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
1． 投亲无门
手中的掌纹，我们能攥住的只是手心里的一部分，露在外面的那部分却是自己掌控不了的。和平年代是这样，在侵略者横行之下的丧权辱国的年代更是如此。一个成年人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何况像邓友梅这样一个尚在成长中的少年！
天津老龙头车站（今天津站）到了，以前在这里上下车皆有父母陪在身边，这一次却是邓友梅孤伶伶的一个人。挤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他显得是那么无助而又弱小。“我也是当过八路军的人！”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给自己以信心。走出车站的那一刻，望着偌大的天津城，望着滚滚东流的海河水，他却一脸茫然。
邓友梅捏着舅舅的地址，一路打听，天渐黑时终于来到舅舅家所在的大杂院。以前在天津，妈妈带他来过，因而一进院门，他就直接去敲舅舅家的房门。
门从里面拉开了，一个从未见过面的男人问他：“你找谁？”
“我找我舅舅！”
眺望地平线邓友梅传第二章黑色童谣“是姓王的那家吧，早搬走了！”
邓友梅被激冷了，仍不甘心地问：“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男人说完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邓友梅有些后悔，来得匆忙，竟没有提前给舅舅寄封信。不过时局动荡，舅舅家又搬走了，即使寄了信他也不会收到。邓友梅摸了摸衣袋，那里有临来时妈妈给他装的几个零钱，是怕不够再返回老家的路费了。
他还有一个姨妈住在天津。她家的日子也不富裕，常常是吃了上顿，下顿就没有米下锅。不过，总得先找个落脚的地儿，邓友梅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连夜投奔姨妈家。
姨妈打心底喜爱这个外甥，她虽没说什么，敏感的邓友梅从她及姨父苦涩的目光中，感觉到自己的到来给姨妈一家添了不少麻烦。
两天后，姨父对邓友梅说：“孩子，别怪姨父心硬，这个家的状况你也看见了，你得自己到外面找点活干了。”
姨妈望了望丈夫，转向邓友梅，嘴角动了动，沉甸甸的目光充满了酸楚与疼惜，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望着愁眉紧锁的姨妈和长吁短叹的姨父，邓友梅知道他们这也是无奈之举，说道：“你们放心，我一定能自己找到挣饭吃的地方！”话虽然这么说，在那个年代，一个青壮年找工作都不容易，何况他只是个12岁的孩子！
邓友梅本想要当一名学徒工，一来有饭吃，二来可以学一门手艺，有了手艺就不怕找不着活干。可一打听，才知道当学徒要有铺保。
铺保这一现象由来已久，至少在汉代我国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商业铺保，称为“任者”，唐代称“保见”，宋元时期将商业铺保和牙人合称为“牙保”，明清时期则称为“中保”，用以制约学徒工。师父怕徒弟学到一半就放弃，使前期的投入和所负担的日常开销付之东流。而有铺保做担保，一旦出现问题铺保要赔偿学徒工造成的损失。另外，当学徒还要家长签字，如果学徒出现意外，责任由自己承担。
姨妈一听发起愁来：“如果有这样的亲戚朋友，这个家还至于这么穷嘛！”
无处找铺保，邓友梅只得放弃这个念头，找一些大人不愿做，自己又能做得来的零活。
海河上有座金钢桥，桥头的坡度很徒，拉洋车的车夫上桥时都累得气喘吁吁，望坡兴叹，邓友梅便在这里帮人推车上桥，车夫给一个铜板做报酬。桥边不止他一个推车的孩子，为一桩生意你争我抢，闹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
自己整日里为吃一顿饭奔波，再看看桥头站岗的日本兵，邓友梅的肺叶上像扎了根钢针，呼吸都感到刺痛。以前家里虽然穷困，却还可以上小学，现在别说上学，就是为了一顿饭钱，也要和一群同样饥饿的孩子去抢活儿干。如果不是这些侵略者，父亲就不会逃回老家，自己小小年纪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
被国仇家恨折磨着的邓友梅真恨不得一下子长大，再参加到抗日的队伍中，把这些来犯之敌赶出中国的土地。
2． 落入“招工”陷阱
好像人生活得越幸福越快乐，不为不期而至的大事小情困扰，时间就像抹了油般滑得飞快；而深陷在苦难中的人，所过的每时每刻都似被咕咕直叫的肚子抻长了。邓友梅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到哪里找事儿做，好把肚子填饱！
1944年初春的一个早晨，邓友梅来到街上找活干，看到路边一则告示前围着许多人，便凑上前观看。那是一则招学徒工的告示，上面写着老龙头车站附近的一个旅店门口，招聘到山东淄博的学徒工，出师后将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邓友梅兴奋地跳了起来。虽然不知道招工单位是否会招收自己，他还是一路小跑赶往招工地点。
来到旅店门前，果然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大门口的一张桌子前，桌子上写有招工的字样，旁边围观的人议论纷纷。
有的说：“年龄要18岁以上的，可惜我那儿子岁数不够！”
有的说：“得去山东做学徒，远了点！”
还有的说：“只要被录用，现在就可以管一顿饭吃！看来这差事值得去！”
听人们这么说，邓友梅向旅店的院子里张望。果然看到院里支着一些矮脚的饭桌、板凳，桌上摆着成摞的大饼、果子、咸菜，有的人在吃饭，把豆腐脑喝得呼噜噜直响。邓友梅的胃顿时绞疼起来，自己一大早汤水未进，现在他多想吃顿饱饭。
邓友梅走到招工人员面前问道：“需要铺保吗？”
“不需要！”一个年轻一些的男人说，“得需要考试，考试通过了就成！”
听说不要铺保，邓友梅有了信心：“我想参加考试！”
“要年满18岁的，你太小，不行！”另一个年长的男人打量着他说。
“您别看我长得个儿头小，年龄可不小了！”
“别来，孩子，你不行，快走吧！”年长的说。
邓友梅瞥了一眼院里吃饭的人，感觉肚子咕咕叫得更响了。他不愿这么难得的当学徒的机会，就这样与自己失之交臂。一旦掌握了一门手艺，将来不仅自己可以吃饱饭，还能把钱寄给父母，他做梦都想有这一天！他哀求道：“大爷，求您了！您就要我吧！”
拗不过邓友梅再三哀求，年长者说：“孩子，一定想好喽，可别后悔啊！”他似乎想再给面前这个孩子一个思忖的机会。
“有什么可后悔的！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邓友梅恳切地说。
那人拿出一张纸来说：“那你写个名字，按个手印吧！”待邓友梅登记完毕，他叹了口气说，“进去吧！”
招工条件上还要求了学历，可招工时对方却根本没问，还不要铺保。邓友梅像中了大奖似的，兴奋地走进院子。他觉得天从来没有今天这么蓝，呼吸从没有今天这么顺畅过，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做学徒，学好本事。
“嗨，小孩儿，先进来考试！”店内有人招呼他。
进了门邓友梅才发现，里面气氛跟外面完全不一样，门的两侧各站着一个持枪的人，这在门外是绝对看不到的。他并没有多想，走进去考试，不一会儿，便被通知合格录用，让他赶快回家拿铺盖卷，晚上就要启程。
回到姨妈家，邓友梅把招工的事和姨妈说了。姨妈边打理行李，边高兴地说：“我就是说嘛，上天不会让天底下有饿死的鸟儿，他总算开眼了！听师傅的话，听单位的话，学出个样子来！”
邓友梅告别了姨妈一家，回到旅店。所招的学徒只能进来，想再走出这个门却不可能了，邓友梅不明白，招工单位为什么还要士兵严加把守。这天夜里，邓友梅等人被装进一辆闷罐火车，拉到山东省张店附近。下车后，步行了近二十里山路，来到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厂。厂区周围拉着密密的铁丝网，门口有持枪的日本士兵站岗，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刺目的寒光，让人不寒而栗。这里给人的感觉不像工厂，倒像是一座监狱。
一进门，他们领到了两身像军装一样的衣服，原来身上的衣服一件都不留，统统扔掉。后来，邓友梅才明白，统一的服装像一个标记，一旦出门便可以认出，无论跑到哪儿都能把人揪回来。
渴望做学徒的日子并没有如期到来，等到的却是每天练习稍息立正和学习日语。一个动作做得不合格就要挨打，一个单词没记住就要被木棒抽打。如果发现谁有牢骚和不满，马上加以惩罚。
邓友梅听说过别人学徒的经历，可没听说学徒学这些玩意儿的。但他心里仍抱有一线希望，或许是这个单位对学徒工的特殊要求，挨过这段时间就可以学技术了。
3． 踏入“鬼门关”
人类造船，目的是摆脱陆地的桎梏，驶向梦想中的彼岸。而邓友梅从登上一艘日本小货船的那刻起，噩梦却已经开始了。
邓友梅一行40多人，被押到青岛郊区的一家小客栈，那里有数名日本兵荷枪实弹的严加看守。他们在院里蹲到半夜，又被拉到一个卸货的小码头，那里早已聚集了300多名从中国各地拉来的年龄不一的男人。随后，日本兵把他们全部赶到一艘载重量仅有3000吨的“千岛丸号”货船里。
刚进船舱，舱盖即被严严实实地封死。堆放矾土矿石的舱内，空间狭小阴暗，几百人挤在矿石堆上坐着，舱盖的压迫让他们无法把腰挺直，躺卧是更不可能的，因为稍一伸腿便能踹到别人身上。弓着腰，蜷着双膝，矿石硌得身子生疼，他们只得这样默默忍受着。上船时让带的一壶淡水，半天就被喝得精光，他们只得喝又苦又涩的海水。一天两个发霉的混合面窝头也是用海水做的，根本无法下咽。
海上风大浪急，船体像不堪一击的小木箱，上下颠簸摇晃。折磨得极度虚弱的人们趴在矿石堆上大口大口地呕吐，大小便也在舱内解决。狭小的舱内漆黑一团，空气污浊不堪，憋闷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而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更为惊险的经历还在后头。
这时，邓友梅才从别人口中知道，他们这是被送到日本当劳工。他恍然明白，招工时那个大爷为什么再三劝阻自己不要应招，是看自己年龄太小，心生恻隐，但又迫于无奈无法把内情讲出来，只能不断地给自己暗示。而自己却为了一碗豆腐脑，一脚踏进了地狱。没办法跟家人联系，逃跑又不可能，不知有怎样的未来在等着自己。邓友梅暗下决心，不管多苦都要挺过来，等机会报这个仇。
一天后，货船驶入公海，监管人员让所有人一律到舱外去上厕所。
邓友梅一见厕所，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后背直冒冷汗。那个所谓的厕所，不过是在船舷外吊着的一个不大的旧木箱子，人要跨过一米多高的船舷，蹲到木箱上，大海是天然的便池。没有任何扶手，更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吃不饱睡不好，加上晕船，人们早已虚弱不堪，翻过船舷显得格外吃力。有的人在翻越船舷时不慎掉进大海，日本兵冷漠地站在一旁，根本不予以援救，劳工眨眼间被大海吞入腹中。还有的人因为腹泻，没等走到船舷边上就拉在了裤子里。日本兵一边拳打脚踢，一边骂：“你们这群中国猪！”并说拉肚子的人得的是“霍痢拉”，把人捆在石头上，活活地丢入海里。
邓友梅每次去厕所都像到鬼门关走一遭。因为个子太小，船舷齐到胸口上面，船体像被马勺搅动的饺子，在海面上一起一伏左右摇摆，再翻过船舷踏到箱子上颇为费力，有几次差一点儿掉进大海，幸亏他死死地抓着船帮，否则眨眼间小命就没了。
有个吐得脸色蜡黄的中年男人去木箱处如厕，船身在风浪中摇摇晃晃，他一个趔趄站立不稳，被绳索绊了一跤，摔在地上扭动了半天没有爬起来。日本兵见状，不但不扶，反而举枪朝他腿上开了一枪，鲜血瞬时流了出来，他痛得将头在地上直碰。几个日本兵狞笑着，把他拖走了，甲板上只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没有人再见过他。像这样不久前还在，后来却没有在船上出现的人，每天都在发生。人们都像走在死亡线上，就怕一不留神，命便没了。
舱内没有人看守，为了缓解心中的郁闷，靠在近旁的人会拉些家常。从他们的交谈中，邓友梅得知这些人里，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军人，做什么工作的都有，不是骗来的就是被强行绑架来的。
一个泰安吐丝口附近的农民对邓友梅说，他和一家老小去探亲的路上碰到了日本兵，一家人吓得钻进了高梁地。三个端着枪的日本鬼子追过来，一边开枪一边喊：“快出来，不投降死了死了的有！”他想自己是老百姓，也许说几句好话就能放了，便抱着孩子拉着老婆走了出来。不承想，他刚一露头，几个日本兵便冲上来，抢过他怀里的孩子往地上一扔，把他五花大绑起来。他妻子跪在地上求饶：“太君，我们是老百姓——”，孩子则抱住他的腿，一边大哭，一边喊“我要爸爸——”日本兵抬腿就是一脚，踢在孩子的小脸上，顿时血肉模糊。他在心碎中被拉走了。
一位50多岁的人悄声问邓友梅：“孩子，你怎么也来了？”
“招工招来的！”
“那你就来啊？”
“他们只说招工，也没说干嘛！您是怎么来的？”
“别提了。我是济南的，是个邮差，有天早上外出送信，路上戒严，所有男人都被拦下了。他们把我的车子和信件扔到一边，把我揪到车上，就这么被他们绑架来了。看来，我是回不去了。你在这些人里年纪最小，还有回国的机会。到时你给我家捎个信，告诉家里我叫日本鬼子打死了，让孩子们记住这笔血仇……”他有些哽咽，搓了把脸，声音里充满无限的悲绝，“真他娘的想不到，给人家送了一辈子信，临了却不能给自家里报个信儿！”
船上的这些人，被抓来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劳工不是先被骗后绑架就是直接绑架来的。有的是晚上和家人吃饭时，被冲进来的日本宪兵绑架的；有的是在田里干活时，被突然扑来的日本士兵绑架的；有的是在上学路上被拦下，强行拖进一辆军用吉普车拉来的；还有的是睡梦中，被破门而入的宪兵拖到车上绑架的……说起这些，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日本人为了奴役中国老百姓，可谓方法用尽，手段用绝。
有些年岁大、经事多的人，对日本人抓华工的事早有耳闻，便说给邓友梅听：
有四个劳工抬着沉重的大木箱过一道架子桥。正值三九严寒，几个人的手脚都冻木了，刚放下箱子想搓搓手，一个日本监工杀气腾腾地赶过来，不容分说，一脚就把一个劳工踢进江里去，还凶狠地吼道：“中国猪，再来一个”。在他们看来踢死个中国人，就好像踢掉一块小石子。
中国劳工得病日本人根本不给治。有一次一些劳工吃东西中毒，日本人却说是得了瘟疫，把工地上的数十人拉走活埋了。如果谁生了病不去上班，晚上就拉出去给活埋了，原因是他不能干活，再留下这张吃饭的“嘴”毫无价值。
人的本能是要逃生，遇到险境没有不想跑开的。只是，有的劳工被抓回来后，日本人就让劳工每个人挨个打他。如果有谁不打，或是打得轻，则由下一个人打这个不愿下手的人。如果没打死，就拖去喂狼狗，咬得血肉模糊，劳工围成一圈被迫旁观，就像人间地狱一样。
……
多年以后，有个叫大木仲治的日本士兵回忆说：“我们接到命令，见到中国男人，一个不留全部抓走。所以，‘强制连行’押往日本的华工既有80岁的老人，也有十一二岁的孩子。”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曾是侵略者疯狂掠夺的对象。仅1944年，就有5000多名劳工在大兴安岭修完工事后，被日本军全部枪杀，无一幸存。
听着这些毛骨悚然、令人发指的故事，邓友梅的手握成了拳头。怎奈，自己也成了一名劳工，别说为那些死去的冤魂雪恨，就是自己也前途未卜。
“一定要活着回来，报仇雪恨”像一个火种，成为照亮邓友梅漫漫苦旅的灯。
4． 劳工血泪
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航行，“千岛丸号”货船到达日本的长崎、马关与下关中间地带的一个小岛。九死一生的中国劳工在日本兵森严的守卫中下了船，被命令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赶到洒有消毒药品的浴室洗澡、消毒。万幸的是，邓友梅终于活着从船上走了下来，而跟他一同上船的人中，有好几个人已经葬身于茫茫大海。
劳工从浴室出来，不让穿衣服，被押解到足球场般大的空地上。初春的日本很冷，冬日的雪还没有化，冷风割着肌肤，赤身裸体的人们都冻得瑟瑟发抖。日本监工逐一给劳工检查身体，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们，捏捏这个人的胳膊，拍拍那个人背。像集市上选牲口似的，把大家分类，挑一批拉走一批。
深夜，邓友梅这一批人被带到山口县德山曹达化工厂。这里是一个制造军工产品的化工厂，制造火药用的硝酸钾等产品。华工宿舍戒备森严，带有尖刺的通着电的铁丝网围着，四周有日本兵把守，连鸟儿都不易飞过。
刚到华工宿舍大门，凶狠的毒打声、叫骂声和难以忍受的呻吟声传进人们耳朵，令人不寒而栗。走进院里，只见十几个光着上身的中国工人跪在地上，两手举着凳子，几个穿着马裤面目狰狞的日本人举着皮鞭朝他们身上抽打，丝丝血迹从红肿的绽开皮肉的血口里流出来，被打的中国劳工浑身颤抖，若身体难支撑倾倒或举着的凳子失手，便会惹来一阵更加疯狂的暴打。
教官像给新来的华工上课似地说：“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挨打吗？是他们来到内地，不守内地的规矩。你们在这儿好好看吧！”
日本帝国主义那时已把中国当成自己的殖民地，不允许中国人说“日本”二字，而要叫“内地”。如果谁说“日本”而不说“内地”，就要挨打。
邓友梅的劳工史，就在如此血腥残忍的场景中展开了。
每天十几个小时一刻不停地工作，累得邓友梅双腿发酸发软。开始的时候，每天还能吃上两个与菜叶混合在一起的小馒头，后来小馒头没有了，换成发霉的米饭，里面掺了土豆、地瓜、土豆叶子或者野菜。睡的是上下两层大通铺，身上盖的只有一个薄被褥，冻得实在受不了，邓友梅就学着其他劳工的样子把稻草围在身上，即使这样，夜里还是常常被冻醒。
重体力劳动、饥饿难忍，再加上夜不能眠，邓友梅常常头晕眼花，双腿发软。手脚一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被打骂和侮辱随时都会发生。当累得晕倒在地时，监工就往身上泼冷水，稍有反抗，又是一顿打骂。邓友梅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同胞被蹂躏致死。
工厂里设有两个管理华工的机构。一个是工厂本身，他们负责监管华工完成工作的情况，只要把工作做好，其他的一般不会过问；另一个是勤劳科，为日本警察局专管华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机构。每天早上进厂，勤劳科的人要进行严格的搜身检查和严厉的批评训话。
没有防护面罩，没有手套，甚至连最简单的口罩都没有，长期接触刺激性很强的化学品，邓友梅的双眼被呛得肿胀通红，双手被烧得皮肤脱落，露出里面的红肉，时间一长双手溃烂流脓，又肿又胀，疼得钻心。
这天，邓友梅到厂房旁边的小河沟洗手，刚站起身就看见两张难看的大脸举在自己身后。是勤劳科的人！他们像无处不在的魔鬼，重兵把守之下，还要对中国劳工如此监视、盯梢，没有防备的邓友梅打了一个寒颤。
一人指着邓友梅的鼻子问：“你是什么时候来内地的？”听了邓友梅的回答后，又问，“我问你两个人，蒋介石和汪精卫哪个好，哪个不好？”
邓友梅心里一惊，这个问题真没办法回答。不管怎么说，蒋介石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是抗日的，汪精卫却是大汉奸。而眼前勤劳科的人之所以这样问自己，是有目的的。他把心一横，想，自己也是当过兵的人，再挨打也不能说汪伪政权好，不能说汉奸好，否则，那些惨死的中国老百姓如果在天有灵，都不会答应。
见邓友梅不说话，另一个人厉声问道：“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吗？”
“知道！”
“那你说他们谁好？”
邓友梅摸了摸脑袋，装傻充愣地说：“他们不是两个电影明星吗？可我想不起他们演的是什么了！”
那两个人一听，这才把手一挥：“滚回去，不许再偷懒！”
邓友梅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没想到晚上下班后，他又被叫到勤劳科。
教官铁着脸问道：“今天有人问你事了？你回答了吗？”
邓友梅这才明白，先前的事并没有完，答道：“是有人问。可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
“你真没听明白？”教官啪地一拍桌子。
“真没听明白！”邓友梅拿出当小交通员被误抓时的劲头，强做镇定地说。
教官见他人小，骨头还挺硬，抬手就是几个耳光。又问：“听明白了吗？”
“没有！”邓友梅倔强地说。
“以后你要好好学日语。要不打死你！”
“我学不会！”
教官听邓友梅这么说，使劲踢了他几脚，还觉得不解气，又接连抽了他十几个嘴巴。
血，从邓友梅的嘴角如蜈蚣爬行般流了出来，牙好像已经松掉了。脸疼得像在蹿火，眼冒金星。他劝自己，还是说个“好”字吧，留下性命还能报仇。于是他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个“好”字，穷凶极恶的教官听到了需要的答案，也打累了，这才住手。
事后，其他劳工为邓友梅分析说：“日本鬼子之所以这么对待咱们，是把咱们中国人看成了任意奴役和鞭打的牲口。一旦不打咱们，他们就觉得那是把咱们也看做了人，这是他们绝不能接受的。所以，无论多么残暴的事，只要他们想的出来，就会做得出来。对我们劳工而言，直接对抗没有作用，要咬牙活下去，不做无谓牺牲，总有报仇的那一天！”
这番话，很像中国的那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邓友梅虽然难以接受日本鬼子的污辱，却也觉得这些话说得在理儿。
勤劳科规定，中国人之间对话要说日语，不允许华工说中国话。说话还一定要大声，让他们可以听到，以防华工串通起来造反。可是掌握日语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很多人为此吃尽了苦头。
有一次，日本工头来让邓友梅去拿榔头，他没听懂。工头自己拿来了榔头，在邓友梅眼前晃了晃，啪啪两记耳光狠狠地抽到邓友梅脸上，吼道：“记住，这就是榔头！”
不喜欢日语，学会日语是让自己能活着回国的手段，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就这样，邓友梅渐渐地掌握了日语。
有一天，邓友梅正在干活儿，几个日本人走过来，二话没说就给了他几拳，骂道：“你把偷的东西交出来！”
邓友梅懵了，不知道他们话从何来，辩白说：“我一直干活，什么时候偷过东西？”
“办公室前种的葱少了两棵，就你一个‘支那人’到过办公室。我们日本人是不偷东西的，就是你偷的！”
邓友梅因工作上的事情是去过办公室，当时他们的人也在，现在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栽赃，容不得他有半点解释。邓友梅不再说话，以一双愤怒的眼睛瞪着他，那个日本人对他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有一回，工作了一天的邓友梅累得双腿直打颤，便蹲在地上写了一个“忍”字。勤劳科的人看到后，马上把他叫去，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邓友梅说：“我刚认识这个字，不懂是什么意思！”
勤劳科的人仍不依不饶：“你是不是嫌干活太多，忍不住了？是不是心上还有一把刀？你想杀谁？”
邓友梅在心里骂道：“狗日的，老子就想杀你！”嘴上却说：“我没看出那里有刀！”
那人扬手就给了邓友梅一个嘴巴，歇斯底里地吼道：“你还嘴硬，支那猪！”
邓友梅恨不得撕了他，但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忍，忍住这一切，只要能活着回到祖国，要再参加八路军，报仇雪恨。有这个念头的不仅是邓友梅，几乎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华工都是这么想的。
5． 尚有的一丝温情
在日本人中，最心狠手辣的要属日本军人，当属那些当过兵、侵略过中国、负伤后又回到日本的人。他们被军国主义思想清洗了大脑，充满了残酷性和反动性。他们崇尚侵略战争，认为侵略中国是他们的天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入侵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时，扛着国旗，唱着《君之代》，杀害了无数的无辜民众。“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直到细石变岩石，直到岩石长青苔……”这样的国歌让日本军人无比狂热地崇拜着自己的天皇，蔑视他国平民的生命。他们反而把自己的这种反人类的无耻行径，视为引以为豪的爱国主义。
邓友梅刚来日本时，对所有的日本人都怀着深深的仇恨。与工厂里普通日本民众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邓友梅的内心却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与那些毫无人性可言的现役或退役的日本军人相比，日本老百姓有些还是善良的。虽然他们的儿孙、亲戚或者邻居是入侵中国的侵略者，在中国无恶不作，丧尽天良，双手沾满血腥，可是这些普通百姓还是善良质朴的，就像邻家的大姐、大婶、大娘或小兄弟，对中国人民并没有另眼相看。
邓友梅在碳酸镁车间的皮带运输机旁工作。硝酸钾矿石粉碎后从机器里送出来，会有两个小孩子守在传送带的两头，收拾溢到外面的硝酸钾粉末。他对面站着的是个日本孩子，年龄和他差不多。开始时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有几次，那个日本男孩儿试图跟邓友梅说什么，邓友梅把脸一扭，装没听见，他从心里不愿搭理他。
可每天在一起工作十几个小时，两个人都默不作声，实在觉得无聊。男孩儿又试探地问邓友梅：“你会唱歌吗？唱个中国歌给我听？”
邓友梅见他很单纯，而且也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便跟他搭起话来：“那你也唱个日本歌给我听听？”一来二去，两个人有说有笑起来，为繁重枯燥的工作增添了些许乐趣。
邓友梅被指责偷葱遭到痛打后，化验室里一个叫百合子的女生悄悄来到他身边，默默地看着他，眼里闪出泪光，头一低走开了。第二天，再遇到邓友梅时，她深深地弯下腰说：“对不起，昨天的事情！”
望着百合子充满歉疚的面容，邓友梅内心划过一丝感动，以前她也曾帮过自己。有一天中午，邓友梅正想吃饭，一个日本监管又无缘无故过来找茬，邓友梅辩解了几句，监管夺过他手里端着的饭盒，扔到地上，对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心里燃烧着熊熊怒火的邓友梅，毫不示弱地冲他怒骂。监管哪能容忍一个中国孩子反抗自己的权威，把邓友梅按在地上，发疯似的用鞭子抽打。
百合子闻声赶来，拉住临管说：“厂长正找您呢，命令您去一趟！”监管这才罢手，往邓友梅身上猛踢了一脚骂骂咧咧地走开了。百合子眼里闪着泪光，对邓友梅说了句“对不起”，便走开了。
浑身疼痛的邓友梅从地上爬起来，见一位中年妇女向自己走来。她把饭盒递给他说：“这是百合子给你拣回来的！”邓友梅接过饭盒，打开一看，里面多了一个紫菜包着的小饭团。
生病是邓友梅最担心的事，中国劳工生病厂方根本不给医治，任其病情发展，如果哪个劳工因病不能劳动，卧床不起，连饭都不给吃。这天，病魔还是缠到邓友梅身上，持续的高烧像把他的四肢拆散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他盼望自己快快好起来，躲过这一劫。怎奈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不敢休息，强撑病体在工位上劳作。
几个日本大婶看他可怜，就把他藏在车间角落里，让他休息，并承担起他的劳动份额。勤劳科的人在工位上没看到邓友梅，就到处搜寻，见他倒在一边，上来就是一顿踢打，不住地吼着：“叫你偷懒！你是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
大婶们一听忙放下手里的活赶过来，纷纷替他求情：“他不舒服，是我们让他歇的！”
“你们？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对影响工作的后果负责吗？”
“我们替他把工作承担下来，怎么不能负责？”
看勤劳科的人仍对邓友梅揪住不放，有位大婶偷偷跑到炉旁按下电铃开关，产品出炉的铃声一声比一声急地响了起来。大婶大喊道：“出炉了！”
勤劳科的人这才走开了。他刚一离开，人们便围拢上来，把邓友梅扶到锅炉后面。那位拉电闸的大婶把他搂在怀里，难过地说：“我的孩子都被征兵征走了，我非常惦记他们，你妈妈的心情一定是和我一样！”
日本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灾难，给日本国的老百姓也造成了不幸。
工厂里的日本妇女有很多，几乎都住在附近，她们的丈夫都当了兵，家里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她们在山坡上种了一些萝卜、白菜、土豆等蔬菜，看邓友梅吃不饱，常偷偷带一点来给他充饥。其实，那些日本女工自己的生活也异常艰难。吃粗茶淡饭不说，仅有的一身衣服也是褴褛不堪。有些上了年岁的女人，因为把家里仅有的裤子让给了年轻的女儿或儿媳蔽体，为了遮羞，她们只在内裤捆扎上装水泥的纸袋子。
两周休息一天，每到休息日，华工列成一队，由教官带领上街购物。看到“代用食”前排着长长的队伍，邓友梅还以为是卖什么好吃的呢。自己买不起，就是看一眼也能解解馋啊！他走过去一瞧，原来人们争相购买的是豆腐渣，每人定量，只卖一小勺。因为没有物品可卖，商铺的大门紧闭，走在街上的日本人手里拎的提袋也是空瘪瘪的，转一圈几乎什么也买不到。
没去日本以前，邓友梅在中国看到的日本鬼子都是坏蛋，到了日本以后才发现，日本的老百姓，和跟他一起干活的那些最底层的日本人一样，生活颇为艰苦。在那场战争中，他们也被日本当局压榨到极限，日子同样难以维系。
有的劳工因为实在难以忍受日本人非人的暴虐，再加上积劳成疾，想一死了之，大家得知后都加以劝慰：多行不义必自毙，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还能蹦跶多久！咱们先忍着，总会等到中国胜利的那一天！虽然大家亲眼看着身边中国劳工不断地倒下，但却从未放弃对祖国胜利的期盼！
出乎邓友梅意料的是，尽管日本人对华工一次次进行严密的搜查，中国同胞手里竟然还有《大众哲学》和《革命人生观》等进步书籍。大家下班时暗中传看，上班时又小心地把它们藏起来，以免被日本人发现。
这些书籍就像捻不灭的火种，踏破坎坷于艰难环境中给人以理想麦田的希望。邓友梅凝视着这些透着中华千古文明信息的方块字，激动的眼泪几乎掉了下来，亲切得就像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妈妈，强烈的爱国之情在胸怀中久久地涌动。
虽然有些字他还不认识，许多深奥的道理还弄不懂，但是，他已预感到，就凭我们中国人不屈的信念与日本民不聊生的现状，日本侵略者绝不会胜利，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
这时的邓友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新的一页翻开，当人生轨迹改变，童年所经历的所有苦难，都沉积为生命里的一座富矿。直到有一天，他用文学的铁镐挖到它的矿脉，呈现出来的是令人炫目与陶醉的辉煌！
35年后的1980年，邓友梅随巴金、冰心等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本友人提出让他到当年当劳工的地方走一走，巴金立刻表示赞成。听到这个消息，电视台和报社的一干记者，紧随着邓友梅上了火车，一路跟随。到工厂时，厂方负责人排成一排鞠躬迎接，一再道歉：“邓先生，您当年在这里当征用工受苦了，实在对不起。”日本投降后，这家工厂被美国封闭停工十几年，老厂的工作人员早走散了，现在这些人都是新人。
邓友梅绕厂参观，发现当时工作的车间已是杂草丛生的荒地，如果不是亲历那段刻骨铭心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岁月，没有人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什么。岁月，掩埋的是战争的痕迹，掩埋不掉的却是留在人心底的刺痛和整个民族的屈辱！
一群记者挤上来问他：“邓先生，经过这几十年，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邓友梅仰起脸，不无骄傲地说：“当年在这里当劳工的是邓友梅，现在站在这里的还是邓友梅，我个人并没多少变化，变化的是我的祖国！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中国了！”是啊，祖国的富强，是我们所有中华儿女的骄傲，过去备受欺凌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6． 回到祖国怀抱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邓友梅工作的地区每天笼罩在美军盘旋呼啸的飞机之下，炸弹声不时响在日本军事基地上。工厂里的人们如惊弓之鸟，时刻准备往防空洞里钻。时隔不久，这里的许多工厂在轰炸中被夷为平地，平民房屋也遭到毁坏。日本当局限令老百姓撤离小镇，不听从命令者，所住的房屋将被强行推倒。
工厂炸平了，华工的新任务是拆不搬迁的日本平民的房屋。房子是用木头搭建的，用粗绳子把房体整个拴住，几个人使劲一拉就能倒塌。
常常是老百姓被当局的工作人员强行赶出家门，房子即刻变成一片废墟，家当被砸得七零八落，尘埃尚未落定，老人们则悲伤地走上去，翻找可以上身的衣服。住在这里的都是生活在底层的老人和孩子，日本政府并没有给他们安排去处。日本的冬天冷得滴水成冰，漫天大雪常来光顾，房子一拆，这些孤苦无依的人连个住处都没有。
开始接受这项任务时，邓友梅非常开心，心里恨恨地想，你们毁了我们的家园，这回可好，我们也来毁你们的。可真看到那些因无家可归而流落街头或荒野的老人孩子，邓友梅的心情复杂起来，再拉倒那些房子时，手上也多了些许不忍。
1945年初，小镇上的房子已拆得所剩无几。日本当局看到中国劳工除了给他们增加负担，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把他们送到长崎，由那里乘船取道韩国，再坐火车遣返回中国。
可以回国，对邓友梅是幸运的，而绝大多数在日劳工却没有这份幸运。
2005年11月7日，《郑州晚报》的记者经过多方实地采访与调查取证，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劳工幸存者痛诉二战日军暴行》的长篇通讯。记者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了解到，他们曾找到了一些不在名单上的幸存者。据调查，仅二战期间关押在石家庄集中营的中国劳工就在5万人以上，大部分都去了日本，所以日方统计的38935人的数字是不可信的，是欲盖弥彰的谎言。
邓友梅是从天津被骗，在青岛被押往日本的，不属于在石家庄集中营关押的去日本的中国劳工。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的调查真实可信，而日本的许多人（包括政客）为了掩盖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否定侵华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在中国劳工的人数上做文章，在公理和良心面前，采用掩耳盗铃的手法，欺人也自欺，这是对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中国劳工死亡率高达17%，这些人永远冤死异乡，再也回不了国了。而那些回到祖国的劳工，受到日军暴虐欺凌的经历不仅成了他们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伤痛，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巨大伤害。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人因想不开而病死或自杀，有的整个村子被日本侵略者烧光，家人不知去向……
一到中国境内，邓友梅惊奇地发现，车站上竟有卖烧饼、馒头、煎饼果子的，到了山海关居然还有卖烧鸡的。再想到日本买一勺豆腐渣都要排队，他感慨万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希望而激动，也为相邻的那个把殖民、侵略与扩张作为强国之本的民族感到悲哀。他们被反人类反社会的军国主义蒙蔽了良知，最终被自己滚起的欲望的巨石倾轧，反而自食所酿制的罪恶苦果。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