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革了临床医学的命”

    1979年，66岁的严仁英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在这一年，严仁英在北大医院进行民主评选院长中，以她的德高望重获得了绝对优势当选。能够获得同事们的信任，严仁英十分感动，也深感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只不过，当大家看到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医院建设工作中的严仁英时，刚刚上任不久的严仁英竟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要从临床改行作“围产保健”。

    在当年的中国妇产科领域，“围产保健”4个字是少为人知的，因为它是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学科，在国外当时称为“母胎医学”。这门科学将母亲和胎儿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服务，是融合了生理学、病理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具体讲就是从妇女怀孕开始（也相关到婚前、孕前）就对母亲、胎儿及新生儿进行的一系列保健措施。概括起来讲，围产保健的根本目的是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促进母儿健康。

    严仁英在接受访谈时对“围产”两个字是这样解释的：“‘围产’，意思就是在分娩以前跟以后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发现孕产妇死亡的问题其实有些是发生在孕期的时候，也许是早期，也许是中期，也许是晚期。她有点儿毛病，没有注意，到分娩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也许在孩子生下来以后，新生儿在其出生后1周以内也可能出一些危险。”

    而对于严仁英这个“弃临床”“选保健”的举动，却有许多人不理解。因为在医学界历来就存在大多数人愿意作临床医生而不愿去作保健的现象，在那些医务工作者的观念里，保健既不用做手术也没什么学问，保健医生待遇也不高，确实没有什么前途可言。而临床医生通过做手术既可以给病人治好病，又能提高业务和知名度，还有较高收入，因而长期以来一直少有医生“心甘情愿”去从事保健工作。

    严仁英却坚定地选择了做保健，她说：“临床医生固然可以给危险的重病人治好，可是你从整个群众来考虑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作预防工作让这一群人都不得病不是比那个更好吗？”这也是严仁英几十年临床实践的深切感悟，就像她经常说的那句话，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片。

    她也会开玩笑似地说：“说保健工作最没有前途绝不是谦虚，就是临床医学长出的一个‘怪胎’，或者说我是革了临床医学的命吧。”

    选择做保健也是严仁英的追求和发自内心的愿望。在从事妇产科工作数十载的岁月中，她曾以精湛的医术为无数母亲迎来新生命，也亲历过难产母子生命濒危又爱莫能助的痛苦。医疗实践中难忘的亲身经历，让她深切体会到自己称为“甜蜜事业”的妇产科工作内含的苦涩和艰辛，更让她看到，面临妊娠妇女的群体，妇产科只能作治疗工作的局限。

    因此，严仁英说：“我的正业从临床转入保健，这并非一时冲动，也非逼于无奈。早在50年代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期间，我就开始意识到，在未感觉有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那些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子宫颈癌的患者，我们则一筹莫展，那副惨状，真令人痛心……使我下决心转行的原因是受老前辈杨崇瑞博士的感召。我没有上过杨大夫办的助产学校，但因她是我恩师林巧稚教授的好友，我通过林大夫了解到，她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并把学生派往各地开展工作，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对这一伟大创举，我深深地佩服……”

    也曾有采访记者对严仁英提问说：“您当时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做临床这么多年，而且在医学界大家都觉得收入也不错，突然转到一个不被重视的保健行业，为什么？”

    严仁英说：“医院里看到的病人当然也有很重的，也有生命危险的，但是她那个情况不像在农村里头那么困难。我就觉得，太困难了，妇女生孩子时候能活下来真是不容易……我们能起的作用太小了，人家有病来找你，我们在医院里给她看病，在城市里只能是一对一。你一个人对一个人，你看一天看30个病人也就是30个人完了。可是我们到基层就是一个人对一群人，你下去做工作一天可以帮助好几百人，从整个群众来考虑，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做预防工作让这一群人都不得病不是更好吗？这不一样，这个意义就比较大了。”

    这一年，严仁英跟随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在美国访问期间，她亲自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受到启发的严仁英决心把“围产保健”引入中国。回国后，严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从此，她带领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始共同研究围产医学。

    以往孕妇产前初诊检查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则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坚持定期检查，才能做到早检查、早确诊、早保健，确保母子安全。于是她带领妇产科优生保健组首先在北医妇产科成立了早孕门诊。这是在30年前严仁英率先倡导成立的全国第一个早孕门诊。

    早孕门诊开办后，孕妇从怀孕40天左右就开始做孕期检查，一直到孕期5个月后再转入产前门诊。在早孕门诊，医生通过了解家族、母亲病史和职业情况等，同时通过化验检查诊断胎儿是否正常，对不正常的胎儿及早进行处理。由于从早孕期开始监护，对孕妇本身不利妊娠的因素及孕妇内、外因导致的胎儿异常就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使产科质量得到了提高。

    在严仁英的亲自领导和组织下，早孕门诊和孕妇学校每天都为近千名孕妇提供服务，大批孕妇前来门诊听课，学习保健常识。很多孕妇都是一家人来听课。如今早孕门诊和孕妇学校早已为人们熟知，而这正是严仁英为我国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工作的最早贡献。

    2.“高危管理”措施的成效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京郊顺义的田间小路上，走来了匆匆赶路的一行人。他们是严仁英联合了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军区医院和北京海军、空军、陆军各部队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以及北医妇儿保健中心医生组成的医疗科研队。这是严仁英从临床医学研究转为预防医学研究领域带领北医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展的第一项科研工作。这一次，他们选择了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高的京郊农村顺义县为试点，以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为目标，开始对1981—1982年孕产妇及围产儿进行检测观察，研究围产儿死亡率和主要死因，以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

    “高危管理”措施即是国外已开始发展的“围产检测高危管理法”。它的具体做法是：筛查出可能影响孕妇和胎婴儿生命与健康的高危因素，在对孕产妇普遍保健的同时，对有高危因素的孕妇，给予重点关注与服务。

    深入到顺义试点进行围产保健高危管理研究的严仁英此时正是寒冷的冬天，严仁英也已近70岁，但是她仍然兴致勃勃地走在队伍前面。自从在美国访问时接触到“围产检测高危管理法”后，她就决心在中国农村搞试点作研究、推广。这决心，源自严仁英对最基层广大劳动妇女和儿童的仁爱与关注，源自她多次深入农村、基层工作的亲身感悟。

    从医几十载，严仁英清楚地看到，我国由于经济、文化、社会观念及卫生条件的不同，农村的围产儿死亡率是城市的数倍。而在我国每年出生的几千万新生儿中，农村出生的新生儿几乎占80%。因此，要想降低我国围产儿死亡率，必须把围产保健的重点放到农村，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出生人口质量。此行更让她兴奋的是，这项工作她还联合到了许多部队医院的妇产科专家。

    天气虽然寒冷，但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一天的时间，他们不仅顺利完成了开会、讲课的任务，而且确立了以顺义7个乡为调查点开展调查科研工作。接下来的调查研究工作则是繁琐而艰苦的，他们要对7个调查点的1981—1982年孕产妇及围产儿进行检测观察，对同期死胎、死产的新生儿死因进行分析，找出引起死亡的危险因素，以研究围产儿死亡率和主要死因。

    而对于严仁英和妇儿保健中心的医生们来说，刚刚开展的工作，其中经历的困难，只有她们自己才有最真实的感受。严仁英曾回忆说：“临床工作是病人找上门来求治，其中每一项诊断和治疗都是收费的，而保健工作是我们求群众接受我们的服务和帮助，不但服务无偿，而且要经常出差到艰苦欠发达的地区去开展工作，差旅费也很可观。”

    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初期，严仁英带领大家做的工作就是“下去找病人”。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这样的调查研究，医院里没有钱，郊区县里更没有这笔开支。在那个年代医院里也没有专用的汽车，其工作条件可想而知。当年曾和严仁英一起到郊区顺义作围产保健调研的渠川琰教授至今对那一段工作记忆犹新：

    “我们当年去顺义搞调研全都是尽义务，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经费。每次去顺义我们都是去东直门长途汽车站乘长途汽车。一个人只有2元钱的车费，严大夫觉得我们太辛苦，她把自己为一个单位做咨询的‘顾问费’400元全都拿出来给我们做车费……严大夫当时虽然已经快70岁了，可是为了开展以降低围产儿死亡率为目标的试点研究，她一直不辞辛苦，带领我们在顺义7个乡的农村土地上奔走……”

    在严仁英的大力推广下，北医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分别在顺义7个乡从抓农村最基层的医务人员入手，对村、乡两级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高危因素的能力。对乡、县两级医务人员的培训则是加强他们处理高危妊娠、分娩以及抢救新生儿的能力，同时建立必要的会诊、转诊制度。

    这样的研究调查工作，严仁英与妇儿中心的同志们整整进行了3年。3年的时间里，她们走遍了顺义7个乡，调查研究的婴儿达到2000多个。严仁英的足迹更是踏遍了乡间田埂和顺义乡村的各围产保健试点。3年的辛勤汗水，终于使严仁英带领“优生保健组”的试点研究工作得到大面积铺开。

    3年的时间里，严仁英带领“优生保健组”的同志每两周准时为顺义妇幼保健院、各村、乡卫生院及县医院的医生讲“围产保健”课，对发生的孕产妇、围产儿死亡病例随时查找原因，同时分批培训乡村医生。曾经奔赴密云西田各庄的“半农半医”班主任赵瑞琳教授也在此时又一次加入了为顺义县医院培训的医疗队伍。谈起那次对顺义的培训，她说：“当时我和董悦、周士梅教授共3人，每个人轮流去顺义4个月，我们为他们重新建立产房内对待产孕妇的观察和接生制度，严格管理消毒制度及危重病人查房讨论制度，也帮助他们作产科手术。我们就住在顺义县医院，参加病房管理，同时也出门诊……严大夫亲自带着人下去，为农村做一级、二级培训。由于在顺义健全了由村到乡再到县的三级保健网，一些患妊娠高血压、难产等高危孕妇得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危重的高危孕妇也能即时转至对口的北大医院。”

    3年辛苦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终于取得了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17%的成果。这个成绩的后面，是严仁英的呕心沥血和倾情奉献。更让人们看到，在农村使用高危管理，是既不用大量投入资金，又可以有效降低围产儿死亡率的最好方法。

    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中国卫生部的好评。为表示对严仁英这一研究成果的肯定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连续资助中国举办了3期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每一期学习班培训10个省医务人员学习高危管理，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人才，将高危管理孕产妇、降低围产儿死亡的技术推广到全国各地，中国围产保健队伍正在开始成长。

    从“高危管理”措施试点研究到举办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严仁英终于为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举起围产保健大旗，在中国围产保健的道路上，成功迈出第一步。

    在将高危管理孕产妇、降低围产儿死亡的技术推广到全国的同时，严仁英又将这种高危管理的方法应用到降低孕产妇死亡的工作中，同样收到了显著成效。这些成果均被编写成《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一书出版。

    1984年，在严仁英的努力下，妇产科“优生保健组”正式命名“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妇儿保健分中心。1987年，严仁英又牵头组建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这是继举办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后，为发展中国妇女儿童的保健事业，严仁英又完成的一件大事。

    从1980年做“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开始，在严仁英的努力下，仅仅几年的时间，她引入的“围产保健”理念正在逐渐为人们接受。以保护母亲和胎儿的健康平安，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的死亡率和病残率的围产医学已逐渐成为国家计划生育国策的主要基础学科，开始为各界人士认同。

    3.建立中国围产医学会

    随着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会议的召开，围产医学的任务、目的和工作方法以及我国围产期定义、范围及有关名词和定义更加明确。而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围产医学的任务和目的又与我国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国策紧密相连，因此，围产医学和围产保健工作很快在我国的城市和农村蓬勃地发展起来。而做为第一个扛起围产保健大旗，最早在农村开展围产保健工作并已取得成效的严仁英，无疑是中国医学界这一工作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紧接着，由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欧洲-中国围产监护研讨会”与中国和德国共同举办的“围产医学国际交流会”相继召开。在这一系列国内外围产医学普及和交流活动之下，中国围产医学医疗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也呈明显下降之势，此时的中国围产保健事业，可谓形势一派大好。

    然而严仁英并没有满足眼前的成绩，她的心目中，更关注的还是中国围产保健事业的未来，那是她心中的愿望……

    终于，严仁英提出了她的想法：“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围产学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内开展更广泛的围产医学学术的交流，才能更系统地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走向国际。”

    严仁英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北大医院领导的支持。很快，北医妇产科党支部为严仁英派来了一位精明强干的得力助手与她共同做筹备工作，这位助手就是她的学生、北医产科的大组长、当年密云西田各庄“半农半医”班主任赵瑞琳。

    赵瑞琳刚刚结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围产医学中心的进修学习归来。自从1977年开始担任产科大组长后，赵瑞琳每半年就带出一个住院总医师，多年来她一直常年担任培养住院总医师的工作，在产房中亲自观察待产孕妇，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做接生及剖腹产、胎头吸引术、产钳等疑难手术。此时刚刚回国不久的赵瑞琳虽然在妇产科的工作仍然很繁忙，但欣然接受了此项任务。

    几十年后，赵瑞琳教授回忆说：“当年妇产科党支部和科主任告诉我说要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做严大夫的助手和秘书，负责筹建全国围产医学会的各项具体事务和未来围产医学学术活动的各项工作。虽然深知肩负的重任，但能够与尊敬的老师一同工作，我很高兴。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才真正靠近严大夫，真正感受到了她的人格魅力……”

    严仁英和赵瑞琳首先发动妇产科专家、联合儿科专家组织起来共同商讨成立中国围产医学会的有关事宜。按照当时国际围产医学中心的工作安排，围产医学包括产科和儿科，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安排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有的儿科专家对“产儿合作”并不赞同。他们认为，成立围产学会，就是“新生儿”加入“产科”，产科成了主要的，这样的话，不就是把我们“新生儿”吞并了吗？后来再开会，有的儿科专家干脆就不来了。与此同时，来自产科的看法也出现了个别的阻力，她们认为，新生儿哪能归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把我们“围产保健”皇冠上的宝珠——“新生儿”拿走了？

    这让满腔热情工作的赵瑞琳很着急，她把这些情况都一一向严仁英做了汇报。严仁英仍然是一脸的微笑，她很平静地对赵瑞琳说：“慢慢来，尽量争取吧。咱们一定要和新生儿专家搞好团结。”严仁英的话虽不多，却让赵瑞琳心里踏实了许多。在她们的努力下，终于联合到了北医三院的儿科教授黄德珉、协和医院儿科教授籍孝成等著名儿科专家。同时，赵瑞琳也得到了北大医院刚刚从美国进修新生儿学科归来的儿科教授宋琳琳的大力帮助。

    1988年4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欧洲国际围产医学学术交流会上，由于产科和新生儿科专家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支持，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终于正式宣布成立。严仁英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阎国来、金叔珍、黄德珉为副主任委员，赵瑞琳、宋琳琳任常委兼秘书。一年来的努力终于“修得正果”，严仁英“建立我国的围产医学会”的愿望终于实现。提起这一段工作，一直为成立中国的围产学会而积极奔走奉献的赵瑞琳更是深有感触地说：

    “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的成立，离不开严大夫的努力。严大夫十分注意团结新生儿专家，遵照儿科的意见，由产科和新生儿科各有18—19位全国各省专家作为委员人数对等共同组成我国的围产医学会。严大夫以她的宽容、厚德团结产科和新生儿科，为我们做出产、儿合作的典范……”

    围产医学会成立后，第一个最重大也是最艰巨的工作就是召开首届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会议。而要召开会议，既需要人力，更需要物力、资金，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切几乎都没有。为此，严仁英与赵瑞琳又开始了奔忙。她们决定先向中华医学总会打报告，申请资金。

    于是，年逾5旬的赵瑞琳骑上自行车来回奔跑，虽然很辛苦，她却从没有抱怨，而且每当她为申请资金骑上自行车奔波时，心里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正是当年在密云西田各庄“半农半医”学习班，她被老师的精神感动才学会了骑自行车，如今又骑上自行车和老师一起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拼搏，心里总觉得备受鼓舞。

    可是一连跑了多日，开会的资金始终没有着落。看到着急的赵瑞琳，严仁英一边劝慰，一边拿出自己的存折说：“不要着急，总会有办法的，先把我的存折拿去用吧。”望着老师拿出来的存折，赵瑞琳几乎说不出话，她只觉得在老师一脸的诚挚和充满信心的神情中，自己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于是，她坚决地把存折退给了老师，自己掏出钱，解决了发会议通知的邮寄费和出差等费用。

    正在她们为会议资金一筹莫展时，山东医学院的单家治教授为她们传来了好消息：常州市妇幼保健院表示愿意全力支持首届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会议在常州召开，而且书记和院长表示要人出人，要钱给钱。

    在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大力支持下，以“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死亡原因及防治”为主题的首届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会议终于在1989年9月底在常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700多位围产医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这一次浸满了严仁英和赵瑞琳心血和汗水的会议也获得了圆满成功。

    从此，在“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的领导下，每3—4年召开一次全国围产医学年会，两届年会中间（约1年半到2年）召开一次全国专题研讨会。20多年来，围产医学会已召开6届全国年会，而且还有每年的继续教育学习班。围产医学会的历次学术会议，不仅推动了我国围产医学的发展，提高了围产期疾病的防治水平，更在降低母儿两大死亡率、减少母儿合并症及对胎儿的检测与产前诊断技术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而这些，都离不开全国各地产、儿各科专家委员的努力以及严仁英的具体指导、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

    因此可以说，“中华围产医学分会”的成立不仅象征着我国围产医学的进展，更促进了我国围产医学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严仁英这一愿望的实现，则是我国围产医学向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4.研究降低孕产妇死亡率

    1989年，严仁英带领的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这不仅是源于严仁英带领北医妇儿保健中心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更让我们看到，严仁英从事的围产保健事业研究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而此时的严仁英，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她把研究目标定位在针对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工作中。通过当时的调查数据，严仁英发现，以往全世界每年约有50万孕产妇死亡，其中90%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孕产妇死亡率平均为87.8／10万，高于发达国家，而农村又高于城市。

    面对这一现状，如何才能降低我国农村地区孕产妇的死亡率？严仁英经过思索认识到，针对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状况，不能光靠常规的生物医学因素来预防，还要研究有哪些社会因素造成的孕产妇死亡。于是严仁英带领妇儿中心选择了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江苏省和经济条件较差的河南省，决定对这两个孕产妇死亡水平不同的省分别进行深入调查。

    当时的河南贫困落后，交通不方便，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艰苦，为了搞好这次调查，严仁英不知踏过多少乡村田野，走过多少崎岖山路，甚至被摔伤，但她却没有丝毫怨言，这让同行的医生十分感动。渠川琰教授曾回忆说：“……为摸清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严大夫不顾古稀之年，翻山越岭指导保健中心及河南省3个试点县的妇女保健医生……”

    鲍月琴大夫更是难忘严仁英摔伤后仍然坚持搞调查的那一段经历：

    “那一次我们进行的是‘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我和严大夫去的是河南禹县。那天赶上了一个雾蒙蒙的阴天，想不到半路上中途休息时，严大夫不知怎么一脚踩空摔伤了，所幸的是没有伤到骨头。当时正好旁边没有人看到，严大夫谁都没告诉，她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到了晚上我才看到严大夫从腰往下一直到小腿，好多地方都摔青了，当时心里真是很感动。我想，严大夫都摔成那样了，还和我们一起到了禹县，她说一定要亲自找到孕产妇……”

    在当时的河南，孕产妇死亡率高的原因也比较多，但大都离不开贫穷落后。比如有的孕产妇发病时由于家里没有钱而耽误治疗死亡。有的孕产妇住在大山里，发病时由于路途远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因来不及抢救而死在半路上。还有的孕产妇通过B超知道是女孩时，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压力下，就找人做流产，结果造成孕产妇死亡。诸如此类的孕产妇死亡现象，都被严仁英和她的妇儿保健中心同人一一记录“在案”、收入“囊中”。

    这项工作，她们坚持做了3年。而3年的辛苦付出，也为她们带来了收获和成绩。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孕产妇死亡率为147／10万，江苏省孕产妇死亡率为45／10万。这表明，经济状况低下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大大高于经济状况较好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

    与此同时，她们为在河南省“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的调查也总结出了32种社会因素。而在这32种社会因素中又表明，“孕妇是文盲”、“家庭人口多”、“人均收入低”、“交通不便”、“缺乏保健知识及人工流产次数多”、“在家由未经培训人员接产”、“未婚先孕”都是造成孕产妇死亡的主要社会危险因素。

    于是，在这个调查基础上，严仁英带领妇儿保健中心把她们在北京顺义试点成功实施的“高危管理”措施开始在河南省进行实施。她们从改善孕产妇周围的社会环境入手，首先在河南省建立健全了由村—乡—县的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对农村孕妇进行分级管理和高危转诊制度，这样，最基层的孕产妇一旦确定为高危患者，就会提前住院得到及时救治。同时她们把提高乡、村二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医疗保健水平作为培训重点，在农村建立流动血库、加强对孕产妇的健康教育等工作。这些做法不仅使农村妇幼保健服务质量改进提高了许多，连孕产妇和家人都学会了如何利用保健服务。

    在严仁英的领导下，这一系列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并最终见到成效。3年后，河南省3个试点县孕产妇死亡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一半。这项研究成果也因此获河南省科技成果Ⅲ级科研成果奖。不久，严仁英采用综合方法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调查报告刊登在《中国妇幼保健》杂志上，立刻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视，而调查报告中阐述的观点则一直沿用至今。

    这让我们看到，从调查目标由如何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到“研究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严仁英带领妇儿中心的研究已经把生殖保健从生物学的概念扩展到社会科学的范畴。就如她说的那样：“生殖健康不仅限于医学，而且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心理不健康也是病。”这无疑是严仁英作围产保健工作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5.对“神经管畸形”的防治研究

    从1990年开始，严仁英又与中美两国科学家共同开始对胎婴儿“神经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工作。其实早在80年代初期，严仁英带领妇儿中心深入到北京郊区顺义进行“高危管理”措施的干预工作时，她就已开始关注并研究“神经管畸形”。那是在对1981—1982年间出生的2000多名婴儿追踪调查中，她们对婴儿因死胎、死产造成新生儿死亡的原因进行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后，终于发现，“神经管畸形”是导致新生儿死亡的第一原因，而中外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引起“神经管畸形”的主要原因与孕妇在妊娠早期缺乏叶酸有关。

    神经管畸形是一种严重的出生缺陷，主要包括无脑畸形和脊柱裂。这样的孩子主要是由于脑和脊柱部位的神经管融合不好，造成脑或脊髓的内部组织部分膨出，上边只有一层薄薄的膜覆盖。一般无脑儿的孩子出生时即为死胎或只能存活数天，而脊柱裂的孩子则许多是可以存活的，他们多为下肢瘫痪或大小便失禁等，终身残疾，孩子和父母都十分痛苦。

    至于引起神经管畸形的病因，也就是孕妇体内缺乏的叶酸则是一种普通的维生素，它广泛存在于果蔬及动物肝脏中。生活中富含叶酸的绿色蔬菜与水果等摄入量不足以及高温炒菜的烹调方式造成食物中的大部分叶酸被破坏，这些都是导致我国育龄妇女体内叶酸严重不足的原因。

    1983年5月，严仁英在“欧洲中国围产保健监测研讨会”上报告了她们对“‘神经管畸形’是导致新生儿死亡的第一原因”研究的初步成果，并提出了预防神经管畸形的研究建议。此举立刻引起了中国卫生部领导和中外医学专家的高度重视。

    1987年，严仁英与美国纽约母婴保健协会出生缺陷分会神经管畸形研究中心开展双边合作，通过对中国妊娠14—22周孕妇进行血清甲胎蛋白的检测和研究，发现并确定了甲胎蛋白与妊娠期多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这一研究发现，为产前诊断技术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不久，严仁英提出，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攻克中国出生缺陷高发的防治难题。为促成这一提议在中国实现，严仁英多方奔走、身体力行。她以流利的英文直接给美国朋友写信，详细介绍了北京医科大学一直没有中断的科研项目、设施及工作现场等，向他们表明中国政府和科学家战胜病魔的决心，并诚恳邀请他们来中国考察和交流。

    在她的努力和感召下，经过中美两国科学家共同努力，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建国以来中美最大的双边科研合作“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在中国创立。严仁英终以她的崇高情怀、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为中国围产医学和预防保健事业赢得了诚信和荣誉。

    1990年，严仁英带领妇儿保健中心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正式开始了“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调查研究工作。在严仁英的亲自指导下，他们在山西、河北、江苏和浙江等省的30多个县市建立了现场基地。一边调查中国神经管畸形等重大出生缺陷的发生特点，一边同时对服用叶酸的妇女观察小剂量叶酸增补剂的预防效果。

    从1990年到1993年，严仁英坚持参加项目县工作会议和培训班指导工作，而且深入到农村基层走访调查。当年与严仁英一同到浙江调查的鲍月琴大夫回忆说：

    “那年我和严大夫去的是华东地区的浙江，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杭州，然后就开始坐上长途汽车沿着一边是山，一边是滔滔江水的崎岖道路向丽水县出发。一路上除了山就是大河，几乎见不到村庄。中途休息时，当地人带我们到半山腰的‘简易厕所’‘方便’时，我们才看到，所谓的‘厕所’不过就是搭起来一高一矮两根横杆，高杆给大人‘方便’用，矮杆是给小孩子用的……一路上连口水都没有喝上，我们当时是40多岁，可是严大夫都快80岁了，却跟我们一样一路颠簸七八个小时的路程，大家都很疲惫，严大夫却始终微笑端坐，不叫一声苦。”

    就如鲍月琴大夫回忆的那样，严仁英总是坚持来到最基层的农村，每一次她都会亲自和医务人员交谈。她也会跨进乡间年轻夫妇的新婚之家，指导那些怀孕的妇女如何正确服用预防药物。临走时，还不忘对她们亲切地说：“明年生了健康宝宝，我一定还来向你们表示祝贺。”看到在酷暑的三伏天仍然坚守的基层医务工作者，严仁英关切地询问她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并风趣地鼓励她们说：“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战胜困难，完成农村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的工作。”

    在严仁英的带领下，“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的科研工作在这些地区坚持了3年，北京医科大学、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以及基层医务人员共有1万多人加入了这支科研队伍。经过他们的努力，“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通过他们对大量的人群研究，最终证实，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在怀孕前3个月服用小剂量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这一丰硕研究成果，让严仁英感到无比欣慰。而她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崇高情怀，更是让很多人至今难忘。

    这项研究成果同样引起中国卫生部的高度重视。从1996年起，卫生部开始正式采纳施行，经过“3年普及、2年巩固提高”的步骤，全国80％新婚及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了小剂量叶酸增补剂，使我国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50％，即每年减少5万例先天畸形儿的出生。

    谈起这些，严仁英也十分感慨地说：“要知道，一个母亲如果生下一个神经管畸形儿，这个家庭将承受多么大的痛苦！一方面是村里传出风言风语，母亲的精神会因此而受到创伤，另一方面是为了给患儿治病，家庭就是倾家荡产也收效甚微。这些饱尝苦果的母亲当年曾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我们不再受这份罪？’现在，我国扶贫工作抓得很紧，妇婴保健工作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应当认识到，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与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而且都是把优生工作做在孕前，这叫做一级预防。我们要在完善三级保健网的基础上，把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的工作抓紧抓好，争取使我们的下一代生一个，健康一个，不断为四化建设输送健康人才。”

    6.建成北医妇儿中心大楼

    在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无私的奉献与拼搏、奋斗的工作中，严仁英最想完成的有3件事，也是她心中最大的3个愿望，那就是为北医妇儿中心盖一所大楼、成立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及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1988年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的成立，让严仁英的第二个愿望先行实现。于是严仁英又继续为实现另外两个愿望而努力。其实早在80年代初期，严仁英就开始为实现第一个愿望——盖北医妇儿中心大楼而奔走。那个时候，严仁英刚刚当选北大医院院长。当时的北医妇产科就设在西什库大教堂旁边的一栋独立的小楼内，不但面积狭小，环境设施也比较差。全妇产科才有100多张床位，可是每个月在这里分娩的产妇却多达300—400人。由于床位少产妇多，有的时候分娩后的产妇不得不两个人睡一张床。

    看到这种情况，身为北医院长的严仁英十分不安，她深知，产妇在经过辛苦的分娩后，最需要的就是很好的休息和舒适的病房。于是严仁英立下志愿，一定争取盖一座妇产科儿科大楼，扩充妇产科儿科床位，让妇女生产后舒舒服服安安静静得到休息。从此，严仁英开始为建成北医妇产科儿科大楼多方奔走。

    8年后，北大医院妇产科儿科大楼终于在西安门大街1号建成。1991年6月1日，北大医院妇产科、儿科全部搬进新落成的妇产儿科大楼。8年的辛苦和努力，换来了一派新貌的北大医院妇产科，严仁英的又一个愿望实现了。

    新建成的妇产科儿科大楼，不仅扩充了病房，妇产科得到第一步发展，在医学管理模式上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92年起，北大医院妇产科正式实行母婴同室。从原来新出生的婴儿共同住在婴儿室，定时定点送到母亲身边统一喂奶，到孩子就在母亲身边随时照料。从原来产科、儿科的“分家”到“共处”，北大医院妇产科儿科大楼在全国产、儿科合作的工作中，积极走到了前列。它是北医人的骄傲，也是严仁英为中国妇女儿童献出的赤诚之心。

    如今，母婴同室、产科儿科合作的模式早已在各大医院妇产科全面铺开，这让我们看到，逐渐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围产保健事业不仅蓬勃发展，而且已卓有成效。而这一事业的引领者正是严仁英。

    看着赫然屹立在西安门大街的北大医院妇儿中心大楼，很多北医人更不会忘记近在咫尺的北大医院门诊楼和宿舍楼，那也是严仁英多方奔走、倾尽全力建设而成。而在这些大楼盖成的背后，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感人故事。对此，严仁英的女儿王卉回忆说：

    “有一天，母亲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后就匆匆走了。父亲告诉我说，是北大医院领导来的电话，说是卫生部的领导找母亲谈楼房的事。听了父亲的话，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以为是要给我们家解决住房困难分房子了。因为那时我爸妈住的房子确实很小，自从‘文革’时父亲和母亲从羊肉胡同106号的老房子里被轰到院东边偏角跨院的两小间耳房后，一直住到1972年。后来落实私房政策他们才在月坛分到了一处小两居的单元房，不久去山西插队的二哥回来了，他就住在外间，父亲和母亲住里间。

    “由于房间很小，爸爸妈妈只能在那间卧室兼书房的屋子里轮流办公学习。他们大都是一个人先睡觉，一个人先办公，先睡觉的半夜再起来看书学习。到了周日两个人都休息时，爸爸就骑上车去图书馆。这样的作息时间，让妈妈身体也出了毛病，记得那时她经常心动过速，有时犯起来也挺重的，就是因为晚上休息不好……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次领导找母亲谈‘楼房’，是为了北大医院盖门诊大楼的事，和我们想的分宿舍楼的事根本没关系。其实在母亲为盖北大医院门诊大楼忙碌奔波时，北大医院也正在盖家属宿舍楼，以母亲当时的身份和家中住房的条件，她完全可以申请解决住房，可是母亲却从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

    女儿王卉的回忆，或许让我们又看到了生活中的严仁英。也许在严仁英的心目中，这些不过就是生活中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因而她从不向别人谈起。但正是这点滴之事，才更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倾注辛勤汗水的女医学家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7.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的成立与北医妇儿中心大楼的建成，让严仁英的两大愿望得到实现。然而此时的严仁英在中国围产保健事业的道路上仍然没有停歇前行的脚步，因为创办围产医学杂志——她心中的第三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在她的心目中，建妇儿中心大楼、组建围产医学会和办围产医学杂志是不可分割的。

    而相比于组建我国的围产医学分会、盖建北医妇儿中心大楼，严仁英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走过的路程则更为漫长。最早在1988年，也就是在围产医学会成立后，每次学术交流会参加的代表都有几百人，有时竟多达700多人。但是在交流会结束后，临床和科研论文却大量积压，全国广大的围产医学会成员不能及时看到。当时严仁英与黄德珉、肖温温、申世芳及赵瑞琳曾组织出了第一本论文集，但仍满足不了我国围产保健事业发展的需求。这让严仁英认识到，要想促进中国正在发展的围产保健事业在国内外的交流，必须有自己的杂志。于是，严仁英提出，我们要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1991年，严仁英、赵瑞琳（左一）与同事。从此，严仁英与助手赵瑞琳又为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而积极奔走，在这个漫漫的征途上，她们又开始了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无怨无悔的辛勤耕耘与无私奉献。

    申请办杂志，严仁英与赵瑞琳都没有做过，但是她们明白，第一步应该先向中华医学会打报告。于是赵瑞琳先写了一份申请报告，从办杂志的目的、主要面向的人群以及有哪些编委等等，她认认真真整整写了5张纸。想不到，申请报告刚刚递到中华医学会，领导就说：“你以为办杂志这么容易呀，国家有文件规定，这样的报告不能手写，必须打字填写正式表格，而且内容要求非常详细，从总编、副总编到编辑都得审查……”

    赵瑞琳听了很着急，她匆匆赶回医院向严仁英做了汇报。严仁英并没有着急，只是微笑着对她的学生说：“咱们一起想办法，先把打字写报告的问题解决了。”那时还没有使用电脑，她们就现找打印机，找妇产科教研组的教辅工作人员郎素慧把字打出来，再剪下来贴在正式申请书的表格内，终于解决了“打字”的申请报告书。

    报告书递上去以后，好长时间没有下文，原来在中华医学会内部对申办围产医学杂志的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已经有了《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儿科杂志》及《新生儿杂志》，还要分出中华围产医学杂志，这样都分出去，似乎没有必要……

    严仁英知道后，立刻与赵瑞琳一起找到中华医学会杂志社领导，亲自对他们说：“围产医学杂志不是单纯的产科和儿科的内容，它是专门刊登围产医学的有关资料，还有母胎医学、新生儿相关的科学论文，这样的杂志，尤其是在当今我国围产保健事业发展的阶段，就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措辞恳切的申诉，严仁英不知找了多少次领导，申办杂志的各类表格，严仁英与赵瑞琳更不知填写了多少张。她们的诚意终于让领导们认识到，围产医学杂志和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儿科杂志及新生儿杂志一样重要，是中国围产保健事业的需要。不久，在中华医学会召开的理事会上，大家一致讨论通过并批准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经过努力和辛勤的奔走，严仁英成功迈过了创办围产医学杂志的第一道“门槛”。

    下一步就是中国科协的审批，可是当时正好赶上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各类水平参差不等的杂志大量涌向社会，中宣部开始整顿各类杂志。在这期间，科协也开始对任何申办杂志的审批表一律不“放行”。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申办围产医学杂志的道路仍然充满了坎坷。

    严仁英没有为此停下脚步，她决定再继续找中国科协期刊处的领导。于是她带着赵瑞琳又开始新一轮的奔走。经过几次跑科协，她们终于联系上了科协期刊处处长付锡占。严仁英决定面见处长亲自申诉。那天临出发时，赵瑞琳看到严仁英手里拿着的礼品，一问她才知道，那是老师从自己家里拿来准备送给处长的东北人参和鹿茸，她看着老师，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严仁英却笑着对她的学生说：“这是家里亲戚送给我们的，不能送人家香烟，因为烟不健康……”

    见到科协期刊处处长后，严仁英从围产医学杂志的出刊目的、内容到对象和作用，从落实我国优生优育政策和保障母儿安全降低母儿死亡率，到提高我国围产医学水平和完成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既言辞恳切又感情真挚。

    看到年近八旬的中国著名女医学家这样执著地为创办围产医学杂志而奔走，付锡占处长十分感动，他当即就表示说：“您的精神让我很敬佩，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办。只是礼物我绝对不能收。”

    这一次申诉，让严仁英和赵瑞琳很受鼓舞，她们也对那位处长充满了敬意，那一天付锡占处长还亲自把严仁英和赵瑞琳及她们带去的礼物送上了车。这位处长也果然说到做到，不久，科协期刊处的批示终于下来了。于是严仁英又开始找科委，找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亲自给彭珮云主任打报告……

    为了创建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严仁英历经10年，她与赵瑞琳跑遍了京城各有关单位，也经历了无数不同程度的阻力和困难，却从未改变初衷。1997年岁末，各级领导的批示全部到位，1998年，中宣部最后批准了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出版。

    接下来的日子里，工作并没有结束，严仁英还要为资金和杂志编辑出版奔波。她与赵瑞琳去卫生部妇幼处，也去残联，又是几度奔走，终于得到了经济支持。1998年5月，在全国各地产科儿科编委和北大医院院长、妇产科科主任的努力支持下，85岁的严仁英迎来了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出版的创刊号，严仁英担任杂志第一任总编辑，赵瑞琳担任常务副主编，郎素慧任编辑部主任。从此，中国围产保健的工作者们在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交流上又有了新的阵地，严仁英的第三个愿望实现了。这是继“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成立后，中国围产医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这又让我们看到，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严仁英，更有一种执著的追求和顽强的工作精神，而正是这种执著和顽强，深深感染了那些曾和她一起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耕耘、奉献的无数北医人。赵瑞琳教授在恭贺严仁英90岁寿辰时的一段回忆无疑就是北医人对严仁英发自内心的敬佩与爱戴：

    “在与严大夫共同工作的岁月中，我深深感觉到，严大夫对工作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在实践中为了实现工作目标的执著努力与矢志不渝。工作中，在严大夫的嘴里听不到‘困难’与‘退却’，永远是鼓励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摸索各条路径勇敢前进，把事情办成。严大夫的乐观主义精神也很感动我们，她做每件事都充满信心，即使遇到困难也会高高兴兴客观地分析原因，想办法解决。听不到叹息、埋怨，更见不到眼泪，我们总是高高兴兴、情绪饱满地与严大夫一同工作，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严大夫与人相处也是很平易近人，谦虚、理解与忍让的，这一点对我教育极深。严大夫为了工作心胸宽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人所长。我们围产医学分会和围产医学杂志在十几年来的工作中，接触到方方面面的同道、同志与朋友，团结了绝大多数人，口碑良好！这与严大夫对我们的身教言教分不开。严大夫已九旬多，身体也患有多种慢性病，但严大夫从来以工作为重，既不怕累也不计较任何个人得失与报酬，这一点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严大夫是我们围产事业的带头人，是我们真正的良师益友。”

    从最早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为保护母子平安、提高人口素质，有效降低新生儿、孕产妇死亡率，到成立“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中国围产保健成长发展的道路上，处处留下了严仁英坚实的脚印，她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8.中国围产保健的发展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严仁英致力的围产保健科学研究也在向纵深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严仁英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妇女青春期、更年期、产褥期的心理保健和病理防治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产妇分娩后的心理研究，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指导妇儿保健中心对分娩后产妇进行研究调查后，严仁英发现，产妇中有10—20％发生产后抑郁症。而产后抑郁症若得不到及时治疗，将会对夫妻关系、家庭和睦等方面造成极大影响。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家庭破裂，直接波及到孩子的健康和教育，也关联到社会的整体状况。针对这一研究，严仁英又开办了孕妇学校，把产妇的丈夫、婆婆都请来参加。对他们讲解有关孕妇产期心理变化的知识，并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咨询和指导。孕妇学校的开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产妇首先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势必减少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也是母子健康、夫妻和睦、家庭幸福、社会安定的有利因素。严仁英的这项研究，引起了全国产科界对孕产妇产后抑郁症的重视和研究。

    与此同时，在严仁英的大力奔走和卫生部的支持下，北医在公共卫生学院内开始建立妇幼卫生专业。严仁英随即把自己获奖的2万元捐献给北医公共卫生学院，建立“严仁英奖学金”，以鼓励妇幼卫生系的优秀学生。这更让人们看到严仁英对中国妇幼保健事业的执著奉献之心。

    1997年8月，严仁英被卫生部妇幼司指定为妇女保健组组长，在她的亲自主持和带领下，开始对妇幼卫生专业的“妇女保健学”和“儿童保健学”教学大纲进行修订工作。对此，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保毓书曾有一段难忘的回忆：

    “……她以83岁高龄亲自主持了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当时天气热、干旱少雨，还时常停电，而且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严大夫更是身先士卒，抓紧时间，聚精会神地掌握会场，启发引导大家认真思考、互相探讨、各抒己见、逐步统一认识。

    “通过这次修订，解决了妇女保健学的学科性质和任务等重大问题。明确了‘妇女保健学’是一门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相结合的学科。‘妇女保健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妇女一生中不同时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研究生物、环境、社会及心理等因素对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与保健对策。它的任务是保障和增进妇女群体的健康水平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在严大夫的主持和领导下，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为妇女保健的学科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研究、探索与教学的同时，严仁英也积极开展对妇幼保健人员的培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严仁英先后举办了“全国生殖健康与妇女保健培训班”、“国内妇幼保健专业人员的专业证书班”、“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以及“社区儿童早期发展培训班”等。

    1998年，严仁英带领北医妇儿中心又积极承担了我国“南南合作”项目的“妇女生殖健康国际培训班”的任务。在培训班的教学中，严仁英以全程英语教学，为来自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妇女保健人员进行培训。同时，85岁的严仁英还与渠川琰、鲍月琴教授一起带着这些来自异国的学员们来到京郊大兴，让她们亲身了解在中国农村推广的“三级管理网”，了解中国农村的妇幼保健人员为减少孕产妇和新生儿所作的具体工作，感受中国围产保健事业的发展……

    如今，严仁英带领的中国围产保健队伍已成为我国实现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国策中的生力军，生殖保健已经从生物医学的概念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的范畴，生殖健康服务也从单纯的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扩展到涵盖一生的一条龙健康服务。严仁英一手创建的中国围产保健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日渐茁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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