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变迁发展犹如一条长河，有来龙去脉，有继承借鉴。今天的北京人是由昨天的北京人发展而来的，不论美或恶，都是链条上的环节。我爱新北京，也爱老北京，我想把这种爱通过小说语言表述出来。表现人情风习的美，是我国小说的传统，我不过是在传统小说的基础上又做了些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探索。
——邓友梅
1． 一个重燃文学希望的到来
1978年，中国大地步入改革开放的新纪元。邓友梅的命运也随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起，迎来了新的拐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国家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意识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而使文艺工作者普遍开拓了思维空间，增添了创作活力。公众的文化视野得以日益开阔，同时对民族传统文化也重新予以批判地继承，并力求发扬光大，新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一切，都给新时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5月，茹志鹃到北京开会，去邓友梅家看望他，相隔多年两人再度重逢，此时她已是《上海文学》的副主编。解放后，茹志鹃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作协《文艺月报》编辑部当编辑，不久她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写出了感人至深的成名作《百合花》，其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使她蜚声文坛。茅盾先生曾说，这篇小说是他当时读到的几十部作品中，最使自己满意和感动的一篇。
多年没见，茹志鹃从心里挂念这个才华横溢却被一顶大帽子死死扣住，不得喘息不得施展的战友和兄弟。战争岁月中是她指导邓友梅读书写作，把一个顽皮少年引上了文学之路，不料世事无常，邓友梅在文坛刚刚崭露头角却一下子跌入人生的谷底。环顾他寒酸的家，念及他艰难的处境，茹志鹃的心像针扎了一样的疼。
自离婚后，邓友梅一直没有再婚。对划入另册的人来说，人生中最基本的安享家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有哪个好女人敢嫁，即使有，善良的邓友梅也不愿连累对方，让她跟自己一同承受被整个社会挤压排斥的艰难，从而把一个人的痛苦变成了两个人的。只是，没有女人的疼爱和照料，家中的凄冷是伸手就可以触摸到的。
一向坚强的茹志鹃流下了热泪。当年，她对邓友梅说不许他哭鼻子，可此时她自己却泪眼婆娑，无语凝噎。邓友梅也感慨万千，这次见面还要感谢阿姐，是她经过多方打听，才与他联系上的。
邓友梅初到北京时，每星期都给茹志鹃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看到邓友梅在文学的田野上不断耕耘不断收获，她由衷地高兴，经常回信夸赞鼓励邓友梅。1955年邓友梅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到南方旅行，专程去看望了她，不料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邓友梅被打成右派后，看到阿姐一步步向文坛高处攀登，是他最大的安慰。见到她的《百合花》和文学巨匠茅盾对作品的评论同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还是给她写了祝贺信。而她在回信中更多的是谈邓友梅，并责备他说：“小弟，你要相信自己。你跟我都断了书信，说明你丧失了自信。”尽管如此，邓友梅怕连累阿姐，也因为自己糟糕的状态而无颜面对她，仍然没有再给她写信。后来他听丁峤说，茹志鹃出差路经北京时再三打听他的下落，却没人知道他准确的消息……
眺望地平线邓友梅传这次相见，邓友梅感觉自己像在做梦。为了安慰茹志鹃，把久别相逢的喜悦多延长一会儿，邓友梅留她在家里吃饭，可又实在拿不出象样的吃食，便给她做洋葱炒鸡蛋。
茹志鹃跟着邓友梅走进厨房，见他把洋葱切到可以“两个人抬着吃”的那种宽，便在一边说：“哎呀，不对的了，怎么能这样切呢？”
邓友梅想把她支开，让她坐在屋里等，家里没有一本书，甚至连张报纸也没有。为了让她打发无聊的时间，他想起床底下还有几年前写的回忆陈毅军长的片段，那些都是他们共同经历的，或许她会感兴趣，便找出来给她读。
邓友梅叫茹志鹃吃饭时，见她仍然沉浸在文字中，说道：“不要看了，吃饭吧！”
茹志鹃却兴奋地说：“你把这个改成小说不好吗？”
邓友梅愣了一下。一提到写作，发表，他便条件反射般的胆战心惊。他苦笑道：“改成小说干什么？我都二十多年没写文字了！再说，也没有人敢发表我的小说啊！”
茹志鹃说：“这样吧，你改成小说寄给我，我假装咱们俩不认识，我给你发表！”
邓友梅望着阿姐，感动地不知说什么好。这么多年，沉重的阴影不是一下子就能抹去的。那些被整怕了的人这时还心有余悸，对政治气候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可茹志鹃并没有顾忌这些，心里想的只有让他重拾对文学的信心和追求。邓友梅有所不知，在那段岁月中，经茹志鹃帮助重新拿起笔的又岂止邓友梅一人！不少日后写出好作品的著名作家，在当时都受过茹志鹃的鼓励而摆脱困扰，振作精神，重新站在文坛上。
为了不让她失望，邓友梅再度拿起笔来，却发现一支没有多少分量的钢笔，捏在手中却似有千斤重量。笔尖上是凝着梦的，有美梦也有恶梦，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邓友梅没有想到，《我们的军长》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并获得1978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
看到自己的作品又变成了铅字，而且还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邓友梅受到鼓舞的同时，却仍然心有余悸。20多年的教训太深了，他仍然不敢再冒这个险。
洞悉了邓友梅心思的茹志鹃，像当年让他读书写作一样郑重地劝他：“祖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的车轮不会向回逆转。你不要再想去哪里种地的事了，重新拿起笔吧，为党的事业写作。”
邓友梅也感觉到国家的确发生了巨变。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经济的改革与文化的复兴已经拉开了帷幕。王蒙、陆文夫、刘绍棠等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也一个个从外地回到了北京。邓友梅想，自己从小受党的教育，不能因为遭遇过坎坷而失去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斗志！
在茹志鹃给予的信心中，邓友梅似乎感到了时代的召唤，他再次大胆地拿起笔，曾经的苦难都化做了巨大的能量，他的第二次文学生命以崭新的方式，重生了！
1998年，茹志鹃因病去世，邓友梅扶柩痛哭，并以一篇《阿姐志鹃》寄托自己无限的怀念和哀思。他情真意切地写道：“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二字能形容。志鹃去世对我来说不只是走了一个战友，一个亲人，随她而去的是我经历的一个时代。那是个光彩夺目、青春焕发的时代。物质上很艰苦，精神上很多彩，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夺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2． 在文学的夹缝中寻找生路
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是社会的测温计。粉碎“四人帮”后，在改革开放的环境和解放思想的大潮的推动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兴起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这和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举措几乎完全同步。稍后兴起的改革文学与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也是亦步亦趋。
这一时期，许多20世纪50年代成名而在运动中销声匿迹的作家，像冬眠初醒般在各种文学刊物上各展风采。一大批解放后出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及上山下乡的青年作家，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适应文学自身发展内在规律，突破传统僵化的表达模式需要的新时期文学现象，使中国文坛呈现出空前繁荣。
邓友梅仍像往常一样，于黎明时分来到陶然亭，这是1979年的春天。落实政策以后，他的工资待遇已经提高了，如果只是为了名利，他不会再写作，宁可天天打打太极拳，读点闲书，逍遥地过此一生。但他不满足衣食无忧地打发闲散时光，不甘心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平庸地度过。
与巴金的合影以前，他在陶然亭思考过自己还有没有活着的意义，现在，他思考的却是怎样让生命更有意义，怎样让自己对社会有所贡献。
在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一番梳理和总结后，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而又现实的问题：
“既然从深渊中被救出来，我总要对国为民有所报答。《我们的军长》是偶然之举，并没想长期执笔。可除了写作我还会什么呢？我感到写作是危险行业，若只是平常地写写，不必再冒这个险。要写就要为中国文学界，为读者提供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就要把它当做人生价值的体现，写出自己的特色，为读者增加点有益有趣的精神食粮。这是非常冒险的，也是值得去冒这个险的。王蒙写新疆，丛维熙写大墙，陆文夫写姑苏市井，文友们都各自亮出了绝活，我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写东西，上哪里找我的特色呢？这就像摆地摊儿，人家是沙土地，种瓜甜，好卖；我这是一块盐碱地，种瓜不甜，卖时自然没人买，莫不如种些酸枣，哪怕只有一个孕妇爱吃，那也叫特色。可我的特色又在哪儿？”
邓友梅从一贯秉承的“读书是以人之长，比己之短；写作是展己之长，补人之短”的原则出发，从自己的生活积累中寻找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第一个不同点：自己是在军旅生活中长大的，《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等小说就是沾了这个光。战争题材已经尝试过，写了一些作品，可是和那些老作家相比，自己没有实现超越，那么就不能再端着这个碗不换了。怎么换碗，换什么样的碗，这又是个问题。
邓友梅又找出了第二个不同点：与一些年轻的作家相比，自己的长处是比他们年龄大。他们熟悉的生长环境，或是校园，或是农村，比较单纯。建国那年，我已经18岁，当年进城有机会吸收北京旧文化，接触的人也多是老北京人。到北京就参加“大众文艺”统战工作，认识了不少老作者老艺人，其中不乏北京民俗文化代表人物。由于工作需要，还每天要到天桥听评书，上前门楼子听曲艺，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地道的北京话。被定为右派后，自己又跟北京的老报人、旧警察、八旗子弟中的王侯后人一块劳动，对老北京的风土民情，语言习惯有了较深了解。“文化大革命”后期，我40多岁就奉命离休了。那时既不能看书又不便交友，好在家离陶然亭不远，每天没事就到陶然亭打拳遛弯。陶然亭比较僻静，“文革”中被排除在革命群众之外的“闲人”很多都上这里消磨时间。这里地处北京外城边沿，原是梨园界、古董行居住地。遛弯的人中不缺京剧名角、琴师，书画界古董界的遗老。天天一块闲聊，交上不少朋友，对他们原来的生活了解很多。
与其他作家的不同点找到了，邓友梅要走的文学之路便在眼前渐渐清晰起来：
“我是最后一代了解八旗子弟的，经过熏陶，我又掌握了北京方言，对老北京比较熟悉。北京作为历史名城是古老的，有独特的语言民俗、生活韵味。北京的老百姓不管是哪个阶层，不管本人自觉不自觉，其个人和家庭的命运都和国家的形势相连。乾嘉盛世，北京一片繁荣，八国联军打进来，连卖豆腐的也破产。普通市民的家庭生活变化，是跟整个国家命运连在一起。写好一个普通北京人的故事，就能从侧面反映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化与历史进程。这是个非常广阔和深厚的领域，粉碎“四人帮“后还很少有人涉及，我自己还没试过，不妨写两篇试试。”
邓友梅决意在这条文学的夹缝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路。
《话说陶然亭》在他的笔下一蹴而就。小说以陶然亭的四位常客为主角，记录了他们在陶然亭相识相知的岁月。对几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描绘，是邓友梅对民俗风味小说之路的探索，是纯属试验性的。毕竟这类风格的小说，没有顺应当时文学的潮流和读者的阅读口味，会不会被大众认可，他心里也没有底。
这天，邓友梅正在陶然亭和朋友们打拳聊天，广播喇叭里突然播放起他的小说《话说陶然亭》，他这才知道作品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从“亭友”们津津有味听着的表情和充满赞赏的语气中，邓友梅感觉到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没有走错。
3． 登峰之作
1981年，邓友梅的小说《话说陶然亭》众望所归地摘得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
在鲜花与掌声面前，邓友梅显得格外清醒甚至冷静，他陷入了更深的思索：事实证明自己选择“京味儿”小说写作的路子没错，可这还不够，为读者呈现怎样的风景，让自己的创作在中国文坛上具有怎样独特的哪怕是微小的价值，这才是关键。
所谓“京味儿”，就是北京味儿，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也称为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它由“乡土味儿”、“传统味儿”和“市井味儿”构成。乡土味儿，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传统味儿，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北京作为古都，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深厚的沉积层，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沿袭到北京人身上，便表现出一种独有的精神气质。市井味儿，是底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和气质。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为艰苦，因此他们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勤劳、善良、宽厚、克己的美德，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浸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自私、狭隘、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在他们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这时的邓友梅，仍然会来到抓起一把黄土就是历史，撷起一块瓦砾就是文化，拾起一片树皮就是岁月的陶然亭。与过去不同的是，跟朋友们寒暄过后，他的神思便会透过斑驳的建筑，穿过古银杏树茂密的树冠投向天空，像一个被阳光映射得浑身透亮晶莹的蒲公英的种子，于飞扬中寻找一个生命的落脚点。而不远处，伴着抑扬顿挫的胡琴飘来的一段段有板有眼的唱腔，或“亭友们”的说话声，又时常将他的思绪像拽风筝一样拉回地面。
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就拿老相熟们闲聊的话题来说，大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小到居家过日子无所不包，这是过去所不能容许的。“票友”们口中有滋有味的戏曲唱段，几年前只能是八个样板戏，而如今大量优美的传统唱段被毫无顾忌地挂在嘴边。戏唱得最好的那位老者是皇族后裔，头几年别说唱戏，就是大声说话都不敢，每天哈着个腰孤零零地躲在一隅，而现在他韵味儿十足的高门大嗓从老远就能听到。
邓友梅的思绪聚焦在八旗子弟身上。清王朝直到20世纪初才灭亡，因而“旗风”对“老北京”心态和习俗的影响最大，北京人身上的长处和短处也表现得尤为鲜明，古朴中有陈旧，古雅中有迂腐。何不把他们作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呢？就像挖一口深井，从地表层开始，向纵深开掘推进，历史与岁月的泥土层会不断地被翻开，由近及远，由浅及深，直至扎到水根脉源……
由此，邓友梅想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天津，二十年代初许多皇族后裔流落在那里，有的甚至做过自己的邻居。他想到自己解放后在北京接触和结交的那批皇族后代；他想到在北京文联工作时那个位置最低的编辑——九王多尔衮的后代，他穿着又脏又旧的大褂，却能写一笔飘逸的蝇头小楷；他想到自己劳动改造时，吃住都在一起的那些八旗子弟……
一扇门在邓友梅眼前豁然开启，里面的舞台布景都已经搭好，甚至道具都已准备停当，只等有人排演这出许多人都熟悉却还没有人来编排的好戏。渐渐的，一个人物在邓友梅眼前像黑白胶片显影似地渐次清晰起来，他就是《那五》中那个叫那五的八旗子弟……
工作中的邓友梅
邓友梅的中篇小说《那五》在《北京文学》1982年第4期发表，叫好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次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9年又被改编成电视剧，在荧屏上再现了这个破落的八旗子弟可笑而又令人心酸的遭遇。邓友梅的名字和《那五》一起，更加广泛地被中国老百姓知道和喜爱。
文学界认为，那五是“最有色彩最有质感的形象。小说把那五既没有立足之地，但又讲求吃喝玩乐的酸腐味儿刻画得入木三分。小说中对老北京风俗的描写和独具特色的语言，散发着浓郁的京味儿。”《那五》之所以被众人瞩目，在于它的与众不同和更深刻的内涵。“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坛上出现了反思文学，反思从‘反右扩大化’到‘大跃进’再到‘十年内乱’，民族灾难为什么接连不断。忧国忧民的作家们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民族文化重建的伟大工程。多数作家直接从政治角度进行反思，而邓友梅则独辟蹊径，以民间视角从历史更替和人生道路方面聚焦清王朝，从中拈出那五这个没落八旗子弟的典型，反思清朝灭亡的原因，警示我们要培养好接班人，永葆国家的强盛不衰。”
邓友梅的文学之路和他的人生经历都像个传奇，披着神秘的色彩，国内外多家媒体纷至沓来，挖掘“内幕”。有的记者尖锐地问道：在当代文学画廊上，那五是少有的艺术典型，有着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当初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个人物来塑造？
邓友梅说：“那五是八旗子弟中最不长进的一个，有着极强的寄生性，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深究一下会发现，那五的悲剧不完全是个人问题，而是清朝的错误制度造成的。清朝统一中国后，皇帝下诏书：给八旗子弟以特权，生下来就有一份钱粮，不准务农，只能当兵习武或读书入仕获取功名。两样都不行就提笼架鸟走马成专门玩家。结果特权一丧失，他们便成了坐吃山空的无业游民。那五的悲剧不仅在于他的寄生性，他身上还蕴含着传统的国民性的一些致命弱点。他放不下架子，愿意当名人，坐吃山空，经常用过去的‘家族声势’安慰自己。那五形象包含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做人的教训，通过那五，把旧中国的生活真实地再现出来，让今天的人们了解，新中国就是从这样一块废墟上走过来的，我想是有意义的。”
4． 成就“京味儿派”小说大师
盛名之下的邓友梅，没有停下匆忙的脚步，继续向文学高峰攀登。继《那五》之后，又一部享誉全国的巅峰之作——中篇小说《烟壶》诞生，于1984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
邓友梅和他的烟壶
《烟壶》讲述的是没落的八旗子弟乌世保的传奇故事。他出身于武职世家，虽游手好闲却不失善良和爱国之心。他被陷害入狱后，结识了身怀绝技的鼻烟壶艺人聂小轩，学会了烟壶的内画技艺与瓷器烧制技术，出狱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邓友梅在写作的过程中，更加清楚地看到北京这座城市作为几百年帝都的特点，“不管是街上卖草鞋的，还是厨房里炒菜的，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的起、落、沉、浮、喜、怒、哀、乐，跟整个国家的局势皆有关联，他们自己也许都感觉不到。”“真正研究好思维好塑造好最普通的北京市民，它就能从侧面间接地反映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
邓友梅试验民俗小说创作，从《话说陶然亭》开始跨入新的里程，《那五》展现的是老北京的众生相，是绰约多姿的风俗画，在《烟壶》中，他运用多线条的宏大结构，以一个小小的烟壶为纽带，把上至清末的王公贵族、侵华的帝国主义势力，下到工匠艺人、三教九流，四十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六万多字的篇幅内描画得如同烟壶内画一样精致，构成了一幅气势恢弘，色彩斑斓，元气淋漓的充满“老北京味儿”的画卷。因而，《烟壶》不仅是“清明上河图”式的风情画，更是血气贲张的爱国主义浓缩在那一时段的中华民族历史画卷，是荡气回肠的“中国味儿”的历史画卷。
邓友梅的小说，在故事情节的结构布局上，汲取了传统的话本和通俗小说的长处，形成自己的特点。故事性强是传统小说的一大特点，但它有时又因偏重故事性而湮没了人物的性格；现代小说注重性格或心理的刻画，但往往又因为忽视情节因素而不大容易给人留下完整深刻的印象。其实，刻画人物性格特征与描述故事情节，原本是不矛盾的，情节理应是性格的历史。邓友梅的小说兼顾二者，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中心来描述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984年，《烟壶》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获中篇小说选刊奖。1988年香港导演李翰祥将《烟壶》改编成电影《八旗子弟》，邓友梅的名字更加家喻户晓。
有人说：“如果把邓友梅笔下的主人公那五、乌世保等人的命运联接起来，不仅可以重现民俗文化中失落的八旗子弟史、梨园史、烟壶史等章节，也展现了清末民初老北京历史变迁的一个侧面。”
“满口噙香中国味的作家，当推汪曾祺和邓友梅。”香港著名作家金庸评论内地当代作家时，饱含敬意地称道。
中国文学评论界对邓友梅的小说评论道：“老舍之后用京味儿语言写北京风土故事的作家首推邓友梅。邓友梅的语言特色是少用形容词、成语，多以鲜活的生活语言入文，叙述语言得北京话的方言精神而又用于无形，清爽利落，明净单纯，带着北京人亲切的民间声口，又有三流九教、当行本色的行话。”
邓友梅在文学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就在他想乘着极佳的创作状态之风，再次冲刺之时，行政事务不期而至。1985年第四届作家协会选举邓友梅为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外联部主任。1997年，邓友梅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随后历任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会员。
政协委员邓友梅
从事行政事务工作，就意味着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从创作中抽出来，这是许多正处在写作巅峰的作家难以接受的，毕竟最辜负不起的是时光，最浪费不起的是才华。在“大我”与“小我”之间，邓友梅选择了前者，选择了祖国的需要，用一颗至臻至善之心，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他的好友曾坦言：“我看这对你个人来说未见得是好事，可能是失多得少！”
邓友梅却说：“如果没有党和小平同志的英明政策，自己哪会有今天的成绩。一定是组织上需要自己，才作出如此决定的。写作是回报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方式，听从分配做行政工作也是一种回报方式。一个党员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决不能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
时至今日，身为作协名誉副主席的邓友梅仍老骥伏枥，笔耕不辍，为自己辉煌壮丽的篇章补加着注解。同时，用满腔热忱为中国文坛的百花园倾注着热血与汗水，培植和浇灌着文学事业的希望与明天。他的人格魅力与他的作品一样，令世人景仰！
5． 婚姻是一种缘分
一个人事业做得再成功，如果没有一个温暖的家，人生也是不完美的。
邓友梅年近半百时，仍孑然一身。盛名像耀眼的光环笼罩着他，用时下的话说，一个功成名就的单身男人，可是许多人倾慕的“钻石王老五”，给他提亲的亲朋好友或干脆找上门来的女性，几乎踢破了他家的门槛儿。
邓友梅却显得格外冷静，甚至是冷漠。曾经失败的婚姻，像一道疤，让他望而却步。
邓友梅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953年，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右派家属的大帽子便戴给了妻子和女儿。每月7块钱的工资，连他自己都养活不了，更别说对妻子女儿尽到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妻子向他提出离婚时，他没有过多的挽留，潜意识里还感到了一丝轻松。他是懂她的，她为了女儿能生活下去，是万般无奈中不得已的选择。与其让她跟自己暗无天日地受罪，还不如给她一条生路，他一个人把所有的不堪扛下来。前妻离开前，还为他的父母拆洗了所有的被褥和棉袄棉裤，购置了可供几年穿用的衬衣。对此，邓友梅一直非常感激并心怀愧疚。而面对那一根根递来的“红线”，他选择了婉言相拒。
当韩舞燕女士出现在邓友梅面前时，他一下子被她眉宇间散发出来的浓浓的书卷气、端庄的大家闺秀韵致以及善良达观的性情吸引住了，心里顿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感，想要有一个温暖及心的家的感念是如此强烈。
韩舞燕祖籍杨州，是已故著名诗人、作家韩北屏的长女。韩北屏曾在上海主编《菜花》、《诗志》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北屏参加了抗日宣传队，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1960年他被调到北京，在中国作家协会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出版过许多优美的散文、小说、诗集、电影剧本和报告文学集。“文革”开始后，韩北屏遭到政治迫害，1970年于病痛中含恨去世。韩舞燕从小受父亲熏陶，饱读诗书，文采毫不让人，其时在新华社出任高级记者。因为父亲的不幸遭遇，她从心底理解有同样经历的邓友梅，对他有一种“同明相照，同类相招”的共鸣。
邓友梅和韩舞燕邓友梅夫妇的婚后生活幸福而又甜蜜。邓友梅写作时，韩舞燕会为他泡一杯香茶或冲一杯牛奶放在案头。邓友梅的小说脱稿后，她又是第一读者，把自己的感受与意见合盘托出，这些也是邓友梅渴望听到的。
再美满的婚姻也有“马勺碰锅沿儿”的时候。邓友梅的《烟壶》即将完稿时，这类家庭琐事在他家也发生过一次。
韩舞燕想跟邓友梅沟通一下心情。连日来邓友梅的思绪一直沉浸在小说里，情绪也一直被里面的人物、情节牵动着，除了爬格子根本腾不出时间。
一个女人心再大，毕竟还是女人，也是需要怜惜与在意。感到受了委屈的韩舞燕心想，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看到妻子真生气了，邓友梅这才意识到自己做得有些不妥。两天后，他给妻子打电话：“你回家吃饭吧！”
邓友梅虽然在电话里没有表示出歉意，但他打来电话本身就已经把心情表达清楚了。韩舞燕怎么不懂丈夫呢！在一起生活的这几年，他们之间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话语，只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其中的含义对方就都懂了。
韩舞燕回到家，做了一桌可口的饭菜。吃饭时，她这才发现丈夫的脸色憔悴，一举一动带着倦意，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竟有些烫手。她后悔这两天没在身边照顾他，而他做事从来都像“拼命三郎”，不懂得顾惜自己。
她愧疚地对邓友梅说：“你在发烧，今天还是早点休息吧！”
邓友梅以为她是想找时间跟自己说先前的事，便说：“等我写完了再说吧！”
韩舞燕知道他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也没往心里去。可一连几天，邓友梅高烧不退，他又怕浪费时间和精力，执意不肯去医院治疗，只靠吃感冒药、退烧药硬撑着，就是不肯停下笔来。韩舞燕心疼极了，又不能打断他的思绪，只得更加精心地照料丈夫。
她是当记者的，多年来经常写稿子，在写作状态时也怕被打扰。她理解丈夫，同时也为自己太女人气了而后悔。丈夫为创作小说《烟壶》所付出的辛劳和心血，她都是看在眼里的。为写作《烟壶》，邓友梅曾经到河北省衡水市，住在内画高手王习三的工厂里，一呆就是几个昼夜，向王习三了解小说所需要的素材。他动笔创作时，正值北京的八月，气温高达38℃，又闷又热，人呆在屋里即使什么也不做，身上的汗水都会把衣衫湿透。那个时候没有空调，邓友梅怕热，每天早上4点起床开始写作，即使这样汗水还是滴在书桌上、书稿上。一连两个月他不停地写作，胳膊、脖子和大腿上都长满痱子，握笔的手指又红又肿，而他就是不肯从书桌前离开，安享片刻清闲。望着为了《烟壶》呕心沥血的丈夫，韩舞燕为自己一时的冲动之举追悔莫及。
当邓友梅的《烟壶》完稿，韩舞燕读完最后一行“在连日高烧中写完”时，再看看丈夫瘦了一圈的身体，她的眼里溢满了泪水，心疼地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除了更加体恤疼爱丈夫，她再不会为一点小事计较。
只要有时间，邓友梅也会尽力从妻子的角度，更加深切地贴近她的细腻和宽容。他知道，她不仅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人，好妻子，还是个好母亲，好祖母。她一直把他的女儿视如己出，当女儿全家来访时，她不顾年事已高忙前忙后，还精心照料可爱的外孙女，用大爱把家筑起了一个洒满阳光的花园，而她和家人一起在丛中笑着。
邓友梅、韩舞燕和女儿、外孙女
幸福是个形容词，不是生活。而给幸福这个形容词做诠释的，就是生活或生命中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也许很微小，却也来得实在、真切。
只有内心盛满爱的人，才会把内心的爱捧出来。望着妻子把家里的气氛营造得和美温馨，邓友梅这个大半生都缺少家庭关爱的人，像收获了一个丰饶的世界。这种收获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一样，都是生命树上结出的最珍贵的果实。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虽然无声，却也是最说真话的。距邓友梅被誉为“京味儿派”小说代表人物，已过去了30年。岁月的烟尘没有掩住邓友梅的光华，他的名字反而越叫越响，越喊越亮。邓友梅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已成为“京味儿派”小说的代名词，以至人们只要提起“京味儿派”小说，就一定要说邓友梅。
这是邓友梅作品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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