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
1． 第二次参军
人生的道路就像一条大河，由于急流本身的冲击力，在从前没有水流的地方，冲刷出崭新的意料不到的河道。
1945年春天，回到祖国的邓友梅和其他劳工，并没有摆脱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他们被押往出发前位于山东的那家日本工厂，继续做工。
邓友梅和许多中国劳工一样，觉得脚下的土地是祖国的，踩在上面就像有了根，他们哪还忍受得了为日本人没白没夜地卖命的日子，哪还能容忍得了日本工头的威吓与奴役！他没有一天不想逃离，没有一天不想再次参加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八路军队伍。终于有一天，他在许多大人的帮助下，趁夜色从工厂里逃了出来，也逃离了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邓友梅跟随一同逃出来的人们连夜翻过博山，找到了八路军的游击队。
第三章烽火少年邓友梅这才如梦方醒，在劳工里也有潜伏的地下党组织。由于他们缜密地组织与安排，大家才得以顺利地找到光明。经历了九一死生的邓友梅，终于扬眉吐气，重获新生。
南昌新四军总部留影八路军中一位领导同志亲切地问邓友梅：“小鬼，你多大了？”
邓友梅说：“我不小了，都14岁了！”
“呵呵，”那位领导同志慈爱地摸着邓友梅的头说，“好小子！那我问你，你会说日本话么？”
“会！”邓友梅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自己这个。
“我军俘虏的日本兵，需要有人做翻译，我们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如果你愿意参军，可以留下；如果愿意回家，我们给你路费送你回去！”
邓友梅一听参军，立马来了精神。虽然他最痛恨的语言就是日本话，可是如果能够把它服务于八路军，他却非常乐意去做。更重要的是，他终于有了重新圆梦的机会：自己又可以参军打日本鬼子了！在日本当劳工的日子，他无时无刻不怀念当年做小交通员的日子，做梦都想参军入伍，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的土地上永远赶出去，为那些死去的人雪恨，也为自己所遭受的残害报仇！他把胸脯一挺，信心满满地说：“我坚决留下参加八路军，打击日本鬼子！”
那位领导听邓友梅这么说，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好样的，别看你人不大，志气可不小！”
邓友梅第二次参军了！就像孩子见到久违的亲人一样，从濒临死亡到获得新生，邓友梅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邓友梅，把劳工血泪抹去，在其后的日子里，毅然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投入到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倾洒热血的革命队伍中。虽然那时，他还不懂得“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为他正确选择作铺垫的，是在非同寻常的经历中所坚定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他坚信，一个有国家的人才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他坚信，多舛的命运中有更加真切的真、善、美；他坚信，美好的一切只有在和平中才不会被摧残，才会绽放出醉人的芳姿。
2． 新四军文工团小演员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胜利的喜悦还未在人们的脸上消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当时，国民党政府向东北大举运兵，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以期独占东北。为打破国民党政府的企图，中共中央依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一批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会同东北原有部队执行发展东北革命的战略任务。
因战事需要，邓友梅所在的第四野战军兵分两路，一支队伍到胶东，另一支赶往东北。邓友梅所在的队伍要到东北开辟新战场，部队首长见邓友梅年龄小，怕他体力不支，无法承受长达几个月急行军的跋涉之苦，决定把他留在蒙山、临沂一带的解放区。部队先是送他到学校补习文化课，后来又安排他到电报员学习班学习。
机遇总是在不经意间闪现，它青睐的则是关键时刻敢于伸出手来，并一把将它拉住的人。
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文工团，来电报员学习班招收小演员，最重要的招考条件就是“胆大、会说普通话”。老师掂量着班里的学生，目光落到邓友梅的脸上：“我看你挺合适的，去试试吧！”
老师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邓友梅虽然已是个解放军战士，而骨子里却还是没有脱去顽皮的大男孩儿。在日本做劳工时，他那个年龄孩子的天性被毫无人性地压制剥夺。来到革命队伍，他像回到了母亲身边，作为孩子活泼好动的特性全被激活了。邓友梅掌握知识的能力强，悟性高，老师教的电码记得很快，便常搞一些小动作或跟别人说话打发枯燥的时间。老师面对他这个聪明而又有些淘气的“娃娃兵”，也奈何不得。
每天和女生们坐在教室里，一个动作要重复上百次，“滴滴答——滴滴答——”，缺乏男孩子喜欢的创造力，邓友梅早就觉得不适合自己的性格，听到老师让他报考文工团，心里自然乐开了花。
对文工团的招生条件，他做了认真分析：当年当小八路军的时候，在日军“大扫荡”中跟敌人周旋，自己哪里怕在人前说话！在日本当劳工的时候，面对种种非人的待遇，不断遭受挨打和受刑，于生与死的夹缝中努力求生，这些都没有吓倒自己！眼前文工团的考试，不就是需要脸皮厚点吗，有什么可难往自己的。再说，自己从小在天津长大，而京津两地离得很近，有不少官员、贵族和躲到天津当寓公的清庭遗老遗少，天津话和北京话双向影响、互相交融后有大量相同的词汇与读音。不少京剧、相声、京韵大鼓等艺术名家经常在京津两地交替演出，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北京话与天津话的趋同。这些曲艺杂耍，小时候听的看的可是不少，普通话的腔调自己也门儿清。
有的八路军战士在战场上打仗毫不畏惧，可一站到台上，面对观众却显得有些腼腆木讷。邓友梅却不是这样，大大方方地站在主考官面前，有问必答，还唱了几首歌。包括丁峤队长在内的主考官都对这个模样可爱、性格活泼、反应机灵的男孩儿表示满意，觉得他是块可塑性很强的好材料。
1924年1月丁峤出生于湖北汉口。刚上小学时他就展示出不凡的艺术天分，常参加学校的演出，备受老师们的称赞。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祖国的大地，年仅15岁的丁峤毅然参加了上海的抗日救亡戏剧活动，16岁加入到新四军的队伍。丁峤队长有着伯乐一样的眼光，他在胶东招文艺兵，带回了几十个好苗子，使文工团成为这些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像著名演员铁牛、李玲君、姜曼朴、孙小平，女导演董克娜，大书法家姜东舒等，都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
邓友梅在丁峤的帮助下进入文工团，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也成为他梦开始的地方。
3． 成长的烦恼
尽管在革命队伍中，战友们的情谊是经过血与火洗礼的，袍泽间亲密、坦诚和透明，但毕竟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偶尔也会有摩擦怄气和争执的时候。正值青春期的邓友梅，身上有着处于这个躁动年龄的男孩儿应该有的大部分特点，这些都会影响到自己和他人。在不断学习和调整中成长，是邓友梅，也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邓友梅在文工团的演出戏份并不多，要么是扮逃荒的难民，要么是爷爷领着的小孙子，要么是我军的通信员或敌军的传令兵。因此，在团里他除了演戏，还兼管道具和为其他演员提醒台词。
少小离家，被掳东洋，邓友梅经历的都是大的磨难，生活中小细节的锻炼和打磨却不多，缺少与人相处的经验；又因为脾气有些火爆，做起事来毛手毛脚，他在文工团着实惹出了不少小麻烦——
演出中提汽灯，他不小心打翻了灯，灯油泼洒出来，把纱罩烧了……
敲锣时，他用力过猛敲断了锣棰……
他作为主角上台演出，觉得嗓子不舒服，便自行向乐队宣布，“别拉了，不唱了，改成快板！”没有任何准备的其他演员们接不上词，而后台的乐队无法伴奏……
住在老百姓家里，像挑水这样的重体力活他是抢着去做的，但挑水时却适得其反，水没有挑来，反而不小心打碎了人家的水罐子……
演员在台上演出，他坐在幕后提词，不小心把双脚从幕布下伸了出去。台下传来阵阵哄笑声，他不知道笑声是冲着自己的，还以为是演员在演出中出了问题。听到台下有人喊：“怎么还有双脚！”他的脚被台上的演员踢了一下，才意识到大家为什么发笑，赶紧把脚缩了回来……
团里发了两套新军装，他人小，嫌衣服穿起来太长，自作主张地动手修改，想把其中一件剪短，没想到下手没准剪得太短，没法再穿；而另一件在河里洗的时候，压在石头下面，湍急的河水却把衣服冲走了，弄得邓友梅演出时连一件像样的军装都没有，团里只得又给他发了一件……
参加演出，别人早早的到了，左等右等却不见他的踪影。原来在来时的路上，他发现新华书店来了新书，看离演出时间还早，便选了一本小说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当想到还有演出任务时，时间却已然过了……
听到战友们批评，邓友梅觉得委屈，这些事都不是有意为之的，自己的初衷是好的，却好心办了错事，他便不服气地为自己辩解。文工团里有许多南方人，他们的普通话说得不流利，常常是憋得脸红脖子粗，却磕磕巴巴说不出几个完整的句子，而邓友梅却已陈述了自己的所有理由。对方有理说不出，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邓友梅不是个记仇的人，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很快抛到了九霄云外，却不知别人心里留有芥蒂，使得战友间的关系不很融洽。这种感觉让邓友梅很不舒服，就像块堵在心里的面疙瘩，无法消化。
丁队长打心底爱惜这个不谙世情且性情有些不羁的少年。虽然古语有云“树大自然直”，但在一棵好苗子长成参天大树前做些必要的修剪，却可以使他的成材之路少一些曲折。丁队长决定帮助邓友梅认识自己的缺点，提高情商，以便能更好地汇入集体中来。
有一次，丁队长犯了胃病，炊事班想给他做病号饭。他没有让炊事班动手，而是领出白面，让邓友梅给他做疙瘩汤，顺便也改善一下这个小鬼的生活。等热乎乎的疙瘩汤喝下了肚，丁队长又招呼邓友梅下围棋，还有意的让小家伙赢棋。
又喝疙瘩汤又赢棋，邓友梅心里美滋滋的，嘴巴向上笑成了一弯月牙。
“小邓啊，一样的干革命，你说像这样高高兴兴好，还是整天把嘴撅得能拴条驴子好？”丁队长笑眯眯地望着他说。
“当然是高高兴兴好！”一句话让邓友梅想起别人总跟自己作对的事，又撅起了嘴，“可有人对我有成见，老想揪我小辫子！”
“这是为什么呢？”
“我又没做错什么。他们想揪也没办法，反正不能把脑袋揪下来吧！”
“你以为这是耍英雄啊？”丁队长伸出小拇指，“狗熊！真有本事就该这样：你不是揪我小辫子吗？我把小辫子剃了，看你还揪什么，豁出去让人揪，脑袋是掉不下来，可头皮会疼！”
丁队长的一番话，说到了邓友梅的心坎上。丁队长没有罢休，先是列举了邓友梅的优点，紧接着又把他的不足一一道了出来，并指明问题的症结在哪儿。看邓友梅默不作声，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他郑重地说道：“我相信你能改正这些缺点，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同志。下次班里开会，你把自己认识到的错误，向大家讲出来，保证以后不再犯！谁要挖苦你，我批评他！”
当着大家的面作自我检讨，自尊心很强的邓友梅有些难以接受，可丁队长兄长般中肯的话语，又令他难以抗拒。他在会上检讨时，脖子还是硬梗着的。看到大家也在会上争相反思自己的行为，邓友梅的心才真正地被挑开了。他恍然认识到，原来人和人的距离，其实就是隔着几句真心话，自己拿别人当朋友，自己也成为了别人的朋友。原来有错误并不可怕，不勇于承认错误才是最不能原谅的。
会后，邓友梅慨叹道：“吃了丁队长的面疙瘩，却解开了我心里的肉疙瘩！文工团是个革命大家庭，给予我的不仅是同志之情，还有做人之道，我会受益终生。”这时，他已深刻地体会到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的含义。
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革命前辈是最好的导师，身边优秀的战友则是最好的榜样，在他们的身先垂范和谆谆教导及自己的耳濡目染中，邓友梅迅速地成长起来。
4． 首长与小兵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初次听到这首《新四军军歌》，还是邓友梅做小交通员的时候。那时他被这首歌气势磅礴的歌词，铿锵有力的旋律，以及歌曲中展现的战士们为崇高理想和斗争目标而敢于胜利、不畏牺牲的精神吸引住了。成为文工团员后他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经常和他们一同在火线上出生入死的陈毅军长。
陈毅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01年生于四川省乐至县，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并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同志任新四军代军长，继续领导华中军民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陈毅这个名字，敌人听了就会吓得闻风丧胆，好像他身上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威武之风。无论是急行军，或上前线慰问，或在驻地修整，邓友梅经常能碰到陈毅军长。在邓友梅心中，他不仅是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军人，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这位伟人的风范，常常感染着邓友梅，感动着邓友梅。
行军的时候，陈毅经常骑一匹高头大马，他高大伟岸的身形在队伍中像一个旗帜，有时候他也会下马跟战士们一起走，拉拉家常。尤其对邓友梅这样十四五岁的小兵，更是关怀备至。他那一口略带四川腔的普通话，说得慢条斯理，却又谈笑风生，亲和而又慈祥。
邓友梅年龄最小，陈毅常喊他小鬼，一来二去就互相熟识了起来。
有一次，因演戏需要，邓友梅和一个女文工团员被派到军部借军事地图和电话做道具。站岗的战士说里面在开高级军事会议，不让他们进去。邓友梅说，没有道具戏没法演。军部的战士说，演戏重要还是高级军事会议重要！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休时，陈毅推门走了出来，问道：“哪里有人在吵？”几个人见惊动了军长，都惭愧地不再吱声。陈毅看到满脸通红的邓友梅和同行的女文工团员，没有批评他们，而是面带微笑地摸了摸邓友梅的头说，“又是你们两个小鬼，我就晓得嘛！”当他明白邓友梅的来意后，把手一摆，“工作需要，拿走就拿走嘛，不要吵了！”说罢，才迈着大步回到屋里。
陈毅的大气与诙谐，给邓友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回，部队打了胜仗，从敌人手中缴获了许多枪炮等物资，其中还有点儿“洋烟”。那时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有烟瘾的年龄较大的同志一听有“洋烟”，来了兴致，便对邓友梅说：“军长向来对你很好，要不你去他那儿给我们淘换几支？”
一向热心肠的邓友梅没有多想，来到陈毅军长面前敬了个礼说：“报告军长！请发我几支烟！”
陈毅一听，故意把脸一绷，说道：“小鬼，你哪里会抽烟？是哪个让你来的吧？烟一抽上想戒都难，你可不要跟他们学！”陈毅说话时的语气，像在调教自家的晚辈。
1947年，有一个时期战事打得颇为艰苦，新四军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急需突围出去。可是天公好像在考验这支英雄的部队，每天阴雨连绵。战士们连日来风雨兼程不停地急行军，又累又饿，有的人甚至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开会的时候抱怨看不到前途。
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陈毅便拿大家都熟知的事物问大家：“人跟骡子的区别是咋样的？”那时候，部队拉枪炮用的都是战马和骡子。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回答不上来。陈毅说：“那我告诉你们，人是两条腿走路，脑袋抬起来喽，看得远！骡子四条腿走路，脑袋光看着脚底下一点点！”
陈毅的一番话，像阳光射进每一个被阴霾笼罩的心灵。他在任何艰苦环境中永葆的英雄本色，不向困难低头的豪迈气概和遇挫弥坚的人格魅力，后来在《青松》一诗中亦有写照：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场的每位战士在陈毅军长的感召感染下，都坚定了克服当前困难，革命必胜的信念。
多年后，与陈毅军长的这段缘分，促使邓友梅写出了小说《我们的军长》。
5． 知遇领路人
年纪尚轻时，如果遇到一位好的领路人，是一生的幸运。邓友梅有幸遇上了。
因为年岁最小，邓友梅在文工团男生班中显得有些稚嫩，丁队长便把他调到茹志鹃当班长的女生班。一个男孩子每天跟一群女孩子在一起，邓友梅觉得没有颜面，又不能不承认，男生班里许多大孩子能做的事，自己做起来的确有些难度。来女生班时，邓友梅提醒自己，他是女生班里唯一的男子汉，撑也得撑出个样子来。
别看茹志鹃只比邓友梅大6岁，她却给了邓友梅师长般的教导和母性的关爱，弥补了邓友梅从小就缺乏的亲人间的温暖。不仅是对邓友梅，茹志鹃对班里其他女生也是关怀备至。有一次，行军途中一个女团员走不动了，身体像麻袋片一样堆在地上。茹志鹃疾步上前，二话不说背起来就走。邓友梅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女同志背人，而且是一路小跑地前行，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1925年9月茹志鹃生于上海。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曾经富裕的家庭已经走向衰败。3岁时，母亲患白喉去世，父亲抛下家眷一去杳无踪影，幼小的茹志鹃只好跟着祖母奔走于沪杭两地，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在杭州，她跟着祖母糊火柴盒、磨锡箔纸。在上海，她跟着祖母到别人家里翻新丝棉、做女佣，或者坐在破旧的灶堂间里钉钮扣、缝贴边。茹志鹃在普志小学只读到二年级，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不得不随祖母回到杭州躲避战事，从此辍学。不久，最疼爱她的祖母离开了人世，茹志鹃进入孤儿院，后来陆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过一阵子书。1943年，她跟随兄长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做过演员，历任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
坎坷的成长经历，使茹志鹃过早地饱受世态炎凉，懂得只有做一个内心有力量的女人，才能不被艰难世事所击倒，善良的她也更加理解体恤和自己一样有不幸遭遇的人。在革命队伍中，她用自己的豪情与大气、坚韧与善良，铸就了一盏优良品格的明灯，照亮了包括邓友梅在内的许多战友的心灵。
邓友梅对茹志鹃的敬畏和依赖，是从她给自己的那一拳开始的。
那天，邓友梅打包铺草，动作不像往日那样麻利，没走几个来回就累得气喘吁吁。他从心里跟自己较劲儿，努力想把工作做好，不愿给那些女孩子留下“偷懒”的印象。
茹志鹃走过来，邓友梅心里敲起了小鼓，心想，自己又得挨批评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茹志鹃伸手摸了摸他的脑门，说道：“你的头好烫，你发烧了！”随后用命令的口吻说，“坐在这儿什么都别做，给大家看包！”
邓友梅执拗地说：“没事，我能干！”
茹志鹃眼睛一瞪：“这是命令！”硬把邓友梅按在背包上，并给了他一拳，“不听话，气死人！”说完，扭头走了。
望着茹志鹃的背影，邓友梅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自小一直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几乎不懂什么叫做母爱。而茹志鹃这轻轻的一拳，却打出了他满心的感动和晚辈对长者的依恋之情。
1947年的夏天，文工团接到上级命令，远离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向豫、皖、苏、鄂一带进发。这时的天空好像一个淘气的孩子，一会儿阴沉着脸大雨滂沱，一会儿又把满脸炽热的笑洒向大地。一直处于急行军状态的战士们，饿了抓一把雨水沤烂的煎饼渣，渴了掬一捧水洼里的雨水，困了边打瞌睡边走路，行军之路异常艰难。
邓友梅身上的衣服，下雨的时候被雨水浸透，太阳出来的时候又都是汗水，又粗又硬的粗布粘在身上，沤得背上鼓起一个核桃大的脓疮，别说背上还有行李，仅是粘湿的衣服都刮蹭得他火辣辣地疼。两只脚上起的血泡早已磨破，伤口已经溃烂发炎，他紧咬牙关一瘸一拐地在坑洼不平的山路上行走，不敢掉队半步。
这天深夜，天空仍然阴沉沉的，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文工团员们走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身后一支炮兵队伍赶着驮炮弹的骡马追了上来。见是自己的军队，文工团员们边避让边行走。骡马左冲右撞，把文工团的队伍搅乱了。
走到一个岔路口，邓友梅站下脚，想通过影影绰绰的人影和熟悉的脚步声分辨文工团队伍行走的方向。突然，一匹骡子从身后蹿过来，邓友梅没来得及躲闪，骡子上驮的炮弹箱铁角猛地撞到他的疮口上。没有任何防备的邓友梅在剧烈的撞击中，脚下不稳险些摔倒，疼痛像刀子一样割到心上。他下意识地大叫一声，声音里带着无法抑制的痛楚。
“嘿，不就是碰一下嘛，就这么大呼小叫的，像个旧军阀的丘八！”
“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你算轻伤还是算重伤呀？”
“发出这动静，像个男人吗？”
一句句揶揄之声从炮兵队伍里传来，邓友梅有口难辩。其实，方才那点脆弱是他于无法控制的疼痛中本能地带出来的，他发现后立马止住了。他们撞了自己也就罢了，可还用责备、嘲讽的口吻加以指责，好像错的不是他们而是自己，撞人的到有理了。所有的委屈被无法申辩的羞难撕破一条大口子，他索性不再抑制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起来。心想，既然你们这么说，那就让你们说好了。
部队里这些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在战场上见惯了血雨腥风，脑袋是别在裤腰带上的一不小心说掉就掉了，一般性子都很直，说话直接爽快，不绕弯子。他们见不得眼前这个哭哭啼啼的“娃娃兵”如此娇气，奚落责难也少了些克制。
有的说：“要哭到路边哭去，别让我们陪着丢人好不好？”
有的说：“这么大了，理智点！”
“你们公平吗？炮弹箱把他背上的疮都撞破了。你们怎么不说炮兵，反倒说他呀？”一个熟悉的具有穿透性的声音陡地传来，炮兵们被半路杀出来的“花木兰”镇住，都哑了口。茹志鹃并没有罢休，质问道：“炮兵同志，骡子撞了我们的人，你们为什么还不来人牵着？”
“可不是，小邓背上血都渗出来了！”有人擦亮了火柴，邓友梅那已看不出颜色的军装上沾满了鲜血。
炮兵们看到邓友梅的确受了伤，觉得错怪了他，一改刚才的态度。有的一脸歉意，有的上前拉住骡子的缰绳，有的则对邓友梅说：“我们不知道你受了伤，真对不起。”
见茹志鹃出来替自己解围，邓友梅的心情明朗起来。当炮兵队伍走远，他想对茹志鹃说句感谢的话，刚叫了声“志鹃姐——”，却被她拉住了。
“小邓，”茹志鹃的声音压得很低，却非常有力，“你记住，要再看见你哭鼻子，我永远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未待邓友梅说话，她便转身去照料其他文工团员了。
毕竟是当众哭了鼻子，纵使自己再有理，这一哭，好像把所有占的理都抛光了。虽然仍感到委屈，但邓友梅告戒自己：为了阿姐的那句“要再看见你哭鼻子，我永远不理你”，我也得坚强起来！
6． 别让小缺点掩盖大优点
邓友梅以为自己哭鼻子的事，茹志鹃不会再提了。不承想，几天后她又提起来，而且这次说的角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文工团在行军途中被敌机发现，枪弹从头顶上疯狂地扫射下来，大家赶紧隐蔽到一处蒿草丛生的坟地里。
敌机俯冲轰炸的间隙，茹志鹃问趴在同一座坟头后面的邓友梅：“那天你是故意大哭的，对不对？”
邓友梅不好意思地问：“你都看出来了？”
“这点小把戏骗得过我！你干吗赌这个气？”
“我忍住疼不哭，他们却骂我丢人！我心想，反正都是丢人，还不如哭个痛快！”
“你这一哭可好，我想替你说话也没法开口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有这样才能长成顶天立地的男人！”
敌机又轰鸣着俯冲下来。茹志鹃用胳膊按住邓友梅的头，隐在一人多高的杂草间。经敌机一阵疯狂扫射，两个人的身上落满石子、草芥和尘土。敌机再次飞远，茹志鹃才把胳膊从邓友梅头上拿了下来。两个人除了一嘴小白牙，已经分不出脸与土的颜色。
茹志鹃满意地笑了：“其实你挺勇敢的，枪子儿是不认人的，面临危险时我从没听你叫过一声。那次在澄河边，你与一位同志放哨，前有河水后有追兵，却临危不惧，你还积极联络当地民兵，使大家能够顺利过河。你现在打锣，节奏打得越来越好，汽灯点得也不错；你演戏时非常投入，既不忘词，也不憷台；你还能编快板……”见邓友梅瞪着一双大眼望着自己，她认真地说，“打宿北战役时，咱们文工团就那么几个人却看守300多个俘虏，还有孟良崮战役胜利到前线慰问演出，面对敌机在头顶上的咆哮，你都那么勇敢……”
茹志鹃说的这两个战役都很著名，而邓友梅也都有幸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时至今日，邓友梅每每想起，还为之自豪。
宿北战役是新四军在解放战争初期，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著名战役。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华东野战军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全歼整编第69师指挥的3个整旅另1个团及整编第11师一部共计2.1万余人，其中俘虏1.3万余人，开创了一次歼敌3个半旅的成功范例，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迅速结束苏北战事的企图。战役取得辉煌战果后，陈毅同志满怀豪情写下了“敌到运河曲，聚歼复何疑？试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的诗篇。
面对大量的俘虏，管理成了问题。文工团除了日常演出，派出五六个人看管300多个俘虏，给他们登记、编号、烧水、做饭……离前线只有三四公里路，枪炮的呼啸声时常擦着耳朵。有一天下午一两点钟，国民党军被我军包围的部分骑兵突然突围逃窜，迎着文工团驻扎的小村子狂奔而来，只要十几分钟就能赶到。文工团员堵在屋内的俘虏多达300多人，只有队长丁峤和茹志鹃每人有一把手枪。火力不够，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文工团决定智取。敌骑兵就在梁坎上，而文工团员们押着几十倍于己的俘虏躲在沟底，抬头就可以望见敌人狼狈逃窜的身影。俘虏队伍中有几个垂死挣扎的看见自己的骑兵来了，想趁机逃跑。为了让他们断了这个念头，文工团员干脆押着俘虏来到前线阵地，那几个想逃跑的俘虏说：跟着他们丢命，还不如跟着你们有救。
孟良崮战役取得胜利之时，邓友梅随团到前线慰问演出。敌人的大部队虽然已经被消灭了，但敌机还在天上作最后的叫嚣，扔炸弹就像扔石头。演出过程中，看到敌机反扑回来马上卧倒，敌机飞走之后再爬起来继续敲锣打鼓引吭高歌。经过战地生活的锤炼和在生死线上摸爬滚打，邓友梅练就了胆子大、反应机敏的本事。他认为人心里一旦有了伟大的理想与信念，就可以把生死置于脑后，以苦为乐，视死如生。因此他以饱满的感情和诙谐的语调，尽情地讴歌着战士们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在轰炸声中为战士们带来阵阵笑声和掌声。他为自己编排与演出的曲目受到战士们的欢迎，感到莫大的幸福。
无论是冒着炮火上前线为战士们演出，还是在危急情形下转移看管的俘虏，抑或是搬运文工团各种道具用品，邓友梅都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没有叫过一声苦、一声累、一声危险。
“你的优点真得很多啊！”茹志鹃一一细数，“比如，你勇敢、热心、真诚、做事有激情，这些优点培养出来并不容易。你也有很多小的缺点，但这些缺点你只要注意一下就能克服。如果让小缺点掩盖住了大优点，岂不太冤枉了！”
听茹志鹃如此表扬自己，邓友梅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一直以来，他已养成了条件反射，一听到批评就浑身发冷。可茹志鹃如此客观地评价自己，肯定自己，让他从心底感到温暖，也对自己有了一份自信。邓友梅什么也没说，但茹志鹃的话他却全都记下了。
这一记，就是若干年。这些话像极具精神力量的支柱，每当困境来临时都会让他靠一靠。他这么做，不仅是为了阿姐茹志鹃，更为了自己能在人世间坚强地书写下一个大写的人字。
7． 小荷初露尖尖角
新四军文工团是个文化素质很高的团队，人才济济，像白文等知名人士和戏剧学院毕业的许多人都在这里。每天和他们在一起，邓友梅无形中又多了许多可以学习的老师。
文工团的演出任务安排得非常紧，一般来说剧本刚编出来，要不了多久就要上台演出，留给演员背台词和排练的时间有限。有的演员要在一台演出里扮演不同的角色，忘词的事在所难免。于是每逢演出，总要安排专人躲在幕后，一手持蜡烛，一手捧剧本，随时为台上忘词的演员提个醒，防止出现卡壳、演砸的尴尬场面出现。邓友梅便承担着为演员服务、为演出“保驾护航”的提词工作。
作为在幕后给演出“保驾护航”的人，邓友梅整出戏都要记住。他知道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演员在台前出现了闪失，自己作为补救者绝不能再出差错。每当演出时，邓友梅总是在幕后聚精会神地聆听，否则一走神便不知道要给哪个演员提哪句词，如果张冠李戴乱了套，戏非演砸了不可。
邓友梅的学龄有限，有许多不认识的字不时地跳出来难为他。邓友梅到高兴遇到这些拦路虎，向别人虚心求教来扫平障碍。大家见邓友梅刻苦好学，也乐意教他。完成工作的同时，邓友梅还认识了许多字，背下了多部剧本，这为他日后搞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正应了那句话：“人生中有众多的偶然，殊不知它是垂挂于必然的根茎上的。没有经过一定的沉积抑或不具备那只有力量的手，绝不会因为一个契机发现它并摘到它。如果不勤奋，即使捧在手中，它也会被消费掉，并不能成为可以在将来开花结果的种子。”
文工团经常去前线慰问演出，如果要慰问的部队是在行军途中，文工团员就要站在一侧的路边或山坡上唱歌、说快板。根据战地需要，部队要求文工团员尽量多作一些即兴表演，根据不同军种演出不同类别的曲目，以应时应景烘托现场气氛。有时，部队白天打仗，文工团员要深入部队了解战况，然后把取得的战果和涌现出的英雄事迹，马上编成各种形式的剧目，晚上就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演出。
科班出身的演员编戏时有一套规矩：先设计一个明确的主题，进行舞台说明，再设计动作、场面、情境、悬念、冲突、结构、人物台词等。然而，行军途中的演出却没有这么多时间让他们精雕细琢，往往主题刚想出来，大部队已经走远了。
邓友梅脑子里全然没有这些条条框框。
小时候在天津，他经常跟着母亲去看戏，也常听街边的艺人说相声、评书和唱大鼓。他没上学时，像这样长长的顺口溜“直隶省，天津卫，督察衙门保安队……有水局，有火会，急忙快跑消防队……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已经倒背如流。儿时的耳濡目染和文工团艺术氛围的熏陶，再加上为演员提词背下的一部部剧目，这些深厚的功底让聪明伶俐的他可以把看见的事物，随口描绘出来。
这天，丁队长又为大家不能及时写出表演的节目气得直跺脚：“你们怎么搞的！”
邓友梅拿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派头，站出来说：“队长，要不我编一个？”
丁队长打量着眼前的少年，一脸惊讶地说：“好，那你试试吧！”
邓友梅看前方正好有一支队伍走过来，有的背着大锅，有的扛着风箱，有的推着粮食口袋……他跳上路边的一块石头，立刻进入了表演状态，扯开嗓门地说起了快板书：同志们，
向前观，
前面来了个炊事班；
炊事班，
真能干，
又会做菜又做饭；
饭菜做得香又香，
打得鬼子就缴枪。炊事班的战士们一听文工团演员正在表扬他们，脸上都挂满了自豪而又开心的笑，有的向邓友梅招手，有的为他鼓掌叫好。
见大家喜欢，邓友梅心里美滋滋的。兴之所至，他向队伍中一个高个子满脸胡子拉碴做得一手好饭的男人一指，随口又是一首：炊事员，
大老张，
做得饭菜格外香；
一天行军八十里，
摊了煎饼又做汤；
同志们吃了打胜仗，
人人都夸大老张。那个叫大老张的一听涨得满脸通红，乐得合不拢嘴，不停地说：“我做的还不够，担不起这个光荣，以后要更加努力。”队伍中随即响起一片笑声，和向大老张学习的呼声。
丁队长看到邓友梅的即兴表演大受欢迎，满意地笑了，拍着邓友梅的肩膀说：“没想到，你人不大，才情可不小，以后你就参加创作吧！”
文工团有个会搞创作的“娃娃兵”，在部队引起轰动。
军队报纸的记者专门找到邓友梅说：“小邓，你这段编得不错，我给你发表。”半个月后，记者又找到了邓友梅，同时还带来了一斤花生和四个柿子，说：“这是稿费！希望你以后除了快板书，再多写些新闻、消息、侧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投稿！”
邓友梅这才知道，发表作品还可以拿稿费。记者拿来的这些食品可是稀罕物，邓友梅哪舍得自己独吞，便一并把它们拿给全班战友分享。
大家有滋有味地吃着，你一言我一语地对他说：“小邓，你以后就这样编吧，也好让我们常饱口福。”“你搞创作，既可以慰问前线的战士，又能让身边的战士分享的快乐，何乐而不为呢？”
俗语说，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邓友梅在大家的鼓励中，像摸到了一把奇异大门的钥匙。白天，他开始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把我军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杀了多少敌人，抓了多少俘虏，涌现了多少战斗英雄等战果，编成各种形式的剧目，晚上去慰问演出。
望着浴血奋战、凯旋而归的战士们，虽然一身的疲惫，脸上却洋溢欣慰的笑，邓友梅第一次深切领悟到，演出团体再好，剧本不好，它也只是个花架子，不能真正地打动人、感染人、震撼人；要想演出受欢迎，它的前提一定是先创作出一部好作品。
在洛阳当年战斗的地方8． 梦开始的地方
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说：“一个好的习惯，可能会造就一个人好的命运。”对成长阶段的青少年来说，读书学习是一种好习惯。但是，在战争年代，读书学习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件困难的事情，对于一位每天处于行军中的战士而言，便显得更为奢侈。
每天晚上，文工团的女战士都集中在一起休息，邓友梅则独自一人住在磨房、草屋或门洞里。茹志鹃每天有写日记的习惯，看女战士们挤在一盏灯下做事，而邓友梅却独享一盏孤灯，就抱着书本来到他的灯下。不仅是为了看书写字方便，还为跟他做个伴儿，省得他一个人感到过于孤寂。
茹志鹃凝思或写字时，左手间夹着的纸烟袅袅升腾。写文章累了，便停下笔，要么站起身来活动一下筋骨，要么到女战士房里看看，要么跟邓友梅聊会儿天，接下来又是一段长时间的伏案。
邓友梅睡不着，不是呆呆地望着屋顶，就是在一旁给茹志鹃卷纸烟。有时，他也会点上一支默默地吸着。阿姐不跟他说话，他不敢过多打扰她。
灯捻儿一头浸在油里，一头驱走了黑暗，把这一天光明的时光拉长了，它自己却越燃越短，偶尔会发出几声哔哔啵啵爆响，灯苗儿在跳动中忽地亮了许多。轻风吹来，灯苗儿像受了惊吓似的躲躲闪闪，随之却又不甘心地努力燃起。邓友梅怕灯光熄了，不时地用细草茎拨下灯芯里烧黑的部分。
老乡家喂的牲口或鸡鸭偶尔会叫上一两声，衬得眼前的这一切更加静谧，只有茹志鹃的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唰唰唰”的响声是那么的快乐。望着茹志鹃映到墙上一动不动像水墨画一样的身影，邓友梅想不明白阿姐都在写些什么，同样让他不明白的，还有她写的这些日记为什么和她的书一样金贵，走到哪儿就背到哪儿。每次面临敌人包围或上级下令轻装突围时，她宁可把军装被褥扔了，却从来都不舍得丢掉这些书本。
这天，茹志鹃看邓友梅实在无聊，把一本鲁迅的《野草》递给他说：“人啊，越待越懒。像这样不打仗不行军的夜真难得，还是把时间利用起来多读点书呢！”
邓友梅接过书，有些无所适从。自从小学四年级辍学后，他好久没有正经读过书了，搞文艺创作，靠的也是他天生的灵气，从没有想过多读点书给自己充电。怕她批评自己，邓友梅不敢表现出兴趣缺缺，只得硬着头皮去读。
邓友梅把整本书都读完了。茹志鹃问他：“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邓友梅顺口说了出来。
茹志鹃一听笑了，侧着脸问他：“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不就是有两棵枣树嘛！还能有啥意思？”邓友梅也笑了。
“那为什么不说‘两棵枣树’，而要说‘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呢？”茹志鹃收起了笑容，反问道。
邓友梅无言以对。他只觉得鲁迅这么写很有趣，还真没想到为什么。
“这叫强调！”茹志鹃定定地望着邓友梅，认真地讲解道，“只写‘有两棵枣树’给人印象不深，‘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这样一强调，读者才会记住这两棵都是枣树，而且还为全文定了一种节奏，一种基调……”
邓友梅这才明白，大作家笔下的文字，每一笔都不是随便写的，都隐含着他创作的思想和意图。
邓友梅读了法国作家列纳尔的《红萝卜须》，茹志鹃叫他说读后感。
邓友梅说：“大人对小孩不公正，看来全世界都一样。这本书把受歧视的孩子的心理写得很真实。”
“看来，你读书是用心了，”茹志鹃满意地说，“不过有些地方写过头了！红萝卜须因为不被人爱而苦恼，这可以理解；可是他看到老师喜欢脸色红润的孩子，就抓破自己的脸，把血抹了满脸，对老师说‘我也有个红脸蛋’，这就过分了。写文章要讲求分寸……”
经茹志鹃这么一点拨，邓友梅明白了一个道理：读书不仅要靠直觉，靠感受，还要做理性思考，做技术分析；写文章呢，不能只求生动，还要讲求分寸与合理性。
房东大娘有一次进来抱柴禾，见他们有说有笑，问茹志鹃：“你参军还带着弟弟呢？”
茹志鹃笑了：“是啊大娘，我的兄弟们都在部队。”
大娘并没有领悟茹志鹃话里的深意，顾自说着：“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们是一家人。这样也好，相互间有个照应。”
听着她们的谈话，邓友梅心里暖融融的。就是这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姐姐，不仅指导他怎样做人，还教给他怎样学习。这时，邓友梅还毫无意识，茹志鹃正在教他使用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而门的那边将是一个无比广阔的天地。
书读得多了，邓友梅在创作中多了许多以前没有的词汇，想象力和表现手段逐渐丰富起来，读书由被迫变成了一种自愿的行为。每天晚上，战友们都沉入了梦乡，邓友梅却毫无困意，有时从书本上抬起头，却发现天光也让自己由漆黑翻成了鱼肚白。
茹志鹃的存书很快就被读完了，到哪里找书看成了邓友梅的新问题。当读书变成了一种瘾，人的心里会经常被这条看不到的虫子啃得痒痒的。
9． 另类的文学启蒙
一个人，如果一心想做什么，他总会千方百计去寻找机会，而机会也会在他挖空心思的寻找中，像从天而降般地光临。
天无绝人之路，苦于没有书读的邓友梅在清理过的战壕里发现了一本残破的书，他捧着这本没头没尾的书贪婪地读了起来，读完了都不知道小说的名字。但邓友梅却视它为宝贝，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有空的时候就翻一翻，里面的章节几乎都背了下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本书是《红楼梦》第二册。
部队有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对在地上捡到的废报纸和书本却没有要求。让邓友梅吃惊的是国民党部队里什么书都有，从武侠小说到言情小说，甚至还有鲁迅的《呐喊》。他在战场上还拣到过《故事新编》，都是一册一册的单行本，而最早读的张爱玲的小说，也是从战场上拣来的。
战场成了邓友梅的图书馆，在战场上拣书看，无形中看成了他另类的文学启蒙。后来，有了随军新华书店，他津贴费的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
《说岳全传》和《水浒传》因为写的是为民战斗的故事，邓友梅很容易就产生了共鸣。当读《儒林外史》时，书中的很多内容就不好理解了，但开头的“楔子”却深深触动了他。贫苦少年王冕，一边放牛割草，一边自学绘画，苦学苦练，坚持不懈，终于成为著名画家。邓友梅像被召唤了一样，猛地惊醒了。王冕的出身和自己差不多，他能做成大事，自己为什么不能？以前，他只是想当个合格战士，从来没有高远的志向，没有对前途、理想、命运等远大人生命题的思考。通过阅读战争时期出版的《新人生观》一书，他懂得了做人只有为人民献身，对社会有所贡献，才不会虚度光阴。但这也只是个目标，具体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他还不甚了了。
多交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交一个好朋友，多走一条正路。每一本好书不仅是这样的好朋友，还让人多了一把开启灵魂和心智的钥匙。邓友梅已经开始在思想道德和人格上自我解剖，自审自省，并懂得在灵魂“自我完善”上下工夫了。
“你每天写日记，都写些什么呀？”这是一直纠缠邓友梅的，这天他终于向茹志鹃问了出来。想到自己下部队、上前线、参加战斗、进行采访都叫收集材料，就又问，“是不是记录收集的材料？”
“不是。是每天看到听到的新鲜事，想以后创作也许会用得上，怕不记下来会忘了，如果用不上就当练练笔。你也应该学着记，作文学积累。”茹志鹃说。
“天天行军，有什么可记的？”邓友梅不解地问。
“天天记，你就会找到素材了。不然有些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不经心也看不出意义来。”
茹志鹃的话，邓友梅似懂非懂。
1948年的“豫东战役”，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连续作战20天，一举歼灭国民党军9万多人，成为我党我军战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茹志鹃用缴获的白报纸缝了个小本子，交给邓友梅说：“你拿去学着记。你编快板、写唱词、写通讯报道蛮有灵气的，以后可以往文学创作上发展。”
“我不知道要记什么！”邓友梅仍一脸的茫然。
“对什么感兴趣，就记什么好了，就算练习写作。”
邓友梅接受了茹志鹃的提议。他觉得，阿姐认为该做的事，一定是对他大有裨益的。这些事自己根本没有想过，她都为自己考虑到了。为了不辜负她的希望，他每天晚上慰问演出回到驻地，坚持写日记。时间久了，日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开始不知写什么好，到后来觉得有满肚子的话要说。
他从写日记中尝到了甜头，写剧本、通讯等不同体裁作品时文字流畅了，观察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性都有了大幅提高。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自我的交谈中，心灵的需要也得到了体恤与眷顾。
随着作品一篇篇在战地报纸上刊发，随着为文工团的演出创作的文艺类作品得到了更多人的赞扬，邓友梅再面对本子上茹志鹃缝出的工工整整的针脚时，有了一种摸到阿姐良苦用心的感觉。如果不是她的引导，自己可能还是个大错不犯、小毛病不断的愣头小子，不会发现自己的创作潜能。
这时，连邓友梅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以这样的方式，被牵上了准备文学创作之路。
10． 战地日记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迄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战略性进攻，这就是著名的淮海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
在这段难忘的峥嵘岁月中，邓友梅将自己的文学天赋和灵气充分挥洒出来，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文工团的任务，还留下了一部完整的战地日记。在日记中，他以一名亲历者的身份，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魄，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文工团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激情燃烧的征程岁月，以及自己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的动人故事。
这些珍贵的战地日记，语言质朴而生动，充分展现了战争期间邓友梅真实的心灵足音，也成为日后他完成《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一文的第一手资料。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从接受下某纵展开火线文艺工作的命令，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前天到达了纵队政治部，由于部队要迅速地向西追击从徐州逃跑的敌人，所以一直到今天，政治部宣传部长赖少奇同志才抽出一点空子来给我们指示工作，并且详细地介绍了部队的一般情况，具体地指出我们应该深入野壕地堡，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号召我们在战斗中学习，也就是说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
夜行军，继续向西追击，敌机在我们前方轰炸得很凶，隐隐地可以看见炸弹的火花和因被炸而起的浓烟。照明弹在空中摆了个半圆形的圈，机枪声和着爆炸声，响成了一片，根据经验判断，前头部队已和敌人接触了，更确定地说是把敌人包围了。在路上大家都交谈着怎样到战士群中去开展火线文艺工作，互相间表示为兵服务的决心。
走得很快，白天所看到的被炸的那个村庄，现在已横在我们面前。在离庄子三里路的地方休息，在这里就嗅到了火烧的焦味，从庄里逃出的老百姓口中知道这个庄就是早就闻名的“睢溪口”。他们说白天飞机在这庄上炸了有一下午，村西头300多家着了火，逃出来的人就是遭难者。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日他娘，前三天龟（国）军还在这镇上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看哪，谁要老百姓死，谁要老百姓活，一看就明白了。今天要不是过路的解放军同志帮着救火，我看全庄连根草棒也留不下。”在路上大家回味着老乡们的话，腿上似乎更有劲了，有些同志低声地唱起来——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看敌人动摇了！
敌人溃退了！
敌人逃跑了！
……”
十二月三日
经过这几天的追击，终于把敌人包围了。我们这个组一行11人，到23师政治部去，路上被敌机发现了，敌机向我们反复地俯冲扫射。飞机走后，我们几个人全站起来互相看了看，意思是：“不错，都还活着，一个也没少。”组长陈明同志说：“这是第一次考试。”
师政治部主任对我们表示欢迎，并且介绍了该师各团的战斗情况。我们又分成了两组，下到团里去，我们这一组（七个人）到了69团，团首长又介绍了一个下各营的战斗任务，知道一二两营都已投入战斗了，就决定争取今晚在三营做第一次的“火线演出”。这样，我们就一面打电话通知留在纵政的同志们，叫他们来参加演出，一面为演出做准备工作。我们到了三营，营首长也对我们表示欢迎。当我们说今晚要演戏给三营同志看时，他们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并且说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告诉他们去做。我们想了一下，除去作为舞台装置用的四根担架杆之外，别的实在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于是就请他派人找来了四根担架的杆子。他们都很奇怪，问我们干啥用，我们说“演戏”。他们说：“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能演戏？”我们觉得这句话说明我们过去在战争中工作得太不够了。我们回答他说：“你们在火线上打仗，我们也就能在火线上演戏，别说这里离火线还有一二里啦！”他们笑了。他们说：“文工团进步啦！过去演一个戏，头一天就搭台子，到第二天天黑还搞不好。现在说干就干，两个钟头就可以演出戏来，这不是进步了吗！”便都自动地帮助我们埋杆子。天将黑时，住在纵政的同志们，由团长带着来到，于是第一次火线演出便开始了。
我们放幻灯（战士们叫它土电影），唱歌，内容是表扬该团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英勇战绩。最后，我们演出秧歌剧《火线爱民》。在演出的过程中，敌机不断来侦察，每当它一来我们便把汽灯放到刨好的土坑里，它走了，我们就把灯挂起来继续演出，战士们开玩笑地指着天空叫道：“喂，下来吧，下来看戏呀！”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团部下来命令，叫三营马上投入战斗。这样，戏便停止了。指导员上来开始作战斗动员：“同志们，我们接到了命令，马上投入战斗。文工团同志们这样关心我们，到火线上来给我们演戏看，我们要以行动来感谢他们。我们要勇敢战斗，争取上电影（指幻灯）、上歌子、上戏，大家有决心没有？”“有！”像倒了山一样的呼声，在台下响起来。战士们提起枪向火线上跑去，我们用歌声、口号声，欢送他们。一个昨天才投诚过来的蒋军士兵，看着跑步下去的部队说：“解放军在火线上还有戏看，士气怎么会不旺盛呢？”
十二月五日
下午，师指挥所来了命令，叫该团“插敌纵深”打“中心开花”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在部队行动时做一次火线鼓动工作。于是我们几个研究一下并且分了工，两个同志拉胡琴，两个同志唱，两个人下去马上收集材料，了解各连的具体任务，写出各种对象不同的快板和歌子，另外一个同志领导大家喊口号。分工以后，就动手做，我们在部队必经的路上，选择了一个地方休息下来，等候部队。大约两分钟之后，先头部队已走到我们面前，我们的胡琴响了，领唱的同志开始唱起来——“同志们英勇上前线啊嘿，争取立功做模范！”战士们都笑着走上前去，有的向我们点点头说：“一定立一个大功回来！”有的向我们招招手。我们的节目也变化着，一会儿唱，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数快板，最后在队伍后面走的是几个炊事员，我们马上编了一个快板——“炊事员，努力干，一样立功做模范！”“炊事员把饭做得香，一定能把英雄当！”一个老炊事员摸了摸胡子，笑嘻嘻地说：“好！一定要把英雄当！”
我们往回走时，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一团团的白烟升起在黄昏的天空，我们都愉快地说：“又是一个胜利仗”。
十二月十二日
上级来了命令，叫我们所有的部队，紧紧地围住杜、邱、李三个兵团。这样，各部的战士们，在敌人的周围都筑起了工事，这叫做“军事包围”。而在战士的后边，是各部的文艺工作者，就叫做“锣鼓包围”。自从战士们都进入工事以后，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就由各村巡回，变成地堡访问了。
昨天下午，到一营阵地上去工作。我们才进入地堡，胡琴还没有定好弦，敌人的炮弹就在我们附近爆炸了。于是，上级命令我们撤到半里路后面的二营去，因为敌人集中力量向一营的阵地猛攻，企图突围。
二营阵地上，和一营比却是两个天下，这里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好像战斗的地方并不在离此半里路的地方。
战士们要求我们唱“白毛女”，我们就把胡琴一拉，放开喉咙唱了起来。唱过以后，我们又教他们唱歌。这样，一直工作到天将黑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经过炮兵阵地，我们站在大炮旁看开炮，看遥远的冒着烟的敌人的坦克车在慢慢地爬动，终于停在地上。炮兵们要求我们唱歌。我们说：“唱歌会影响你们打仗，明天一定来唱给大家听。”当我走在堑壕里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长陈明同志说：“我有两句快板，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要领”。我们问他是什么，他说：“一把胡琴一张嘴，不怕炮弹多跑腿。”我们要他解释，他说：“一把胡琴一张嘴，是说我们在火线上只要一把胡琴和一张嘴，就可以‘作戏’。不怕炮弹多跑腿，是指不怕流血牺牲，工作艰苦深入，不怕疲劳的意思。”我们都说：“好，将来做工作总结时，一定把这两句快板放进去。”
十二日夜
照例，每晚一次炮击。这炮击成了我们的计划表。每天，都是炮击后五分钟，开始总结汇报今天一天的工作和布置明天的工作。开过这个会，也就是休息或移动阵地的时候了。而今天，却是例外，事情是这样的：
会刚开完，团政治处主任来了。一进门，先向大家道了辛苦，接着说：“今天一营二连的一排，打得很好，他们一个排打退了敌人一个营带五辆坦克的进攻，并且还杀伤了一百多敌人和击毁了一辆坦克哩。明天我们准备给他们在前沿阵地上来一个火线庆功，你们看怎样？”“好哇，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马上就准备起来，马上就去派人收集材料，连夜编好，明天就表演才好啦！”我们都被战士们的英勇感动了。团政治主任很高兴我们的工作热情，并且说：“如果这样，那我派骑兵连夜把你写的东西送纵政去印。”我们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讨论后，决定派我和黄石文同志下去收集材料。我负责写一个鼓词，他负责写一支歌子，这一切都要在“启明星”出来以前脱稿。
夜，静静的，天空上阴云密布，除去偶尔一两声冷枪和几个照明弹划破冬夜的沉寂外，简直感觉不到我们是在战场上。由于走得急，险些被蒋军留下的尸体绊倒。大概20分钟以后，我们走到一营阵地。和营指挥员说明来意后，他便派通信员送我们到二排休息的地方。这是一间被炮弹打坏了的房屋。战士们正在总结今天的战斗经验，当我们说明来收集他们的事迹，准备传扬出去，他们都很兴奋，二排长笑嘻嘻地说：“上级对咱们真关心，战斗结束还没有过两个钟头，你们就知道了，而且连忙赶来，真是……”
大家坐定后，他们开始介绍今天的战斗：
敌人集中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五辆坦克的掩护下向我们阵地猛攻，妄图打开一条道路突围出去。正好二排是前哨，战斗开始了，我们沉着地等着坦克靠近，并且用机枪切断了敌人步兵和坦克的联系，打得敌人步兵伏在地上动也不敢动，而只剩下孤零零的五辆坦克向我们冲过来。这时，二排长向大家提出：“不让坦克越过我们的战壕一步。”
坦克过来了，五辆坦克并排地向我们的工事冲过来，想把我们轧死在工事里。然而敌人想错了，当第一辆坦克冲过战壕后，被我们的炮弹打中了。它想回过头来向回走，就在这时，二排的新同志孙克玉，把一个手榴弹投到坦克的履带下，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坦克停住了。坦克的身上冒出浓浓的黑烟，其余的四辆吓得马上转头就跑。他们接着又来了一个火力追击，敌人伤亡了五六十个，剩下的滚的滚，爬的爬……
大概经过一个小时的谈话，我们了解了这些材料后，和他们告别。当我们回到团政的时候，主任已给我们准备好骑兵，要把稿子连夜送到纵政报社去印。上级这样的照顾，更使我们加强了工作的积极性。我们坐在地下，用麦草盖着脚，开始写鼓词、歌子和快板。瞌睡像传染病似的渐渐厉害起来，起先还可以支持，越往后眼皮越重，我们用冷水沾在头皮上，于是又清醒过来，又继续写了下去。这样，终于完成了任务。当我们躺在铺上时，敌机已经开始这一天的第一次轰炸了。
十二月十三日
大约九点钟才起来。我们洗脸的时候，发现桌上一份红色的油印“火线传单”。拿起看时，昨晚我们写的鼓词和歌子，都印在上面了。前方工作的效率和速度，是多么惊人呀。从战斗开始到现在，才十几个小时，而几小时以前的战争史事，却已经又成了艺术作品，虽然很粗糙，但总是一个开端，我们将不断地努力下去。
正是晚上炮击的时候，我们开始出发。一面在交通壕里走路，一面背词。一遍词背完，也到了一营的指挥所了。这时，二排还未撤下来，我们就分散到避弹室去对词和练唱。他们说：“女同志跑到火线上来表演，这还是第一次呢，将来打完仗，评功的时候，一定给她们立上一功！”
二排撤下来了，简单而富有意义的火线庆功会开始举行。正当营教导员宣布开会的时候，连着三发炮弹从我们头上经过，飞向我们的后方去。我们说：“敌人替我们放礼炮了”。
团政代表，用大衣遮住电筒发出的散光，宣读首长的嘉奖令，并代表首长向各位功臣致敬。第三个节目，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第一个表演就是昨天写的歌颂二排打坦克的大鼓词，接着就唱歌。唱的是他们编的庆功歌。当战士们听到歌词里唱到他们排长和功臣们的名字时，都高兴得鼓起掌来。最后，由我们的女同志给功臣们挂奖证。战士们在战场上像猛虎，现在却像大姑娘似地低着头，看着胸前的红绸奖证，微微地笑着……
总共半个小时的工夫，庆功会便结束了，他们马上又接受了战斗任务。战士们说：“我们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上级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打得好一点，文工团的同志就赶到火线上来给我们庆功，咱以后更要勇敢作战，以行动来回答上级和文工团同志们的关心！”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今天是元旦，一早上，就忙着准备到前沿阵地去贺年。由纵政送来一批贺年片和贺年信，让我们带着，准备在拜年时分发。
吃过早饭，到营的阵地上去。战士们都三人一组、两人一伙的，蹲在避弹室里烤火。我们就一个地堡，一个避弹室地分别访问，先是读贺年信，接着就是念快板、唱歌。如在地堡外面的战壕里，就扭秧歌，虽然节目是这样简单，要在平时战士们会看都不看，嘘的一声就走掉的，而现在，在这冰天雪地的战壕里，他们却会喊再来一遍。由此可见，在战场上，在火线上，文艺工作是有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
拜年以后，在回团的路上，碰上了68团的一个同志，他向我们讲了一段故事。
前天战斗，有一个战斗模范负了伤，当他被抬下火线以后，团政登记他身上的物品时，发现在他的最靠身体的那件军衣里，有一个绸子包，揭开绸包，里面又是一个纸包。这样，一直打开第三个纸包时，才看到里面的东西。你猜是什么？嘿，是共产党党证和一张文工团同志送给他的（写他自己的）歌页子。
一月八日
由司令部下来了命令，总攻击要开始了。我们到二营去，参加动员。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挤满了一连的战士。指导员正在作战斗动员，战士们也纷纷表示决心。很多战士都说：“请上级放心，我们有决心，一定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胜利。”最后，我们说：“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一定紧跟你们，把你们在战场上的光荣事迹，写成歌子、剧本、小说，叫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叫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战士们说：“行，咱要以胜利回答文工团同志们，有我们在，就没有杜聿明在。”
一月十日
两天激烈的战斗，在昨天忽然沉寂了。谁也不敢相信，蒋军十几万人马，就在这四十几个小时里，化为乌有了。然而在下午，团政的捷报上证明了事情确实是这样：敌人在我们的英勇战斗中被消灭了，彻底地被歼了！
今天，我们决定回纵政去，又决定在回纵政以前，向战士们去告别。
我们按照建制从一营开始，一个连一个连地告别。战士们都要求上级留下我们，我们向他们解释：“回去还有很多工作，尤其要把你们的光荣事迹好好地写出来。”这样，才说通了，最后，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叫我们以后和他们通信（事后证明确实是这样做了，他们在一个月之后，给我们文工团写了一百多封信）。
回团政已是中午了。才进屋门，就看见有好多战士给我们来报功。这一举动，太使我们惭愧了。真的，比起战士们来，我们做得太少了。
下午两点，我们出发回纵政。很多战士和干部来送我们。我们就站好队，唱了几支歌子来回答他们的热情。我们走出庄子快半里路了，他们还在高声地喊着：“喂，同志们，到了南京再见啊！”我们也招着手叫着：“对，到了南京再见。”这一段段日记，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优美的词藻，却是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的真实写照。邓友梅们虽然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却以快板和歌曲等文艺形式为刀枪，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倾洒到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中。
时隔几十年后，邓友梅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战地日记，记得由战地日记改写的《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记得丁玲亲自授意的“编者按”，他说：“从此以后我才下定决心努力读书和练习写作。”战地日记，可以看做是邓友梅踏上文学之路的起点，远航的风帆。
从一个小战士到文工团小演员，再到文工团文艺创作骨干，进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邓友梅完成了角色转换的三级跳。在部队的大熔炉中，他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铸就了坚实的向人生高峰攀登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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