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课余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创作了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
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趋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卅”惨案的刺激，写了《大明湖》，“九·一八”事变引起他“对国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说《猫城记》的问世；一是更加关怀城市贫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诉说下级警察的坎坷经历。在《骆驼祥子》中，以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
从30年代初起，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任》、《老字号》、《断魂枪》诸篇，绰约多姿，精致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前夕，老舍只身奔赴武汉。于1938年3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题旨。自1944年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和所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小说刻画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内心冲突，于苦难中升腾起来的觉醒和抗争，自然也有消极逃匿和无耻堕落，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
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老舍立即启程回国。新社会的新气象使他极为振奋，不久就发表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剧作《方珍珠》。1951年初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剧本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其创作新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50—60年代，他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然勤奋创作。作品以话剧为主，有《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以刻画北京市民告别旧生活、迎接新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作品较为成功。
自50年代后半期起，老舍在话剧《茶馆》、《义和团》（又名《神拳》）和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等作品中，转而描绘近代北京的历史风云。《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写出旧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话剧艺术在这个剧本中有重大突破。《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婚恋1929年的冬天，老舍从英国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在与他的好友白涤洲叙旧时，白涤洲问起他的婚姻大事，老舍支支吾吾地说：“父母做主的那段婚姻，虽说退掉了，至今想起来也让人伤心。我刚31岁，还不着急呢。”可是白涤洲却说：“怎么不着急？男大当婚，遇到合适的机会就该张罗了。”白涤洲这样说，事出有因。原来他的朋友有个妹妹叫胡絜青，已经26岁了，她母亲常为女儿的终身大事着急，就让胡絜青的二哥找他的朋友罗常培、白涤洲留心物色。恰巧此时老舍回到北京，罗常培与白涤洲都相中了老舍。
怎么先让他们见见面呢？白涤洲与罗常培就请北京师大音乐系的一位朋友出面，带着他的学生胡絜青拜访老舍。胡絜青自幼爱好文学，与几位女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社——真社。她们读过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长篇小说。如今听说老舍回到北京，很希望能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著名作家。于是胡絜青就代表“真社”社员，来请老舍给她们辅导创作。老舍一向平易近人，对青年学生的要求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事后胡絜青和老舍才得知这是白涤洲、罗常培他们有意安排的。后来，白涤洲、罗常培先后三次轮流做东，宴请老舍和胡絜青，而胡絜青没有拒绝，也没有明显地表示出什么。
第二年的夏天，老舍应山东齐鲁大学之邀担任中文系副教授，要离开北京。尽管在与胡絜青的三次接触中，她没有明确表态，但是老舍已察觉到胡絜青的默许。不过老舍也有所顾虑：虽说他俩都出身于满族正红旗，可是两家的家境相差悬殊。胡絜青出身于正三品的参将，老舍却出身于正红旗的护军。他担心门不当、户不对，容易产生意见分歧，影响婚姻关系。他左思右想，觉得还是应该事先摊牌，把丑话说在前头。终于老舍给胡絜青写出了第一封信：“我们不能总靠吃人家饭的办法会面说话，你和我手中都有一支笔，为什么不能利用它——这完全是属于自己的小东西，把心里想说的话都写出来。
”“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日本少女，你不爱吭声……你我都是满族人，生活习惯一样。你很好学，我对外国名著、外国地理、历史、文学史也很了解，彼此有共同语言，能生活到一起。”老舍还在信中提出“约法三章”：第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胡絜青读了老舍的信，不但没有反感，反而觉得与老舍的心贴得更近了。她当即给老舍回了信，很婉转地表示了她非常钦慕老舍一心向上，互敬互爱和积德行善的行为。老舍得到胡絜青的回应之后，异常兴奋和激动，就每天给她写一封信，谈爱情、谈婚姻、谈家庭、谈人生、谈文学，几乎无所不谈，连续写了一百多封信。几个月的鱼雁往还，越来越拉近了他们的思想感情，成为不能须臾离开的情侣了。
姑娘时代的胡絜青手巧爱做衣裳。朋友们告诉老舍：你看胡絜青，每天准换一身衣裳。老舍赶忙去信说：“……我可没钱供你，看来，你跟我好，就得牺牲这衣裳。我不能像外国人似的，在外面把老婆捧得老高，回家就一顿打。我不会欺负你，更不会打你，可我也不会像有些外国男人那样，给你提着小伞，让你挺神气地在前头走，我在后头伺候你。”
1931年夏天，老舍回北京度假时，与胡絜青举行了结婚典礼。结婚后的第二天，老舍对胡絜青说：“我有一句话必须说清，平日，如果你看到我坐在那儿不言语，抽着烟，千万别理我，我是在构思，绝不是跟你闹别扭，希望你别打扰我。”他又说：“咱们要和睦相处，决不能吵架拌嘴。”在他们相伴相依的35年中，胡絜青很好地履行了老舍的“约法三章’，他们共同生活了35年，从没有红过脸。
教子1942年8月，老舍写过一篇叫做《艺术与木匠》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做文艺写家，我绝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老舍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谈到对孩子们的希望时写道：“我想，他们不必非入大学不可。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你说是不是？”
老舍特别珍视儿童的天真，认为这是天下最可贵的，万万不可扼杀。他主张儿童“宜多玩耍”，最害怕看见“小大人”、“小老头”和“少年老成”。
老舍说：“摩登夫妇，教三四岁小孩识字，客来则表演一番，是以儿童为玩物，而忘了儿童的身心教育甚慢，不可助长也。”
老舍提倡对待儿童必须有平等的态度，主张尊重儿童，像对待好朋友一样，并身体力行。他爱给儿童写信，在信中常用幽默的话开玩笑，甚至悄悄地向儿童宣布自己的写作计划。在他面前，孩子可以自由说话，他希望普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态度和胸怀。
老舍喜欢看儿童写大字，认为是一大乐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来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且淋漓之致。”从这段他对孩子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十分推崇孩子们的独特创造性。
情谊赵清阁，1914年生，河南信阳人。5岁丧母，7岁时在外祖母家家塾里开始读书。初中快毕业时，因父亲和继母商量，要让她与当地一个有功名的人家订婚，恰被她听见，性格孤傲的她不想中断课业，便离家出走，考入开封艺术高中。1931年她第一次向报社投稿就得到发表。193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1934年春，她曾经给鲁迅先生寄诗文求教，得到鲁迅的关怀和亲切帮助。在左翼作家洪深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她又转向写剧本，从事创作。
老舍与赵清阁的最初交往，是从抗战爆发后的武汉开始。1937年11月20日，老舍抛妻别子，只身奔赴武汉，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同年年底，赵清阁也从河南辗转来到武汉，成为作家流亡大军中的一员。
恰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老舍做了协会总负责。在“文协”的日常工作中，赵清阁与老舍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周恩来还想让赵清阁做老舍的秘书。
当时赵清阁还身兼主编宣传抗战的文艺月刊《弹花》的重任，而老舍则成为《弹花》的主要撰稿人，并为《弹花》创刊号写了《我们携起手来》。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赵清阁的名字常与老舍联在一起。赵清阁刚强豪爽，也许是这种略带阳刚的性格，使“见着女人也老觉得拘束”的老舍有勇气跟她合作。他们合写了剧本《虎啸》、《桃李春风》以及《万世师表》。
赵清阁写戏剧先于老舍，所以在剧本创作技巧及操作方面曾影响过老舍。其中四幕话剧《桃李春风》最为引人关注。赵清阁说：“当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剧本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因为他的意思，是希望发挥两个人的长处！他善于写对话，我比较懂得戏的表现。而我却担心这样会失败。合作的经过是如此：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把故事写出来，我从事分幕。好像盖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后，他执笔第一二幕。那时候我正住医院，他带着一二幕的原稿来看我的病，于是我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但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
日后老舍工作在北京，赵清阁定居于上海，再加上双方工作的繁忙，相互见面的机会很少。不过空间的相隔并未阻断二人的友谊，他们更多的是采用通信方式来进行交流。赵清阁生前，曾有人读到由她提供的老舍给她的10多封信，据说她当时收有老舍的信达100多封，去世前却烧毁大半。由于赵清阁一生抱定独身主义，始终没有组建家庭，如此密集的书信来往，使她与老舍的关系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63)趣文1934年12月，《论语》半月刊连载老舍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第九节，校样打出后，文尾尚余空白一处，老舍见状，逐提笔在空白处为自己的作品撰写广告一则，以为补白。主编人林语堂过目，莞尔一笑，签字付印。老舍自撰的作品广告妙趣盎然，抄录如下：
《牛天赐传》是本小说，正在《论语》登载。
《老舍幽默诗文集》不是本小说，什么也不是。
《赶集》是本短篇小说集，并不去赶集。
《猫城记》是本小说，没有真事。
《离婚》是本小说，不提倡离婚。
《小坡的生日》是本童话，又不大像童话。
《二马》又是本小说，而且没有马。
《赵子曰》也是本小说。
《老张的哲学》是本小说，不是哲学。
1935年老舍又为其《樱海集》写了广告：
《上任》写山大王拜访侦探长。
《牺牲》写美国式的牺牲法。
《柳屯的》写一种女权的膨胀。
《末一块钱》写都市的晚间，少年的末路。
《老年的浪漫》写为儿子娶还是为自己娶。
《毛毛虫》写新时代的一种咒诅。
《善人》从私生活上看一位女善人。
《邻居们》写不打不成相识。
《月牙儿》写一个穷女子的生活。
《阳光》写一个阔女子的生活。
中国文人为自家的作品撰写广告，老舍先生恐为第一人。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老舍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
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
呔！马来！
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2000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账休息！
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
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
大雨洗星海，
长虹万籁天；
冰莹成舍我，
碧野林风眠。
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旬。寥寥20字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
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星海即冼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
新中国成立前，老舍曾写过一篇自传，质朴自谦，妙趣横生。这篇自传全文如下：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40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3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27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34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40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趣闻1935年的一天，老舍在青岛与萧涤非教授下馆子小酌。萧教授自带一只聊城熏鸡当下酒菜，老舍品尝后赞道：“别有风味，生平未曾尝过。”当得知这个聊城特产尚未命名时，老舍便说：“这鸡的皮色黑里泛紫，还有点铁骨铮铮的样子，不是挺像戏里那个铁面无私的黑包公吗？干脆就叫铁公鸡。”此事传开后，聊城的熏鸡也就得了“铁公鸡”的绰号。
1942年11月16日，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举办50寿辰宴会，实为文化名人大聚餐。参加者需缴10元钱。每次菜未落桌，盘底已空空如也，美之名曰“闪击”，对付闪击的办法就是“游击战”，所以老舍到处游击，但不能白食，故每桌去猜拳，而猜拳又妨了吃菜，所以等到老舍伸出手去吃鸭子时，只剩骨架了。有个文友捉弄他：“舒先生请吃鸭吧！”老舍近视眼在鸭架上打转后，一本正经地说：“怎么，今天厨子的火功太好了，我在研究解剖学呢！”次日清晨快报载道：老舍先生以其“对鸭骨头的解剖，表演了老舍式的豪放与幽默，胜刘伶、赛李白”。
老舍的老朋友，著名的文学家和文物家郑振铎先生有一回仔细地看了老舍陈列在自己客厅里的小摆设：青花瓷碗、陶俑、变窑瓶等等，一边看一边摇头，最后轻轻地说了一句：“全该扔。”老舍不为所动，他也轻轻地回答了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对笑了半天。
有一次“文协”开理事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头头也列席了。会上，任“文协”总务组长的老舍向与会者报告“文协”经费困难情况时，不无幽默地说：“本来，我们在银行存有一万块钱，那是四五年前存下来的，后来物价狂涨，钱没有了。如果三年前将这一万元钱买阿斯匹林囤积下来，到今天我们早发财了。”老舍话音一落，博得哄堂大笑，列席会议的那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头头则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了。
1926年秋，老舍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因吃不惯英国的饭食，加上工作与写作太劳累，落下了胃疼的毛病。回国后，他常对朋友们说，他的胃病应由英国人负责，并介绍他在英国发明了一种“胃病特效药”。一些平时也闹胃疼的朋友一听，连忙拉长耳朵，想听老舍发明的那种“特效药”。老舍眨了眨眼睛后笑眯眯地说：“那时，我一闹胃疼，就赶到中国餐馆吃一碗热汤面，说也奇怪，一吃就不疼了。一碗热汤面只要一先令。你说这是不是物美价廉的‘特效药’啊？”朋友们听后开心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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