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团聚

    从1882年到1888年的七年间，是吉卜林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在驻印度的英国人中生活和工作，使他走上了写作这条道路，并使他形成了对事物的态度，为他提供了许多写作的素材。

    这位联合服务学院的知识分子，在英国受到的教育教会了他人道主义、大世界主义，但是后来他逐渐变得狭隘，推崇种族歧视和殖民扩张，这与他这段时间在印度的生活不无关系。不是说印度社会的观念落后、缺乏教养，而是在英国驻印度的军官之间，这些思想才是正统的、主旋律的。

    当然，驻印度的英国军官社会也有很多吸引吉卜林的特点，比如勤勉奋发、尽职尽责、临危决断，以及强烈的团队精神。最后一点可能是最吸引吉卜林的了。他的一生似乎都在寻求团体的支持，许多研究者认为这就是吉卜林性格的中心。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可能是他这七年在印度的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一个人被送到“孤寂之屋”造成的。

    1857年的密拉特事件以后，驻印度的英国军官更是非常团结。而印度社会自身也发生了很大改变，首先奴隶制度被废止了，妻子殉夫的习俗也被禁止了……

    到19世纪中叶，驻印度的英国人已经认为他们天生要比围绕在他们四周的任何种族来得优越。但是，任何在印度有地位的英国人，在英国本土却不为人知。在英国本土的英国人对统治印度的政府经常遭遇的问题一概不知，而且也没有兴趣。

    长此以往，驻印度的英国人在道德上和情感上都和祖国产生了裂痕，他们逐渐变成一个自觉意识很强、寻求内部认同的团体。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俗语、习惯，以及极强的集体责任感和荣誉感。吉卜林在这种社会里度过了他重要的七年——直到23岁，不可避免的，这个社会对他的一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使他的心智变得狭隘了。

    在孟买上岸的时候，吉卜林发现他很自然地说出了自己以为已经忘记了的印度语。吉卜林继续前往拉合尔，他的父母在那里已经住了七年。约翰在1875年被调到拉合尔担任博物馆的馆长，同时还负责按照孟买艺术学校的规模，在拉合尔成立一所艺术学校。

    按照驻印度的英国人严格的阶层划分来看，约翰的地位并不高，但他们夫妇却进入了较高层的社交圈子。约翰和艾丽斯两个人偶尔也给在拉合尔发行范围最广的报纸投稿。1876年，拉合尔总督委托约翰设计华丽的旗帜，供各独立王子们谒见女王时使用。因此，约翰的名字就被记录到帝国主义的殖民史里面去了。

    艾丽斯用笔名发表了一些诗，赢得了拉合尔这位爱好华丽装饰和文学的总督的赞誉。加上约翰在设计旗帜上的突出表现，他们得到了一定数目的奖金和一枚银质奖章。

    等吉卜林到拉合尔的时候，总督已经卸任，新来的总督并没有他的前任那么喜爱艺术和艺术界人士，因此约翰和艾丽斯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吉卜林一家人还是为团聚而大感快慰，尤其是第二年翠丝也回到了印度，一家人更是快乐无比，因此艾丽斯戏称“一家四口终于合在一起了”。

    一家四口快乐地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稳固的情感基地，使得吉卜林可以展开他的工作。吉卜林得到了他父母的鼓励和称赞，翠丝也偶尔写一些文章。约翰似乎比任何人都了解当地的艺术，他对所遇到的任何方面的事物都有极大的好奇心。儿子的文章，艾丽斯可以说每篇都读，时时加以赞扬，并偶尔加以修改。

    生活在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吉卜林当然很快乐，而且在18岁的时候就有正式工作，并像父亲那样拥有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仆人，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但是父母对他的管理也有些严格，约翰总是觉得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诱惑他的儿子，而吉卜林则感到一股窒息般的压迫。

    根据吉卜林的部分著作，我们可以推断，艾丽斯希望她的儿子永远不要长大。在他的故事里，母亲都不停地要插手她们儿子的爱情，直到最后按自己的想法发展时，才觉得松一口气。事实上，艾丽斯经常注意着吉卜林，甚至不让他随着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写文章。

    《军民报》

    吉卜林这一时期的写作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写到爱情时，总是喜欢用一种专栏作家的消遣和闲谈的语调；谈到性的时候，则以一个思想开通又热心的长辈的腔调来讨论。

    他在《军民报》的工作还算顺利，不过有一件让他觉得沮丧的事情，关于他的上司——《军民报》的编辑惠勒。惠勒可能因为吉卜林是靠关系进入报社的，所以对他的能力有所怀疑。何况，他最初想要一位有经验的记者，这使得惠勒更不满意吉卜林了。他不鼓励年轻的吉卜林做与报纸无关的事情，他可以忍受这个孩子积累经验的过程，但不能忍受他超出报业从业者的范畴。

    起初吉卜林对惠勒的态度颇为恼怒，但是在他的压力之下，吉卜林也很快适应了记者的工作，他似乎应该感激惠勒。为了表示这种感激，吉卜林牺牲了年轻人喜爱的一些东西。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吉卜林更加睿智，也更有自制力了，从年少轻狂到谦虚平和似乎是每个人必然要经历的一种过程。多年之后，吉卜林成为一位睿智长者的时候，他也像他的前辈一样更喜欢具有木讷品性的年轻人。

    吉卜林这一时期的小说描写得多是过于自信的年轻人被教导的故事，他对《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一样的年轻人抱有一种怜悯的心态。他的小说中有很多犀利、老到的语句，看起来好像是超过30岁的人写的。事实上，当吉卜林开始看着极为成熟，好像某方面的权威人士时，他还不到20岁。

    吉卜林很快学会了身为一个记者应该掌握的一切技能，但是他毕竟太年轻，有很多事情不能很好地处理，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灵承受社会上的批评。吉卜林在任期间，印度当局曾企图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印度法官有权审讯任何犯罪嫌疑人。这项法案刚一被提出就引起了驻印度英国军官的强烈抗议。有着民族优越感的人士当然认为白种人绝对不可以在任何场合中显得比棕色人种低下，甚至是平等也不行。他们发起了一项运动来威胁当局，并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项法案胎死腹中。不过，就长远的影响来看，这件事使得西方化的、支持英国的、接受英国教育的中产阶级印度人站在了英国的对立面上，而且他们还认识到他们或许可以适当地配合暴动来推翻一个专制政府。

    吉卜林身为一个普通的记者，自然不用为《军民报》的政治言论负责，但是他在单身俱乐部里却遭到了其他人的羞辱。《军民报》最初反对当局提出的法案，后来又开始支持其中的某些条款。俱乐部的某些会员就对吉卜林冷嘲热讽，虽然后来有人阻止了他们，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吉卜林没有怨恨俱乐部的会员，他只怨自己受雇于人，以及这些雇用他的人的决策并不能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吉卜林开始不相信报社的老板，尤其不相信他是那种能够为新闻理想奉献终生的人。

    吉卜林急于获得驻印度的英国人社会的认可和赞誉，欲速则不达，他又犯了一次更严重的错误。在1883年，吉卜林写了一篇含有讽刺意味的短评，对一位前辈的社会主义理想加以嘲笑和批判。吉卜林宣称这位前辈的理想是个“荒谬的想法”，他的诗也语意不明，条理不清。吉卜林以晚辈的身份，如此狂傲地批判前辈的作品和为人，这种行为我们不能加以赞扬，更何况这位前辈还与吉卜林家交好。不管怎么说，就算吉卜林不同意这位前辈的观点，他的年龄和成就也应该赢得尊敬才对。而吉卜林为了获得大众的赞誉，竟然不念旧情、不讲礼貌，这难免让后人对他有所诟病。

    这是吉卜林留下来的一个瑕疵，足以使他的声誉受损，他去世之后很久，人们也没有忘记这件事。

    吉卜林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作家的人格极为重要，是不可以出卖的，因此金钱和职位打动不了他的心，更无法使他写出他认为不对的东西。成熟后的吉卜林也一直谨慎地避免和任何政党或政府有正式的关系。但是年轻时候的他还不能够完全坚守自己的内心，不被外界环境所影响。他不愿出卖的东西，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出卖过了。为了获得比他年长的人的尊敬，他的行为变得和大多数文化太保一样。吉卜林那时候似乎没有看出驻印度的英国人已经是够张狂了，他为了跟他们打成一片，牺牲了他的人格。他把他们的爱恨当成他的爱恨，渐渐地，他也具有了他们的特征，毫无节制的突发奇想、极端不良的态度等。不过此后，他不曾再出卖过自己的人格。

    1884年，吉卜林第一次碰到了贿赂。当时一位王子去巡视他的领域，吉卜林跟着去报道他的行程。

    英国人给王子放多少声礼炮，可以显示出这位王子的重要性。为了获得最高的荣誉，王子们一直相信在报纸上美言几句是极为重要的，于是这位王子给了这位年轻的记者一篮子水果、一条克什米尔披肩，还有一些钱。为了回敬贿赂他的人，吉卜林派印度扫地人把东西送了回去。按照当时的习俗，印度扫地人是社会最低阶层的人，他的手碰到什么东西，这东西就染上了不洁。吉卜林的这种做法无疑得罪了这位王子，甚至有人警告他，以后他到这位王子的领地去，会有被毒死的危险。

    另一次被贿赂的经历发生在拉合尔。一位阿富汗人请吉卜林到他房间里去，温和地请他任意取走堆在房间里的钞票。吉卜林很生气，严词拒绝。这位阿富汗人以为吉卜林对金钱并不感兴趣，就拖出一个克什米尔女子来。吉卜林更觉受辱，发起火来。之后，阿富汗人又要送给吉卜林一匹骏马，吉卜林还是拒绝了。

    吉卜林并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的父母，却告诉了他的艾迪丝姨妈。他把许多私事也告诉了她，艾迪丝知道很多关于高娜德的事，并担心她的外甥似乎有点热情过度。吉卜林仍然认为自己和高娜德是有海誓山盟的，所以1884年，高娜德的一封语气相当疏远的信寄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大受打击。吉卜林开始在他父母注意不到的范围内，追求一些比较轻浮的女子。

    1884年，拉哈尔又换了一位总督。这位总督十分喜欢吉卜林一家人。他的女儿一直跟着约翰学画画，他的儿子似乎对翠丝很有好感。可是总督发现这种苗头之后将他的儿子调离了拉哈尔。这时候的翠丝已经长成美人了，但她对年轻男性很冷淡，所以有一个“冰山美人”的绰号。平易近人的总督常常邀请吉卜林一家到总督官舍参加小型的私人宴会。驻印度英国人的上流人士看到出身低微的吉卜林一家居然跻身于高级社交场合，可能会有些不痛快，但他们也没有办法。

    北方之行

    1885年，吉卜林到印度北方去了几趟。这几次北方之行使他获得了许多有关山地部落的数据，对他以后的写作有一些帮助。总督举行了一次宴会，邀请了一些阿富汗当局的掌权者，希望能和阿富汗建立坚固的外交关系，吉卜林以一名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宴会。在《丛林故事》一书中，吉卜林对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有过影射性的描述。对他来说，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事件，是他独自步行冒险进入一个山口时，一个部落土著从很陡的山坡上向他开了一枪，他向那人掷了一块石头，然后安全地退了回来。

    5月，吉卜林到北部山区去了一趟，他的这段冒险后来被写进小说《基姆》中。在这里，吉卜林的仆人和山区的印度苦力发生了争吵，吉卜林不得不多付些钱给这些苦力，以赔偿其中一人受到的伤害，后来他还费了许多口舌才说服这些苦力继续随他前进。吉卜林还亲身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山中雷雨，这阵雨先是在他“脚下”下，然后慢慢上升到他所在的山脊上。

    我们起初都面朝下趴在地上，等到我们能够再看得见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株很大的松杉被雷从中间劈开，半株树向陡峻的山下滚去。雷声把一切的声音都压了下去，因此听不到树滚下去的声音，就好像是一出哑剧一样。

    高耸的山峰还让吉卜林看到了另一个景象：一只老鹰在他脚下一千尺的空中盘旋飞翔。

    回到拉合尔后，吉卜林又继续原来的工作，非常辛苦，四处奔波，精神压力很大，吉卜林又开始失眠。不过他一直在安慰自己，因为身边的人都在超负荷的工作，他只是其中一个而已。许多驻印度的英国年轻人因痢疾或伤寒而英年早逝，吉卜林幸免于难，他还是很感激上苍的偏爱的。

    吉卜林的社交生活比较正常。他加入了共济会——本来他的年龄不够，但当地分会需要一位秘书。在共济会的赞助下，吉卜林开始接触印度其他种族和信仰的公民，有回教徒、印度教徒、犹太人等。

    在吉卜林成长的同时，他的朋友们也一天天成熟起来。邓斯特已经参军，并且获得了少尉军衔，他在报到途中经过拉合尔，与吉卜林相聚了几天。他们两个都是20岁，但吉卜林已经是老印度了，而邓斯特则是新人。吉卜林照顾着他，告诉他一些自己在北部山区的见闻和冒险经历。邓斯特曾经到过埃及，就讲些开罗的事给吉卜林听。

    与士兵的交往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吉卜林开始和士兵交往。士兵们不是大英雄，也不是维多利亚女王重视的国之栋梁，他们只是一群酗酒的凶汉。这充分显示了具有独立思想的吉卜林并没有完全为驻印英国人所同化，他能够和粗鲁而常常以武犯禁的士兵相处在一起，并和他们一样轻视规则。

    吉卜林从这些士兵那里听到了许多秘密，他的一个士兵朋友因谋杀罪而被判刑，他到牢房里去探看，这个士兵告诉他许多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吉卜林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惠勒认为吉卜林对士兵们的事比军中牧师知道得还要多，他也注意到吉卜林对当地社会的了解，比他在印度所遇到的任何人都深入。关于吉卜林居然能够赢得某些欧亚混血者的信任，惠勒也大为惊奇。

    惠勒不久之后被调到其他职位，接替他的是鲁宾森。鲁宾森比惠勒年轻，并且很早就认识吉卜林。他的到来使吉卜林的事业得到了更快更好的发展。报社老板对鲁宾森的指示是要把报纸内容轻松化，而鲁宾森在尽力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就给了吉卜林自由发挥文学想象力的空间和机会。

    原来沉闷的、地方性的《军民报》开始刊登一些短篇故事，之后，报社收到很多人的投稿，虽然文章的水平参差不齐，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驻印度的英国人之间的文学风气日渐浓厚。

    吉卜林时常按照读者的习惯和口味修改他的文章的风格，他甚至放弃了之前在学校里面精通的严肃文体和风格，改为一种轻松的叙述形式。吉卜林的诗歌用词讲究，简直就是赞美诗，这很可能因为驻印英国人认为赞美诗形式的诗才是真正的诗。此后一生，吉卜林的诗歌都保持着这样的风格。

    在印度，吉卜林的文章为《军民报》的读者所喜爱。有些文章还具有时事性和趣味性。例如《我的敌人》，整篇文章表达了一个年轻女孩子的不平，因为许多年轻人都迷上了一位中年妇人，而这位年轻的女孩子却没有办法使他们注意到她。艾丽斯一定很喜欢这个故事，翠丝也一定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故事的两个主人公一个49岁，一个17岁，正是艾丽斯和翠丝当时的年纪。

    没有一个驻印度的英国作家曾经写出能够被大家常常使用的句子，但是吉卜林写的有关把高级职位留给大学毕业生和退役军官的文章，却有很多句子被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所引用。此后，他还有许多句子被大家用于日常谈话中。

    登载在《军民报》上的《机关的诗歌》极为成功，有人评价它具有一种冷淡、讽刺的超然态度，比任何英雄体诗歌都更能表现出驻印度英国人的骄傲与不满。吉卜林大受鼓舞，转而出了一本专集，里面充满了使人愉悦的句子，生活气息浓厚。这本专集的封面仿照民政处的公文封面形式，里面还有一封吉卜林给读者的正式公文。在吉卜林离开印度之前，这本专集已经印了四版，每次都增加一些在报上登载过的新文章。这些文章越来越受到广泛的注意，其中一些戏谑的言辞最后惹怒了总督大人，还好总督还没有作出反应的时候，吉卜林已经离开了印度，否则后果堪忧。

    关于小说的尝试

    从长远来看，吉卜林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短篇小说。在鲁宾森接任编辑之前，吉卜林就已经写好了一两篇。他用梦幻般的句子描写了拉合尔夜间和白天的景象，用同情却并不感情用事的语气记录了一间鸦片烟馆发生的事情，也有模仿爱伦坡式的神秘和想象写成的故事。这些作品都刊登在1885年圣诞节吉卜林一家共同创作的《四重奏》一书中。

    吉卜林一家人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商量为吉卜林的这些故事起一个概括性的名称——《来自山上的简单故事》。这期间，翠丝也为《军民报》写了一两篇较为平实的故事，当然，后来并没有收在吉卜林的专集里面。

    驻印度的英国女士所感兴趣的事情在吉卜林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浪漫刺激的爱情、濒临破灭的婚姻等。

    在这些早期的小说中，吉卜林并没有体现出他的种族偏见。事实上，当时如果和一位不同种族阶级的女人结合，一定会永远破坏一位官员或军人的前途。吉卜林明白自己没有理由指责那些权威人士的种族偏见，不过，他对这些情人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同情，因为他们受着两方面种族的敌视。他对于那些能够帮助这些情人克服种族障碍的人，也有着无限的尊敬。

    在一篇小说里，吉卜林还对英国人的种族偏见作了最刻薄的攻击。他笔下的一位白人医生在送走一个奄奄一息的黑人小孩后居然说：“这些小鬼，他们一点忍耐力都没有。”从这些负面形象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吉卜林多么厌恶持有种族偏见的白种人。那个时代的吉卜林，从整体来讲，似乎在为英国的殖民主义感到抱歉。

    不久后，吉卜林奉调到加尔各答的记者站任职。在那里，他看到了很多接受过欧洲现代化教育的当地人，并留心观察他们。观察的结果是他对印度的同情依然停留在有限的程度，并没有增加。

    吉卜林对加尔各答的卫生条件极为不满，不过更让他不满的是印度政客谈论独立的言论，他认为印度永远不能自治。自治只是一部分“印度绅士”的希望，他们不能代表所有印度人。

    令人惊讶的是吉卜林竟然没有到过印度中部地区。虽然他的《丛林故事》一书使得他的同胞都知道英国海外属地有这么一个地方，但他却只是从他朋友的照相簿中认识了这个地区。

    19世纪80年代的后五年间，吉卜林在报纸上发表了越来越多的文章，这使得他轰动一时，等他再次回到伦敦的时候，人们早已知道他在印度建立起来的名气了。

    把吉卜林的文章更进一步传播的是印度铁路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把吉卜林的文章按照主题加以挑选，印成专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吉卜林感兴趣的主题有哪些。

    《喜马拉雅山之下》收集了爱情和风流韵事，也是人们普遍意义上认为的“法国风味”的文章。事实上，吉卜林的这些故事在法国也确实很受欢迎。同样在法国受到欢迎的是《盖茨比一家的故事》。这篇小说由一长串的对话组成，讲述了一位军官的婚姻和他的前途发生了冲突，最后他退出军队，选择了爱情。对于这位军官的这种选择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吉卜林并没有作明白的阐述。

    《幽灵人力车》一书则包含了四个恐怖和冒险的故事。英属印度是一个迷信社会，这里对世界文明许多宝贵的贡献之一就是通灵学。虽然约翰曾指责一位通灵学专家是他曾见过的“最有意思和最无耻的骗子之一”，但吉卜林却对通灵学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虽然通灵学的敲桌子声和转动茶杯的行为使吉卜林在小说中痛骂，但他对于鬼魂和心灵研究却表现出一种近乎未接受过教育的人的那种“开明态度”，而且他很可能曾涉足过通灵学举行仪式的场合。不论怎么说，吉卜林一直喜欢写些有神秘鬼怪出现的小说，但对于这些现象是确有其事还是只是幻觉，却没有下过确切的评语。吉卜林的这种方式在现在来说可能是幻想小说作家的标准手法，但在19世纪80年代，这还是比较前卫的。

    使吉卜林名噪一时的是一个有关军人的故事——《三个士兵》。这个故事讲述了马文、奥托立和列罗这三个士兵的一些功绩，不过人们认为这三个人是吉卜林凭想象创造出来的：“他们一个是爱尔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而另一个是苏格兰人……”

    在这个故事中，吉卜林认真尝试不用正统英语，而用爱尔兰、伦敦和约克郡的土音和造句法来写对话，但是他没有成功。列罗说的根本不像约克郡的话，马文说的话也没有爱尔兰话的味道，奥托立说的话也不是地道伦敦腔。但吉卜林的这种尝试却开创了在文学中使用土语、方言、俗话，以表现文中人物个性的形式。

    这个关于士兵的故事引起了驻印度英军总司令的注意。总司令邀请吉卜林和他一同视察军队，并要吉卜林向他说明军营中一般士兵的想法，那真可以说是吉卜林风光无限的时刻。

    总督和总司令都是仰慕他的读者，吉卜林在印度还有什么可求的呢？他在新闻工作圈里已经做了七年的记者，也学会了怎样用他的笔赚钱，而且刚满23岁，就已经是印度最好的英文作家了。这时候，鲁宾森劝他回伦敦去，以便徜徉在更深广的文学海洋中。

    旅行与暂居伦敦

    1889年春天，吉卜林从加尔各答出海，返回英国。与他同行的是希尔教授夫妇。

    吉卜林喜欢在他的书上题词，但往往语意不明，以致经常有人以为那句题词指的是自己。比如在《来自山上的简单故事》一书上，题词写的是“献给在印度的最聪慧的女士”，艾丽斯以为这是对她的尊敬。希尔太太也拿到了吉卜林亲笔签名的这本书，她自然以为书上的题词是给她的。

    希尔太太是美国人，漂亮而且活泼，她是吉卜林在印度最后几年最注意的女人，而她也影响了吉卜林离开印度的时间。

    1888年10月，希尔太太因脑膜炎几乎病死。在度过危机之后，她决定回美国，不在印度休养。吉卜林立刻决定跟她一同走，虽然从印度到英国取道美国会增加不止一倍的距离，虽然春天离开就不能够参加翠丝的婚礼。

    吉卜林的第一站是仰光，关于缅甸这个国家，吉卜林曾写过一两篇散文，但是他并没有到过这里。现在，他将要完成绕行大半个地球的航行，仰光、新加坡、香港、横滨、长崎……当他想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无比崇高而伟大的事，比那些狭隘的英国人不知道聪明多少倍。

    作为一个世界旅行家，吉卜林可以认识那些对他来说极为陌生的城市。但他的表现却不像一个成熟的世界旅行家，因为他一到美国，就在加州的报纸上随意批评这个共和国的语言和习惯。美国报界像吉卜林一样是具有攻击性而傲慢的，当然也乐意给予吉卜林反击，而且许多年后，他们还记得吉卜林曾经对这个国家做过的狂妄的、肤浅的评论。

    吉卜林寄回印度报社的稿件也都是经过研究删改后才刊出的，以迎合英国人褊狭的观念。他抱怨美国式的民主、美国人的态度修养等。在吉卜林之前，已经有一些著名的对美国持敌视态度的英国人，而这时候，知道吉卜林的美国人，认为他比之前的所有人都要恶劣。

    忽略这些不谈，吉卜林在美国的旅行生活还是过得很愉快的。他到西北部去钓鱼，注意到当地人模仿英国人穿着双排扣的服装；他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认为这处自然景观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去了波士顿，那里美国独立战争的遗迹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最后，他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住在希尔太太家里。

    希尔太太的父亲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的校长。有一段时间，吉卜林似乎认为自己已经爱上了希尔太太的妹妹加罗琳，当希尔太太决定带着她妹妹取道欧洲返回印度时，吉卜林当然很高兴有加罗琳同船而行。

    1889年10月，吉卜林在利物浦上岸。此后他再也没有到过印度。吉卜林到朴次茅斯看望了外祖父母，又在巴黎度过了一个很短的假期，最后选择暂时居住在伦敦。这里充满文学气息，适合他未来的发展。

    吉卜林并没有多富裕，所以在伦敦安定下来之后就没有多少钱了。他自尊心很强，不愿意向他的姨妈或表姐妹们借钱。在他寻找愿意为他出书的出版商和编辑的时候，他可能曾被迫依靠典当生活，他那时只能吃很便宜的东西，抽廉价的烟草。

    吉卜林住的地方位于伦敦的中心地区，离泰晤士河也很近。这里的氛围是吉卜林喜爱的那种。吉卜林很快融入其中，与当地的酒吧女侍、警察，以及音乐厅里的艺术家成了朋友。

    音乐厅就在吉卜林住所的对面，他从楼梯处透过气窗就可以看到音乐厅里面的情形。吉卜林发现花一点钱到里面度过一个晚上是一件乐事，那些酒吧女侍和音乐爱好者们可以为他提供很多小说写作的素材，而且背景音乐时常是很轻快的那种，他可以配合着音乐的节奏写出一些有趣的文章。

    1890年，吉卜林在作品《消失的光芒》中，留下了较

    多他在伦敦的单身生活的痕迹。

    这篇自传式的作品产生的契机是吉卜林与他的初恋情人高娜德在伦敦街头的偶遇。

    失败的爱情

    这时候，这位年轻人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回到他初恋情人的身上。他们自1884年以后的关系暧昧纠结，很难弄明白，时至今日想要查明更是不易。高娜德似乎寄了一些本子给吉卜林做礼物。但是，吉卜林好像并没有回寄给她任何东西。她也没有得到一本吉卜林的书，直到他们在伦敦再度相逢的时候，吉卜林才送给她一本《机关的诗歌》。

    高娜德对吉卜林的兴趣远不如对她自己的艺术才华来得高，她并不打算跟这位仰慕者结婚，但是她羡慕他在写作上的成功。高娜德来往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她在巴黎与一位女朋友共享一间画室。她的行动显示出她并不重视吉卜林对她的热情。

    吉卜林为此痛苦了好几个月，然后把他的遭遇和感觉写成《消失的光芒》。在这篇自传性的故事中，吉卜林把男主角写成一位画家，使读者很难联想到这与他自己的故事有关。男主角的性格和吉卜林本人完全不同，但他的多愁善感、自尊、尖刻和自夸，可能就是吉卜林性格中不成熟的一面。起初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高娜德不为所动，于是他就改成了自怜自艾的悲剧结局。

    这段失败的爱情对吉卜林的影响很大，自此以后，他一生都认为爱情与美好的结局是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大多数爱情故事中，男女主角都因阶级障碍或其他因素以悲剧结局祭奠他们的爱情。不过，吉卜林的爱情故事里，似乎多数是由女人来承受爱情的痛苦，他乐于把女主角描绘得极为痴情，但是却惨遭遗弃，同时又愿意为遗弃她的那个男人承担一切苦痛，甚至是死亡。

    情场失意的吉卜林在事业上也遇到了挫折。伦敦的出版公司拒绝出版他的小说，他们还在信中自满地加上这样一句话：“年轻人，本公司是专门出版文学作品的。”而美国方面的出版公司就更过分了，当时美国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协会，所以一些不太自重的出版公司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出版吉卜林的著作，既没有得到吉卜林的同意，也不准备付出版税。盗版书的流行虽然没有给吉卜林带来一丁点收益，但却增加了他的名望。

    吉卜林以前的上司惠勒先生此时正在为伦敦一家报纸撰稿，他将吉卜林介绍给了这家报社的编辑。这位编辑之前已经读过吉卜林的《三个士兵》，一直很仰慕作者的才华，现在自然很高兴能够见到吉卜林。他马上在报纸上为吉卜林开辟了一个专栏。

    吉卜林以前的另一位同事莫瑞斯此时也在伦敦取得了成功，他在一家杂志社任主编。他接受了吉卜林的两篇诗稿，这是吉卜林在伦敦首次刊登在公开发行物上的作品。

    后来，莫瑞斯又为吉卜林出版了他在伦敦的第一本新书，并就英国读者的情形向他提出了一些建议。莫瑞斯说英国的读者只能忍受这本书中出现30句戏谑的句子，吉卜林遵照他的意思删改了一些句子。英国人一向过于拘谨，莫瑞斯的建议还是比较中肯而切合实际的。

    吉卜林的许多短篇故事被登载在杂志上，他在伦敦的低谷期终于过去了。读者们记起了印度铁路图书馆刊行的文集中的一些故事；一位伦敦出版商也记起了《来自山上的简单故事》在库房里已经堆了一年，等待着分销到英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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