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虎

    “画虎不成反类狗，刻鹄不成终类鹜”，自从这两句话一说出口，中国人便一天没有出息似一天了。

    这两句话为后人奉作至宝。单就文学方面来讲，一班胆小如鼠的老前辈便是这样警劝后生：学老杜罢，学老杜罢，千万不要学李太白。因为老杜学不成，你至少还有个架子；学不成李的时候，你简直一无所有了。这学的风气一盛，李杜便从此不再出现于中国诗坛之上了。所有的只是一些杜的架子或一些李的架子。试问这些行尸走肉的架子，这些骷髅，它们有什么用？光天化日之下，与其让这些怪物来显形，倒不如一无所有反而好些。因为人真知道了无，才能创造有；拥着伪有的时候，决无创造真有之望。

    狗，鹜。鹜真强似狗吗？试问它们两个当中，是谁怕谁？是狗怕鹜呢，还是鹜怕狗？是谁更聪明，能够永远警醒，无论小偷的脚步多么轻，它都能立刻扬起愤怒之呼声将鄙贱惊退？

    画不成的老虎，真像狗，刻不成的鸿鹄，是像鹜吗？不然，不然。成功了便是虎同鹄，不成功时便都是怪物。

    成功又分两种：一种是画匠的成功，一种是画家的成功。画匠只能模拟虎与鹄的形色，求到一个像罢了。画家他深深入创形的秘密，发见这形后面有一个什么神，发号施令，在陆地则赋形为劲悍的肢体、巨丽的皮革，在天空则赋形为剽疾的翻翼、润泽的羽毛；他然后以形与色为血肉毛骨，纳入那神，抟成他自己的虎鹄。

    拿物质文明来比方：研究人类科学的人如若只能亦步亦趋，最多也不过贩进一些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既不合时宜，又常多短缺。实用物质科学的人如若只知萧规曹随，最多也不过摹成一些欧式的工厂商店，重演出惨剧，肥寡不肥众。日本便是这样，它古代摹拟到一点中国的文化，有了它的文字、美术；近代摹拟到一点西方的文化，有了它的社会实业：它只是国家中的画匠。我们这有几千年特质文化的国家不该如此。我们应该贯注物质文明的内心，搜出各根柢原理，观察它们是怎样配合的，怎样变化的。再追求这些原理之中有哪些应当铲除，此外还有些什么原理应当加入，然后淘汰扩张，重新交配，重新演化，以造成东方的物质文化。

    东方的画师呀！麒麟死了，狮子睡了，你还不应该拿起那支当时伏羲画八卦的笔来，在朝阳的丹凤声中，点了睛，让困在壁间的龙腾越上苍天吗？

    邵洵美：“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传略邵洵美（1906—1968），原名邵云龙。浙江余姚人。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诗人。“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狮吼社、中国笔会的成员。与作家刘呐鸥、穆时英同为“都市现代派”代表作家。

    早年就读圣约翰中学，多用英文授课。后就读于南洋路矿学校。1924年春留学剑桥大学经济系。不到两年，因经费不足，未拿学位即回国。留学期间，结识徐志摩、梁宗岱、张道藩、刘纪文等。

    1927年曾任南京市政府秘书3个月。1928年开始创办书店，出版书刊。先成立金屋书店，主编《狮吼》、《金屋》等杂志。1933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新月》、《论语》、《时代画报》、《万象》等刊物，“新诗库丛书”、“自传丛书”等，影响很大。1930年代曾援救胡也频、丁玲和潘梓年。

    抗战期间，主编《自由谭》。1938—1939年间出版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本（项美丽翻译，序文为邵自译）。

    1949年《论语》因讽刺政府被勒令停刊。1950年迁居北京。不久，《人民日报》一连7天批判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使出版社被迫停止经营。1958年因一封英文信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2年4月释放。

    1968年5月5日病逝，留下许多债务。1985年2月，“历史反革命案”正式平反。

    著作目录

    诗集：

    《天堂与五月》

    《花一般的罪恶》

    《诗二十五首》

    《一朵朵玫瑰》

    理论著作集：

    《火与肉》

    散文集：

    《一个人的谈话》

    风度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美男子邵洵美，是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有人评价他年轻时的生活，几乎就是《红楼梦》里描述的“大观园”的翻版。他好酒好赌，经常在花木交荫的宅第里与人“一掷呼卢，输赢百万”，赌的筹码，不是金钱而是道契。他讲究雅赌，认为赌博有“诗意”，因此看不起那些世俗赌徒。据说，他越输钱，诗写得越好。他说：“一赢倒心慌，诗就做不成了。”因此自称“赌国诗人”。

    邵洵美出生于名门望族，祖父邵友濂，同治年间举人，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外祖父盛宣怀（亦即邵妻盛佩玉的祖父）是著名的洋务运动中坚人物，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大实业家，富甲一方。他继承了万贯家财。从剑桥回到上海后，他结交了上海滩除左翼作家外几乎所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当时邵洵美的私人书房里放着估价五千金以上的希腊女诗人沙弗像真迹，用20万金磅在伦敦拍来的史文朋的手稿，用羊皮纸装订的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第一版，和结拜大哥徐悲鸿送给他的描绘巴黎酒吧“红磨坊”即景的帆布油画。

    他穿长衫，跳西式舞，像“公羊之鹤”。因为皮肤苍白，出门前要薄施胭脂，自称这是学唐朝人风度。

    他爱画画，爱藏书，爱文学，在自家豪宅里办文学沙龙，来往的人川流不息。他爱写诗，而且要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写，落笔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以直接付印。

    唯美邵洵美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后转学南洋路矿学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923年毕业。1925年2月，乘船赴英留学。先在剑桥大学读预科，后来考进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 of Cambridge University）经济系。据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说：“有一天，他在书堆里发现自己在罗马买的一张希腊女诗人莎弗（Sappho）像的印刷品。这画像为他造出许多离奇的幻想，于是，写满了诗句的草稿越积越多了。他对这位女诗人发生极大的兴趣，从此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新诗的自由体裁去译她的《爱神颂》，新诗成了他的信仰和将来了。莎茀的诗被人发现的一共只有五六十个断片，洵美在正式课程之外，凭自己的想象把它们联系起来写成一出短剧。经穆尔先生的介绍交海法书店印刷发行。那册剧本印得特别讲究，纸张是剑桥大学出版部转买来的手造纸，封面的图样又是请英国木刻名家吉尔先生设计的。但是，这本小册子上柜，竟然一本也没有卖掉。不过，从此，洵美有了个‘希腊文学专家’的称号。”

    邵洵美是为诗而来到人世间的，他的英式诗风，追求唯美，有人评价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早在1936年，他就在一首名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里如此叹道：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

    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敬业自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中，邵洵美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先成立“金屋书店”，后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是“第一出版社”。先后办了《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达11种之多。还和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1934年至1935年期间，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

    邵洵美把开书店、出刊物作为终生事业去追求，娱人悦己，不以谋利为旨，常在亏损累赔的情况之下亦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去经营。妻子盛佩玉晚年回忆说：“洵美办出版无资本，要在银行透支，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洵美毫无收入，我的首饰陆续出笼，投入当店，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可是往往是一去不返。有人笑话他，说他做生意像作诗，目的在抒情，不在乎家产的流失。卞之琳说邵洵美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衣带渐宽终不悔”当算精当。

    仗义“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这是邵洵美的一句名言。

    邵洵美为人热情、坦诚、仗义。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情况下，邵洵美拥有一大批左、中、右的朋友：胡适、叶公超，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方令孺，闻一多、夏衍、邹韬奋、徐悲鸿、刘海粟、张光宇、丁悚、鲁少飞，以及张道藩、谢寿康、刘纪文等等。真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郁达夫说得有趣——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邵洵美刚到剑桥读书时，老祖母令账房按月汇款。那时邵洵美不吸烟（对未婚妻承诺过），不跳舞，手头宽裕，友人手头拮据时只要张口，他马上慷慨解囊，而且散金不骄人，从不要人还。那时徐悲鸿、蒋碧微夫妇两人合用一份留学经费，常闹经济危机，邵洵美总是适时施以援手。

    一天大清早，有一青年敲邵洵美的门，先说了一番恭维话，然后表示想借钱，并说是大使馆介绍的。邵洵美也没多想，顺手送他200法郎。此后，留学生们风传他是“活银行”。

    1927年邵洵美回国时与张道藩及另一同学同行，他特意将自己的头等舱船票退掉，换了三张三等舱的。回国后，他住在上海，徐悲鸿、谢寿康、滕固、唐槐秋等朋友一到沪上，必在他家落脚，他食宿全包。

    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时，有位朋友送来沈端先的一叠译稿，是日本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朋友说译者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希望帮他出本书接济一下。邵洵美连稿子都没看，马上拿出500元。沈氏即夏衍，那时他还是文坛刚出道的新人。

    “新月派”到上海开设“新月书店”，两年下来因亏空太多，要招新股。邵洵美关闭自己的金屋书店，加入“新月”，后来又不得不一人独资。《生活》杂志与“创造社”的善后事务，邵洵美都出过力。

    邵洵美当年办出版的初衷是为自己出书，为朋友出书。他没有食言，他的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及第一出版社，为徐志摩、郁达夫、胡适、沈从文、巴金、老舍、潘光旦、施蛰存、陶亢德、章克标、张若谷、滕固、朱维琪以及夏衍等一大批朋友出了书。当然也有遗憾，他的《自传丛书》和《新诗库》计划没有全部实现。

    宽容鲁迅在《准风月谈》中，有一篇《登龙木拾遗》，是专门讽刺邵洵美的，文中说“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书中自有黄金屋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在文末注释曰：这是对邵洵美等人的讽刺。

    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里说：“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做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鲁迅之所以攻击邵洵美，表面上是因为他娶了贵族小姐，而且用妻财办书店，搞出版，交朋友。究其根本，还是因为邵洵美提倡诗歌唯美，是个唯美派，与鲁迅先生提倡的关注现实的文学思想相悖，再加上与新月派有宿怨，而邵洵美与新月派关系甚睦。

    面对鲁迅的攻击，邵洵美显得非常大度，他没有去和鲁迅应战，去打一场无聊的笔墨官司，只是私下里表示：“他说我有钱，有钱也不是罪过；他老说我的诗不行，又不具体指出在什么地方不行。”在《诗二十五首·自序》中，邵洵美写道：“我写新诗已有十五年以上的历史，自信是十二分的认真；十五年来虽然因了干着吉诃德先生式的工作，以致不能一心一意去侍奉诗神，可是龛前的供奉却从没有分秒的间断，这是我最诚恳最骄傲的自由。”

    义举1938年9月，邵洵美与项美丽一起创办了《自由谭》月刊（即Candid Comment Chinese Edition（《直言评论》中文版），封面上“自由谭”三个大字，是邵洵美模仿颜体的手迹。画面是一幅木刻——日本的飞机在轰炸，大地在燃烧，一头牛被炸死在原野上，一个孩子手捂着脸在流泪，一位农民托着自己被日寇炸死的孩子，孩子的伤口还在滴血……这震撼心灵的血泪控诉，具有强烈的宣传效果，也是历史的真实记录。邵洵美以各种化名为《自由谭》写了许多富有战斗气息的短论，揭批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他在一篇文章中呐喊道：“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和平是出卖国家与民族……凭了汪精卫在‘艳电’前后的种种言论与举动，可以相信他也一定做得出卖国卖民的勾当。”他还借《几个卖掉灵魂的律师》揭出自己弟弟“邵式军已就任伪苏淞皖统税局局长”一事，给世人以警示。同时，他又借《自由谭》向读者推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称它是一部“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称赞”的作品。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中共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记者杨刚当时隐蔽在上海霞飞路项美丽家中，使项得以见到《论持久战》。项美丽将该文译成英文后，邵洵美立即将其在《直言评论》（《自由谭》英文版）上连载，并加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在连载的同时，又出版了《论持久战》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专门为英文版《论持久战》写了名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的序：“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邵洵美又亲自将这篇序译成英文，列在单行本前面。《论持久战》英文版共印了500本，一部分由杨刚通过中共地下管道发行；另一部分由邵洵美在夜间开着汽车，与王永禄一道，将书塞到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里。

    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

    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他恨之入骨。邵式军派人送来5000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严词拒绝。1944年上海宪兵队长冈村适三通过投日的熊剑东多次游说邵洵美，企图利用他与他在重庆的中国政府部门的老友联系，谋求“中日议和”。“邵洵美依然故我，出淤泥而不染”，（《辛报》记者陈福愉文）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坚守着民族气节和做人的尊严。

    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是一对革命夫妻。1931年共产党员胡也频突然被捕。丁玲、沈从文四方打听无果，于是沈从文来找邵洵美帮忙。邵当即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刘健群打电话，要求保释胡也频。刘不同意，两人争执了起来。刘是C.C（即陈立夫、陈果夫）的人，邵洵美的拜把兄弟张道藩也是C.C的干将。况且邵毕竟是知名人士，是有影响的人物，刘不敢得罪，再三思考后向邵说出了真相：胡也频已于几天前被枪决。邵不信，刘便将处决胡的照片给邵看。邵又通知沈从文也来看照片。国民党秘密枪杀胡也频的消息由此公之于世。

    当时胡、丁刚有小婴，丁玲的生活处于绝境。她想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托给母亲照应，但身无分文。尽管沈从文筹到了一点款子，急公好义的徐志摩又帮丁玲把一部分书稿介绍给中华书局，但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邵洵美慷慨解囊，送了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须还。沈从文这才得以陪丁玲回到湖南。

    1933年5月，国民党又秘密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邵洵美与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等二十几位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当局以示抗议。6月，邵洵美又和蔡元培、柳亚子、郁达夫、鲁迅等19人联名发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稍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邵洵美把这则凶讯和追悼会照片刊在《时代画报》上，以示抗议……

    在对外文化交流上，邵洵美也做出过不小的贡献。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由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接待。当时邵洵美是分会的会计。分会没有经济来源，平时的花销往往是邵洵美自掏腰包。那次在宋庆龄寓所设素宴招待萧伯纳（萧不吃荤），就是邵在功德林要的一桌素菜。席上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和邵洵美。所费46元大洋是邵洵美埋单的。

    (83)婚事邵洵美与夫人盛佩玉原是姑表姐弟。邵洵美的母亲是洋务派大官僚盛宣怀的四女儿。盛佩玉则是盛宣怀的孙女。他们这样的大家庭，子女很多，不在一起居住，平时很少见面。邵洵美与盛佩玉这对表姐弟是在陪送盛宣怀的灵柩到苏州安葬时才见面的。

    安葬好盛宣怀之后，亲戚们都到杭州散心，住在清泰第二旅馆。邵洵美自从见到比自己年长一岁的盛佩玉之后，就陷入单相思。他在旅馆的走廊上偷偷为盛佩玉拍了张照片，接着又写了首《偶然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表露了他对盛佩玉的恋情。不久，又将他的本名“云龙”改为“洵美”，意取《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的“佩玉锵锵，洵美且都”。这一举动更表明他对盛佩玉的钟情。

    1923年邵洵美赴英留学前，乞求母亲向盛家求婚。盛佩玉的母亲征得了她的同意，确定了这桩婚事。随后，他们拍了一张合影，作为订婚纪念。盛佩玉为邵洵美编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邵洵美为此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发表在《申报》上，作为对盛佩玉定情物的回报。在赴英途中，邵洵美每到一地，就选购精美的明信片，写上几句思念的短诗，寄给佩玉。回国后，又将这些短诗编成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出版，扉页上印有“赠给佩玉”几个字，使佩玉倍感爱的温馨。

    1925年初，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经济系就读，但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诗。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等朋友。

    不到两年，因家里遭火灾，经济上吃紧，加之老祖母抱曾孙心切，邵洵美中止学业返国。

    1927年，邵洵美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震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婚后三朝友人来贺，有江小鹣、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丁悚、刘海粟、钱瘦铁等。他们的结婚照登在《上海画报》（1927.1.21）的封面上，冠以“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还配发了《美玉婚渊记》一文，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时髦话题。

    邵洵美与盛佩玉相濡以沫地走过了41年的生命旅程，直到1968年5月邵洵美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永别人间。

    奇缘美国著名女作家埃米莉·哈恩曾以《宋家三姐妹》一书享誉海内外，而她与中国著名诗人邵洵美的一段旷世奇缘，却为世人所罕闻。

    1905年，埃米莉·哈恩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圣路易城。她毕业于威士康辛大学。1928年，她在纽约亨特女子学院任教，并开始写作。同时，被聘为《纽约人》特约撰稿人。

    不久，她为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所吸引，于1935年从刚果来到上海。她最早结识的就是邵洵美。当年上海有个外国女交际家丽茨夫人，是上海一家著名洋行大班的妻子。她喜欢中国京剧，就投巨资组织了一个京剧团。邵洵美因与丽茨的朋友来往比较密切，被邀请当了她的京剧团的负责人，并把梅兰芳请进了剧团。而埃米莉·哈恩正是在这个剧团里和邵洵美一见倾心。

    那天，在兰心大戏院她一见到邵洵美，就为他生有一张面白鼻高的有着希腊脸型的面庞而惊异，更为他的多才多艺和流利的英语而倾倒。不久，她就深深地爱上了他。两人的香巢构筑在福州路江西路转弯处的都城饭店里。邵洵美还根据她的名字音译，替她取了个“项美丽”的中文名字。他俩的同居完全公开。项美丽经常出入邵家，她与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成了朋友，与邵家大小也和睦相处。邵家人都昵称她“蜜姬”

    埃米莉·哈恩小名Mick，邵洵美将它译成了“蜜姬”。旧家女子盛佩玉重礼教，器量大，非但从不拈酸泼醋，而且跟这位洋女子感情很好。

    “八一三”淞沪战争后上海沦陷，邵洵美为了宣传抗战，以美国人项美丽的名义登记出版《自由谭》杂志。他还请项美丽编辑出版外文杂志《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不过这两个刊物都因为日本军方的干涉，只出版了半年就停办了。

    《自由谭》的停刊，使邵洵美在上海一时无事可为：秘密印发《论持久战》英译本，又使他处于危险中。而这时的项美丽想完成《宋家三姐妹》一书的写作。在此之前，她在邵洵美的陪同下已拜访过宋庆龄。宋庆龄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和照片。这些资料都由邵洵美替她翻译成英文。时下，宋霭龄在香港，宋庆龄和宋美龄在重庆。项美丽为了完成这部著作，准备先赴香港，再转重庆，去会宋氏姐妹。她便拉上处境困厄的邵洵美于1939年一起离开上海奔赴香港。

    在香港，项美丽几乎每天由邵洵美陪着去见宋霭龄访谈。不久，项美丽的这项工作告一段落，拟赴重庆；而邵洵美由于家中事务繁杂，急需处理，再则他也久思家眷想回上海，于是两人只得在香港话别。相处４年之久的异国情侣就此结束了他们的这段旷世奇缘。

    《宋家三姐妹》于40年代初期出版。由于宋氏三姐妹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有些内容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故而此书一问世，即颇受读者欢迎，项美丽也因此名声大噪。

    项美丽重返香港后，爱上了一个已婚的英国军官鲍克瑟少校，少校是英国驻远东情报机构的首脑。两人由相爱而同居。1941年11月中旬，项美丽生下了一个孩子。半月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项美丽和鲍克瑟都被关进“敌侨集中营”。一关两年，备尝艰辛。1943年12月美日交换侨民时，项美丽被遣返美国，定居纽约。二次大战结束后，项美丽终于与鲍克瑟结婚，又生下一女。

    1946年初夏，邵洵美受陈果夫之托，以考察美国电影的特使名义，购买电影器材，在美国逗留半年。其间，他在纽约与项美丽重逢。分离7年的一对旧情人相会，自有说不尽的离情别绪。鲍克瑟被邀参加了他们的彻夜长谈。当三人谈得十分融洽时，忽然鲍克瑟似真似假地指着项美丽笑对邵洵美道：“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邵洵美也含笑作答：“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您再保管下去。”项美丽闻言，前俯后仰大笑不止。

    可惜，他们纽约相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1946年12月邵洵美回国。

    项美丽自1946年底与邵洵美分别以后的50年间，一直在从事写作。他始终没有忘记邵洵美。曾写过一本名叫《My Chinese Husband》《我的中国丈夫》的书，就是描写了她与邵洵美的那段情缘。

    项美丽于1998年逝世，终寿93岁。

    (84)手足徐志摩在上海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精美的册子，专供朋友们来了随意写写画画之用。志摩去世后，小曼将此册子作为一辑，编进《志摩日记》一书中，名为《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其中一幅画，是邵洵美画的，墨笔刷刷几下，涂抹出一个长长的脸，猛一看像现在一些人家里挂的那种带角的羊头骨。旁边他的题词：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

    光凭这几句话，只能知道两人都是长鼻子长脸，谁戴眼镜谁有胡子就不好说了。且看洵美《儒林新史》中的一段话：我们的长脸高鼻子的确会叫人疑心我们是兄弟；可是他的身材比我高一寸多，肌肉比我发达，声音比我厚实；我多一些胡须，他多一副眼镜。这下就知道谁有什么谁没什么了。全句的意思成了：你看这幅画，脸儿长长的，鼻子长长的，说是志摩吧没戴眼镜，说是洵美吧没有胡须，小曼呀，你说我画的是你丈夫志摩，还是洵美我？

    邵洵美与徐志摩都是浙江人，邵洵美的原籍余姚与徐志摩的家乡海宁，隔杭州湾而相望。他们都出身于当地的望族，从小就受到了很充实的文化熏陶。

    他们于1925年在伦敦相识。1924年2月邵洵美到英国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学院攻读经济学。1925年的暑假，他与同住在导师家的刘纪文去巴黎游玩。在那里他们结识了中国留学生张道藩、徐悲鸿和他的夫人蒋碧薇。他们一见面徐悲鸿就说邵洵美与徐志摩的面庞很相像。恰巧在这段时间徐志摩来到巴黎，徐悲鸿就将邵洵美与他长得相像的事告诉给他。没过几天，徐志摩在巴黎街头遇见了邵洵美，马上上前握住他的手说：“弟弟，你让我找得好苦。”从此这两个面庞相像的乡党，就成了至交。

    1927年邵洵美因家里失火，中断学业回国。他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上海的大西路去看望徐志摩。他们爱好相同，有共同语言，很谈得来。在邵洵美与盛佩玉举行婚礼时，徐志摩和陆小曼等许多文友、画家前来祝贺。大家表示要以画志喜，刘海粟首先命笔，其他书画家相继点染，最后由徐志摩题款。这幅集体创作的画作，邵洵美视为珍宝，遗憾的是在战乱中遗失了。

    1928年3月的一天，徐志摩的小舅子张禹九来找邵洵美，说是新月书店要招股，希望他能入股。本来邵洵美正经营着一个金屋书店，为了支持新月书店，他关闭了金屋书店。徐志摩与邵洵美合伙经营书店，更加密切了他们的关系。有一次，徐志摩家乡有事，可是他在光华大学有课，就让邵洵美去给他代课。还有一次徐志摩让邵洵美写些东西刊登，邵洵美就随手画了一个茶壶和一个茶杯，其题款是：“一只茶壶，一只茶杯；你是茶壶，我是茶杯。”这幅画的画外音是说，他们的友谊如同茶壶与茶杯一样，彼此不可分离。

    徐志摩去世后，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徐志摩的遗诗集《云游》，署名陆小曼编，并作序，实际上是邵洵美为了悼念亡友，嘱托陈梦家搜集出版的。

    新中国成立后，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来上海看望邵洵美。因邵洵美在1930年代与鲁迅有过论争，被打成“反动御用文人”，致使他无职无业，囊中羞涩。他为了招待好这位故友的妻子，不得不把一枚吴昌硕亲刻的“姚江邵氏图书珍藏”白色寿山石印章低价出售，换来了十元的酒菜钱。这也反映出他与徐志摩的友情是相当深厚的。

    雅好清代珍邮红印花加盖绿色“暂作洋银贰分”变体票，世人爱称为“绿衣红娘”，据说这个爱称就是邵洵美首创的。

    邵洵美的收藏中，有极为珍罕、由孙中山设计的“民国飞船图样票”、“小龙一分”全部漏齿票及“绿衣红娘”等国邮之宝。

    “绿衣红娘”现存世共计7枚（也有说是9枚），每一枚都有一番不同寻常的传奇经历。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清代邮票目录中，单枚“绿衣红娘”标价为24万元，而直双连价格都难以估量。

    2010年香港的某次拍卖会中，最大亮点就是一枚“绿衣红娘”，拍卖估价为800万港元。

    邵洵美对集邮有着独到深厚的见解，写有《民国试制票中之珍品》、《清红贰分修饰新变体》、《总理侧面像试制票之发现》、《如何集邮》等邮文。

    从1943年4月1日起，上海《新申报》开始连载邵洵美的《中国邮票讲话》，连载了60天。这部邮学研究专著从1878年中国开始发行邮票起讲述，自海关大龙邮票一直讲到中信百城版邮票为止，考证翔实，文笔流畅，算是为提高国民素质，普及邮票知识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文章中的很多话语，讲的是有关集邮的事，但也充满耐人寻味的深意：

    “集邮的嗜好，直接可以使你空闲时不感到寂寞，要知世界不知有多少罪恶是寂寞所造成的。”

    “收集邮票正像收集金石书画，不容你打破沙锅问到底，要我回答个‘究竟有什么用处？’不错，我们也可以说，为的是鉴赏艺术，为的是研究文化，为的是参考历史地理与风俗，甚至可以说，为的是储蓄或是投资。但是这些决不是集邮真正的目的。要知道，无论何种收藏，他本身便是目的。客观地讲，我们可以称它是人生的点缀。主观地讲，我们可以认它是心神的安慰。所以，简单地讲，收集邮票便是去享受收集邮票的快乐。”

    “现在让我从不花钱的集邮讲起。你不妨从即日起，对你自己收到的函件留心，在你家里箱箧中寻找，或是向你亲戚朋友处索取一切的旧信封，你会发现上面贴着的邮票也有不少种类。你更不妨将他们取了下来，再分门别类、贴在一本簿子上。你还可以着眼在篇幅的阔狭高低；刷色的深浅浓淡；齿孔的大小稀密；邮戳的形式性质。保你经过相当的时间，一部洋洋大观的现代国邮专集便为你所有了。这是精神换来的，而不是金钱买来的成绩。你在上面能得到乐趣，是不可以估计的了。”

    “趣味是一种人工的天才，而天才则是一种自然的趣味。没有天才，你的趣味难以表现；没有趣味，你的天才会变成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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