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桃李满天下

    在半个多世纪为中国医学拼搏奉献的工作中，严仁英更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中国知名医学教育家。几十年来，从严仁英的课堂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北医学生，这些曾亲历严仁英教诲的北医学生早已成为医疗战线的栋梁遍布中华大地。就如一名辛勤的园丁，将辛勤培育的无数种子尽情播撒，让他们生根、长大……

    严仁英给学生讲课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胡亚美是当年严仁英最早在北大医学院教授的学生。提起与老师的师生情谊，胡亚美曾有如下回忆：

    “我认识严仁英老师是在1945年，那时，我在北大医学院学习，曾亲自聆听严老师讲课，亲身得到严老师教诲。

    “当时，我们妇产科课程是由林巧稚老师讲授的。林老师当然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话不太流畅，讲课时常用英语夹杂闽南语，学生听起来有些困难，也妨碍了对课程内容的领会。我们的大班长在得到林老师的同意下，请来了她的得意门生严仁英老师为我们讲授妇产科的课程。严老师讲课条理清楚，与临床紧密结合，很受我们欢迎。从此妇产科课程成为学生们很喜欢的一课，年轻的严仁英医师也成为大家爱戴的一位老师……”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严仁英与胡亚美1954年，做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北医妇产科专修班的班主任，严仁英送走了北医妇产科专修班的60名毕业生。当时正逢建国初期，因此这一班学生88%都奔赴到各地工厂矿山最基层的医疗单位，或是东北、内蒙、西北林区牧区等祖国最缺医少药的艰苦地区。

    虽然离开了北京，来到了最艰苦的基层，但是她们始终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克服各种困难，为改变祖国边远地区院医疗面貌而忘我工作。冯月秀同学被分配到与前苏联隔河相望的黑龙江密山县山沟里的兵工厂医院，她克服各种困难，自己一个人将兵工厂医院妇产科的工作全面开展起来并一直坚守在大山深处，终于成为国防工业战线的一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

    分配到内蒙古大草原的陈家瑞，不仅经常骑马或是步行深入牧区行医，更多次在艰苦的条件下为牧区妇女做大手术，抢救危重病人。她曾在生完小孩6个小时后为一个难产的牧民孕妇做了臀牵引手术，产后19天为病人做了子宫全切手术，没有出满月就骑马到牧区抢救大出血的病人……一心为牧民行医的陈家瑞受到牧民的夸奖和尊敬，称她为“北医出来的好大夫，毛主席身边派来的好医生”。她也因此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大代表，获得了“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在最基层的医疗工作中，北医妇产科专修班的学生们一直坚持工作在第一线，大多数人已经成为各自岗位的医学骨干。在她们当中，既有像老师严仁英一样因治愈不孕妇女而受到产妇全家感激的“送子娘娘”，也有以老师为榜样，积极钻研优生优育工作，卓有成绩的先进工作者。她们的科研论文很多都在全国或省市的刊物发表，她们90%以上都具有高级职称……但是在荣誉和成绩面前，她们只是说：“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获得病人的信任和领导的肯定，这是我们最大的欣慰。我们永远为自己是一名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自豪，我们永远为自己是妇幼卫生战线的一名战士而自豪，我们永远为自己是杰出的中国妇产科专家、敬爱的恩师严仁英教授的一名学生而自豪。”

    与杨慧霞、赵瑞琳、王临虹等。20世纪60年代严仁英在北京远郊密云培养的“半农半医”学生，大都成了当地的医疗骨干。苍头村的学生霍天春成为西田各庄镇医院的一名医生，郭宝泰不仅成长为一名专攻心内科的出色医生，还担任了密云水库医院的党支部书记。他们不忘老师的培养，时常进城看望严仁英。对此，严仁英的大儿子王梦凯回忆说：“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母亲去密云县开展农村医疗。虽然后来在‘文革’中受过种种磨难，但她对密云的西田各庄、太师屯、番字牌等地方全都念念不忘，弄得我们都知道这几个村庄了。后来我家三迁，从羊肉胡同搬到月坛北街，后来又搬到西便门，再搬到花园村，无论怎么搬家，总有来自密云的医务工作者找到家里来看望母亲。他们和母亲坦诚交流当前农村的妇幼保健状况，听取母亲的意见，母亲也亲切地帮他们根据现实情况出些简单易行的主意，直到如今，他们还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

    来自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的杨慧霞，1986年以优秀成绩毕业后被选中来到北京医科大学，1988年考上研究生，1990年正式拜在77岁的严仁英门下，开始攻读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成为严仁英门下的博士生后，杨慧霞仍然从事她在研究生学习时对妊娠期糖尿病方面的研究，同时在她的研究生导师周士梅和博士生导师严仁英的共同指导下，正式选择了“妊娠期糖尿病对母儿及胎盘功能的影响”为研究课题。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妊娠期发生的糖代谢异常，为产科最常见的妊娠合并症之一。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此病列为糖尿病一个独立类型。未经规范化管理的妊娠期糖尿病可造成母、儿严重并发症，甚至导致胎儿及新生儿死亡。同时，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及其后代远期发生糖尿病、肥胖等风险增加。

    在杨慧霞选择这项研究课题之前，国内几乎没有人做这一领域的具体研究，在国外也主要是少数糖尿病和产科领域的学者作相关研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外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国内患者也呈现上升趋势，这就更使得杨慧霞选择的这个研究课题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回顾自己走过的研究道路，杨慧霞非常感谢恩师严仁英，她说：“是严大夫把我领入了这个研究领域。”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日子里，聪明好学的杨慧霞不仅得到严仁英的亲自指导，自己更是勤奋努力，终于在1992年10月提前半年余完成了答辩论文。

    如今，20年过去了，但当年博士毕业前前后后的事情，杨慧霞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她回忆说：“当我拿着毕业论文初稿去找导师审阅时，心中总觉有些不安。因为那时的严大夫已经79岁了，而且工作十分忙碌。我当时想，严大夫都快80岁了，又那么忙，哪有时间看我的论文呢？可是没想到，几天后，严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的论文从细节上一一告诉我怎样修改。原来严大夫把我的论文从头至尾都做了仔细的阅读。看着年近8旬的严大夫仍然那样精神矍铄，那样认真负责，我不禁为严大夫的工作热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感动，那一幕，也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更让杨慧霞难忘的是，那一次的师生“会晤”，老师以简短而明确的几句话，为她指明了工作的方向：“你有没有想到，以后还要围绕这个工作做下去。虽然你已经博士生毕业了，但这样开创性的工作刚刚起步，不能因为毕业就算完成了。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下一步你应该考虑在临床管理上怎样改进，怎样深入研究，怎样在全国铺开。”

    杨慧霞牢牢记住了老师的教导，毕业后在完成繁忙的临床工作后，始终坚持对“妊娠期糖尿病对母儿及胎盘功能的影响”课题系列研究。她从当初与老师严仁英、周士梅等一起进行的“妊娠期糖尿病胎盘病理”等研究，到后来对高危孕妇进行妊娠期糖尿病进行规范筛查及诊治工作，都为此项工作不断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杨慧霞开始承担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工作，于是，她又带领这些学生共同围绕这个课题进行研究。

    经过课题组对进一步开展我国多中心16000例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研究，她们终于为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并符合卫生经济的妊娠期糖尿病筛查及诊治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2007年，杨慧霞组织全国专家根据研究获得的大量循证依据，起草制定并发表了我国妊娠期糖尿病临床诊治规范。随后，她们担负起卫生部“妊娠糖尿病的诊治规范的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2008年—2009年，杨慧霞两次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受邀参与国际妊娠合并糖尿病研究组织及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妊娠期糖尿病筛查及诊断标准制定专家组会议。她还多次受邀在国际会议上介绍中国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研究。杨慧霞致力的这一项目研究，不仅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更在2010年获得了世界糖尿病基金项目的经费支持，此项资金专门用于开展我国妊娠期糖尿病规范化诊治推广工作。

    2.慈母之怀

    行医几十年，严仁英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呕心沥血，为妇女儿童牵肠挂肚，却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在3个儿女面前，她可能是个不合格的母亲，但她却把仁慈的母爱之心献给了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献给了她的同事和学生……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北医妇产科宽敞的门诊室一端，几名身怀六甲的妇女坐在靠墙边的椅子上静静地等候产前检查。此时的准妈妈们全都一声不吭精神专注地看着门诊室的另一端，在那里，一名孕妇正在接受大夫的检查。做检查的医生虽然已经头发花白，却一脸的慈祥，一边认真地给孕妇作检查，一边轻轻地和她说话，就如同一个满怀爱心的慈母，在和她的女儿聊天话家常。

    望着这个身材修长、气质高雅又和蔼亲切的女医生，候诊的准妈妈们似乎也受到了感染，她们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脸上也开始露出了笑容。每个人都在心中庆幸，终于遇上了一个好大夫。

    忽然，一声门响打破了诊室的安静，门开了，只见一个高大、肥胖的几乎挤满了门框的年轻孕妇走了进来。刚一进门她就不管不顾大大咧咧地说：“我刚才去上厕所，想不到进来晚了。”这让在场的准妈妈们有些不太高兴，有的人脸上流露出不屑之情，有的人干脆把脸背过去，她们实在是看不上这个面貌不佳的大块头孕妇。

    诊室里很快就恢复了安静，因为女医生已经微笑着把这个“超级”孕妇扶到床上，一边询问，一边给她检查，时不时还和她开个玩笑，那场景，就如同老熟人见面聊天一样，既轻松，又愉快。很快，女医生慈母般的关怀和热情又“传遍”了门诊室，准妈妈们的脸上终于又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这是严仁英在“文革”时期被“解放”后作门诊大夫时工作的情景，也是当年亲临这一幕的一个年轻准妈妈的真实回忆。她说：“没想到一个久负盛名的妇产科专家竟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相比之下，更加感到严教授人格的伟大。”

    如今，有幸在腹中接受严仁英检查的女儿早已大学毕业做了母亲。但当年门诊室里那个年轻的准妈妈却一直忘不了严仁英当门诊医生的工作情景，她感慨地说：“正是在那间门诊室里，我看到了一个妇产科专家的慈母般的爱心。”

    也曾有人描述过走进病房中的严仁英带给产妇仁慈的母爱之情：“她，健步走进病房，微笑地站在床前，她的双眸亲切地凝视着患者，她的双手轻轻地抚爱着产妇。‘昨天晚上睡得一定好，瞧，今天脸色红润多了。’‘咱们一块儿下地走一走，那样孩子就会好生一些。’顷刻间，一股暖流像阳光般洒满了冬日的房间，温馨的笑语驱散了紧张、抑郁和苦痛。病人高兴地坐了起来，依偎在她的身旁，一行热泪从浮肿的双眼流向脸颊……身后的医生和护士惊喜地看到，这个被抬着进来的产妇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不是影视剧中的故事，而是我们在北大医院病房中亲历的一幕，她仁慈的母爱之心震撼着所有人的心房，让每一个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就是我们尊敬的严仁英教授。”

    对于严仁英的学生段得琬来说，她最难忘恩师的，是当她在远离祖国的大洋彼岸感到孤独无援时，老师向她伸出了母亲般温暖的双手……

    那是在段得琬做博士课题的时候，正好赶上老师严仁英领导的妇儿保健中心有机会与美国的一家孕期筛查检验机构合作，让段得琬和另一名研究生得到了被派出国联合培养的机会。想不到来到美国后，由于文化差异和双方兴趣点的不同，两名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研究生考虑事情又不够成熟周全，中美双方产生了误解。

    结果，双方课题的合作一下出现了危机，段得琬的同伴因寻到了另外的出路选择了不辞而别，留下了形单影只几乎走投无路的段得琬。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段得琬不想对外国老板低头让步，她拨通了国内老师的电话……

    “回来吧，大家一起想办法把课题做下去。”电话里传来了老师温柔平静的声音，身在异国他乡的段得琬感动了，泪水如涌泉般瞬间流淌在脸颊。她听到了老师的声音，更感到了老师慈母般的关爱。

    不久，段得琬回到了北医妇儿保健中心，在老师严仁英的帮助和共同努力下，她完成了研究课题，在答辩前交出了合格的博士论文。多年过去了，已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的段得琬却依然满怀深情地向人叙说着这件可能只有自己和恩师知晓的往事：“那时的我，就像一个迷途的孩子，抓住了母亲温暖的手，一下子就有了家的感觉……”

    在妇儿中心与严仁英共同合作多年的赵更力研究员说：“我来妇儿中心已经20年，在我的心目中，心态平和、待人和蔼的严大夫就像家里的一个母亲、外婆一样亲切。对待我们，她从不发火，只是有时对我们说：‘你看看老专家是怎么做的。’因此，她对我们更多的影响是在精神方面。在严大夫的带领下，我们的团队很团结，这是严大夫的人格魅力，所以回想起来，能够在妇儿中心和慈母般的严大夫一起工作，是我的幸运。”

    不管是门诊室的准妈妈，还是严仁英的学生和同事，都亲身感受到了严仁英的慈母之怀。在难忘与敬佩的同时，更让我们看到，这是她们对严仁英人生的赞美。

    3.“杏林双彦”的美满家庭

    85岁的严仁英与86岁的王光超生活中的严仁英有一个令人羡慕又敬佩的幸福美满家庭。从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积极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到冲破阻力毅然返回祖国，严仁英与王光超风雨同舟，相知相伴走过了60多年。风风雨雨中，他们始终携手并肩、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拼搏奉献，为中国医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成为名扬世界的“杏林双彦”。

    每当提起两个人相濡以沫、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时，严仁英总是露出淡淡的微笑，或是轻轻地说：“我们60年没有吵过架，没红过脸。我觉得主要是他好，我没他好……”其实正是在这淡淡的微笑和轻语中，饱含了严仁英对王光超的爱与感激之情。因为她深知，她的工作、她的事业，全都离不开王光超的支持与奉献。

    20世纪80年代家庭照，前排左起：严仁英、三姐仁清、王光超、孙女王菲菲、大儿媳汪敏。后排左起：女儿王卉、女婿周企源、二儿子王欣欣、二儿媳邬京芳。1946年，当她走出旧刑部街诊所担任北医住院总医师时，梦凯只有3岁，欣欣还在襁褓之中，为了支持她的工作，王光超毅然承担起家务。1953年，女儿王卉还在托儿所，她下班后匆匆忙忙去接女儿时才看到，别的孩子都被妈妈接走了，只有女儿被一根红带子绑在柱子边，她心里很难受，什么话都没说，把女儿接回家交给了王光超。第二天，她随访问团去德国了。这之后，接送女儿的任务就落到了王光超的肩上，北医的人经常看到他一个人背着女儿的身影……

    生活中的王光超甘居“一线”，尽力打理家务，全心支持妻子工作，从无怨言。而在事业上，同样身系“名门”协和的王光超更是一个为医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著名皮肤性病学家。

    在建国初期我国消灭性病的工作中，王光超不辞辛苦、积极奔走，可谓功不可没。他与严仁英一道参加为妓女治病的工作后，不久就为边远地区患者治疗性病参加了“驱梅队”奔赴内蒙古。在内蒙古艰苦的工作环境中，王光超坐着马车行进在路上时，他的慢性阑尾炎复发了。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吴阶平把他接回来，又亲自为他做了手术。几十年后，吴阶平教授回忆此事时幽默地说：“我与王老的关系可谓最近了，我的手都伸到他的肚子里了。”而对于一直视为良师益友的王光超，吴阶平更是发出由衷地赞叹：“王老是我的学长，是著名的医学家，但他更是一个好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做为一名皮肤病学专家，王光超在北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他不断探索、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北医特色的皮肤科医、教、研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为北大医院皮肤科的发展壮大献出了他毕生的心血。

    王光超是新中国皮肤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更是一代名医。北医皮肤科教授王端礼深有感触地说：“王老学识渊博、艺术精湛，在皮肤病诊治、皮肤病理、真菌等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尤其是在银屑病诊治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经他诊治并获妙手回春之效的皮肤科疑难危重病人不计其数。每当遇到罕见的难以诊治的病例，他总是广泛查阅国内外资料，组织大家认真讨论，一直到诊断、治疗全都搞得清清楚楚为止。”

    而在许多年轻医生的心目中，身为一代名医的王光超教授更是一位名师。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王光超就看到，由于大部分地、市、县都没有皮肤科，许多病人只能辗转数千里来到北京治病。为改变我国皮肤科人才匮乏的状况，王光超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皮肤科学教育事业中。一直到80岁高龄，他的身影仍然活跃在各大学的皮肤科学讲坛上。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王光超为我国皮肤科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如今，他的学生早已遍及中华大地，更有许多弟子成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亦可谓“桃李满天下”。1994年，王光超获得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

    为了普及皮肤病学，王光超呕心沥血几十载，精心主编了第二版和第三版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皮肤病学》。许多年轻医生说：“我们就是读着这本启蒙教材走上皮肤病学道路的。”2002年，王光超主编的《皮肤病与性病学》出版了。大家感叹地说：“这本大书正是王光超教授在他90寿辰时，送给皮肤科医生和广大患者的珍贵礼物。”

    王光超在国内国际皮肤科界领域都享有盛誉。他不仅是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卫生部性传播疾病咨询委员会顾问、中国性学会理事长，还是亚洲皮肤科学会副主席、美国皮肤科委员会名誉会员、美国皮肤病理杂志编委。1993年，王光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中华医学会表彰为对医学科学发展及学会发展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对祖国医学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王光超早已成为和严仁英一样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医学家，他们也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外医学界颂扬的“杏林双彦”。

    进入耄耋之年的严仁英和王光超仍然相敬如宾、伉俪情深。只不过这时的严仁英，更多了些对王光超的体贴和照顾。就如他们的儿媳说的那样：“在我的印象中，公公、婆婆在60多岁的时候，总是公公照顾婆婆，无论是上车、进门还是走路，一定是婆婆在先，公公顾后。到了80多岁的高龄以后，婆婆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优于公公，这时看到的是婆婆精心照顾公公。公公的视力不太好，吃饭时，婆婆总是帮着公公盛饭、夹菜、择鱼刺；走路时，两人总是手拉着手，互相搀扶。出门时，公公还是要等着婆婆先走，可却怎么也等不着，扭头一看，婆婆已经在前面等他了。我想，在公公的心里应该还是婆婆在先，但是他已经力不从心了。”

    也许正是这些严仁英与王光超生活中的点滴之事，才让他们的儿女感受到两位老人相互的真切之情。因而那一次严仁英为王光超出访美国精心准备行装的事，更让儿女们颇感动容和记忆犹新。

    那是在改革开放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美国皮肤科学会邀请王光超偕夫人共同赴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演讲交流活动。只是此时的严仁英已身兼数职，还担任着北大医院的行政工作，实在是工作繁忙，不能与王光超一同前往美国。因此在几天后，儿女们看到了“平时很难看到”严仁英。

    到了王光超出行的前两天，严仁英特地请假提前下了班。走出医院大门后，70多岁的严仁英就挤上了公共汽车，她要给准备出国访问的王光超认真采购一番。

    终于，严仁英拎着两个大包的东西回家了。进门后，她就立即动手帮助王光超整理行装。先从立柜里找出内衣、外衣、西装……一件一件数好，摆放整齐。接着又从抽屉里拿出各式各样的小药瓶，把各种急救药、常用药逐一装进每支小药瓶，贴上标签，再写上药名、含量和用法。很快，一支支装好药品的小药瓶也整整齐齐放好了。

    紧接着，严仁英把拎回来的两个大包打开了，孩子们惊奇地看到，两个大包里简直就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除了生活需要的牙膏、牙刷等日用品和各种常备的药品外，还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美术礼品，那是她特地为王光超挑选的准备送给外国朋友的礼物。不过最多的还是平日里王光超爱吃的各式各样小食品。尤其是五香花生米，那是王光超最爱吃的零食，严仁英竟一下子买了5斤。

    孩子们被感动得还没醒过神的空儿，严仁英已经洗干净手，轻轻打开装花生米的塑料袋，用双手捧出一些，接着连搓带吹，一粒一粒去掉了外面的红皮，然后再把剥干净的花生仁包成一小包。一边包，一边对孩子们说：“这样他在美国就方便了，什么时候想吃就拿出一小包，又省事又干净。”

    孩子们更感动了，他们一齐上手帮忙。于是，伴随着花生米的飘香，伴随着一片片剥落的花生红衣，孩子们沉浸在和睦温馨中，那是妈妈对爸爸发自内心的深情……

    第二天清晨，孩子们又被感动了。妈妈起床后告诉他们说，昨晚一宿没睡着觉，就为没怎么单独出过远门的爸爸编了一段顺口溜，好帮助他记住出国的要领。孩子们拿来一看，竟是写满了一张纸的七言句，只见上面一字一句地把各种叮咛话都写了出来，真是清清楚楚，又好记，又顺口，字里行间处处见真情。

    30年过去了，儿媳却一直难忘当年那一刻，她说：“婆婆是学医的，真没想到她还有这么好的文采，落笔顺畅，贴切达意，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可惜当时不懂得这篇诗文的珍贵，多次搬家后没有将它保留下来，现在只能作为一种遗憾了。”

    2003年北京“非典”肆虐期间，严仁英与病中的王光超一起为医务人员捐款2万元购买降温设备。他们的晚年生活十分简朴，却依然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奋战在“非典”一线的医务人员充满了关爱之情。

    2003年7月，王光超因病不幸辞世。人们景仰的“杏林双彦”虽再不能共同在人间前行，但他们的伉俪深情，他们的幸福美满，却是无数家庭的楷模，永远为人们赞颂。

    他们的3个优秀儿女，更为他们的美满幸福家庭增添了无限的光彩。现在，他们的大儿子王梦凯，1988年赴美国留学后，获教育硕士并在美国从事中美商务交流工作。大儿媳汪敏1989年赴美后在洛杉矶伯灵顿公司任职。孙女王菲菲1996年毕业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现任美国BDO国际公司部门经理。

    他们的二儿子王欣欣，曾在山西插队、工厂工作。后赴美留学，获马凯大学计算机电子专业硕士学位。现为美国CMC公司资深工程师，负责飞机计算机和显示器的开发。拥有美国和世界专利16项。二儿媳邬京芳1989年赴美后任美国伊利诺州杜配奇郡卫生局主管会计师。孙子王天翼，2011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及美国医生金钥匙奖。现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外科骨科专业医师。

    他们的女儿王卉，曾在山西插队、工厂工作，后对调回京，北大医院电大班毕业后，任北大医院皮肤科主管技师。女婿周企源，曾在山西插队、工厂工作。后对调回京，北京自动化公司电大班毕业后，任北京雅狮公司总工程师。外孙女周一宁，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任高等教育出版社人力资源部主管。

    10年前，当严仁英和王光超听说孙子王天翼立下学医的志愿后，心中很高兴，他们对孙子学医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给天翼写信说：“听说你想学医，我们很赞成。作一个好学生，不但要有渊博的知识和技术，还要有健康的身体和对人群的深切同情和关爱。祝理想早日实现。”后来奶奶知道孙子当了大夫很高兴，她说：“爷爷是老王大夫，孙子是小王大夫了。”

    4.参政议政的社会活动家

    严仁英在国际人口会议上在几十年为祖国医学事业奉献的工作中，严仁英还担当了许多社会工作，因此，她也被誉为优秀的社会活动家。自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后，经历了“文革”的严仁英又连续担任了第五、六、七、八届人大代表，任期累计25年。

    25年的时间，严仁英不忘人大代表职责，始终一心为公，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我国的妇女儿童、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多年深入农村基层的调查研究工作中，严仁英亲自接触到农村孕产妇和新生儿生存的落后状况，于是形成了“关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提案。

    在国外讲学时，严仁英看到了一些国家的中小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和轻松的学校环境。但是相比之下，她看到国内的中、小学生却是“书包越来越重，近视越来越多”，于是在人大会议上产生了“减轻中小学生学校负担”的提案。此外，严仁英还带头发出“死后捐献角膜和其他器官”的倡议以及提倡试行安乐死和制订母婴保健法的提案。

    严仁英的学生胡亚美曾回忆说：“从1987年到1997年，我与严老师同是七届、八届人大代表。严老师虽年事已高，但不论是议政讨论或深入视察，她都认真负责，积极发言。特别是在医学科学的建设，改善医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方面，都多有建言。她对人谦和平易，深受代表们的尊重。当时，严老师与我痛感重症不治之症病人的痛苦以及家人、社会的沉重负担，极力提出‘安乐死’立法的建议。我们搜集案例，并援引国际上的例证，说明‘安乐死’立法之必要与可行。虽然立法条件一时还不成熟，但引起了社会关注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对此，严老师是付出了心血的。她不顾年高，参加广播电台组织的讨论会，直接收听并回答听众的提问，直至午夜。在她不再是人大代表后，仍然委托我和其他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意见，高度体现了她的责任心、爱心和执著精神。”

    1995年，与中日儿童“教与爱”文艺演出小演员在一起。严仁英还曾担当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三届、第四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因此，自1953年随康克清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丹麦哥本哈根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以后，严仁英不仅多次参加国际妇女会议和国际人口、妇幼卫生等会议，而且先后就“妇幼保健与人口发展问题”、“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及“中国临床医生在提高妇幼保健方面的贡献”等为题发表演讲。她的演讲，内容丰富充实，英语纯熟流利，为改革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打开了窗口，也为中国妇女儿童保健事业和计划生育工作做出卓越贡献。她的足迹更是走遍了印度、德国、新加坡、泰国、瑞典、巴西等世界各地。

    1992年，79岁的严仁英与顾幼芬、朱宗涵、籍孝成、伍蓓秋等教授发起，经“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严仁英任主任委员。

    从此，在以严仁英为代表，集中了妇产、儿科、营养、保健、心理、教育、法律及文艺等专家的“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主持奔走下，他们以“为青少年作表率，为青少年办实事”为宗旨，开展起关爱儿童、保卫儿童的各项活动和跨学科研究的研讨会。

    作为专家委员会的主任，严仁英不仅和专家们共同研究与儿童青少年有关的课题，还率领各学科各领域下基层切磋研讨，她自己就亲身参加了调查“老少边穷”地区情况并提出建议。1995年，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和“日中育儿研究会”的共同努力下，“教与爱·温暖心灵”育儿活动和“爱的心迹”展览活动在北京举办。此外，严仁英还多次以“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夫人、联合国儿基会执行主任、英国救助会中国主任、国际计划中国主任等来华贵宾，她也曾率团出访日本、美国等许多国家。

    2003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更名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90岁的严仁英荣任名誉主任，她仍然经常参加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的各种会议，勉励大家继续发挥余热，为儿童事业多做贡献。

    这是严仁英关心下一代，为发展中国儿童事业献出的又一“爱的心迹”。更让我们看到，严仁英倾情奉献的中国妇女儿童保健事业正在向社会延伸发展……

    而严仁英担当的社会职务又何止这些？1989年，严仁英担任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1995年，中国女医师协会成立，严仁英任名誉会长；严仁英还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

    5.闪光的生命

    1998年获中国内藤国际育儿奖如今，严仁英一手创建的北医妇儿保健中心日益成长壮大。近年来，他们分别承担了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日本母子卫生研究会等国际组织的妇幼保健合作项目。他们还开展了“妇女生殖健康项目”、“未婚女青年避孕行为研究”、“更年期妇女健康促进与综合干预的研究”、“母子保健项目”、“中国城乡妇女生殖道感染综合干预研究”、“婴儿喂养行为的研究”、“孕产期家庭暴力及其对母子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等一系列科研工作。

    严仁英也为妇儿中心日渐发展的工作指出方向。她说：“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最基本的保健知识、保健信息及时传达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位未来的母亲（准母亲）及母亲。工作的重点是放在社区，关注健康人群，把妇女健康行为的建立、生活方式的转变、避免职业与环境因素的危害等一些保健知识，与利用现代医学科学前沿的最新技术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我国妇幼保健事业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2008年获蔡元培奖北医妇产科同人祝贺严仁英98岁寿辰。作为北医的终身教授，只要身体允许，严仁英在90多岁时仍然坚持每周到医院上两个上午的班。在她的心目中，“终身教授”就是“终身都应该上班的教授”。对她的工作精神和身体的健康，很多人都很敬佩。严仁英则在她90岁那年风趣地说：“我现年九旬，尚能胜任半日工作。常有人问我健康长寿秘诀，我的回答是：‘能吃能睡，没心没肺’。所谓没心没肺，就是心胸宽大，不计较名利得失，对人友善，能宽容，能合作，就寝时就能心情平定安然入睡。但这种‘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人生观，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从学校毕业以来，60年中学术成就很少，真愧对恩师厚爱呀！”

    多年为中国妇幼保健工作的耕耘和贡献，让严仁英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奖杯，在多年的医疗实践中，严仁英更完成了多部医学著作。1998年，卫生部妇幼卫生司为严仁英特铸铜像。面对这些，严仁英说：“我只是一个好大夫。”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无论是奖杯还是医学著作，都是严仁英生命中闪烁的光芒。那就让我们走进严仁英的医学旅程，捧起她获得的奖杯，翻阅她撰写的医学著作，共同感受一代中国妇幼保健专家闪闪发光的人生。

    1964年：担任副主编，与主编王淑贞教授共同完成的《妇产科学》出版。

    1981年：参与编写的《妇产科理论与实践》出版，获1984年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

    1985年：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

    1986年：主编的《妇女保健顾问》出版。

    1987年：获北京医科大学首届“桃李奖”。

    1989年：主编的《围产医学基础》出版。

    1989年：获巴基斯坦拉合尔市长奖。

    1990年：主编的《中华围产学论文集》、《女性外阴疾病及性病防治》、《杨崇瑞博士百年诞辰》出版。

    1991年：获“杨崇瑞妇幼卫生奖”。

    1992年：主编的《妇女卫生保健学》出版。

    1993年：获首届“中国人口奖”。

    1997年：主编的《育儿早知道300题：心理篇、生理篇》出版。

    1998年：主编的《实用优生学》出版。

    1998年：荣获首届“中国内藤国际育儿奖”。

    1998年：卫生部妇幼司为表彰严仁英为妇幼卫生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特铸严仁英铜像。

    1999年：主编的《中国优生优育优教百科全书：优生卷》出版。

    2000年：主编的《中国优生优育优教百科全书：优教卷》出版。

    2000年：获全国“儿童优秀工作者奖”。

    2002年：主编的《杨崇瑞博士》出版。

    2003年：主编的《妇产科学辞典》出版。

    2008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

    2009年：主编的《妈妈宝宝全书》出版。

    2010年：获中国女医师协会“女医师终生成就奖”、北京医学会“学会成就奖”。

    从当年立志行医的协和高材生到新中国的妇产科专家，从第一个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的卫士到今天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在祖国的医学道路至今已走过60余载。历经岁月风云，严仁英为中国医疗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更把她无私的爱献给了中国大地无数的母亲和儿童，为中国医学发展史增添了一抹绚丽无比的光彩。

    2011年11月26日，伴随着冉冉升起的晨光，病房中的严仁英迎来了98岁华诞。女儿王卉和女婿周企源早早为她换上了鲜艳的大红上衣，床前的电话里，传来了远在美国的梦凯一家和欣欣一家为妈妈生日的祝福声。鲜花和掌声中，北医人为98岁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带来了祝贺。最早来的是北大医院的院长刘玉村、书记刘新民，紧接着，妇儿中心的同事来了，她的学生来了……

    阳光明媚的病房中响起了悠扬的小提琴声，那是4岁半的小米为她的曾外祖母祝贺生日奏起的祝你生日快乐歌，温馨欢乐中，大家把无限的崇敬与爱戴，献给了一代中国著名妇幼保健专家、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永远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

    后记

    我与严仁英教授的“渊源”最早可到当年我在京郊密云教书时，那时，她的名字就已被很多密云人知晓。后来在2008年严仁英教授95岁寿辰之际，我曾在《北京晚报》“名家”专栏为她撰写了一整版报道。因此可以说，我和北医人一样，无论何时提起严仁英教授，心中永远充满了崇敬。而能够完成此书，则归功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北大医院的领导、严仁英教授的家属以及北医曾与严仁英共同工作的同事和学生的大力支持，首先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感谢。

    在北医原院长办公室主任孙扬的积极安排下，我顺利采访了严仁英教授的女儿王卉、女婿周企源、表妹卢乐山，北医妇产科麦永嫣、渠川琰、刘淑文、周士梅、赵瑞琳、杨慧霞等教授，北医妇儿中心鲍月琴、王临虹、赵更力、陈丽君等同志，同时得到了董悦教授、张熴然大夫以及远在大洋彼岸的严仁英教授的儿子梦凯一家和欣欣一家提供的真实资料。

    令我感动的是，所有接受采访的同志，不仅提供了大量严仁英教授工作、生活中真实感人的事例，更从心底里对严仁英教授的工作、医学成就及人格魅力等方面，一致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和赞叹。

    正是他们提供的大量真实事例和资料，他们对严仁英教授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爱戴之情，激励我走进严仁英教授的成长、生活和工作中，把一个真实的，令无数人景仰的一代中国妇幼保健专家、中国围产保健之母闪光的一生书写于纸上，献给大家。

    我相信，严仁英教授为中国妇幼保健事业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永存！

    再一次感谢大力支持完成此书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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