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荣琛

    一九七九年盛夏，北京举行了一次程派专场演出，我演的是全部《荒山泪》，我的学生张曼玲在我之前演了《陈三两》。是日，李先念、王震、姚依林、薄一波、谭震林以及黄镇等领导同志和我的师母、程砚秋夫人果素瑛都来看戏。戏后，李先念等同志走上舞台，接见我们，摄影留念。先念同志通过黄镇同志问程师母：“程先生有几位弟子？”程师母回答说：“赵荣琛、王吟秋和李丹林……荣琛居长。”先念同志紧握我的手，颇多鼓励。

    次日，有位同志来看我。提起头天晚上之事，他笑着说：“这么说您是程门大师兄了。您哪一年拜的程先生？《荒山泪》又是程先生何时传授的呢？”

    “这让我怎么说呢！程师母说我为长，恐怕指现在而言。其实，程老师开山门头一个收的学生是荀令香。程老师和荀慧生先生交好甚厚，令香师兄少年时就拜在程老师门下。不过，荀门本派，家学渊源，令香师兄没有在程派上多作发挥。令香之后，还有位陈丽芳师兄，已经谢世了。这样我就为长了。”稍停了一下，我又接着说：“至于《荒山泪》，我已经唱了近四十年。那确实是程老师亲授的。不过，不是当面说的，而是书信函授。”

    “京剧也有函授？这可没听说过。不可思议。您就把这段往事给说说吧！”

    “说来话长：我是一九四〇年投师于程砚秋老师门下的。当时，程老师困居在沦陷的北京，我正在号称大后方的重庆演戏。拜师时，我们爷儿俩并没见过面，书来信往，才有函授一说……”

    这样，我就讲述起我师事程门的独特经历来。

    世家子弟慕程派弃学从艺奔“泉城”

    京剧演员很多是梨园世家，子继父业，也有不少是幼而家贫，写字据立契约入科班或投师学艺。我不属于这类情况。我自小爱京剧，特别是迷恋程派，放弃学业而从艺，不是“票友”下海，是规规矩矩学了五年戏，才做的京剧演员，我如果不是酷爱程派艺术，那我走的必然是另一条路。

    这要从我的家庭说起。

    我出身于一个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原籍安徽太湖县。祖上一连出了四个翰林，我的高祖父赵文楷公是清朝的状元。我依稀记得在安庆我家那个七进院子带花园的宅邸中，曾挂有黑漆金字的大匾，由皇帝御书“四代翰林”[32]。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这个“名门贵第”。我自幼进家塾，读四书，习诗文，过的是“锦衣纨裤，饫甘餍肥”的公子哥儿生活。可是时代不同了。封建大家庭不可避免地衰落、解体。二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一房就离家北上，定居北京。我在北京读了小学，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著名的北京师大附中。

    二十年代的北京，京剧正似鲜花锦簇，繁盛一时。老生中的余、言、高、马，旦角中的梅、程、荀、尚，武生杨小楼，花脸郝寿臣等各树异帜，精彩绝伦。我的母亲和大姐喜欢看京剧，家居无事，看戏是她们的主要消遣。她们去看戏，总带上我。我跟着她们可看了不少戏，不仅上述名家好角我都看过，就连当时年逾古稀，偶一露演的孙菊仙和陈德霖等前辈，我也都赶上亲聆佳音了。我对京剧一下就入了迷。这么多名家中，我最崇拜的是程砚秋。程师当时年仅二十有余，历经奋发图强，已经创立了风格卓异、独步一时的程派艺术。程派名剧《荒山泪》、《青霜剑》、《金锁记》、《鸳鸯冢》、《碧玉簪》、《春闺梦》、《梅妃》、《文姬归汉》等相继问世。这些名作以及程师演出的独具特色的传统老戏，我都一个不漏，不止一次地看了，真可以说是有程必看，场场不空，由看而爱，由爱而迷，由迷而忍不住歌之舞之，说也奇怪，我的艺术记忆力和领会力还算不错，只要看上两次戏，程老师的主要唱腔，我就能学唱出来，甚而还能走出地位。我模仿着私下里唱，还偷着学会了拉胡琴，常常躲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哼唱，自得其乐，也就开始萌生了想做演员，唱程派的意愿。

    由于我的家庭还有相当的封建性，听戏可以，玩票也勉强能行，那是消遣、娱乐，至于下海当演员唱戏，则断乎不行，因为那有失大家子弟的体面。所以我只好把自己对程派艺术的炽热追求和爱好，强抑在心中，万不敢想我还能投身梨园。我有副矿石耳机收音器（那时还没有电子管收音机），在我不能去剧场听戏的时候，就利用矿石耳机独自仔细寻找我所挚爱的程腔。找到了，高兴得手舞足蹈，就凝神细听，随腔记谱，以至按谱寻声，拍板学唱，深夜不眠。有时耳机出了毛病，对不准声音，就急得顿足捶胸，怨天恨地，气得把耳机都摔了。这时，我已经活脱是个小“程迷”了。

    二十年代末，我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后，对京剧、对程派的爱好，却有机会得以发展。这座以学习严、程度高著称，很多学术上知名之士曾受业其中的学校，由于北伐战争胜利的影响，校内气氛较为活跃，而不那么严格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学校开始有了业余社团，其中有个国剧（即京剧）研习社，吸引了不少爱好京剧的师生，课余吹拉弹唱，逢年过节还要票上两出。我立即成了国剧研习社的积极分子。

    研习社里大多是老师和高中学生，像我这样十三四岁的初中生很少。可是，我不仅能唱旦角，还能唱老生，又会拉胡琴，会戏不少，大家对我不得不另眼相待。在研习社里，我真是乐不思归。

    我迷程派，迷之深，爱之狂，但只是自发的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些有修养的年长的师友，对我指点帮助，我逐步能从声腔、字韵、表演的道理上有所理解，进而揣摩、分析，探窥程派艺术的门径。研习社中有位与我义结金兰的长兄曾世骏先生（现居香港），他专攻胡琴，也是程迷。我们在苦读功课之余，一起研习京剧，观赏程师的演出。我们一字一腔、一招一式地推敲探讨。曾兄为我操琴吊嗓，相互纠正鼓励。对于程派艺术的切磋，我同曾世骏兄持续五十年不辍，今天，我们仍书来信往，互相请益。曾兄一直坚持业余，是海外著名的程派琴师，今年已六旬开外，还在为程派艺术在海外辛勤地传播。

    初中毕业了，按我的成绩和家庭，毫无疑问要继续升学，由高中、大学而出国深造。我的兄弟姐妹和同学大多走的是这条路。可是由于我爱好京剧，仰慕程派艺术，我毅然放弃学业，报考了当时来北京招生的山东省立剧院的京剧表演系。我们同学八人报考，中榜者只我一人。落第者并不失意，可以继续升学，而我这个中榜者却陷入矛盾彷徨中。我想到五年后学满结业就是个京剧演员了，不可企及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我焉能轻易放弃，可是，我的门第家庭，尤其是我的父亲决不会同意我去唱戏。这又怎么办？幸好慈祥的母亲深深同情我的苦恼，她对我说：“你要真想去唱戏，我不阻拦。但是，要成为一个好角儿，可不容易，要有恒心有毅力，刻苦用功，才会有所成就。你父亲那里，我替你想办法。”当时，我父亲不在北京。在母亲的授意下，我给父亲写了一封含糊其词的信，说考取了山东省立剧院，是个学府，不是科班，先去济南看看，试读三个月，不成再回来升学。不等父亲回信，我就动身南下，奔赴“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开始了我的艺林生活。等父亲见信后震怒，严词要我回京升学，但是木已成舟，奈何为晚了。

    京、渝之间书信通 函授程派佳话传

    三十年代初的山东，是军阀韩复榘的地盘。这个暴虐刚愎、文墨不通的“大帅”，一时心血来潮，居然“热心”起文化事业来，拨出一笔经费，让王泊生开办一座山东省立剧院，设有话剧、京剧、昆曲、地方戏等科，颇具规模，执教者多为戏曲界名流，也确实培养出一批人才。像电影界的崔嵬、魏鹤龄、田烈，京剧界的张宝彝、田菊林，现在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任桂林等都是这里的学生。臭名昭著的江青，也在这所学校里混过一阵子。

    我入的是京剧表演系。教戏的老师很硬，即以旦行说，很多教师是清末民初的名家：教青衣的是与陈德霖（王瑶卿、梅兰芳之师，清末老派京剧青衣的代表人物）先后齐名的孙怡云，教花旦的是艺名“老水仙花”的郭际湘，教昆曲的是北昆名宿韩世昌和田瑞庭，教武旦的是张善亭。入校时，我的变声期已过，锻炼出来一条脆亮、甜润的小嗓，在老师的指点下，每天下腰、耗腿、练功、吊嗓、学戏、打把子，刻苦地学了五年戏。那里基本上同科班相类似，白天学戏、练功，晚上演出。所不同的是，我们有理论文化课。马彦祥先生就给我们讲过《戏剧概论》课，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同一般坐科学艺一样，我也是从龙套、宫女、丫鬟、一般配角，一步步历练成长。由于我有嗓子，有扮相，又可以说是带艺入学，接受快，成绩好，很快就成了京剧系“挑大梁”的尖子，在济南“红”了起来。

    可是，我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程派。老师要求严，学戏、演出只能按老师的要求一步一步走，在科班、学校中搞程派，根本谈不上。我很为此苦恼。教师中有位关丽卿先生，慢慢地看出我的心思，不时开导我。关先生同程砚秋老师年纪相仿，也是唱旦角的，曾给杨小楼、马连良配过戏，对程派不仅钦佩，而且还很熟悉，比之几位老先生，他对京剧舞台上的现实情况更谙熟一些。他耐心地劝慰我，让我把基础打好，他说，程砚秋的艺术根底极为深厚，程派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础打不好，就学不好程派。关先生不仅端正了我对学习程派的态度，还给我说了不少程派戏和程派独特的艺术处理，对我所会的程派戏仔细加以调理点拨。他见我领悟很快，非常高兴，曾对我说：“我能教给你的东西有限，也就到这里了。你的天分很好。你要想办法拜在程先生门下，名师定会出高徒。只要你肯下苦功学，在程派上你会有所成就的。”

    “拜程砚秋为师！”尽管我这么迷恋程派，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能拜程砚秋为师。那时，程砚秋先生已是名贯南北的大艺术家，我是个尚未出科毕业的无名小辈，说拜师谈何容易！我在济南的几年中，梅兰芳、马连良都曾来山东演出过。我以后学末进的身份，有幸同这几位前辈同台演过戏，我望眼欲穿地盼望程砚秋先生能够来趟济南。如果有机会见面，也能同台演戏的话，那么拜师之事，或许还有微小希望。可是，这五年中，唯独程先生没来过济南，连见面都见不到，拜师之事我简直不敢奢想。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感谢关丽卿先生。在我投入程门之前，他给了我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使我的艺术基础打得比较瓷实，青衣、花旦、刀马旦，以至泼辣旦的戏，我学得不少，我私淑、自学的程派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结合运用，规矩而较系统，为我后来专攻程派准备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关先生点燃了我心中的艺术希望之火，对程派要锲而不舍，不能浅尝辄止，一定要想办法拜程砚秋为师求取深造！从此，投师程门，就成了我梦寐以求的艺术追求目标。至于怎么去达到这个目标，我也不知道。但，我执着地相信：有志者事竟成！

    我们毕业前夕，抗日战争爆发了，山东很快地沦陷敌手。王泊生带着我们这批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以抗日救亡的名义，从山东经河南而武汉，一路唱戏挣钱，于一九三八年我们来到重庆。重庆后来号称抗战的陪都，各路人士云集于此，城市也随之繁荣起来。重庆本来没有固定的京剧班社，只是偶尔有过路的京剧班子演出，盛行的是川剧。好像我们是第一个去重庆长期落脚的京剧团，“厉家班”是在我们之后去的。在重庆，京剧很受欢迎。

    刚到重庆时，我们名义上都是待毕业而硬不让我们毕业的学生。因为是学生，演戏当然不挣工资，每人每月只有三元的零用，其他一无所得。这种情况，竟持续了好几年，虽然我们戏唱得很多，也很“红”，卖座收入极好。最后，我们忍无可忍，奋起斗争。终于离开了王泊生的这个“实验剧团”，建立了以我为首的“大风剧社”，在重庆、成都“红”得很，打开了另外一个局面。

    在四川，我认认真真唱了几年戏。起初贴演的都是《玉堂春》、《醉酒》、《十三妹》、《王宝钏》、《战金山》、《御碑亭》、《探母》、《骂殿》、《汾河湾》、《三娘教子》、《牧羊圈》、《游园惊梦》、《回荆州》、《宝莲灯》、《打渔杀家》等传统老戏，一时名噪西南。二十岁出头的我，很快成了名角。

    可是，我内心的苦闷远没有消除。我向往、追求多年的程派，又怎样得偿夙愿呢？我旅居后方的重庆，程砚秋先生远在沦陷的北京，关山阻隔，不仅拜师无望，甚而我还能不能专攻程派也成了问题。难道就这样满足于当个名角儿挣钱，把自己的艺术理想丢开手吗？不，不能满足现状。程派，我一定要坚决搞下去。十几年来，我连看带学，程派的东西我会得不少，为什么不能用在舞台上！拜不了师，没有人指点，我就自己搞。这样，我把从关丽卿先生处学来的，十几年中自己耳闻目睹和师友指点的，融合一起，刻意揣摩，用在了我的演出中。上述我演出的传统老戏，程砚秋先生也常演，他很有独到之处。我演时就尽量按程派路子演。但我是私淑、自学的，只能效其大概，不可能分毫不差。好在重庆京剧班社少，没什么人吹毛求疵。倒是有不少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喜欢程派的观众，异地闻乡音，更为欢迎。我好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在程派艺术的天地里，自在飞翔，无比愉快。慢慢地“赵荣琛是程派”的话就传开了。有好心的朋友劝我，干脆把程派的牌子亮出去，赶紧排演程派独有的本戏。我没有这么做。虽然这些程派名剧我大多会唱，但我是自学的，底数有多大，自己心里清楚。同时也难于“淘获”到准确的剧本作依据（在过去，独有的本戏名剧的剧本十分珍贵，大多秘而不宣，不像今天这样广泛发表），这些名剧集中了程派艺术的精华，我不能只顾一时的扬名露脸，而草率从事，如果演不好，走了样，那会亵渎了我挚爱景仰的程派艺术，也对不起我多年敬慕的程砚秋先生！

    这时候，我和同学们都注意到台下的一位长年的老观众。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白发老人。从我一到重庆，他就看我的戏，坐在前排一个固定的座位上，我有戏，他必到，风雨无阻。我很纳闷：这位老人是谁？为什么对我那么注意？可是，他又一言不发，从不像有些人那样一回生两回熟地走进后台成了朋友。我心中疑惑不解。

    大约是一九四〇年夏秋之交，我突然收到这位老人一封信，说他已经看了我三年戏，有些话想跟我谈谈，约我见面。闷葫芦终于打开了。原来这位老人是程砚秋先生的忘年挚友，与程派艺术有着深厚渊源，以“程党”自诩的许伯明老先生。

    许伯老和程师之间，有着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许伯老和程师后来都向我叙述过这段往事，而这段故事又与我投师程门有着偶然的巧合性。

    许伯明老先生一直从事金融业，是个京剧爱好者，早年长住保定和北京。他治公之余，把时间大多消磨在剧场，与很多京剧演员是好朋友。许伯老说，大约是一九一六年左右，他就开始看程砚秋的戏。那年程师才十三岁，还是个没出师门的徒弟。程师出身旗人，幼年丧父，家境清寒，六岁时写给荣蝶仙为徒学戏，为期八年。那时是封建师徒制，学戏拜师要写文书，一切要受师门的绝对控制，学戏、演出之外，还要伺候师父一家的生活，任凭打骂虐待，所赚收入概归老师，成为一个丧失人身自由、听人宰割的奴隶。程师十一岁登台，开始给荣家挣钱。封建师徒制的桎梏，使得程师不得不疲于奔命地演出。随着锣鼓丝弦声，白花花的银元滚滚流入荣家。程师却因疲劳过度而音带嘶哑，适值“倒仓”变声期，却丝毫得不到休息，拖着一条半哑的嗓子四处演唱。许伯老看了程师的戏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才华过人，有前途；担心的是，这样唱下去，嗓子垮了，人也就完了。许伯老把发现程砚秋的事，告诉了老友、清末名诗人罗瘿公先生，把罗先生请来看戏，商量怎么办。罗先生慧眼识人，完全首肯许伯老的看法。这时听说荣蝶仙又同上海签了合同，接了包银，让程砚秋老师立即去上海唱戏。罗、许得知更为着急，不能眼看一颗艺术之星毁于一旦，就同几位朋友磋商办法。有古侠之风的罗瘿公先生挺身而出，愿全部承担对程师的教诲、扶植的重任；许伯老和几位朋友则作经济后盾，立即筹措了六百银元，把程师从荣门赎出，使他得以休养、深造。程师在罗瘿公先生指点下，习技艺、读诗文，投拜陈啸云、王瑶卿两位大师门下，又对梅兰芳先生执弟子礼，还向前辈陈德霖老夫子问艺，三年苦学，艺技大进。十七岁再登舞台，演出罗瘿公先生编写的名剧，以独特的声腔，精湛的技艺，名盛一时，创立了独具风格的程派艺术。程砚秋老师的成长，许伯明老先生出了不少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许伯老虽然比程师年长三十岁，二人却成了忘年之交。

    许伯老称赞我的演出，问我怎么学的程派？当得知我对程派爱之极深，却一直是私淑、自学，与程砚秋老师从未谋面时，他更为惊异。许伯老认为我的基础，学程的路子正，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深造。他问我愿不愿意拜程砚秋为师？他可以助一臂之力。拜程砚秋为师！正式拜师程门，这是我多年百般追求而不可得的夙愿，我哪有不愿意的？这个天上降下来的喜讯太突然了，简直使我难以置信。我兴奋得拉住许伯老的手说：“拜程先生为师，这是我从小立下的宏愿，多年求之不得。您要是能帮助我拜师程门，我真不知怎么感谢您才好。因为，再没有比这件事对我说是更幸福、更愉快的了。”可是，我又有些顾虑：耳闻程砚秋先生严谨不苟，选才极严，不肯轻易收徒。他没见过我，不知我的底细高低，能收我为徒吗？再者，程先生当时远在北京，又怎么能拜师学艺呢？

    许伯老得知我的隐忧，开导我说：“御霜（程师之号）一向以严出名，轻易不肯收徒弟。多年来，不少人崇慕程派，挽人求情，希望拜师门下，都遭到拒绝。这并不是他藏私，不肯把艺术传人，而是他确有其对待艺术的个人见解和要求。他深知自己的艺术另辟蹊径，自强不息，得来不易，因而对收徒选才极严。他曾指点过不少程派爱好者，在中华戏曲学校传授程派艺术A，从来是尽情相授。可是，要正式收徒，他就要从严要求，

    A 中华戏曲学校是二十年代末，由程砚秋创办的一所有别于旧科班的新型学校，曾聘著名戏剧家焦菊隐先生主持过教学工作，后程师全部承担主要工作，先后出“德、和、金、玉”四科学生，如侯玉兰（已故）、李玉茹等曾从程砚秋老师学习过程派艺术。慎重对待了。

    “事实上，他一直在寻访合适的衣钵传人，我们也在帮助他物色。没想到，在重庆发现了你。我觉得你的条件合适，御霜定会满意。他虽然没见过你，但他会相信我的眼力不差。由我去信推荐，御霜一定会答应。至于分处两地，这是暂时的，将来你们师徒爷儿俩总有见面的机会。”许伯老最后不胜感慨地说：“二十多年前，我和顺德罗瘿公先生发现、支持了御霜，今天在重庆又发现、支持了你，为御霜寻找到你这样的传人，总算我对程派艺术尽了绵薄之力。”

    经许伯老投书北京向程师推荐，程师完全相信许伯老定会识人不错，复函同意。那时，重庆、北京之间通信十分困难。在我等候程师复信的时候，心中忐忑不安，担心被程师拒之门外。当许伯老拿来程师的亲笔信，我看到上面的同意收我为徒的字样，真使我万分激动。我立即恭敬地缮写了大红的门生帖子和向程师和师母问安的信函，投寄北京。从此，我就成为程砚秋老师的正式弟子了。

    戏曲演员一向是口传心授，老师说戏，学生静听，然后学生复演，老师再指点纠正。程师与我分居两地，无法见面，他不能言传身教，我也不能当面请益，唯一凭借的就是书信，于是就开始了京剧史上罕见的“函授”。程师与我书来信往，探讨艺术。他老人家给我先后寄来了《荒山泪》、《青霜剑》、《鸳鸯冢》、《碧玉簪》、《金锁记》、《硃痕记》、《烛影记》等许多程派名剧的剧本，对这些戏的演出和声腔、表演的要领，详尽说明，告诉我要注意哪些问题，哪些地方应该如何处理，并耐心解答我在信中请益的各种问题。我把程师提供的剧本依次付诸实践。演出后，我再把演出情况在信中详细报告，程师再复函指正得失。那时北京和重庆通信，路上要转好几个地方，一封信走一两个月是常事。我经常翘首北望，盼望程师的来信。每当我收到那信封在邮途中被污损的来信，雀跃非常，连夜捧读，仔细体会揣摩程师信中的字字含义，对照自己的舞台演出，找毛病，发现问题，设法改进。

    四十年代前期，程砚秋老师在北京不屈于伪势力的侮辱，他毅然罢歌息舞，隐居于北京西郊青龙桥荷锄务农，以示与恶势力的决绝，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这与梅兰芳先生抗日战争中在上海蓄须罢演，南北辉映，传为佳话。程师和我通信，进行“函授”时，正是他受辱愤而隐居的时期。程师当时在信中没有也不便对我详细谈论此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已迁往青龙桥农村居住，从此不愿再登台演戏了。原因没有明言，但爱国爱民的激愤情绪，渗透在字里行间。他在信中告诫我要刻苦用功，好自为之。程师在青龙桥务农时，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对艺术的探讨和进取；恰恰由于摆脱了演出和各种事务的羁绊，他得以更加专心致志地研究艺术，精益求精。后来，我听程师晚年的琴师钟世章先生讲，在那个时期，钟先生经常骑车从城内奔赴青龙桥，给程师吊嗓子，发现程师对自己所有的戏的唱词、唱腔，都仔细地筛选了一遍，又有所变化、改动，使之更精美隽永了。这些有时也可以从程师的信中看出来，他每有所得，或是处理上有所变化、更新，常在信中告我，让我领会运用，再把心得体会告诉他。

    我们师徒这样书来信往，持续达五年之久。程师来信中，那工整挺秀、遒劲有力的魏碑字体，深邃精辟的艺术见解，诲人不倦的精神，都深深地教育、鼓舞了我，开扩了我的艺术视野，增长了我的艺术才能，使我更加意识到程派艺术的佳妙高深。别看我当时在重庆已经是个名角儿，但我认识到，自己所得仍属皮毛，从而向往有朝一日要追随程师进一步深造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迫切了。

    我把程师给我的所有的书信，以及题字、照片等，视若瑰宝，多年来一直珍藏在身边。尤其是这五年中，程师的数十封来函，熔铸有他几十年的艺术经验和见解，更是研究程派艺术的十分珍贵的艺术文献。可是，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场政治浩劫中，我也不例外地被打成“牛鬼蛇神”、“特务”，在法西斯式的抄家中，我所有的艺术资料、文物，包括程师的这批极珍贵的书信，都被洗劫一空，至今遍寻无存。这真是一个无法弥补和难以估量的损失。以致现在我只能概括地回忆，而不能具体引述程师“函授”的详细内容了。

    根据程师信中的教示、指点，又有许伯老的赞助和指导，我在重庆，把某些程派名剧一个一个地陆续排演出来，循着程师“函授”导引的道路，正确地、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例如，程派唱腔，很讲究字的声韵，吐字发音要求四声准确，腔随字来，字正腔圆，不能因腔害字。根据程师信中所示，我努力研读韵书，请我的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大姐，给我讲解音韵学，再反复听我收集到的为数不全的程师的唱片，把程派的唱法、腔和字的特点，并同其他名家、各派的唱法加以比较、分析，进一步理解腔、字之间的血缘关系。程师曾对余（叔岩）派唱腔颇多溢美之词。我听过余叔岩先生许多戏，我把余腔和程腔仔细对照，发现都是那么讲究，声韵准确，字正腔圆，韵味醇厚。反过来，对程派艺术的渊源，以及它深受余派和其他各名家的影响，也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函授”也有“函授”的好处：它打掉了我不动脑筋，处处模仿，步步跟着老师走的懒汉思想，逼着我要开动脑筋，仔细体会，自己寻找奥妙。程师不在身边，要模仿也无从模仿，只能根据程师信中提供的要领，谙其神韵，再结合自身的条件、特点，适当发挥。这种求其神似的做法，得到了程师和许伯老的首肯。

    在四川，许伯老给了我难以言状的帮助。许伯老实际上是我的良师、顾问和导演。每个戏，他都帮助我认真排练，追忆当年程师的演法，指点于我。每天戏后，他来到我家中，仔细评述当日演出的得失，帮我纠正毛病。许伯老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要听不进挑毛病的话。当年我们对你的老师也是这样，每天给他挑毛病，他总是虚心倾听，认真纠正。满招损，谦受益呀！这样才能真正得到艺术上的进步与提高。”

    我在重庆、成都等地，唱了六七年程派戏，很受欢迎，观众赠送给我“重庆程砚秋”的绰号，致使程派艺术的种子，播撒于大西南，产生很大影响。如果说，当时我在艺术上稍有成就，博得一些好评，这与程师的辛勤教诲和许伯老热心扶携是分不开的。解放后，程砚秋老师应贺龙同志邀请，去四川、云南演出，获得极好的效果。程师后来对我说：“你是有一份功劳的。”

    我在重庆经过几年的奋斗，不仅有了自己的剧团——大风剧社，还投资翻修、建立了自己的剧场——重庆第一剧场，添置了齐全的戏箱行头——这是我摆脱王泊生的实验剧团后，赴成都搭班演唱了一个时期，挣了不少钱，我以此添置了第一批全班的戏箱，打下了基础，又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条件越来越充实。我夙愿得偿地唱着自己挚爱的程派戏，有着丰裕的收入，名利双收，按说大可心满意足，享乐一番了。我没有这么做。在重庆，我始终抱着客居思想。一旦有了机会，我要立即投奔程师。为此，我避免家累之虑，一直保持单身生活，直到解放后。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我正在成都演出。我们的大风剧社这时的力量已十分壮大。八月十五日那天晚上，我的大轴戏码是《玉堂春》，我已经出台上场了。正在演唱中，突然人声嘈杂，欢呼跳跃，继而鞭炮齐鸣，原来是抗日战争胜利了。人心激动，戏是没法唱下去了，人们把我拉到后台，也来不及卸装，就卷入了欢乐的人群中。我高兴、欢呼，眼中流着兴奋的泪水。我欢呼祖国的胜利，还庆幸自己去北京寻师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我们的演出期限还没到，戏院方面还要求我们再续演几天好戏，庆祝胜利。我婉言谢绝，说必须赶回重庆，为毁约而向戏院道歉。我立即收拾行装，登上返回重庆的旅程。

    到重庆后，我一面着手结束剧团，办理善后，一面给北京写信，告诉程师，我即将北上。我在重庆已有相当的经济基础，大风剧社中，大多是十几年的老同学。大家劝我不要走，说这样舍弃一切太可惜，经济上的损失太大了。我说：“你们还不了解我的心。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艺术才是永恒的。我生平只有一个钻研程派的志向。过去无法见到程先生，今天道路已通，我为什么不去寻师！咱们同学多年，共历艰辛，我也难以割舍。我把一切都留下，希望大家还像过去一样，团结协力从事演出。”我又拜托金素秋等，请他们关照我这批师兄弟和同业。后来素秋同志带了一部分人往赴云南，成为今天云南京剧院的基本力量。

    一九四五年底，我正要动身北上，并且已委托我在北京的哥哥替我找房安家，突然收到程砚秋老师的信，嘱我暂时不要去北京，因为他近期将要去上海，应邀在上海做欢庆抗战胜利的首次公演，要我直接去沪，我们师徒可在上海见面。真是不负我苦心一场，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放弃了在重庆的事业和巨额的收入，只随身带着简单的行李，包括程师的那批珍贵的书信和艺术资料在许伯老陪同下，于一九四六年春，千里迢迢，飞赴上海，终于飞到了我日夜思念仰慕万分的程砚秋老师身边！

    千里寻师习技艺 秉烛夜话迎新春

    我们到上海时，程砚秋老师已先我们而至。他是应上海天蟾舞台之约，来唱戏的；同时，阔别上海多年，与朋友们叙叙旧。程师在上海，先住在一位王先生家，后又迁往一位姓朱的朋友家中。朱家的主人也是位程迷，对程师殷勤款待，生活上照顾得很周到，乘机向程师学戏、讨教。

    我在上海住在许伯老家中。许伯明老先生长我四十余岁，八年来热情相助，情逾骨肉，他此时已届古稀之年，仍为我四处奔走，此情可感。在重庆时，我们就父子相称。我们到上海后，稍事休息，略拂征尘，许伯老就领着我去拜谒程砚秋老师。距今三十多年了，往事历历在目。在去见程师的路上，以及迈步进门的时刻，我说不清心里那种滋味。程师端坐在客厅中，见许伯老领着我进门，连忙迎上来，紧握着老友的双手，激动得唏嘘无言。沉默片刻后，才关切地询问许伯老的身体，并且感谢他对我的照拂。这对忘年老友，分离已十余年，久别重逢，中间又有重庆关于我的一段经历，能不激情满怀吗！随后，许伯老指着我说：“这就是荣琛！”我连忙过来，口称“老师”，给程师行了大礼。盼了多年的我，终于在程师面前喊出了这一声。程师含笑扶我起来，让我坐在身旁，仔细端详着我，问长问短。许伯老在我的怂恿下，向程师提出择日让我补行拜师大礼的问题。程师笑答：“不要忙，这次我在上海会待一个时期。先让荣琛各处熟悉一下再说吧！”

    我在山东学艺，然后直奔四川，虽然已唱了十来年戏，但北京、上海并不知道我。程师和许伯老领着我，去马思南路拜见了梅兰芳先生。梅、程之间，谊兼师友；许伯老与梅先生也是多年至交。梅先生对我的一些情况已有所耳闻，他们夫妇见到我也很喜欢，一再夸奖，祝贺程师后继有人，勉励我要用功学习。梅先生夫妇多年来，一直待我极好，我成了梅家的常客，梅先生还给我说了《奇双会》等梅派戏。梅先生一九六一年逝世后，梅夫人还不时唤我前去谈天，鼓励我不要辜负当年梅、程两位大师的苦心栽培。最近，梅夫人因脑疾病逝，忆思往事，不胜哀悼。

    经过短短的筹划，一九四六年春天，在上海湖社，我补行了向程砚秋老师的拜师典礼。程师母也从北京赶来受礼。程砚秋公开的正式收徒，几十年中是比较罕见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因此，这件事在上海很为轰动。是日，宾客如云。上海戏剧界、文化界的许多前辈，程师各方面的朋友，差不多都到了，向程砚秋老师和师母热烈祝贺。程师和师母笑容满面，高兴异常。拜师后，程师赐赠给我一对精美的玉石图章，以为见面礼。

    程师得知我是舍弃了在四川的种种成果，只身千里寻师来的，也很为感动。特别是听说我带出的不多的几件戏装、行头，从水路托运上海途中，因轮船失事，损失殆尽，更为关切。他深知一个京剧演员，没有行头，在旧时代无法唱戏之苦，就嘱托程师母返回北京，收拾整理他早年演出、现已不用的戏装、行头、头面，还包括“守旧”、门帘、台帐、桌椅帔全套，装了满满两大箱，寄运上海，馈赠给我。程师的深情厚谊，我铭刻在心，永难磨灭。这些价值巨万的服装物件，既是程师对后辈传人慷慨无私的相助，体现了他对我的厚望，也是留给我的一批珍贵的艺术纪念品。可惜这些服装物件，其命运同程师寄给我的那些书信一样，被抄掠一空，也至今尚未寻回。

    拜师行礼后，程师对我说：“我知道你急于学艺的迫切心情，不要忙，我在这里要演戏的，你先看看，我还要听听你的演唱，再安排给你说戏。”

    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还没有完全消退。梅、程两位大师恰恰都在上海，程师收我为徒，杨畹农正随侍梅先生。上海的朋友热心地建议梅、程两位合演一次，还要带上畹农和我同台，剧目选定的是《四五花洞》，是义演性质。梅、程两位欣然允诺。《四五花洞》是一出剧情离奇，但甚为风趣的玩笑戏，以真假潘金莲为故事，戏中有几段独特的唱腔。三十年代初，梅、程、荀、尚四位大师，曾为某次义务戏，在北京合演过《四五花洞》，一时传为佳话。在上海这次，梅、程各带自己的学生同台，更为有趣，是一次引人注目、别开生面的演出。梅、程两位非常高兴，一起研究、设计，专门为此戏制作了新行头。演出前总要排练和对戏，碰到了个胡琴问题。真假潘金莲的唱腔是要连着唱的，而梅、程的唱法迥异，琴师无法当场替换。梅先生提出，是不是就用一堂乐队到底，让梅先生的琴师徐兰沅、王少卿先生偏劳一下，就不必再更换琴师了。梅先生让我把他这个想法带给程师商量。程师未置可否，说：“那就试一试吧。”是日，程师带着我去马思南路梅家对戏，徐、王两位给程师操琴，一曲未终，由于程腔唱法独特，技艺精湛的徐兰老竟立即放下胡琴，连忙摇手说：“不行，您的腔我拉不了，还是请周长华[33]来吧。”结果，这出戏的乐队很庞大，胡琴、二胡、配乐都是两堂，徐兰沅和周长华分坐两边，梅、程对唱，各用各的琴师，托腔上严密无间，再加上马连良的张天师，袁世海的包公，这次演出给观众极大的艺术享受。所谓“老梅带小梅，老程带小程”成为上海戏剧界的头号新闻。在程师提携下，我第一次和梅、程二位大师同台演出，无比荣幸。

    程师在上海住了一年多，前后演了三期戏。戏演得不算多，可是剧目非常丰富。不仅有《荒山泪》、《春闺梦》、《碧玉簪》、《锁麟囊》、《金锁记》、《文姬归汉》、《青霜剑》等程派名剧，就连多年不动的别具风格的传统老戏《玉堂春》、《御碑亭》、《桑园会》等也演了，还演出了初次编排的新戏《女儿心》（百花点将）和年久辍演重排的程门本戏《赚文娟》及分两场前后部的《风流棒》。

    当时，梅先生也在演出梅派代表作。形成了那边是梅兰芳和杨宝森、俞振飞、萧长华等，这边是程砚秋和谭富英、叶盛兰，之后又有李少春、袁世海等打对台的景象。上海的京剧爱好者，兴高采烈，大饱眼福。有人说，这是梅、程在艺术上竞争，我的理解却不同。抗日战争期间，梅、程两位都以高风亮节，毅然中断了正值盛年的舞台生活。如今，抗战胜利，他们重返舞台，怎么能不兴奋异常全力以赴地尽己所能呢！另一方面，程师安排了这么多剧目，在一定用意上也是为了给学生们的一种示范，让我们多看多学。

    程师客居上海，演出不算多，较为空闲，正是我们学艺深造的好机会。王吟秋师弟这时也赶来上海，他是前一年在北京经王瑶卿先生介绍投拜程师的。程师对他已有了解，指点也恰如其分。我则不然。我们师徒蓦然相见，程师从未看过我的戏，对我的具体情况、艺术上的长短，不很了解。所以，程师初见我时才有先要听听我的演唱，以后再说戏的说法。这有如进入师门深造前的一次艺术考试，也是检验程师辛勤函授几年的成果。我心里既高兴又很紧张。在程师安排下，一九四六年我一连在上海唱了三场戏，一场《金锁记》，一场《碧玉簪》，一场是双出：《骂殿》和《虹霓关》。戏是专门演给程师看的，同行到的也不少。我从台上偷瞧坐在台下的程师，见他满面笑容，有时还与许伯老不断点头称是，我才放下了心，庆幸自己的第一次艺术考试，顺利通过了。

    我每天都到程师那里，随侍左右，先是听程师吊嗓子，然后再听程师说戏，把所得记在心里，体会琢磨。程师演出，我们跟着上剧场，仔细观摩，对照所学，很有收获。程师对我说：“你唱得不错，是宗我的路子。”我向程师提出：“我的唱，不完全像您，您看怎么再改一下？”程师说：“你的嗓子和我不同，你有亮音。有亮音为什么不用呢！”程师认为，每个人的天赋条件是不同的，而且有长有短。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中就是要扬长抑短，而不能露拙隐长。程师不主张我把亮音抹掉，而且还要尽量发挥这个长处。但是，在用法上要注意不要使拙力，而要用丹田，气催动发声，再与程派特有的脑后音等发声方法相结合，使音质在脆亮中不失沉郁、凝重的程派风格。程师说，艺术是人创造的，我不赞成死学硬搬，要掌握前辈的方法，懂得道理，结合自己的特点来融会贯通，这样才能不断发展前进。他打了个比方，说他走台步微屈着腿，进门归坐时，是斜侧着身移步归坐，不让观众看见他的后背。这是因为他受体型条件的限制，为了照顾舞台美，不得不这样。“你们年轻，身材又瘦，何必非学我屈着腿走台步，斜着身归坐呢！”程师言语不多，一下就道出学习流派艺术的实质。

    在上海，程师给我们说了不少戏。凡是他公演的戏，都一个不漏地仔细地传授给我了。经过程师的言传身教，加上自己勤学苦练，再去观摩程师的演出，对照自己的演唱找差距，反复揣摩、钻研，刻意体会，遇有弄不清的问题，事后再去请问，程师总是耐心解答。再演再看，再问再学。在上海一年多，我把程师的主要代表作以及他所擅长的传统老戏，差不多都学了。程师为了让我们学得好，有些给我们说了之后，尽量在台上演一下，让我们边学边看，受益更大。像程派的《玉堂春》在唱腔、人物刻画上，很有独到之处。程师因身体关系，已多年不演。在上海给我们说了这出戏后，专门安排了一场《玉堂春》的示范演出。程师的苏三，穿的是素色的帔，带水袖，外罩大红色的长坎肩，而不穿传统的红色罪衣罪裤。这并不是程师故意标新立异，而是由于体型和舞台美的关系，不得不作此改动。尽管他跪着唱已略感吃力，但为了后学者，还是神满气足地唱了下来。这是他最后一次唱《玉堂春》。观众兴奋地买票看戏，为赶上了十年九不遇的程砚秋的《玉堂春》而庆幸，却哪里知道程师贴演此戏的苦心。其他如他早年常演，而后来久不演出的《探母》、《弓砚缘》、《祭塔》、《战蒲关》等也都仔细传授，重点指正地教给我了。他的意见是：有些戏，他由于年龄关系，不便再演了，一般只演代表性的几出。但是，这些他花过心血的戏，不能丢，要传给我们。程砚秋老师这种对待艺术的极端重视的负责态度，和培植、传艺于后代的一番苦心，是值得我效法的楷模。更使我有幸得到这位良师，能把他的珍贵的艺术承继下来。我愿以程师当年对我的态度，今天对待随我学艺的青年，有求必应，倾囊相授。

    在上海我只是随侍程师，求学深造。不少人劝我在上海组班演出，说保险准“红”，我都婉言谢绝了。我不是来唱戏，而是来寻师求艺的。我不能以自己年轻气盛，来和我的老师争夺舞台，抢着演戏。因此，在上海我除了参加过几次义演性质的合作戏外，一直没演过营业戏。之后，随程师回到北京，开始演营业戏，像《荒山泪》、《春闺梦》、《文姬归汉》、《锁麟囊》等程师当时还在演的戏，我都没有演，完全留给程师。解放后，我离开程师去外地，才陆续重演这些戏。

    在上海，我参加过不少次义演性质的大合作戏。前述的《四五花洞》就是一例，连演了两场，上海极为轰动。一九四七年初，在上海还有一次梅、程各带弟子同台合作的义务戏。戏码是《法门寺》和《龙凤呈祥》。《法门寺》有萧长华老夫子、杨宝森、袁世海参加，梅门弟子杨畹农的宋巧姣，程门弟子王吟秋的孙玉姣。《龙凤呈祥》由谭富英、纪玉良、叶盛兰、李少春、王玉让分饰刘备、乔玄、周瑜、赵云、张飞，孙甫亭老先生的吴国太，梅先生、程师和我三演孙尚香。两位老师和我同演一个角色，我怎么唱？唱哪一段？心中没底，就去请问。梅、程两位十分谦让，全要把重点场子让给对方，最后他们两位决意让我演那场唱工吃重、梅先生最擅长的“洞房”，程师演“别宫”，梅先生却屈尊演最后的“回荆州”。非让我唱在头里，而且是重点场子，体现了前辈对青年的扶植、相携。

    《奇双会》这出戏，梅、程两位都给我仔细说过，他们演出的路数有所不同。一次也是义务戏，有我的《奇双会》，梅、程两位都坐在台下看戏，倒把在台上演戏的我给急坏了。我到底怎么演？宗梅还是宗程？我硬着头皮演下去，既有梅派的，也有程派的，掺和在一块了。戏后，他们很高兴也很满意，并不强调非按自己的路子演不可，很尊重对方的艺术创造。

    还有一次就是为李世芳飞机失事的救济义演。李世芳是富连成科班的高材生，名列四小名旦之首，是梅兰芳先生器重、钟爱、寄予厚望的爱徒。我和世芳是在上海相识的，我长他两岁。世芳虚心好学，勤奋用功，我们一见如故，常在一起切磋技艺。一九四七年春，世芳从上海乘飞机返回北京，不幸失事遇难。消息传来，梅先生十分悲痛。更因世芳身后萧条，梅先生决定出面组织梅门弟子和富连成师兄弟，为世芳家小举行义演。此事被程师闻知，他一方面为梅先生痛失良徒感到难过，多方劝慰梅先生，另一方面对义演坚决支持，要我参加这次演出。义演的剧目很多，大轴是《四郎探母》。由梅葆玥、葆玖姐弟演“坐宫”，吴素秋、言慧珠演“盗令”，马连良、赵桐珊（芙蓉草）和我最后演“回令”。那天，梅先生亲任后台总管，逐一把场、提调。我这场“回令”完全按程派的路子演。程师在《探母》这出戏中有不少独特的创造，不过自己已多年不演了，但在上海给我仔细说了这出戏，这次也是我第一次登台实践此戏，请程师过目。因为是义务戏大合作，后台人多且乱，我客居上海，又没有专门的跟包师傅照管，在乱哄哄中我匆匆出台了。这场戏中，铁镜公主手中要抱着“喜神”（孩子道具），我乱中有错，忘了抱，就上场了，自己当时还没发现。后台的梅先生，台下的程师，都立即发现了，急得不行。不抱“喜神”，后面公主用怀里孩子哭来要挟萧太后准情的戏就没法唱了。程师在台下束手无策；梅先生在后台，急忙让人赶扮个丫鬟，把“喜神”立即给送上来。扮演萧太后的赵桐珊先生，舞台经验极丰富，他也在设法补救，一方面他用眼色提醒我注意，另一方面阻止了刚上来的丫鬟递“喜神”，因为，我和马先生当时正在台口对唱，这时丫鬟一递“喜神”，等于告诉观众出了漏洞，非闹个哄堂大笑不可。赵先生悄悄告诉那个丫鬟：“别急，等机会，听我的。”趁杨四郎、公主双进门，背对观众，跪倒求情时，赵先生一示意，那个丫鬟上前假作搀扶，顺手就把“喜神”悄悄递给了我。我起来转身时，“喜神”已经抱在手里，观众竟然一点没发觉。梅、程二位这时才长嘘了一口气，放下心来，身上早已大汗淋漓了。事后，他们拉着四大名旦的艺术老伙伴赵桐珊先生的手，感激地说：“这么多年，您可在场上帮了我们不少忙。这回要不是您临场应变，情急智生，这场戏非砸不可，荣琛非吃苦不可。”

    一九四七年夏天，程砚秋老师要北上回京。他在上海各方面情况很好，而且当时上海集中了京剧界各行好角，正好还可演出一个时期。可是，程师行意甚坚，各方面友好挽留都难以奏效。这是有其内因的。

    抗战期间，程师蛰居北京，罢歌务农，内心中对祖国的命运前途是十分牵挂的。抗战胜利后，他以为苦尽甘来，万象更新。可是国民党的腐败劫收，国共和谈的破裂，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时局日非，使他心灵上蒙罩上一层暗影，郁闷寡言，对上海的“歌舞升平”，更感到落落寡合，就想离沪北返。

    程师临行前，关切地问我将做何打算？是不是留在上海唱一期戏？一年多在上海与程师朝夕相处，我们师徒间已建立起深厚、真挚的感情。这段时间，我真是如鱼得水，从程师处学习到许多东西，对程派艺术可说已经得到一些真谛。程师对我如此厚待，情同骨肉，我自然不愿与程师分离。再说，程派艺术我虽已入门，其中奥妙尚不能完全领略、掌握，有待进一步探求深钻。我向程师倾诉了目前先不忙着演戏，愿去北京，再好好进修一段的想法。这个志愿得到程师的同情和赞许。

    由于国家多难，战火频仍，程师回京后心情更为抑郁。他在北京演出也不多，除去天津唱过一期戏外，多在京闲居，又不时去青龙桥小住。我常去青龙桥看他，陪他住在那里。程师在青龙桥潜心读书，钻研艺术、和我谈古论今，秉烛夜话，讲述程师为艺术艰苦奋斗的经历，和应该如何做人处世以及道德品质上的正直观点，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在技艺上，他继续欣然乐道地指点我，从声腔字韵，到四功五法，从表演到人物，都做了深刻的阐释。由于我不断钻研、学习，对程派艺术的要领，基本上有所领会和理解，这时我已经不完全是被动地聆听，有时也敢于把自己的领悟，提出来就商于程师。他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十分高兴，认为我在学习上有所前进和提高。有这么一件事：程师的《碧玉簪》中有一段南梆子，头一句“他虽是待奴家十分薄幸”，“虽”字，程师一直是低唱，用低音行腔，很有特色。我们师徒深夜聊天时，我向程师提出：“虽”字您这么唱，大概是按北京的习惯读成“阳平”声；按规矩，“虽”字应属“阴平”，以低音处理，似觉字声欠准，是否改为高唱，更显得合适一些？程师惊异地说：“是吗？那咱们赶紧查查看。”我们师徒查了几种韵书，证实“虽”字确属“阴平”。于是程师笑着说：“还真是我唱错了。既是‘阴平’字，就应该高唱，那咱们改一改吧！”程师闭目沉思，轻声哼唱，反复推敲，把“虽”字改成高音，再一润腔，依然是一个委婉俏丽的程腔。然后程师还向我征求意见说：“你看这么唱行不行？”像这样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并不因为是晚辈学生提出疑问，而有所不悦；相反，他虚怀若谷，不惮其烦地乐于接受，从事修改。程师这种高贵风格，令人肃然起敬。不禁使我想起京剧界流传的一段逸事：晚清京剧前辈小生徐小香在一次演戏后，有一位初识不久的新朋友，以商量的口吻说：“您今天的念白提到‘共叔段’，‘共’字您读的是‘去’声。共叔段是个历史人物的姓名，‘共’字作姓，应按‘阴平’，读‘公’为妥。”徐小香听后，立即起身，整衣敛容，深施一揖，说：“谢谢您的指教，您是我的老师！”事隔将近百年，何以如此相似乃尔！

    程师对我的学习成绩和态度比较满意。那还是程师刚从上海返回北京，致函许伯老，信中提到我时，有“此子聪颖异常，一点就透”的评语，并向许伯老致谢，为他物色了一个满意的传人，感到欣慰。许伯老把信拿给我看，笑着说：“你们先生不轻易称赞人，对你这样评价可真不容易啊！你要好自为之。”接着又问我是怎么讨得程师欢心的？我回答说，程师教戏不愿多说，一连几遍如果还不会，他就烦了。由于我学习、领会得都较快，又会记谱，无论唱、念、身段，重点处速记下来，回去再加工勤练，反复琢磨，效果自然就好得多。由于自己暗下了工夫，程师稍一点拨，我就能很快理解其含义，举一反三，等到汇报检验时，我基本上能达到预期效果，怎么不让老师感到满意高兴呢！

    来北京又追随程师学习了一段后，程师对我说：“你不能光学不演呀！”由于我只身来京，从没在北京搭过班，程师就把他的秋声社整个班底交给我，让我以大风剧社名义，在北京挂牌演出。程师还把他多年的老伙伴、秋声社的管事高登甲先生请来，把我托付给他。高老先生对我极为爱护，一力承担。当时剧团的阵容极强，搭配整齐，主力有：老生贯盛习、张春彦、旦角林秋雯、张蝶芬；丑行李四广、贾多才、慈少泉、李盛芳、贾松龄；花脸侯喜瑞、苏连汉；小生李德彬、徐和才等，英才济济。一九四八年，我以“程派传人”身份，很唱了不少戏。一面唱，一面继续学。许伯老后来也赶到北京，引我去拜谒我的太老师王瑶卿先生。王老夫子本着当年爱护、指导程师那样，给我说戏、指点。我又添了王老夫子门下的功课。

    一九四八年秋，北京临近解放。那时，程师已由青龙桥回居报子胡同旧宅。我仍不时去看望他，察觉程师的心情似更开朗。从隆隆的炮声中，他好像听到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昭示着一个新中国即将降临。他满腔兴奋、期待的感情，熔铸笔端，绘出那幅深情、含蓄的报春梅花，并题有“料得喜神将莅至，毫端先放几分春”豪迈的诗句，表现了程砚秋老师双手高举，欢迎人民的新时代将至的喜悦心情。

    解放后，程砚秋老师焕发了青春，又演戏，又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生气勃勃，一扫当年沉郁的神色。他对我说：“你已经在我身边好几年了，也学了不少东西，不能老守着我。现在解放了，你可以出去闯一闯，把咱们的艺术打开局面，更多地为人民服务。”在程师的鼓励下，我接受东北方面的邀请，先去大连、抚顺等地演出，后留在沈阳，参加了东北京剧院的工作。之后，我又去南方各地演出。

    解放后，我没有在北京长住，只是短期停留，与程师接触盘桓。一九五六年，许伯明老先生，以八十二岁高龄病逝于上海。我从芜湖中断演出，去上海奔丧，痛悼这位几十年来赞助程派艺术，指引我在艺术上举步前进的长辈。由此，我想到程师，打算演出一个时期后，还是回到北京来，追随程师。没想到，两年之后，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程砚秋老师竟被病魔夺去生命。三月初我刚从外地演出归来，征尘未掸，噩耗骤至，晴天霹雳，使我悲痛难抑。我赶到医院，面对瞑目长眠的恩师，我顿足捶胸，欲哭无泪，欲诉难言。我悔恨万分，早知如此，无论如何我要提前赶回，至少下车后就该奔赴医院，见我恩师一面，接受他最后一次的教诲。每思及我辗转求师的艰难，程师对我恩重如山、倾囊相授的挚情，我更加感到自己所学不足，肩负的责任更重。我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程砚秋老师毕生心血结晶——程派艺术，继承发展下去，千秋万世，永不泯灭！

    写于一九八〇年三月九日

    程师忌辰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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