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国·战国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

    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然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

    ——北宋著名思想家程颐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处于独尊地位。每逢帝王们祭祀孔子时，他的旁边总会有一位儒家学派的大学者陪着。他同样拥有崇高尊号——“亚圣”。显然，在儒家学派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子，这位大学者便是孟子。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继承和发展了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儒家第二大宗师。汉代赵岐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唐代韩愈提倡“道德”论，认为孟子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至孔子以来，一脉相承道统的直接继承人，他极力推崇孟子，把《孟子》一书视为儒学圣教的入门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编成《四书集注》，使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到了元朝，文宗皇帝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从此，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与政治路线，一直被称为孔孟之道，后世人把孟子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儒家学说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孟子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古今中外，许多被后世认为是多么伟大，能影响千秋万世的人物，在当时大多数都是凄凉寂寞的，就因为他们在生前不抱短见，不唯利是图，对一己之微、对国家天下事，都是以崇高的人品风格来为人处世的。孟子就是这样的人，他生当乱世，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觉民救世，以保卫儒家道统为己任。他的修身处世之道，是对上至《周易》、下至商周时代中国所具有的优秀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他留下的《孟子》一书告诉我们：“处世”，首先是要“做人”，“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修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这位才德绝世的圣人，用深远的德行感化世人，足以堪称百世师表。

    孟子是一位著名政治活动家，为了传播儒家学说，推行他的“仁义”纲领，他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跑遍了邹、滕、魏、齐、宋、鲁等国。到了晚年，他就归隐故乡，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将自己的主张系统地著述。流传至今的《孟子》七篇既是一部儒家经典，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它在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较高的地位。

    《周易·坤》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孟子则进一步说：“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由此可见，孟子主张人的一生一方面要身任天下，广有作为；另一方面又要修身养性，自善其身，从而在人生功名上和心性修养上都取得圆满。孟子认为天下的基础是国，国的基础是家，家的基础是人。一个人能有好的修养，才能齐家；只有家齐，才能治国；只有国治，天下才能太平。孟子这些有关修身处世之道的论述，几千年来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处世态度。

    先秦儒家十分重视高于生命的仁义道德。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讲“舍身而取义”。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重视生命，而是把道德修养与养生结合在一起，强调道德修养具有实际意义上的养生功能。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勉励人君要诚心向善，以行动来表现善，假使只是在口头上谈善，没有事实证明，不能使人相信，从而心悦诚服；如果能把善见诸行动，以实惠施诸他人，则天下所有的人都会信服他。

    孟子认为要端正别人的言行和德行，就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和德性；如果不端正自己，那么就无法端正别人，甚至包括自己身边的亲人，更不用说去匡正整个天下了。要做真正的君子，就要先正己，方可再正他人。而正己要做到当自己的言行引起别人有意见时就应首先反问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是否想错了什么；当自己的言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就应首先反问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是否想错了什么，不断反躬自问而力争使自己诚实而无过错。

    孟子认为君子之所以和众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能省察自己的心，省察自己是否以仁待人、以礼律己。有仁道的人就能爱护人，有礼法的人就能敬重人；能够爱护人的人，别人也常常爱护他；能够敬重人的人，别人也常常敬重他。假定有个人在这里，以强横不讲礼的态度对待自己，君子必须先行自问有无不仁、无礼与不忠的地方：我爱人，别人却不亲近我，如此我就应反省自己良心上爱人的工夫，是否不及；我管束别人，别人却不受我的管束，我就该反省自己用智的地方，是否不周到；我用礼貌去对待别人，别人却不用礼貌回答我，我就该反省自己的礼貌，是否不恭敬。大凡做的事，得不到良好反应时，绝不可鲁莽地责备他人，而必须反省检讨自己有没有错误。

    孟子教人对于义理，应切实审辨，不要犯太过和不及之弊。有时表面看来似乎可取，后来仔细考虑后觉得不能取，因为取了，违背廉德。有时表面看来似乎可以给予人，后来仔细考虑后觉得绝不能予，因为给予了，有伤惠德。有时表面看来可以死节，经考虑后又觉得绝不能死，因为死了有伤勇德。可见天下事理，生死取与舍之间，必求合乎中道。孟子认为做人必须讲求道理，如果只知道吃得饱，穿得暖，生活得安适，没有教训加以约束，那就和禽兽的行为相近了。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孟子认为朋友中小人多，虽欲为君子，不可得也；朋友中君子多，虽欲不为君子，不可得也。所以要能亲君子远小人，与人为善，才能进德修业，日就有功。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做磨炼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唯有寡欲，始能安贫乐道，持守本心不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篇》）这才算是真正的大丈夫。

    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相对于孔子的“君子”学说，孟子给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增添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概念——大丈夫。他认为一怒而天下惧并非真正的大丈夫，蛮勇斗狠、奸诈残忍、蝇营狗苟、见利忘义之徒更难望大丈夫项背。真正的大丈夫是光明磊落的人，是意志坚定的人，是富有仁德的人，是胸怀宽广的人。大丈夫人格的获得，孟子有一秘诀：善养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这是一种崇高刚强的正气，一种不可势压利诱的骨气，一种超迈雄放的豪气，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一种宏毅坚定的志气。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孟子有些英气。”近人林语堂说：“我们读孟子，可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正人先正己，正己则要反躬自问、反身而诚和养浩然之气，甚至是清心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孟子这种修身养性、自善其身的人生精神，是孟子自承先贤、身任天下之人生精神的重要补充。

    儒门亚圣的理趣

    静谧的夜晚，柔柔的灯光扑洒在案头那本《孟子》上。轻轻翻开它，一个灵魂飞越2000年的时光到达现在……2000年的殿宇楼阁已经倾圮了，而一位圣哲的感悟却在2000年的晨风暮雨、星光月影的时光流转中丝毫未褪色，他就是孟子。

    战国，这个奇特的时代有一群奇特的人。他们的车马驱驰在各国的大道上，他们的声音回响在各国的宫廷里。在这一群奇特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傲然独立，他冷漠的目光轻蔑地望着这群人。他与众不同，像一株孤傲的冷杉。因为，他虽然能言善辩，但他的言语不是营私利的工具。他的言语是息止沸反盈天的邪辞辟说的武器，是张扬真理的手段。他就是战国群雄中的舌战大师孟子。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他被推崇为圣人，号称“亚圣”，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孟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如异彩纷呈的花朵处处绽放，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战国时期，诸侯相争，生灵涂炭，盗贼蜂起，百姓流离。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自的救国救民方略：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严刑峻法；农家的饔飧而治。孟夫子却建议伦理与政治合一，内修以成圣，外治而行王道于天下。这就需要圣人来治理国家，德化人心。孟子曾讲过：“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的作者根据孟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操作程序。

    在孟子的王道“理想国”中，人民地位是最高的，“民为贵”、“君为轻”。可战国征伐杀戮的厮杀之声，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辗转、痛苦悲吟之声，击碎了夫子的梦。战国诸侯，贪欲膨胀，妄念丛生，人欲的烈焰吞噬了他们的善念仁心。夫子想在他们心中播种“王道理想国”的理想，难于上青天。为了这个“理想国”能够梦想成真，在现实的壁垒中被击碎后，孟子仍不屈不挠地追求着，并寄希望于后世，著成《孟子》流传后代。

    俗语说“乱世出英雄”。这种英雄不仅指秦皇汉武那样一统河山的英雄，也包括像先秦诸子那样在乱世中著书立说、周游列国、献计献策的文人学子。孟子正是这样一位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以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为己任的英才。在先秦诸子中，他第一个系统地考察了人性问题，并以其人性理论为基础，构造了自己宏大的思想体系。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本性不同之处在于人有道德，即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孟子的人性论中所蕴涵的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经过历代的补充和发展，孕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性格特征。孟子的“善养吾浩然之气”说，注重气节，强调道德生活的主观能动性，把道德修养看成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即使对于那些不能完全理解他学说的人，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孟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为了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孟子强调人要在艰苦中磨炼意志。因此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封建社会刚刚形成的阶段，孟子就能提出这样一个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大丈夫的修养命题，实在难能可贵。他塑造的大丈夫这种道德形象，成了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道德目标和理想人格，开创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的传统美德，塑造了一批又一批崇尚气节的民族英雄和文人志士。孟子所倡导的这种精神，是中国古代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精髓，经过后人的发展和践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

    在战国的浊流中，孟子是寂寞的。他振聋发聩的呐喊没有回音，但他的内心却是宁静的，因为“道”与他同在。他坚信自己正在执行天命。他言为万世之法，身为万世之师。他所行之道，是万古不易的真理。（明珠）

    论孟子的人生精神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的思想大师，在孔子仁学和礼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学说，并为宣扬和践行这种思想学说而身体力行，奔走呼号。透过《孟子》一书阐述的思想学说和孟子的实际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几种来源深厚、影响深远的人生精神。

    一、自承先贤，身任天下

    孟子和孔子一样，奉行的是厚古薄今、崇古尚贤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尧舜之后，圣人之道衰败，于是社会动荡，民生悲苦，社会从原有的和谐、美好的有序社会堕落为现有的混乱、悲惨的无序社会。而要挽救这种无序的社会，要恢复尧舜时的盛世之景，则只有实行“仁义”这一圣人之道。

    孟子像孔子一样，“自任以天下之重”（《万章下》），身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人生抱负。他大约自43岁起就奔走于邹、齐、鲁、宋、梁、滕等国之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不断向诸侯王公宣扬自己的仁义学说，直至70余岁止而返，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儒家人文精神最根本的内容之一。它蕴涵着这样一种人生理念：人活着就应该像先前贤达人士一样，把为天下人谋福祉当做自己人生的崇高使命和不懈追求。“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后人对这种“身任天下”之人生理念的绝好解释。孟子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也大致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德政合一之倾向和泛道德主义之倾向，并造就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性的人生价值取向——治国平天下，成为影响中国文化具体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民生为本，仁爱为怀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孟子的仁爱为怀不仅是一种政治伦理的要求，更是一种生活德行的要求；它不仅体现在对民众的普遍之心理仁爱上，更体现在诉诸具体行动的对具体人的具体仁爱上，甚至体现在对一切生命尤其是肉体生命的具体仁爱上。他说：“无伤，是乃仁术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梁惠王上》）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下》）可见，仁爱为怀不仅要推己及人，也要推人及物，是对人的普遍尊重，也是对生命现象的普遍尊重。孟子这种善待人、善待生命、善待万物的人生精神，是值得现代人去深刻地反思的。

    三、尊德乐义，以义待利

    孟子继承了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人生精神，主张“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

    也就是说，孟子要求对人生始终贯彻这样一种严格的生活准则：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哪怕是一丁点也不能给予别人；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哪怕是一丁点也不能取于别人。而对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利益，孟子认为自己去获取多少或给予别人多少，都不过分。

    像孟子这种尊德乐义、以义待利的豁达、健康之人生精神，对医治现代社会所谓“物欲横流”的精神疾病不啻为一剂良药。人活着固然都有需求，都需要利益，而且古往今来人沦为物的奴役的现象也一直存在。但是，人一旦完全沦为了物的奴役，人就丧失了心灵的自主，从而也就必然丧失在社会中的真正自由，丧失在人生中的真正幸福。因而，人应该有自己的德行和品行，尊德乐义，以义待利，只有在法律、道德等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人才能不迷失自我，不丧失自我，从而也不丧失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四、崇义尚道，舍生取义

    孟子影响后人最深远的人生精神，除了自承先贤、身任天下和民生为本、仁爱为怀之外，毫无疑问就是崇义尚道、舍生取义这一内容了。在《告子上》第十章里，孟子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说起，论述了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而舍生命以取道义的人生主张。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崇高人生精神，主张把道义看得高于生命；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宁不苟且偷生；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宁不屈从避死。

    当人们有了崇高的道义追求，有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人们就能自主自由地、合乎礼义地对待外界的种种利诱或威逼了，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尽心上》）。而面对义利的严重冲突，人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滕文公下》），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直至舍生取义、以身殉道，这才算是真正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大丈夫在“天下有道”时就要以此“有道”来完备自身，“天下无道”时就要为了“有道”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绝不为了人苟活而迁就“道”或牺牲“道”！

    孟子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崇高人生精神，孟子这种以身殉道的崇高献身精神，后来发展成为泱泱中华的一种昂扬之民族精神。而正是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与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不懈精神一道，铸就了中华民族浩浩历史上的无数慷慨悲歌。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的崇高献身精神，都在孟子这里吸取了它源源不断的力量。继承和光大孟子这种崇高的人生精神，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忧患以生，自强不息

    先秦对忧患意识或忧患精神论述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就是孟子。孟子认为有的人之所以有很高的德行、智慧、本领、知识等，乃是因为他经常有灾患的伴随，由此，孟子深刻地认识到了忧患对一个人乃至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从而认为要忧患以生、自强不息。他认为，人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艰辛困苦中要想到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胸怀抱负，坚信理念，从而去不畏困苦，去迎战困苦；孟子认为，人要生存，要有作为，要有出息，就要敢于直面内忧外患，就要历经一番艰辛困苦的磨难，就要历经一番肉体至精神的人生锤炼。

    孟子这种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与他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一致的，与《周易》表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致的，与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乃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乐观、进取之人生精神，也是一致的。

    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成长乃至是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特定规律。孟子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应该说，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忧患精神和自强精神，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的文化精英的血脉中，渗透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的血脉中，并扩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显著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

    孟子的人生精神是十分丰富的，它是先秦中国古典文明孕育的绚丽结果，也是秦汉以后中国人生精神和民族性格发展的重要泉源。它同先秦、秦汉、秦汉以后其他思想学派的人文精神一道，共同构成中国之民族精神赖以建构和发展的宝贵资源。（林桂榛）

    孟子与自我价值完善方法

    孟子是战国中期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孟子虽与孔子相距百年，但孔子的思想却通过子思的弟子传给孟子，孟子本人也曾以私淑孔子自居。孟子主要继承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主张人性善，倡导“内圣之学”。孟子在其人性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孟子关于道德修养与自我价值完善方法方面的内容。

    一、修身修心与道德修养

    孟子主张人性善，强调“四端之心”根植于人心之中。孟子以先天先验的内心善念来激发唤起人们潜意识中善的本性，极力促使人们通过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达到改造自我的目的。

    在孟子看来，要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从事物的内部寻求原因，内部原因解决了，其余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与孔子所谓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十分重视“修身”的重要性，把“修其身”看做是治天下的开始，孟子所谓“修身”主要是指道德主体的修为，是提高和完善自我价值的一种个体的主观能动行为，这一行为包括修心、修行两个方面。先有“心”之所思，而后有具体之行为，故修身之要重在“修心”；修身又是齐家、治国的根本，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反过来又以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来达到由外及内的规定来达到改造人的目的。这两种不同的“流程”或“修心”路线实际是一个完整而统一的内部修养循环系统，是“内圣之道”的完全体现，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家，国，天下”的事便畅通无阻了。

    为了实现通过自我道德修养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的，孟子突出强调了“心”在这一过程中的绝对重要性，认为尽心不但可以知性，而且可以知天。孟子的修身、修心学说是他改造人、改造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手段，也成为与其性善学说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的重要内容。

    二、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

    孟子关于自我价值完善的另一方法是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孟子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当时的社会和道德问题：第一种是通过游说诸侯国君的方式，目的是使他们接受他所主张的“仁政”学说。但这一方法没能奏效。孟子采用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强化自身道德修养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孟子认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人的感性欲望与道德理性的关系。在孟子看来，人性虽善，但受物欲影响多了，便可以趋于恶。因此，要完善自我的道德修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节欲、寡欲，他告诫梁惠王如果想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就必须节制自己甘肥轻暖、声色犬马之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天下”的更大欲望。

    孟子试图使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在一种合理的道德范围内进行。孟子主张“节欲”、“寡欲”，并不是否认人有正常的欲望，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还认为人的欲望正是人伦道德的基本出发点。当人的欲望与人的道德理性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当合理地以外在的“礼义”和内在的“仁”来限制人的欲望。孟子倡导的节欲、寡欲并不是目的，而是其“存心养性”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孟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的好坏以及修养境界的高低，都是由自身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人只懂得追求生理层面的自我满足，就难以发掘内在之善性，就难以成为道德君子；要成为道德君子，首先要“立乎其大”，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通过“心”的向外扩充，使“浩然之气”充盈于天地之间；立志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追求道德完善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道德价值。孟子从人的普遍性原则出发，目的是为了能够充分调动、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自觉性，促使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去生活、去进行道德修养。

    孟子的这一理论特点对后世仁人志士所奉行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目标具有深远的影响，构成了中华民族崇尚民族气节、坚持正义、具有顽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特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佚名）

    孟子名轲，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四月，父名激，母仇氏，本鲁公族孟孙之后，后迁居邹地（今山东邹县），故《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邹人。

    孟子从小聪慧，善模仿，因为家近墓地，就学做坟墓埋葬之事。孟母认为这不利于他成长，于是迁住到市场旁边。在市场旁边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孟子又仿作商贾贩卖之事。他母亲带着他再徙居学宫的旁边生活，孟子耳濡目染学宫的学习气氛，乃设俎豆，为揖让进退诸事。孟母认为这才是他儿子居住的好地方，于是定居在那里。

    孟子少时不肯用功读书，孟母乃断织训子，孟子始发愤勤学不辍，遂成为天下名儒。

    孟子所处的是一个“强凌弱，众暴寡，智诈愚，勇苦怯”的时代，他守着先王之道，不肯阿世取容，称尧舜，崇孔子，发而为中正和平王道民本的言论，被诸侯视之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获用。他周游列国30余年，找不到一个实现他理想主张的机会，于是回国和他的门下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讲学论道，著书立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在40岁以前的主要活动就是效法孔子，广收门徒，办私学，宣传他的思想学说。孟子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注意因材施教。他把收徒讲学、传授知识看成人生的乐趣之一，他的名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就是这个意思。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用启发式教学，用自己读《尚书》的经验告诫别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叫人们不要迷信书本，要活学，要取其可用的部分。他说的“心之官则思”就是教育学生要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强调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并以故事形象作比：两个人同时下棋，一个人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另一个人却心有所思，左顾右盼。两个人虽然基础相同，可是收效却相差很多。

    孔子在人们眼里是一个“至圣先师”、蔼然仁者，而孟子则是踔厉风发、意态亢昂，有时甚至带有火气，言辞犀利，显露出十足的刚直不阿、磊落恢弘的大思想家的个性，有一种睥睨王者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度。尽管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为争霸天下，莫不纷纷采取功利主义的攻伐之术，以为孟子的“仁政”治国方略“迂远而阔于事情”，也即见效太慢而不肯采纳，但在孟子义正辞严的强大思想攻势下，不能不一时心悦诚服。而孟子并不为了让君王接受自己的政见而屈尊阿附，他无意于取媚讨欢，弄个一官半职干干。他不仅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反而常常直刺君王的痛处，陷这些愚不可及的家伙们于尴尬难堪的境地，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为后辈文人树立了刚直英武的楷模。《孟子》中记载，一次，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正好派人对孟子说：“寡人本应去拜访你，但不巧感冒了，怕风吹，如果你能来朝，我可以接见你。”孟子一听这话，反而不想去了，于是回答说：“刚好我也病了，不能上朝见王。”第二天，孟子却到东郭大夫家吊丧。公孙丑说：“你昨天托辞有病，今天却去吊丧，这样不太好吧？”孟子理直气壮地说：“昨天病了，可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吊丧？”以臣子的身份公然与君王较劲，没有一身的正气、骨气、胆气是不行的。孟子曾引一位勇士的话说道：“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英雄气概，溢于言表。

    孔子制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礼数，孟子并未昏愚地全盘接受，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他遗世独立，傲岸宏达，凛然不可侵犯，完全不把一些平庸的君王放在眼里。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守着先王之道，不愿阿世取容，他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苦心孤诣的教诲，一直使得后代文人们进退有据。不管身在魏阙，还是远处江湖，都不应失去做人的立身根本，培养浩然正气。孟子身上那种有棱角、有个性的哲人风采、英俊气度、男人本色，成为一条汲之不尽的文化源泉。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正月，享年84岁。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的。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被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宋明理学影响更巨，宋代以后常把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孝经》作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我国古代以孝治国的理论基础，是公元前3世纪的儒家学者所作。该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确立了行孝和标准，而且把尽孝与忠君、爱国、明礼、守法、节俭等行为准则结合起来，在唐代被尊为经书，被看做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

    《尚书》原称《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尚书》是孔子整理的，共100篇。其内容上起传说中的尧帝，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按时间顺序可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4个部分，其内容涉及我国远古至周这段漫长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是一部记言体史书。《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因而它又名《书经》。《尚书》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自汉代被立为官学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尊崇，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教科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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