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一民

    1946年秋天，我考入了由徐悲鸿先生刚刚接收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在当时学习绘画，毕业以后的职业是很渺茫的。在入学时填的登记表上有一栏：“将来志愿”，有的同学就填“农”，有的填“商”……瞎写了一气。开学典礼上徐先生讲话，一开头就说，我看了你们的志愿，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填写要成为一个中国的大画家，一个顶顶了不起的大画家呢？我当时才16岁，哪里能体会到徐先生振兴中国美术的一片苦心！以后几年中经常看到他拄着手杖，穿着带铜扣的长袍，腋下夹着一包画片到教室来，把他在国外节衣缩食，甚至借钱买来的素描原作和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直到马内、凡·高的精美绘画图片，一幅幅地放在教室的大玻璃柜子里。他也把自己的素描拿到教室分批展示给学生观摩。他还把大幅油画康普的《包厢》原作搬到教室让我们观赏和学习，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得见到的艺术珍品，那时我还注意到许多图片上印有“悲鸿生命”的印记。

    在教学上他要求学生对人体各部位的形体构造要有极严格的认识，要求广大与精微的结合，每完成一幅画以后，他要求我们要默写一张。他强调解剖课，每个绘画系和雕塑系的学生都要能熟练地默写全身结构；他甚至采取全校学生在大礼堂里默写解剖的方法，不仅要求默写人，而且要求默写马。1948年春天，有一次在大礼堂全校默写马的解剖，当时很多学生对此很不理解，而且正遇上学生运动处于高潮，连连罢课罢红了眼，一听说要默解剖，而且是马的解剖，就纷纷嚷着要罢考。我当时已是地下盟的负责人，我也主张罢考。但临近考试时发现很多平时不用功的学生，特别是反动党团分子，都要一起罢考，我们才冷静下来，大家一商量，认为这样做不对头，反到徐校长的头上了，于是立即决定动员同学参加考试。事后黄警顽先生告诉我说，徐先生听说我也反对默写解剖很生气，要开除我，后来知道我参加了考试，而且考得很好，这才原谅了。

    四年级一年中，徐先生担任我们班的教师，他当时很憔悴，校内外需要他做的事很多，但看到学生的画他就不肯走动了。有一次我画一个女人体，他想为我改一下，可是一坐下来就一直画了下去，从腹部一直画完了整个下半身，画得细致入微，我站在他身后看他像镶嵌一样把颜色摆上去，从暗面画到亮面，而在明暗交界的中间地带，用那样柔和清亮的色彩错综衔接，表现了最细微的形体转折和质感与空间感。半天时间过去了，整幅油画由他画完了多一半。当时老师们说，徐先生给学生改画，有时比自己画的还要好，改完以后几乎舍不得把画留给学生。当时我们买不起颜料，自己的床单都做了画布，徐先生看到我们画板上没颜色，有一天他带来了一大包油画颜料，一半送给了我，一半给了曾善庆，都是法国的颜料。徐先生用色极省，他从不用布擦掉画笔上的颜色，总是把画板上的脏颜色收集起来，把画笔上的颜色用画刀刮下来，稍稍加上一点鲜明的颜色，全部用到画面上去。

    徐先生接管艺专以后，国民党特别派遣了一批党棍、特务，监视徐先生，同时镇压学生的进步活动。因此，在艺专进步的教师和同学，与国民党、特务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1947年5月20日，“反饥饿反内战”示威运动之后，国民党坚持开除大批学生，同时坚持要解聘当时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教授高庄、李宗津、冯法禩，由于徐先生的力保，除高庄先生到了解放区以外，其他老师得以继续在艺专任教。高庄是我国最优秀的工艺美术家之一，至今我还记得他在示威行列里撑着大旗的高大身影。

    1946年至1948年间，地下党在学生中利用合法的组织，经常开展歌诵、演剧、营火会等活动，以团结同学，壮大革命的力量。当时我参加的社团有“综艺剧团”（演出过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现在的著名导演李翰祥演侠累）、“黄河剧团”、“阿O”漫画壁报、“大家唱合唱团”等。徐先生作为校长，热心支持学生的这些课外活动。1947年冬，有一次，我们举行了戏剧竞赛，演出了几个独幕剧，得奖的戏一个是《被迫害的》，描写失业工人寻求出路的话剧，现在的著名雕塑家刘小岑饰老头，著名油画家李天祥演金嘴，我演阿毛；另一个得奖的戏是音乐系的进步学生自编的嘲笑音乐系某中统特务头子的喜剧。我们请了徐先生担任评判。他在台下看得非常开心。演出结束后，由他发了奖，奖品就是徐先生亲笔写的两幅字，给前一个戏的题为“表情深刻”，给后一个戏的题为“惟妙惟肖”。

    1948年的下半年，随着国民党统治的行将崩溃，白色恐怖笼罩北平，国民党特别刑事法庭成立以后，在学校公开搜查抓人。大街上宪兵队可以就地杀人。1948年7月9日，“反迫害反剿民”大示威以后，8月15日国民党又进行了大逮捕，艺专有十几个学生被开除通缉。列入通缉名单的有当时地下党的负责人冯灿华、刘树屏等。另外还有党的外围组织进步艺术青年联盟的盟员，前后有四人被捕。这时我们一方面整顿自己的组织，转移已暴露的同志，一方面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经过几个月的周折，最后还是由徐悲鸿先生出面，保释了在北平被捕的臧任远、余国育出狱。

    大逮捕中，学生自治会的主要成员都列入了通缉名单，这样，反动党团分子就篡夺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学校中一切进步组织，如壁报社、剧团等全部被训导处勒令解散，我们的活动也变得更加艰难，只能从事秘密发展组织和组织秘密读书会。但是却有一个漫画刊物被保存下来，这就是“阿O”漫画壁报，它从1947年创刊，一直办到北平和平解放，而且越办越大，它曾淋漓尽致地揭露国民党屠杀人民、镇压学生运动、贪污腐败的本质，控诉了学生的困苦生活。叶浅予先生曾把其中的一些漫画选送到香港发表。1948年12月的一期上，刘小岑画了一幅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飞机上用望远镜着急地向西方瞭望，下面是中国的地图，地图的北半边是燃烧着的烈火，题为“远观美援不至，下看战火南烧”。我在这一期上，画了艺专院子里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狗的肖像，共有十几只。壁报贴出以后，震动了全校师生，也激怒了准备南逃的一个反动骨干，这个反动骨干半夜里把刘小岑的漫画撕下，送到“剿匪总部”去，并扬言在他走以前“一定要干掉几个”。国民党反动分子的这一暴行，激怒了广大师生，在漫画被撕处出现了一篇痛斥反动分子的檄文，上面还画了个狗爪子。这是由当时才16岁现在美院的副教授曾善庆干的。这期刊物反映了我们在即将来临的胜利时刻的兴奋心情，但也有些头脑发热，在国民党统治下，竟直截了当地画起蒋介石的漫画来了。为此，地下党立即决定刘小岑转移到解放区去。但，就是这样一个刊物竟没有被查禁，在这一事件以后仍继续出刊，其原因就是徐悲鸿先生明确对训导处讲：“办漫画壁报是学生练习画画的好办法，要让学生出，不得禁止，不准停刊。”1948年下半年出了很多期，因为有徐先生的支持，我们也就不交训导处审查。北平解放以后，徐悲鸿先生一直不忘这件事，在他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经过苏联的途中，还专门买了一本库克莱尼克塞的漫画集《БPEдOBblE AHTлO-AMEPИKAHИ3ATOPbI》回来以后，送给我留作纪念。

    1948年下半年辽沈战役之后，平津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早在当年8月间，艺专的反动分子就派遣了代表，到南京国民党教育部请求将学校迁往南京。10月，由他们发动了一场“南迁运动”。当时，我担任中共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上级党组织要求我们一定要保住学校，我们通过地下盟员，团结了大多数同学，并广泛联系进步的教师，和反动党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反南迁”斗争，还在礼堂进行了公开的辩论。当时音乐系的反动势力又单独行动，企图把音乐系搬走。国民党要迁走的不仅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设备，更重要的是要把在艺专的一大批中国美术界、音乐界的中坚力量，搬到南京去。徐悲鸿先生更是他们要弄走的主要对象。在这场斗争中，徐先生和全校进步师生始终站在一起。地下党组织当时主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徐悲鸿先生早年的学生、艺专的教授冯法禩同志和徐先生保持着联系。冯法禩同志是我的老师，而我又是与他单线联系的党的负责人。他对我这个18岁的学生像对自己的上级一样做汇报、商量工作。这种又是师生，又是被领导与领导的特殊关系，在那严酷的年代中，谁也没有觉得不自然，只觉得是革命的需要。1948年底，我们了解到国民党当局想强迫徐悲鸿先生南迁，并给徐先生送去了两张飞机票。我报告了城工部我的上级联系人冯慧溢同志，之后又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由冯法禩同志正面转达了地下党希望徐先生留在北平的意见。徐先生毅然表示决不随国民党南迁。不久，田汉同志由党派遣，秘密来到北平，也是由冯法禩同志陪他见到了徐先生。田汉同志是徐先生的挚友，他转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徐先生的问候和要求徐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的嘱咐。在这以后，徐先生的一系列活动是那样坚毅、果断，他亲自召集了校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要讨论对南迁的态度。当时，国民党当局已发下了“应变费”，作为南迁的经费。我们当时已了解到徐先生的打算，又仔细地分析了校务会议的形势，并派出了地下党员李天祥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反南迁中改选了学生自治会）参加了校务会议。当时有几个科的负责人要求南迁。徐先生提出：南迁实无出路，并说他已征求了许多教师的意见，大多数教师反对南迁。学生代表李天祥热烈支持徐校长的主张，并提出保证学生生活的措施。参加这次会议的吴作人、李桦、叶浅予、王临乙、冯法禩、艾中信、范志超等教师，都主张学校留在北平不走，并当场决定将国民党所发的让用于南迁的“应变费”买成小米，作为全校教职工的津贴，和供学生度过最黑暗、最艰难时的生活用粮，以迎接北平解放的到来。这件事一决定，那几个主张南迁的人只好悄悄地溜到南京去了。全校师生奔走相告无比兴奋。

    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隆隆炮声中，我们日夜守护在学校，期待着战斗的一天。地下党组织发了枪支，并布置了由我们保护协和医院和占领北面汽车队的任务。但攻城的战斗迟迟没有打响。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了徐先生在傅作义将军召集的北平社会名流参加的座谈会上，当傅作义征询对时局的意见时，在经过半小时冷场之后，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劝傅作义为了保全北平的古老文化，为了北平人民的生命免遭涂炭，应顾全大局，顺从民意，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在当时徐先生能这样冒险直谏，反映了徐先生真不愧为当代最正直的艺术家，这时我才真正了解了我的老师，激起了我们对他更加崇敬的心情。

    北平的和平解放终于实现了。国民党军队刚刚从德胜门撤出，艺专的师生职工第一批敲锣打鼓走上大街，向街头那些不敢相信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带着疑惑目光的群众宣布：天亮了，北平解放了！并且在全城张贴了第一批迎接解放的木刻传单。这批传单是在北平解放前由地下党秘密组织艺专的进步教师刻制的。李桦木刻选集中的“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就是其中的一张。

    北平解放以后，有一段时间，艺专与华大三部还没有合并，但是徐先生对解放区在艺术上所走的道路和艺术成就非常赞赏。他决定派我们那个班（当时的最高班）到鲁艺去做学生，让我们去学习解放区和工农结合的经验。1949年7月，我们到了沈阳，和鲁艺的学生编在一起学习，并分别到第一、第二、第四机床厂、冶炼厂深入生活，办墙报，搞创作。两个月以后，我们回到学校，徐先生让我们向全校报告“留学”的体会。

    1949年下半年，徐先生给周总理写信，要求派艺专的师生参加当年冬季在北京郊区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廖静文同志为了办理此事去找了冯文彬同志。周总理支持了徐先生的请求。由柴泽民同志作动员报告，我们全校同学和一部分自愿参加土改工作的教师，分四个队，分别参加了西郊和南郊的土改工作。艾中信、董希文、李桦、叶浅予、戴泽、韦启美等许多老师和同学们参加工作组，和各区土改干部一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分地分牲畜。徐先生到区里去看我们，还激情地参加了在大红门举行的对恶霸地主的斗争。在这样的生活锻炼中，我们第一次深入接触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它对我们以后在艺术道路上的影响是深刻的。艾中信、董希文教授，都在这次土改中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师生中产生了第一批反映农民土改斗争的作品，如董希文的《开犁》、戴泽的《贫农小组会》、李桦的《斗争地主》、刘小岑的《分地》、曾善庆的《烧红契》等。

    北平解放以后，徐先生创作热情极高，《毛主席在人民中》这幅油画，在解放以后不到一年就画出来了。他请学校的老师和解放区来的同志到他家去看，想听到大家的意见。他在这种场合照例请大家吃豆花。徐先生最爱吃豆花，每年招考新生结束时，他总是请大家吃豆花。

    有一次徐先生把一些同志邀到他家，记得是一个夏天，人们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中。这时徐先生双手捧着一个小东西，从房中走出来，把它放在院子正中的小桌上，原来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件丹麦王家瓷厂制作的“山林神戏蛙”小瓷雕。徐先生非常得意，孩子似的等着大家叫好。小山林神的野性和稚气，两眼盯着小青蛙的神态，使在座的王朝闻、王式廓、罗工柳同志都拍手叫绝……徐先生真是一位有眼力的鉴赏家，他对艺术的爱是那样由衷、那样执着，而且不拘一格。据他自己说，他在填写履历表时，在“有何专长”一栏内，写的是：“能分辨艺术品之高下。”

    我是徐悲鸿的最后一代学生。可是在解放前，由于政治的动乱，没有可能更专心致志地向他学习专业。当解放以后，有可能更多的学习的时候，他又过早地逝世了。但是，也正由于在这场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的年代中，通过和徐先生的接触，徐先生的为人更全面地教育了我。他的确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伟大的艺术家、教育家，热爱人民的伟大爱国者，一个质朴、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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