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阅我自己

    程砚秋

    自己检阅自己，很有兴趣，又很必要。因为在检阅的当儿，发现了自己以前的幼稚盲昧，不觉哑然失笑，其兴趣有类乎研究人猿脑骨。发现了以前的幼稚盲昧，才能决定今后的改弦更张，这是自己督促自己进步，所以很有必要。

    我的职业是演剧，我检阅我自己，当然是以我的职业为范围。

    近十年来演剧的趋势，和十年以前不相同了。以前，剧本是原来的、共有的，大家因袭师承去演唱，很少有“本店自造”的私有剧本，不能挂“只此一家”的独占招牌。近十年来可不是这样子了，只要是争得着大轴的主角的人，便有他个人的剧本。这也许是私产制度下的社会现象之一吧？我也自然被转（卷）入这个旋涡。

    现在我把我的私有剧本，列为一表，然后再加以检阅。

    内中或取材于经史传记百家之书，或撷采于野史说部附会之言，又或依据旧有剧本翻新而增损之，创作的部分多，因袭的部分少。从《梨花记》到《金锁记》的作者是罗瘿公先生；从《碧玉簪》到《春闺梦》的作者是金悔庐先生。时代驱策着罗、金二位先生，环境要求着罗、金二位先生，罗、金二位先生就指示着我，于是有这些剧本出现于艺林，于是有这些戏曲出现于舞台。

    （除上述十九种外，还有《柳迎春》、《陈丽卿》、《小周后》等几种。《柳迎春》的创作部分较少，《陈丽卿》还只完成一部分，《小周后》则始终没上演，所以都不列入表中。）

    《梨花记》写骆小姐对于张幼谦的爱情极其真挚，不为物质环境所屈服，这样宣告买卖婚姻的死刑，是其优点；但结局是不脱“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的老套。《红拂传》写张凌华离叛贵族（杨素）而趋就平民（李靖），有革命的倾向，是其优点；但是浮露着英雄思想，有类于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所主演的政治剧。《花舫缘》和《玉镜台》都是描写士人阶级欺骗妇女的可恶。《风流棒》是对主张多妻的士人加以惩罚（棒打）。这三剧是一贯的，可说《花舫缘》和《玉镜台》是问题，《风流棒》是答案；但都跳不出才子佳人的窠臼。在“积重难返”的社会里，受着生活的鞭策，你不迁就一点是不行的；当时的我是在“不知不识，顺帝之则”的状态中，而罗先生的高尚思想之受环境之压抑，就不知有多么痛苦！

    罗先生写过《梨花记》至《风流棒》这五个剧本之后，他曾经不顾一切地写了一个《鸳鸯冢》，向“不告而娶”的禁例作猛烈的攻击，尽量暴露父母包办婚姻的弱点，结果就完成一个伟大的性爱的悲剧。当时观众的批评，未曾像对于《红拂传》和《花舫缘》那样褒扬。我尤其浅薄，总以为这个剧远不如《风流棒》那样有趣，罗先生为求减少我的生活危机，宁肯牺牲他的高尚思想，于是他又迁就环境，写了一个《赚文娟》和一个《玉狮坠》。

    士人主张多妻，太太难免喝醋，因此士人除在“七出之条”里规定“妒者出”之外，更极力鼓吹太太不喝醋的美德。《赚文娟》和《玉狮坠》就是为迎合士人的心理而写的。这两个剧本，在罗先生是最感痛苦的违心之作，在我则当时满意得几乎要发狂，我是何等幼稚啊！何等盲昧啊！现在我渐渐觉悟了，然而为顾虑我的生活而不惜以他的思想去迁就环境的罗先生却早已弃我而逝了。

    罗先生写过《赚文娟》和《玉狮坠》，立刻又写《青霜剑》和《金锁记》，《青霜剑》写一个烈女，《金锁记》写一个孝妇，这都不乖于士人的心理。但罗先生的解释不是如此的。他写《青霜剑》是写一个弱者以“鱼死网破”的精神来反抗土豪劣绅，他写《金锁记》是以“人定胜天”的人生哲学来打破宿命论，这两个剧，又不与环境冲突又能发抒他的高尚思想，这是他最胜利的作品，也就是他的绝笔！

    金先生继续了罗先生最后的胜利，作剧总以“不与环境冲突，又能发抒高尚思想”为原则；从《碧玉簪》到《文姬归汉》五个剧都是如此。《碧玉簪》是金先生的处女作，却又是构造艺术最成熟的作品。至于它的主义，据有位署名“道”的先生在本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北平新报》上说：“贤妻只是一种非人的生活，良母只是一种不人道的心理，这是《碧玉簪》告诉我们的。”虽然见仁见智，也许各有不同，但这个剧总是有向上精神的。《聂隐娘》自己做主嫁给一个没有半点英雄气的磨镜郎，是给了《红拂传》一个答复，我相信罗先生在地下也十分满意了！《梅妃》楼东一赋，还珠一吟，多妻制度的罪状便全部宣布了，是给了《赚文娟》和《玉狮坠》一个答复，我相信罗先生在地下更十二分满意了。《沈云英》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抬起头来，使她上头的君父，对面的敌人，与常常在她上手边摆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的丈夫，都形成不如她，这是有力地给了女权论的一个论据。《文姬归汉》是很显然的一个民族主义剧，文姬哭昭君，尤其对软弱外交的和亲政策，痛加抨击。这五个剧与《青霜剑》和《金锁记》有同样价值，都是现时中国社会的不苦口又利于病的良药。

    《斟情记》仅仅是个奇情剧而已，《硃痕记》不过是删除了旧有神话，这两个剧的人生要求比较稀微，但它还是不肯向下。

    从《斟情记》和《硃痕记》到《荒山泪》和《春闺梦》，犹之乎从平阳路上突然转入于壁立千丈的山峰。这种转变有三个原因：（一）欧洲大战以后，“非战”声浪一天天高涨，中国自革命以来，经过二十年若断若续的内战，“和平”调子也一天天唱出。这是战神的狰狞面目暴露以后，人们残余在血泊中的一丝气息嚷出来的声音。戏曲是人生最真确的反映，所以它必然要成为这种声音的传达。（二）在革命高潮之中，在战神淫威之下，人们思想上起了个急剧的变化，现在的观众已经有了对于戏曲的新要求，他们以前崇拜战胜攻克的英雄，于今则变而欢迎慈眉善眼的爱神了。（三）金先生是一个从政潮中惊醒而退出来的人，他早已看清楚武力搏击之有百弊而无一利。死去的罗先生也是如此。我先后受了罗、金二位先生思想的熏陶，也就逐渐在增加对于非战的同情。加上近年来我遇着李石曾先生，使我对于人生哲理、国际情势和民族出路，比较得到一点认识，颇有把我的整个生命献给和平之神的决心。所以金先生也更乐于教我。《荒山泪》和《春闺梦》就出世了。

    《荒山泪》似乎是诅咒苛捐杂税，其实苛捐杂税只是战争的产儿，所以这个剧实是非战的。《春闺梦》取材于唐人陈陶的两句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再插入杜工部的《新婚别》、《兵车行》各篇的意思，这很明显的是从多方面描写出战争“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的罪恶，我的个人剧本，历来只讨论的社会问题，到此则具体地提出政治主张来了，所以到此就形成一个思想急转势。

    我相信将来的舞台，必有非战戏曲的领域，而且现在它已经走到台上去了。我的生命必须整个地献给和平之神，以副观众的期望，以副罗、金、李三位先生先后给予我的训示。只是我的技术不成熟，前途还期待着社会力量的督促，使我能够“任重致远”！这是我自己检阅之后的新生期望！

    我想写一篇《三十年之回顾》，这算是一个初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北平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载于《北平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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