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
1． 进入“中央文学讲习所”
庄稼要丰收，一靠天，风调雨顺；二靠地，土壤肥沃；三靠种，品质优良。一个人要成才，也有三靠：天时、环境和个人不懈地努力与奋斗。说起来，还真有点像一首歌中所唱的那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新中国成立不久，鉴于对中国文学人才队伍建设的前瞻性认识，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安排下，经丁玲、张天翼等老一代文学工作者的精心筹备，我国唯一的一所以专门培养文学人才为中心任务的国家级文学教育机构“中央文学讲习所”（原名中央文学研究所，1984年改名为鲁迅文学院）于1950年诞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培训基地。
中央文学讲习所老学员在北京重聚
1953年“中央文学讲习所”招收第二期学员，邓友梅被录取了。邓友梅进入这所被后人称为培养文学英才，似“黄埔军校”般的艺术殿堂，完全凭的是他文学上不俗的表现和所具备的文学潜质。
第五章折翅之殇中央文学讲习所位于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现263号），枣树、槐树等胸径很粗、枝杈繁茂的树木，像自然肌理里开出的花，缀补于这座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和东西跨院。每当春天来临，玉簪花柔碧的茎叶长出新芽，夏秋时节，叶丛中抽出串串的白色花序，就像乳白色的玉簪聚插在碧绿枝头上，像一张张天使的笑脸，给这座古朴典雅、充满人文气息的落院增添了无限生机。青年作家们在这里学习，感觉好像有了幽古之情的陪衬，青春的气息飞扬在院落的各处，古老的建筑也鲜活了起来。
两年里，学员所学的课程涉及政治理论、中外文学史、文艺理论、作家作品研究、文艺批评等，重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代革命文学。全国最优秀的学者、作家经常莅此授课，学员不但可以近距离聆听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艾青、叶圣陶……这些文学大师的教诲，课外还有丁玲、艾青、张天翼等知名作家做导师，辅导学员在思想修养、感情培育、观察生活、塑造形象等多方面进行自我培训。每天至少要读五万字以上的经典名著，读后要写学习笔记，每过一段时间做一次创作实习。
建国初期，国家为培养青年作家在软件和硬件上所做的努力显而易见，而美中不足的是，鉴于受苏联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影响以及领袖人物神圣色彩的笼罩，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这对讲究个性、不愿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未来文学之星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囿。
邓友梅多年后回忆说：
“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捧为文艺工作者的不二法门。如演戏的就要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路子演；写诗的不学马雅可夫斯基也要学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甚至模仿他们造句……听课也是一套程式：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不管讲屈原、曹雪芹还是歌德、但丁，内容都相似，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主题思想、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也就是‘主题、构思、人物、场面’），论述词汇也多是苏联式的套话，再生动的作品经这么一讲也变成一篇政治图解，枯燥无味。”
“我们的学习是自学为主，按文学史顺序读书。读书又分精读和浏览。凡马、恩、列、斯（当时还不包括毛泽东）等革命导师肯定过的属于‘经典作品’，都要精读。这本来是我们喜欢的事，但要求按课堂那套程式解读，读完还要按‘时代背景、作者生平……’这套规矩写论文，就变成苦差事了。有的作品尽管革命导师夸好，可我就看不出兴趣来。导师夸奖歌德，可我一读《浮士德》就打盹；导师肯定但丁，可一读《神曲》就犯困！硬着头皮当做革命任务读了，读着如同嚼蜡，读完脑子发蒙，什么也记不住……按照其理论为表现某种思想的原则生硬地去构思、编排，结果成了纯理性思维过程。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写出来的东西道理讲对了，可没有形象，没有艺术感染力。”
艺术创作的天敌，是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和呆板的套路与模式化，像给人的思维加上绳索，再搞创作时宛若戴着镣铐跳舞，即使再有天分才华，也只得站在原地转圈，无法于淋漓尽致中尽情尽兴舞出最动情的姿态。
对邓友梅而言，以前写作靠的是生活中的直接感受和形象思维，进入讲习所学习苏联的文艺学后，才知道写小说要讲主题思想、矛盾冲突、人物关系等规则。不懂这些创作理论的时候，还可以写作，可以刊发，现在为什么却不能了？问题的症结哪儿？
这些苦恼不仅像绳索一样紧紧勒在邓友梅的心头，在其他同学身上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邓友梅终于从瓶颈中跳了出来，这不仅得益于身边的那些可以“取乎其上”的大师，得益于讲习所学友们各抒己见共同成长的氛围，还得益于邓友梅虚怀若谷的学习精神与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进取态度。当邓友梅从文学讲习所毕业时，像脱胎换骨了一般，由当初自发的写作爱好跨入自觉追求文学理想，把写作视为人生理想的新境界。
2． 丁玲、曹禺指点迷津
学员们把心里的困惑和意见反映给文学讲习所，并恳请向丁玲所长汇报。讲习所的学习模式是领导经过研究制定的，有政治含义。学员们已做足了挨批的心理准备，可邓友梅却暗中感觉丁玲所长或许不会让大家失望。
邓友梅这么想，是有缘由的。当年，他以为丁玲为自己的文学处女作《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写“编者按”是偶然之举，然而在与丁玲的接触中，他发现她对每一位有潜力的文学后生都能给予关怀和指导。她思想开明、求真务实、热情坦率的做人风范，也是邓友梅在学习期间感触最深的。
丁玲经常来到学员的卧室兼书房，和大家从学习、写作到生活上的琐事无所不谈，面对面进行文学辅导更是常有的事。丁玲在讲解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时，总能把深奥的道理用最简单的话讲明白，不像有些人，将本来简单的事说得复杂了，大家反倒不知道北在哪儿了。
比如写作不能闭门造车必须体验生活的道理大家都懂，可如何体验，如何把体验到的生活自然而然地融入文字，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学员们便把这种困惑讲给了丁玲。
丁玲说：“体验生活这个名词不知道是什么人创造的。开始创造时它的含意也许同现在所讲的不同吧。但它现在不但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而且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常遇见一些人，问他到哪里去了，他就会回答道：刚到工厂或是部队体验生活了。但是，当问他到底体验了一些什么，他就答不出所以然来了。他会罗列一些生产中、工作中的琐碎事迹，或者笼统地称赞一阵子劳动人民的伟大，而那些我们平时在报纸上就可以看见。还没有去生活，就抱住‘体验’观念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站在生活边缘上看着，在生活表面上晃荡着，听着一些极为概括了的，简单化了的，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报告、发言、谈话，他仅仅是简单地记录了下来，以为这些小本本就是所谓的材料，就是满载而归的财富。”
丁玲所说的这些，是许多刚学习写作的人的共性。因而，大家听得都非常入神，也想知道到底什么才是体验生活，怎样体验才能真正地在生活中淘出“金子”。
丁玲说：“其实，想了解每一个要描写的人物是不容易的。首先要和他们感情相通。你看，战士们听到冲锋命令，立刻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他们难道不知道冲上去有生命危险吗？但这时候他们想不到这些，他们在这一刻思想表现得明白得很，只想到集体，想到这一次战斗，是去消灭敌人还是敌人把自己消灭。只有和他们共同战斗，才能了解他们，才能锻炼和丰富你的情感。你的情感才可能与他们的情感互通声息，互相交织在一起。”
经丁玲这么一说，大家才恍然大悟，体验生活不是简单的了解，而是投身到真实生活中去的一种参与。只有亲自参与其中，才会体味出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人云亦云的那一种。
看到有些青年作家刊发一篇叫好的作品，就会冲昏头脑；而碰了钉子，又会垂头丧气，丁玲专门找大家促膝谈心：
“一个青年作家，一般的说对自己信心好像很大，其实也很容易动摇。你有才能，你的创作道路从生活出发，原是没有错的。你要多读书，提高你的理论水平和文学修养。你要做工作，在实际中培养政治上的敏感与对人民的爱。坚持正确的一点，多方面努力，少走弯路。你不要着急，不要乱学乱写，不要怕出不成书。当听到别人恭维你所不喜欢的作品时，你要冷静，不要去赶时髦。你的前途也不是没有危险的，我们对你有责任，会经常提醒你……”
面对学员们反映上来的问题，丁玲的回答一如邓友梅所料，不但满足了大家的渴望，而且有些话甚至与当时文学讲习所那套的教规相悖。
“我也不赞成这种读书的方式。有人读书，读后就明白了主题、构思、人物和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这种读书的方法是教条的，按几条去读，几条是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没在意。”在讲该怎么读书时，她说：“看书要沉到书里描写的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谈到读书和写作的关系时她说，“读书是一种享受。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就都活了”。
丁玲在回答“写好一部作品，什么最重要”时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思。”
丁玲的小说受“左”的批评訾议之处，就是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多重性，而她的小说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是这一点。
邓友梅的好友林斤澜后来所说的一番话，或许从另一个侧面注解了当时的某些文学现象：“看来不出杰作，不是作家个人的命运问题。几代作家的聪明才智，流离跌宕，吃苦操劳，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栽在烙印上。就是现在，这‘烙印’还在，不过是标着不同的字眼。”
丁玲此番对写作的解读，像一股清新的风令邓友梅和在场的学员茅塞顿开。
邓友梅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曹禺的一番话。
那天，邓友梅在宿舍院子里碰到了曹禺，曹禺问他：“小邓，前天我给你们讲的课，反映怎么样？”
邓友梅说：“大家反映好极了，没有一个打盹的，都给你鼓掌。”
“就没什么意见吗？”
“意见……”
见邓友梅有些欲言又止，曹禺笑了：“有什么，尽管直说，是什么意见？”
“大家说听得挺好，写的时候用不上！到自己写作的时候，您说的那些我们都用不上。”邓友梅坦言道。
“这还真叫你说对了。”曹禺亲和地说，“我跟你讲，我的本事都用在写上了，你说能讲多少啊？十句话里有八句是废话。真有用的只有两句。”
邓友梅一听，来了精神：“您把那两句话告诉我吧？”
曹禺想了想说：“其实，连两句都没有，就一句！”
“您就把这一句秘诀告诉我！”
“你想写什么？诗歌，戏剧，还是小说？”
“我想写小说。”
“你最爱看谁的小说？”
“我最爱看老舍和赵树理的小说。”
曹禺说：“看老舍的，你就把最爱看的老舍小说背下来，背上三遍，再写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这道理我也不知道，知道我就跟你讲了。哈哈……我写剧本就是这样学习的，先背人家的，等背下几个好剧本后再写，就像剧本了。”
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唱高调的大理论，空洞得让人摸不到一点质感，不具有操作性。而丁玲与曹禺的这些话，却都是掏心窝子的，和课程中所讲得不一样，对于正处在写作初级阶段并有文学追求的作者才具有实际意义。
由于名家指点，紧锁在邓友梅心灵间的迷雾消解了许多。后来他才知道，丁玲的这些话是属于“另一种调子”，要顶着压力，冒着风险，才能说出来，而她全然没有顾及自己。这在那个文学被政治绑架、思想被极左路线控制的年代，是需要勇气的。
邓友梅自己也找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找出爱读的书，反反复复地读。多读、多写、多观察，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读书时，以人之长比己之短，就是了解自己不足，避免走弯路；写作时，以己之长补人之短，就是专找自己顺手而别人不掌握的路子，写出特色。因为写作本身，就是对生活的观察和积累。
在庆祝鲁迅文学院建院60周年的庆祝会上，已是耄耋之年的邓友梅满怀深情而又谦逊地说道：
“在文学讲习所两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应当怎样做人和如何作文。半个世纪以来，尽管我在做人和作文两方面都没达到党和师长们的期望，但始终未敢脱1953年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离大方向；而我的许多同学在创作上和工作上，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就，成为新中国文学大军中的一支劲旅。这不能不感谢丁玲等讲习所的师长教导之恩。”
3． 难忘老舍
老舍先生是北京文联主席，每天上午一定到单位办公，工作非常认真。邓友梅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时，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老舍对下属的态度像对待家人一样，只有平辈与晚辈之别，却没有职务高低之分。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格魅力，像冬日的阳光，照亮他人的同时也令人感到格外温暖。
在邓友梅眼中，老舍是自己见过的最不像“主席”的“主席”。
邓友梅第一次见到老舍，是在1950年春的某一天。那天，邓友梅来到坐落于东单三条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开会。
解放前夕，北京全市有多家戏曲班、曲艺班和戏院，从业的艺人有几千人，其中不乏颇有名声的演员、剧作家。从事通俗小说创作的作家及报刊编辑也不在少数，他们的作品在广大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解放后，北京成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一批又一批知名的作家、艺术家，满怀赤子之心来到北京。热心大众文艺工作的新文艺工作者如李伯钊、赵树理、康濯、马烽等，为了把艺术家们组织起来，发起并组建了体现广泛文艺统一战线的文艺团体“大众文艺研究会”。研究会实际上担负了北京市文联成立过渡期内的历史使命。
时间还早，大家谈论起将要与会的老舍先生。从他们充满景仰的描述中，邓友梅感到他是位地位很高、派头很大的教授名人。而读《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二马》等名篇时，老舍留给邓友梅的印象却是一个平民文化人，一个跟拉车开店的市井百姓都能论交情拉家常的文化人。因为没见过他，邓友梅也不好插话，对老舍先生的好奇心却越发浓厚。
正闲聊间，几个人出现在房门口，室内一下子静了下来。走在前边的是个大高个儿，戴着干部帽，穿着粗呢干部服，裤子上还被香烟烧出了洞，邓友梅认出他是赵树理。紧随其后的人，穿着崭新的干部服，没戴帽子，微微有点“水蛇腰”，邓友梅也认识，他是端木。最后一个进来的是位个头不高的中年男人，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身上的绛色西装剪裁得非常合体、面料考究，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深沉而又睿智，手里拄着一根“司提克”手杖，一看便知是位旅居国外多年归国不久的学者。
人们纷纷站起来，热情地打着招呼，抢着跟他们握手。邓友梅这才知道，那位像是从狄更斯小说里走出来的洋绅士就是老舍。
面对伸来的手，赵树理和端木都能自如应对。一手拄着文明棍、一手托着帽子的老舍却显得有些措“手”不及，眼睛在四壁上环顾一周，自言自语地说：“找不着钉子，还是挂在头上吧！”说着，又把帽子扣在头上，这才腾出手来跟大家相握。大家“哄”得一声都笑了，老舍却不笑，仍一本正经地跟大伙儿寒暄。
会上，大家就怎样帮助通俗作家写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解放后，写武侠、言情、侦探小说的通俗作家和小报撰稿人，一时间没了章程。如李薰风、陈慎言、郑证因、梅娘等一向以卖文为生的作家，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还按老路子写作没有市场，而写“革命小说”因为没有生活经历，也写不来，因而生活无着。就连过去红极一时的张恨水、还珠楼主等人，这时也过得非常拮据。“创研会”的工作就是组织他们学习、采访，创作反映新生活的作品，并设法帮助一些人就业。一些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刚从大学出来的文学青年也积极参加进来，协助“创研会”开始这项工作。
老舍出主意说：“马上写大部头的作品有困难，可以从最容易的入手。比如整理点民间传说，替曲艺界、戏曲界改点旧段子、旧剧本。就拿大鼓来说，有的段子人们都听熟了，会背了，可是谁也不懂什么意思。要么太文，要么文理不通，唱的听的都糊涂了多少年，解放了总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吧。把它们改顺了，能听懂，这用不着学多少革命理论，伸手就能办嘛！就拿《白帝城》来说，是名段子，开头几句你们听得懂吗？”他点着一支烟，抽了一口，即兴哼唱起来，“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几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唱罢，他笑着问大家，“什么叫‘无可与天争’，怎么个‘重衾病枕红’，‘一点雄心至死明’又是什么意思？而‘壮怀’、‘傲骨’又太文了，一般老百姓谁能听懂？相声应该改的就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给你们找唱家，找地方发表。要嫌这活小丢了身份，我带头先干。”
老舍这么说，大家也只是一听，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大的一个学者型作家真会屈就干这件事。
散会时，老舍对身边的人说：“明儿个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们带豆腐干、花生豆怎么样？”回头冲邓友梅说，“你还小，就别跟我们学坏了！”
邓友梅心里暖暖的，他感觉老舍与自己心目中平民作家的想象对上号了，还觉得老舍就该穿西服拄文明棍。后来邓友梅到老舍家中做客，见他身穿长袍，脚蹬老头乐棉鞋，也觉得他这样穿着似乎更对路。
没过多久，大众创研会的刊物《说说唱唱》果然登出了老舍写的太平歌词《中苏同盟》，电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声段子《维生素》。《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了他改编的相声段子《绕口令》、《假博士》和《铃铛谱》。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嘴上说说，是动真格的了。
受到感召的邓友梅遂写出了西河大鼓的新段子《张树才舍身炸碉堡》，受到演艺界的青睐，在各大剧场久演不衰，广受好评。虽然他的作品多次在战地上演出，但进入和平年代这还是头一次。
邓友梅的宿舍在编辑部对门。有一天他一时发懒，衣服也没换就穿着居家的裤衩背心走进了编辑部，不想与老舍撞个了正着。
老舍先是一愣，随后微笑着说：“小邓啊，把衣裳穿齐了再忙事儿吧，大小咱们也是个‘衙门’不是，来个人看见招人笑话！”
邓友梅一个人在外面摸爬滚打惯了，没有要修边幅的概念，经老舍先生这一提醒，他才意识到个人形象不只代表自己，也代表一个集体。衣着齐整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从此他开始注意着装。
对邓友梅的习作，老舍不仅亲自过目，而且还要评点。
邓友梅写了篇凉山彝族的故事，里边有段描写：“山谷中的雾气，夜间落到草叶上变做露珠，太阳升起后又化做白云升到空中……”写完了，邓友梅颇感得意。交给编辑部后，老舍批复道：“云是云，雾是雾，露是露，你别瞎搅和。”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日子里，苏联文学的影子也体现在邓友梅的文章中。比如，写文章时他不说“河边有三棵树”，而要写成“树，一棵，两棵，三棵，直直地美丽地拉开距离排列在那看得见激流听得见水声的河岸上，挺立着。”邓友梅觉得别扭，便问老舍：“人家说我文章写得不顺溜，您说怎么才能顺溜？”
老舍说：“第一，少用形容词，多写形象。第二，文章写好后，关上门自己先大声念两遍。你念着顺口，不打夯儿，别人读就顺溜；自己念着都结巴，人家读起来也绕嘴。要是连自己念着都像绕口令似的，人家看着也一定不顺眼！”
老舍的教导，像把一个无形的金矿指给了邓友梅。其后，邓友梅又继续勤劳开发，并成就了属于自己的无限风光。
4． 赵树理耳提面命
继快板和鼓词在《说说唱唱》上发表后，邓友梅又发表了小说《咱们都是同志》，主编赵树理看了这篇灵气十足的小说大加赞赏，直夸他写得不错。
赵树理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农村中长大，他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谙民间艺术。生活在北京，他的心仍植根于家乡，在创作上也多把独特的区域民俗事物和民俗文化作为创作的源泉。他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闻名全国。
无论是“五四”前还是“五四”后，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左翼知识分子，都不认为通俗文艺是重要的文学传统。除了强调其可兹利用的宣传功能外，很少有人真正关心通俗文艺“其艺术本身”的“延续的价值”，在过去知识分子所主导的文学格局下，工农读者的文学权力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面对这种文化上的不平等，一向敢说真话的赵树理仗义执言：“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在赵树理看来，“普及”与“提高”并无矛盾，“普及”不是某一种特定的风格，而是各种各样的风格；“普及”不是模仿，也应该是创造。
正因为如此，赵树理在《石不烂赶车》的序言中解释了他改编田间《赶车传》的原因：作者各有路数，读者各有所好，为了能够满足喜欢听鼓词的读者，我才改编了田间的新诗。事后，赵树理谈起此事，坦率地承认：“我倒无意与哪位同志比个高低，也没想讽刺谁，我考虑的是好的鼓词也是好诗，人们不应当不问好歹，就认为诗是高级的艺术，鼓词是低级的艺术。那样不是实事求是，也不公道。”
为办好刊物，作为主编的赵树理身体力行，不仅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刊发力作，还为其他作者改编作品，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
《说说唱唱》上发表的《活人塘》就是典型的一例。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陈登科。陈登科回忆这段经历时，充满无限感激，“我的作品能得到发表，是与赵树理对我的帮助分不开的。他是北方人，不懂苏北土话，看也看不懂。我那时写的字，活像蚂蚁爬一样，更是难认。他并不因难懂难认，把它放到一边去。而是一字一字去抠，整整帮我改了7天。”
赵树理爱惜邓友梅这个文学苗子，一有时间，便把邓友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跟他讲作文之道，把适合邓友梅读的书挑出来给他读。
邓友梅非常喜欢接近这位文学前辈，他为人质朴热情，多才多艺，是个性情中人，他常为自己想到的一点什么事，独自呵呵大笑起来，身边的人却不知道他笑的是什么。跟他接触，邓友梅心里一直是温暖热乎的。
赵树理给邓友梅找书，他高大的身躯弯在书堆上面，把没用的书一本本往身后丢，弄得地下都是。一旦找到中意的书，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眼睛忽得一亮，然后笑眯眯地递给邓友梅，逗得邓友梅忍俊不禁。他审稿时也是如此，为了找到好稿件，他从编辑部抱一堆稿子回屋里去看，不好的就丢在一边，弄得一地都是废稿。发现一篇好稿子时，便欣喜若狂，他给这种编辑方法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绝处逢生”。
有了文学前辈的耳提面命，邓友梅笔耕不辍。不久，第二篇小说又在《说说唱唱》上发表。北京文联还有另一本刊物，是老舍主编的《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编辑看到邓友梅写小说很有潜力，也找他约稿。而交稿前，邓友梅总会给赵树理看。赵树理看着邓友梅这位成长中的文学青年，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非常满意。
邓友梅感触最深的是，老舍和赵树理尽管外表和气质相差很大，却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在文学的平民化上，赵树理是农村的平民化，老舍是都市的平民化，他们看文学，写文学，评论文学，无不是站在平民的角度上。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邓友梅。
5． 跌入人生低谷
夏天的晚上，闷热的很，蚊子嗡嗡的。熄灯之后，谁也睡不着，就聊起天来。
大家轮流谈自己的恋爱生活。约好了，一定要坦白。
睡在最东面的，是设计院下来的一位技术员，是个挺善谈的人。轮到他说的时候，他却沉默了许久也不开始。
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催促他。
终于，他叹了口气，说了起来——这是1956年刊登在《鸭绿江》上一篇名为《在悬崖上》的小说开篇中的文字。仅是这短短的开篇，就像迎面吹来一阵清新的风，令人耳目一新。
文学爱好者们都被这篇有别于当时政治气候、体裁新颖的爱情小说所打动，竞相购买传阅。杂志一上市就售空了，杂志社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一次次加印。在文学圈子里，这篇小说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中国作协的刊物《文艺学习》予以转载，张天翼给予了积极评论。小说获得了“处女地”小说一等奖，红极一时。
《在悬崖上》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邓友梅。这篇小说，是他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毕业后的作品。
1955年，邓友梅怀揣着梦想，从文学讲习所毕业。为了更好地体验火热的生活，他主动要求到北京市第四建筑公司挂职，出任建筑队长和党支部书记。他从和泥、砌砖、绑钢筋开始学，每天与工人们一起干活，在同吃同住一身泥巴一身汗水中，一边观察体味生活，积累创作素材，一边坚持文学创作。1956年，《鸭绿江》编辑要求写一篇立意新颖的小说，他便创作了《在悬崖上》这篇与众不同的小说。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小说《沂州道上》（1957年），荣获“处女作一等奖”。
《在悬崖上》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故事讲述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所面临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困惑。
男主人公已经结婚，妻子温柔娴淑，本应有美满的婚姻生活。“没有料到，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来了”。“我”调到建筑设计院后不久，单位来了个搞雕塑的姑娘加里亚，她是个混血儿，年轻、漂亮、浪漫。在她的诱惑和挑逗中，她让“我”魂牵梦绕，在爱的迷局中，“我”为自己的婚事过于匆忙追悔不已，时时想逃离这座婚姻之城。无尽无休的家庭风波随之而来，夫妻裂痕日益加深。当“我”向加里亚求爱时，不想却遭到加里亚的拒绝。原来，她要的只是被男人追求的满足感，而非白头偕老的爱情和婚姻。“我”这才大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已走到爱情的悬崖边上，当“我”满怀歉疚之心迷途知返时，妻子宽容地原谅了“我”，两个人终于言归于好。
写这篇小说时，邓友梅是带着冒险的心情来写的。由于写了“爱”，使处于爱的荒漠中的饥渴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小说一炮打响，邓友梅的名字在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中争相传诵。有两家电影公司慕名找到邓友梅，提出要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两度亲自找上门来，洽谈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的事宜。
有位后来成名的作家，当年读了这篇小说爱不释手。他在讲述创作之路时说：“我是看了邓友梅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而走上文学道路的。读完这篇小说后，我非常激动，感慨万分，想不到文学有这么大的魅力！”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政治运动像身体欠佳的人患感冒，一场连着一场。谁无意中多说了一句话，不小心出错了一张“牌”，便有可能像爬上了屋顶，却发现梯子搭错了墙。
就是这篇给邓友梅带来盛名，为他的写作人生树立里程碑的《在悬崖上》，两年后却给邓友梅带来了厄运，被说成“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这篇小说后来仍被一次次提起，却是作为邓友梅宣传“资产阶级情调”的佐证。他再写小说，也没有哪家杂志社敢发表。
反右运动开始不久，邓友梅梦想的翅膀被猛然折断，他的创作生涯像演奏乐曲渐入佳境时，却戛然而止。
那是邓友梅最不愿回首的记忆。
有位领导找邓友梅谈话，要他在批斗会上揭发批判刘绍棠。刘绍棠幼年成材，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后来成为著名作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刘绍棠比邓友梅小几岁，他17岁时邓友梅就认识他，两人一向交好。
邓友梅陷入两难之中。自己是共产党员，得服从组织决定，自己却不知道刘绍棠在政治上有什么问题，这让自己说什么，又怎么开这个口？可上级有命令，又不能不遵守。是夜，邓友梅辗转难眠，心情被撕成了若干缕，每一缕上都挂着泥泞的艰涩与叹息。
批斗会上，轮到邓友梅发言时，他像打翻了五味瓶，脸涨得通红，心跳快得失去了节律。他咬了咬牙，在心里说，我只能对不起朋友了。
“刘绍棠下乡时自己带馒头，这不是有意和老百姓拉开距离吗？”邓友梅话声未落，台下便响起一片掌声。
文联的人立刻走上台来，指着邓友梅说：“大家先别鼓掌，邓友梅也是右派。”
邓友梅平素和刘绍棠、从维熙等文友交往过密，一有时间大家便聚会聊天，而他们早已都被打成了右派，作为好友的邓友梅哪能脱得了干系！
邓友梅被这突如其来的话砸晕了。极度羞耻中，他艰难地往黑压压的台下望去，刘绍棠就在他们中间，邓友梅却看不到他的表情。虽然邓友梅与刘绍棠在其后的多年间仍保持着友情，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但邓友梅一直为年轻时的“那句话”歉疚不已。
在刘绍棠病重时，已是花甲之年的邓友梅来到他的病床前，终于把多年以来心中的歉意当着众人的面对刘绍棠道了出来，过后还写成了文章，公开发表。一个功成名就的人能在公开场合，为年轻时的“一句话”道歉，他的勇气和诚意可见一斑。刘绍棠含泪挥了挥手说：“咱们谁不了解谁！内情我明白，我全明白，用不着……”在场的人也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做什么嘛！”
刘绍棠出院后，邓友梅又与他相见。刘绍棠责怪邓友梅不该旧事重提，邓友梅却说：“有人负我时，也有我负人时。人负我的可以一笔勾销，可我负人的却永远忘不了”。刘绍棠赞同邓友梅的想法，说道：“你我之间不存在谁负谁的问题，不该这么小题大作。”
真正的友情是经得起时间，经得起变故的。
邓友梅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后来他又被改为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而且这顶帽子一戴就是22年，这着实是那个荒诞年代的一件荒诞的事。
6． 廿二年坎坷人生路
面对不明不白飞来的右派帽子，邓友梅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尽管有太多的惶惑、愤懑和懊悔，他还是努力检讨和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
他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北京郊区山间参加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干就是五年。五年中，他用带着苦涩的汗水洗刷着自己的清白，用磨起老茧的手和磨脱了皮的肩膀来证明对党的忠诚。怎奈，在阴霾的天空中，人人都看不到澄明的日月，人人都有不小心被绊倒的危险，还有谁会在意一个无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
1962年，邓友梅因在劳动改造中表现良好，被调到鞍山当创作员。可刚写了一个剧本，他又被卷入运动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个创作员不许再搞任何创作。对于邓友梅而言，虽然自己是不能搞创作的创作员，毕竟离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更近一些，离希望就更近一些。
上世纪60年代的邓友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邓友梅在劫难逃，被重新揪了出来，从右派升级为“黑帮黑线上的黑干将”。他天天挂牌子在台上挨斗，尊严被践踏在地，人生跌入更加黑暗的谷底。
有一天，邓友梅被揪到台上批斗，突然发现所有发言都是批判老舍的，这才低头仔细看自己胸前挂的牌子，上面真的写有老舍的名字，还打了个大黑叉。一种不祥之感拂过他的心头，猜想或许老舍先生出大事了。
果然如邓友梅猜测，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批斗中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对他人格上的极大地侮辱，性格刚烈的老舍留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绝笔后，来到德胜门外城西北角上的太平湖，在湖边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个夜晚，于24日凌晨步入湖中自尽。
老舍先生离世的消息得到证实后，邓友梅心如刀绞，与老舍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都像画面一样定格在他的记忆里，永不褪色。
邓友梅刚被打成右派时，开批斗会时许多人鸡一嘴鸭一嘴的唯恐被落下，可老舍则坐在一边，一言不发。邓友梅劳动改造放假回京，见到老舍，他抽身想躲开，却被老舍叫住了：“这不是小邓吗？你躲什么？”邓友梅红着脸说：“犯了错误，不好意思见您。”老舍沉默了半天，伸手拍了拍邓友梅的肩膀说：“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就为了这个语重心长的“来日方长”，无论受到多么大的屈辱，邓友梅都忍下了，而这样劝着自己的老舍先生，却……
邓友梅和其他有“问题”的人，被押到称为“南大荒”的盘锦大洼开荒。大洼因地势低洼而得名，是由辽河淤积而成的退海滩涂，濒临渤海，东北部、中部是陆地，西南部为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带，沿海滩涂逐渐向海内延伸。如果说大洼还算有点名气，因为它曾经是中日“甲午海战”的古战场，屈辱悲壮与没有尽头的荒凉连在一起，令人谈“洼”色变。如今“大洼”被誉为“湿地明珠”，可当时数百里地根本没有人烟，贫瘠的盐碱地寸草不生，根本没办法种粮食，只能挖土烧砖。1975年，张志新烈士就是在大洼这块土地上殉难的。
大洼风大，用当地话说，“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六个月”，“人不亲土亲”，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没个干净时候。
邓友梅等人刚到时没有落脚之地，还是自己动手，割芦苇搭窝棚住。一旦刮起大风，窝棚掀了去是家常便饭。在这里生活，人一旦跑出去，要么会迷路，要么会不小心陷到沼泽中，死在外面根本没人知道。冬天寒冷彻骨，夏天蚊虫叮咬。与住草棚、拉土、打土坯、烧砖以及忍饥挨冻相比，精神上所受的残害更加难捱。孤独、落寞、凄凉、绝望……像一条条时时撕咬邓友梅的毒蛇，令他难以忍受。他那双曾拿惯了笔的手长满了老茧，有的地方还裂着血口子，像是替它的主人在哀鸣。
下放中的邓友梅
一年以后，邓友梅又被下放到钟表厂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他从事的工作危险性很高，常有工友被轧掉手指头。工作了一天，邓友梅晚上却无家可回，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工厂明确表示不提供住宿。他只好在工厂附近的路边，用破木板搭了个小窝棚。东北的冬天滴水成冰，夏天却也暑热难耐，在这个冬不避霜雪，夏不避蚊虫的窝棚里，邓友梅一住就是两年多。
灾难与祸患在人不得意的时候总会结伴而来。邓友梅因为长期饱受折磨，极度营养不良，患上了严重的肝炎。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妻子和女儿也被下放到山西农村，孩子因此失学。1970年，看不到任何转机的邓友梅，为了妻子和女儿能够生活下去，在愧疚中被迫与妻子女儿分离。
听到众多受人尊敬的革命前辈、文学界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不是落难就是自杀的消息，邓友梅百感交集。他咬紧了牙关，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他相信，这个世界不会总是这样。他靠着两件宝物熬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低谷：一个是自己的战争经历。想当年“鲁南突围”，二十几个文工团员，在前有洪水挡路，后有敌军追击，几乎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尚能冲出重围。一个人有了革命意志和乐观精神，眼前这些苦难怎么会熬不过去？另一个是在文学讲习所养成的用脑子记录素材，背忆文学名著的习惯。在没书可读、不敢动笔的日子里，他把生活中的感受思索成文章，把读过的名著用回忆复读。这种职业习惯，保住了他的写作能力。
1972年，邓友梅回北京时，经常去住地附近的陶然亭。一天，电线杆上的喇叭里传出陈毅同志辞世的消息，他听了炸了心似的难受。
他刚被打成右派时，曾抱着一丝希望，给陈毅写过一封信，述说无尽的痛苦与委屈。想不到陈毅很快就给他回信，安慰并鼓励他。自从他被打成右派，相熟的人很多与他断绝了关系，他心里积压的心绪，无处诉说。那段在陈毅军长手下战斗的岁月，像刻在脑子里一样，每次想起来都令他激动和感慨。想到陈毅对自己的关爱与呵护，邓友梅悲从中来，找了几张一面已经写了字，另一面却可以写字的破纸，把能回忆起来的点点零散小事，用笔写下来，压在褥子底下，烦闷时拿出来看看，当做感情的宣泄和悲苦人生的支柱。
1976年初，幸运之门为邓友梅开了道缝隙。上面来人通知他说，因为表现不错，他的右派帽子可以摘了，工厂人事部门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这一年，邓友梅已迈上了45岁的台阶。
回到北京的邓友梅，人在北京，户口却在东北。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人断然少不了被公安机关无休无止地一次次盘查。为了躲避查户口的警察，邓友梅每天天不亮就来到陶然亭公园，排解内心的苦闷，打发难耐的时光。
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陶然亭，以白居易的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命名，被誉为“周侯藉卉之所，右军修禊之地”，历来是文人墨客聚首的地方。
久在陶然亭公园“避难”，邓友梅与经常光顾这里的人熟络起来。当时，许多被赶出正常生活的“牛鬼蛇神”无处可去，就到陶然亭以打拳练气功为幌子，在被挤压的夹缝中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后来，邓友梅在《陶然亭的朋友》一文中，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戴红袖标、唱样板戏的革命造反派们在显眼处晃着膀子横行，划入另册的专政对象们自然就远离他们，专找山背后树林深处活动。久而久之，常在一个地方练拳的人就聚成一伙，打完拳也坐在一起聊聊天。当然不谈政治，不说国事，专找废话闲话说。我们这一伙人的核心是前北京戏校的副校长、著名京剧音乐家沈玉斌先生，成员不固定……有一年桂花开放时，沈玉斌先生用桂花点鼻烟，分给我一包，我请大家品尝。我用烟壶往各人的手掌中倒，有人说：‘这不能倒，应用烟铲……’”
“文革”后期，邓友梅的“亭友”队伍扩大到八十多人，大多是老人，而且是没有一官半职的平民“老北京”。他们的肚子里有掏不完的故事，聊起天来，语言之精彩，语汇之丰富，就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不得不为之叫绝。帝都岁月的沉积，林林总总的传说像泥土一样落于民间，“亭友”们成了这些故事的传播者与见证人。
“避难”陶然亭的这段岁月，无形中成了邓友梅最不是采风的采风，最不是体验生活的体验生活，既为他那段无着的时光带来了些许欢愉，也为日后新时期文艺春天到来时的创作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当一切束缚解开，他以积累了数十年的市井素材为矿藏，井喷似地写出了《烟壶》、《那五》、《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等脍炙人口的“京味儿派”小说。
只是，那个时候，邓友梅感觉自己的生命已被残酷的现实磨穿。有梦不能做，有字不敢写，孤身一人的他除了想到农村盖间房子，种一块地，在余生里安稳地过日子，其他的已不敢有太多的奢求。
连邓友梅自己也没有想到，陶然亭虽是他落难的一个栖息地，却也是他梦想的启航点，几年后他的第一部“京味儿派”小说就是以陶然亭为主角。他再次迈上中国文坛的舞台，却如同脱胎换骨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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