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感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从此将发生变化，我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为将来的变化做准备。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无法预测，但对未来充满了憧憬。除了会一点英语外，我其他什么都不会，决定这一辈子就靠英语吃饭了。那时候英语书籍非常少，除了上大学留下的英文教材和字典外，我还有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每天除了教课就是埋头读书，经常学习到深夜。书店里买不到工具书，我向朋友借了一本许国璋的语法书，从头到尾抄了下来。
很多外国朋友问我是怎样从一个红卫兵过渡到一个企业家的，我从来没有给过让人信服的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而就我个人而言，知识改变命运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便在生活中最黑暗、最前途无望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学习，时刻准备着机会的降临。
赤水天然气化肥厂
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简称为赤天化，当时正在建设中，有几十个外国专家在那里工作。我的一些同学分配到贵州省外事办后被派往那里为外国专家当翻译，胜明就是其中之一。
我所在的开阳磷矿和赤天化是一个系统，都隶属于贵州省化工厅。父亲找到在化工厅工作的熟人，想办法让我在学校放假期间到赤天化学习。
赤天化所在地赤水县因为两件事情而闻名全国，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二是以生产茅台酒文明于世界的茅台镇就坐落在赤水河河畔。赤水河是长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云南，流经贵州和四川，也是黔、川两省的界河。
学校放寒假了，我只身前往赤水，从此开始了我二十多年的个人奋斗史。
虽然开阳磷矿和赤天化都在贵州省境内，但当时贵州的交通很不便利，从开阳磷矿到赤天化我走了两天两夜——从贵州省走到四川省，再回到贵州省境内的赤水县。
我从磷矿乘坐闷罐车到一个叫小寨坝的车站，从那里转乘到重庆的火车，坐了一夜的硬座到了重庆。从重庆又乘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一个叫朱羊溪的车站下车，然后又乘几个小时的船，天黑后到达四川省的合江县。在合江县住了一夜，第二天又乘了几个小时的船才抵达赤天化的工地。
第一次出远门工作，我携带了行李、衣物和所有的书籍，行囊重得要命。离开家的时候，我正生着病，发高烧，就这样也没有能阻止我出征的步伐。
我想重庆夏天那么热，冬天可能也很暖和，离家的时候，特地脱了毛衣，只穿了一件衬衣和薄棉袄。其实重庆的冬天和贵州一样，阴冷阴冷的。从小寨坝到重庆的一路上，把我冻得要死了。本来生着病，发着高烧，这么一折腾，病得更厉害了。从重庆到朱羊溪的火车上，乘客大都是农村的老乡，车厢又破又旧，拥挤不堪，空气浑浊，抵达朱羊溪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朱羊溪车站下了车，听见轮船的汽笛声，看到五十米以外的码头停着一艘船，那是我的船，我要乘那艘船去合江县。可是我两腿如同灌铅，一手拎着装有被子、褥子、蚊帐、床单和枕头的行囊，一手拎着装着我大学期间购买的全部书籍的帆布包，我一步也挪不动，急得直流眼泪。眼看着船就要起航了，我央求路边的一个小伙子帮我提行李。我的行李两个人提都是很重的，我和小伙子各拎着行李的一头，捆行李的绳子把我俩的手都勒红了，我的手勒出了血，终于连滚带爬地赶上了轮船。
我混在甲板上的老乡中，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望着滔滔的河水，心情轻松了下来。这时我感到浑身滚烫，头痛欲裂。身边的一个老大爷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说头疼。老大爷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掏出两个白色药片让我吃，我毫不犹豫地将药片吞了下去，都没有问是什么药。
夜色蒙蒙的时候，我们在合江县下了船，这次有老大爷帮我拎行李。老大爷背着一个背篓，一手帮我拎着行李，我们满大街地找旅馆休息。合江县正在召开县、镇和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所有的旅店都客满。我们在街上转来转去都找不到地方住。老大爷一直帮我拎着行李，陪着我找旅馆。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在一个街边的小摊上买了两条毛巾和两块香皂，又在毛巾里裹了几个从家里带来的咸鸭蛋，悄悄地放在老大爷的背篓里，表示感谢。我们在街上转了两个小时后，最后在一家旅馆的大厅里铺了一个地铺。和老大爷道别后，我和衣睡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在蒙蒙细雨中，我又赶到码头，搭乘上去赤天化的轮船，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英文专业的大学生不会说英语
在赤天化的工地上有一个二层小楼，一楼是中国翻译和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二楼是外国专家的办公室，这个办公楼在当时是非常豪华的。
工地上所有的外国专家都由贵州省外事办公室管理，每一个外国专家配备两名翻译，外国专家要上工地，就到一楼来叫翻译。
我是来短期实习的，一开始没有安排我具体跟哪个专家。我成天捧着英语口语书练习英语，经常读得嘴皮子都麻木了。外事办的领导看我学习刻苦，安排我跟贵州工学院的一位张老师实习。
我们在大学里政治挂帅，没有条件好好学习，虽然是英语专业，但英语口语、听力和写作都很差。在赤天化工作的翻译中除了几个大学英语老师外，其他大部分都是我的母校贵州大学毕业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能用英语对话外，大部分的翻译既说不了多少也听不懂多少。因此，只要空闲下来，大家都捧着一本书练习英语。
一位翻译被安排给一个宴会当翻译，她紧张极了，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拼命地读英语。等到宴会那天，她的嗓子哑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结果是一个略懂英语的工程师帮忙翻译的。
我在赤天化待了一个寒假和一个暑假，基本上是跟着别人实习，自己不能独立工作。
在外国专家中有一个很活跃很年轻的美国人，经常跑到翻译的办公室来学习中文。有一次，一个翻译教他说“来得及”和“来不及”，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翻译用英文解释说：如果你去机场需要一个小时，而你只有四十分钟的时间赶往机场，那就“来不及”了。如果你有一个半小时，那就是“来得及”。我当时在旁边听着，心里想：“天啊，他居然能说这么复杂的英语。”
那时候能到中国的外国人非常少，能够和外国人工作，还能讲洋文的翻译让人羡慕死了。能够分配到赤天化工作的同学，当时被看作是天之骄子。
因为我是利用寒假和暑假到赤天化学习的，所以一到开学时间，磷矿中学就敦促我回去教书，而我实在不愿意回去教那些根本不愿意学习的学生。在赤天化工作期间，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意识到我将来的工作和发展都离不开英语这门语言。从那时起，我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想办法离开洋水——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夹皮沟。
外国人都有可能是特务
我们有严格的外事纪律，翻译人员除了工作和在办公室以外，不允许与外国人自由交谈。如果不是翻译或外事工作人员，即便会讲英语，也不允许与外国人说话。每天工作结束后要写日志，将与外国人工作和交流的情况一字不落地写下来，报告上级领导。
有一次，一个外国人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从开阳磷矿来的。在场的一位中年女翻译立刻瞪了我一眼，说：“你怎么把国家机密给泄露了？”我吓得要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家机密，不知道泄露国家机密的后果有多严重。这个中年女翻译是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英语说得很好，平时就挺牛的，挺事儿的。我一个下午都在写日志，检讨自己泄露了国家机密。
除了贵州省外事办的工作人员外，国家安全部的人也长驻在赤天化的工地上。外国人下班后或者在周末，是不能随便上街走动的。外国人住在外宾招待所，中国人除了少数允许住在外招的外事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其他人都住在离外招不远的一栋居民楼里。外国人如果外出，居民楼是必经之路。一个周末，我与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叫晓群的工作人员在宿舍里聊天，无意中从窗户向外望去，看到一个美国人走过。只见晓群立刻站起身来，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啪”的一声上好子弹，往腰间一别，就尾随那个美国人走了。晓群是个极其美丽的女孩子，她上子弹和别枪的动作特别潇洒，让我既羡慕又佩服。那个美国人到几公里以外的县城买东西，晓群尾随他走到县城又走回外招，当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感觉晓群是个女英雄，敢只身一人跟踪美国鬼子。外国人知道中国人的规矩，有时也故意违反规定“挑衅”一下。
我在赤天化工作了几个月，只去过一次外招。外招里发生的一切，对我们都很神秘，工作之余的一大乐趣就是打听外招里发生的事情。如果有外国人的配偶或子女来探亲，我们更是乐此不疲地议论他们穿的什么衣服，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中国长期的封闭让我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
我去外招的那一次是1977年农历新年的除夕之夜，外事办安排我们与外国人联欢。我们表演了几段革命舞蹈，一个男生编了一段快板书，我独自跳了一段芭蕾舞《白毛女》选段《北风吹》。我们用彩纸做了很多的花束和花环作舞蹈的道具，五彩缤纷，挺热闹的，把外国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演出。对于他们，这是一次难得的与中国人一起联欢的机会。那个男生演快板书老忘词，我在旁边给他提词。他太紧张了，大部分的词都忘了，我给他提词的声音比他表演的声音都大，旁边的一个老外不明白我在干什么，一个劲地鼓动我上场。两个翻译唱了澳大利亚民歌《羊毛剪子咔嚓响》，一个澳大利亚专家乐疯了。我们的节目表演完后，外国人唱了两首歌。外事办严格限制联欢会的时间，八点左右，外事办负责人宣布晚会结束了，外国人意犹未尽，他们不明白晚会为什么这么早就结束了。我们也觉得挺遗憾的，大家还都在兴头上。这是当时的外事纪律，我们与外国人的接触仅仅限于工作和外事办安排的外事活动。
一个美国专家专门走到我面前说：“你的舞蹈跳得很好。”
我听了特别高兴，但不敢与美国人多聊，只是用中国人的谦虚态度说了一句：“一点都不好。”
晚会结束后，我们回到宿舍聚餐，喝了很多酒，庆祝春节晚会成功。我的一位大学教师也在这里当翻译，他夫人专程来赤天化与丈夫一起过春节。师母特别能喝酒，她对我频频举杯：“刘平，你必须喝，你是贵州大学的骄傲。”她是指我在晚会上的表现，我无法拒绝，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了。第二天大年初一清早，全体翻译和工作人员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搬运石头，我还是晕乎乎的，好几次都差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外招有一个厨师，会讲一点英语，他一直憋着不敢讲。有一天，实在憋不住了，与老外讲了几句。这是严重地违反外事纪律，他受到了批评，写了检查，然后被遣返回原单位。
我们当时觉得每一个外国人都有可能是特务。
我个人挺喜欢那些外国人的，看得出他们也挺喜欢我的，尤其是那个澳大利亚专家，我曾经跟他工作过几天。有一次，他对一个男翻译说刘平是一个迷人的女孩儿（Liu Ping is a charming girl）。那个男翻译一脸坏笑地当着澳大利亚人的面将此话转达给我，我问：“charming是什么意思？”男翻译说：“迷人的。”澳大利亚人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瞪着他，心里想：“你怎么那么流氓。”
这个澳大利亚人是一个电焊专家，一次我与他一起上工地，到了工地上，他突然拉起我的手就跑，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跟他跑。等他停下来的时候，对着中国工程师大发雷霆。他给我解释说：工地上正在用X射线仪器检查管道焊缝，这种X射线辐射极强，对人体有极大的伤害，尤其是对女性伤害更大，会造成终身不孕。按照规定，管道焊缝进行X射线检查时，要在安全距离以外拉起警示线，可是工地上什么警示都没有。所以他一发现这个情况，首先拉着我跑到安全地带，没有顾上那个男翻译和男工程师。
我想这个澳大利亚人肯定不是特务。
三十五年后，发生了以下故事，2012年12月2日我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相信世间有奇迹》的文章：
朋友们都知道我写了一本英文版的书：《我的中国梦——从红卫兵到CEO》，我送给荷兰客户露丝一本。十年前我认识了露丝，虽然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但天各一方，她在荷兰，我在中国，平时联系并不多。
最近的一天，露丝到她的邻居巴特家去喝茶，带着我的书去给巴特夫妇看。露丝和巴特夫妇已经认识四十多年，知道巴特夫妇曾经在中国工作，可能会对我的书感兴趣。
在巴特家，露丝将书递给了巴特。巴特翻开书，突然大声叫起来：“天啊！简直难以置信！”原来，巴特随手一翻，就看到了一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居然是他三十五年前在中国贵州的外国和中国同事。巴特和他的妻子当时还都不到三十岁，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巴特夫妇在书里没有找到他们俩的照片，挺遗憾的。但他们知道“外国人都可能是特务”那个章节的人物和故事。
我在赤天化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最值得怀恋，是对我以后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一段人生经历。在写书的过程中也曾不断地幻想过，等哪天我的书成了畅销书，也许会有很多人在书中看到他们的故事。但没有想到我的书还远远没有出名，神奇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是两个月前的事，巴特夫妇好几天都沉浸在兴奋中，感叹世界多么小，命运多么神奇，人间果然有奇迹，回忆他们在赤天化度过的日日夜夜。露丝说，我的书打开了他们记忆的闸门，一发不可收拾……
上周我在巴塞罗那的“国际会议与奖励旅游展览会”上见到露丝，她特别用iPad带来了很多巴特扫描的具有强烈时代感的老照片。想象一下，在贵州少有的大雪纷飞的天空下，一群外国人与中国外事干部在遵义会议会址和红军墓前兴致勃勃地留影……
看到那些老照片，那些熟悉的中国同事和西方同事，恍如在穿越时光隧道，思绪回到了三十五年前条件极其艰苦的贵州。现在回想起来，很难想象那些从条件优越的西方国家来的专家能够忍受当时艰苦而没有自由的环境，在那里生活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更神奇的是，我居然在众多的照片中发现了自己的身影。那是1977年的春节，在外宾招待所联欢会上，巴特拍的我们跳舞的照片，居然还是彩色的，要知道那时候黑白照片都很稀罕。
我激动万分，由于没有数据线，无法从露丝的iPad上下载照片。露丝给巴特发邮件，让他将照片发给我。
我收到了巴特的照片，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直接联系。他在邮件中说：中国有十三亿人口，露丝也就认识几个中国人，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怎么就会那么巧，让我们在三十年后相遇？我们真应该买彩票，肯定能中大奖！
我们相约明年3月在荷兰见面。
在英文版《我的中国梦——从红卫兵到CEO》中，我描写了那个特殊时期在赤天化的生活。我非常迫切地想知道在西方人视野中，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我要采访他们，记录下他们故事。
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很小……
今年的3月我去了去欧洲，终于见到了巴特和他的夫人卡罗拉。3月16日我来到了巴特的家，我大约在上午12点抵达，晚上9点离开，我们滔滔不绝一直不停地讲话，要在几个小时内将断了三十六年的线续上。
巴特和卡罗拉1976年来中国的时候刚结婚不久，还是一对小年轻，他们见证了那一年中国所有的政治和自然大事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去世、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
我邀请他们来中国，我要陪同他们去贵州，一同旧地重游，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尽早实现。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在中国待了一年零四个月，我与他们重叠的时间只有三个月，而这是我们生活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而让我们难以释怀。
所有听了我们再次相遇的故事的人都认为，命运真的无法解释。
没有拉过手的男朋友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邻居家的大哥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邻居家大哥是文艺兵，他给我介绍的男朋友是他的战友，部队宣传队的小提琴手。
男朋友叫援朝，是我第一个正式的男朋友。我和援朝相处了一年，见了三次面，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两个星期。他在距离贵州一千多公里的河南服兵役，我们通信联系，从认识他到分手我们连一次手都没有拉过。
他爸爸是贵阳某厂的副厂长，一位十三级高干，在贵州十三级高干是很不得了的。
援朝长得英俊极了，他的父母都是长相普通的山东人，不知怎么会生养出这样一个美男子。他漂亮得让我自惭形秽，我们俩在街上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在看他。他带我到战友家里看望战友的母亲，我清楚地读懂了那老太太眼中的疑问：“援朝怎么找了这样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子？”让我感动的是援朝选择了我，他把我的内在看得比外表更重要。
我挺在乎他的，我喜欢当兵的，我喜欢穿军装的男人，何况他是我第一个正式的男朋友。
援朝对我说，贵州某厂的技术设备都是从日本引进的，他让我学习日语，将来让他父亲帮忙调到某厂当翻译。虽然知道这是很不现实的想法，我还是听他的话开始刻苦地学日语。开阳磷矿有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工程师，当年已经有七十多岁了，我拜他为师学习日语。
与他分手的那个夏天，他带我到他家里去见他的父母。我在他家住了几天，明显地感到他的父母对我不满意，尤其是他的母亲。
援朝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已经有了女朋友，非常时尚漂亮。我和她比较起来，相形见绌。我到他家后，弟弟的女朋友和全家都来看我，女朋友的父母见到我后，底气很足。
援朝的妹妹在高中读书，我犯老师的职业病，每天早早地起床，拉着她的妹妹到外面去读英语，也不管她喜不喜欢。我自己当时想考研究生，一有时间就学习，一天到晚手不释卷。
我一直觉得自己知识太贫乏了，我能预感到中国很快会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新时代，自己必须时刻准备着。
我特别理解援朝的妈妈，我长相绝不能说难看，但配她的儿子还是差得很远，还一天到晚捧着本书看，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援朝是她的骄傲，是所有女孩子的梦中情人，怎么也不应该落在我手里。
离开他家以后，我感到援朝的态度有变化，我能看出来他心里承受着巨大的来自家庭的压力。我一直等着他亲口给我说，他始终没有。
援朝的弟弟支持他与我好，这让我挺感动的。
后来邻居家大哥转达给我一句话，让我看到了我和援朝的关系是不会有结果的。他说援朝的父母认为我在开阳磷矿这个山沟里调到城市里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不同意他与我交往。我心里明白，凭他父亲的力量，把我调到贵阳是能够办得到的，这完全是一个借口。我能理解他父母的心情，我只是要援朝对我说实话。
我决定不难为他，放弃了。
援朝回部队后，我给介绍人大哥写了一封信主动提出中断与援朝的交往。援朝给我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他不愿意与我断绝关系，希望我能给他时间做父母的工作。他知道我父亲特别喜欢他，信被我截住了，没有交给父亲。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大哥，坚决地表示了我的态度。
与他分手的决定是在一个晚上做出的，与他分手，我很伤心。磷矿放露天电影，我坐在人群中看电影，荧幕上演的什么全然不知，我在黑暗中一直在默默地流眼泪。
与援朝的分手更坚定了我要走出大山的决心。
与援朝分手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开阳磷矿。
1979年援朝参加了中越自卫反击战，我对一个朋友说：“如果援朝受伤残废了，我就去找他。”朋友觉得我不可理喻。
这段没有结果的恋爱在我的记忆中还是美好的，我总是想，全世界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我能碰上他，给他当了一年的女朋友？
这也是一种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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