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梁漱溟完成与出版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之后不久，重庆解放。这时，他致电毛泽东与周恩来，表示接受他们的邀请，同意到北京来。
但是，梁漱溟在1950年1月中旬到北京后，表现却有点与众不同。他拒绝入住中共安排的、一般民主人士住的北京饭店各招待所，对于中共统战部所送的生活零用钱，亦固辞不受。
3月12日，在迎接毛泽东等人从莫斯科返京后两天，梁漱溟应邀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家做客长谈。在交谈中，毛泽东问梁漱溟说：“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了吧？”对于毛泽东的提问，梁漱溟稍迟疑，然后回答道：“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对于梁漱溟的回答，毛泽东也许不会感到太意外，因为在1949年初，梁漱溟就拒绝过他的邀请，而没有出席“新政协”大会。但是，毛泽东还是感到很不高兴。据梁漱溟自己的解释，他当时拒绝参加政府，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还不相信中国能从此长期统一稳定，还担心，统一不过是过眼云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以为一旦参加了政府，就会落在共产党一边，而失去其中立不倚的立场，失去其对各方面说话的资格。[1]
随后，梁漱溟向毛泽东提议，在政府的领导下，设立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因为要建设新中国，必须先认识老中国；并表示，自己愿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梁漱溟的提议，毛泽东当时未置可否。毛泽东反而向梁漱溟提议，请他到山东、河南、东北各地去参观，以了解一下这些地方的发展变化。梁漱溟本来就想了解中共在地方上的政策措施，对毛泽东的提议欣然接受，并立即商定各处参观计划。
4月初，梁漱溟离开北京前往河南、山东、东北等地考察，直到9月中旬才回到北京。这次考察对于梁漱溟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使他对中共的看法有了改变，同时也促使他对自己往年努力加以反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面对于中共所以领导国人者粗有体认；一面亦于自己过去认识问题之不足，憬然有悟。”[2]
10月，梁漱溟移居到颐和园内石舫附近的一所房子，根据其在河南、山东、东北等地考察所得的见闻与感想，开始写作《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一书。从梁漱溟为这部书所拟的目录看，他打算在这部书里面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中共的三大贡献；二是比较自己与中共建国道路的异同，以寻出自己错误的由来；三是希望根据自己研究所得，为建国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梁漱溟的这部书并没有写完，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该书的第一部分，即“中共的三大贡献”。
梁漱溟认为，在中共的三大贡献中，第一个贡献就是，使数十年来分裂的中国得到初步的统一稳定，使国家权力得以树立。这是建国的基础与前提。
国家的统一，国权的树立，对于中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人们深知这一点，也积极地谋求统一，但是数十年来又始终统一不了。梁漱溟认为，数十年中国没能统一的原因就在于武力寻不到主体。如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的观点一样，梁漱溟认为，一切国家莫非阶级统治，而统治则少不了武力，有了武力自然不能没有操纵武力的主体，这个主体一般就是在经济上能剥削、在政治上能统治的阶级。但是，在中国，自秦汉以后，便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兼国家，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的，因为中国缺乏阶级。缺乏阶级，便难行统治，但又不能不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虽没有统治阶级可又不能没有统治者，这个统治者就是皇帝。中国就是以皇帝一姓一家作为武力主体的。这是极不相符的。因此，两千年来的中国只能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而不是积极统治之局。但是从近一百年以来，世界大交通后，中国被卷入国际竞争漩涡，要想保持消极相安的局面也是不可能的了。到1911年，清朝灭亡，数千年来相沿的皇帝亦废。这样连象征式的武力主体也失去了。自此之后四十年间，中国所有的便是分裂、割据局面，梁漱溟认为，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在寻到武力主体之前是难以消除的。
因此，中国要统一，武力主体的找寻与培养便成了关键。但是，自从1911年之后，中国便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这就是：
以缺乏阶级为武力主体，而国家不能统一稳定；法律就无效，社会就无秩序；而因不统一，不稳定，无法律，无秩序，工商业得不到保障，一切经营无法遂顺发展，或且遭受摧残破坏，亦就培养不出资产阶级来。[3]
在现代中国要培养出一个恰当其时的阶级，来充当合条件的武力主体，是不可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自任”。亦即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
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这条路国民党尝试过，但是失败了；这同样一条路，中共也尝试过，他走通了，成功了。梁漱溟认为，中共成功的原因就在于：
第一，他在党的阶级基础上标明无产阶级而不嫌其范围狭窄；虽事实上亦许他的党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居多，但总称得起立场分明，壁垒颇严。再加上其他许多优点，团结得确乎像一个党。党既成功，武力便当真掌握在党，而不致操于个人之手。第二，他努力的方向相当明确（这在今天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武力得其正用，自不致乱出毛病。[4]
正因为中国在现代的统一是这样的艰难，而中共经过努力已经奠定了统一稳定的端绪，所以，梁漱溟把这看成是中共的第一个重要贡献。但是，当时的梁漱溟对于中共能否使中国从此统一稳定下去，还是有疑虑的。[5]
中共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增进社会关系方面，引进了团体生活，使中国由散漫进入到了有组织。
梁漱溟认为，与西方社会相比较，中国社会的缺点若要加以罗列的话，可以罗列出许多，但是，最根本的只有两点，一是缺乏团体组织，一是缺乏科学技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造总是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的能力与习惯，就在于缺乏新的政治习惯与能力。梁漱溟强调，他多年来致力于乡村运动，就是因为自己不甘心于中国政治改造运动的失败，而希望能从乡村下工夫去培养出中国人的新的政治习惯，培养出中国人的团体组织生活。梁漱溟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失败的，而中共在引进团体组织方面则是成功的。
梁漱溟认为，中共之所以在引进团体生活方面能取得成功，首先在于其党组织自身的成功。而中共党组织自身的成功，如同西方的基督教组织一样，无非是血斗的结果。梁漱溟说道：
依我所了解，中国人反团体生活的习惯很深很强。中国共产党既都是中国人，我相信应不例外。然而他们大半生的血斗生涯，却足以把它对治了。倘非如此，怕未必行。在外有不容情的压迫封锁，在内又一切生活于团体供给制。两下合起来，而后所亲切的乃不再是家庭，所尊重的乃不再是父母。公共观念于是养成；纪律习惯于是养成；法治精神于是养成；组织能力于是养成。一个中国人到此才真的变了！[6]
中共自身组织的成功，是其能够取得政权，发展一切其他组织，从而组织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
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或间接影响下，散漫的中国人正走向有组织。
中共的第三个贡献，是“透出了人心”。
梁漱溟在这里所说的人心，实际上就是他以往所说的理性。按照梁漱溟的观点，人心与理智、本能是有联系的，但它又是与理智、本能不同的。对于人心及其与理智、本能的关系，梁漱溟有这样一种描述，他说：“人心……一时见，一时则不可得见；它不似一物确然恒在，此即常识中所知道的，人原有理性，却又很容易失掉理性；最显著的是在忿怒斗争中。盖人心之见，要在其清明、自觉、灵活、不机械；然而人却常常容易落于不清明、不自觉、不灵活，而机械起来。所以然者，一切本能和习惯莫不有其机械性，即莫不足以为人心之障；人心既不能离本能习惯以自见，则求其不为所障，便不容易了。‘透出了人心’这句话，正就其易受障蔽而说。”[7]
但是，建国与人心何关？中共又是如何使人心得以透达的？
为了说明这两个问题，梁漱溟对人类文化问题作了简单的分析考察。梁漱溟认为，与动物生活不同，人类生活主要靠习惯，人类社会多有待后天安排，因时因地，其构造形式万千变化不止，而且自古及今颇有发展层次可见。“此变化万千的社会构造形式，亦即所谓文化。文化就是我们种种生活（政治经济等生活）习惯方式的总称。其中宗教、礼俗、道德、法律这一些，特与社会构造有关。”[8]梁漱溟认为，宗教、礼俗、道德、法律等等就是一时一地给人心安排下的、其活动的轨迹路线。这就是说，人心是循乎文化的。梁漱溟认为，建国实际上就是改造文化。既然如此，建国问题可以说就是如何给中国人心理上改换路道的问题。因此，建国与人心是密切相关的。
至于中共是如何使得人心得以透达的，梁漱溟认为，要了解这一问题，还得先了解中共所引进的团体生活。梁漱溟指出，中共出于斗争的需要，引进了团体生活，而且他们所引进的团体生活并不是一般的、泛泛的，而是有其理想的，是理想的团体生活。所谓理想的团体生活就是，“一面其团体既很能负责为分子解决问题，而一面其分子之自觉主动性又很高的那一种”。[9]梁漱溟认为，根据他在东北考察时所见，人们前一面的问题，亦即生存问题，基本上都是交由团体去解决了，从而各个人的心得以从容地透达出来。
中共出于斗争的需要，有意引进理想的团体生活，无意中又透出了人心。心胸开，智慧亦随之而开；人心透出，一切力量随着全透出来。心开力出，事业自然有成。因此，透出了人心，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梁漱溟对中共的三大贡献的分析看，他主要还是用他以往的观点，尤其是《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观点来解释中共的成就的。这时的梁漱溟，思想还没有什么改变，既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接受中共的观点，依然拒绝以阶级眼光去看待中国。虽然在理论主张方面，梁漱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对中共的看法则有了很大的变化。
1951年5月，因去四川参加土改工作，《中国建国之路》一书，仅写出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上篇”，就辍笔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梁漱溟从四川回来后，没有续完此书。这样，他在建国问题上到底有些什么建议，是怎样的建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他想在书中讨论的、他与中共在建国问题上的异同，以及他自己的反省，我们还可以从他随后写出的几篇文章中窥见一二。
1951年10月5日，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文章。
梁漱溟承认，自己过去虽然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上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是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在救国方面的成功，以及自己在河南、山东、东北、四川等地亲眼看到的中共在建国方面的成就，使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的许多见解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
乃始生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10]
梁漱溟认为，中共之所以成功，主要就在于他们一直坚持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这正好是自己过去一直反对的。梁漱溟认为，中共成功之处，正是自己失败之所在。因此，他表示，现在他愿意接受中共的这个观点与主张。这的确是梁漱溟思想中的一个重大转变。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时的梁漱溟思想又是颇为矛盾的。就在他宣称接受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这个观点与主张的同时，他依然认为秦汉以来两千年间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仍然相信社会发展史可能有例外，肯定中国社会发展有其特殊道路，依然坚持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观点。梁漱溟之所以接受中共的阶级观点，主要是因为中共凭此取得了成功。
但是，不管怎么说，梁漱溟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已经有了变化，这变化还不止于接受了中共的阶级观点；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成功与自己的失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梁漱溟开始逐渐失去了自信。
我们有理由相信，梁漱溟在这里宣告的转变是真诚的，所进行的反省是自觉的，并不是应付式的官样文章。但是，出乎梁漱溟的意外，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快便招致了人们的批评。与以往不同，对于这些批评，梁漱溟很快作出了反应。他抓住批评者们的漏洞，进行了尖锐的反击。梁漱溟认为，所有这些批评，由于没有理解或者误解了他的观点，因而多数未能抓住要害，针对问题，难免无的放矢，都是白费笔墨。[11]对于像何思源那样给他身上加政治罪名，梁漱溟简直是愤怒了，他认为何思源“凡叙及事实之处，全是把知道不清楚的，或记忆不清楚的，凭臆推测，顺口开合”。[12]
1952年初，梁漱溟又写出了《我的努力与反省》（原题《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如果说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里面，梁漱溟主要偏重于说明自己是如何由反对以阶级观点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转为接受这种观点，那么，在《我的努力与反省》里面，梁漱溟则主要是反省自己过去为什么会反对以阶级观点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为什么会导致自以为革命而最终难免落归于改良主义的结局。
梁漱溟认为，在理论认识上，自己深知革命就是经过暴动流血，武力斗争以夺取政权，使社会产生本质上的变革，“论起来是不致于把改良误为革命的”。但是在实践上，自己又不走武力夺取政权之路，并反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
梁漱溟认为，他之所以不走武力夺取政权的道路，反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原因就在于自己一直都认为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
（一）中国问题的历史背景特殊——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二）中国问题的文化背景特殊——秦汉后的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的，他没有构成阶级统治，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其所以没有革命正由于此）；（三）近百年世界大交通后乃引发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的，而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13]
梁漱溟坚持，认识到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这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他自己错就错在过分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因此而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似是而非的判断与处理。[14]
至于自己为什么会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由此对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似是而非的判断与处理，梁漱溟认为，这与他自己的阶级立场有关，与他自己不懂辩证法有联系。这是梁漱溟第一次从阶级立场角度来反省与检讨自己的思想与行为。
也许是担心像《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那样被人误解，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中，梁漱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自己是如何用心思的。梁漱溟自己也说，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是，“胸中求为人知之念多于其自惭自悔之念”。[15]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在写完之后，他曾托林伯渠转呈毛泽东阅读。8月7日，梁漱溟拜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16]
不管怎么说，1950年回到北京后，梁漱溟便开始真诚地反省自己的过去，渐渐地改变自己的一些思想观念，接受中共的一些思想观念，尽量与中共保持一致。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自觉自愿的，是经过思考之后，自认为是正确的。这样，梁漱溟的思想转变与他对中共思想观念的接受都是有限度的。
同样，梁漱溟也希望中共能接受他的一些思想观念，至少也要听一听他的建议，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也许，这正是导致他与毛泽东在1953年冲突的原因之一。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会议先由周恩来总理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次日上午开小组讨论会，午后由各小组召集人汇报讨论情况。散会时，周总理征询梁漱溟的意见，希望他第二天作大会发言。梁漱溟答应了，当晚即开始为发言作准备。他觉得既然是领导党要自己发言，那么自己就“应该说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17]因此，他决定就建国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由于大会发言极为踊跃，会期延长一天，梁漱溟的发言改在11日下午。在发言中，梁漱溟说道，几十年来自己一直梦想计划建国，乡村建设就是计划建国的一个尝试。这些天开会听报告，得知国家要进入计划建国了，感到很兴奋。但是，在计划建国方面，自己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还不是很了解，希望领导党能说一说。
梁漱溟在发言中，提出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除了发展重工业与实行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外，其他方面是否也已经有了计划？二是在计划的同时，是否已经把完成计划所应有的群众工作安排好？三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18]
其中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是梁漱溟在他的发言中想着重提出的。与另外两个问题相比，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对中共的批评是最多的也是最直接、最尖锐的。梁漱溟在发言中说道：
在这方面我还不知道计划如何。在此农业生产为主，而其相连的相因相待的事情太多了，必须有一整套计划，各方面配合好，才能推进农业进步。而所有一切都待农民或乡村居民积极起来。如何动员农民呢？是农会吗？当然应是农会，但农会现在是什么情形呢？除了土改中起作用外，今日已不然，今日只有党政干部（各民主党派不到农村），其次团、妇女会。这够不够呢？感觉着不够。（一）农村中党亦就是政，政亦就是党。一切事很能做得主。但行政命令传达有之，教育意味不够，群众工作谈不到，此从近几年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之严重即可说明。（二）而且量亦不够。有党有团之地方照顾面不够，党团所不到之处更不够。总之农民比较落空的。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作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19]
梁漱溟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正如他自己所说，无非是想对中共有所贡献，无非是希望中共在建国方面做得更好。但是，我们不能不留意到，梁漱溟在发言中的坦率与直言不讳，对中共施政方针，尤其是乡村问题的批评，还有他在发言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希望中共接纳他的一些思想主张（如他在乡村建设期间于1933年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委托而起草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的强烈愿望，对于当时的中共来说，无论是从建国所需要的统一思想角度来考虑，还是从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这一角度考虑，都是难以接纳的。
在梁漱溟的发言结束时，农业部长李书城就农村工作问题作了答复，周恩来总理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并没有对梁的发言提出批评，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还对梁漱溟的发言表示赞同。
但是，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发言却另有看法。
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列席会议。在听取彭德怀所作关于抗美援朝情况的报告后，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在阐述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及其意义之后，毛泽东说道：“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20]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及梁漱溟的姓名，但是梁漱溟很容易看出，这是针对他而说的。对于毛泽东说自己反对总路线，梁漱溟感到很突然，也感到很受委屈。
当天晚上，梁漱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梁漱溟在信中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21]次日上午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并于晚上交谈了大概三十分钟。在交谈中，梁漱溟要求毛泽东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梁漱溟反对总路线，只是不自知或不承认而已。言词间颇有冲突。梁漱溟的信与这次短暂的交谈，使事情更为复杂了。
若是梁漱溟就此罢休，不再吭声，也许事情就会到此为止。但是，梁漱溟却不肯罢休，而是再找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希望让公众评议。9月16日，梁漱溟获准在大会上发言。在发言中，梁漱溟复述了他在9月9日、11日发言的内容，目的是想说明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并一再强调，自己的本意是想就如何发动农民提供一个具体建议。在发言中，梁漱溟又一次将“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这样不该说的话说了出来。会上，没有人批评梁漱溟。散会回家，梁漱溟自以为无事。
第二天下午，梁漱溟循例进入会场，发现会场印发有他在1949年写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与毛泽东在9月12日的讲话。梁漱溟明白，这是要批判他了。果然，一开会，章伯钧就起立发言，对梁漱溟大加指责。然后，周恩来总理以检讨梁漱溟的路线为题，发表长篇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追述往事，说梁漱溟一贯反动成性，甚至说梁漱溟过去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22]
在周总理讲话时，毛泽东频频插言，对梁漱溟严加指责：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23]
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去指证出毛泽东在周总理的讲话中，有过几次插言，也没法完全指证出毛泽东所插的全部内容，但是，透过根据毛泽东在9月16日至18日的讲话整理而成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2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梁漱溟在9月11日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都进行了批判、指责，而且其言辞之严厉，语词之尖刻，脾气之暴躁，感情之激怒，似乎是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批判别人时从来没有过的。
这时梁漱溟才醒悟到由于自己发言不慎而引起的误会已经很深，因此，他立即请求发言，希望为自己辩解。主席台上同意他次日发言。
9月18日下午，梁漱溟登台发言，他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25]
梁漱溟刚说到这，会场上就有人轰他，不让他讲下去。于是，梁漱溟把话头转向毛泽东，以争取发言权。接着，便是梁漱溟与毛泽东唇枪舌剑的冲突：[26]
梁：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生气地）：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
毛：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这时，会场大哗。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漱溟是胡说八道，要他滚下台来。梁漱溟则坚持不下讲台，僵持了好一会。但最终还是被轰了下来。
对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冲突，世人评说不一，有赞有赏，有谴有责；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评说也有变化，对此，我们不想多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作为当事人的梁漱溟，他自己是怎么看待他与毛泽东的冲突的？
在与毛泽东冲突后不久，经由亲友、学生的规劝，尤其是其长子培宽的交心长谈，梁漱溟便醒悟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很快写出检讨文章送交毛泽东，“其后，又将旧著《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检送领导，并请求派人帮助我作思想检查，又表示愿意当众作自我检查”。[27]至于梁漱溟自认为犯了什么错误，梁漱溟自己没有明确的说明，有时说是错在讲了不该讲的话，涉嫌破坏工农联盟；有时又说是错在不该与毛泽东顶撞，尤其是不该以那种态度与毛泽东争胜；或者又说是犯了思想错误、立场错误。但是，他坚决否认自己是犯了反对总路线的错误。他说：“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向领导上承认我反对总路线，因反省的结果深知自己错误严重，而其错却不在此。我不能囫囵吞枣把什么错误都承认下来，这样是不解决问题的。”[28]
由于梁漱溟的自我反省检查材料长期没有公开，除中共一些领导人、政协小组学习会成员以及他的亲友之外，外人多不知晓梁漱溟自己对这场冲突的态度。直到80年代，他认错的消息才广为人知。当然也有人不希望梁漱溟认错。1988年4月，美国《世界日报》就发表了翟志成的《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梁漱溟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于5月20日口授一短文，以读者投书方式，寄美国《世界日报》发表，对翟志成的文章作了回答。梁漱溟在口述了这一短文后一个多月，便与世长辞，这一短文可谓他自己对这场冲突的态度之晚年定论。其文不长，不妨全录于此：
编辑先生：
近年海外报刊时有论及本人的文字发表，关心本人的亲友多剪寄于我。不久前，又收到居留旧金山的甥女寄来的贵报4月5、6两日剪报，刊有翟志成先生所撰《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一文，对本人多有指教。
翟先生在文中指出，若我对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语言冲突一事有“认错”的表示，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得失荣辱问题，而“是关系着民族的良心与气运”的事。同时翟先生表示，他但愿《文汇月刊》文中所写我“认错”的一些话是访问者的笔误，并希望我能对此事加以澄清。翟先生的用意甚为可感，故敢借贵报一角，就此略作说明。
当年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我不点名批评之后，某日午后将再次开会，我准备在此会上就毛泽东认定我的发言为恶意一点予以辩明。是日上午，曾在家中言道：“今天将一决胜负。”会议进行时，在对方态度的刺激下，我的发言亦因之较前更欠冷静。于激烈争执之后，我突憬然醒悟自己已落入意气用事。善意即是善意，不容指为心怀恶意。为人于是非曲直不可含糊暧昧；据理辩明就是，何必言胜负？进而忆及平日用以自勉的一句话：“忽毫不能昧，斯须不敢瞒。”（明儒罗近溪语）我既省察到自己有杂念，自不当隐瞒，虽事过多年，但每与人言及此事，总是承认自己亦有错。争执产生自双方。唯中国古人有“反求诸己”的教导，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1974年，所谓“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方式“批林批孔”。我表示赞成批林，于孔子则不当全盘否定，以《当今我们应如何评价孔子》一文表达自己的见解，招致大小会议批判。对此种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所谓批判，我只引一句古语回答会议主持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当今我们应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两年前已传布海外，如翟先生亦尝寓目，不难明白，我于是非是不苟同的。
今年迈体衰，仅仅寥寥数语奉答，倘未符翟先生所望，尚祈见谅。
梁漱溟口述
培宽笔录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日[29]
综观梁漱溟在1953年与毛泽东的冲突及其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梁漱溟品格中的两个特征：一是为了辩明是非，而不惜犯颜直谏；一是能够反求诸己，自觉反省，一旦发现自己有错，即坦诚承认，而不自欺自瞒。这正好是儒家的风范。
虽然在1953年9月18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将梁漱溟的问题交政协全国委员会处理，并经大会举手表决通过，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梁漱溟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处分，也没有让他作过一次公众检讨，只是不断地有批判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其中以1955年为最多，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开了几次对他的批判会。
从我们看到的批判文章论，[30]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批判都是无理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大概谁也不会否认，这些批判文章都是带有政治偏见的，都是有成见的，多是先认定梁漱溟是错误的，是反动的，是唯心的，是依靠与服务于封建地主阶级或帝国主义的，然后再去找证据来加以证明，这样难免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甚至于强词夺理。在这么多的批判文章中，我们几乎找寻不到一句是从正面肯定梁漱溟的思想价值的评论。这与辩证唯物论的一分为二原则是相违背的。这种全盘否定的观点，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批判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是难以说服人的。
这些批判之难以说服人，我们可以从梁漱溟自己对这次批判运动的感受与反应中清楚地看出来。1955年，批判还在进行中，梁漱溟就对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潘梓年说：“现在看各篇的批判，有些地方不合事实，我不能承认（此多属于政治方面），有些地方我认识不到它的错误（此大抵在哲学方面）。”[31]到1958年，梁漱溟“向党交心”时，依然认为，所有这许多批判给他启发不大，益处不多。这样，要使自己思想得改造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梁漱溟说道：
譬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像对柏格森加一些反动等丑恶帽子而不能明其所以然，我是不服气的。[32]
但是，梁漱溟又一直表示，他欢迎各方对他的批判，拥护这一次批判他的运动。梁漱溟承认，当他这样做时，内心里是有矛盾、有斗争的，是有抗拒心理的，但是，这种矛盾心理或抗拒心理都被克服了。他自认为，他之表示拥护对自己的批判运动，是言由衷出的。[33]
5.2 中国——理性之国
自1953年9月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之后，有两年多时间，梁漱溟主要是在家里读书看报，反省思过，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也很少说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变化漠不关心，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其独立思考的性格。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认为，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此，“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34]
当梁漱溟看到中共八大的这个决议的时候，感到十分惊喜，欢欣鼓舞。因为这个决议所表达的与梁漱溟这时所想的、所希望的实际上是一样的。当时，鉴于中共的成功，梁漱溟承认在夺取政权以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国方面，阶级斗争是一种必须而事实上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对此，他能够也愿意接受；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在建设国家方面，阶级斗争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行之有效的，梁漱溟则表示怀疑。
但往后呢？是不是还要一个阶级斗争接着一个阶级斗争地搞下去呢？我说不清楚，但我的内心是希望不要一个接着一个，与其多，不如少；与其有，不如没有。我的认识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既要一步步向共产主义前进，阶级斗争总不会越来越激烈，至少搞生产，搞建设，搞科研，总不会处处有阶级斗争吧。[35]
马背上取得的天下，总不能在马背上治之吧？！这显然是梁漱溟当时的心思。中共八大之后，梁漱溟满以为，中国很快就会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的。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随之而来的，不是经济建设高潮，而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而这场反右运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
梁漱溟困惑了，百思不得其解。当他看到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现当中有这样一个论断：“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使梁漱溟的困惑与疑问得到了部分的解除。梁漱溟推断，也许目前的反右是暂时的，而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则是长久的。
在这种思想背景与思想认识的基础上，1959年1月，梁漱溟开始写作《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书，试图对中共建国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作出自己的评说。
不可否认，在对中共建国十年所取得的成就进行评说的时候，梁漱溟所引证的多是带有浓厚政治宣传色彩的宣传材料，或自己参观考察时所得的见闻，因此，其评说难免欠准确；而且，梁漱溟在对中共建国成就加以评说的时候，也使用相当多的歌颂言辞，这是时代使然。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梁漱溟在对中共建国成就加以评说的时候，他没有将中共的成就归因于阶级斗争，而是归因于人心的透达，归因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与表现。
梁漱溟认为，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具有最强的活动力，因而也就是具有最伟大的创造力。当人类的创造力得到发挥的时候，就可能（但不一定）有成绩表现出来。“所谓成绩是指什么呢？那不外改造大自然界以利用厚生的经济建设和在这经济基础上同时发达的种种文化和文明。”[36]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并不是时时都得其发挥表现的，它常常被阻碍与埋没。那么，是什么力量常常在阻碍人类创造力的发挥与表现呢？梁漱溟认为，在过去，自然灾害无疑是一种重要的阻碍力量，但是现在人们对于许多自然灾害大体上都能克服。现在，阻碍人类创造力得以发挥与表现的力量，恰恰出在人们自己身上。这就是人们的活动远未能时时都从人类这个大立场出发，共同对大自然作斗争，相反，倒有数说不尽的斗争或明或暗地起于人对人之间。这种人对人的斗争，存在于国与国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血缘的、地缘的、宗教的、民族的种种不同集团之间，乃至个人与个人之间。
人们既把他强大的活动力很多很多用来你对付我，我对付你，而不是用于对付自然界，从人类创造力的发挥表现来说，岂不是受到无尽的阻碍和埋没吗？[37]
人对人的斗争不仅会牵掣阻碍人类的创造与进步，甚至会把建设起来的成绩破坏毁灭，以致不前进而倒退。
在这里，梁漱溟实际上是在委婉地表示，阶级斗争不仅对经济建设无益，反而对经济建设是有害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梁漱溟为什么不把建国十年的成绩归因于阶级斗争，为什么对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运动不加支持。
按照梁漱溟的观点，建国十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中共与毛泽东的领导得法。所谓领导得法，在梁漱溟那里，主要是指能解除那些不利于人类创造力发挥表现的阻碍力量，而多方助成其待以发挥表现的有利条件和机会。
梁漱溟认为，中共与毛泽东领导得法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路线正确。说得具体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经过努力，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一个统一稳定的新中国，并领导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为人类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十年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是一个首要因素。
当然，梁漱溟并不否认，中国假如没有走向社会主义，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对外有以应付国际环境，对内予农工百业以生息长养的机会，一切建设与进步还是会有的。但是，“像今天这样突飞猛进则不可能有”。[38]
何以见得如此？为了说明这一点，梁漱溟将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作了比较。梁漱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财产私有。这样，就有可能大大促进人们的利己心的活动，提高人们运用财物的能率，更重要的是，它使得生存问题落在每个人身上，时时刺激人们去活动。这对人类创造力的发挥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也会造成人们彼此间的竞争与斗争，而不能使人们合力一心地向自然界去争取，去创造，反过来又会阻碍创造力的发挥与表现。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废除私有制，而走向公有制。这时，人们的生存问题基本上由公家负责解决，不需各自操心。这样，就能消除人间的生存竞争与斗争，使人们合心一力向自然开战，对付自然。梁漱溟说道：相比之下，“两条道路在农工生产以至一切经济、技术进步上，究竟谁将有更快、更多、更好的成绩还待说吗？”[39]
但是，梁漱溟也意识到仅从人们的用力方向问题来说明社会主义道路优越于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解答才行：
一、不再受到生存问题的驱策，人们是否还努力于生产，还勤于其工作？
二、私有制废除后，人们不再有增殖财产扩大家业的进取心，是否还积极于生产？
三、一切问题都集中起来解决，有总的规划和安排，不须个人自己操心，除负责领导的少数人之外，人们只在听分派，只是被动地活动，心思力气难可发挥，还有什么积极创造？[40]
梁漱溟认为，第一、第二两个问题，若对人类生命有了全面的认识之后，便很容易作出解答。人有身心两面，人类所以区别于动物，与其说是在身体，毋宁说是在心思。要唤起人类的创造力，可从人身一面着手，如生存问题的驱策、增殖财产的利己心都属此类，但这只能激发个体的积极性，而不是群体的积极性，这样唤起的创造力是不够深透的。资本主义正是从这方面去唤起人类创造力的。要唤起人类的创造力，也可以从人心一面着手，这就是“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这是更重要的一面，从这个方面作去，不仅能唤起个人的积极性，而且能唤起群体的积极性。这样唤起的创造力更深透。社会主义是从这个方面去唤起人类创造力的。
至于第三个问题，梁漱溟认为，这的确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所应当注意的。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不成问题的。“其所以卒于不成问题，就在集中之中力求民主，就在随时随处要走群众路线。”[41]
梁漱溟在这里所涉及的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虽然我们不能说梁漱溟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或解答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解答显然是太简单了，太乐观了。现实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远不是梁漱溟所说的那个样子。
中共与毛泽东领导得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他们大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中共与毛泽东调动群众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方式、手段，梁漱溟作了详尽的罗列与分析。[42]在他所罗列到的方式、手段中，除了他自己特别强调的，他认为是他在考察时发现的“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之外，多为中共与毛泽东历来强调的走群众路线之类，在此我们不多论。
总之，梁漱溟认为，建国十年的成就是中国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的结果，而中国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则又是由于中共与毛泽东的领导得法。
中共与毛泽东为什么能如此领导得法？梁漱溟认为，这与中共和毛泽东他们对人的认识有关。
领导是否得法是与对人的认识、对人的看法密切相关的。梁漱溟认为，在对人的认识、对人的看法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保守派的或低估派的；一种是反对保守的、反对低估的。
什么是低估派思想？例如说：人们都是好逸恶劳的；人们都是贪图物质利益的；人们都是要被管束着才行的；而惩罚严厉则是好的管理所必需的手段，等等。总之一句话，对于人民群众它总是信任不够和估计不足。[43]
梁漱溟认为，低估派对人的这种看法，无可否认，都是事实，但是仅仅看到这些，那对人的认识是片面的，还不能算是对人有了真正的认识。实际上，人也是自觉的，是主动的，人之所以为人在心不在身，人心是可以超越身体而不受其束缚的。只有认识到了这些，才能说是对人，对人心，对人性，对人类的生命有了深刻的理解。
梁漱溟认为，中共与毛泽东之所以能如此领导得法，就在于他们对人，对人心，对人性，对人类生命有深切的认识。
综观梁漱溟对建国十年成就的评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梁漱溟是在表露他自己对人、对人心、对人性、对人类生命的认识。但是，他却把自己的这种认识投射到中共与毛泽东身上，并当成是中共与毛泽东的认识。对此，梁漱溟自己也已经认识到。[44]
当梁漱溟在1961年初完成《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书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又有了变化。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苏关系恶化，为了防止出现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中共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看法。到1962年9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更作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的论断。对于中共与毛泽东的思想观点的变化，梁漱溟是十分了解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其在《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中所表达的观点。
正由于梁漱溟没有随着中共与毛泽东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放弃自己的观点，才会出现1964年底他在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以“我们要认识必然以争取主动”（“科学之事”）、“要信赖群众，依靠群众，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完成任何艰巨任务”（“道德之事”）这“两个大道理”去理解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的事情。[45]梁漱溟因此而被指责为否认与反对阶级斗争，并于1965年5月至10月，又受到了一次为期半年的批判。
1965年对梁漱溟的批判结束之后才几个月，中国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7日，在一次政协小组学习会上，梁漱溟公开表示自己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烧到政协，梁漱溟这次算是交了“好运”，没有受到批判。但是，如同许多人家一样，梁漱溟却没能逃脱被抄家的厄运。8月底，他的家就被红卫兵造了反，住房被占，所藏书籍、书画、手稿，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抄走。他那刚完成了七章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也因此被迫中辍。
就在整个国家都失去理性的环境中，梁漱溟并没有中止他的学术研究活动。1967年3月25日，他开始了一部在他生前鲜为人知的著作的写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部在1970年4月，亦即“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力作，书名就题为《中国——理性之国》！
如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梁漱溟也相信，由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上的成功，中国很有可能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在世界未来文化的开创方面起着先导作用。梁漱溟认为，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来龙去脉。中国现在在世界上能有这样的特殊表现，肯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他写作《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就是想对中国能有这种特殊表现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
这就得研究中国历史，包括中国现代革命史与中国古代史。梁漱溟发现，为了弄清中国能有这样的特殊表现而进行历史考察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其中一个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担负开出共产主义社会前途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出现时间之晚，人数之少，又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今天看起来，人类历史前途这一伟大使命倒难望世界上其他先进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去完成，而偏偏即将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中国率先成功呢？”[46]
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中国率先出现，所反映的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一问题，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能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同样的问题。了解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什么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取得成功，对共产主义有可能率先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为此，梁漱溟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历程作了分析、考察。梁漱溟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情况下，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表现出了人的自觉创造能力。
梁漱溟指出，人间之事，无论大小，其要成功，无不有主观努力在内，而任何主观努力又无不资据于客观形势。说得具体点，任何事情要成功，都必须对客观形势有正确的认识，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运用这些客观条件。而对客观形势要有正确的认识，对主观能动性能充分发挥，都必须有高度的自觉。
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高度的自觉尤为重要。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形势决定的。梁漱溟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客观形势是：
（一）国内形势则为内地农村破坏惨重与广大农民在革命动力上之重要性——农村破坏主要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首先是手工业农业以工业品农产品之输入而先后破坏）与军阀混战无已之两方面而来；整个社会牵率地日趋破产，向下沉沦，问题严重，势非革命不可，革命动力必出于苦难深重之群众自发地要求打破现状，其首要则在广大之农民是已。
（二）国际形势则进入列宁所谓帝国主义时代，而且十月革命既得成功，因而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已无可能，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其前途出路却只有指向社会主义一条。革命领导权之不在资产阶级而在无产阶级，实决定于此。[47]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客观形势决定了她只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她所拥有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力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她所能依靠的、必须依靠的只有广大的农民。而中国的农民，散漫异常，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他们什九是文盲，加以交通不便，耳目闭塞，只有久远相沿的风俗习惯而缺乏任何新知识，虽则苦难深重，却不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更不晓得前途出路何在”。[48]
依靠农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显然是一个绝大的难题！但是这个绝大的难题，经过四五十年的主观努力居然得到了解决。这到底是怎么得到解决的呢？
梁漱溟认为，要了解这个问题，先得了解无产阶级这个革命力量。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力量，有其有形的一面，这就是指身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集中起来的工人；有其无形的一面，这指的是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与精神。而无产阶级的精神与品质是深受社会环境影响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无产阶级品质与精神的丧失，就在于其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梁漱溟说道，既然有不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就有非无产阶级的人来搞无产阶级革命，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其本身或家世都不属无产阶级，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导师和革命领袖。既然无产阶级可能资产阶级化，则非无产阶级的人也可能无产阶级化，即非无产阶级的人在社会环境的陶铸下或经过思想教育功夫，就可能有着类同无产阶级的品质与精神。
梁漱溟认为，中国之所以能解决依靠农民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绝大难题，关键就在于中国的知识青年（青年知识分子）能自觉地无产阶级化，并成功地使农民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人无产阶级化，使他们能本着无产阶级的立场，以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的使命自任，也就是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精神与品质。
梁漱溟认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亦即战争时期，知识分子与农民等的无产阶级化，主要得力于毛泽东发明的农村武装革命。他指出：
武装革命缘何有此奇效？要知道，有对抗，始有团结；严重的对抗，引出来紧密的团结。单是组织共产党，敌我彼此分界未云明朗坚确，可能有人出出入入于其间。断然发起武装革命了，便与浑浑噩噩苟安已久的旧社会划然分裂对抗而决斗，既为旧统治方面剥削方面所不容而严厉镇压，敌方我方严峻分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恰是根治农民与知识分子一向散漫自由的妙药。加以革命时期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生活，人人与集体相依为命，一息也离不开。一切为集体生存及其前途开展所必须的组织纪律性就会培养锻炼出来，而种种不良的老毛病就会得到改除。[49]
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亦即和平建设时期，则主要是人人都必须思想改造，齐向无产阶级化迈进。这时无产阶级化的途径，梁漱溟认为主要有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开展整风运动，狠抓思想政治工作，注意又红又专等等。在这方面梁漱溟基本上罗列了他在《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书中提到的中共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那些方式。梁漱溟认为，人们无产阶级化的途径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有所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都重视人的作用、尊重人，“一贯地以人的精神之优越抵补其物的条件之不足”。[50]
当然，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毛泽东能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具体实践中来，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开辟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像陈独秀那样，片面地强调中国无产阶级根浅力弱，主张要等中国发达了资本主义工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拱手把民主革命领导权让予资产阶级；或者像李立三等人那样，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主张循一般革命的方式，径直以罢工暴动纠合起义军夺取中心城市，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创造性地开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是其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表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功劳是不可否认的。梁漱溟甚至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而没有毛泽东呢，就没有四十几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正同乎列宁之于俄国那样，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第一因素。”[51]
而毛泽东所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之所以能在中国走通，“第一是为内地农村破坏惨重，在革命动力上广大农民实居重要；第二则为全国自1911年后长期陷于分裂内战这个环境形势条件给它莫大便利”。[52]梁漱溟认为，这样的形势与条件也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偶然的，“也有其所从来的历史背景”。譬如，军阀内战。梁漱溟分析道，若不是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特殊，历来缺乏阶级，致使武力寻找不到合时宜的够条件的主体而失去其工具性，在1911年以后会出现这样长期的军阀内战吗？因此，梁漱溟认为，中国革命道路之特殊及其成功，实根于老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而来。
梁漱溟认为，其实，老中国的特殊，在毛泽东本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梁漱溟说道：
毛主席把一般说来起于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性地改而依靠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来完成它，固由于中国社会客观形势所不得不然，但其独出心裁为此创造，且能贯彻下去胜利地把路走通，则与他本人之出生在农民家庭，熟习农村生活，深谙农民心理，在知识上情理上（特为重要）都具备有团结农民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有利条件，是分不开的。稀罕的乃在他一面竟然又通古达今，学问渊博，为冠绝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兼备着两重不同的资格面貌于一人之身。这自是其天才过人，有不待言；但怕亦是在中国社会乃有此事，在外国不会有的。[53]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而又能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亦农亦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实在是老中国社会所特有。
梁漱溟还认为，在世界上唯独中国有着大量的非无产阶级的人被改造得无产阶级化，并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一时间的偶然奇遇，也是有老中国社会文化为其根柢的。说得具体点就是“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实与此有极大关系”。[54]
中国社会为什么能为中国革命提供这样特殊的背景，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殊性，或者说，中国社会特殊的根源何在，梁漱溟认为，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向古先中国人身上寻求。梁漱溟寻求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特殊的根源在于古先中国人理性早启。
由此看来，梁漱溟对中共能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形势下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并有可能在世界上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考察，无非是想说明，中国能开出如此局面，是高度发挥了自觉能动性的结果；无非是想说明，中国能开出如此局面，并不是偶然的，“而实为有古先中国人理性早启种其因”。社会主义实际上就出自人类理性的贯彻。梁漱溟把他的这部著作题名为《中国——理性之国》，原因就在这里。[55]
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梁漱溟表面上是想弄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但从他的分析论述看，梁漱溟实际上是力图用他自己对人尤其是人心的认识，用他所理解的儒家心性理论，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作出解释。他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品质与传统儒学精神的一致性、相容性，具有颇为明显的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儒家化的倾向。他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想说明，他早年提出的中国文化复兴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证实，而且还将继续得到证实。
梁漱溟的《中国——理性之国》，是其《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对于这次运动，梁漱溟既弄不清楚其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开展这场运动的动机与目的，但是，他十分清楚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因此，好长一段时间里面，梁漱溟对于这场运动不置一词，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然而，对于一个对孔子与儒学素有研究的人来说，在这样的运动中，保持沉默也是一种罪过。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梁漱溟才表示，自己对于批孔有不同意见，但是为避免妨碍当前的运动，不想公开，如有必要，可写出来交领导阅看。
然而，几个月后，梁漱溟不想公开的不同意见还是公开了。1974年2月22、25日两个下午，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直属组作了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梁漱溟没能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将这个题目所含包的全部内容讲完，只讲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的部分。在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上，梁漱溟提出了他的两个观点：一是古中国似不曾经历奴隶生产制社会那一阶段；二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后来，梁漱溟将这部分内容改写为《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56]很明显，梁漱溟的这两个观点纯属学术性的研究结论。而且，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梁漱溟在论述他的这两个观点时，所引证的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或论著。
即使是这样，梁漱溟也没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因为，自从1973年8月，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发表并被毛泽东批上“杨文颇好”四字之后，孔子是维护奴隶制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并成为官方学说。[57]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说：“时论之批孔者皆从孔子卫护奴隶制这一点出发，否认奴隶制即使时论失据。”[58]在那种除了政治没有学术或者说学术成为政治奴婢的时代，梁漱溟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不被批判，那才是奇怪的呢！
也许是梁漱溟迫切希望能尽快结束对他的批判，3月8日、11日，梁漱溟就先后发言，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未必有奴隶制这样的学术观点，“既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又且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其错误是严重的”。[59]但是，他同时又表示自己“不能随从批孔”。[60]结果可想而知。
随后半年多时间，小会大会，或以学习“批林批孔”为名，或从“批林批孔”入手，对梁漱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斗争。对于这些批判会，梁漱溟从不缺席，每次都在座静听。1974年9月23日，当其所在学习小组的召集人征问他对这些批判有何感想时，梁漱溟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61]
1974年6月25日，梁漱溟开始把他在2月发言中还没有说的那部分内容仍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为题整理为一篇论文。如果我们把梁漱溟的这篇文章与他的《中国——理性之国》一书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观念，在《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已经提到。所不同的是，这些观念，在《中国——理性之国》里面是用来解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而在这里则是为了评价孔子、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与价值。
5.3 人心与人生
1970年4月，在完成《中国——理性之国》一书之后，梁漱溟立即重理旧绪，专致于《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并于1975年7月完成。
《人心与人生》一书是梁漱溟在完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便有意要撰述的。从他在1926年写的《人心与人生》初版自序看，他写作此书的最初动机，是要为儒家的伦理学提供一种真正的心理学解释，并纠正自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里面，由于没有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滥以时下流行的盛谈本能的心理学为依据来解释孔子所造成的错误。当时，梁漱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或者说他的伦理学，都是从他对于人类心理的一种看法而建树起来。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是些伦理学上的话，这是很明显的。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而所有他说的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据着那个而说，这是一定的。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无头无脑地讲空话。”[62]当时梁漱溟就认识到，凡是与人生有关的学问，尤其是涉及伦理道德方面的学问，都是以对人、对人的心理的认识为基础的。
半个世纪之后，梁漱溟的这个观念似乎并没有发生改变。这时的梁漱溟依然认为：“心理学是最重要无比的一种学问，凡百学术统在其后。”[63]他之写作《人心与人生》，目的之一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心理学，以帮助人类认识自己。
梁漱溟指出，要认识人，实际上就是要认识人心。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心而不在身。“说人，必于心见之；说心，必于人见之。人与心，心与人，总若离开不得。”[64]梁漱溟认为，若于此无所识取，要想对人有所认识，那是不可能的。
要认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认识人心。那么，什么是人心？什么是心？梁漱溟说道：“何谓心？心非一物也；其义则主宰之义也。主谓主动；宰谓宰制。对物而言，则曰宰制；从自体而言，则曰主动；其实一义也。”[65]
在对人心加以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直接借用了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篇文章中列举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三个概念来界定人心的内涵，并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对人心作了分析。
在讨论人心的主动性的时候，梁漱溟特别强调心与生命的联系。他认为，人类之有人心活动，与生物之有生命表现，两者之间虽有优劣的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应当说，心与生命同义；又不妨说，一切含生莫不有心”。[66]
因此，梁漱溟认为，要认识人心的主动性，必须先对生物的生命现象有所认识。梁漱溟根据他对生物的生命现象，例如新陈代谢的认识，认为，生命的本性就是主动、自动、能动。而主动、自动、能动，又是相通的，其相通之处，就在于“其动也，皆非有所受而然，却正是起头的一动”。[67]
心与生命同义，认识了生命的本性，实际上就是认识了人心的主动性。正因为这样，梁漱溟主张，“认识人心的主动性，宜先从其生命自发地（非有意地）有所创新来体认；然后再就人们自觉的主动精神——人们的意志来认取”。[68]
但是什么是生命自发地有所创新？对此梁漱溟借用文学艺术的创作来加以解释。他说，好的作品，一定是生命主动性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可以刻意追求的，更是难以究问其所以然的。如：“诗人巧得妙句，画家有神来之笔，不唯旁人所不测，他自己亦不能说其所以然。若究问其致此之由，一切可说的都是外缘，都是凑成乎此的条件，而不是能用这些外缘条件的主体——生命本身。生命是自动的，能动的，是主动的，更无使之动者，凭空而来，前无所受。这里不容加问，无可再说。问也，说也，都是错误。”[69]
而所谓人们自觉的主动精神，并不是别的，就是人们意识中的刚强志气。对此，梁漱溟以人的坚毅与豪迈精神作了说明。
从梁漱溟的分析看，在人心的主动性方面，他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人心如同生命本性，是自动的，是能动的；一是人的意志自由。
但是，人心的主动性是有赖于灵活性的。什么是灵活性？梁漱溟认为，像不循守常规而巧妙地解决问题；像在一时一时形势变幻中，而能随时应付，总不落于被动；如出奇制胜；如闪避开突如其来的袭击等等都是灵活性。总之灵活性，“就是生命不受制于物而恒制胜乎物的表现”。[70]
梁漱溟认为，灵活性与生命机体的分工与整合有密切关系。“灵活性就出在这繁复发展的分合之上。”[71]为了证实这一点，梁漱溟从这几个方面作了分析：第一，灵活性即寓于活动力而随之以见者，活动力愈大，即愈超越不灵活以进于灵活；第二，整体的灵活性实以其分子成员之趋于机械化换得来的；第三，人心的灵活性以主动性内抑制为前提。[72]
在讨论灵活性的时候，梁漱溟提到了身心关系问题。梁漱溟认为：“人心要缘人身乃可得见，是必然的；但从人身上得有人心充分表见出来，却只是可能而非必然。”[73]从这个角度看灵活性，我们就会看出，生命机体的分工整合，只是为灵活性开出机会，提供可能而已。
梁漱溟还注意到，生命机体的进化，也有可能会限制灵活。他说道：“在机体构造上愈为高度灵活作预备，其表见灵活也，固然愈有可能达于高度；然其卒落于不够灵活的分数，在事实上乃且愈多。”[74]身为心得以显露的条件，但是心也可能被身所蔽；生命机体的分工整合，可能导致更灵活，但也可能限制灵活。因此，灵活性是有待争取的，人心不是现成可以坐享的。
但是灵活又是不可求的。灵活是生命的流露与表现。生命的本性是主动。因此，梁漱溟说道：“灵活性复有赖于主动性。”[75]
人心还有一个方面，这就是计划性。什么是计划？“计划是人们在其行事之前，却不即行动，而就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中那些对象事物，先从观念上设为运用措置一番或多番，以较量其宜如何行动，假定出一方案或蓝图之谓也。”[76]与灵活的不可前定不同，计划性正好是要前定的。
计划之拟订离不开知识，而知识的获得则在于意识的创造，理智的作用。因而，人心之有计划性，实际上反映的是人有理智，人有意识。从梁漱溟的论述看，他似乎认为，在人心的三种内涵中，只有计划性是指向人心特征的，而主动性、灵活性则表明人心与宇宙生命的联系：
试看动物园豢养百鸟百兽，大都活捉得来。此皆猎人准据其对于一鸟一兽之知识而以计划取之者。假非人心有计划性，而徒恃主动性、灵活性以相较量，则鸟飞兽走其敏捷灵活固人所不及，人又将何从达成其意图？一些高等动物，论其机体构造直逼近于人类矣，其所以卒不如人者岂有他哉，只在进化途程中其心智活动未得造于此计划性之一境耳。夫自然界原为人类之所从出也，然人类今日竟能以改造自然，操纵乎一切，俨若跃居主人地位者，岂有他哉，亦唯人心具有此计划性之故耳。[77]
人之优胜于动物，人之能够改造自然，主要在于人心之具有计划性。
既然如此，我们能否以人心之计划性为人心的基本特征？梁漱溟认为，以计划性为人心之基本特征，未尝不可。但是，梁漱溟强调：
论人心之基本特征，若以计划性当之，略亦同于以意识、或以理智当之，其词意似尚不如后二者之简单扼要，通俗易晓。如此等等，皆非我之所取。[78]
梁漱溟认为，人心的基本特征在自觉。自觉是随在人心任何一点活动中莫不同时而有的。不过，其或明强，或暗弱，或隐没，或显出，是极不固定的。
对于自觉，梁漱溟有过这样的描述：“儒书有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此中第五个知字正指其自觉昭明而言。人有感觉、知觉皆对其境遇（兼括机体内在境遇）所起之觉识作用，而此自觉则蕴乎自心而已，非以对外也。它极其单纯，通常除内心微微有觉而外，无其他作用。然而人心任何对外活动却无不有所资借于此。佛家唯识学于能见之‘见分’、所见之‘相分’而外，更有‘自证分’以至‘证自证分’之说；审其所指，要即在此中深微处。质言之，这里所谈自觉为吾人所可得亲切体认者；彼之所云自证分，殊非吾人体认所及，只能理会而承认之，一粗一细，不尽相当，推断此自觉应是根于彼自证分而有者。”[79]
由此看来，自觉就是独知，自知，不自欺。自觉蕴于自心，非以对外。
但是，人心任何对外活动却又无不有所资藉于此（自觉）。梁漱溟认为“内有自觉之心一切对外活动——自感觉、知觉以至思维、判断——概属意识”。
一般而言，无意识即同于不自觉。自觉与意识并没什么区别。但是严格言之，自觉（Awareness）与意识（Consciousness）又是有区别的：
所以当我们说自觉——就其蕴于内的一面说时——须得从严；当我们说意识——就其对外一面说时——无妨从宽；虽则自觉和意识原来应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80]
自觉与意识，有内外、严宽之别。
梁漱溟认为，人类的一切成就，表面上看来，都是意识之功，但从根本上说，实际上都是自觉之力。比如，知识学问之得以确立，就在于人能不顾及利害得失，而以是为是，以非为非，就在于人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昭昭乎存于自觉之中，只须坦直不自欺便得。”[81]这是非之心，在梁漱溟那里实际上就是理性。
在《人心与人生》里面，梁漱溟是想把理智与理性都涵括在自觉里面。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这样，梁漱溟也就揭示了人类主体性的两个侧面：一方面它是认知主体，另一方面它是道德主体。……对自觉的讨论，使梁漱溟早年开始具有的反理智主义倾向至此消融殆尽”。[82]但是，在对自觉的讨论中，我们仍可以强烈地感觉出，梁漱溟始终把重点放在道德主体的揭示上。
尽心知性知天。梁漱溟在他的《人心与人生》里面，企图通过对人心的认识，来说明人生与人性，并由人心归到宇宙本体，建构他的心学体系。
随着《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完成，梁漱溟的学术生涯基本结束了。但是，梁漱溟的生命还在延续。
注释：
[1]《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见《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卷，第443页。
[2]《中国建国之路》，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20页。
[3]《中国建国之路》，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36页。
[4]《中国建国之路》，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38页。
[5]同上注。
[6]《中国建国之路》，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51页。
[7]同上注，第369—370页。
[8]同上注，第370页。
[9]《中国建国之路》，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84页。
[10]《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57页。
[11]《敬答赐教的几位先生》，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77—889页。
[12]《何思源先生文内讲到我的话不合事实》，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49页。
[13]《我的努力与反省》，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52页。
[14]同上注。
[15]《我的努力与反省》，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014页。
[16]《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48页。
[17]《略记9月9日至18日的一段经过》，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15页。
[18]参阅《1953年9月11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3—6页。
[19]《1953年9月11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5—6页。
[20]《略记9月9日至18日的一段经过》，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16—17页。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又见《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104—106页）；但在毛泽东的文章中未见有“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的说法。
[2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
[22]《列席人民政府会议的发言草稿》，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6—7页。
[23]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7—108页。
[24]对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梁漱溟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一是有些内容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不知是怎么加进去的；二是本来是毛主席的许多插话，不是在一天讲的，现在串起来变成一篇完整的讲话和文章了。”至于这篇文章内容的是非曲直，梁漱溟认为不必多说。（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95页。）
[25]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35—136页。
[26]同上注，第136—137页。
[27]《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向党交心的发言》，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1页。
[28]同上注，第42页。
[29]转引自《鹅湖月刊》，1988年第12期，台北。
[30]《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一、二辑，三联书店，1955年、1956年版。
[31]《准备向潘梓年先生谈的话》，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24页。
[32]《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向党交心的发言》，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35页。
[33]《1956年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28—29页。
[34]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50页。
[35]同上注，第152页。
[36]《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20页。
[37]《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20页。
[38]《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30页。
[39]同上注，第432页。
[40]同上注，第439页。
[41]《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42页。
[42]同上注，第461—505页。
[43]《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07页。
[44]《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跋记，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20页。
[45]《在政协四届一次全体会议第31小组上的发言》，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125—129页。
[46]《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29页。
[47]《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48页。
[48]同上注，第249页。
[49]《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56页。
[50]同上注，第284页。
[51]《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315页
[52]同上注，第318页。
[53]《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323页。
[54]同上注，第308页。
[55]同上注，第363—364页。
[56]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246—270页。
[57]参阅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儒学在现代中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334页。
[58]《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317页。
[59]《批林批孔中的发言》、《我的声明》，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244—245页。
[60]《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318页。
[61]同上注。
[62]《人心与人生》初版自序，见《漱溟卅后文录》，第114页。
[63]《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64]《人心与人生》，第2页。
[65]同上注，第16页。
[66]同上注，第18页。
[67]同上注，第20页。
[68]同上注，第21页。
[69]《人心与人生》，第21—22页。
[70]同上注，第25页。
[71]同上注，第27页。
[72]同上注，第27—30页。
[73]同上注，第31页。
[74]同上注，第32页。
[75]《人心与人生》，第33页。
[76]同上注，第35页。
[77]同上注，第36—37页。
[78]《人心与人生》，第39页。
[79]同上注，第56页。
[80]同上注，第58页。
[81]《人心与人生》，第59页。
[82]王宗昱：《梁漱溟》，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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