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日本并不小

    “日本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他们的人和我们长得一样吗？听说日本人也是吃饭喝水的动物，这是真的吗？”看到这个问题，你会说这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低级啊，但请先忍住你马上要喷出来的狂笑，因为我们全都是这个提问者。

    对于日本的认识，中国人绝大多数只能说是皮毛级的，没有几个真正了解日本。可以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日本，然而日本却一直都了解我们！

    中国人总是或出于愤怒或出于蔑视，称呼日本为小日本。这种叫法时间长了，公众潜意识里就觉得日本真的很小，但实际上，日本的面积有38万平方公里，从亚洲范围来看，日本可不是一个小国。如果放在世界范围里，日本的面积大约相当于英国和意大利的总和，或者相当于中国四川省的面积（四川之大，放在欧洲就是一个国家的面积）。这还只是计算了陆上面积，并没有统计海洋面积。如果将其海洋领土统计进来，日本面积差不多有100多万平方公里。所以单从面积上来说，日本并不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在全世界甚至都算得上一个中等面积的国家，以后再叫小日本时可得悠着点了。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就在中国东面的大海上，日本本土的最南端距离中国的山东省最近距离不过500多公里。由于四面环海，日本的海岸线长达33889公里，从发展海运的角度来说，这是它的一个。

    天然优势。西部面对中国的一侧地形过于崎岖陡峭，所以基本没什么像样的港口。因为河流大多从东面流入大海，形成许多入海口，所以东部有很多的天然良港。日本海附近是多种海流交汇的地方，那里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为古代的日本人提供了天然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所以日本人的菜谱是以鱼类食物为主的，海产品在居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世界地图上，日本的位置处于世界上最适合人类生存的温带地区，同时又四周环海，属于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如果将地球上温带地区都汇总起来，去除海拔太高的地方，再去除荒芜的沙漠地区，剩下的条件不错的地区其实还真不多了，所以日本的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算是不错的。

    日本的纬度和英国差不多，又都是岛国，都属于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这种气候最大的特点就是受海洋影响大，一年四季温差不大。不过北海道地区算是日本的特例吧，那里的冬天冷起来和哈尔滨大有一拼。

    说说日本的山。跟中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和丘陵占国土总面积的7 1％，这点倒是跟中国有相似之处。不过日本的环境保护做得不错，众多的山地没有成为国家的负担，反而成为了国家的宝贵资源，国土森林覆盖率高达67％，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特别适合人类居住。

    日本的国土被连绵的山系恰好分为两部分，一边面临太平洋，一边面临日本海。

    在这条山系之中，有很多风景秀美的山峰，适合旅游观光。最著名的就是无人不知的富士山了。富士山海拔达到3776米，是日本第一高峰。山顶终年积雪，有温泉、瀑布，北有富士五湖。富士山的美景现在俨然已经成为日本的一个文化符号，被日本人称之为“圣岳”。日本人的年历挂历上无一例外都印有富士山的图案，日本的航空公司也大多选择带有富士山形象的图标，不过上帝总爱和人类开玩笑，这样的一座名山却是一座活火山，经常会向外喷气，距今300年的时候还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喷发。

    再说日本的平原。古代的日本人赖以生存的就是屈指可数的那几块平原，像什么关东平原、石狩平原、越后平原、浓尾平原、十胜平原等。这些平原大多是河流冲刷形成的冲积平原，面积狭小，可耕地相当有限。比起中国的成都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东北平原来那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人任何叫得出名来的一块最小的平原，也比日本最大的平原要大上几倍。但绝大部分日本人如今还是住在这些平原上，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

    日本的河流大多发源于中部山地，向东西两侧流入太平洋和日本海。由于日本东西狭窄，加之山势陡峭，河流多短而急促。在梅雨和台风季节，水量增大，容易形成洪水。

    为此，日本修筑了大量的堤防和水库，用于防洪。河水广泛用于生活用水、农业和工业用水、水力发电。日本的平原多为冲积平原，规模较小。但人口密度相当高，达到了3054人／平方公里，远远高于中国的人口密度。

    从板块构造学说的观点，日本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消亡边界，为西太平洋岛弧一海岸山脉一海沟组合的一部分，正好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全球有十分之一的火山位在日本，在全国都时常会发生火山活动。全国有200多座火山，其中50多座是活火山，为世界上有名的地震区。严重的地震则每一个世纪都会发生几次；近年发生的阪神大地震、新舄县中越地震都是芮氏地震规模6级以上的强震，受到世界各国关注。

    火山活动频繁，也给当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麻烦。不过在火山分布地区，景色优美，温泉资源丰富，同时也成为著名的观光疗养胜地。

    从普通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日本似乎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地小民弱，资源贫乏，灾害不断”，日本各个方面都是学习中国的，离开了中国似乎日本就没办法生存了。

    这样的印象大半来自于我们对日本研究的以讹传讹。其实仅从地理条件来看，日本既非通常认为的“小国”，其自然资源也并不是一无所有。比如日本的渔业资源就非常丰富，科学家曾经断言，地球上的资源总有耗尽的一天，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的资源，人类的未来在海里。而中国因为海岸线没有日本长，拥有的海洋资源也就不那么丰富。

    日本在某些特有的矿产资源方面储量是很丰富的，但日本从工业立国一开始就意识到，日本的资源是有限的，决不能以牺牲日本仅有的一点资源为代价来发展国民经济。

    日本在发展经济之初，就同时在储备各种战略性资源，至今日本已是石油和有色金属矿产储备第一大国。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从海外购买的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一部分用来制造工业产品，一部分作为国家资源永久地埋在了近海的地下，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世界资源一旦耗尽，日本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可以继续享用的遗产。这份心计，这样的眼光，不得不让人佩服。

    2．徐福的子孙——日本民族的由来

    考古研究发现，在数十万年前来自中国东北的原始人类进入朝鲜半岛上居住，一些又迁徙到日本。考古学和人类学观点认为日本民族是主要由古代中国汉族、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中国南方沿海人和少量的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少量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以及中南半岛的印支人融合而来，逐渐迁移到日本融合衍变而来。从1996年开始中日两国考古学、人类学和医学专家联合组成的中日人骨共同调查团多次证实了以上的结论。

    中国的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战国时秦国灭燕国、齐国和越国时，大量燕国人、齐国人和越国人逃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大量中国人移居朝鲜半岛，这以后直到清朝时，每当中国北方出现战乱和灾害，也陆续有中国人向朝鲜半岛迁徙，后来又从这里向东向南到了日本。还有一条移民路线是从中国东部直接跨海到日本。这恐怕是目前最科学、最权威的日本民族由来的解释了。

    不过，关于日本民族的由来，在中国和日本民间有一个流传比较广的传说。据说秦始皇时期，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派遣徐福带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东渡，后来寻药不成，就留在了日本，成为了日本人的祖先。那么这个徐福又是何许人也？据考证，徐福是中国兵家泰斗鬼谷子先生的徒弟，他出山的时候，正是秦始皇登基前后。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东巡，登泰山勒石颂德。然后从泰山南下直到琅琊台，在此逗留了3个月。

    在此期间，秦始皇曾几次看到海州湾内出现海市蜃楼的景象，当时科学技术当然不像今天这么发达。这么奇幻的景象，在当时是无法解释得通的，秦始皇认定这一定是仙人显灵，于是动了派人寻访仙人求长生不老药的念头。而此时徐福正在秦始皇身边任职，主管天文气象、炼丹一类的工作。得知皇帝的想法后，徐福便毛遂自荐，要求给自己派童男童女去寻访仙人，并求长生不死之药。不过第一次东渡是很失败的，也不知道徐福是真去找了，还是把那些钱自己花掉了，总之是一无所获。

    9年以后，秦始皇再次东巡，又找来徐福问计。徐福怕秦始皇怪罪，便辩称海中有一条大鲛鱼十分厉害，船只难以靠近仙山取药。应该派一些射箭技术一流高手一同前去，射杀了鲛鱼，才能上岸求药。

    泰始皇听信了他的话，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武士、射手500多人（也有说童男童女各500人的），船上装带了各种粮食器皿和淡水等，入海去仙山求药。

    徐福这次东渡还是没有获得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却在日本的熊野浦登陆后发现了日本的九洲。深知秦始皇为人的徐福知道，长生不死之药没找到，返回国土一定难逃一死，于是决定从此长居于此，不再复返。

    有一个细节十分蹊跷，就是徐福的船上不仅有这些日用设施，还带上了当时大陆上的五谷种子。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呢？按说他们只是去海里转一圈，充其量转个三两月，撑死一年半载的，怎么还需要带这些东西呢？就算你时间再长，船上也不可能种植庄稼啊。如果传闻属实，只能说明一点：徐福这次出门压根就没打算回来。

    新宫城位于日本的和歌山县，传说中徐福登岸的地方就在这里。

    在这片美丽的海岸上，立着一座红色的神社，周围平静而安宁，他的附近就有一块徐福墓碑。这是一块用中文刻写的石碑，记录着徐福如何到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以及为什么在日本定居下来的故事。墓碑立于1834年，碑上“徐福之墓碑’’5个字出自一位高丽书法家的手笔，上面的诗歌则是一位日本汉学家写的。

    一位台湾作者卫挺生1970年写过一本书，名为《徐福与日本》，此书最大胆的地方就是他声称日本的第一个皇帝实际上就是徐福。因为他发现徐福登岸的地点，恰恰和日本传说中的人物神武天皇登岸的地点相吻合。

    在这本书中提到，从生活在天照大神时代重要的日本皇族墓穴中，人们发现一枚秦朝的铜镜和一把巨大的秦人用的战刀。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日本史学界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但卫挺生坚持认为，2000年前徐福到达日本时，日本尚处在石器时代，还无法制造这样的东西。如果不是徐福的到来，日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明显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的精良器械。这本书断言，事实证明徐福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神武天皇。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钣野教授也认为，是徐福带来了当时中国人知识和智慧之大成，其中也包括道教。他认为，徐福才是日本神道教的真正创始人。

    战国时期，齐国严格信守宗教，每个去道观的人都得先进行斋戒，那里有专门的房间供人们斋戒，净化灵魂。而今天的日本神社中还都保留着这样的房间，供参拜者斋戒，这样的房间被称为“齐室”，“齐”应该就是徐福的家乡齐国。钣野的研究还得出许多出人意料的结论。他说徐福和他留在日本的随员繁衍了成千上万的后世子孙，只要是茶褐色眼珠的日本人，就肯定是齐部落（即徐福所属的部落）的后裔。这些日本人中许多人都姓斋藤，汉语中的意思就是齐。

    他说孔子和老子都与齐有渊源。徐福随员的后裔有不同的姓氏，他们中的许多人姓秦，这是秦王朝的国名。在山口郡，1300年前曾建立过一个秦王国。隋朝皇帝派遣的使节从日本回来后告诉他，山口郡的人与他们有同样的面孔、风俗和生活方式，就像是从中国去的，他们很可能都是徐福使节的后裔。

    不管卫挺生和钣野的论断是不是科学，徐福对日本的贡献却是有着大量实实在在的记载的。徐福等人在九洲岛登陆后，开始定居下来，并向日本土著民族传播农耕知识和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还教给日本人民医疗技术等秦朝先进文化，促进了社会发展，深受日本人民敬重，日本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医药神”。和歌山县、佐贺县、广岛县、爱知县、秋田县、富士山地区都有徐福活动的遗迹。

    佐贺、新宫等地神社都把徐福作为神来大会奉祀，每年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

    为了弘扬徐福精神，中国和日本都成立了全国徐福会，中国的连云港、龙口、胶南、沧州、苏州、慈溪和日本的新宫、佐贺、大阪、富士吉田、鹿儿岛、东京等地也都成立了徐福会。徐福研究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得到重视，也彰显了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渊源是很深的。我们常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实际上中日关系在明治维新之前比“友好邻邦”还要密切得多，虽然中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倭患”，但瑕不掩瑜，中日关系的主流还是非常良好的。周总理就说过：“中日两国友好了2000年，敌对了100年。”

    假如徐福真的就是日本人的祖先，那我们和日本人岂不是一家人吗？难说！

    3．亦真亦幻的天皇传说

    在各种抗日题材的电影中，我们动不动就看到日本士兵高呼“为天皇尽忠”，然后呼啦一下切开自己的肚皮。感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他应该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大权独揽，拥有绝对权威。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在日本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包括今天），天皇并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是作为国家象征而存在的。

    大约在中国的秦朝时期，日本首领叫做“王”或“君”，当时日本既没有统一，更没有天皇的称号。大家都是各个地方的小诸侯、小贵族，只管理自己的一方百姓。

    公元592年至1192年，是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确立和发展时期。也就是在这600多年间，日本的天皇才真正具有了统治之下的最高权力。天皇对日本国民具有生杀大权，对其他诸侯大名也拥有绝对的领导权。

    那时候正是中国的唐朝时期，天皇政府努力学习唐朝的一切制度，建立起具有日本特色的律令制度，对内实行中央集权，天皇的权力到达历代以来的顶点。但这个时期也仅仅是日本天皇千年来唯一具有真正权力的时期。后期，天皇不再亲自执政。掌权的是太子，叫做摄政，如果是外戚控制朝廷就被称为院政。

    那么天皇的叫法是怎么来的呢？据说第一个倡议使用“天皇”称号的是7世纪的圣德太子，也就是积极派“遣唐使”出访中国的那位。

    圣德太子在推古女天皇二年即开始摄政，摄政时间长达30年之久。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曾派遣使者与中国的隋朝往来通好，在国书上圣德太子写了这么一句话“东天皇敬白西天皇”，从此以后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开始称呼他们的领袖为“天皇”。其实这个来历多少有些文不对题的意思。按古文的念法，这句话的原意不是“东边的天皇”和“西边的天皇”，东天和西天应该连在一起读，是一个双声词，意思是东边的皇帝和西边的皇帝。表示皇帝称呼的只有那个“皇”字，而没有“天’？什么事。但也许日本人当时的汉文水平也就这样吧，中国人也没太当真，隋炀帝给圣德太子回的国书里面就开始直接称呼对方为“天皇”，就这么着，你也叫我也叫，天皇就这么给叫出来了。

    公元645年，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革新派发动政变，进行大化革新，标志着日本古代天皇制的正式确立。天皇采用中国唐朝的政治思想，主张君权神授，天命归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同时通过颁布各种法律打击原先的大贵族，迫使他们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到10世纪左右，政权被皇室的外戚藤原氏垄断，皇权从此开始旁落，此后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前，天皇的权力逐渐过渡到幕府将军手中。1192年，源赖朝获得朝廷任命的征夷大将军称号，首创幕府，史称“镰仓幕府”；1333年，在后醍醐天皇的默许与暗中支持下，宫廷贵族推翻了镰仓幕府，天皇将年号改为建武，历史上称为“建武中兴”；3年后，足利尊氏发动兵变，击败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占领首都京都，后醍醐天皇被迫逃亡吉野，足利尊氏开创了室町幕府。从此日本出现了幕府与天皇两个朝廷对峙的局面，史称日本的“南北朝时代”。1392年南北两个朝廷进行谈判，由于天皇的实力不足以与足利氏抗衡，最终由室町幕府统一了全国。

    在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代，天皇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日益虚弱，但在形式上仍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国家政令最后都需通过天皇发布政令实施，不过只是一个类似傀儡的摆设。真正发号施令的是幕府将军。此时日本天皇住在京都，不仅毫无实权，而且生活艰苦。

    一位现代学者曾指出：“天皇实在是一个贫弱的小大名。”明朝时期中国政府与日本往来时，直接打交道的都是日本的幕府将军，而不是什么天皇陛下。

    1 467年爆发应仁之乱，此后至1 568年出现一个长达百年的群雄割据时期，这就是日本的战国时代。跟中国一样，各个小诸侯国明争暗斗，战乱不息，老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爆发了“国人暴动”。

    战国时代天皇被排斥在政治之外，但各诸侯认为天皇是统一日本的君主的子孙，而且尊敬天皇并拥戴天皇以利自己统一天下。在战国纷争中，德川家康最终笑到了最后，他打败了各路诸侯，统一全日本，在江户建立起德川政权，战国时代终于结束，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日本全国。

    在战国时代，天皇还多少拥有一些皇室的尊严，各路诸侯推天皇为共主，类似中国的西周时期，周天子名义上拥有天下，诸侯国还有进贡。

    到了德川幕府时期，幕府公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详细限制了天皇和公卿贵族的权力和行动。《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明确规定，天皇“以学问为第一”，无须过问国事，凡官员任命、天皇的出巡等均须征得幕府的允准。唯一保留天皇权力的只有第八条“天皇有权按本朝先规决定年号”，天皇的权力被极大地弱化并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也就是说，天皇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只有决定年号的权力，其他权力被完全剥夺，什么事都不能做。天皇成了彻头彻尾的傀儡。

    不过，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上万事万物，有利必有弊，反过来说有弊也就必有利。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皇失去权力上千年，但如今的日本，幕府早己远去，只有天皇这一最古老的政权形式得以保留下来。那么天皇的大权旁落的“利”又体现在哪里昵？

    其实天皇的大权旁落未必就不是好事，天皇不掌权，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政治纠纷，在残酷的政治争斗中能够处之泰然，不会威胁到任何一个争夺权力的贵族。对有实力的诸侯大名没有形成实质上的威胁，也就没有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天皇体制能一直保留下来。

    不像中国的皇帝，一旦被有实力的诸侯掌握实权，往往面临的结果就是皇权被彻底废弃，皇帝本人终难逃一死。

    另外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错，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被神化为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近乎宗教信仰。相反，实际控制权力的大名和将军幕府却往往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最终针对对象，明治维新前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就是这样被人民的力量赶下台的，但天皇从来没有成为过日本人泄愤的对象。于是久而久之，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甚至不惜献出生命。所以日本天皇一脉相传，万世一系，一直到今天，天皇也没有过被推翻下台的历史。

    按日本官方的说法，当今的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万世一系”的第125代天皇。也就是说今天的明仁天皇已经是第一位天皇的第125代后代了，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也说明了在中国要想将皇帝的宝座世袭传承下来多么的不容易。中国经过了多少个朝代，想必有初中学历的人都会一目了然，但日本从古至今却只有一个朝代，那就是大和天皇。

    曾经权倾一时的中国皇帝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从来就大权旁落的天皇却至今还稳如泰山，权力究竟是福还是祸？不由想起一句中国古话，颇有哲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4．大化改新，日本有了民族魂

    今天的日本经济排名世界第二，拥有超强的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向日本学习。但其实在历史上，日本曾经做了上千年的学生，而它唯一的老师就是中国。

    日本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基本都处于未开化状态，奴隶社会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即使在天皇执政时期，也没有什么变化。奴隶制使日本长期处在原始落后的状态，生产力极端低下，屈指可数的耕地更是日本农业经济的致命威胁。不过日本又是幸运的，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邻居中国，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国，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强国，比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要重要得多。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较早摆脱奴隶制的束缚，进入了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封建文化繁荣发达，至隋唐时期，封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反观世界各国，欧洲还处于宗教压迫的黑暗时代，亚洲其他国家都还处于奴隶社会的中后期阶段，而中国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正是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和先进，日本决定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模式，大规模的中日交流由此拉开了序幕。

    不过就在此时，日本国内发生了很大的政局动荡。公元593年，圣德太子实行推古朝改革，削弱了贵族奴隶主的实力。圣德太子死后，外戚苏我虾夷和苏我入鹿父子悍然杀死圣德太子的儿子另立天皇，同时举大军四处征伐，流血漂橹，尸横遍野，老百姓纷纷起来反抗苏我氏的暴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的生产方式经过了长期的演变，在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封建经济的萌芽。部分奴隶主贵族渐渐向封建地主过渡，将自己的土地租给老百姓耕种，自己只收取地租。新的封建生产方式客观上要求打破旧的部民制，同时在640年，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留学30多年的高向玄理和南渊请安回国，他们带回隋唐的封建统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并传授给皇室贵族，为日本的封建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645年，要求革新的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发动自上而下的政变，他们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节时，于朝中杀死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翌日自杀。政变后，皇极天皇宣布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以中大兄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僧曼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建元“大化”，迁都难波（今天的大阪）。

    新政府大量参照了唐代的各种法律条文，以唐朝的政府模式为蓝本，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主要内容有：

    首先废止私有土地、部民，所有土地和人民都成为国家和朝廷的公地和公民，贵族和地主的田庄和所属的农民全部收归国有，但保留朝廷的手工业部民。至少从形式上，日本完成了封建化中的重要一环：解放农民的人身自由。

    其次是确定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和组织，中央分京师和畿内，地方分国、郡、里三级机构，国的管理者为国司、郡的管理者叫郡司、里的管理者叫里长。所有官吏都由国家任免，世袭制被明令废除。

    再次是仿照唐朝，实行班田收授法。首先编制户籍，然后按照户籍统一授给人民土地，在授田的同时规定农民应负租赋的数额。农民获得了田地，可以自行耕种，但要向朝廷缴纳各种税负，农民承担的主要就是三样：租、庸、调。租就是土地租金，庸就是布匹丝绸，调是劳役，也就是为国家义务出劳动力。

    大化改新是一次社会政治变革，通过班田收授法，将奴隶主私有的土地和部民全都收归国有。国家再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只收取租庸调这三样税负，农民成了国家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某个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从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大化改新使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天皇成为最高的土地所有者。贵族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从朝廷获得一部分土地，自身也可以成为政府雇佣的官吏，但职务不能世袭，人死账消，下一代就会成为平民，因此原有的贵族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一部分旧式的奴隶主贵族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开始进行各种反抗。天皇与奴隶主之间的这种斗争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最后是天皇集团取得胜利，大化改新得以完成。大化改新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些园地和宅地，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的独立性，不再依附于奴隶主，他们对生产的兴趣有了空前的提高，日本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大化改新以后，日本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

    通过大化改新，日本真正走上了近代国家发展之路。奴隶主阶层被彻底打倒，地主庄园主阶层开始形成，农民也基本摆脱了人身束缚，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但日本社会和中国一样，终究逃不脱封建经济的社会规律。那就是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不讨论政治因素，仅从经济角度来说，农民总有经营不善的，贵族总有各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土地。经营不善的农民被迫出卖土地给贵族，然后再被迫租种贵族的土地。贵族的土地不断增加，封建庄园迅速发展起来。庄园主为维持其统治地位而畜养武士，逐渐形成赫赫有名的日本武士集团。武士集团在后来对日本的政局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化改新使日本开始具备封建国家的雏形，也逐步形成了后来影响日本政局的各个阶层——国王、封建庄园主、武士、自由农民。可以说，大化改新前，日本是处在蒙昧未开化阶段，是一种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演进之路。改新后，日本依靠从中国的拿来主义形成了一整套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法律制度，下层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得到尊重和法律确认，封建经济发展起来，日本真正走上了国家化的发展之路，漫无目的地飘荡了千年的日本终于有了自己的魂魄，为一千多年后的明治维新打下了基础。

    5．明治维新，脱胎换骨新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一直是一个典型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在各个方面受中国的影响很大。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日本的古代文明实际上就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翻版，这种说法虽然并没有得到官方确认，但在学术界却是得到公认的，包括日本民间大部分也都承认日本早期只有一个偶像，那就是中国。

    由于日本开始认识中国时，当时中国的文化与经济与社会制度都要比当时的日本发达得多，所以才有大批的日本学生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最著名的就是唐朝时期的“遣唐使”。他们不光学习儒家与道家学说，还学习中国的工业与农业生产技术，这些学生回日本后，大都成为日本国内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带动了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在与中国的长期交流当中，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儒家思想中的“忠君”意识很适合日本本国的神道统治思想，但却比神道思想要完善得多。因此，儒家学说在日本长期占统治地位。但是到了幕府后期，日本发现西洋文明似乎更为优越，不过长达一千多年的尊中华思想不是那么容易磨灭的，日本人并没有直接向西倒。只是由于中国在满清政府统治的末期，遭遇了鸦片战争的惨败和以后列强的蹂躏，使得日本把中国视为“天朝大国”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动摇，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西学运动。

    不过，在西方文明中，平等与自由思想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这与日本的国家体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又开始了驱逐洋人的运动，使得日本与外界的交往一度中断。当时西方大国中唯有荷兰表面上是拥护日本的天皇制度的，结果荷兰就成了日本当时唯一与西方交流的渠道，在这个时期从西方获得的知识也被称为“兰学”，也就是关于荷兰的学问。当然，所谓的兰学并不仅仅只是荷兰一个国家的，它应该是当时西欧发达国家知识的总称。

    到了后来，日本政府意识到，不能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本身，还要结合自己的特点来建立一个适合于日本自身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于是政府派出了庞大的欧洲考察团，在经过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海外考察之后，日本最终确立了把德国的国家主义学说与日本本国的儒家与神道思想相结合成独特的国家制度，为日本在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同时期，中国晚清政府也曾经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考察团，远赴欧洲考察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最后带回中国的东西据说有很多，但真正实行的却寥寥无几，到今天为止唯一保留下来的成果就是西直门外的北京动物园。

    明治维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过也说明一点：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没有国内的主流力量来支持是决不可能自下而上来实现的。这就要追溯一下明治维新的推动力量了。

    前面说过，天皇在日本历史上曾长期扮演了一个象征的角色，绝大多数时期天皇都是有名无实的，并不掌握实权，统治日本的是幕府将军。在明治维新前一百多年，掌握日本政权的是江户幕府，江户幕府末期，幕府统治越来越腐败黑暗，财政也陷入了极端的困难境地，导致了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社会矛盾曰益尖锐，国家处在动荡的前夜。跟中国的情形差不多，日本也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安步当车地缓慢发展着，对国际局势缺乏足够的了解和重视，不知道“山中一甲子，世上已千年”。然而，世界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1853年，美国特使佩里准将率领铁甲战舰携美国总统的信件，强烈要求日本开放门户。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终于被叩开。

    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幕府统治开始风雨飘摇，1867年，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迫于各方压力，将大政奉还给新登基的孝明天皇之子睦仁，睦仁将当年定为明治元年。1868年1月3日，倒幕派在有“维新三杰”之称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的领导下发动了政变，迫使德川庆喜彻底交出政权，并由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是“明治维新”，从此日本开始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同年明治天皇将首都迁往江户，并改名为东京。

    明治维新开始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从德、法、英、美等国聘请学者、政治学家和其他领域的顾问，实行强化训练。天皇本人甚至也亲自参加听课，追随外部世界的步调。

    在具体措施方面，日本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口号，并以此为核心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在这三个口号中，文明开化处于最核心的地位，日本政府意识到，只有立足于本国的人才，才能最终取得发展与进步，但在本国人才还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要当好学生必须有好老师，在聘请外国教师上，日本政府是毫不犹豫的，有的外国教师的工资相当于当时日本内阁大臣工资的两三倍，其对于学习与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殖产兴业就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办现代化工厂，以机器生产代替落后的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使日本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飞跃，短短几十年就摆脱了落后的农业国家的形象，成为一个崭新的西方式工业化国家。

    有钱就要请保镖，这是富人必然的心态。日本社会富裕了，就必然开始发展军备。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不是说说而已的。日本人从自己和大清国的遭遇中认识到，没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光经济发展是没有用的。于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军备扩张。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终于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强国。

    成功发展的同时也促使日本对外态度的变化，德国的国家主义学说本来就带有一定程度的外向性，再加上日本国内越来越高涨的天皇中心思想，使得日本最终走上了对外进行武力扩张的道路。本来，日本在此之前与许多西方国家签订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条约，随着日本国力的日趋强大，条约的修改工作也在同时进行，到1894年日本与英国修改了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十余天之后，日本就发动了针对中国的甲午战争。

    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经济上确实是成功的，它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成为当时的发达国家。其博采各家之长为我所用的基本思路对于我们现在仍然有着借鉴作用。我们今天在高喊改革开放，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日本国策变化带来的巨大改变的影响，意识到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6．脱亚入欧，日本换了个新马甲

    日本是一个极善于模仿的民族，公元七八世纪，有感于中国的强大和富庶，日本曾无比虔诚地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了奈良；19世纪中叶，随着日本封闭的国门被美国人用炮舰打开，日本人首次接触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从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脱亚入欧”之路，同样也模仿西方各国城市特点建造了东京城。

    要说日本真正的开始强大起来，还真是从脱亚入欧以后开始的。

    第一个提出“脱亚入欧”口号的人叫做福泽谕吉，其理论核心就是倡导“全面西化”。福泽谕吉出身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多年来习惯了日本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加上自己的武士身份，使得他不用太辛苦劳作就可以得到比普通人更优越的生活，所以很长一段时期福泽谕吉都以坐井观天的心态在看待着日本社会。

    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他开始跟随日本驻外使节游历西洋。当福泽谕吉第一次走进美国的饭店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在上面走来走去。而绒毡在日本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只有那些极为富有的人才可能买到一小块，用来做钱包或一些用于炫耀的挂件，美国人的豪奢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们又到了巴黎，住在西方式的高大建筑里，旅馆内外汽灯倒挂，流光溢彩，舒适的天鹅绒地毯上，穿着光亮皮鞋的西方人毫不心疼地踩来踩去，餐桌上闪着银光的各种餐具，盘子里散发着诱人香气的龙虾和其他珍馐美味，一切都让福泽谕吉觉得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福泽谕吉还跟驻外使节一起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府、工厂、医院、银行、军队、监狱等，处处感受到西方社会的发达与先进，面对这一切，福泽谕吉“开始惊讶”、“接着迷恋"、“最终狂热”。

    他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同时将之与日本本国对比，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

    于是回国后的福泽谕吉开始奋笔疾书，向日本传播西方思想，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其核心观点称“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法处理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文中“邻国之开明”其实指的就是中国。因为日本历史几千年来都是奉中国为鼻祖和楷模，处处以中国为榜样和模仿对象。即便在明治维新时期也是如此，因为明治维新初期，也正是中国满清朝廷遭受外来侵略，力图变法图存的时期。所以日本人实际上是在等着中国政府为他们做出榜样来好跟着学习模仿的。可惜当时已经腐败透顶的满清政府不争气，折腾来折腾去啥也没弄出来，日本人感觉自己等不及了，所以才提出“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本才开始了真正的脱离亚洲既有的政治与文化圈，一心投向了西方的怀抱。

    “脱亚入欧”口号一经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为今后几百年发展繁荣的金科玉律，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朝野上下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政府派出了“欧美使节团”。这个代表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代表，包括了重臣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一大批政府重要官员在内，并且涵盖了明治政府几乎所有的核心部门。这个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试图修改幕府末期以来对外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研究“欧美诸洲开化最盛之国体，诸种法律、规则等实务”。

    1871年12月，岩仓使团离开横滨，一路历尽艰辛，于次年2月25日到达华盛顿。由于日、美双方在修改条约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岩仓使团在废约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只得悻悻然离开了美国，跨海到欧洲去试着碰碰运气。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使团又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国，但各国对于日本人提出的修约要求也一口回绝。

    岩仓使团的修约任务基本是失败的，但这次的出访却为日本带来更多的东西，并不亚于修约的重要性。在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使团参观了法院、监狱、学校、贸易公司、工厂、造船厂、钢铁厂；他们仔细观摩了造纸器械、毛织品、丝织品、银器、玻璃等；连煤矿、盐场以及古寺古城等也不漏过。他们每到一地，都看见当地设有大小工厂，黑烟冲天。这使他们认识到英国富强的原因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海外贸易。于是，大久保利通一回到国内，就以英国为范本，提出了《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

    岩仓使团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刚刚完成统一的德国。他们不仅参观了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以及兵营、大学、博物馆等，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日本最迫切需要的国家发展模式。他们不仅认同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同时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当然，俾斯麦的铁腕政策和强权理论也为日本今后的对外扩张埋下了伏笔。

    如同模仿唐朝长安建造奈良一样，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东京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完全仿照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建筑，清一色的西方式砖瓦结构的建筑，铺设有电车轨道的街道，街边接连不断的一排排路灯，将城市照耀得如同白天一样。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起来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日本经济体系。在日俄战争之后的十多年间，又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样日本在经济上终于完成了“脱亚入欧”，将同时期的亚洲诸国远远抛在了身后，也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自己的老师中国。一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胜国之一，第一次获得了与英法美等强国站在一起主持巴黎和会的平等待遇，在政治意义上完成了“脱亚入欧”。

    脱亚入欧国策的成功，得益于一大批具有先知先觉意识的日本上层阶级的努力。反观当时的中国，由于满清政府顽固守旧，坚决不肯放下自己的身段，至死也要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终于导致国内革命的爆发，中国陷入了近半个世纪的内战，错过了国家发展转型的黄金时期，终于在近代落伍了。

    7．大东亚共荣，“亚洲老大”的诱惑

    日本在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后，经济实力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而同时期的亚洲各国还都深陷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压迫和国内阶级斗争以及民主革命中，国力衰弱。就连在世界上强大了几千年的中国，也已是病体缠身，奄奄一息，失去了亚洲领袖的光彩。强大起来的日本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开始窥视领袖的身份。

    “大东亚共荣圈”一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提出的口号，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40年8月，是当时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提出来的，松冈洋右提出的这一词语的背景，是德国当时以闪电战席卷欧洲大陆，日本认为德国的胜利己不可避免，分割世界的时机来临，日本需要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甚嚣尘上，日本也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磨刀霍霍。

    其实，“大东亚共荣圈”最早提出来时仅仅是一个经济地理上的范畴，原始思想不过是在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局势下建立一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圈，用以排斥外来势力尤其是西方的势力。但在世界局势飞速发展、西方帝国主义思想越来越严重的情形下，这一思想很快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成为了一张不折不扣的政治牌。日本人开始提出的是“中满共荣圈”理论，那还是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但日本军国主义认为东北远远不能满足其扩张的野心和越来越大的胃口，于是又将目光瞄向了华北，所以又出现了“中日满共荣圈”的理论，泛称“东亚共荣圈”。再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认为石油利益是日本生存的根本保障，必须夺取东南亚，保卫自己的海上生命线。但东南亚并不属于东亚，于是“东亚共荣圈”又堂而皇之地发展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一个“大”字，将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

    也随之烟消云散。“大东亚共荣”，这是一个叫中国人有几分心痛的词语，更是一个历史耻辱的印记。

    世界飞速发展，未来的世界竞争主要将不再是战争等硬实力的竞争，而是软实力的竞争，是经济实力和文化的竞争。看看现在的报纸电视吧，美国和墨西哥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有东盟，欧洲有欧盟，南美有南美经济贸易圈，甚至非洲也搞起了非盟。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和地区热衷于搞地区联盟呢，那是因为现代经济环境下，单独的一个国家很难独立完成本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积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贸易优势，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都有自己比较擅长的方面，各个国家只有取长补短，充分发挥本国的优势，利用他国的优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内，各国的关税大幅度下降，除了少数民族工业和尖端科技产业外，绝大部分商品甚至可以实行零关税。零关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外国产品进入本国没有税收，所以价格是很便宜的，老百姓都能消费的起。同样，自己的产品进入对方国家待遇一样，也有利于本国产品的出口创汇。比如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做贸易，如果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他们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就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庞大的市场。也许用不了几年，中国人吃的水果就都是东南亚国家的了。中国一个市场足以养活这三个国家的农民。

    而中国制造的服装、鞋袜、电子产品、汽车等也能以极低的价格销售给他们。这对没有什么现代化工业的柬埔寨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市场上的电子产品通常都奇贵。买台电脑可能需要花费全家人一年的收入，这谁还买得起。所以信息化就推广不开、普及不起来。

    东亚经济的融合是需要，更是必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自由贸易协定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融合的大趋势。从现状看，中日韩三国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自由贸易伙伴。首先这三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就具有不可多得的互补性。中国人长于制造技术含量较低的各种生活用品，并为他国提供各种农产品；而日本人则善于制造机械电子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并且日本人还有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可资借鉴；韩国则拥有发达的造船技术和汽车技术，电子产品也比较具有优势。

    三个国家之间不具有太强的竞争性（中国能竞争的唯有汽车，但目前的制造水平还不能形成对日韩的实质威胁）。另外日韩有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而中国有人力成本优势，有巨大的市场优势。这几个原因都是促使三国形成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利好因素。另外别忘了，还有个资源丰富的蒙古亟待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必要将原来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做一个新时代背景下的全新解读。换个角度看问题，也许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天空。当然，民族心理这道坎是不容易迈过去的，毕竟这个词语给亚洲人曾经带来过如此沉痛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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