。
“放开我！”邓友梅挣扎着，抬眼打量着这伙人，他们最大的不过十七八岁，最小的和自己差不多大，“我又不认得你们，无怨无仇的，你们这是干什么？”
“别喊！喊就打死你！”一个稍大的男孩儿说着，脸扭对同伴说，“把他捆上，带走！”
五花大绑的邓友梅被他们推推搡搡地带到村里，走进一处破旧的院子。稍大的男孩儿斥问道：“老实交代，你到据点干啥去了？”
邓友梅一听，是为了这事，矢口否认道：“我没去据点！”
“你还嘴硬，我们都看到你了！”另一个男孩儿说着，给了邓友梅一拳，“你这个小汉奸，说不说？”
“我不是汉奸！”邓友梅辩解道。
“我们看到你不止一次了，不是汉奸谁进那鬼地方！”
邓友梅咬紧牙关，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邓友梅除了说自己不是汉奸，再也不多吐露一个字，稍大的男孩儿恐吓道：“好，你不说是吧？回头看你说不说！你不说，我们就打死你！”看从他嘴里实在掏不出有价值的消息，他们便把他推进一间黑屋子，把门反锁上了。纵使邓友梅怎样拍门、叫喊，也没人搭理。
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如果在平时，邓友梅喜欢趴在窗台上，看着雨水从天而降，落在水洼里被反弹起来，一滴连着一滴，像水珠的脚尖接连不断地在水面跳舞；喜欢看雨水打在植物上，在植物绿色的映衬下，水珠也泛着莹莹的绿意；还喜欢看浑身淋湿的老母鸡躲在墙角，翅膀像油纸伞一样撑开，把小鸡崽护在下面。此时，他却没有这种心情，想到探听到的消息还没有传送出去，自己却不明不白地被关起来，他百感交集。
天渐渐黑下来，又累又饿的邓友梅蜷缩在屋子的一角睡着了。夜里醒来，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可破了洞的屋顶还在滴滴答答往屋里漏水，地上的湿气直往骨头缝里钻，又阴又冷。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声和保安队的怒骂声，加深了夜幕笼罩下的动荡与不安。他没有感到害怕，却有些想妈妈了，如果她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一定很心疼。他尽力想一些抗日英雄的故事，给自己增添熬过漫漫长夜的勇气。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说话声，邓友梅睁开眼睛，发现天已经大亮。门砰地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他面前，问道：“你姓邓？”他的声音听上去到也和气，不像昨天那几个半大小子气势汹汹。
邓友梅狐疑地点了点头。
“你现在想怎么着？”男人又问。
“饿，想吃饭。”邓友梅说。
男人叫人端来一碗玉米粥，看他狼吞虎咽地吃完，说道：“你回去吧！”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关我？”邓友梅不解地问。
“你就回去吧，什么也别问！”男人摸了摸他的头，“你这小子，人不大，还挺鬼机灵的！快走吧！”
被囚禁了一天一夜的邓友梅从屋里走出来，遇到抓他的两男孩子儿在冲自己笑，昨天的嚣张劲儿不见了，邓友梅感到莫名其妙。
回到学校，看到高凤林竟在学校里，还没等他说话便开口了：“你是不是被人抓了起来？”
“是啊，你怎么知道？”邓友梅心里更感蹊跷。
高凤林噗哧一声笑了：“他们昨天晚上来联系了，问起你的情况，我说是自己人！他们还以为你是小特务呢！”他拍了拍邓友梅的肩膀，“真金不怕火炼，他们那么审问你，你竟一个字都没说，是个经得起考验的好战士！”
邓友梅长舒了一口大气，所有受到的委屈云消雾散了。他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在战斗中所冒的巨大风险和承受的压力。想起自己还想妈妈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后来邓友梅才知道，抓他的那几个人也是交通员，和他属于同一个情报站。由于工作保密，彼此都不认识，即使认识，由于不知道内情，这样的误会也时有发生。地下情报人员就是这样，都是单线联系，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是常有的事。
7． 以大局为重
在敌后抗日战线上，邓友梅茁壮成长起来，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他的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为了大局和集体的利益，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的观念已深入他的内心。
这天，高凤林拿来一叠彩色的日文传单，让邓友梅趁赶集人多的机会将它散发到有据点的村庄去。接到命令，邓友梅把传单塞进贴身的衣服里，匆匆往集市上赶。
经过离集市不远的一个村子，村口突然有两人闯出来，将邓友梅一把抓住，问道：“你做什么去？”
“去走亲戚！”邓友梅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你亲戚叫什么名字？”年龄稍小的少年问他。
未待邓友梅开口，另一个年纪大的人说：“常来村里的人我都见过，就他脸生，少跟他废话！”邓友梅比他们小，人单势孤，没多久身上的传单就被搜了出来。
见是不认得的日本字，那两个人不容分说地拧住邓友梅的胳膊，把他押进村里，关进一间牲口棚。年纪大的拿枪看着他，年小的拿着传单去报告。
邓友梅心想，这回可跟上次不一样，上次一看就知道是自己这边的人，虽然受了气，可没危险。今天这俩人面生，离集市近的地方常有汉奸的特务便衣，看这俩人的凶劲就不像好人。而自己人证俱在，这下完了。他转而又想，等他们带我出去时，我撒腿就跑，就引他们开枪吧！
过了一会儿，那个小些的少年带着一个大人走了进来，问道：“你是邓友梅吧？”
邓友梅把脖子一梗说：“是又怎么样，你想怎么着？”
他把传单递给邓友梅说：“走吧。”
“上哪儿去？”
“原来你要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呗！”
邓友梅迟疑地站起身来，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想象中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还不快走，待会儿集市就散了！”那个大人催促着。
“你们是谁？”邓友梅想弄个明白，这次不想自己不明白不白地被抓了，又被不明不白地被放了。
“你别问了，叫你走你就走！”
邓友梅不知他们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相信他们这么容易把自己放了，眼睛盯着拿枪的少年，打算出了门撒腿就跑。
那个大人笑了，拍了拍邓友梅的肩膀说：“是怕他开枪啊，枪里没子弹。快走吧，别误了正事儿！”
邓友梅仍不相信，跑了出去，想象中的枪声没有传来。
完成任务回到村里，见到高凤林，他刚要解释回来迟了的原因，高凤林却笑着说：“辛苦你了，今天发生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表现得不错。”
几天后，邓友梅和高凤林去参加一个会议，在场的几个人看到他指指划划说着什么。邓友梅问他们笑什么，他们却什么也不说。邓友梅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几天前发生的事是场误会，还是高凤林布置好了考题考验自己。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使邓友梅进一步理解了抗日工作的残酷性，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忠诚于党的领导，以大局为重，经受住来自各方的考验。由于邓友梅多次出色完成了任务，得到首长和战友的赞扬。
这段在抗日战争中做小交通员的经历，使少年时代的邓友梅受到了党的教育和磨炼，建立起基本的人生观。个人生活境遇可能会变，爱国家爱人民之心不能变，个人命运是和国家民族发展是紧紧相连的。这段难得的历程，无疑成了他日后宝贵的写作资源。
1943年底的一天，一位地方干部背着个口袋来到邓友梅家。
“上边有命令，部队实行精兵简政，年龄小的同志必须复员，”来人对邓明义说，“等情况好转再叫他回去。小邓是奉命复员，不是犯了什么错儿。”他说着打开口袋，拿出来一卷土布抖了抖，“这是他的复员费，两丈布、四斗谷子，望你们收下。不过上边交代，复员后要他必须马上离开，找远处亲戚家先避一避。免得敌人扫荡抓着他，会有危险”。
一旁的邓友梅听了这些话，眼泪都快掉了下来。他想不通。但这是上级命令，想不通也要绝对服从。
听来人这么说，做父母的自然更为儿子的安危担心，他们亲眼见过八路军和抗日民众被敌人抓进据点活活打死。幸好邓友梅姨妈和舅舅在天津，邓明义便将写有他们地址的纸条揣进邓友梅口袋里，把他送上了去天津的火车。
邓友梅这一去，本是想躲避可能出现的不测，不料一场更大的横祸，却把他拖进暗无天日的阴霾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