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五岁入私塾启蒙，十岁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十三岁时以复试鄂藉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清华度过了十年学子生涯。其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兴趣广泛，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闻一多推入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激情难耐，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之后，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他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后又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他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继续在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高涨。1943年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斗争的洪流。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45年，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同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抨击黑暗，呼唤民主，亲自为死难烈士出殡。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他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他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
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后来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能够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样是和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开的。
师道闻一多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会把讲课变成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所以他把上午的课换到了晚上。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一多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几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闻一多也坐下了；但并不马上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和蔼地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不会有谁真的接受这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一多自己点了一支，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舒缓的声腔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学生，同样不修边幅，两人相处颇为相得。而闻曾写一短简给陈，称之为“梦家吾弟”，陈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闻一多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将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为学生开《唐诗》课，某女生考试时，按照闻一多所讲的笔记答题，但考分却很低，遂疑惑不解。闻一多对她说：“你只会背我讲的笔记，难道你没有自己的看法吗？”“做学问不能食前人的余唾，要敢于创新，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哪怕失败了，也可以得到一次教训……科学就是在不怕失败、不断创新中向前发展的。”
1944年，闻一多曾在昆明昆华中学兼课，教两个班语文，每周还要改100多本作文。实在忙不过来，有时就请研究生帮助他改一个班的作文。但是，他对别人改的作文，每一本都要重新看。一次，有个中学生在作文中议论时事骂国民党。代闻一多改作文的研究生看后，写了“少发牢骚多读书”的批语。闻一多见了，立即为他朗诵艾青的《大堰河》。学生请他题词，他就在纪念册上写了“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若今也”几个字，写得十分工整。这个班的语文老师，要求闻一多为班上的作文比赛写了个横幅，作为奖品。闻一多用篆书写了“如日之升”，题上“书赠联大附中的小朋友”，还郑重地盖了自己的图章。
研学闻一多酷爱读书，并且读起来就会“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娶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才发现闻一多不见了。大家只得分头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而当时的闻一多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正看得入迷，竟然忘记了举行婚礼的事。
从到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闻一多的夫人说，闻一多有时候半夜里头睡着觉忽然一下子坐起来，夫人醒了忙问“干什么干什么？”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一个字，那个字应该怎么考证怎么考证。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
(60)气节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迁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墨，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1945年“一二·一”惨案以后，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李宗黄，表面上附庸风雅，居然送了一方玉石来，请闻一多刻印，限两天刻好，答应润例优厚。对此，闻一多不屑一顾，将玉石原样退回。特务对闻一多恨之入骨，公然把大街上商店中的代闻一多收件的吊牌砸烂。
抗日战争胜利后，昆明的民主运动使国民党当局惊恐不安，他们派出大批特务四处活动，并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公然闯进几所大学，用枪弹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挥笔写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悬挂在“一二·一”四烈士的灵堂上。
国民党特务把他列为黑名单的第二名，有人劝他尽快离开昆明，都被他婉言谢绝。在李公朴治丧委员会举行的李先生殉难报告会上，李公朴夫人讲得泣不成声，被扶下讲台。原来没有准备发言的闻一多突然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婚事闻一多先生的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包办的。早在1912年，14岁的闻一多刚考上清华大学时，父母就为他订下了娃娃亲。对象叫高孝贞，黄冈路口人，比闻一多小4岁，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和闻家还是姨表亲。闻一多考上清华大学后，高孝贞的父亲就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便主动来到闻家，提出要将女儿嫁给闻一多。闻一多的父母一想，如果闻、高两家能对亲，那就是大好事，既是门当户对，又是亲上加亲。
1922年初，就在闻一多赴美留学前夕，他接到父亲催他回家结婚的信。对于这门婚事闻一多很不满意。但是，闻一多是个大孝子，还是回到了家乡，答应与高孝贞结婚。不过他向父亲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不向长辈行跪拜礼；二是不拜祖宗；三是婚后让高孝贞入学读书。父亲本来认为儿子的这三条提得不合理，但为了这门亲事，也就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婚后的高孝贞为人贤惠，也很能干，善解人意。因此，夫妻之间彼此也十分恩爱。不久，高孝贞女士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读书。进校后由于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加之有闻一多的熏陶和感染，高孝贞也从一个生活伴侣，逐渐成为了闻一多先生事业上的有力支持者。
教化闻一多在“诗化教子”中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诗歌，而且通过对诗的评析，向孩子们进行了爱国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陶冶性情，培养情操。在给孩子们讲诗时，闻一多一般半靠在床头上，手握诗卷，逐字逐句逐段地讲解。有时引经据典地详细解释某一单字或单词，有时介绍历史背景，有时趣味盎然地讲解某个典故，或剖析诗文的意义。闻一多最重视历代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开新诗人，像对“初唐四杰”、张若虚、陈子昂、孟浩然等人的诗，都大讲特讲，赞扬他们为盛唐诗歌扫清道路、开辟新局面的不朽功绩，赞扬中国“人品重于诗品”的优良文学批评传统。
闻一多往往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对所要讲的诗进行评论，凭着对诗歌的特有理解，在讲清诗的含义后，他还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呃，真好呀！你们看，还能比这句写得更好吗？”分析作品时，他就像成了诗人的化身，在叙述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讲到精彩动人之处，连他自己也融化到诗情诗景里去了，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使得孩子们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受。闻立雕在闻一多百年诞辰时著文说：“这一年，听父亲讲诗讲文，收获极大，提高了古汉语的知识水平和欣赏能力；增长了对古代社会与历史的了解；陶冶了情操，特别是开始懂得人间既有真善美，也有黑暗与邪恶，启发和培育了我们对受苦受难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与邪恶势力的憎恨。”
闻一多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品行。一天，闻立雕在家里玩得忘乎所以，把做作业的事丢在了脑后。闻一多问他怎么不做作业，他怕挨批评，就顺口撒了一个谎，说老师没留作业。但闻一多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是在撒谎，就非常果断而严厉地批评了他。难能可贵的是，重视“诗化教子”的闻一多，在家教中还能勇于向孩子道歉。有一次，他因一时气极而责罚了小女儿，事后主动道歉。此事使其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形象显得特别高大！
知己臧克家与闻一多的相识是在青岛，那是1930年的夏天。臧克家是青岛大学英文系的新生。开学之后，臧想转到中文系，就去国文系主任办公室找闻先生。当时有几个学生都想转，问到臧时，先生问：“你叫什么名字？”“臧瑗望”（臧是借臧瑗望的文凭考入青大的）。“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就这样，臧以《杂感》中“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的诗句见之于闻一多先生了。
此后，臧克家读了闻一多的《死水》，便放弃了以前读过的许多诗，也放弃了以前对诗的看法；觉得如今才找到适合自己创作诗歌的途径。
对《死水》，臧克家几乎全能背诵，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对臧的诗，闻是第一个读者。一次暑假，臧克家把自己的《神女》寄给老师，寄回来时，闻一多在自己喜欢的一个句子上打了红的双圈，让臧克家高兴得跳了起来！
1932年夏天，学校里因为考试制度定得太严发生了学潮，同学们把责任全推到闻先生身上，有些人写打油诗骂他，他泰然处之。暑假之后，他便转到清华大学去了。他在给臧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以后，臧一直在战地上跑，偶尔在画报上看见闻先生的照片，胡须半尺长，成了清华有名的四大胡子之一。臧每隔一年半载就给先生写封信，以表怀念之情。后来，闻终于回了一信。臧自是十分惊喜。劈头第一句：“如果再不给你回信，那简直是铁石心肠了。”
当报纸上刊出了教育部解聘闻一多的消息后，臧写了《擂鼓的诗人》，以示抗议。闻在回信中写道：“你在诗文里夸我的话，我只当是策励我的。从此我定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雅好闻一多先生在写作大量振聋发聩的新诗之余，对篆刻艺术也钟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风趣、轻松活泼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之情。信文如下：“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谅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1944年，闻一多给华罗庚刻印一方，边款为：“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当时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不致影响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曰：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昆明街头的几家店铺和杂志社纷纷挂起“闻一多治印”的牌子。名教授治印，这在昆明是新鲜事，于是，慕名求印的接踵而来。闻一多本来课务很忙，这时时间更加紧张。深夜，孩子们睡了，他听着孩子们均匀的鼾声，奋力刻印。白天，朋友们来谈话，他往往也得手拿着牙章刻几个字。每逢这时刻，他常常风趣地说：“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
西南联大复员前夕，民盟云南支部组织有了发展。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各种文件都不用组织的名义，而改用个人的化名。一天晚上，议定用“田省三印”代表民盟云南支部、用“刘宓之印”代表秘书处、用“祖范之印”代表组织部、用“杨亦萱印”代表宣传部。刻印的事，闻一多就主动担当起来了。第二天清晨，他拿了这四方印章交给楚图南。楚图南接到这精美的印章之后，“望着一多布满血丝的眼睛，接过了四枚图章，深深地为一多的忘我精神所感动。”
名言书要读懂，先求不懂。
友间固不妨诚实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也要避开标榜的嫌疑。
尽可能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哪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
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
尽可多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那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
个人之于社会等于身体的细胞，要一个人身体健全，不用说必须每个细胞都健全。
对奴隶，我们只当同情，对有反抗性的奴隶，尤当尊敬。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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