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
1． 开国之日在南京
“如果重生是奇迹，今天我看见了五千年老中国的重生。老了时，我将拍着胸脯对我的儿孙们讲，开天辟地的那一天，我在场！”这是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当时担任《大公报》记者的萧乾，亲历开国大典后写下的烫人的句子。
这种豪情在邓友梅心里也有。虽然这一天他在南京，慷慨激昂的心情却与北京天安门前的场景一起呼应，一样的生发出“我在场”之感，生发出为新中国的诞生浴血战斗过的一名革命军人特殊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或者还不止这些。
2009年，邓友梅在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年所写的《开国六十年，笔耕一甲子》一文中，开篇便记述了令他难忘的1949年。
第四章命运交响“1949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年。元旦我们三野文工团还在战壕里给战士们唱歌拜年，春节就在徐州参加淮海战役庆功大会了。过了春节向南进军，走到安徽停下来，学习‘约法八章’、‘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文件作入城准备。学到人人都会背，就唱着‘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经六合、扬州，直奔八圩港，投入‘百万大军渡长江’。过江后，沿江阴、常州、苏州前进，直到攻入上海。”
“在上海完成宣传接管工作后，转往南京军区总部，组织和参加一个又一个演出，庆祝全国政协闭幕、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喜报频传、欢笑声中匆匆穿过历史转换的桥梁，离开了农村，告别了战场。”
在这之前，邓友梅于《开国之日在南京》回忆文章中深情地说：
“来到这个世界上已过了两万多个日夜。但留下清楚印象，能久记不忘的日子屈指可数，粗估一下绝占不了总数的千分之一。其中有一天就是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我在南京，当时的身份是新华社华东海军支社见习记者。”
10月1日早上，邓友梅和战友们早早地聚集在单位门口，聆听毛泽东主席开国大典讲话，感受盛大的庆祝游行。当广播中传出，“走在队伍最前边的是解放军海陆空的仪仗队……海军部队穿着崭新的蓝色军装正接受检阅……”时，海军队伍一片欢腾。
身为华东海军，胸上带着“中国人民海军”的胸章，战士们身上却还穿着陆军军装，纷纷猜测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海军穿的新军装是什么样子的！队伍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叫小邓讲讲，他不但见过，还替咱们试穿过呢！”
在战友们羡慕的目光中，邓友梅兴奋地讲了起来。他说得越有声有色，大家的好奇心就越强烈。
那是9月中旬的一天，邓友梅正在办公室看书，通信员推门进来说：“主任命令你马上去办公室，有重要任务！”
邓友梅已是新华社华东海军支社的一名见习记者，听说有重要任务，以为有重要的新闻要自己去采写，急忙一溜小跑来到政治部。
主任室里挤满了人，除了主任、部长，还有参谋处、后勤部以及被服厂的人，他们正围着一堆衣服指指点点。见邓友梅来了，主任神秘地说：“给你个光荣任务！把这几件衣服穿上……”
邓友梅有点摸不着头脑，接过后勤部同志递过来的蓝色海军士兵服穿在身上，有人把一顶水手帽扣在他的头上。
“立正，齐步走！”主任对他喊起了口令，“向右转，立正，敬礼……”
邓友梅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口令。大家围在他身边，上下打量着，你一句我一句说得热闹：“袖子长了点！”“帽顶太小！”……
“为什么这大领上是四条横线？怎么全身没一个扣子？”有人问。
“四条线代表中国四大海域，海军士兵服装照例只系带子，为的是落水时脱衣服方便……”后勤部的人回答。
试过士兵服装，主任又让他把军官服、白军服大檐帽、蓝呢军装蓝呢大衣……依次往身上披挂。邓友梅这才明白，自己被叫来的重要任务不是去采访，而是当新军装的试穿模特。
邓友梅的心里充满了激动和自豪，也感慨万分。他的眼前浮现出当年嫌军装太长自行剪短的情景。仅四五年时间，自己长成了标准身材的八尺男儿，而我们伟大的祖国，也迎来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胜利。
盛大的游行开始了，街头像一个偌大的欢乐之海，锣鼓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邓友梅像一只快乐的鱼儿游弋于新华日报至“国民大会堂”的区域，不断地在人群中寻找更能挑动人们快乐神经的新闻点和游行花絮，好即时赶回新华日报社随写随发。
华灯齐放、人头攒动的玄武湖游园会，把开国大典游行的气氛推向了这一天的最高潮。园内十几处戏台上，许多名角轮番上场，都把自己这一辈子最拿手的好戏奉献给这个伟大的日子。一簇簇烟花好像懂得了人意，尽情地在半空挥洒斑斓眩目的激情。河中的游船，俨然是一只只快乐的小天鹅，于湖光山色中欢快地徜徉。孩子们像过年一样，有的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快活地叫着笑着，有的则提着小红灯笼又蹦又跳，一声声稚嫩的童音，一张张纯真的小脸，把这个节日之夜叫得笑得格外生动。
在六朝古都、国民党政府曾盘踞22年的都城采写如此声势浩大的盛事，是邓友梅最快乐的一天，也是终身难忘的一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短短一句话，凝聚着多少历史的峥嵘与磅礴。多少仁人志士为了这一天，把生命做成火把，用鲜血铺就了一条光辉的道路。作为一名中国人，尤其像邓友梅这样饱经苦难与亡国之恨的人，他深深地懂得有国有家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民遭受外国列强蹂躏奴役，过着悲惨生活的黑暗岁月一去不复返了，中华民族从此巨人般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茹志鹃告诉邓友梅，不许他哭，但是巨大的幸福来临时，再坚强的汉子内心也会装着一个沸腾的汇集着感恩、感动、感慨的海洋，他的双眼一直是湿的。在不足以用任何语言表达此时此刻内心时，溢出的泪水才最为纯净、臻美而且珍贵，因为其中凝聚的是最深厚的情感。
2． 茹志鹃再指明路
人的一生，是一径行走的一生。幸福与欢乐是驻足在路边的小花，而伴随我们更多的则是不断向前的步履，其间跳出来横在面前的最大难题，有时候不是道路如何坎坷、艰难，而是下一步该迈向何方。
开国大典的喜庆刚过，一个关于人生之路向何处走的新问题，摆在年仅18岁的邓友梅面前。
邓友梅所在的文工团在南京驻扎下来，不再跟随部队转战南北。演出的条件已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有了大剧场，战地演出的汽灯被舞台上色彩斑斓的电灯代替，无数艺高技绝的艺术家来到文工团，像凤凰栖梧桐般各显风彩。文工团再招收新学员时，招收条件也是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原来按部队编制的团、队、班，一律改编为戏剧、音乐、舞蹈等业务组。而从战争年代走来的文工团员，除了有一定专业基础的，许多人要面临转行。
战争年代，邓友梅和战友们一样，渴望耳边不再有枪炮声，渴望早日过上和平安定的日子。如今战争真的胜利了，大家从农村进入城市，由战争生活转入和平环境，每天下部队或是上前线慰问演出的岁月，已成为生命中难忘的记忆。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必定带来工作方式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既然过去熟悉的工作方式已经转变，想要继续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必须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可如何实现，用什么方式实现，邓友梅和许多战友一样都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
邓友梅对自己进行了严格地审视和分析：正处于变声期，唱歌跑调；没有舞蹈基础，连最基本的跟头都不会翻，况且也不是一上台就让观众眼睛一亮的帅小伙儿……部队有批示，可以保送有中学学历的“老同志”去读大学预科，可自己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连四则运算都做不好，一个青年人跟一群十来岁的孩子挤在一起上高小，邓友梅的自尊心难以接受。
邓友梅找到阿姐茹志鹃，觉得她或许能给自己指出一条明路。
茹志鹃仔细地分析了邓友梅的长处和不足，说：“别苦恼，我早替你想过了。你的发展前途就是自学写作。你这几年写歌词、编话剧已经打下了底子，以后抓紧时间多读书，坚持写，凭你的灵气，只要能吃苦，就有希望。再苦也不会比咱们‘鲁南突围’苦吧？”
记忆是那么深刻，邓友梅又怎能忘怀！
孟良崮战役后，蒋介石倾其全力向我军发起猛攻。由于进攻之敌重兵猬集，齐头并进，使我军很难对其分割。而胶东半岛地域狭窄，回旋余地小。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果断将主力一分为三，以陈毅粟裕亲自率领部队坚持在内线抗敌，在与敌周旋中寻机再战。
鲁南正值盛夏，又逢雨季，连续一个多月不见日光。大路小道一片汪洋，庄稼地也成了河塘。文工团员们整天泡在水里，光脚踩在高低不平的石路上疼痛难忍。而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前面有汹涌的洪水挡路，后面有乌央乌央的敌军追击。大沙河东岸有200多尺高的一个山岗，山虽不高，却非常险要。文工团员和其他队伍的战士用绳子、衣服连接起来，相互搀扶着过河时，敌人的几十挺机枪分别从几个小山头的半山腰向河滩与河面上雨点般地扫射。河水都被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而文工团员们几乎是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冲出了重围，追上了主力部队！
想到这里，邓友梅问道：“怎么才能把文章写好？”
“背，你多背一些，再写时就不一样了。哪篇文章好，多读几遍，另外一定要练着多写。”
茹志鹃的这些话，在行军时不止一次说过，此时在邓友梅听来是那么受用。
邓友梅虽然仍有些青涩，却已不是四年前刚入伍时稚嫩得能掐出水来的“娃娃兵”了。他想，自解放战争开始做火线文艺工作，亲身经历了洛阳战役、开封战役，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能在部队的大熔炉中把执著和信念打造出来，也同样能在执著和信念中，在迎接和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走出一个全新的自我。
3． 登上《文艺报》头题
目标确定了，就没有理由不朝着它走。邓友梅开始花更多的时间用于读书、写作和思考，他的通讯、散文、鼓词和故事等多种文艺形式的作品，常见诸各种报刊，而他却不满足仅写这些腐块儿似的小作品，目光在更远的地方。
一个偶然的机会，邓友梅在《文艺报》上看到一则“我怎样做文工团员”的征文启事。他的心弦被拨动了，自己是在文工团长大的，对文工团有深厚的情感，对文工团员的生活了如指掌，况且自己还一直保留着许多战地日记。他一时兴起，找出在淮海前线写的日记，整理成篇，寄了出去。
《文艺报》是刚成立的中国文联的会刊，权威性很强，备受关注。他考虑到自己刚学写作，而全国却有那么多科班出身或在写作上摸爬滚打许多年的作家，对能否发表并没抱太大希望，也没跟任何人提起。
这天，茹志鹃兴冲冲地找到邓友梅，高兴地说：“小邓啊，你日记体的作品《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在《文艺报》第一卷第八期，头题发表了！真是好样的！”
邓友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切都像是在做梦，听阿姐这么说，他又不能不相信。他赶忙找来《文艺报》，看见自己的作品满满地占据了报纸的两大页，这对初涉文坛的作者来说是不多见的。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前面主编丁玲还特意写了一段编者按：
“这一篇‘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用日记的体裁，朴素却生动地报道了战场上文艺工作者的活动，实在是一篇值得推荐的文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活跃在前线的文工团员，以自己的文学艺术为武器参加了战斗，鼓励了士气，反映了战争，也锻炼了自己。他们是我们文艺工作勇敢的前哨。我们认为：广大的战士，把我们部队文工团员，看成是自己的亲密战友，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无上的光荣。从这篇文章里我们还可以从侧面看到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是一种何等纯朴坦率、热情勇敢的人物！他们是战场上的英雄，他们同时也是祖国文化的主人。他们是用这样感动人的诚意，来接受，护卫，帮助与鼓励人民的文艺事业。”
丁玲的大名，邓友梅早有耳闻，还在他出生前，她几乎就已享誉中国文坛。
丁玲4岁时父亲去世，家境破落，她在母亲的影响下长大，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进步思潮的影响。她14岁时，弟弟早逝，一个亲戚却说，要是死的是女孩就好了，这句话给了丁玲很深的刺激。丁玲在二十年代时就以其大胆的女性意识、敏锐的文学感觉和细腻的叙述风格闻名文坛，被誉为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反映了当时知识女性的苦闷与追求，成为文坛的不朽之作。新中国成立后，她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扶植了一大批文学新人。
邓友梅在《文艺报》上发表头题的消息不胫而走，战友们见了他都竖起大拇指说：“小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真有你的！”还有的战友说的话更加中肯：“小邓啊，你没有数理化基础，学别的没门。看来你在写作上有天分，就学习写作吧！”部队领导见了他也说：“小邓，应该给你记一功啊，你让咱三野文工团露脸了。要继续努力，不要冲昏了头，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被著名的报刊和战友们认可，这对第一次在文坛闪亮登场的邓友梅来说，就像是给自己擂响的战鼓，对文学之路的期翼化成一股吸引着他走去的力量。
4． 寻梦北京
如果说机遇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人的性格却决定着他有怎样的机遇，一如徐志摩所说的“我们自身就是我们命运的原因”。
1950年初，邓友梅来到了首都北京。千年古城的人文气息深深地吸引着他，而他此行的目的却不是为了观光，而是来这里寻梦的，或者说是来寻属于自己的一方可以茁壮成长的沃土。
他来到中央戏剧学院，把部队开具的介绍信交给院方领导。文工团领导听说中央戏剧学院开设了创作系，就让他到这里学习。邓友梅心想，如果创作系不收，学导演也行，反正都是跟文学艺术有关的，都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我们院刚成立，没有正式开班，也没有正式招收学生呢！”
院方领导的一句话，给邓友梅泼了一盆冷水。这些事，部队并不知晓，他所带的路费只有来程，却没有返程的，倘若无学可上，自己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回部队的费用都找不到，而身上连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都没有，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咱们这里还没有招生，那您知道哪里还有招生的地方？”邓友梅于失望中，仍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问道。
院领导想了想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刚成立，好像那里正招工作人员。要不你到那里去看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现在惯称“老人艺”）的前身是1949年进驻史家胡同的的华北人民文工团，1950年初文工团扩编成一个集歌剧、话剧、舞蹈、管弦乐队于一身的综合性文艺团体。这次邓友梅没有失望，作为院长的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接纳了他，将他安排在于是之正在筹建中的话剧团。
1981年与老北京文联成员“文革”后重逢邓友梅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只待了一年时间。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1951年邓友梅调到文联《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其后的两三年，他的才情逐渐展露出来，小说、散文、诗歌、通讯、文艺评论、大鼓词不断见诸于《说说唱唱》、《人民文学》等报刊，文学界的许多前辈都认为他是棵不可多得的好苗子。
在泰斗云集、群贤济济的文联工作，邓友梅心灵上像开了一扇美丽的窗子，正可谓“言传身教化春风，耳濡目染自成曲”，这段犹如“吸氧”的经历，为他几年后与作家王蒙、从维熙、刘绍棠一起被誉为文坛的“四只小天鹅”，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5． 上采阳光，下接地气
把写作当成事业，除了需要与生俱来的天赋与灵气，还要随时张着感知的眼睛，像藤蔓的触须一样，不断地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以最敏感尖锐的方式向未知世界打探与延伸。只有努力把自己变成吸纳百溪的河道，才有可能汇成一条波涛滚滚风光无限的文字河流。
来到北京，邓友梅从儿时便如影随形的动荡生活中，一下子安定下来。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有时间就走入北京的大街小巷深切地感受老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风土人情。开始时并无意识带着很强的目标性去体验生活，只是觉得好奇新鲜或者说觉得应该懂得这些，渐渐的这种习惯却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犹如上采阳光，下接地气，他则站在中间只管大口大口地呼吸，连身上的每个毛孔每寸皮肤好像都在吸收养分。
半个世纪后，某报记者在《京味文学代表作家邓友梅：老北京骂人都拐弯》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对邓友梅的采访，从中可以窥见邓友梅当年深入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的冰山一角。
记者：您当年是如何喜欢上了老北京文化的？
邓友梅：我18岁进北京，那时这个城市还是原汁原味的，虽然经过很多动荡，但文化传统保持得比较好。当时最深的印象是老北京人非常讲文明，熟人在街上碰见了，一定要作揖寒暄；进商店买东西，门口都有店员招呼，特别客气，不像其他城市那么直来直去。老北京骂人都拐弯，比如说“赶快回家吧，你奶奶等着夸你呢”，刚开始不明白，这怎么是骂人呢？后来才明白，奶奶夸，不就是说你是“好孙子”吗？总之，老北京人含蓄、有文化、有幽默感。
记者：那时的老北京是什么样子的？
邓友梅：首先，传统建筑基本保持了原样，特别是胡同，今天有的胡同也还在，但不是原样了，因为整个环境变了。过去站在胡同里往天空一瞧，是两排绿树，现在都是高楼大厦，成盆底儿了。其次，人与人接触方式和现在大不相同。第三，北京是个移民城市，本地人很少，旗人、外地来京官员、各地商人较多，所以老北京善于融合不同的文化，包括北京话，也是融合各地方言形成的，比如胡同，就出自蒙语。
记者：也有很多人批评北京文化中懒散、自大的问题，您怎么看？
邓友梅：这主要是说八旗子弟，因为他们不能务农、做工和经商，坐家里不动也有钱粮，故谋生能力差，清朝一灭亡，他们谋生无门，但传承下来的贵族生活方式又变不了。所以无论多穷，扣子该扣还得扣，袖子该卷还得卷。过去大家开他们玩笑，说好不容易卖了家什买个芝麻烧饼，一定要拿到茶馆里，和朋友边喝茶边吃，芝麻掉到桌子上，不好意思捡，就说我准备新买套房，用手指在桌子上画，这是正房，那是厢房……趁机把芝麻粘到手指上，再假装舔手指，将其吃下。看到芝麻掉到桌缝里，便假装恍然大悟，猛一拍桌子，将芝麻震出来……
记者：事实真的如此吗？
邓友梅：这是拿人家寻开心。其实接触长了，就会发现，这些人谋生能力虽差，但文化功底深厚。比如一次开会，请多尔衮的后代做记录，他说不会用钢笔，只会用毛笔。大家说，毛笔也行。等开完会，一看记录，大伙儿都惊呆了，蝇头小楷太漂亮了，放现在那是一幅幅书法作品。可他们不知道这是本事，能换饭吃。北京重建昆曲团时，全北京找不到合格的笛师，一家建筑公司的旗人伙夫想试试。这个人很笨，不会做饭，专门负责烧火，领导说你连火都烧不好，还想当笛师？也没当真，就让他去试了，结果一下就被录取了。人家爸爸当年经常请昆曲艺人来家表演，这叫“拍曲子”，他从小跟着听，跟着练，他吹笛子就当是玩，却玩出了高水平。
记者：在您看来，老北京文化的魅力何在？
邓友梅：那当然是它的温情了。过去胡同里几代人都是邻居，大家彼此关心，彼此照顾。邻居家老太太身体不好，不用吭气，大家就会来帮忙。胡同里的生活特别有规律，早晨8点卖豆腐的来了，10点卖菜的来了，大家天天碰面，几天不见，就要上门看看，问是不是生病了，需不需要照顾。过去的四合院，正房是老人，东房住大儿子大儿媳妇，西房住小儿子小儿媳妇，关上门是小家，各自为政，开门就是大家，共享天伦之乐。站在四合院里，谁从哪门出来你都能知道……
这些“老北京”原生态的生活，于日久天长中，像一部凝重生动的风情画镶嵌在邓友梅的记忆里，为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文学创作上再度发韧，一举成为享誉全国的“京味儿派”小说代表人物，夯实下的最有质量的素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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