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冲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吉卜林遭遇到了政治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益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吉卜林反对那些主张妇女有选举权的人，但并不激烈。可能是顾及他的太太和女儿。

    另一方面，源自吉卜林推崇的帝国主义。吉卜林对于帝国之间互惠关税的政策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有违英国的荣誉和勇武精神。他谴责新的帝国主义的观念。旧的帝国主义才是他想要的，他站在讲台上，对新成立的帝国主义者协会讲出他的意见。尤其是爱尔兰问题，使吉卜林愤怒到极点，他认为让爱尔兰自治“有辱张伯伦”的政治家声望。吉卜林认为英国是要管理全世界的当然强国，爱尔兰必然是属于英国的。帝国只要稍有分裂，让任何一部分自治，都会鼓励海外属地的野蛮人跟着自治，然后白人就会受到黑人的统治，这一点是他难以想象的。

    这种观点与当时的英国当局是矛盾的，当局倾向于同意爱尔兰自治。因为这一分歧，吉卜林几乎叛国。他支持陆军阻止爱尔兰自治，支持任何反对当局政府的行动。

    1914年七八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吉卜林和政府当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议暂时搁置。对于这场战争，吉卜林感到愉快，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战争可以清除一切腐败的现象。

    英国的当代青年热烈响应国家发出的征兵令，英国国内的宣传把这场战争说成是正义的，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决定性机会。很多年轻人以诗人般乐观的心情参加了战争。三年后，他们最初的乐观荡然无存，他们甚至开始怀疑为女王、为国家而战是否值得。

    吉卜林的儿子约翰这时还不满17岁，但是吉卜林还是把他送进了军队。据说，约翰的视力并不合格，吉卜林费了一番力气才顺利让约翰获得一个临时少尉的职务。

    约翰做了年轻的军官，在军营中生活愉快。他工作努力，和士兵相处得很好，很快就赢得了一个很好的名声。他的部队驻在伦敦附近，吉卜林夫妇偶尔会开车去看他。吉卜林和加洛琳提出把“贝特曼屋”捐给政府，作为临时军医院，但是没有被接受。

    约翰有时候也带些同僚到家里来，吉卜林很喜欢和这些年轻军官在一起，他们单纯、直爽、爱国，追寻着他们的理想。吉卜林虽然很坚定地送儿子去当兵，但身为一个父亲，他还是很担心的。不过，他只能掩藏起自己的情绪，并且比约翰更早地到前线去。

    1915年夏天，吉卜林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前线。他的第一站是法国，在见到法国士兵之前，吉卜林先见到了克里孟梭。他对这位被称为“老虎”的法国总理印象非常好，他的爱国主义，以及坚持法国人必须要像德国人一样有训练、有纪律才能打败德国兵的主张，让吉卜林深表赞同。

    这次法国之行给吉卜林印象最深的是法军的军纪严明：一位哨兵值班时睡着了，最后被处以枪决，他的长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吉卜林以军国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战争。他不了解战壕里的生活，也不了解有些人正在残酷地利用士兵们的勇气。当然，吉卜林也是利用士兵们勇气的人之一。他似乎一直不认为战争本身是“反人道的罪恶”，这个看法今天看来明显是不对的。

    关于战争的故事

    在前线期间，吉卜林写了几篇关于战争的故事。其中的《清扫与点缀》是一篇草率而感情用事的宣传文章。还有一个关于一位患忧郁症的德国女人的复仇故事，她因为看到德国军队残害小孩而变得狂乱，这个故事的结局悲痛而残忍。作者明显喜欢赋予他所创造的人物以灾难性的人生，这灾难会刺激读者的心灵，给他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在《玛丽·波斯盖特》中，吉卜林对因战争和亲人死亡而沮丧的人作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笔调中立而超然。玛丽·波斯盖特是一位贵妇人的女仆，她疯狂地爱着主人的侄子，但那个年轻人却对她毫无感情。后来，她接到他死亡的消息，从此开始仇恨战争。这使得她虐待狂般地拒绝救助一位奄奄一息的德国空军士兵。在感到那名德军停止呼吸的时候，玛丽觉得那是她一生中最满足的一刻。

    吉卜林很可能私下认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爱国的理想境地，但是他的技巧是单一的。玛丽的行为从心理学上来讲是有可能发生的，她是一个一时失去精神平衡的女人。就像创造出她的作者是一个一时失去精神平衡的男人一样，而1915年的欧洲也是一块失去平衡的大陆。

    《海上警察》是另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整篇小说的创作技巧明显比吉卜林年轻时代的作品更为成熟。故事的内容很简单：在航行途中，一艘运送物资的油船船长得了肺炎，服务于船上的军官拒绝放弃职责送他到医院去，最后船长病死了。吉卜林的观点似乎有些道理，战争不是儿戏，不能因为一个人而放弃国家和更多民众的利益。

    天人永隔

    吉卜林任战地记者期间，他的儿子约翰如他所愿且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上了前线。10月，约翰遇难的消息传到了吉卜林家里。据军方称，在一场攻击中，约翰头部中弹，被一名士兵安置在一个战壕中。战斗结束后，英军清理战场，己方共牺牲了两万名军人，而约翰受伤失踪了。

    吉卜林对这封电报的潜在意思很清楚，但加洛琳还抱着希望。他们请美国驻瑞士和梵蒂冈的大使馆帮忙调查，但约翰不是被俘，所以一直没有结果。吉卜林四处调查，最后认定约翰是阵亡了。斯坦利·鲍德温的儿子奥利弗在两年以后，从一名亲眼看到约翰阵亡的士兵那里证实了这个结论。约翰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没有什么能够安慰吉卜林，他并不是一个深信宗教的人。虽然有许许多多的来信慰问他，当然其中也有几封信说这是他推崇军国主义的结果。

    吉卜林想从他儿子短暂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成就中找到一点值得骄傲的事，他在写给邓斯特的信中说：

    他只有18岁零6个星期的生命，但已经是资深的护旗官，而他在后方的那一年，也能够辛勤地工作。部队的报告说他是最好的少尉之一，而且还是体育教官和通讯官。我很遗憾他那么多年的努力就在某一个下午结束了。像我这种情形的人一定不少，不过能够培养出一个男子汉也算值得安慰。

    吉卜林这位父亲的反应和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不少人”一样，他们都无比痛恨德国人，希望能在战争中为他们的亲人报仇。

    约翰过世后，艾尔西成了她父母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和吉卜林比较亲近，这使得加洛琳的生活有些寂寞而难过。加洛琳仍然尽全力保护着她的丈夫，避免他受到外界的压力。约翰失踪的消息到达时，吉卜林正在患胃炎，她再度一个人静静地忍住悲哀，直到他康复一些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她能忍住悲哀，真是了不起。”吉卜林告诉邓斯特，这是吉卜林做不到的。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吉卜林害怕协约国太轻易放过德国。他不喜欢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因为威尔逊总统一直是一副保持中立的面孔，现在又空谈“十四点和平原则”，还要组织一个“国际联盟”。吉卜林不赞成和平政策，他要血债血偿。老罗斯福这个时候还和吉卜林保持通信，他的观点大致和吉卜林一样，他也不喜欢威尔逊，不过与吉卜林相比，老罗斯福显然是一位更实际的政治人物。

    教堂的钟声告诉吉卜林和加洛琳停战协议已经签字了。战争初期，吉卜林兴高采烈地投入其中，但是这场战争的悲剧结局使他必须面临一个阴沉的未来。

    吉卜林开始不关心大英帝国的重建，他关注的是他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以及横放在他眼前的工作。他计划编写爱尔兰艺术史，并参与执行“皇家战争善后委员会”的行政工作。

    奇特的政治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吉卜林意志消沉，健康状况也一直不太好。他的胃炎一再复发，医生说没有办法根治，吉卜林害怕会发展成癌症，但每次检查都证明这种概率很小。几次治疗之后，病情也没有好转。在吉卜林去世的前两年，一位法国医生终于诊断出他是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因为拖得太久了，才没有办法治好，这才袪除了他对癌症的恐惧。

    战后吉卜林的作品中，癌症、嫉妒、奉献和爱纠缠在一起，比如《希望之屋》。这是以一位年老的职业妇女的故事为基础讨论不成熟的爱和迷信。从传统观念来看，不论从性方面或文化方面，她都是一个不幸的人。吉卜林不指责她的缺点，而是让她的性格充分地显现出来，并有技巧地使用对话来拉开作者和故事本身的距离。

    吉卜林还有一些作品讲述了共济会的故事，其中一篇小说讲的是共济会特别关心从前线回来的人，以及为这些人治疗战争创伤的事情。吉卜林认为共济会本身就有助于心理健康。

    在战后的新世界里，共济会是少数几个没有改变的组织之一。吉卜林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对看到的一切改变都觉得厌恶。吉卜林还断定有阴谋分子的存在，他们正在密谋把一切好的东西推翻。

    犹太人成了他的第一个目标。不过为了名声起见，吉卜林没有公开他的想法，而且不久后他就放弃了反犹太思想，因为几年以后反犹太成了德国的国家政策。

    那时候，吉卜林最害怕的一件事是“把印度交出去”。虽然英国政府还没有真正考虑让印度独立，但政府的政策已经向这方面发生了倾斜。印度当局开始大量任用印度本地官员。吉卜林很不喜欢这种情形，他决定联合一些支持他的人形成一股反对力量。

    吉卜林倡议由整个英国和整个帝国的有声望的人组成一个“自由联盟”。1920年3月，联盟开始征求捐款。到4月中旬，吉卜林忙着到处写信以扩大联盟的影响，偏在此时，联盟中掌管账目的人监守自盗。吉卜林身为联盟的发起者，当然要负责处理这件事。他本意要用自己的钱来弥补这项亏空，但这样做等于公开承认有人监守自盗，让反对方笑话。于是一个月后，联盟静悄悄地夭折了。

    这时候，瑞德·哈格德成了吉卜林最亲密、最长久的文学上的朋友，他也参加了吉卜林的“自由联盟”。哈格德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农业书籍的写作上，吉卜林也渐渐地对这方面感兴趣了。哈格德常常到“贝特曼屋”，两个人可以在书房中各据一方，各自工作，或者相互交换意见。

    除哈格德以外，“贝特曼屋”也常常有许多其他访客。爱尔兰警卫团的年轻人来给吉卜林提供数据，让吉卜林替他们撰写团史。艺术家、作家、殖民地官员和军人、老朋友的儿子都常常到“贝特曼屋”来拜访。

    常到“贝特曼屋”的还有斯坦利·鲍德温，他和吉卜林一样喜欢读书，更喜欢在政治工作的繁忙中偷闲到“贝特曼屋”享受一下清静。斯坦利·鲍德温喜欢到乡间散步，但他走得太快了。有一次他到“贝特曼屋”来，发现房间的门上钉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客人守则

    第一条：客人散步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五公里。

    第二条：一次散步不得超过两小时，

    第三条：不得哄骗当地人陪客人散步，否则屋主概不为后果负责。

    吉卜林、加洛琳、艾尔西（当地人）上

    斯坦利·鲍德温在1923年的选举中获胜，成了英国首相，他的亲戚们当然引以为荣。吉卜林和加洛琳也常常到斯坦利·鲍德温的官邸去，而吉卜林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加。斯坦利·鲍德温请他草拟保守党宣言，以及其他演讲稿。斯坦利·鲍德温攻击报界财阀的讲词，指责他们“寻求权利而不愿意负责任”，就是出自吉卜林的手笔。

    20世纪20年代，吉卜林的政治地位是非常奇特的，这可以从三方面表现出来。他的作品使他成为单纯的、非政治性保守主义的顶尖发言人。在他最受人欢迎的作品中，读者只能看到他对东方国家浪漫的绮想。

    在非正式的圈子里，吉卜林被认为是一位真诚的朋友，以及偶尔的保守政治领袖的顾问。他和加洛琳常常支持保守党的政治选举工作，不过他自己从来都拒绝接受保守党的国会议席。

    在私生活方面，吉卜林是一位保守色彩极浓的人，很符合别人对他的形容，“极端疯狂愚蠢的右翼人士”。他一直与他的表弟斯坦利·鲍德温感情很好，但是他常常对朋友说，斯坦利·鲍德温“骨子里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吉卜林和一位老朋友谈话时，曾指责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那么晚，战后却更加富有和强盛，分明是借战争大发横财。后来这位朋友把吉卜林说的话告诉了美国报界，以至于美国大为不满。最后英法两国不得不发表声明，否认两国政府持有与吉卜林相同的观念。

    政府当局颁发给吉卜林的许多荣誉都被他拒绝了。唯有大学给他的荣誉，他能够安心接受。他接受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巴黎大学也给了他同样的荣誉。1923年，他被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校长。

    吉卜林很早就下定决心不被金钱左右，他一直在坚持这个原则。这时，他已经成了坚定、独立、白手起家的人的代言人。

    吉卜林一直保持着倔强独立的性格，这一度使得英国王室很尴尬。他好几次拒绝王室颁给他的勋章，又拒绝参加英王的加冕典礼，白金汉宫不得不发表声明，说是吉卜林拒绝接受封爵，并不是王室对他有什么恶意。

    吉卜林觉得迫使王室发表这个声明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他觉得更不好意思的是使英王乔治五世受窘，因为他们并不陌生。吉卜林在“皇家战争善后委员会”工作时，与乔治五世相识。吉卜林为英国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们题写了墓志铭，其中一句话是：“他们的名字永存千秋。”吉卜林还和其他著名人士建议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设立一个“无名士兵之墓”，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个不知身葬何处的军人的父亲。吉卜林每到法国去，必定去探视公墓，以悼念他的儿子。

    到1928年以后，吉卜林和乔治五世的关系更加亲密。当他们在私人宴会相遇时，乔治五世总会和吉卜林长谈，常常一谈就是一整个晚上。吉卜林和加洛琳也常常在周末到乔治五世的宫殿里做客。

    艾尔西在1924年和乔治·班瑞思结婚后，吉卜林夫妇就更加寂寞了。班瑞思以前在爱尔兰警卫团服役，退伍后从事外交工作，艾尔西跟着他离开英国，与父母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吉卜林越来越依赖加洛琳。一个年轻人在一次集会中遇到他们俩，事后他写道：

    吉卜林夫人……一个心地善良、意志坚强的妇人，照顾他太久了，深深知道怎样使他不受到心理、身体或精神方面的干扰。这是她的工作，她做得很好……“加洛琳，”他转过身来对吉卜林夫人说。你立刻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对他来说，只有她一个人的存在——因为她能够领着他，回到他们的家，他十分满足。

    当然，这只是外人眼里吉卜林夫妇的关系，或多或少会有些不真实的部分。加洛琳的缺点是喜好嫉妒，对吉卜林的爱是独占性的，这使得吉卜林晚年的时候不能随心所欲地交朋友。

    吉卜林夫妇的健康状况似乎都不怎么好。1927年，他们曾到巴西住了很久。两年后，他们又去了西印度群岛，加洛琳得了盲肠炎，在医院里住了四个月。

    郁郁而终

    吉卜林在世的最后十年过得并不舒服。1925年，他与一些朋友产生了分歧，闹得很不愉快。文学界的潮流也似乎把吉卜林甩在了后面，他不喜欢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文章。

    在所谓前进的文学圈子里，吉卜林就是一个落伍者。战后，他出版的两个集子里收录了一些他最有感触的文章，但却因其晦涩引起了一些评论者的批评。

    1928年，在哈代的葬礼上，出席的英国文学大家组织了一个集会。吉卜林排在萧伯纳之后，他们两个人体形的差别并不少于意见的差别。实际上，吉卜林的个子不算矮，但是他体形粗壮，脖子又短，看起来就显得矮了。

    吉卜林又为他的忠实读者写了一本书。他根据他自己以及读者对狗的喜爱，以儿童式的语言，写出了一本他从他的爱犬身上所观察到的狗的故事。这本《你的忠仆——一只狗》虽然在六个月内卖出了十万本，但却严重地损坏了他的文学名声。据说是因为这本书的技巧性很差。

    虽然读者们以邓斯特等人为首，组成了一个“吉卜林社”，但吉卜林自己却不赞赏读者们的这个举动。在得不到文学同辈的尊敬和支持，又无儿女承欢膝下的情形下，一代文豪吉卜林就这样郁郁地度过了他的残生。

    吉卜林的许多作品取材自印度，但直到今天，吉卜林在印度的声誉仍然是相当负面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的作品充满了帝国主义色彩，他笔下的文学形象往往既是忠心爱国和信守传统的人，又是野蛮和侵略的代表，尤其是一战前几年的作品。在印度大学教育有关英国文学的课程中，有关吉卜林的作品，除了大部分儿童文学外，其他很少提及。然而近年来，随着殖民时代的远去，吉卜林也以其作品高超的文学性和复杂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敬。

    1936年1月18日，吉卜林在伦敦去世，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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