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忙碌的母亲

    5个多月紧张的细菌战调查工作终于告一段落。结束工作的严仁英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回家的路上，此时虽已近傍晚，却是几个月来她第一次按“正点”下班回家的时间。而这个时期，同为协和毕业的王光超也已成为北大医院皮肤科的带头人，工作虽然紧张忙碌，但王光超都毫无怨言地挑起家庭重担，默默支持妻子的工作。想起这些，严仁英心中既感激又觉得十分歉疚。

    终于走进了西四大街的羊肉胡同，自他们从旧刑部街搬出后就一直居住在羊肉胡同106号。想起马上就要见到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严仁英又激动了。虽然回到北京已好几个月，可是她却一直难得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每天回到家时，他们早已睡着了，早上他们还在床上睡觉时，她又走出家门去工作了。

    刚刚推开院门，一阵欢叫声传了过来，梦凯和欣欣牵着妹妹小卉一齐扑了过来。严仁英欣喜地和3个孩子抱在一起。梦凯已经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欣欣也快从幼儿园毕业了，小卉还在上托儿所。抬起头，一脸笑意的王光超已从大北屋走了出来……

    这是一家人难得的欢聚时刻，孩子们拽着妈妈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大儿子梦凯说：“妈妈，好不容易今天您回来早点儿了，要不然待会儿我们又睡觉了……”二儿子欣欣说：“明天早上，该您送我去幼儿园了。”女儿小卉还不会说太多的话，只知道拽着妈妈的手，亲昵地叫着：“妈妈……”

    一家人终于坐在了饭桌前，梦凯和欣欣一边一个坐在妈妈身边，小卉照例是被爸爸抱在怀中，妈妈经常不在身边，幼小的女儿早已习惯了偎在爸爸怀里撒娇。

    保姆董大妈端上了热腾腾的饭菜，严仁英立刻和董大妈客气地打招呼：“大姐，这些日子辛苦您了！”

    董大妈笑着说：“好长时间您都没在家吃饭了，您慢慢吃吧。”

    勤快的董大妈是个善良的劳动妇女，自从日本投降那年严仁英走出家门来到北平大学医学院教书后，她就来到了王家帮忙料理家务。后来严仁英和王光超双双赴美留学，董大妈更是担当起照顾两个幼小孩子的重任。几年来，董大妈不单在王家照顾3个孩子，做家务，更和王光超夫妇和睦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在董大妈的眼里，这对年轻的留洋回来的夫妇虽然是大家庭出身，却待人热情、没有一点架子。最难得的是，他们吃饭从不挑食，也从不浪费粮食。大概是受父母的影响，3个孩子也都很懂事……

    也许正是这些，让朴实憨厚的董大妈一直在严仁英家呆了20多年，一直到“文革”的非常岁月，董大妈才被迫离开了她早已视为一家人的王光超夫妇和他们的3个孩子……

    这一晚，也给9岁的梦凯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为妈妈不仅和他坐在一起，告诉他去了一个叫朝鲜的国家，而且又教他唱歌了。梦凯从记事起就知道，妈妈爱唱歌，唱歌的声音也很好听。而且只要妈妈有时间，就要教他唱歌。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妈妈教的是朝鲜语的“阿里郎”。

    夜深了，欣欣和小卉早已睡熟了，平日的这个时候，梦凯也会和弟弟妹妹一样早就睡着了。可是今天兴奋的梦凯却一直没有睡着，终于他把妈妈叫到床前说：“我给您唱一遍‘阿里郎’吧。”

    “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哟……”梦凯稚嫩的小童声在静静的黑夜中轻轻回荡着。那一刻，一股暖流在严仁英的心中升起，那是母爱的温馨……

    接下来的日子里，忙碌的严仁英又抽出了空闲的时间教会了大儿子骑自行车。这无疑让9岁的梦凯又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那一天吃过晚饭，天色还没有发黑，严仁英忽然对大儿子说：“梦凯，今天我教你学骑自行车吧！”

    梦凯二话没说，抬起脚就跟着妈妈出了门。严仁英骑上她那辆二八型女自行车，后座上带着满脸乐开了花的梦凯，不一会儿就到了离家不远的沙滩北京大学红楼后的操场。

    很快，母子俩的“练车”行动开始了。小梦凯虽然只有9岁，可是个子却足比得上十几岁的孩子。因此他的双脚完全可以蹬上自行车的脚蹬子。

    于是，母亲在后面用双手牢牢把住车座，小梦凯双手使劲抓住车把，两条小腿用力蹬着，二八型女自行车开始晃晃悠悠向前行进了。偌大的北大红楼后操场上不时传来小男孩兴奋的喊叫声，母亲的笑声中则始终伴随着“慢一点，别着急”，“稳住了，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的叮嘱声。

    那一刻，他们是快乐的母子俩，一个杰出的中国女医学家，把她无私的母爱，毫无保留地给了她的孩子，而9岁的梦凯，也把他的童趣、天真带给了母亲。

    应该说在继承了母亲身高遗传的同时，梦凯也继承了母亲的聪明才智，一个晚上的时间，小梦凯就“降服”了那辆二八型女自行车。望着梦凯稳稳地骑行在北大红楼后操场的身影，一脸汗水的严仁英笑了。

    这一幕，一直让忙碌的母亲难以忘怀。而在梦凯的心中，虽然忙于工作的妈妈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无论是跟着妈妈学童谣、学唱歌，还是学游泳、学骑自行车，都是对妈妈最温馨美好的回忆。在半个多世纪后，已经在美国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并定居多年的王梦凯曾这样深情地回忆母亲：“……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真的不多，好像妈妈不是上班就是开会再不就是出差。也真不容易，真没有多少时间管我们。家里就是和三姨在一起的时候多一点。但是妈妈有一点空余时间，就会教我生活上重要的事。妈妈爱唱歌，三姨说我一岁多时妈妈就教我唱歌。一路长大一路学，跟妈妈学会了不少市井童谣和经典歌曲。记得最清楚的是妈妈教我的‘拉大锯，扯大锯’，‘小小子儿，坐门墩儿……’，还有‘老皮猴子娘狼外婆’的故事。还教给我row， row， row you boat.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赵元任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50年代初，妈妈访问朝鲜，学会了用朝鲜语来唱‘阿里郎’、‘将军之歌’，回来也一句一句地教给我唱了。还有上小学前带我去中南海游泳池学游泳，后来又去什刹海游泳池教我学游泳。九岁时妈妈带我去沙滩北大红楼后面的操场学骑自行车，所以我小学五年级就骑车上学了。现在妈妈老了，不能唱歌了，真是很悲伤的事，我想妈妈心里还是一直在唱着那些她吟唱了一辈子的歌曲和歌谣吧。”

    2.与恩师再度合作

    正如大儿子王梦凯回忆的那样，严仁英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真的不多。因为她实在是太忙了。调查细菌战的工作结束后难得和孩子们“小聚”不久，严仁英的工作时间表又排得满满的了。

    20世纪50年代，与恩师林巧稚（前左一）、杨崇瑞（前左三）等在一起。后排中为胡传揆。忙忙碌碌的工作中，首推第一位的，也是让严仁英最兴奋的，是她得到了与恩师林巧稚再度合作的机会。自从1948年和王光超赴美留学后，林巧稚也在几个月后的1948年底回到了协和。严仁英1949年回到北医后，接连参加了为妓女治病、随西北民族访问团赴西北以及几次赴朝鲜调查细菌战的工作。工作的繁忙，让师生二人几度“分别”，但这一对中国医坛妇产科最著名的师徒关系却依然如故。特别是有关妇产科的工作，学生总是虚心向老师请教，老师更是毫无保留地悉心指导。

    虽然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林巧稚最初并没有像她的学生严仁英和王光超那样，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充满了向往和热爱，以至于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她回避了新中国政府对她发出的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观礼的邀请。但是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变化很快就让林巧稚积极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久，林巧稚被新中国卫生部聘任为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紧接着她又担任了北京市医疗纠纷鉴定委员会妇产科专家委员。

    1951年夏天，林巧稚在怀仁堂第一次见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从此，这位中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更把全身心都投入到祖国的医学事业中，她也开始担当更多的社会工作。在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担任中华医学会图书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后，林巧稚与她的得意门生又开始合作了。

    那是在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恢复工作以后，1952年召开的妇产科学术会议上，出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的林巧稚和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秘书的严仁英终于“正式相聚”了。老师紧紧拽着学生的双手，严仁英更是心情激动。自1948年赴美留学一别，已经过了4年，学生和老师共同经历了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这一次，学生又要在老师的领导下工作了，只不过时代不同了，她们赶上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时代。这次的会议同时通过了创办《中华妇产科杂志》的决定，于是，严仁英又跟着老师林巧稚为创办《中华妇产科杂志》而共同积极努力了。

    1953年4月，我国历史上第一本妇产科的专科杂志《中华妇产科杂志》正式创刊。当时为季刊，也是继内科、外科、儿科、眼科之后，中华医学会创办的第5个专科杂志。时任中华医学会理事长的傅连暲为《中华妇产科杂志》题写了刊名，并为第一期写了前言。严仁英与老师林巧稚共同担任了第一届编辑委员会副总编辑。

    《中华妇产科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新中国妇产医学的成长和发展，这里有严仁英与恩师林巧稚共同付出的辛勤汗水，也是她们对祖国妇产医学事业的又一贡献。

    3.新中国妇女的“样板儿”

    与恩师林巧稚再度共同工作的同时，严仁英在北大医院的工作“头衔”分别是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北京医学院妇产科教授、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副主任。而这个时期，除完成一般妇产科医疗、教学的工作和兼任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的行政工作外，严仁英的肩上还在承担着有关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以及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的成员走出国门参加一系列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

    肩挑如此众多的工作重担，也就难怪大儿子王梦凯说“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真的不多，好像妈妈不是上班就是开会再不就是出差”了。

    严仁英真的很忙，与7国科学家历经几个月艰苦努力的细菌战调查工作刚刚结束不久，她就又开始了有关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

    从“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到中外科学家共同参加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从中国东北大地到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在两次赴朝调查美军细菌战罪行的全部过程中，严仁英是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因此，无论是每一篇文字还是每一段录音，也无论是每一张图片还是每一件实物展品，严仁英全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可说是细菌战罪行展览的“一草一木”全都掌握在手。

    在此后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举办了多次国内、国际规模的细菌战罪行展览。严仁英也多次代表中国科学家亲临展览会，以她所见所闻的真实事例向参观者控诉美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她的文雅谈吐和流利的英语给无数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脚步更是从中国大地走向了欧洲。此时的严仁英，无疑又以她的出色和优秀，站在了新中国妇女队伍的最前列。

    在细菌战罪行展览上，严仁英向外国观众讲解美国用小降落伞投放有害细菌情况。1953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严仁英也成为中国妇女代表团的一员，跟随以康克清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哥本哈根之行虽不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却是严仁英第一次代表中国妇女参加如此规模的妇女代表大会。

    能够代表中国妇女走向世界，固然离不开严仁英自身的出类拔萃，而更多的则是由于她在回到祖国后对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事业的积极热情和卓越贡献。其实在她刚刚回国不久，在为妓女治病的工作中，当时主抓此项工作的北京市妇联副主任杨蕴玉就已经“盯紧”了这个高高个子的女医生。无论是她高深精湛的医术，还是她积极热情的工作和坦诚的仁爱之心，都让这名共和国的高级妇女工作干部认定，这就是新中国妇女最优秀的“样板儿”。

    这一次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哥本哈根，严仁英还被委派与丑子冈同志一起，担当了全团人员的生活食宿等一系列后勤工作的重任。虽说都是平常的生活安排等小事，但严仁英仍然认真负责做好每一个工作。每到一处，她都积极安排好代表们的住房、行李，一切后勤工作全都井井有条。也许是这第一次出国访问的后勤工作实在是令领导满意，在以后多年的出访活动中，严仁英几乎每一次都“别无选择”地承担了代表团生活后勤工作的主要负责工作。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严仁英开始了她多次“中国妇女代表团出访”的外事活动。在一次次的国际会议上，严仁英以她的高雅气质和流利的英语，承担了一个中国妇女“形象大使”的重任。谈起这些，严仁英却很谦虚地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让我管后勤工作，我就把大家的食宿、行李管好……我这个人就是个子高、身体棒，另外英文基础比较好，又不裹小脚。走出去人家一看我这个‘板儿’，整个一个活生生的新中国妇女的好样板儿！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4.“有什么困难一定写信来！”

    “有什么困难一定写信来！我一定给你们回信交流经验！”这是严仁英在1954年对她亲自担任班主任的北医妇产专修班毕业生的亲切叮嘱。

    北医妇产专修班开办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各方面还都比较落后。在医疗卫生领域，更是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全国各地特别是边远地区，都处于缺医少药的状况。在这样的形势下，卫生部决定在北医建立妇产专修班，为新中国医疗战线培养一批妇产科专业医师。于是，原北医的高级护校与高级助产学校合并，北医妇产专修班从此诞生了。

    北医妇产专修班共有60名女生，当时任第一助产学校校长的严仁英受命负责这个班，担任了妇产专修班的班主任。虽然这个时期身兼多职的严仁英工作十分繁忙，但她仍把无私的仁者之爱献给了她的学生。

    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当年严仁英老师对学生们的关爱，妇产专修班的学生仍然念念不忘，曾任北医妇产科支部书记的张熴然回忆说：

    “……当年在妇产专修班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严仁英教授经常到宿舍来看我们，不单问寒问暖，也关心我们的学习和思想，那时严教授还很年轻，可是却给了我们母亲般的关怀和慈爱，让每个同学都十分感动。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班一个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学生生病时，严教授对她关心和爱护的情景。那一天，这个同学患感冒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既没有吃什么东西，也不说什么话，正当大家不知怎样安慰她时，严教授亲自到宿舍来看她了。严教授一边摸着她的头一边问她：‘怎么样？发烧吗？’说着，严教授又不放心地一边握住她的手腕，一边看着手表为她数脉搏。

    “躺在床上的女孩不知说什么好，她只觉得心里一阵阵温暖。严教授接着握着她的手说：‘一定要吃点饭，要不然身体更没有力气了’……女孩终于忍不住，一行热泪流淌在脸颊上，在场的同学也都被感动了，大家觉得严教授真的就像亲妈妈一样……严教授还常常告诉我们，要安心学习，将来成为一名救死扶伤为人民的好医生。”

    盛鸿霞则深情地回忆了她在北医妇产专修班毕业后与老师严仁英“写信交流经验”的感人情景：

    “1954年，我在北医妇产专修班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鸡西煤矿总医院妇产科工作。当时，这个医院的妇产科只有一个医师、一个医助。在党团组织的关心和帮助下，我积极投入到正常的妇产科工作中。我们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成立了婴儿室，开展了一些手术。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发展，我很想和其他几个大夫开展子宫全切手术。但由于在北京实习时，我未能亲自做过一例子宫全切手术，因此，要想在矿区总医院开展这项手术，确实很困难。

    “这时我想起了严老师，特别想起了毕业时严老师曾对我们说的‘有什么困难一定写信来！我一定给你们回信交流经验！’那句话。于是我提起笔，把我要向老师请教的问题全都写在了纸上，就把信发出去了。想不到严老师很快就回信了。

    “让我深受感动的是，为了让我理解清楚，严老师还特地简要地画了一个包括子宫、子宫动脉和输尿管的解剖位置图，其中特别标示出子宫动脉和输尿管距离很近，嘱咐我一定要检查清楚输尿管，不能误伤输尿管。同时重点写上：结扎子宫动脉的操作范围只有0.5cm。

    “严老师给我的回信，不仅让我对手术图谱的理解更深一步，对0.5cm的操作范围也牢牢记在了脑海中。正是由于严老师和我在信中的交流，才使得后来我们医院的子宫全切手术全都得以顺利完成。

    “后来在1955年的下半年，我为病人作了一个阔韧带内的囊肿手术，手术后，病人盆腔内形成一个比鸡蛋稍大些的血肿。怎样才能使血肿尽快被吸收，关于这方面的治疗，我确实没有经验。于是我又给严老师写信求教，严老师又很快回信告诉我，可以为病人作理疗。按照老师的教导，我为病人作了理疗。结果病人盆腔内的血肿真的很快被吸收了。

    “几十年来，我虽与老师相隔数千里，但每当我遇到疑难问题时就给老师写信请教，有时有特殊病人还往北医转院，每一次都得到了严老师的热情帮助。这让我十分感动，也让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分配到矿区总医院的大学毕业的医生非常羡慕。他们经常对我说：‘你真幸运，遇到这样关心学生的老师！’

    “每当想起这些，我就会想起严老师在我们毕业时对我们说的话：‘有什么困难一定写信来！我一定给你们回信交流经验！’因此，我十分感谢严老师对我们像妈妈一样的爱护，更会永远铭记老师对我的教导和帮助！”

    5.亚非妇女会议的观察员

    1958年2月，受科伦坡亚非妇女会议发起国印度妇女组织的邀请，中国政府派出了包括5名代表和5名观察员的代表团前往当时的锡兰（即现在的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出席亚非妇女会议。

    此次亚非妇女会议是由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巴基斯坦5个国家的妇女组织发起的。会议的目的是本着万隆会议的精神，共同讨论某些影响亚非地区国家妇女和儿童的基本问题。会议还将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发言和讨论：1. 卫生问题；2. 教育问题；3. 妇女和公民权问题；4. 奴役和买卖妇女儿童问题；5. 劳工问题；6. 促进亚非妇女之间的密切联系问题。

    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为新中国女司法部长史良，秘书长是当时的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杨蕴玉。另外3名代表分别为曹孟君、龚普生和林莎。严仁英和丁雪松、王汝琪、黄甘英、邹得心为观察员。

    这是中国妇女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中立国家上层妇女组织主持的会议，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除参加这次会议的特殊意义外，中国妇女代表团更肩负着完成中国外交使命的重任。

    这仍然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形势。由于中国政府在1957年12月接到亚非妇女会议发起国印度妇女组织发来邀请我国参加会议的通知时，还不知晓整个会议的具体议程。后来，我国政府才分别从不同渠道了解到，此次亚非妇女会议还同时邀请了联合国3个专门机构的代表分头作不同议题的报告。很明显，此次会议似乎把联合国摆在了指导地位。这就使得当时的中国政府直接面对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的原则问题。

    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联合国一直没有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此，按照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在联合国没有纠正他们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恢复本应属于中国的合法席位之前，中国不会同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发生任何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应如何参加此次亚非妇女会议，中国妇女代表团在此次会议中如何表明中国政府的庄严立场以及如何制定参加此次会议的方针政策，严仁英和中国妇女代表团共同亲历了这一系列详细过程。

    中国妇女代表团多次一起开会认真研究，并在赵毅敏、刘宁一同志的具体领导下，遵照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指示，确定了参加此次会议的方针和政策，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估计，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带着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嘱托，肩负着完成外交使命的重任，严仁英与中国妇女代表团于1958年2月4日启程赴科伦坡。

    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出席科伦坡亚非妇女会议之前，首先采取了会前与会外协商的办法，即向发起国印度及锡兰（斯里兰卡）妇女组织的负责人非常恳切地表明了我国对“在联合国应有的合法席位”问题上的严正立场。经过中国妇女代表团的几次协商，大会终于对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几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让步。这几个方面分别为：

    同意中国妇女代表团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发表声明并将声明全文印发；保证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报告不伤害我国；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报告不作为会议讨论的根据。

    因此，当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做报告时，为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国妇女代表团庄严退席。同时向大会说明，中国代表团这样做绝不影响中国对开好此次亚非妇女会议所作的努力，也不会影响中国妇女同其他亚非国家妇女间的合作与友谊。由于此前在会前和会外的诚恳协商，中国代表团的做法得到了各与会国的谅解。亚非妇女会议执行主席代表5个发起国表示，她们完全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态度，同时她们也希望中国代表团能够理解她们。

    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民间性的国际会议上，就中国同联合国的关系问题公开阐明立场。虽然在这次亚非妇女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经历了一些周折，但也得到了收获。会议结束后，就有好几个国家妇女代表团的朋友向中国妇女代表团表示，虽然中国代表中途退席，但是经过这件事后，她们更理解中国了，与中国的友谊也更增进了。后来锡兰（斯里兰卡）舆论界也发表了一些文章，表示支持中国妇女代表团的立场。

    这也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参加中立国家上层妇女组织主持的国际性妇女会议。因此，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妇女代表团接触到了许多以前从未打过交道的国家和人，也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听到了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各种不同的论点。比如在探究造成一些妇女问题的原因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时，有的主张竟是妇女就应该回到家中，把政治留给男人。还有的更是主张，妇女应该统治男人等。

    对于参加此次亚非妇女会议的新中国妇女的“样板儿”严仁英来说，这些国家妇女代表的观点几乎与国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广大妇女无法“相提并论”，但毕竟她们的发言让严仁英和中国代表亲自感受到了这些不同国家妇女的观点，而且与她们也增进了了解和友谊。

    相比之下，中国妇女代表团的参与则在与会的亚非十几个国家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当时参加会议的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的代表就表示说：“这个会议有共产党国家参加也不错，原来听说共产党很可怕，但这次听了几个共产党国家（中国、越南、蒙古）代表的讲话，觉得并不坏。”

    而事实上，当年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确实为本国的妇女儿童做了很多工作。因此也有很多代表团的代表向中国代表团认真探询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有的代表还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愿意到中国来访问。

    1958年亚非妇女会议的科伦坡之行虽不过是严仁英当年众多出国访问的活动之一，但无论是此次出访活动历经的周折，还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在亚非十几个国家妇女代表心目中留下的深刻印象，都因此次会议的特殊意义而给严仁英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6.出访日本

    1961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出访日本。自亚非妇女会议归来后，严仁英又先后出访了印度、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此后她的出访活动和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就像她曾经回忆的那样：“工作没多久，我又开始新的外事活动……此后，情况的发展更是不可收拾。”

    在这个时期众多的出访活动中，留给严仁英深刻印象的当属1961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对日本的访问，虽然没有像1958年科伦坡的亚非妇女会议那样经历周折，但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仍然源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原因。那时日本国内的情况比较复杂，日本政府长期追随美国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和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而且同台湾来往得也很密切。本来在这之前的1958年，日本就有一些民间团体邀请中国妇女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但是后来在日本国内发生了国民党驻长崎的领事唆使暴徒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对于这种发生在日本国土上有损中国国格的恶劣事件，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不仅不向中国政府道歉，反而公开对外宣称什么“那个（指五星红旗）根本不是国旗，那是一块布，把它撕下来没什么关系”。

    对此，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同时为了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态度，陈毅副总理还宣布了中国采取的相应措施，这其中就包括对原定赴日本访问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行程的延期。

    因而后来在1961年中国政府派出的妇女代表团不仅阵容相当可观，而且她们更以“和平大使”的形象，肩负着大力宣传和平友好、坚决反对国外反动势力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重任。

    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许广平。许广平是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的夫人，由于鲁迅年轻时在日本仙台学医留学的经历，使得许广平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望。代表团的副团长是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计委主任郭建，秘书长是黄甘英。郭建和黄甘英都是经验丰富、工作出色、活动能力很强的妇女干部，代表团团员也都是中国各界妇女的名人，除严仁英外，还有当年出演电影《青春之歌》女主角的青年演员谢芳以及著名女外交家、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等。

    按照中央的精神，此次赴日访问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就是要大讲中日友好，大讲和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就如同在代表团临行前，当时的副总理兼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同志在接见代表团所有成员时，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大家说的那样：“你们这次去要广交朋友。与对方接触时不唱高音，不唱低音，而是唱中音，女中音……”

    1961年，在樱花盛开的3月，严仁英随中国妇女代表团来到了日本。刚刚踏上日本的土地，代表团的同志们就开始了紧张的一系列走访、宣传活动。从参加欢迎中国妇女代表团的大会到举办几十人至五六百人的座谈会，从接见记者到报社、通讯社对话和电视广播，中国妇女代表团的足迹踏遍日本国土的几十座城市，接触到了日本各阶层的妇女和人民。

    在日本富士山，中国妇女代表团在接见记者时驳斥日本驻联合国的代表所述关于“两个中国”的谬论之后，很多日本记者当时就表示，他们对日本政府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后来在名古屋中国妇女代表团举办的座谈会上，一个教师发言说，对于教育日本下一代，自己应该负有责任，因为在此前的日本小学教科书上，台湾被画成了与中国领土不一样的颜色。

    这些日本人民群众的表白，让严仁英亲自感受到，面对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严正立场，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所持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在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适逢日本人民为纪念中国大文豪鲁迅先生在仙台留学为鲁迅先生树立的纪念碑建筑完成。于是，仙台市特地邀请鲁迅夫人许广平前往参加揭幕典礼。

    那一天，严仁英随许广平团长和全体妇女代表团同志一起来到了矗立在广濑川畔青叶山麓的鲁迅纪念碑前。揭幕式原来预定200人参加，想不到一下来了500多人，不由为揭幕式会场增添了许多热烈气氛。

    在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日本一个月的时间里，她们共走访了27座城市，参加欢迎中国妇女代表团的群众大会32场，举行几十人到五六百人的座谈会48场，参加招待会、宴会44场，正式接见记者10次，与报社、通讯社对话、访问及电视广播13场。整个行程安排紧张有序、接触群众广泛，可谓场面热烈、意义深远。

    这一次中国妇女代表团对日本的出访活动，不仅让日本广大妇女和群众认识到中国妇女已经获得解放的现状和事实，更加深了中日两国妇女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这也使得当时“日中友好”和“恢复日中邦交”的口号在日本更加深入人心。

    从建国初期的赴朝慰问、调查细菌战到哥本哈根的妇女代表大会，再到科伦坡的亚非妇女会议及对日本的出访，这个时期的严仁英，一直以她新中国妇女最好的“样板儿”形象，一次次走出国门，为新中国的妇女事业，为捍卫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更为一代中国医学家的生命旅程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光彩。

    7.奔赴农村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为广大农民服务，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在毛泽东主席著名的“六·二六”指示的感召下，中国医疗界各大医院纷纷组织各类医疗队下基层，奔赴缺医少药的农村或边远地区开展医疗救助活动。

    北大医院也很快成立了农村医疗队，同时把医疗地点选择到北京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密云县。这个时候，严仁英已是北大医院的副院长，闻知北大医疗队即将奔赴远郊密云后，她的心一阵阵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她知道，积存在心中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自从踏上从医的道路，她见过旧中国因贫穷落后而造成营养不良的儿童，也见过身处农村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的待产妇女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使母子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惨状。而在西北民族慰问团，她更看到了在荒原沙漠的大西北，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因缺医少药而得不到及时医治患上天花、疥疮等疾病的落后贫困景象……

    此时的严仁英，虽然从小生活在优裕显赫的大家庭，虽然经历了中国最高学府和出国留学的深造，虽然代表新中国妇女无数次走出国门访问，但是她的心中始终在关注着最需要医疗的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是一代中国女医学家最令人敬佩的仁爱之心。

    几天后，由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及眼、耳鼻喉、皮肤、保健等各科的医生、专家组成，以北医副院长严仁英为主要负责人的北大医疗队出发了。

    为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席对医疗工作的“六·二六”指示，为密云县广大农村培养出合格的医务人员，北大医院不仅派出了22个医疗小分队分赴密云县水库南北22个公社，而且在每个医疗小分队的十几名队员中，还涵盖了手术室、化验室、实验室的护士、实验员等各科专业人才，可说是医疗队伍庞大、人员“设备”精良。

    作为北大医疗队的主要负责人，严仁英在到达密云县后即向医疗队提出，为了给密云县的广大农民培养医务人员，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首先要在农村开办“半农半医”教育班，同时为农村患者治疗疾病，以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问题。

    开办“半农半医”教育班，即是在农闲的时候上课，学习医学理论，到农忙的时候就和农民一样下地劳动。这对于从城里来的医生专家们来说，确实要经历艰苦的锻炼，但却能让他们亲身感受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真实状况。而对于每个村子里连一名赤脚医生都没有的密云县来说，“半农半医”教育班则可以直接改变当地缺医少药的落后医疗状况。

    很快，北大医疗队在密云县的冯家峪、高岭、太师屯、季庄以及西田各庄的5个“半农半医”教育班开课了。同时承担一大部分教学任务的严仁英也开始了她在密云大地基层农村的辛苦奔忙。而真正下到村子里来到农民的身边，严仁英才对亲眼看到的农村缺医少药的真实状况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那是在密云水库北岸的一个乡村小卫生院，虽说叫卫生院，却只有设备条件异常简陋的3间小房。一进屋即是诊室，只有一名当地的乡村医生正在忙着给病人拿药。靠屋角一座小火炉上的水壶正在冒着热气。看见医疗队的人来了，乡村医生一边打着招呼，一边从小火炉上拿起开水壶转身倒进一个大碗里，紧接着从大碗里取出被开水烫过的针头，插在一旁的注射器上，回过身再拉上白布帘，很快，给病人打针的任务就完成了。

    很显然，这种用开水烫一下的消毒方法是不符合要求的，但是在那个偏远落后的乡村，也只能这样了。后来严仁英才知道，在农民连烧柴都很困难的乡村，小卫生院能够得到专门配给的烧煤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最让严仁英感到触动的是在这里看到身处农村最底层孕产妇的落后状况。那是在密云水库南西田各庄一带的平原区。比起偏远的山区，西田各庄一带山路较少，距离县城还近一些，但生活条件依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

    虽然农村妇女一向地位低下，受人歧视，但为夫家生儿育女毕竟是大事。因此在这一带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被当地人称为“老娘”（娘字发轻声）的接生婆。“老娘”大都用延续传下来的土法接生，自然没有什么卫生安全标准。为更深入了解一些情况，严仁英曾亲自接触了几个村里的“老娘”。她惊奇地看到，“老娘”们为产妇接生的唯一工具就是一把土剪子。后来，严仁英见到了一个年岁稍小一些的“老娘”，这个“老娘”40多岁，快言快语，手脚麻利，稍识一些字，附近十里八里的好像还小有点名气。但即使是这个最“出类拔萃”的“老娘”，也仅仅是能有点棉花和酒精，“工作程序”也只是知道用酒精把那把唯一的剪子烧一烧擦一擦。这不由让严仁英的心中充满了担忧。

    这期间，严仁英还听到了一个小男孩体内被误注射进汽油的事。这件真实的事就发生在北大医疗队来到密云县之后，一个在西田各庄地区教书的朱老师亲自经历的事。

    那一天，朱老师1岁大的儿子小军突然发烧，朱老师带着孩子去了公社卫生院看病回来后，把孩子需要打针的药剂就全都放在了桌子的抽屉里。第二天早上，朱老师嘱咐婆婆上午带上针剂抱着孩子去卫生院打针后，就匆匆忙忙去学校上课了。想不到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接一件的意外。

    那个年代，北京人经常买一种非常小的封闭玻璃瓶的散包装汽油，主要用来日常生活中擦洗器具什么的。这种封闭的小玻璃瓶与当时医院给病人注射的针剂在包装外形及大小上都十分相似，如果不看上面的标识，真的分辨不出来。巧合的是，朱老师的婆婆不识字，而粗心的朱老师恰恰把这两种外形相似用途却截然不同的小瓶全都放在了抽屉里。

    更巧合的是，把小汽油瓶当做注射针剂的老太太抱着孙子出门后并没有去公社的卫生院，而是去了村里一个已经被下放回家务农的乡村医生家，因为去卫生院要走出几里地，而这样可以省好多力气还可以省下打针的钱。

    看来这位曾经的乡村医生被下放回家确实不冤枉，先不说他根本不会有什么消毒，单就他不看针剂标识，也没有察觉到打开玻璃瓶时那股刺鼻的汽油味，就可以想见出他是什么样的医术水平。结果是，小军的身体里被打进了汽油，紧接着，这个1岁的小男孩就当场翻了白眼。

    好像到了这时候，被下放的乡村医生和孩子的奶奶才闻到了一股汽油味，他们立刻将昏迷的孩子抱到学校，学校里立刻派了一个身强力壮的男老师骑上自行车，后座带上朱老师母子，一直骑了20多里坑洼不平的土马路直奔密云县医院。可是密云县医院的医生对于这种病例却不知从何下手，只好派出救护车把小男孩直接送到北京……

    送到北大医院的小男孩后来终于转危为安，但这个近乎愚昧的真实的故事却引起了严仁英一连串的深思，如果小男孩的奶奶有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如果村民的医疗条件方便一些，如果密云县医院的医学力量再强一些，如果……

    一连串的深思，不仅让严仁英又一次亲身感受到偏远农村医疗落后的状况，更让她感到“六·二六”医疗队赋予的神圣使命。

    8.西田各庄的“半农半医”教育学习班

    西田各庄坐落于密云水库南、潮白河以西，是密云县西部最大的公社和平原区之一。虽然是北面相邻半山区，三面都是平原的公社重地，但方圆十几里地也只有一座设备简陋的卫生院，而且全公社十几个村子里竟没有一名赤脚医生。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严仁英与当时的北医妇产科医生、西田各庄医疗队副队长赵瑞琳在西田各庄办起了“半农半医”教育学习班。赵瑞琳和密云县卫生局指派的部队转业医生袁玉良共同担任西田各庄“半农半医”教育学习班班主任。袁玉良负责班内学员政治思想工作及生活管理，赵瑞琳及医疗队内各专科的教授们承担了医学教学讲课的重任。担任一部分教学和总负责的严仁英则直接深入到班里视察，指导教学。

    赵瑞琳1957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不仅亲历严仁英的教诲，更对老师充满了崇敬。在北医妇产科工作几十年，赵瑞琳始终以老师为榜样，勤奋努力，由于工作出色，曾多年被评为优秀工作者。这一次来到西田各庄，又能够和老师一起工作，更让赵瑞琳备受鼓舞。

    为方便教学和实践，西田各庄“半农半医”教育学习班的教室就设在西田各庄中学校内。赵瑞琳和医疗队的各科专家们一起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她们根据当地农忙、农闲的具体情况，定为“半农半医”教育学习班办学3年，同时定下了“农忙时下地干活，农闲时集中在西田各庄中学开展医疗教学”的教学形式。

    为了办好“半农半医”教育学习班，西田各庄中学也做了大力支援，除一间教学用教室外，学校还为他们准备了男女生宿舍和老师男女宿舍各一间。

    在严冬寒冷的农闲时节，西田各庄“半农半医”教育学习班开课了。来自苍头、大辛庄、坛里、韩各庄、卸甲山等十多个村子贫苦农民家庭的年轻人终于跨进了以前他们从没有想过的医学课堂。于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几个来自北京，受过正统医学教育的医生、专家，与一群从小在“土里刨食”的“农村娃”，在偏远的京郊农村，开始了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教学的“半农半医”的“四同”生活。

    这是当年在毛泽东主席发出“六·二六”指示精神的指引下，北京医疗战线的一大“创举”，这一“创举”无疑为改变偏远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而严仁英则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创举”的带头人。

    对于当年亲自执行毛泽东主席“六·二六”指示，深入到农村亲历“半农半医”的“四同”生活的医疗队的医生、专家们来说，这一段经受锻炼，提高思想觉悟的医疗下乡实践，更使他们终身难忘。当年西田各庄“半农半医”教育学习班班主任、北医妇产科赵瑞琳教授一直有一段至今铭记于心的深情回忆：

    “我们所在的西田各庄虽然是平原区，但生活条件仍然很艰苦，农民的主要粮食就是玉米和白薯干。我们在农忙时就是和同学们一起下地干活，不管是夏天割麦子，还是秋天收玉米，我全都干过，记得那时我曾经住在苍头的学生霍天春家，白天干完农活轮流去老乡家吃派饭，晚上帮半农半医学生给老乡看病。干农活虽然又苦又累，但我们在劳动中得到了锻炼，也和朴实的贫下中农建立了感情……

    “我们对‘半农半医’班的学生从学医的最基本理论教起，有医学基础、人体解剖、生理、病理、常见疾病的表现和治疗等。在教学生学解剖的时候，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想办法托人买来一条狗作解剖给学生讲课，从食道、气管，一直到胃、肺、膀胱，对气管炎、肺炎等各个系统疾病的症状给学生讲解。这样的解剖教学虽然简陋，无法与城里大医院相比，但老师讲得认真，学生也很专心，教学效果非常好。我们对学生的培训包括内、外、妇、儿等科……”

    9.行走在远郊大地

    一个严寒冬日的上午，严仁英骑上自行车从密云县城出发，沿着一条土路直奔西田各庄。自从把在北京城里平时上班骑的那辆二八型女车“托运”到密云以后，严仁英早已不记得她骑着这辆为她立下“汗马功劳”的自行车在设立各“半农半医”教育学习班的北京远郊大地走了多少路。

    当时的密云县，交通还很落后，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通汽车，因此，对一般出门只能靠双脚步行的贫困农民家庭来说，自行车几乎就是人们出行最“奢侈”的交通工具了。了解到这一状况的严仁英很快就把她的自行车运到了密云县。从此，到各医疗点和“半农半医”班十几里甚至是几十里的路程，严仁英出门再也不用单靠双脚走路了。

    但毕竟是在远郊密云县，即便是能够骑上自行车出门，也仍然要面对坑洼不平的土路、山路和狂风劲吹的寒冷天气。而严仁英似乎没有想到这些，一次次艰难骑行的经历，早已使她坦然面对每一次都需要大量体力付出的艰苦出行。

    只是这一次在奔往西田各庄的路上，严仁英没有想到，她竟经历了一次几乎是“与天奋斗”的超体力“顽强对抗”。

    临出发时，当地的同志曾劝阻她最好改日再去，因为听天气预报说，中午前后要有四五级风，尤其是西田各庄的大风，刮起来连沙带土。“赶上那儿的大风，风向来回变，就跟转圈儿刮似的，别说骑车，连走路都迈不开步！”这是当地人告诉严仁英的话。

    但是严仁英还是骑上她的二八型女车出发了。她觉得虽然一路都是坑洼的土路不好骑，比起在北京城里骑车的速度要慢不少，但不管怎样，在大风刮起之前，她一定会赶到西田各庄。因为她心中惦念着那里“半农半医”班的学生，不知他们最近的学习有进步了没有。还有天气这么冷，不知道宿舍的炉子升得怎么样。她也惦念一直和学生吃住在一起的班主任、那个年轻热情，一心要为贫下中农培养医生的赵瑞琳，她知道赵瑞琳工作有魄力，吃的苦也最多，不知上一次和她一起商量讨论的教案准备好了没有……

    还要去西田各庄卫生院去看看，主要是到他们的妇产科转一转，自从给他们的妇科医生做了培训后，他们原来只能为妇女取环的医疗技术应该会有所转变的……

    想起这些，严仁英的心中一阵兴奋，蹬车的双腿也越发有力。只不过她没有看到，远处的天空已经发黄，那是大风即将刮起的信号，也是那个年代西田各庄地区一道特有的“自然景观”。由于这个地区大面积的沙土地，因此只要大风一刮起来，就会将地面的黄沙一同扬到天空，等到整个天空都变成黄色时，大风就已经刮到眼前了。

    果然，严仁英刚刚骑出3里路，还没拐出季庄村，一阵狂风卷着带颗粒的黄沙就迎面而来。只是一刹那的瞬间，严仁英就觉得自行车忽然蹬不动了，紧接着一股黄沙土扑在脸上，落在了头上。前面的路已经看不清，她只得用双手推着自行车一步步往前走。

    走出季庄村时，风似乎小了些，她立刻顶着风骑上了自行车，速度虽然很慢，总算是还可以前行，但付出的体力却要大多了。没有走出多远，一身的汗水就湿透了严仁英的内衣。终于骑过了一个弯，风向好像改了些，大概该顺点风了，严仁英心里想着。

    但很快夹带着黄沙的大风又刮过来了，这一下，真的就像当地人说的那样“风向来回变，就跟转圈儿刮似的，别说骑车，连走路都迈不开步！”但严仁英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不管是骑车还是推着自行车，她的双手一直紧握着自行车的车把，朝着西田各庄的方向前行。大风带着黄沙还在刮着，冰冷的寒风吹打在脸上，钻进了袖管里，湿透的内衣也很快变得冰凉。一望无边的田野，漫天的风沙中，只有严仁英一个人在奋力走着……

    终于，顶着满头满脸的黄沙，带着与大风战斗过后的疲惫，却依然满脸微笑的严仁英走进了西田各庄“半农半医”班的教室。那一刻，教室里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赵瑞琳更是两眼含着泪花。她急忙倒好一杯温热的开水送到老师的跟前说：“您先漱漱嘴里的沙子，再喝水。”这几乎是当年经历过西田各庄大风沙的人最常见的习惯。接过水杯的严仁英似乎这时才感觉到嘴里的泥沙。

    顾不得歇息，严仁英径直走到学生跟前，和他们攀谈起来。从学习到吃饭，从穿衣到宿舍，从家里有几口人到生产队给他们每天记了多少工分，每个问题，她都问得很仔细，学生们也都一一做了回答。一旁的赵瑞琳终于忍不住了，她知道老师一定累坏了，必须让她先去休息一下才行。

    可是严仁英的时间表里似乎仍然没有休息二字。那一天下午，当“半农半医”班的学生们下课后匆匆忙忙赶回宿舍要把炉火升起来时，才发现，今天不用着急动手了，宿舍里的炉子早已升起了火苗，打扫干净的地面上还潲了清水，平日里一向布满尘土、空气干燥的宿舍顿时增添了一股舒适的清馨。在火炉旁的铁簸箕里，则是装了大半簸箕没有烧透的煤核儿。那是严仁英在为同学们点好火炉后，又在烧过的煤球中，精心地一颗一颗挑选出来的。看到这一切，“半农半医”学习班的同学们感动了，此时他们眼中的严仁英，不单是一个谦和、平易近人的医学教授，更是一个充满关爱之情、生活简朴的仁慈长者……

    而受到最深触动的还是他们的班主任赵瑞琳，她想不到，身为北医副院长、生活优裕，有着不平凡经历的严大夫，竟能那样坦然微笑面对那近乎磨难的艰苦。她不知道，平时忙于工作几乎不管家务的严大夫，是在什么时候学会了生炉子，甚至于那样“体察民情”地挑出一颗颗没烧透的煤核儿。

    其实，让“半农半医”班的学生和老师深受感动的又何止这些？也许，40多年后，已经80岁的赵瑞琳教授对那一段生活和工作的回忆，就是对严仁英最由衷的赞美：

    “……那一年，严大夫已经52岁，可是她和我们一样，背着药箱深入到农民家里为他们看病，从来不怕脏、不怕苦。她走遍了密云水库的每一个角落，直接到各‘半农半医’学习班视察，指导教学工作，检查教学质量。每次到我们班来，严大夫都非常关心我们的学生，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学习，与学生同吃同住。在严大夫的身上，我看到了她对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状况的真心关怀，也看到了她执行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真诚与执著……

    “我原来不会骑车，每次出去给老乡治病，或是去县城开会都是走着去。可是自从看到严大夫顶着风沙，不顾道路颠簸坚持骑车20多里来到西田各庄后，我受到很大鼓舞，终于也学会了骑自行车。看到我学会了骑车，严大夫很高兴，竟把她的二八型女车留在了我们西田各庄班。并且对我说：‘这样你就方便多了，去县城开会来回往返40多里地就再不用走那么多路，给社员们看病也可以随叫随到了。’

    “还让我难忘的是严大夫在生活上的简朴。严大夫虽然出生于教育世家，又曾出国留学，一直生活在城里。可是来到密云后，一直和大家同吃同住，从不搞特殊。有一次，我觉得严大夫岁数大了，实在不忍看着她跟我们一样整天吃熬萝卜，就准备托人去社员家买几个鸡蛋给她改善一下。可不知怎么被严大夫知道了，她立刻坚决反对，结果鸡蛋也没有买成……

    “那时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严大夫为我们树立了在艰苦环境中勇于接受锻炼的榜样，从严大夫身上我学会了做人，也改造了自己，与严大夫在一起，真的终生难忘、受益匪浅……”

    与赵瑞琳教授同在北医“六·二六”医疗队的刘淑文教授曾深入到当年密云县最艰苦，也是距离北京城最远的贫穷山村番字牌。谈起那一段工作经历，刘淑文教授回忆说：

    “当时的贫下中农生活很苦，我们去吃派饭，几乎派不出饭。尤其是晚饭，只有一碗稀稀的棒渣粥，说是粥，却差不多全都是汤，清亮得几乎可以当镜子照。我们也吃过黑乎乎的粥，那是因为掺进的野菜太多，看不到粮食，还发出一股馊味儿。不是农民们舍不得给我们吃，他们对我们都很好，是他们实在拿不出粮食……

    “我也曾在半夜里翻过几十里盖满冰雪的山路，抢救了一个濒临死亡的大出血妇女。看着那个终于活过来的农村妇女和她的家人一脸感激的神情，我没有觉得自己有多苦，只觉得我们真的应该下去，他们这里实在是太缺医少药了……

    “想到这里，我也更加敬佩严大夫，她那年都50多岁了，可是却跟我们一样去农民家吃派饭，在古北口崎岖的山路上，到处都是大上坡和大下坡，可是严大夫顶着上坡往上骑和下坡的颠簸中一骑就是一个多小时，不知有多少次，她从颠簸的自行车上被摔了下来。但她从没有怨言，还总是那样乐观，一脸的和蔼亲切。严大夫是北医‘六·二六’医疗队的带头人，也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尽管京郊密云带给严仁英的是漫天夹着黄沙的狂风和崎岖难行的山间小路，但都没有阻止住她深入到偏远农村医疗和办学的脚步。艰苦的生活和农村的贫穷落后更激发了她一定要改变最基层农村妇女医疗健康状况的决心。

    在这样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严仁英和她的北医“六·二六”医疗队一直毫无怨言全心全意地坚守在密云山村。只可惜，正当她为医疗办学工作取得成效感到喜悦准备投入新的工作继续为偏远山区人民服务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0.逆境中的坦然与自责

    带着一身还没有褪去的山村泥土和风沙，被“勒令”返回北大医院的严仁英，终于离开了她工作和生活了两年的京郊密云大地。

    虽然一路的喧嚣和呐喊已经让人感觉到正在燃起的“文化大革命”战火，但严仁英的心中却很平静。从接到“必须返回北大医院”的“勒令”通知那一刻起，她就已感觉到了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城里大街上到处可见的标语和大字报更让她感到，此时的北大医院也一定“激情四起，热火朝天”。

    果然，还没有迈进医院大门，远远地就传来了一阵口号声。刚刚走进院子，还没来得及看清满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两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就把一个写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挂在了严仁英的脖子上。这时，严仁英才看到，几个北大医院领导都已被挂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牌子，在烈日下低头站在院子里。用红卫兵小将的话说就是把这些牛鬼蛇神揪出来示众，让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一群“牛鬼蛇神”中间，严仁英看到了和她一样挂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牌子的王光超。上一次夫妻相见时，还是严仁英在医疗队休假从密云回到城里的家中。想不到一个月后夫妻再度相见时，竟是在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不过，看到和自己一样一脸平静的王光超，严仁英的心中踏实了许多。

    紧接着，一群斗志昂扬的红卫兵小将把“横扫一切”的火焰又烧到了严仁英和王光超的家。小将们一窝蜂般冲向西四大街的羊肉胡同106号，毫不留情地把屋内凡属于“资产阶级”的一切统统撇到了院子里。

    只不过红卫兵小将有些“心不甘”，因为除了当年他们夫妇出国留学时穿过的西服、严仁英后来出国访问时的服装，还有一些老式的家具外，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奢侈”的物品。但小将们仍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四旧”扔到院子里，一直到最后装车拉走。

    勤快朴实的董大妈走了，因为红卫兵警告她，不许再为资产阶级分子干活。梦凯还住在北京青年排球队，严仁英和王光超带着已经上中学的欣欣和小卉搬进了两小间只有门没有窗户、原来搁放杂物的房子里。

    从此，严仁英与王光超共同开始了他们“挨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和劳动改造”的“文革”岁月。刚刚被批斗后的一天早上，严仁英刚刚走进医院，一个红卫兵拦住她说：

    “严仁英，我代表造反派正式通知你，从今天起，你的工作就是打扫妇产科的清洁卫生。你必须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于是，严仁英的白大褂换成了后边开口的浅蓝色卫生员穿的衣服，头上的医生帽变成了女清洁工帽，脚下穿上了一双塑料凉鞋。一切仿佛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个学术修养深厚、医术精湛，一心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医疗事业作贡献的医学教授瞬间就成了清洁卫生员“老严”。与此同时，新中国著名的皮肤科专家王光超也成了每天推煤烧火的锅炉工“老王”。

    也许一向的心胸开阔和乐观宽容的天性，就是严仁英能够坦然面对世间一切的原因。穿上了后开口卫生员工作服的严仁英二话不说，走进厕所连冲带刷，不一会儿就把厕所收拾得变了模样。这以后在她当卫生员的那段日子里，妇产科的楼道和厕所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份清新与整洁，几乎无法让人相信，竟是出自年过半百的妇产科主任之手。这让对她吆来喝去的造反派们无话可说，也让看在眼里的一些老同志心里一阵阵发酸。有心疼，更有敬佩之意。她们都知道，这时的严仁英正在患着“甲亢”，又黑又瘦。这种病特别容易疲劳，可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打扫厕所，她干起来从没有“糊弄”两个字。她们更想不到，经历这样的屈辱和劳累，她的脸上仍然是坦然和微笑……

    其实这时的严仁英也经常会陷入一阵阵的沉思，只不过，这沉思是她对自己在“文革”前担任妇产科主任工作的“反省”。那是在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打扫完卫生的严仁英和卫生员老张坐在一间简陋的存放清洁工具的小屋子里准备吃午饭。

    看着老张用一双粗糙的手脱下干活时穿的胶鞋，严仁英才注意到，那双胶鞋的鞋底已经快断了，再一看，老张的工作服也露出了几个窟窿，她的心不由缩紧了。看着严仁英盯着她的眼神，老张只是不太在意地说：

    “没关系，快发新的了，原来每年差不多到这会儿就该发了……”

    老张说到这儿忽然不说了，因为提到了“原来”，憨厚的老张怕严仁英难受，她知道，原来大家都叫她“严大夫”的这位妇产科的主任待人和蔼，从不摆架子。因此老张大概也不会想到，此时的严仁英心里确实不好受，但不是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是在为自己以前的工作没有能够关注到最基层的保洁工人在心里默默自责：亲自做清洁员打扫卫生，才了解到卫生员的工作这么辛苦，我当了半天主任，都不知道卫生员需要什么，真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够……

    11.微笑与宽容

    “文革”时期的兄妹3人。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远郊密云的“六·二六”医疗队陆续离开了密云山村。西田各庄“半农半医”班班主任赵瑞琳也随着医疗队回到了贴满大字报和标语的北大医院。

    走进妇产科门诊楼的那一刻，赵瑞琳惊呆了。她看到平日里受人尊敬的严大夫已经穿上了后开口的蓝大褂，正在认真地打扫楼道卫生。看到楼道里异常的气氛，赵瑞琳不敢说什么，只是悄悄走到跟前，轻轻地叫了一声“严大夫”。

    看到能干的西田各庄“半农半医”班主任赵瑞琳，严仁英对她的学生露出了微笑，她平静地轻轻地回答说：“你回来啦。”听着老师的话，赵瑞琳心里一阵不好受，她知道，她的老师还在惦念着远郊山村那些缺医少药的最基层的农民。

    楼道里的人在来来往往地穿行，这是一个狂热躁动的时代，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年过半百的教授正在给楼里做卫生保洁。终于楼道和厕所都打扫干净了，穿着一身卫生员工作服的严仁英又走进了妇科门诊室，她要把门诊用过的妇科窥阴器和镊子一个个进行“前期”的清洁工作。

    那时的窥阴器都是不锈钢的，半天的门诊下来，已经积攒了不少个。严仁英先把它们拿到水龙头下一个个冲洗，接着再一个个放进含千分之一“新洁尔灭”的溶液里浸泡。底下的工作就是从消毒液里拿出浸泡过的窥阴器和镊子，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后，一个个擦干净，再一个个抹上石蜡油，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这些干净的窥阴器和镊子打好一个大布包，直接送到消毒室。

    近50个窥阴器，从冲洗到打好布包，这些以前都是清洁员干的活儿，严仁英干起来有条不紊，熟练自如地一气呵成。就如同她打扫楼道和厕所一样，干净整洁、无可挑剔。在严仁英的心中，只要是分配给自己的工作，都应该尽力做好。就如同平时给病人看病、做手术一样，都要认真完成。

    看着老师的辛苦，赵瑞琳很难过，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可是老师自始至终都是一脸的坦然和不时露出的微笑，这不由让她的心中更增添了一番别样的感慨，她知道，在坦然和微笑的后面，是老师的一颗仁厚宽容的心。

    几天后，楼道里不见了打扫卫生的严仁英，锅炉房也再没有见到推车铲煤的王光超，家中的欣欣和小卉更没有见到爸妈回家的身影，原来他们都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因为王光超的妹妹王光美是当时“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夫人，身为王光美的三哥三嫂，他们的“罪行”自然又加了一条：“刘少奇插入北大医院的黑手”。

    天气渐凉了，失去自由的严仁英无法回家，也见不到王光超，见不到梦凯、欣欣和小卉，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好在3个孩子都长大了，自己照顾自己应该没问题，想到这儿，她的心又平静了。这时，小屋的门被打开了，一个造反派站在门口冲着屋里大声说：

    “严仁英，你们家给你送衣服来了！”那口气，和一个狱卒对犯人说话几乎一模一样。接着，大概是觉得给资产阶级分子和“刘少奇的黑手”把衣服递到手里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立场，所以那个造反派“义正词严”地说完话后，就直接把衣服包冲着严仁英扔了过去，一下子，衣包散落了，里边的衣服一件件落在地上……

    这样的岁月，严仁英一直以一颗宽容的心，坦然平静地面对。就如同她后来在接受访谈时回答的那样：

    “……在‘文革’中是有影响，他到锅炉房去推煤，我就到病房里做卫生员，打扫厕所。也没什么，就是运动嘛，也没什么抵触情绪。反正在病房做卫生员搞干净就得了，让你干就好好干吧。

    “当时也没觉得有多么痛苦，只是我原来当主任的时候没有想到卫生员有多么不容易，没想到他们的衣服那么费，应该多给他们添一些衣服……也经历了戴高帽子、游街、挂牌子挨斗，家里给我送来的衣服被他们扔到了地上，虽然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我也觉得没什么，因为他们（造反派）也是受骗，觉得这样做就是忠于毛主席。

    “……我是1946年到北大医院工作的，‘文革’时我已经在这儿工作好多年了，所以，说我是‘刘少奇插到北大医院的黑手’，同事们都不相信，大家对我还是比较好的……在‘牛棚’里，跟其他同志互相关心，一块儿学习，并没有觉得多大的痛苦，挺一挺就过来了。那一段日子也有收获，交了很多新朋友。有原来在一起打扫卫生的清洁员，也有在‘牛棚’里认识的同事。到现在过年过节，我那个卫生员朋友的先生还来我家看看，我们一直是好朋友。

    “……宽容，对人也宽容，没有仇人，人家恨，我也恨不起来，所以是有这个宽容。我觉得家里头教育可能是有影响。祖父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和睦，要互相帮助，要体贴别人，不能就你说了算，不行。”

    对严仁英的宽容胸怀，渠川琰教授回忆说：“最典型的像‘文化大革命’吧，那时年轻嘛，都要造反。有些同志造了严大夫的反，当时也有一些不敬的地方。她不在意，事后还共事，所以他们也很感动。”

    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宽容大度的心，严仁英以微笑和坦然度过了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岁月。而在“文革”结束后，恢复了工作的严仁英，仍然以一个仁者的宽容之心，与那些曾经以各种手段对她进行批斗和迫害的“造反派”和睦相处。对此，北医人称，这是严仁英的高风亮节，我们每一个北医人从心底里敬佩。

    12.仁心仁术

    在那一段身处逆境的特殊岁月中，以微笑和宽容待人的严仁英，更不忘恪守医生的天职，把一个医者的仁心仁术献给求医问诊的病人。

    有一天，产科楼道里传来了一阵阵争执声音，那是一名即将分娩的产妇家属和医生的争吵声。原来，那个在母亲腹中等待出生的宝宝实在是“长势”良好，以至于接产的医生不得不决定用手术“帮助”一下这个孕育了大个头儿胎儿的母亲。于是，医生找到产妇的家属对他们说：“胎儿个儿太大，得需要‘剖’。”

    想不到，产妇的母亲不干了：“什么叫‘剖’，不就是开刀吗？我生了5个都平平安安的，凭什么我闺女就得开肠破肚地挨一刀？再说了，肚子开一个大口子，她以后怎么下地干活儿？”产妇一家是朝阳区的农民，老太太的想法让医生觉得简直就是“愚昧”。“剖宫产”确实恢复得慢一些，但也不至于干不了活儿呀。可不管怎么说，产妇一家就是不同意，还说凭什么好端端的，就得给肚子上来一刀呢。

    这么一来，产科的大夫也不知该怎么办了。不知谁提醒了一句：“这么争执也不是个事，要不咱们找严大夫吧，让严大夫给咱们看看有什么办法。”

    这一句话，似乎才让大家明白过来。可是严大夫在哪儿呢？于是大家四处去找，终于在妇产科门诊楼的厕所里找到了正在卖力刷厕所的严仁英。听明白了情况，严仁英没说什么话，只是很快地脱下工作服，把手洗干净后就来到了产妇面前。只见她轻轻伸出双手，在产妇隆起的肚子上横着竖着比画了一下后说：“可以不开刀，上个产钳就行了。”于是家属不闹了，接产医生按照严仁英说的一步步做了，结果母女平安，一家人皆大欢喜。事后有人告诉产妇家属：“你们真走运，知道她是谁吗？那是中国最有名的妇产科专家！”

    有时候也会碰到产妇必须“剖”，而产妇和家属又都死活不同意的情况。那是来自海淀区四季青公社一个农民的女儿，由于怀孕期间食欲好，每天都吃很多肉，这一下腹中待产的胎儿又成了“超大”儿。可是无论怎样，医生就是说服不了产妇和家属同意做“剖宫产”手术。无奈的医生又找来了一身卫生员装束的严仁英，结果产妇和家属说：“我们就让严大夫拿主意了。”后来，“剖宫产”顺利完成，产妇一家抱着8斤多的胖小子回家了。

    渐渐地，去厕所里找严仁英的人多了，因为前来就诊的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中国闻名的妇产科专家，可是她现在正在刷厕所。至于妇产科的大夫，她们更是经常找严仁英，因为有好多问题都要向她请教……

    普芝（化名）曾是严仁英的学生，也是那个时期在厕所里找到严仁英看病的众多患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普芝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后来她跟着丈夫来到了西北。由于当地医院一次失败的腹腔手术，普芝不仅被医生错误地切掉了一侧卵巢，而且造成了盆腔炎、肠粘连以及继发性闭经等症，很快，普芝的身体就被疾病拖垮了。

    无奈中，普芝决定回北京，她要找老师严仁英，她觉得如果找到严教授，自己的病一定有希望治好。可是到了北大医院她才知道，她的老师被“打倒”了，正在被“监督”劳动。幸运的是，普芝终于在厕所里找到了正在做清洁卫生的严仁英。

    看到穿着一身清洁员工作服的老师，普芝难过地叫了一声：“严教授……”看到自己的学生，严仁英立刻露出了微笑，她对普芝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这时普芝才想起自己的病，她一边跟老师说着，一边拿出自己的病例……

    走出北大医院时，普芝的心已经踏实了许多，因为她的老师已经给她制定出了一套治疗方案。更让她感动的是，老师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却没有丝毫怨恨，仍然那样和蔼，一边认真听着学生述说病情，一边认真询问，充满了慈母般的关心。

    从此，普芝每天都去北大医院。按照严仁英为她制定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案，她每天都要打“胎盘组织液”和做理疗，同时看中医服中药治疗。严仁英为普芝介绍了一位当时已经80多岁的老中医崔绍晋大夫，每次崔大夫给普芝开7天的中草药，主要是针对普芝的病情达到活血化瘀、止腹痛和清热解毒的治疗效果。

    每次到北大医院看病，普芝都要到厕所去绕一趟，为的就是看一看老师，严仁英也一直很关心普芝的治疗情况。普芝对老师说：“崔大夫告诉我说给我开的药方已经‘到家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加减了。”严仁英听了，告诉普芝说：“那就一定要好好坚持，崔老大夫一辈子研究中医妇科，还是很有成就的。”

    老师的话虽不多，却给了她的学生莫大的鼓励。因为每天普芝都要喝下苦得让她几乎呕吐的中药，而且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看着年迈的母亲天天顶着大热天守在小蜂窝煤炉子旁耐心地慢慢为女儿熬药，有的时候普芝真的觉得自己要支持不住了。

    但是普芝还是记住了老师的话，一直按老师说的坚持服中药，坚持治疗。慢慢地，她觉得腰痛和腹痛在逐渐减轻，饭量开始增加了，体力也恢复了不少。从一开始去一趟北大医院，中午回家就累得不成，到腰杆可以直起来，去一趟北大医院也不发憷了。

    普芝每一次见到严仁英，都把自己身体好转的状况告诉老师，她看到，每一次老师的脸上都是那么高兴。一个月后，普芝又去看她的老师了。一见面，老师就高兴地对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解放’了！可以到妇科门诊叫号了。”

    从此，再见严教授，普芝不用去厕所找了。她去门诊开“胎盘组织液”时就可以见到正在忙忙碌碌负责分诊的严仁英，虽然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教授，她却坐在本应是护士岗位的分诊小桌旁。桌上的小本儿一本一本排好后，看着哪个诊室的患者出来了，她就和蔼地叫上等候的患者，然后给送到里边坐诊的大夫跟前。看到这些，普芝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老师却是一脸的坦然。

    一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病情在一天天好转的普芝又来到了北大医院。这一次，她高兴了，因为她看到老师已经坐在门诊的诊室里给病人看病了。见到了普芝，严仁英也很高兴地对她说：“现在没问题了，我可以亲自给你开药方了……”

    普芝也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自从得到老师的治疗方案后，她的腰痛和腹痛已基本消失了，虽然还没有来月经，但身体各方面都比原来强壮多了。于是，在严仁英的亲自安排下，普芝交替做着超短波和直流电碘离子导入的理疗以及打针、看中医服中药的同时治疗。

    几个月后，普芝的盆腔炎和因开腹手术导致的肠粘连病症都在逐渐好转。虽然有时感觉身体还有些虚弱，但是比起患病初起时，普芝觉得精神和体力都恢复得很不错了。于是她找到老师说：“我感觉我的病好多了，所以我想，我该返回西北了……”

    可是严仁英却对她的学生说：“你觉得你的病好了吗？我可是认为你还没有好。”接着，她又对一脸不解的普芝说：“要达到自然来月经，还要能生一个孩子，你的病才算是治好了。”看着老师一字一句认真说话的神情，普芝感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只知道，严教授在尽一切力量为她治病。而当时的普芝由于一侧卵巢被错误切除后，盆腔炎和盆腔粘连等症已经造成剩下的唯一一侧卵巢功能不全，她的生育能力几乎完全丧失，而这些，严仁英是非常清楚的。

    可是，普芝还是想回西北。严仁英只得叮嘱她的学生说：“如果一定要走，回去以后也必须坚持继续进行治疗。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位大夫，她曾经在我这儿进修过，你以后就找她看病吧。”

    于是，带着老师尽量给她多开的打针的药，带着老师的千叮咛万嘱咐，普芝离开了北京。按照严仁英的安排，回到西北的普芝，找到了老师推荐的大夫后，又接着开始继续治疗。

    两年后，终于传来了普芝的喜讯，即将临产的普芝来到了北京。她到北大医院就诊的时候，严仁英正在带着工农兵大学生实习。在一间妇科门诊的大诊室里，普芝看见了正在给工农兵大学生讲解的严仁英。心急的普芝径直走过去，想不到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拦住了她。普芝只好大声喊了一声：“严大夫！”

    严仁英终于看见了大腹便便，即将做妈妈的普芝，师生俩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严仁英高兴地说：“真是太好了！这可是一个真正的宝贝胎儿！”

    普芝对老师说：“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如果可能会难产，我就在您这儿生，如果能够顺产，我就回到婆婆家去，他们家在海边，比较凉快。”严仁英听了，就把普芝带到另一间诊室，仔细给她测量了骨盆的各个径线数据后，她告诉普芝说：“一切都正常，胎儿不大，没有难产的迹象。那边我去会诊过，你在那里生孩子应该没有问题。”

    临走时，严仁英又鼓励她的学生说：“万事俱备，只看产力。”

    不久，普芝在婆婆家顺利地生下了女儿。后来普芝几次去北京看望老师，但都没有见到，因为老师不是出国，就是开会。她知道，老师太忙了。

    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来自普芝的亲身经历和深情回忆。在普芝的心目中，严仁英的形象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因为严教授不仅救了她的命，更让她成了一个正常的女人，有了自己亲生的儿女，也有了一个女人的尊严、自信和一个幸福完整的家。

    然而倘若没有亲历者普芝的回忆，这一段感人的真事却从来无人知晓，因为普芝不过是她治愈的无数患者之一。在严仁英的医学旅程中，无论是在刷厕所蹲“牛棚”的非常岁月中，还是在最基层、最普通的患者面前，她奉献的，永远是精湛的医术和宽厚的仁爱之心。

    13.针对性防治的开展

    来到妇科门诊工作后，严仁英时刻关心广大妇女健康的一颗心终于又开始激烈跳动。不久，严仁英开设的北大医院妇科门诊专门治疗妇女外阴疾病的“外阴病门诊”正式“挂牌”了。在当时各大医院都没有此项门诊的情况下，严仁英的这一行动，无疑开了国内妇产科门诊领域的先河。

    外阴病在妇科疾病中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而大部分患者虽深受其苦却难以启齿。因此，长时间以来外阴病在妇科门诊中并没有引起重视，在临床医学中也没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严仁英早在“文革”前就已开始关注外阴病，并把它列为影响广大妇女身心健康的常见疾病。来到妇科门诊后，严仁英亲自接触到了深受这一“难言之隐”疾病折磨的患者，无形中更坚定了她开设“外阴病门诊”的决心。

    “外阴病门诊”开设后，不仅陆续治愈了大量患者，而且在边治疗、边总结的过程中，严仁英对外阴病的病因、分类诊断和防治技术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对外阴白斑病的治疗，更是一个突破。

    在以前，妇女外阴白斑病是一种让病人非常痛苦又很难治愈的顽疾，在很多人的眼里，这种病几乎就是无法治愈的“癌”。严仁英通过多年的观察、诊断，取活体做病理检查等，终于总结出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外阴白斑病，一个多年来几乎被视为妇科的“不治之症”被解决了。

    开设“外阴病门诊”是严仁英在被“解放”后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治工作的开始，因此，在不断总结和积累“外阴病门诊”工作的同时，她抓住时机，先后举办了两届外阴疾病治疗的培训班。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参加了培训，她们在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不仅开展了正规系统的外阴病治疗，更大量普及了外阴病的防治知识。严仁英有针对性开展的防治工作终于得到深入发展。

    这个时期正是20世纪70年代，国家已经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因此，大多数“计划外”的妊娠终止就全靠人工流产。于是，一个新的“课题”又引起了严仁英的关注和探索。

    那是在一天上午，担任妇科门诊大夫的严仁英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患者慢慢走出诊室后，就坐在了楼道候诊的椅子上。看着女患者惨白的脸色和痛苦的表情，严仁英知道，这又是一个刚刚做完人工流产的年轻妇女。自从来到门诊后，这样被“严重伤害和痛苦”的女患者，严仁英已见到了许多，她的心中不由生出担忧。

    可是回到诊室后，同事却对她说：“严大夫您知道吗？比起那个‘段三针’来，上咱们这儿来做人工流产的患者可是‘幸福’多了。不管怎么说，大医院里的人工流产正规、安全，不会出问题……”

    这时，严仁英才知道，在北京有一个叫“段三针”的，专门给怀孕的妇女用“扎针”的方法做流产。不知他拿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针，就在阴道里扎3针，结果不知道是伤了膀胱还是伤了什么地方，反正出血的，感染的，问题多了。

    听到这些，严仁英不由又想起了她曾亲自去过的远郊密云偏远的山村，那些处于医疗条件落后，又非意愿妊娠的农村妇女，这样的人工流产对她们必然会有更大的危险性和伤害性。想到这里，严仁英又陷入了一阵阵深思……

    几天后，经过不断思索的严仁英终于向几个同事提出了她的设想：“我在想，我们应该以‘非手术终止妊娠’为目标进行研究，不能任由‘段三针’他们那样，一定得想办法。”严仁英提出的“非手术终止妊娠”的研究即是用药物达到流产的目的。虽然当时对流产药物的研究在妇科同行的眼中是被“鄙夷不屑”的，但是严仁英的设想还是得到了一些同事的支持，很快，严仁英带头建立了北大医院计划生育研究室，她们的研究工作开始了。

    那一段工作是艰苦的，当时严仁英正患甲亢，人又黑又瘦，但是她坚持下来了。她们与生理学家与药学专家合作研究使用前列腺素和中药穿心莲等草药终止早期和中期妊娠。接着她们又研究开发计划生育新药，终于闯出一条抗早孕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路子，即采用服药的方法。如今，这项研究用于临床已经造福广大妇女。而严仁英正是这种药物流产技术最初的先行者。

    严仁英曾这样回忆这一段岁月：“那时我们就去找一些药学的专家，还有生理学专家一块儿研究。后来他们就给我出主意，说你们想办法，一个东西是对抗孕激素的，还有一个东西是让子宫收缩的，让它不长斑，以后从子宫里头排出来。所以就想着找什么呢？说新疆山上有一种叫雪莲的植物，那个植物使它周围地方的雪都化了，他们说它是‘热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来试试看。于是我们就弄点儿雪莲，用实验室的小耗子来做实验看看……”

    严仁英的不懈追求，也得到了同事们的敬佩。因此，当年与严仁英一同做计划生育科研的郑淑蓉教授回忆说：“严大夫那时很困难，是‘文化大革命’啊。她是王光美的嫂子，你想这么一个身份关系，她是什么状态？所以说当时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条件底下，她是完全靠边站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她能够在这方面还孜孜不倦，而且自己非常努力，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这个太不容易了，所以她很值得人尊敬。”

    从针对性的防治——开设“外阴病门诊”开始，到开设计划生育研究室，研究非手术终止妊娠，是这个时期严仁英关注广大妇女健康付出的行动，亦可说是她正朝着从临床到保健的道路在一步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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