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国后的第一项工作

    终于回到了祖国北京，此时的北医妇产科已由西单背荫胡同迁到了府右街北口，原来只有10张床的病房也已扩为35张床。看到规模扩大了不少的北大医院，严仁英更加感到刚刚诞生的祖国带给北医的新面貌。她决心把所学的一切都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不久，共和国政府又为古老的北京城办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这就是当年轰动北京城的“封闭妓院”行动。那一天是1949年11月21日，下午5点，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立即封闭一切妓院”的决议案。紧接着，当时的北京市长聂荣臻郑重宣布：立即执行此项决议案。

    在聂荣臻市长的命令下，当天晚上8点，由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的“封闭妓院”行动开始了。一宿的功夫，北京前门外有名的八大胡同200多家妓院在天亮前全部封闭，1200多名妓女同时被收容。

    严仁英在第二天早上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她没有想到，这个盘踞在中国社会上千年的“社会毒瘤”竟这样迅速地被新政府铲除了。更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和王光超成为北京市政府组建的专门为妓女治疗性病的医疗队一员，直接参与到政府解救妓女的工作中。

    “封闭妓院”行动结束后，北京市政府就开始了对妓女进行思想改造和培养劳动技能的工作，而首先做的，就是为妓女治疗性病。很快，一支由北京市6个医疗单位57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了位于前门外八大胡同的妓女教养院。医疗队的带头人之一是防治性病专家、北大医院院长胡传揆。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北医皮肤花柳科带头人王光超和妇产科精英严仁英“当仁不让”地成为医疗队队员。

    医疗队伍中的严仁英一脸专注的神情，当那天北京妇联的同志对她说：“我们去给妓女查体，你去不去？”她立刻就痛快地答应说：“我当然去！”此时的她，除了一切准备就绪外，似乎仍然对即将开始的工作充满了新鲜感。

    很快，医疗队的工作开始了。随着对妓女查体、治疗及教育工作的展开，严仁英对妓女以往的看法也逐渐改变。对出身名门、受过高等学府教育并曾出国留学的严仁英来说，她印象中的妓女就是好吃懒做、自甘堕落，并不值得同情。为她们查体治病，只当是自己履行医生为人治病的职责和救人行善了。可真正到了妓女教养院，她才了解到，很多妓女都是被生活所迫，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

    有一个妓女，因为她的丈夫得了重病没有钱医治，为了给丈夫治病，无奈的她只好卖身为娼，把自己送进火坑。这不由让严仁英对妓女的看法开始转变。而从妓女的回忆和控诉中，她更了解到妓女经常遭受毒打，受尽凌辱的悲惨生活。

    还有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妓女，8岁就从山东被人拐卖到妓院，10岁被逼接客，只要不从，就会遭到老板的毒打。妓院里那些碗口粗的棍子、烙人的火筷子，还有吊人毒打的绳子和缠着铁丝的鞭子，就是老板虐待妓女的铁证。这些都让严仁英了解到妓女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为妓女查体后，严仁英又亲历了政府为妓女医疗治病的过程。经过检查，1200多妓女只有40多人没有染上性病。当时治疗性病最有效的是油剂盘尼西林针剂，这种药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全靠进口。如果用这种药为妓女治病，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府无疑将付出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是共和国政府仍不惜花费巨资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盘尼西林针剂为妓女治疗性病。据资料记载，仅这一项，就花费当时旧币1亿多元。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家还从军队调拨过来一批盘尼西林。此外政府还对妓女进行劳动观念的教育和劳动技能的培养，以使她们自力更生，适应新生活。因此可以想见，在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财政比较困难的历史环境下，政府对铲除社会毒瘤，改造妓女，创建社会主义新面貌痛下的决心以及执行的有力措施。

    这一切，无疑更加激励了严仁英积极投入到为妓女治病的工作中。在4个多月的教养院医疗工作中，她和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认真为获得新生的妓女治病，对她们不歧视、不嫌弃，把她们看做自己的姐妹。她的真诚、热情感动了教养院里的学员，更受到了领导的好评。

    这是严仁英自美国归来后参加的第一项工作，时间虽不长，但无论是她精湛的医术，还是她高尚的医德医风和待人热情、谦和的大家风范，都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儒雅、气质脱俗的女医生。

    2.参加西北民族访问团

    1950年8月，回国后的严仁英第二次走出北大医院，随中央人民政府西北民族访问团前往西北兰州、新疆等地访问。访问团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构代表50余人组成。团长是当时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沈钧儒，副团长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萨空了、中央民委办公厅副主任朋斯克及北京市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马玉槐。严仁英和郑芝田则是访问团医疗队的医生。

    这是共和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出慰问团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慰问，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此阵容强大的西北民族访问团，尤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受社会发展的影响，旧中国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一直贫穷落后，各少数民族的人民也长期受到歧视。新中国成立后，为消除民族隔阂，让少数民族同胞了解新政权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政府工作有一项重大的举措就是“上来下去”。“上来”即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观访问，他们不仅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而且亲身感受到政府的关怀，亲眼见到祖国的新面貌。而“下去”则是政府组织人员，代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走访慰问，把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带给各族人民。在这种形势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少数民族访问团。

    1950年8月29日，肩负着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委以的重任，严仁英跟随西北民族访问团从北京出发了。除了医疗队，访问团更为西北少数民族人民带去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食粮。这其中有西北人民最急需的药品、医疗手术器械、医药卫生书籍和宣传品，还有生活品，如糖、茶、缎子和布匹等。

    电影局为访问团派出一个带着《光荣人家》、《红旗漫卷西风》、《新中国的诞生》、《赵一曼》等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的电影放映队。京剧队则为访问团带来了著名京剧《三岔口》，并派来了张春华、张云溪、云艳明等京剧名家。

    此外，访问团还带去了以介绍“人民解放战争、经济建设、首都人民活动”为主题的千余张照片，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国家领导人照片数万张以及数百面印着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等。

    访问团每到一地，都召开慰问大会，向当地各民族人民传达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慰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向少数民族人民赠送礼物。

    兰州访问活动结束后，访问团兵分两路，分别奔赴新疆和甘肃。严仁英跟随沈钧儒、萨空了及朋斯克等十余人来到新疆乌鲁木齐。

    新疆省人民政府为访问团组织了万余人各民族同胞参加的盛大欢迎会。之后，在朋斯克副团长的带领下，严仁英和访问团一起乘坐苏制嘎斯车离开乌鲁木齐奔赴南疆。当地人告诉他们说，从新疆拉一车羊毛到苏联，就可以换来一辆这种苏制卡车。因此他们也把这种车叫做“羊毛车”。

    访问团的代表们带着行囊和哈密瓜，乘着“羊毛车”，白天行进在戈壁滩，晚上住在路边的学校，先后访问了达坂城、库尔勒、喀什、和田和于阗等地。

    从未到过大西北的严仁英，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更感受到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兄弟的热情奔放和新疆的美丽风光，但她同时也看到了生活艰苦、医疗条件极差的南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在为当地人民讲医疗常识，赠送一些医疗器械和药品的时候，她以一个医生的敏锐观察力看到，这个地区得过天花的人很多，儿童的营养状况比较差，头上长疥疮的也不少，这更让她体会到一个医生践行“治病救人”职责的深远意义。

    两个半月的西北民族访问团之行，给严仁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回国后的严仁英在“医学大门”之外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的第一份“社会工作”。而从此之后，严仁英也以她的积极和热情参加了诸多的“社会工作”。

    3.赴朝鲜战场慰问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迎来了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就是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

    在西北民族访问团工作结束返回北京的路上，严仁英与访问团的同志得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消息。虽然不太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但经历过战乱之苦的严仁英深知，远离战争是人民的共同愿望，而祖国的和平更是来之不易。

    回到北京后，严仁英才了解到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信息。次年3月，严仁英跟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李德全为团长的赴朝慰问团参加了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活动。

    李德全是中国著名的妇女活动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就积极创办儿童保育会，提倡新法接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成为令人瞩目的8位女部长之一。这一次赴朝前，李德全原来是应邀去印度访问，她也为此特邀严仁英一同前往并担任随团翻译。正当严仁英考虑自己在外交方面的英文词汇是否还应再充实些时，她又接到了通知，印度不去了，要跟随李德全部长去朝鲜慰问前方的志愿军战士。

    而此时的朝鲜战场，正是战争形势激烈之时。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战势明显转变，受到重大打击的联合国军队不得不向南撤退。为扳回局面，处于劣势的联合国军决定施行生化战。

    事实上，联合国军在12月南撤时，就在朝鲜北部黄海道撒播了天花病毒。他们所使用的细菌武器就是日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当年在中国东北研制的流行性出血热病原体，针对的对象也正是军队炊事房、城乡的水池河川等。这期间，在朝鲜战场慰问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已发现了美军投放生化武器的严重情况。于是，李德全部长以国际红十字会中国代表的身份在3月14日呼吁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正式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

    4.调查细菌战

    从朝鲜战场慰问归来不久，即1951年的夏天，朝鲜大部地区流行过瘟疫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官兵中，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各种传染病也开始大面积流行，很多在朝鲜战场的中国军人被这些流行病夺去了生命。

    1952年1月，中国政府接到志愿军总部报告，发现美国飞机飞越中国领空，并撒播天花病菌。很快，美国军队以火炮发射、飞机投掷等方式，通过各种生物或食品、杂物等媒介物展开细菌战，对朝鲜北部7个道、44个郡投掷了细菌弹。2月，朝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飞机已多次在朝鲜地区空投了数种携带瘟疫、霍乱及其他细菌的昆虫。不久，在中国东北部地区也发现了带菌昆虫。

    3月，为指控美国公开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会同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医学会、各民主党派、宗教界以及文艺、新闻工作者等，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发起之下，组成了由各界代表及细菌学家、昆虫病植物学家、传染病学家、毒素学家、病理学家、农学兽医学家和营养学家等专家参加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很快，调查团开始分赴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进行调查。

    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不久的严仁英以临床医学专家的身份被聘为调查团成员。接到任务后，严仁英告别了丈夫和孩子，第二次踏上奔赴朝鲜的征程。与此同时，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8国的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到达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按照法律的方式，调查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严仁英随中国“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一行人先到了东北，深入到抚顺、安东、临江等地进行调查，紧接着又奔赴朝鲜平壤和成川等地。所到之地，他们亲眼看到了美军投下的细菌弹，在白雪皑皑的寒冷冬天，细菌弹里爬满了活生生的带菌苍蝇，同样带着霍乱病菌的蚊子、跳蚤等昆虫，还有美军投下的带有大豆紫斑病菌的树叶及豆荚豆秆等。此外，美军还以纸包、衣物包装、各种陶器和金属制品为容器，里面装上蜘蛛、老鼠等各类小型带菌动物，散播家禽白血病等动植物病菌，就连水库里都投下了带着病菌的蚌壳。

    得到大量物证后，调查团又进行了大量的人证访问，这其中也包括被志愿军捕获的美军俘虏和刺探细菌战效果的美军空降特务的供词。调查团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得到150多名人证的录音和1100多件实物的照片。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实物是美帝国主义违背人类道德使用细菌武器的铁证，更让严仁英对帝国主义分子公开利用科学来屠杀人民的罪行感到震惊和愤慨。

    调查结束回到国内后，严仁英又投入到撰写调查团赴朝调查的报告书以及展览会的准备工作中。4月，一部材料翔实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报告书在北京正式发表。几乎是在同时，“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委派的委员会也在北京发表了第二份报告，其报告指控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使用细菌武器，违反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和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该委员会在报告结论中指出：“我们认为上述事实构成了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的种族灭绝特别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如同一个重大威胁胁迫着全世界，其限度和影响无法预知。”

    而中国“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报告书则由当年的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带到奥斯陆，直接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上进行控诉。鉴于种种原因，中国调查团提供的材料没有能够说服许多与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成员。于是，郭沫若在会上提出，邀请一个由公正而独立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体到中国和朝鲜亲自调查控诉所依据的事实。

    大会经过热烈辩论后，终于在当时的苏联代表团的建议和组织下，通过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组织“世界和平会议”组成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

    5.再一次奔赴朝鲜

    1952年，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接待的各国专家。经过多方努力，当时正在欧洲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也积极奔走，最后请到了6位来自欧美国家的顶尖级世界科学家组成了“国际科学委员会”。这6位科学家分别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李约瑟教授；瑞典医学博士、斯德哥尔摩市立医院管理处中央临诊实验室主任安德琳夫人；法国格利农国立农学院动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曾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牲畜专家的马戴尔教授；意大利布罗尼大学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欧利佛；巴西圣保罗大学寄生物学教授贝索亚；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细菌学教授、曾任伯力军事法庭审讯日本细菌战犯的首席医学专家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

    “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列席顾问葛拉求西博士、罗马大学微生物研究所助教、贝索亚教授翻译秘书贝索亚夫人以及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翻译秘书可华司基先生等。此外，经“国际科学委员会”一致邀请，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原子核物理学专家钱三强博士担任委员会联络员。

    6月下旬，“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几位专家先后到达北京。对此事十分重视的新中国政府特地组成由廖承志负责的接待委员会，同时还派来当时的上海医学院院长、中国著名外科专家宫乃泉和在济南任教务长的外科专家计苏华担任接待委员会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中国方面同时派出陪同“国际科学委员会”前往东北和朝鲜进行工作的专家联络员。他们是：传染病学专家钟惠澜、病理学专家吴在东、细菌学专家方纲、昆虫学家朱弘复、公共卫生学家杨士达、妇产科学家严仁英。

    在当时的环境下，接待委员会的所有人员都肩负着特殊的重任。因为他们既要用确凿的科学资料说服外国专家，又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安排好这些专家的行程和活动。而且专家们深入的实地是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因此必须周到细致地安排好每一天的活动，保证“国际科学委员会”所有人员的安全。

    6月23日，“国际科学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作。各国专家们首先在北京进行现场调查的准备工作，严仁英和几位中国医学专家拿出3月份中国“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奔赴东北和朝鲜调查后整理出的报告材料，由各学科的专家对报告书中所提供的罪证材料进行举证和说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同时认真细致地研究了中国和朝鲜所提供的各类文件，并就许多有关细菌战方法的科学上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北京的准备工作进行两周后，严仁英与了解了报告材料大部分内容的外国专家一起离开北京到达沈阳。在东北地区，严仁英带领外国专家深入到实验室，也来到现场调查，使外国专家们进一步了解到我国东北地区的受害情况。

    十几天后，“国际科学委员会”在东北地区的考察结束。7月26日，在中国接待委员会的陪同下，各国医学专家一起跨过鸭绿江到达平壤。4个月前刚刚结束“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赴朝调查回到祖国的严仁英，又一次踏上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严仁英与中国几位医学专家以及“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沿着美军投放细菌弹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按照“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和朝鲜政府向委员会提供了各项科学报告，复查了3月份中国“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收集到的实物标本。专家们还观察了许多现场，先后询问了数百名人证，并对现场和人证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访问。

    在调查期间，“国际科学委员会”还约请中国和朝鲜的许多科学家作了有关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科学性的报告和谈话。同时，委员们还在朝鲜北部会见了供认投掷细菌弹的美国空军战俘。在那里，既有早前被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美国空军战俘，也有新近成为中朝方俘虏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委员们分别对这两批美国空军战俘进行了访问。几名美国空军战俘提供的材料，无疑为“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对美国军队投掷细菌弹的调查增添了更详尽的证据。

    在整个调查期间，“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完成各项工作，同时他们也对中国和朝鲜派出的专家努力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高度的科学水平表示了一致的赞扬。

    6.两次历险

    在朝鲜战场，对细菌战的调查取证工作是紧张繁忙的，但是严仁英与中国接待委员会的同志们团结一致、并肩作战，不仅工作有序、气氛愉快，而且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们配合默契，使整个调查工作进展顺利。

    然而，毕竟身处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在穿梭于硝烟战场的紧张工作中，严仁英与中外科学家也“毫无选择”地经历了战争的惊险与死亡的威胁。其中留给严仁英最深刻记忆的，可说是那次躲过美国飞机在天空的盘旋后，地面的意外翻车事故和在防空洞前一枚炸弹爆炸的两次历险事件。

    “翻车事故”发生在中国接待委员会与“国际科学委员会”科学家的车队前往调查取证的路上。由于路途较远，那天一早，严仁英与中外科学家便分乘几辆军用吉普车出发了。

    吉普车队要翻越两座山，再穿过一片平原，才能到达目的地。严仁英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立医院管理处中央临诊实验室主任安德琳博士同乘一辆吉普车。安德琳夫人很高兴地坐在严仁英的身边，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她很佩服这个思维敏捷、工作热情，操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女医学家。随着吉普车队的出发，难得坐在一起的两位医学博士开始攀谈起来。

    吉普车队沿着狭窄崎岖的山路缓慢盘旋而行，随着汽车的不停颠簸和头顶上不时传来远处天空的飞机隆隆声，安德琳夫人的话也越来越少了。严仁英注意到，刚才还饶有兴致的瑞典女医学博士，此时她的脸上已充满了紧张的神色。严仁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镇定地拍了拍安德琳夫人的手臂。

    其实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这是在战争的前沿阵地，毕竟每个人都随时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严仁英的心中则一直很平静，这一方面源自她沉稳的性格，一方面离不开她的成长经历。从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给抗日根据地送药，到不止一次奔赴朝鲜战场，性格一向开朗、独立的严仁英早已坦然面对生与死。

    吉普车仍在蜿蜒的山路缓缓而行，严仁英看到，每隔不远就有一名站岗的志愿军战士。她知道，那是为他们这支“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队伍“保驾护航”的警卫。为保护各国科学家的安全，中国方面特意在沿途安排了站岗的哨兵。每当天空将有飞机来到时，站岗的志愿军战士就会吹响哨声，听到哨声的吉普车队就立即隐蔽到安全的地方。看着一个个神情专注的志愿军哨兵，严仁英的心中似乎更加平静。

    突然，听到了志愿军战士的哨声，很快，吉普车队全都隐蔽了起来，不一会儿，传来了一阵爆炸声，不知是为躲过了危险而庆幸，还是为刚刚逃离了死神而感慨，汽车队离开掩蔽体时，大家都长长地出了口气。

    吉普车队继续沿山路盘旋而行，刚刚翻过第一座山头，志愿军战士的哨声又吹响了。这一次躲避的时间好像更长一些，走出掩蔽体时，严仁英发现，安德琳博士似乎比刚才更沉默了。

    也许为了缓解一下沉闷的心情，第三次躲过美国飞机的时候，严仁英身旁的瑞典女医学博士坐到了中国医学家钟惠澜教授的车上。但想不到就是她换乘的这辆车出了事。

    翻过两座山头之后，吉普车队终于到达了一片平原。大概是刚才一路的紧张再加上过度疲劳，司机一个走神，安德琳博士和钟惠澜教授乘坐的军用吉普翻车了，安德琳博士一下摔出了车外，钟惠澜教授也受伤了。所幸有惊无险，两位教授的伤都不算重，在中国接待委员会的积极治疗和照顾下，安德琳博士和钟惠澜教授都很快恢复了健康，又和大家一起工作了。

    第二次遇险是在到达平壤后，当时大概是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提出建议，希望“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到朝鲜的烈士墓前献花。于是，连同中国接待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大家分别乘上军用吉普车，从平壤出发了。

    那天的天气很好，太阳高照，天空晴朗。一列十多辆吉普车如长蛇阵般，在光天化日之下驶过平壤大街。如此规模的“暴露”出行，也必然引起了敌特的注意。当天晚上，临时住在一座防空洞里的中外科学家和所有接待委员会人员听到了剧烈的爆炸声。那是美国飞机在防空洞口刚刚投下的一枚炸弹。

    由于大家都住在防空洞的最深处，所以虽然受到惊吓，但都安然无恙。可是守卫在防空洞口的志愿军战士却被炸弹夺走了年轻的生命。

    两起意外事件，促使“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专家们没有能够在朝鲜战场过多停留。当10天的紧张调查的成果得到外国专家的一致认可和信服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放心地离开了平壤。

    7.庄严的报告书

    从平壤返回到沈阳稍事休息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于8月9日回到了北京。紧接着，委员们就开始了紧张的报告书和附件的草拟及修改、核对的工作。经过委员们的反复讨论后，终于在8月底完成了一份长达50页的报告书。报告书除了50页报告全文外，还包括46个附件。

    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报告书结论中所述的下列内容：

    “委员会已得出下面的结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这种遭各国人民一致谴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使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而在报告书中后面的46个附件，则是多达500页的各类资料。这其中包括：记录美军投掷带菌昆虫植物、小田鼠等现场记录、证人证词或调查报告；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和大量各位专家所出具的细菌检验、病理、临床和流行病学的报告；人证物证、照片、图表等。

    “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最后还写了一篇“新中国保健事业和卫生运动之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委员们对当时在全中国兴起的爱国卫生运动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们在文中称“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在我们看来，试想用细菌战消灭这样一个民族，不仅是犯罪的，而且也是徒然的……”

    还应该提到的是，这份报告书由8种文字组成，除6位“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专家来自6个不同国家要用6种不同文字外，还有朝鲜文和中文。

    8月31日，历经两个多月实地取证调查等大量的工作，由“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们亲自签名的报告书签字仪式终于在北京举行，一部最有说服力并为世界人民公认的报告书终于问世，美帝国主义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的罪行终于被昭揭天下。

    作为中国政府委派的医学专家联络员，38岁的严仁英则是这份庄严而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书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报告书签字仪式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又参观了北京举办的“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会”，之后，完成使命的各国科学家相继回国了。

    严仁英和中国接待委员会的医学专家们却仍然留了下来，他们还要完成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对报告书和附件进行编辑出版的工作。鉴于报告书的特殊性质，国家对它的出版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首先是对报告书的科学性的质量有较高的标准，此外报告书还要以精确的多种文字写成。因此，对报告书和附件的编辑出版，其工作量之大和任务的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

    3个月后，一部资料丰厚完整、长达50万字的报告书完成了。虽然为此付出了很多，但严仁英备感欣慰，因为她把自己饱满的工作热情献给了祖国。而让她感触最深的，则是她置身其中为之奉献的“报告书”所产生的深远意义以及与中国同人团结一致、并肩作战的工作情景。在半个多世纪后，耄耋之年的严仁英仍然对此有着难忘而愉快的回忆：

    “……可以想象，这样一部五十多万字的科学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巨著的出版，真像一枚重磅炸弹，既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猖狂，也使许多原来抱怀疑态度的人们转变了看法。

    “……由来自不同岗位的文字和科技专家们，有条不紊地、认真负责和团结合作地用3个月时间的紧张工作，终于使这部以‘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为名的历史巨著，以多种文字出版问世了。不能不归功于计苏华同志的高度负责精神和高效率的组织能力及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和以身作则精神的感召。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参加这项工作的许多同志已过世，我是从头到尾参加这段工作的一员，对一直与计苏华同志并肩作战的半年多过程中，那时紧张、有序、团结而愉快的气氛还留在记忆中。”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