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中国·清代1811年—1872年）

    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这启迪，因同源同种同血脉的缘故，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

    ——著名作家唐浩明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己惟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致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曾国藩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苟延了60年，而他的著作和思想亦影响深远。尽管曾氏著作流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曾国藩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这部家书使其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家书》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功名事业的奋斗经历，更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袒露。读懂这样一部书，胜过读千百册平庸之作。大多数官宦之家，一代两代即衰，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这与曾国藩的修身处世教育有莫大关系。

    1865年，曾国藩在攻克天京后，被封为一等勇毅侯，加太子太傅，权势极大，功高震主。清朝对其极不放心。咸丰帝曾在湘军克复武汉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他熟悉历代掌故，因而在击败太平天国后，一方面自裁湘军，一方面把家书刊行问世，借以表明自己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古人避祸方式种种，却少见有借助家书以自表心迹的先例，曾氏刊行家书，以示无隐，韬光养晦，洁身自保，而且可以减轻朝臣的猜忌，确是一招高妙的修身处世之道。此外，作为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思想濡染的人物，曾国藩更看重身后的名誉。而刊刻家书，流传后世，是另一种更大的表明心迹，是一种大智慧。《曾国藩家书》自刊发后便风靡不衰。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0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等十大类。曾国藩的家书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谈到了官场、僚属、朋友、邻里之间的种种关系，还说明了为学、读书、作文等方面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这些信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一个人应当怎样修身、做人、处世。其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活泼，随想而至，挥洒自如，没有虚伪和造作，真切感人，于平淡中孕育真知良知，凝聚的人生思考，修身齐家处世的精辟见解，足以反映他高超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更足够后人鉴赏。

    读曾国藩的家书，可以发现这位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已经大红大紫的钦差大臣，竟有“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计”这样的自我告诫，透露出曾氏的精明和清醒，蕴涵着他对“狡兔死，走狗烹”的警觉。他教诲子侄“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这些话也十分耐人寻味。读曾国藩的家书，好像听见他在耳边娓娓道来，看不到丝毫厚黑、狡诈，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政治家。家书从曾国藩由翰林院庶吉士初授官职到去世前不久，跨越近30年。除了思想渐趋成熟外，他的志趣仍然和少年读书时一样，始终以读书人自居，这决定了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也成为他一生成功的基石。他在信中表述的对为学、作文、历史等等的认识，有很多经验值得后人学习，按现在的话说，即是他有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和领悟能力。他科举出身，却深得教育大义，因此他在家书中对自己官场得失谈得较少，而始终牵挂在心的是子弟的学习。同时，他官学并举、胸怀大略，时时刻刻警戒自己：做官清廉、做人谦逊、做事勤劳；对弟弟、儿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功夫力透纸背，非一般官宦人家所能及。

    曾国藩关于修身养性有很多真知灼见，包括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内容，其目的在于：始于修身，终于济世。曾国藩认为做人之道关键在于“敬恕”二字，所谓“敬”，一要做到无论在多少人面前，无论在大、小人面前都不能傲慢，这叫泰而不骄；二是衣冠整齐、态度俨然会使人望而生畏，这叫威而不猛。“恕”字要做到完美的境地，待人仁厚有礼，终身谨慎小心。如果行为得不到别人的赞许，就应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曾国藩一生孜孜于克己之学，师从理学大师唐镜海后，更是自律甚严。曾国藩一贯重视道德修养，总结了修养为八德：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曾国藩还主张自修求强，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进而战胜自我。通过自修而完善，是君子所珍惜和追求的境界。自古以来，多少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都是因为子孙骄奢淫逸所致。曾国藩出将入相，最担心的就是子孙长处于富贵乡里，习惯过一种寄生虫似的生活，渐渐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随时随地言传身教，苦口婆心地训导诸弟诸子诸侄克勤克俭，不可懒惰奢靡。

    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曾国藩的官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他位列三公，封侯拜相，是晚清时期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掌握着一支训练有素的湘军，一时权倾朝野，威震大江南北。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没有踌躇满志、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而是居高思危，谨小慎微；在飞黄腾达之时，官运亨通之际，时时想着退路，处处考虑到罢官。这就是他的处世哲学之一。在“朕即国家”、尔虞我诈的封建时代，他深知权高震主将会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所以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之后，立即向朝廷提出了解除自己职务的请求，表现了不居大位、不享大名的思想，认识到享名太盛必多缺憾。但是他得知满族御史参劾他力求解职是恃功骄惰时，就马上乖乖赴任，表现出灵活圆滑的处世态度。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他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对待家人，曾国藩则提出了一般平民所应遵循的处世原则，要求他们严格奉行，谨慎恪守，不能有丝毫懈怠。不以势利对待亲友，不以盛衰对待故旧，也不因恩怨疏远他们，是曾国藩在处理亲友关系上提出的处世之道。即使对一些他不满意的人，和一些已经产生了嫌隙隔阂的人，也不因一个人而影响了整个家族的关系。对待一般人，曾国藩提出了平等待人的主张，居乡要全守乡间旧样子，不能掺半点官宦习气；对待长辈要力尽孝心、恭谨钦敬；做晚辈要有孝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国藩在家书中大力倡导；对待儿孙辈他强调不要太娇惯，认为“爱之反以害之”。

    在“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封建时代，曾国藩步步高升，得以善终，完全凭仗他高明的处世之道。曾国藩一世都生活在官场中、军旅里，他的处世之道当然是一个封建官僚，尤其是一个高级官员在复杂的世事中总结出来的。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修身与齐家

    对曾国藩的评价，100多年来，世人结论各异。有人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认为曾氏起家词林，潜心学问，对诗古文辞用力甚勤，对程朱理学造诣颇深，因此把他推为“一代儒宗”、“理学名儒”；有人从政治角度出发对之进行评价，誉称他为“中兴名臣”、“勋德名俭，冠绝百僚”……尽管观点各异，结论不一，但谁读完《曾国藩家书》，谁都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教育子弟方面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他的治家理论和方法，既充实具体，又亲切感人。“家书”是曾国藩思想和人格的倒影，世人所十分关心的立志、为学、处世、从政、持家、教子等心法，均详其内。

    曾国藩兄弟五人，他为老大。作为兄长，他全面担负着教导弟弟们读书做人、修身处世等方面的重任。他根据祖父曾玉屏的治家遗规，参合自己的见解，对于在乡间主持家务的兄弟，在家书中屡次训导其谨守家风，教育子侄辈读书做好人，从小养成勤俭、谦虚的品行；要求其弟不忘“耕读”之本，不要干预地方事务。对于跟随他在外作战、做官的三个弟弟，尤其是对曾国荃的训导可谓面面俱到，从处世为人、政治治事、谨守家风、保养身心等方面都加以细心的开导，有了成绩加以鼓励、赞扬，有了缺点和错误则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充分体现出一个做兄长的形象，尽到了做长兄的义务。这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对子侄辈的教导一刻也不放松，总是详详细细、无微不至，希望他们对先世家风谨守勿失；唯恐他们生长在大官家庭而流于骄侈，因此在书信中总是殷勤指引、细心开导。用现在的通俗语言来说，曾纪泽和曾纪鸿是“正牌高干子弟”，然而他们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育之下，都没有变成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末著名的爱国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就。不仅曾国藩的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子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约农、曾宝荪这样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学者。旁系后代也出现了曾昭抡、曾宪植这样有地位的科学家和政治要人。

    曾国藩教育子弟不要背离“八本”，颇有意味。“八本”是指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赡养双亲以得其欢心为本；调养身体以少恼怒为本；立身处世以不乱说话为本；治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在修身方面，曾国藩诊断当以“不忮不求”为最重要。“忮”是指“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求”是指“贪利贪名，计较实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这一类”。曾氏曾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心中没有羞愧的事，就会泰然自若，这是人生第一自强的道路，第一获得快乐的方法，也是守身处世的首要任务。”

    曾国藩家庭教育观对中国近代现代的很多人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例如彭玉麟对曾国藩家庭教育观揣摩颇深，效法可谓急切而实际，尤其在告诫子弟勤俭持家、做一个好官方面表现极为突出。

    总之，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不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一部分学人士子、官僚政客身上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它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得到了阐发，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从而适合一部分人的心理，把学习它作为教育子弟成材、保持家世经久不衰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佚名）

    曾国藩的学问

    青年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将曾国藩奉为终身学习的楷模。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清政府曾把半壁江山的权力交给曾国藩。从个人角度来看，历史上轰轰烈烈、建功立名的人物能做到功成而退、善始善终的人少之又少。而在晚清动荡的政局下，曾国藩以汉族耕读人家出身的背景，能做到官居一品，爵至封侯，不仅需要足够的能力和魄力，更需要洞悉人生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可以从曾氏家书中窥见一斑。

    曾国藩写家书，写得跟他人不一样。他不谈抱负，不展胸襟，多说些种菜、养鸡之类小事。时人大为不解。却不知这家书的可读之处，不在书里，而在书外。或者说，读罢书里的，才能悟到书外的意思。

    除了农活家务小事，家书里有一大部分涉及曾国藩所体验与感悟的处世道理，乃其呕心而出的“入世哲学”，在今人眼里成为这部家书的精华所在。例如其“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名言，例如其“处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收场耳”的处世之道，对今人仍有可取之处。知识、修养与成功的关系密不可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今天更适合现代人。

    修身是人一生事业的基础，如兴建高楼大厦，假如不先打稳地基，就绝对不能建成坚固耐久的房屋。曾国藩从小听从祖训，“男儿需有倔强之气，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少年立志曰：“此生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认为：农、工、商是以劳力求生存，而士是以劳心求生存的，从没有学业果然高明而不能生存，只会是自己学业还不够精通。他主张“读书是为了增进自己道德修养，追求诚实正直修身齐家的道理，以无愧此生”。曾国藩教诲说，“陈岱云姻伯之子，比尔仅长一岁，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遂尔勤苦好学，少年成名。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在大儿子23岁时，指出“今年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发愤，父兄师长无能为力”；对小儿子则指出“生长富贵，但闻谀颂之言，不闻督责鄙笑之语，故文理浅陋而不自知。处境太顺，无困横激发之时，难期其长进”。他在京城权倾朝野，却规劝家人不要自高自大，插手地方政事。对同为高官的弟弟，他谈到“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此时家门极盛，处处皆行得通。一旦失势，炎凉之态处处使人难堪。故不如预为之地，不见不闻之为愈也”，“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从这些言语里可以感受到他的坦诚大度和坚毅稳重，这些绝不是所谓厚黑，完全是积极向上的认识和方法。

    曾国藩一生推崇“惜福”两字，认为好处不可占尽，福不可享尽。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所谓：路让三分与人行，实则留路与自己。因而他身居高位仍居安思危，时时警醒自己及家人，并言：“此生虽在宦海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居家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从事劳动）。”智者贵能有自知之明，能盛时作衰时想，有时作无时想，因为他深知“有甚得则必有甚失，有甚乐则有甚苦”的道理。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变，始终是人世间永恒的法则。所以，他教育儿子及侄子，不断告诫他们不要养成奢侈的习惯，建议他们种菜、养猪、给农田施肥；让人在墙外就看到家里的生气，进院又能看到一片繁荣景象。因为这些事，可以看出一个家庭是在上升还是在败落，勤俭持家，家族的繁荣才能持续下去。他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亦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吃饭的途径。故而他培养出曾纪泽这样的外交家，且孙子、曾孙都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

    曾国藩认为一生成功与朋友是否贤能有关，因此他告诫家人，“择友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不吾恶，吾强与之拒。”纵观古今凡能成其大者都有这种“非梧桐不栖，非廉泉不饮”的骨气。但同时他又宽容地说：“天下没有完全没毛病的人才，也没有完全没有矛盾的友情，大的方面正直，小的毛病可以包涵，也就行了。”这正是为人的高明之处，人至察则无友，举大事理应不拘小节。居高不恃才傲物责难友邻，处优不自视才高小视旁人；对己严、待友宽；尽择志趣远大者为友；能知宽容友人的缺点和过失，这些对今天的人们交友无疑是重要的。（佚名）

    曾国藩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他能获得这么快的提升，关键在于他深谙修身处世之道。他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语）。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国藩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从不放弃自己的品德修养，至其年衰，政治思想成熟，也不放弃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自责。他的一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曾国藩立志求学，要求极严，抱负很高。他极重择师交友，立志向圣贤看齐，极重人才。当年李鸿章将刘铭传推荐给曾国藩时，还一起推荐了另外两个书生。曾国藩为了测验他们三人中谁的品格最好，便故意约他们在某个时间到曾府去面谈。可是到了约定的时刻，曾国藩却故意不出面，让他们在客厅中等候，暗中却仔细观察他们的态度。只见其他两位都显得很不耐烦似的，不停地抱怨；只有刘铭传一个人安安静静、心平气和地欣赏墙上的字画。后来曾国藩考问他们客厅中的字画，只有刘铭传一人答得出来。结果刘铭传被推荐为台湾总督。曾国藩终生勤俭谨慎，修学不断。因此，当清王朝镇压太平军起义屡遭败北时，他创立的湘军却能扭转败局，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清政府称他是“学本有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赞扬他是“中兴第一名臣”。毛泽东年轻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奉为终身学习的楷模，还经常向儿子蒋经国讲述他学习曾国藩的心得体会，一再叮嘱蒋经国要终身学习研究《曾国藩家书》。

    《挺经》一书是曾国藩总结自身人生经验和成功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它是曾国藩修身处世、居官治平的最高法则。用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的话来说，《挺经》是曾国藩“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秘诀”。曾国藩的一生，正是凭借这个“挺”字，在困厄中求出路、在苦斗中求挺实。本书因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唐浩明为著名的曾国藩研究者，他的《曾国藩》一书使曾国藩这个长期被当代历史忽略的人物，重现在读者面前。本书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和处理天津教案、发起洋务运动的过程；深刻透辟地分析了曾国藩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深入归纳了曾国藩的用人方略，概述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发展、分化和主要特征、作用；同时，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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