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轻的住院总医师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经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很快，日本人撤退了。仿佛只是一瞬间，就像当初他们占领北京城一样，侵略者又突然撤出了北京城。只不过再没了当初的野蛮凶残，只有如丧家犬般的被赶出了中国土地……

    严仁英接生的婴儿即将和母亲一起出院一个晴朗的上午，西单旧刑部街的“王光超大夫诊所”里来了两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一见到严仁英，他们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两个人走上前，齐刷刷地行了90度的鞠躬大礼后，一个年轻人说话了：“我们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我叫刘瑞，他叫陈文杰，我们受大家的委托，代表全体同学正式邀请您来医学院，为我们教授妇产科学的课程……”

    原来，日本人投降了，在北平大学医学院里任教的日本教授也被遣返回国了，偌大的医学院一下子处于停顿状态，没有人给学生上课了。

    望着一脸诚挚的两个学生代表，严仁英没有片刻的犹豫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自从日本人占领北京，自己被迫走出协和大门后，这不也正是几年来自己一直在盼望的吗？

    从此在严仁英从医的道路上，除了“医”，她的工作内容又增加了“教”。

    转眼到了1946年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也派人来开始接收北京的各大学，于是北平大学医学院正式变成了北京大学下属的八大学院之一，从此，“北大医院”的名字也开始立足于北京，乃至扬名全中国了。

    北大医院重新开业后，立即请来了原来协和医学院各科的多名教授出任医院各科的主任、教授。严仁英的恩师林巧稚“首当其冲”地被聘为妇产科主任、教授。内科有吴朝仁、王叔咸，外科有关颂韬、王大同，儿科是诸福堂，眼科毕华德，耳科张庆松，皮肤科胡传揆，放射科付少文等。除了这些被称为中国医学界“奠基人”的协和著名教授外，连同医院的护理部和各科护士长也都是原来协和的同事。如此大量协和精英的“聚集”，可说是当年北大医院医疗队伍的“雄厚家底”了。

    由于当时很多教授大多在别家医院任职，所以这些被聘的兼职教授都把他们在协和的学生招来做住院总医师。这其中有内科的邓庆曾、外科的吴阶平、儿科的赵锡祉等。

    被聘为妇产科主任的林巧稚这时也在当时的中和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她同时还在东堂子胡同十号开了一家“林巧稚诊疗所”。因此她也和其他科的主任一样，把她曾视为接班人培养的得意门生严仁英作为住院总医师的不二人选。

    然而得到恩师如此信任和提拔的严仁英却犹豫了，她唯恐自己愧对恩师的厚爱。怀着一颗忐忑的心，严仁英找到了恩师：“老师，我感到心中很不安，毕业后从协和到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充其量我也只作了两年的妇产科临床，以我目前的状况，真的难以完成老师赋予我的重任，我很担心……”

    严仁英说不下去了，她的脸上仍然充满了不安，就像她后来回忆的那样，当时的自己几乎就是“感到胆颤心寒”。

    望着自己钟爱的学生，林巧稚坦然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她愈发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此一定要全力支持这个她亲自选中的未来的妇产科住院总医师。于是，林巧稚一字一句地开始鼓励她的高徒：“无论如何，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而且这方面的工作我已安排好，除了定期来查房，手术我也会亲自来带着你做。努力去做吧，孩子，记住了，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要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遇到困难了，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一口气说完这些话，一代名医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喜爱的学生，坚定的目光中充满了信任和期待。她坚信，眼前这个她选中的学生，无论是以她当年的优秀，还是现在的谦虚，她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妇产科住院总医师。

    2.“甜蜜事业”的苦涩

    有了恩师林巧稚的支持和鼓励，严仁英再没了“胆颤心寒”，她终于接受了老师交给她的重担。决心已下，回家的脚步也轻松了许多，想起老师那双充满期待和信任的眼睛，似乎又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拐进旧刑部街，“王光超大夫诊所”已在眼前，严仁英心中不由一震。似乎这个时候，她才想起了自己的家，才想起这个时候的自己，已经不是4年前那个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妇产科住院医师。

    是啊，这个时候的严仁英不单有了幸福的家庭，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大儿子梦凯只有3岁，二儿子欣欣还在襁褓之中。如果她接受聘请，就要搬进医院住进集体宿舍，不分白天黑夜，在病房、急诊室、产房里奔忙，因为她担当着住院总医师的重任。想到这些，刚刚下定决心的严仁英心中似乎又有些不平静。让她欣慰的是，王光超给予了她坚决的支持。

    虽然这时同为协和毕业的王光超也已接到他的老师、北大医院皮肤科主任胡传揆的聘请，要他担任皮肤花柳科的讲师，但他还是毅然支持严仁英走出家门，自己则担当起照顾孩子、安排家务的重任。

    严仁英终于鼓足勇气、充满信心地走马上任了。承担起大部家务的王光超也很快摘下了“王光超大夫诊所”牌子，安顿好孩子，走进了北大医院皮肤花柳科。

    就这样，在20世纪40年代，同为“师出名门”的严仁英与王光超双双被聘走进北大医院。从此，他们携手并肩，相互支持，以他们的才华和无私奉献，与北大医院共同走过风风雨雨几十载，更由此成就了一段享誉世界的“杏林双彦”佳话。

    33岁的严仁英终于成为一名年轻的女住院总医师，繁忙的工作中，严仁英经历了事业提高和发展的喜悦，也体会到了妇产科事业的“苦涩”。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在贫穷、落后的生活条件下，她们不得不面临的结婚、怀孕、生子的悲惨状况给了她深深的触动。

    最让她难忘的是一个用门板抬来的产妇。那一天，一个“特殊”的产妇引起了妇产科急诊室一阵小小的骚动。她是被4个高大的男人用门板抬进来的。

    放下门板的4个男人疲惫地擦着汗水，严仁英急忙走上前，她看到毫无反应的产妇几乎没有一点声息。忽然抬门板的一个男人带着哭声说：“大夫，求求您了！救救她吧！孩子不用管了，家里还有呢。只要能把她救活，我们家不能离开她！要是没有她，我们家就完了，连我带的几个孩子都活不了了。您一定要救活她，我们可是抬着她走了几十里路才到的。”

    严仁英立刻将产妇送到手术室抢救。看着一直没有一丝声息的产妇，她不由皱紧了眉头。她判断，产妇已经临产好多天了，更糟糕的是，母亲生命垂危，孩子也已经保不住了。这种情况，只能先从抢救大人生命开始。而唯一能做的，就是毁胎手术，即把死去的胎儿肢解。这种手术抢救起来困难多，大人也会发生感染、失血、贫血等问题。

    产妇的生命终于被严仁英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可是无论是几乎失去生命的产妇，还是死去的胎儿，还有产妇的丈夫带着哭声的哀求，都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严仁英的心头。

    也有的产妇在送来的时候，孩子还没有死亡，可是孩子的一只胳膊或者是一条腿已经掉出来，却生不下来了……当年类似这样危及母子生命的事实在是不少。

    在为母子生命的安危感叹的同时，年轻的住院总医师严仁英更体会到她心目中“一个人住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内涵的苦涩和艰辛。

    3.赴美留学

    转眼到了1947年，一年多的时间，连吃饭和住宿都在医院的严仁英整日来往于病房、产房和急诊室。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积极进取的严仁英得到了锻炼，业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林巧稚更是为自己选中的妇产科总医师在事业上的不断发展感到骄傲。

    此时的严仁英并没有满足，在从医的道路上，她的心中仍然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出国留学，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学习深造。更让她受到鼓舞的是，走进北医担当着皮肤花柳科住院总医师重任的王光超在业务上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和她一样，满怀着出国留学的雄心壮志。

    而对于这个时期先后走出协和校门的中国各大医院的精英们来说，“去美国留学”则可说是所有协和人的愿望和理想。因为他们都在协和接受过正规的美式教育，相比于旧中国的贫穷与落后，无论是协和先进的现代医学课程，还是全程式英语教学的环境，都让他们对美国的“发达、进步与科学、民主”充满了崇拜与“跃跃欲试”的渴望。

    终于机会来了，这一年，当时的美国援华医学基金会（ABMAC）给了北大医院内、外、妇、儿等科几名赴美进修的名额。严仁英和王光超闻知后，立刻向北医递交了出国进修的申请。很快，他们俩的申请都得到了北大医院的批准。

    但是没想到，最后美国援华医学基金会削减了名额。于是院方决定，王光超和另一名内科的翁心植等候第二年再赴美学习。更没想到的是，最后批下来的名单中，竟然也刷去了严仁英的名字。

    严仁英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她是几位女性申请人中唯一一个结婚成家并有孩子的人。她觉得这太不公平了。虽然自己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但自己的工作却从没有因家庭和孩子而受到丝毫拖累呀！严仁英越想心里越难以平静，情急之下，她去找了老师林巧稚。

    曾经两度出国留学的林巧稚十分体谅严仁英此时的心情，她更不愿自己的优秀学生就此失去出国深造的良机。于是，她决定亲自去找当时北医负责此事的刘瑞恒申诉。刘瑞恒在林巧稚当年赴英国留学时就是协和医院中国首席院长，再加上林巧稚在医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的背景，她为严仁英的申诉自然不同一般。

    后来严仁英自己也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当面向刘瑞恒诉说此事，这一切终于使事态有了转机。虽然严仁英得到北医院方的通知时，被批准去美国学习的那几名医生在美国的进修课程已即将结束，但不管怎样，她的留学申请已获批准。“通知”的内容很清楚地告诉她：学习时间为1年，条件是学成回国之后，必须回到北大医院继续工作三年，这样还可以获得美国援华医学基金会赠予的书籍和仪器设备。

    对于通知里提到的“条件”，严仁英没有想那么多，她只为自己能够出国进修而兴奋，这是她的梦想，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进修结束后，她也一定会继续在北大医院工作，因为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因此她的心中只想着一件事，即在这一年的异国学习中，发奋努力，把最好的成绩带回祖国。

    经过近一个月海风的吹打和波涛的颠簸，严仁英从上海登上的“戈登将军号”轮船终于驶进了美国旧金山。登岸不久，一个高大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眼前，严仁英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王光超！

    王光超是乘飞机到达的旧金山。为他的飞机票出资的则是他的二哥王光琦。王家的二儿子王光琦最早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成后回到祖国，曾在青岛、北京的银行供职，后担任当时北京行辕主任李宗仁的经济顾问。当他闻知弟媳严仁英获得批准已赴美留学，而王光超要等到下一批才能赴美时，立刻毫不犹豫地自己掏腰包为三弟购买了飞往旧金山的机票。

    就这样，在兄长的资助下，王光超与严仁英几乎同时到达美国旧金山。异国重逢的惊喜过后，他们决定先一同乘火车去芝加哥，去那里看望一下他们的一个老朋友。然后即直奔目的地纽约——他们共同学习进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这时已是1948年的秋天。

    4.祖国在召唤

    他们终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了留学生活。王光超进修的地点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皮肤科及大学附属的西奈山医院微生物系。严仁英则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与解剖科进修女性生殖内分泌。

    1948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与原协和校友合影。右一为王光超，右三为严仁英。报到后不久，严仁英就发现，科里的女同事主要从事的是秘书或者是实验员的工作，医生中只有两位女医生，她们不但很年轻，而且都没有结婚。还有一位已经结婚的女医生，她的工作就只能是专门从事门诊了，这无疑也意味着这个已婚女医生的医学事业从此再没有当教授、做主任的“攀升之路”了。

    想起自己出国留学经历的坎坷，想起为了事业一直未婚的恩师林巧稚和受人尊敬的杨崇瑞博士，严仁英心中不由慨叹。原来心目中科学发达的西方，以“民主自由”著称的美国，竟也是如此歧视妇女。

    想到这里，严仁英更加珍惜自己这个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而哥伦比亚大学院方为她安排的进修学习内容也比较丰富，既有每天和院方医生一起查房，也有每周的3个门诊。此外还有不定期的参加学术活动和到实验室学习。

    留学的生活是紧张的，但此时更让严仁英和王光超关注和兴奋的，还是频频传来的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消息。无论是美国当地的报纸，还是祖国亲人的来信，都已让他们了解到，随着三大战役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向北京城挺进。

    不久，终于传来了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的消息。北京城解放了，早就参加革命的王家兄妹王光杰、王光美、王光和也都回到了北京。获悉这一切的严仁英和王光超更是一阵阵抑制不住的激动。随着进修学习结束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他们每天都在关切地注视着祖国的变化。严仁英和王光超早已打好行囊做好了回国的准备，只等着去美国南部几个医学院参观的活动结束后，他们就可以立即启程回国。

    但这时候，美国方面说话了，内容和目的都很明确，希望他们能够留在美国。还告诉他们，只要留在美国，不仅得到优厚的薪水，先进的研究环境，还可以把国内的家人接来……如果不愿意留在美国，去台湾也可以。但如果你们执意要回到北京，那么原来曾答应赠送给你们的书籍和仪器设备就全都取消了……

    两个归心似箭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美国人的挽留。这不禁让美国人愕然，他想不明白，这样两个优秀的青年，为何不留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继续发展。或许美国人真的不知道，两个年轻人的心早已飞回了祖国。是啊，几年前就曾不顾生命危险给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的两个爱国青年，在祖国获得新生的时刻，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一心报效祖国的满腔热忱呢！

    匆匆忙忙参观完美国南部的几个医学院后，他们返回纽约，准备回国了。这时候，一个“不速之客”来敲门了，没有想到，来人竟是令人尊敬的老师杨崇瑞博士，这让严仁英又惊又喜。

    杨崇瑞是从日内瓦赶过来的，与她同行的，还有一个叫金宝善的大夫。自从1948年10月被联合国卫生组聘为国际妇幼卫生专家妇婴卫生组副组长来到日内瓦后，杨崇瑞博士就一直忙于整理妇幼卫生工作队的标准和设备的有关事宜。由于工作出色，她获得了考察参观欧洲助产教育和妇婴卫生的奖学金，随后赴瑞士、捷克、芬兰、瑞典、丹麦及英、法等国参观考察。

    虽身处国外，但矢志爱国的杨崇瑞却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闻知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她更是急切地盼望得到祖国更多的消息，因而才有了此次的纽约之行。

    严仁英和王光超立刻把他们所知道的国内情况一一讲给了杨崇瑞听。看着老师专心致志的神情，严仁英又接着对老师说：“美国这边一直留我们，条件也很优越。但是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为建设我们的国家出力……”

    严仁英的语调是坚定的，杨崇瑞看着她的学生，认真地点了点头。

    一个月后，返回日内瓦的杨崇瑞，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国际妇幼卫生专家妇婴卫生组副组长的职务，收拾好行装，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路程。

    5.甲板上的“国庆”

    送走了老师杨崇瑞，严仁英和王光超即从纽约奔赴旧金山，他们将在那里登上从旧金山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返回祖国。这时已是1949年的9月。

    登上轮船后，严仁英才发现，比起来时在上海乘坐的“戈登将军号”，“克利夫兰总统号”要大多了。此时正是金色的秋天，站在甲板上抬眼望去，天空晴朗，风平浪静。相比之下，一年前在上海正闹金圆券风潮时自己登上“戈登将军号”的情景，几乎就是“不堪回首”了。当时阴冷的海风刮得波涛涌起，客轮剧烈颠簸。船上很多人开始晕船，严仁英和一个叫茅于冬的同学更是呕吐不止、痛苦之极。想起国内一片经济萧条的衰败景象，刚刚告别祖国的严仁英觉得自己就像逃难一样，除了煎熬般的痛苦，心中更充满了寂寞和灰暗。

    一年后的此刻竟是大不相同，他们迎着祖国一片光明的新时代即将回家，天气又是那样晴朗舒适，连“克利夫兰总统号”的甲板都显得异常巨大宽阔。一种即将回到母亲怀抱的平安、兴奋和舒畅，占满了严仁英和王光超的心头。

    望着陆续登上客轮的旅客，严仁英和王光超又抑制不住地激动了。因为他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和他们一样雄心勃勃急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年轻人，还见到了严仁英的老同学梁思懿和丈夫张伟逊大夫以及她的弟弟梁思礼。

    梁思懿和梁思礼的父亲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1941年，17岁的梁思礼申请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大学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后，和姐姐、姐夫一同来到美国。在美国8年，家境并不富裕的梁思礼边打工边读书，从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博士毕业。

    很快，这些朝气蓬勃、一心报效祖国的年轻人彼此就熟悉了，除了梁家姐弟，严仁英又认识了陈乔治、范少泉、刘传琰等人。他们都和严仁英、王光超一样，放弃了留在美国工作的优厚待遇，毅然选择回国建设新中国。

    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交流最多的还是他们最关心的国内情况，了解国内消息最多和最及时的是梁思礼，因为他的手里有一部无线电收音机。梁思礼在美国曾经学过无线电，所以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时候，他随身带了一个惠普的无线电收音机，这个很灵敏的短波收音机，可以随时听到来自遥远祖国的信息。此外，梁思礼还拿出了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和大家一起学习。因为几年前打工做过电台主持人的梁思礼，在边放音乐边介绍中国的同时，曾经插播过毛泽东主席的这两篇著作。

    当然最有“凝聚力”的还是梁思礼的惠普收音机。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不仅听新闻，还跟着学会了不少进步歌曲，其中唱得最好的就是“解放区的天”。

    快到香港的时候，他们终于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10月1号新中国宣告成立。只不过按现在的航程，大家是赶不上参加开国大典了。但这丝毫抑制不住年轻人的兴奋，他们决定，做一面新国旗，大家聚在一起搞一个集会活动，就在甲板上为祖国庆祝新生。

    按照新国旗的样式，应该是红色，还要有1个黄色的大五角星和4个小的黄色五角星。严仁英立即开始准备，她从箱子里找出一块白布，大家一起动手，用红药水把白布染成了红色。接着又找来一块黄颜色的布，剪出来一大四小五个黄色的五角星，把4个小五角星缝在了大五角星的四角，这面自制的国旗就完成了。

    10月1号的那天，情绪激昂的年轻人都聚到了“克利夫兰总统号”的甲板上，梁思礼也早已把他那台惠普无线电收音机的天线挂在了甲板的最高处。

    终于，小小的惠普无线收音机里传来了令中华儿女振奋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大家的欢呼声中，他们举起了自己亲手制作的国旗。边歌边舞的欢快中，“克利夫兰总统号”甲板上，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集会开始了……

    几天后，客轮驶进了香港，“克利夫兰总统号”的使命完成了。同船的年轻朋友开始“各奔东西”，有回江南的，也有的要辗转回到尚未全部解放的四川。严仁英和王光超则托人买到了开往天津的船票，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

    到了北京，严仁英才发现，由于在船上没有听清4枚小五角星如何排列，他们把自制的那面国旗上的4枚小五角星的位置摆错了，和北京城到处飘扬的五星红旗比起来，确实没有那么庄严漂亮。虽然如此，但她心里觉得，大家对新中国的无比欢欣和热爱之情，仍然像这五星红旗一样鲜艳照人。

    只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由于归心似箭，他们在下船时忘记了带走那面不合规格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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