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一个夹皮沟里，四周群山环绕，山很高，在夹皮沟可以看到远处高山上炊烟袅袅的农家茅草房。我经常想爬到那个高处去看看住在那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看看山那边的景色。冬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山顶上有白花花的冰冻，又想，住在那里的人怎样下山，怎样与外界联络？

    小时候，我经常梦见自己爬到了高山顶，从山顶望去，远在天边是一片海市蜃楼一样的大城市。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山顶，看到的还是连绵不断的山峦。

    我经常凝视着山坡上一座座当地老乡的坟墓，心里充满惆怅，经常想，我死后是不是也埋在这里？

    大学毕业回到夹皮沟当老师，郁郁寡欢地过了三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心里却是很绝望的，要走出大山谈何容易？

    走出大山

    1977年的暑假，是我在赤天化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暑假结束了，必须回开阳磷矿教书去了，我的心情坏极了，感到十分失落。看到继续在赤天化工作的同学们，想象他们会有一个多么美好的前途，想到自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讲一口流利的外语，不知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和外国人一起工作，心里不仅仅是沮丧，更是绝望。

    1977秋天年至1979春天，我在开阳磷矿中学默默无闻地教书。大部分的学生仍然不爱学习，或者是想学习但基础太差了跟不上。1977年大学开始恢复高考，那段时间唯一让我高兴的事情就是有几个特别爱学习的学生考上了大学。

    1978年中国逐渐开始对外开放，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开始盲目地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开阳磷矿也计划用外国技术和设备对矿山进行全面改造，专门成立了总工程师办公室，我被借调到总工程师办公室做文字翻译。当时赤天化的工程已经结束，有几个在赤天化担任翻译的同学也被分配到磷矿先做文字翻译，准备将来外国技术、设备和专家进入后承担口语翻译。总工程师室把我们几个翻译送到上级主管单位化工部矿山局学习。

    我能有机会到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后来又到化工部矿山局学习，有一个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矿山局局长，叫寇光荣。

    “文化大革命”期间，寇光荣在开阳磷矿当矿长，他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批斗，被强迫下井进行劳动改造。全矿的职工家属对他避之不及，而我每次见到他时，仍然与他打招呼，喊他“伯伯”。我想他心里一直存着一份感动，所以愿意帮助我。

    我在大年除夕之夜登上了北去的火车。

    平时拥挤不堪的火车上几乎没有人，车厢里，除了我还有三个军人。我一路上都在读英语，心里揣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火车轰隆隆的声音掩盖了我的读书声，火车到站停下来的时候，车厢里安静极了，我读书的声音一下子显得十分突兀，我急忙压低嗓门。

    我感觉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喜悦，我终于走出了大山。那是1979年的春天，我二十三岁。

    1979年的春天对中华民族和我个人的意义都非同寻常，邓小平南巡，正式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我们的命运也从此开始改变。

    非正常调动

    我来到了位于河北省涿县距离北京七十公里的化工部矿山局。矿山局有个“引进办公室”，简称“引进办”，负责全国化学矿山技术和设备引进的审批及实施。我们在那里帮着翻译资料，参加各种对外谈判，有时也随外方和中方的工程师到各个化学矿山或工厂考察。

    一年后，全国的引进热开始降温，由于大量盲目投资引进外国的设备和技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央开始加强管理和监督，开阳磷矿的引进计划被取消了。矿山局局长寇光荣问我父亲是否想让我留在矿山局工作。“引进办”的领导也对我说他们需要人手，如果我愿意可以留下来。

    “引进办”的领导虽然说我可以留下来，但并没有真正履行调动手续。我想这是组织调动，一切应该由组织来做。当时自己太年轻，很幼稚地想，我好好地工作和学习，增强自己的实力，靠自己的本事留下来。

    当时与我一起在矿山局学习、从贵州来的同事，大多数都想留下来。等一段时间，不见矿山局有调动我们的动静，都等不及了，先后离开了，只有我一个人死死地扛着。

    又过了将近有一年的样子，寇光荣局长说：我给贵州省化工厅写个条，你去将你的档案拿出来。我当时很疑惑，问：“是否需要矿山局干部处开商调函？”寇光荣局长答：“不用。”

    根据我的理解，调动的正常程序应该是：由化工部矿山局向开阳磷矿发个商调函，开阳磷矿同意后，会发一个同意调动函到贵州省化工厅盖一个章，然后将被调动人员的档案、工资关系等寄给发商调函的单位，最后被调动人员就可以到新单位报到了。寇光荣局长写个条就让我自己将档案提出来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规的，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很多事情就是当权者一句话就办成的。既然寇光荣局长发话了，一切事情应该都好办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个叫艳山红的女人是寇光荣局长从开阳磷矿调来的，当时矿山局盛传寇光荣局长和艳山红关系暧昧。

    艳山红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我曾经看见艳山红在寇光荣局长面前表现的样子。从一个女人的直觉看，他俩的关系绝非一般。艳山红一个母夜叉，但在寇光荣局长面前脸色红红的，表情柔柔的，小鸟依人般的……我能想象她对一个老干部的杀伤力。

    寇光荣局长的夫人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家庭妇女，个子矮矮的，其貌不扬，看上去很慈祥。艳山红经常出入寇光荣局长家里，俨然像一个家庭成员。听到外面对寇光荣局长和艳山红的关系议论纷纷，我十分同情寇光荣局长的夫人。

    艳山红是“劳资处”处长。中国政府机关或企业的人事制度分有“干部处”和“劳资处”，“干部处”是管干部的，“劳资处”是管工人的。

    艳山红在开阳磷矿的时候曾经是我母亲的同事，在我正式调到矿山局来之前，不少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艳山红帮忙。我始终没有找她，这多少也冒犯了她，那么多人巴结艳山红，而我却没有把她当回事。

    艳山红依仗与寇光荣局长的关系，横行霸道，树敌很多。

    “干部处”处长叫熊石凯，是个转业军人。熊石凯看不惯艳山红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样子。艳山红仗着有后台，经常插手“干部处”的事情。

    英雄难过美人关，寇光荣局长是老革命，却因为艳山红搞得自己威信扫地。熊石凯与艳山红势不两立，艳山红自然会在寇光荣局长面前挑唆，寇光荣局长当然也不会喜欢熊石凯。

    因为没有履行正常的调动手续，当我拿着自己的档案到干部处报到时，熊石凯非常不满意。他不接收我的调动，拒绝给我办理调动手续。我非常尴尬，这不是我的错，但我却要承担后果。我想事情会解决的，无论如何，寇光荣还是局长。我想先缓和一下，不着急办理手续，熊石凯总不能永远不接收我。

    我每天都去“引进办”上班，工作比谁都起劲。矿山局没有接收我，所以没有工资。我想我好好地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用实际行动让熊石凯了解并最终接受我，但没有想到发生了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

    矿山局举行篮球比赛，我和艳山红都是局机关队的。业余篮球比赛，我们都当作娱乐，对输赢也不是太有所谓，但艳山红很计较。比赛中她特别霸道，总在发脾气，总是和裁判较真，大吵大闹的。比赛结束后，其他队的球员忍无可忍，专门过来对我说：“请你转告艳山红，她太霸道了。”我的人缘挺好的，很多人都愿意与我交流。看她们特别生气，我想息事宁人。就说：“艳山红就是这种性格，她就这样。”我本意是想说，她就是这种性格，你们不要生气。我打心眼儿里不喜欢艳山红，说话时一定带有明显的贬义。

    殊不知，隔墙有耳，我说的话立刻传给了艳山红。艳山红找到我大吵大闹，并威胁我说她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艳山红立刻开始实施报复行动，在寇光荣局长面前挑拨离间，让他恨我。艳山红说什么话寇光荣局长都相信，本来寇光荣局长是帮助我的，这件事情发生后，寇光荣局长不但不帮助我，反而想将我踢出矿山局。他要求下属单位广东云浮硫铁矿的矿长，把我调到距离广州市还要乘车乘船一天才能到达的矿山去。当时盛传我是开后门没有经过正常组织程序调过来的，寇光荣局长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如果他想帮助我，是不会计较别人的看法的，这种事情他做得多了。而由于艳山红从中作梗，寇光荣局长恨不得立刻将我这个包袱甩掉。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寇光荣局长解释。我一直没有这样做，我太年轻，我没有魄力和胆量与寇光荣局长的女人较量。

    熊石凯反过来同情我了。矿山局内部分成两个派别，一派是亲寇光荣局长的，一派是反对他的。艳山红特别遭人恨，不少人都希望我去闹事，利用我来打击艳山红。我当然不能上这个当，虽然没有社会经验，但我不是挑事的人，所以在两派的斗争中，我始终保持沉默。

    由于我工作非常卖力，又爱学习，从来不惹麻烦，与艳山红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人都夸奖我。而我的人事关系一直搁在干部处，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谁都不碰它，因为我是艳山红的“敌人”，谁都不敢办。

    我天天厚着脸皮按时到“引进办”上班，每天早早地起床到办公楼的走廊上大声朗读英语，等别人来上班的时候，我已经朗读了两个小时的英语。下了班，人都走光了，我仍然留在办公室学习到很晚。全矿山局的人都知道我特别刻苦，很多人拿我做榜样来教育孩子，可是我整整十个月没有工资，不少人说：刘平这丫头真坚强，换谁都挺不住了。

    矿山局的大本营在河北省涿县，在北京和平里也有办公室，外事工作都在北京进行。当我的英语水平能做一些口译的时候，我开始在北京和涿县两地跑，逐渐有机会与西方人一起工作，用英语与西方人交流。我异常兴奋，下决心要把英语练得棒棒的，我意识到英语将是我一辈子使用的工具，我将来的命运与英语无法分开。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一直没有落实下来，在办公室是个二等公民，只有实在没有翻译了或者别人不愿意干的翻译工作才能轮上我，比如陪同外国专家到条件艰苦的矿山工作一个月。我对工作没有任何挑剔，只要能提高英语能力，什么活儿我都愿意干。我必须做好准备，否则哪天机会来了，却因为自己的能力低而不能胜任，那我要后悔死了。我也知道，要想自己的英语迅速提高，一定要有机会与西方人工作。我乐此不疲地工作和学习，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改变命运。

    由于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差距很大，政府决定对所有从事翻译工作的工农兵大学生进行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进行技术职称的评定，并给了我们三个月的时间，组织我们上课和复习。

    也就在这个时候，矿山局“干部处”通知我，由于我的人事档案一直搁在“干部处”，而局机关又不能接收我，因此我工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决定调我到局机关下属的联育中学当老师。联育中学建在涿县一个村子里，学生都是矿山局和附属单位的职工子弟。

    我之所以调到矿山局来，就是想当翻译，我认定如果这一辈子要有发展，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前线工作。但我感到非常无助，一是艳山红的打击报复，二是“引进办”又调来了一个翻译，她来后，“引进办”的翻译增加到四人，我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干部处”通知我考完试后就到联育中学报到。

    在三个月的考试复习期间，我极其刻苦，把指定复习的参考书全部通读了一遍，把当时所能找到的托福的书和卷子全部做了一遍，并且坚持阅读当日的《中国日报》。我做卷子时完全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然后自我判分来查看自己的水平，我把这次考试当作一场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战斗。

    为了工作，我找过矿山局一位姓木的副局长。木副局长对寇光荣局长和艳山红很有看法，对我非常同情。作为一个副局长，如果他想帮助我，是可以做到的。但他没有，他犯不上为了我去得罪寇光荣局长和艳山红，只是反复地愤愤然地对我说：“一个堂堂的国家机关，竟然可以十个月不给一个职工安排工作和发工资，简直是贻笑大方。刘平呀，这次考试你可要争气呀，如果考好了，你就证明给大家看，你是凭自己的实力调到矿山局的，否则你就完了。”

    可以想象我有多大的压力，我怎么保证自己就能考好？

    全化工部机关英语专业参加复习考试的工农兵大学生有几十个人，集中到化工大学上课。不少人都牛哄哄的，不怎么刻苦学习，但特别自信，只有我没有信心。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只有我是一个从西南最落后的省份贵州省贵州大学毕业的。我并不因为学校的牌子而自卑，但与我一同复习的同事时不时要以此来贬低我一下，搞得我十分没有信心。有时在课堂做卷子，老师要求自己给自己判分，好像每个人都能考九十分以上，只有我觉得只能考七十分。看到其他同学一脸轻松的样子，我真正地相信我是最差的，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一搏了。

    我在办公室学习的时候，其他要参加考试的同事在那里聊天。有人说：看刘平多刻苦，你们就知道聊天。我急忙解释：“我基础太差。”

    一次我练习翻译了一篇汉译英文章，找一位同事请教。她看了我的翻译后，在背后对所有的人说：“我没有想到刘平的英语这样差！”我相信她说的是对的，自信心又一次受到打击，我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来，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英语差。我如此刻苦努力地工作就是想证明我是一个人才，矿山局调我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不想总是事与愿违。

    那时我很年轻，所发生的一切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没有亲人和朋友可以叙述。为了避免惹事，我不能给同一个单位的同事说，只有一个人默默地忍受。一次我的忍受到了极限，要崩溃了，我必须找一个人倾诉。我去找在化工大学上课时认识的化工建设总公司的一位翻译，不知道她家住在哪栋楼，问了很多人终于找到她家。坐在她和她丈夫面前，我泪流满面，没有带手绢，不住地用手擦，然后抹在衣服上。他们两口子听我诉苦，谁也没有想到给我一条毛巾擦眼泪，我要求：“能给我一条毛巾吗？”

    三个月的复习很快就过去了，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去看了一场电影，想尽力放松心情。而在同一天晚上，平时聊天的同事都在临阵磨枪。我突然有了信心，想：他们不见得一定比我强。

    第二天考试后，大家凑在一起核对题目答案，这时候平时牛哄哄的人都显得很沮丧。

    考试结果出来了，我是矿山局英语第一名，全化工部机关第二名。

    考完试后，我就到矿山局联育中学报到了。

    不久，根据我的考试成绩，我被评定为“助理翻译”，后来升为“翻译”直至“副译审”。

    艳山红的下场让我相信：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艳山红忌妒“干部处”一位年龄与她相仿名叫程晓岚的干部。程晓岚的丈夫是部队的一名军官，艳山红写匿名信给程晓岚的丈夫，造谣生事，挑拨人家的夫妻关系，搞得程晓岚和她的军官丈夫关系不和。后来通过公安局，查出来匿名信是艳山红写的，让她上小学的儿子抄的。

    艳山红因此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来在寇光荣局长的帮助下到深圳谋生去了。

    从此矿山局消停了不少。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我在联育中学教英语时始终没有放弃当翻译的梦想，教书的同时，仍然在刻苦学习。

    学校放假，我就主动到“引进办”上班，主动要求干活儿，干什么都可以。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事任务也逐渐增多，“引进办”的翻译开始吃紧，一些到矿山或建设工地上做现场翻译的任务比较艰苦，别人不愿意去，我就主动要求去。这样的工作没有人与我争，我抓住机会，锻炼和增强自己的才干，一定要在矿山局“引进办”站住脚，并且成为主力翻译。

    1983年的夏天，广东云浮硫铁矿在深圳成立了一个公司，建立了一个采石场，设备是日本进口的。日本工程师到深圳调试设备，需要翻译，当时没有日语翻译，就让我和矿山局下属的矿山设计院的一位翻译去了，这成了我离开联育中学的一个契机。

    那时的深圳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正在建设中，整个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大工地，生活非常艰苦。

    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国庆节到了。在北京，国庆节的时候秋高气爽，到处呈现出张灯结彩、国旗飘扬的节日气氛，而深圳和广州一点国庆的氛围都没有。

    我十分想念北京，不仅仅想念北京的节日气氛，还想念四季分明的气候。深圳热得要命，我们住在没有空调的简易楼房里，顶着炎炎烈日在工地上工作。往北京打电话，要到邮局等好几个小时，终于接通了，声音小得要命，要扯着嗓子喊，而且还总是断线，断线后又要等半天才能接通。每到周末，我们都陪着两个日本人到邮局打电话，顺便自己也给家人打电话，打一次电话等上三四个小时是正常的。

    好不容易熬到回北京的日子，矿山局“引进办”发来电报，让我们俩到云浮硫铁矿为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做翻译。与我一起在深圳工作的翻译说什么也要回北京，我一个人只身去了云浮硫铁矿，我把这次任务当作又一次机会，我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当我回到北京时已经快到冬天了。

    广东云浮硫铁矿购买了美国某公司一百辆三十吨翻斗车，用于运输矿石。据说某公司当时濒临破产，因为广东云浮硫铁矿购买了一百辆车又使这个公司起死回生了。我的印象是车买回来后一直没有使用，一是矿山的建设还没有完成，车子用不上；二是发动机需要改造，一百辆车停在停车场半年光是保养维修费就不知花了多少。美国公司不断地派工程师来对发动机进行改造，对修理工和司机进行培训。我到云浮硫铁矿很多次，每次都要待半个月至一个月的时间。因为矿山艰苦，没有人与我争，我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地提高了。

    在云浮硫铁矿，我主要是为美国人做翻译，我们住在条件简陋的招待所里。外宾住的房子是经过改造的，有厕所和浴池。翻译则与任何到云浮硫铁矿出差的同性合住，四人一间房，用公共厕所和浴池。我从小就生长在矿山，对艰苦的环境很适应，而且根本不觉得苦，相反觉得条件很好，但养尊处优的美国人就受不了。

    一个叫罗杰的美国人，先后到云浮硫铁矿两次，每次待大概约一个月的时间，日子对他来说真是太难熬了。我喜欢与他聊天，一是为了练习口语，二是我特别想了解外面的世界，特别想了解美国人。我与他聊天时总是有其他人或另一个翻译在场，当时的外事纪律规定，与外宾接触一定要有两人在场。虽然在现场工作，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我们仍然很自觉地遵守外事纪律。我希望多与罗杰交谈，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也能为他排除寂寞。每次与罗杰聊天，都有其他人在场，不能尽兴地说话，如果其他人想走了，我就尽快结束谈话也告辞了。偶尔晚上单独与罗杰聊天，但绝不敢待得太晚了。

    罗杰告诉我在中国的日子特别难熬，住不惯，吃不惯，没有娱乐生活。他说他与一个美国人在另一个矿山工作时实在是寂寞难忍，两人就一起对着大山歇斯底里地大喊一阵。

    那时候中国条件很差，有一些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西方人每逢节假日甚至周末都到香港去休整。

    云浮硫铁矿对翻译特殊招待，我们每天都与罗杰一起在公共食堂用餐。罗杰让我们告诉厨师在菜里少放点ginger，我们俩都不知道ginger是什么，后来查字典知道ginger是姜。

    罗杰每次到中国都带一大堆吃的东西，都是罐头速溶一类的食品。我第一次喝果汁就是罗杰带来的美国品牌“TANG”速溶果汁。我当时想：天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喝的饮料！

    罗杰告诉我放在咖啡杯子旁边的小勺子是用来搅匀咖啡的，不是用来喝咖啡的。罗杰开始看到我们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喂咖啡，就忍不住笑我们。

    与外国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建立了友谊，临分手的时候肯定有些依依不舍，这是人之常情。

    我送一名美国工程师回国途经广州，住在当时最好的东方大酒店。美国工程师往我的房间打电话，问我是否合适到他的房间聊聊天，这是唯一能单独说话的方式，那时候我们不允许接受外国人的邀请喝酒、吃饭等。我说可以。我去了他的房间，与他聊天，在谈话过程中，他有意一直将房门开着。

    而现在，我家经常有外国友人来聚会或小住，谈天说地，形同家人。我的员工与外国客户一起泡酒吧，一起蹦迪，还有与外国人联姻的；我的陪同经常在机场与外宾相拥而泣，依依不舍。这些变化也就发生在弹指一挥间的二十年多年中。

    我不懈地努力，坚持到艰苦的地方工作，我的英语口语和笔译翻译能力越来越强。

    机会来了。“引进办”一个老翻译调到其他单位了，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调回“引进办”，很快成为主力翻译。

    外事纪律

    自从1977年开始接触外国人以来，到1992年进入旅游企业，十五年间我不断地在接受外事纪律教育。在若干条外事纪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谦虚谨慎、不卑不亢”、“与外国人会面要至少两人同行”、“不能接受外国人礼物”等。对于我，外事纪律规定的“忠于祖国”、“保守机密”、“抵制资产阶级侵蚀”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原本就是一身傲骨的我，简直是说到心里去了。让我掌握不好的是“谦虚谨慎，不卑不亢”。我总觉得“谦虚谨慎，不卑不亢”得分场合。

    当时外事权力集中在中央部委，矿山局没有直接对外的权力，外事谈判都是由化工部外事司或有外事权的化工建设总公司统一安排，矿山局的外事项目一定要有这两个单位的外事干部参加。化工建设总公司有一个姓王的外事干部负责矿山局的外事项目，他经常参加我们的外事谈判或和我们一起陪同外宾下矿山考察。我感觉他对外事项目谈判的效果和进展并不是十分关心，倒对中方人员的一举一动非常在意，我不论在干什么或说什么话，都有一双眼睛在监视我。我一方面想与外宾尽可能多地交流，一方面又要戒备别人的监视。我在工地上给外宾做翻译或与外宾一起行走的时候，不时有人拽一下我的袖子或衣角，提醒我不该说什么话或与外宾站的距离太近了。不用看，就知道是王。有一次谈判完毕送几个外宾上车，王又拽了我一下，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回头疑惑地看着他。他说：“你不要与外宾并排走。”

    那时城市之间没有足够的民航运力，与外宾下矿山或工厂经常是乘火车去。做外事工作的优越性之一，是可以与外宾一起享受乘坐软卧包厢的待遇。一次，陪同几个男性美国人乘火车去湖北考察，领导不允许我与外宾乘一个包厢，他情愿将我安排与三个陌生的俄罗斯男人分享一个包厢，也不让我与我们自己的男性外宾住一个包厢。

    那时候，中国物质生活非常贫乏，外宾送的任何礼物我们都特别稀罕。外事纪律规定不能接受外宾的礼品，如果外宾坚持要送，我们就要上缴。年底的时候，外事部门将一年上缴的礼品在全体员工之间采取抓阄的方式进行分配。

    外宾送礼物是诚心诚意的，我感觉上缴礼品是对外宾的不尊重，一般情况下我会坚决地拒绝接收外宾送的礼物。一个美国人要送给我一个小闹钟，我非常喜欢，禁不住诱惑，接受了。他还给了我一大包没有用完的手纸，那时中国还没有这样好质量的手纸。我将手纸上缴了，闹钟留下了。后来我发现好多人都是偷偷将自己喜爱的礼品留下了，然后正人君子般地上缴了他们不喜欢的礼品。

    我为瑞士一家化学用品公司的外宾做翻译并陪同他们下工厂考察，在车上聊天的时候，我指着裤腿上的一块油渍问：你们工厂的产品能洗掉这样的油迹吗？几个外宾都凑上来研究我裤子上的油渍，然后叽里咕噜地说什么产品能去掉这样的油渍。

    过了不久，我收到了一个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里面是各式各样的洗衣粉和洗涤剂。领导问：“为什么外宾给你寄这么多东西？”我说：“不知道，他们自己要寄的。”领导的口气和表情都特别不信任地说：“外宾自己寄的？你没有主动要，外宾会主动给你寄？”我感到很委屈，但也懒得争辩，只是自觉地将东西分给大家了。

    我为外宾工作时，特别想尽快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只要有机会就主动与外宾交流，话说到兴头上，免不了要谈笑风生，外宾都挺喜欢我的性格，但这不符合“不卑不亢”的外事纪律。

    在湖北大峪口磷矿考察，磷矿领导招待美国专家喝了不少烈性白酒，然后招待美国专家看电影《哪吒闹海》和《瞧这一家子》。美国人喝得有点醉意，很亢奋。《哪吒闹海》是一部色彩斑斓热闹非凡的动画片，美国人看得异常兴奋，伴随着我夸张的翻译，他不时地哈哈大笑，全场观众都能听得见。他的情绪感染了我，他笑我也笑。

    回到北京后不久，领导委托一位老同事与我谈话。老同事说话挺委婉的，半天都没有说明白，我索性点破了：“您是不是想说我与外宾一起工作的时候不稳重？”老同事：“哎，就是这个意思。以后一定要注意改正，与外宾一起工作时要严肃。”老同事说是那个姓王的外事干部要求我的领导找我谈话的，并说如果我不改正就不让我从事外事工作了。

    有意思的是，我今天在业内被看作是一个成功人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善于与外国人交流、真诚和富有激情的性格。

    鬼子进村了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初期开始，我有机会陪同西方人在中国偏远的矿山考察，所到之处，当地的老百姓前呼后拥地来看西洋景。

    我们来到偏僻的山区，抵达的时候，周围还没有人迹，过了一会儿，破衣烂衫的老乡扶老携幼陆陆续续赶来了，将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对西方人指指点点地议论着。西方人的一举一动老乡都觉得好笑，人群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声。不管走到哪里，老乡们都叫我“翻译官”。西方人与老乡们交谈，我用当地话做翻译，老乡又对我啧啧称赞。老乡朴实好客，邀请西方人到他们家去喝水吃晌午（午饭），有的还邀请西方人到家里“歇一晚”再走。有的西方人平易近人，不嫌弃老乡，接过老乡递过来的大烟杆就放在嘴里抽几口，凡是能做到这一点的西方人我都由衷地喜欢。

    有意思的是，我们整天接受外事教育，不允许做这样，不允许做那样，但是外事纪律很少约束到农民。农民谁都不怕，因为他们已经生活在最底层了，不会像我们这样担心违反外事纪律而影响前途。

    虽然没有任何通讯方式，但老乡们总能一传十十传百，翻山越岭来看外国人。有一次，我看到远在天边的山上有一排一排的树，过了一会儿发现树在动，定神一看才发现那不是树是人，是老乡赶过来看稀奇的。

    西方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隆重的接待。中国人一律称西方人为外宾，是否参加接待外宾也成了一种待遇。外宾所到之处，几乎所有的地方领导都要出面接待。宴请两三个外宾，陪吃饭的中国人可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从省领导、专区领导、县领导、区领导，甚至到公社领导一个不落，还要包括执行保卫任务的公安人员。经常是主要领导陪同外宾在一个单间用餐，同时在旁边的餐厅再摆上几桌到十几桌，那时人们都穿灰色或蓝色的衣服，看上去黑压压一片。

    到现场考察时也是同样，几个外宾后面跟着一大群中国人，队伍拉得长长的。西方人不理解，总是问我：“这些人为什么不干活儿，干吗要跟着我们？”

    我们去的大都是矿山，外宾住在矿山的招待所。外宾去之前，招待所都进行过改造，配备上浴池和抽水马桶。洗澡的热水都是招待所的服务员用锅炉烧的，然后一桶一桶地提到外宾的房间倒在浴盆里。我与外宾享受同等待遇，虽然条件艰苦，所到之处都能洗到热水澡，而中国老百姓还都在公共浴池洗澡。

    那时没有洗衣机，外宾的衣服都是服务员用手洗出来的。我们考察归来，看见招待所院子里凉满了内衣、内裤、棉袜、衬衣、牛仔裤等，像万国旗一样迎风飘扬。外宾相互开玩笑猜测是谁的内衣、谁的短裤、谁的袜子、谁的衬衣等。偶尔有女外宾来访，中国人对她的连裤丝袜很感兴趣，围着凉在绳子上的连裤丝袜饶有兴趣地议论着。

    因为总是停电，房间里都配备了手电筒和蜡烛。

    在我的家乡贵州省开阳磷矿考察时，我陪同外宾乘坐矿车下到井下的工作面参观。看到矿车的座位上铺着崭新的金丝绒，外宾笑着问我：“是不是每天都铺金丝绒？”

    在一个刚筹建的矿山考察，我们在矿长办公室兼宿舍里会谈。矿长的床上铺着着崭新的床单、绣花枕头、缎子被面，像新婚一样，明显是外宾来之前刚置办的，外宾感到特别稀奇。

    中国人总是把外国人当做座上宾，以至于我们后来到美国访问的时候，由于没有享受到对等的待遇而感到心里不平衡了。

    外汇券的故事

    外汇兑换券于1980年诞生，于1995年退出流通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旅游事业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来华访问的外国人、回国的华侨、港澳和台湾同胞日益增多，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宾馆、商店和其他服务部门应运而生。当时国内禁止外币流通，为了便于他们在这些专门的场所购买物品和支付费用，又区别于国内居民，因此，1980年4月1日，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外汇券的英文名称叫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缩写为FEC。外籍人士须将所持外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汇代兑点，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

    外汇券与人民币等值，在当时社会物资供应相当匮乏的情况下，拥有外汇兑换券就等于拥有了彩电、冰箱等用人民币买不到的“高级货”。

    外汇券在规定范围内使用，最典型的消费渠道就是“友谊商店”。在一些较大的城市相继建立了“友谊商店”。在中国商品经济尚不发达、人均工资仅40多元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友谊商店”即成为专用外汇券进行交易的专门店。1000多元的瑞士进口手表、金星牌彩电等高档商品，肥皂、洗衣粉、的确良布匹等紧俏物资应有尽有，拥有兑换券无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拥有外汇券的中国居民大多数都有亲戚在海外给他们寄来外汇，他们在指定的银行换取外汇券，然后带着极大的虚荣心和幸福感大摇大摆地走进“友谊商店”。

    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是不能随便进入“友谊商店”的，进入“友谊商店”要凭护照或证明。我第一次进入“北京友谊商店”的时候是1985年，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护照，去“友谊商店”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虚荣心。

    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有数量极少的涉外婚姻。随便一个西方人，哪怕是穷学生，在中国人眼里都是大富翁，再穷的西方人也比中国人富裕。挎着外国男友的胳膊进入“友谊商店”的中国女孩儿骄傲得像公主一样，她们大都很漂亮、挺拔，脸上化着妆(那时化妆的中国女孩儿还很少)，穿戴时髦，趾高气扬，傲视一切。她们从我身边经过时，立刻将我衬托得很土很寒酸。

    一般外宾到定点商店购物需要付外汇券，到一般的商店购物则比较灵活，有时也收人民币。我常有机会陪同外宾到边远地区出差，那些地方有的不收外汇券，有的外汇券和人民币都接收。因为外汇券不是流通货币，市面上不能使用，一般的银行不能兑换，到定点银行兑换很麻烦，有的地方外宾不常去，没有这项业务。一些外事工作者就利用工作之便用人民币与外宾直接等价兑换外汇券，用于购买紧俏物资，或到黑市以高价兑换成人民币，一倒手，就净挣百分之二十。这对清贫的中国人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北京友谊商店”门口的立交桥曾经是外汇黑市交易点。

    尽管可以利用工作之便与外国人兑换外汇券，但我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私自兑换外汇券是非法行为。虽然我很清贫，但很有自尊。我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中国人的脸。我有一个叫陶小松的同事，他就是通过工作之便兑换外汇券成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每次接待外宾，陶小松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外宾手里的外汇券等值兑换过来。每次执行外事任务，为了方便兑换外汇券，他都随身带很多人民币现金。他向外宾提出兑换外汇券的要求时，我可以看到外宾脸上的疑惑、不情愿和鄙视。他兑换外汇一般都是在外宾购物或酒店结账付款时进行，他先用人民币垫付，然后外宾还他外汇券。陶小松有时候判断失误，他陪同外宾到一些边远的地区或城市出差，以为一路上都不会用外汇券，他将外宾所有的外汇券都兑换完了。外宾付款时，商店或宾馆出其不意地只收外汇券，这时陶小松在大庭广众之下赶紧掏出外汇券替客人付款。作为旁观者，我感到挺尴尬的，但陶小松做这一切时脸不变色心不跳。单位的领导和职工对陶小松的所作所为议论纷纷，谁都对他的做法表示反感，但谁都求他帮助兑换外汇券。虽然领导不喜欢、不信任陶小松，尽管他的业务能力不行，但在单位却很吃香并受重用，因为他可以兑换外汇券。谁都在骂他，谁又都求他帮忙。有些领导表面上道貌岸然，私下都请陶小松帮忙兑换外汇券。陶小松的家永远是最时尚的，市面上紧缺的家用电器他家应有尽有。他家的豪华生活是人们无休止的谈论话题，人们总是带着矛盾的心情羡慕并鄙视他。

    常来中国的外宾了解到倒卖外汇券可以赚钱，想帮我，主动要求与我兑换外汇券，都被我婉拒了，越是这样外宾越喜欢我。我没有赚到钱，但是获得了用金钱买不到的友谊和信任。

    我坚持自己的原则：人穷志不穷。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的极大丰富，外汇券作为商品短缺时期的产物，终于在1995年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靠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切，心安理得。

    第一次出国

    1985年4月，二十八岁的我终于有了第一次出国的机会，我作为翻译随化工部代表团访问芬兰。

    我们一行七人乘中国民航航班出发，途经莫斯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乘芬兰航空公司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七人中五人来自化工部机关，我来自化工部矿山局，还有一位是来自化工部化工建设总公司的外事干部李先生。那时候出国一定是由有外事权的机构组织，化工建设总公司有外事权，有外事权的单位除了组织出国外，还要安排专人随团出访。

    到了莫斯科，我们首先去的地方是红场。

    俄罗斯几乎没有人讲英语，我们问去红场的路，没有任何人能听懂我们。我们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试图想唤起苏联人的记忆。可能我们的发音有问题，所有的人都摇头。后来我们说克里姆林宫（Kremlin），终于有人明白了。其实我们已经离红场非常近，绕过一个建筑物，红场立刻展现在眼前。

    站在红场中央，我心潮起伏，不敢相信一个在中国贵州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会有一天站在这全世界革命者向往的地方，同时也感到有些失望，红场比想象中小多了。

    我们去拜谒列宁墓，列宁的遗容光鲜得让人难以置信。我感到好像在做梦，不敢相信眼前躺在水晶棺材里的人就是那个《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列宁在十月》电影中让全中国人民熟悉和敬仰的列宁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能够放映的电影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一些数量有限的苏联、朝鲜或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以上两个影片我们看了有几十遍，几乎能背出所有的台词。

    在红场遇到了一个会讲英语的中年俄罗斯男人，终于有一个人能够交流了，我和他聊了起来，代表团中一个老同志过来提醒我：“别再聊了，小心他是克格勃。”

    我们在莫斯科机场附近的国营酒店住了一夜，条件很简陋，也没有什么吃的，记得就有一些列巴和香肠。酒店人浮于事，服务员撮堆聊天，没有什么服务，见到我们时就用手比画前胸说：“毛。”后来我们搞明白了，她们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戴毛主席像章，她们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二天我们抵达赫尔辛基时，没有人来接我们。外事干部李先生给中国使馆打了一个电话，使馆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接我们到芬兰方面安排的总统饭店。代表团是应芬兰政府的邀请来访的，有关部门得知中国代表团已经抵达赫尔辛基大吃一惊。那时中国飞欧洲的航班很少，因为航班的缘故，我们提前一天抵达，但却没有通知芬兰接待方。我们觉得很正常，不就是提前一天吗？芬兰方面却觉得我们不可思议，见到我们就问：你们怎么提前到了？

    总统饭店是个五星级酒店，芬兰主人给我们每人安排了单间，而我们坚持要两人合住一间房。外事纪律规定不能一个人独自参加任何外事活动，我们身在国外，当然更不能一个人活动了。我们是七个人，有一个自然单间，团长闫先生被安排到了单间，在同一层楼上，但离我们有一段距离。团长特别不愿意住单间，但也没有办法。

    我们出国费用是包干制，伙食费和杂费统一由外事干部李先生保管，没有用完的费用最后分配给个人。那时候，中国人很穷，因此出国也被看成是赚钱的机会。大家都拼命节省，除了外方招待外，基本上都是忍着饥饿不吃或少吃。有时统一买点面包和香肠分给大家，有人舍不得吃，将香肠放在箱子里留着，香肠发酵在箱子里爆炸了，搞得整个屋子臭气熏天。我是代表团里最不能受苦的人，忍受不了饥饿，向外事干部赊出属于我的钱去买鸡腿吃，最后一算账，我省下的钱最少。

    芬兰主人邀请我们吃饭，我们都很拘束。吃饭之前，主人问我们要喝点什么，我们都以中国人的传统方式客气地表示：“不用了。”我们期待主人的再次邀请，但主人不再坚持，自顾自地喝着鸡尾酒、红酒、白酒或饮料等，我们只好干忍着。这是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文化和传统方面的差异，我们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再有人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长记性了。主人通过我问客人喝什么，客人这次不再说“不用了”而是说“随便”。我说：“不能说随便，请明确说您要喝什么，否则主人无所适从。”

    我们在出国前都要接受外事纪律和常识的教育，其中有一条就是吃饭时不要出声音。一旦有人发出一丁点儿声音，就会有人提醒：“别出声！”

    在整个出访期间，我都处于半饥饿状态。

    一天，安静的酒店里突然热闹起来，一群来自欧洲某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客人在楼道里走来走去东张西望的，我们一下子感到很不适应。

    代表团成员张工和何工合住一间房，张工洗澡时，何工出门到其他团员的房间去聊天。张工从浴池里出来，发现门开着一条缝，心一惊，第一反应就是摸挂在衣橱里西装的内兜，发现装在兜里的钱、护照和机票都没有了，惊慌失措地裹着浴巾跑出来向大家报告。我们立即向中国驻芬兰使馆报告，使馆立刻报警。

    张工抱怨何工出门不锁门，导致失窃，俩人吵了起来。

    警察来了，没有查出什么结果。

    中国驻芬兰大使馆为张工补办了护照，通过中国民航补办了回程机票。钱是找不回来了，张工丢了约280元美金，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

    芬兰主人告诉我他们为所有的代表团员都保了险，包括盗窃险，我们能从保险公司拿回大约百分之八十的现金赔偿。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团长和中国使馆的人后，他们并没有高兴起来，而是立即召集全团开会讨论是否应该拿这笔钱，外方是不是借此事拉拢腐蚀我们？中国使馆的人也十分小心谨慎，“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八年了，中国人“阶级斗争”的弦仍然绷得很紧。

    我们多次开会讨论此事，最后一次讨论时，除了张工和我外，所有的人包括中国使馆的人都表示不应该拿这笔钱。张工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可以看得出他很焦急地等待大家的决定，希望大家能同意他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

    我始终认为芬兰方面没有必要利用这件事来拉拢腐蚀我们，我们这样想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十分犹豫是否应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不想让别人认为我站在外国人一边。

    我最后还是没有忍住，说：“我认为应该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我相信芬兰主人的确为我们保险，不存在拉拢腐蚀的问题。”

    我的发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大家都同意张工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但要求芬兰主人提供证据，让我们确认的确是保险公司赔的钱。那时候中国基本上没有保险业务，中国人对保险很陌生。

    芬兰主人见我们迟迟拿不定主意，说话含含糊糊的样子，开始对我们有些冷淡。芬兰方面负责接待代表团的是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性，盗窃案件发生后，她一直特别热心地联系保险公司，并不住地安慰我们说保险公司一定会赔偿的。等她的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我们这边扭扭捏捏地不知所云，她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就再也不主动张罗了。

    原本芬兰主人是打算承担代表团的住宿费的，通过保险事件，主人再也不主动提这件事了。中国代表团的费用标准根本承担不起五星级酒店的费用，最后芬兰主人对代表团团长说：“你们能付多少付多少，缺额部分由我们付。”我觉得挺丢脸的。

    张工得到约250美金的赔偿，心情立刻好了许多，对我说：“回北京请你到我家吃饺子。”二十七年过去了，我还没有吃到那顿饺子。

    还有一件可乐的事，总统饭店离火车站很近，我们常去火车站买食品。车站外面有一个多画面移动广告，其中有一幅是几个穿比基尼的女孩儿洗桑拿浴。外事干部李先生每次走到广告前就停住，等待那幅广告出现，欣赏完性感女孩儿后，才意犹未尽地走开。看看今天中国那些“很黄很暴力”的商业广告，真是恍如隔世……

    我们在芬兰度过了五一劳动节，在芬兰，“五一”不单是劳动节，同时也是毕业生节和庆祝春天的节日。大街上到处都是带着白帽子狂欢的年轻人，见到我们就热情地打招呼，问：“日本人？”答：“不，我们是中国人。”然后就会听到惊讶的声音：“中国人！”那时中国人能出国的很少，而成群结队的日本游客到处可见。西方人分不清亚洲人种，看到黄皮肤黑头发的人就以为是日本人。

    留学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除了五十年代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几年外，闭关锁国几十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可以出国留学了，出国留学成了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梦想。

    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经历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成天搞阶级斗争，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希望能重新走进校门。

    八十年代，我的大学同学不断有出国留学的消息。我与那些出国的同学没有什么联系，可我的心长在了他们身上，不断地想象他们在西方大学校园里夹着书本匆匆行走的样子，在教室里刻苦学习的背影，与西方人自由交谈的场景。我羡慕他们，出国留学成了我最大的梦想。

    八十年代初，中国派遣留学生工作开始恢复，中国力图走出“文革”期间封闭所造成的孤立状况。这一阶段出国的基本都是公派留学生，他们主要是中国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一些年纪较大、政治可靠的业务骨干，多以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身份被派往欧美各国。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西方的对立还严重存在，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派出的。出国留学的很多人已经人到中年，因为青春岁月都在阶级斗争中蹉跎掉了，因此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刚开始，出国英语考试很简单，后来才要求考托福等。1985年，我国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自费出国留学随之在全国迅速升温。自费出国留学需要有人在国外担保，因此很多人为了出国不择手段。有些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经常到五星级酒店去设法认识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通过他们的关系到美国读书。我的一个朋友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的美国，她不会说英语，我想不通她是怎样与美国人在酒店里认识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周励，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出国的。

    我的朋友娟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已经快五十岁了，只身去了美国，就再也没有回来，已经二十多年了，几乎是杳无音信。她现在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

    “文革”前，娟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才女。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尽管高考成绩达到了清华、北大的标准，却不能录取她，她被分配到某矿业大学学习采矿专业。

    娟长得极其美丽端正，是所有男同学钦慕的对象。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背景，娟选择一个年长她十岁、政治背景可靠的同学做她的男朋友。男朋友是班长，对待同学像老大哥一样。娟对老大哥没有太多的感情，而老大哥对娟却是顶礼膜拜。

    毕业后，娟和老大哥一起被分配到了某省的一个矿山当了采矿工程师，吃了不少苦。改革开放后，他们夫妇俩调到某省一个化工研究院工作。娟虽然不爱老大哥，还是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和老大哥生了两个孩子。娟的婆婆也与他们在一起生活，娟对婆婆也特别好。老大哥是一个公认的好人，可娟就是不爱他。娟说到老大哥的时候也感到愧疚，但爱情是不可以勉强的。那时候，中国人离婚的很少，离婚被看做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离婚还会影响一个人的仕途。

    娟来北京参加外语培训班，认识了班上一位非常优秀的男同学，俩人相互爱慕，但无奈各自都有家庭。娟对我说：“这种诱惑太大了。”我能理解，她那么优秀，那么美丽，却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情。

    八十年代中期，娟获得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娟在北京等签证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我和娟相差二十岁，虽然我们很谈得来，但她对我是有所保留的。我凭直觉肯定娟这次出去后不会回来了，那时候，访问学者都是公派，学成后必须回国。如果有人知道她出国的意图，她肯定走不了。

    多年不公正的遭遇使娟成为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经常感觉到她渴望与人倾吐但又保持提防心理，她对谁都好，但对谁都不能敞开心扉。临走前她对我说：“我这次出去不准备回来了。”我非常感动，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啊！

    娟走了二十年多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消息。后来她将女儿和儿子都办到美国去了，只留下老大哥一人在国内。其实，我挺同情老大哥的，娟和老大哥都是受苦人。我一直想找到娟，我很挂念她，想知道她出国这么多年的生活和感受，想知道有关她的很多谜。如果我们现在能见面，可以毫无顾忌地交谈了。

    1986年我被公派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叫雷克兰德的小城工作了六个月。我经常到一个湖边跑步，湖边有一所当地的大学，我常常溜进这所大学，在美丽的校园里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学生，心里羡慕得要死。我隔着窗户偷看学生的休息室，铺着地毯，有舒适的沙发和彩色电视，心想要是在这里读书美死了。那时候很多中国的家庭还没有电视，更不用说彩色电视了。

    我遇到过主动要求担保我到美国读书的美国人，可我下不了决心。我已经结婚了，如果抛开家庭去美国读书，几年时间内都不能要孩子。公公婆婆盼望着我给这个家庭传宗接代，我已经三十一岁了，如果在这个时候留学，不知道要学习几年才能回国，我这样做对丈夫家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心里觉得很委屈，很窝囊。我和丈夫没有感情，却要为他和他的家庭放弃自己的理想。没有人逼我这样做，我从骨子里是传统的中国女性。

    在回国的飞机上，邻座是一个清华大学教授，我对一个陌生人聊起了我的留学梦和婚姻状况。教授说：“你一定要到美国留学，你的婚姻是没有希望的，不值得你牺牲前途。”

    我还是豁不出去，回国后生了孩子，当了母亲。

    孩子快到两岁的时候，我获得一个到英国学习一年的考试机会。当时英国政府每年资助一定名额的中国公务员到英国学习一年。化工部每年都有名额，1989年给了矿山局一个名额，我报名了。

    这个决定做得挺揪心的，如果我考上了，就意味着要离开孩子一年的时间，我无法想象自己是否能承受这样大的牵挂。

    孩子出生后，我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上班，在家里照顾孩子。计划生育的政策规定，如果晚育妇女放弃独生子女费就可以休一年半的产假。加上怀孕的时间，前前后后我有三年没有用英语了，考试对我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又开始刻苦地学习。这次要困难得多，我既要上班又要照顾两岁的儿子，还要抽出时间复习功课。考试那天我从河北涿县乘坐火车来到北京，到对外经贸大学的考场考试。考的基本上是托福的题目，最后一道题是问答题：你想到英国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我没有很大的野心，我到英国学习的目的就是当一个更好的英文翻译。

    我的考试通过了，但最终没有被录取。有人指点迷津说：“你怎么能说你的目的是当一名更好的翻译呢？英国政府为什么要花钱培养一名翻译？英国政府需要培养政府官员或管理人才，将来这些人掌权后，与英国有感情，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贸易合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总之我的留学梦破灭了。因为孩子的原因，这一次到没有感到特别遗憾。

    这次考试是在1989年的夏天，考完试后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因此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如果我当年出去留学，现在的命运一定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没有出国留学，我完整地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全部过程。如果留学，我非常有可能留在海外了。现在想起来，我一点都不后悔，甚至很庆幸自己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我所学到的东西是在任何一所大学里也学不到的，这三十年的经历成了我的宝贵财富。由于工作的涉外性质，让我有机会与西方世界接触与合作，改革开放给我带来机遇，让我有能力周游世界。这样的经历形成了我的优势，我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这使我在目前从事的行业中具有很大的竞争力，而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那些来中国发展得很专业很知名的西方公司，这又给我提供了更大的提高和发展空间。西方人无论对中国有多了解，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对自己国家的了解。

    当年我羡慕出国留学的同学，现在他们也很羡慕我。

    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逐渐过渡到经济建设上来，一时间中国需要大批的人才，尤其是外语人才。

    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发疯地学习，我们的口号是：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我们这一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学习最刻苦的一代，每天在公园里、在公共汽车上、在火车上、在站台上，都能看到年轻的和不太年轻的人手不释卷地在读书。

    我又是这一代人中最最刻苦的人之一，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周围有比我更刻苦读书的人。回家探亲，要乘两天两夜的火车，除了睡觉的时间外我都在学习。探亲期间，洗衣服时，放留声机听英语，做饭时，打开收音机听英语，就是不能让自己闲着。如果有一点时间没有被有效利用，我就会后悔不已。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开始，外事权力高度集中。八十年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由外经贸三大窗口——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仪器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控制。这三家公司的总部设在北京二里沟的一栋大楼里，因为所有的外事谈判都集中在那里，那栋大楼被称为“谈判大楼”。那时，中国刮起了一阵引进风，盲目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谈判大楼”每天谈判不断。

    1979年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的英语很差。我在前面已经交代过，大学期间光干革命了，没有正经学习，毕业时，我的英语还赶不上现在的初中水平。我在化工部矿山局引进办公室工作，矿山局没有外事权力，所以与外方的谈判都要经过化工部外事司或化工建设总公司。有什么外事任务，也都是上级单位的翻译挑剩下的，我无所谓，只要能与外国人交流就行。领导安排我跟着有经验的老翻译参加谈判，老翻译翻译时，我在一旁用心听。每次参加谈判前，我都认真地做准备，看大量的资料，背大量的英语词汇，一有机会就主动要求翻译，我的英语和翻译水平逐渐地在提高。

    说我是一个骨子里很害羞的人，没有人会相信，我的确是，现在仍然是。我不断地对自己说：“我既然选择翻译这个行业，我必须向前冲，不能躲起来，我必须行！必须战胜自己！”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对老翻译说：“能不能让我翻译，您在旁边听着。如果我应付不了了，您赶紧接上，好吗？”

    我之所以后来能成功，能超过很多与我在一个起跑线上起跑的同行，就是因为这种勇敢和不断战胜自我的精神。按我当时的英文水平，一般人都会往回缩，我也紧张也害怕，但我没有选择退却。

    1984年2月，我在二十八岁的时候结婚了。当时我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绝对说不上出色，还得不到同事和领导的充分肯定，我决定在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之前不要孩子。

    我意外地怀孕了，我陪同世界银行的专家在云南和广东考察矿山时，妊娠反应极其严重，才知道自己怀孕了。世行财务专家带着怀孕三个月的夫人来华，我的任务主要是陪同这个夫人，没有想到我不但不能照顾她，自己还病得东倒西歪的。

    考察结束后，我决定做人工流产，我当时的想法是：我的业务水平还没有得到肯定，如果我现在要小孩，领导和同事会认为我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我会失去很多机会。等我业务得到普遍肯定，做出一定的成绩后再要小孩，即便有了小孩，也还会被重用的。

    我做了人工流产，看得出来公公婆婆很不高兴。

    不久后，我就得到一次出国的机会，随化工部代表团到芬兰访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是人生的又一次转折。如果我选择要孩子，就会失去出国的机会，会失去以后好多的机会。

    世界银行决定贷款给几个化学矿山做可行性研究项目，要派一个技术代表团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国雅格布斯公司的技术人员一起工作。

    在项目确认之前，世行专家多次来中国考察并谈判。在一次重要的谈判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准备好好地表现一下。有关领导担心我的翻译水平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谈判，安排了化工建设总公司的一位老翻译参加谈判。我自信有充分的把握做好这次翻译工作，谈判开始前，我对老翻译说：“今天让我翻译，您在旁边把关。”

    我翻译了一上午，效果非常好，专家们说我比老翻译译得好，表达得干净利落。当天下午老翻译就消失了，几天的谈判他再也没有出现。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我的翻译水平得到普遍的认可，这一年我三十岁。

    我听到风声说那位老翻译要求随技术代表团去美国工作，出国可以挣外汇回国买电视、洗衣机、录音机等市面上买不到的大件电器。老翻译虽然经常出国，但是在国外待几个月的机会并不多。时间待得越长，挣外汇越多，购买大件的指标也多。我为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工作，艰苦的矿山考察是我去的，大量的文字翻译是我做的，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没有人与我争，去美国就有人与我争了，这次我要当仁不让。即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对购置大件也不在乎，就是想在业务上出人头地。

    我找到矿山局的领导说：“您觉得这样公平吗？工作是我做的，出国却要换人。这个项目将来几百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要翻译成中文，美方技术人员还要多次到艰苦的矿山去考察，这些工作是不是也由老翻译做？如果老翻译承诺他来做这些工作，我就将出国机会让给他，绝不与他争。”

    我以前有好多次出国的机会都被人顶了，这次不再让了。我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化工矿山专业翻译了，说话很有底气。

    矿山局领导认为我言之有理，就到化工建设总公司给我争取。那位老翻译自己也觉得理亏，他专门找到我，说服我将这次去美国的机会让给他，他给我提供另一个出国的机会。我没有答应。

    1986年6月，我如愿随化工部矿山局技术代表团，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工作了五个月，回国不到一个月，我又与第二个技术代表团到美国工作了一个月。那年月，出国非常不容易，连续两次出国，我感到自己很重要，很有成就感。我是最了解这个项目的翻译，要保证工作质量，翻译非我莫属。

    从美国回来不久，我决定要一个孩子。

    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世行又有专家来华考察。矿山局的领导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有可能陪同代表团考察，我心里很高兴，被承认和信任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怀孕了还让我出差，说明没有人能替代我。我答应做世行考察团的翻译。

    很多人对我的决定不理解，考察团去的都是条件非常艰苦的矿山，每天要在崎岖的公路上颠簸几个小时，不用说是孕妇，就是正常人也被颠散架了。我当时的情况完全可以说不，可我想去。

    世行考察团从美国带来一位美籍华人做翻译，可是翻译的内容太专业了，她基本上插不上嘴，从头到尾都是我在翻译。我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这次旅行比以往更艰苦，尤其是从武汉到一个叫大峪口的矿山，路况极差，人都要颠簸散架了，汽车开了十几个小时，我一直捂着肚子，担心肚里的小孩保不住了，世行专家和中国项目负责人都开始担心了。没想到一路下来，安然无恙。

    这是我生产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世行财务专家的夫人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儿。头几年她每逢圣诞节都给我寄照片，后来失去了联系。

    我经常会想那个为了事业牺牲的第一个孩子，如果留下来，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想的时候，心会痛。

    儿子郑憾出生时我已经三十二岁了。

    六个月与一生

    我每次出国超过一个星期，就开始想家，想回北京了。

    当我在机场贵宾室休息时，当我品尝着不同国际航班的公务舱的美酒时，当我在阿布扎比五星级酒店享受海景房时，当我在纽约唐人街最好的餐厅招待美国朋友时，我总是在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会是我的生活？为什么命运选中了我？

    仅仅是二十多年前，每次到西方国家我都乐不思蜀，不想回国，总嫌时间短。1986年6月至1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在享受快乐的同时心情一直很压抑。每每想到六个月结束后我就要回国了，重新回到我原来的生活环境，回到自己简陋的住所，面对不幸福的婚姻，我的心就感到非常沉重。我经常想，在美国的六个月让我将一生的幸福都享受完了，这种幸福以后不会再有了。回国日期一天一天临近，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失落。

    在美国期间，我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访问过很多州。我们在美国做的项目是有关磷矿石深加工的可行性研究，所访问的矿山、工厂、研究所或展览会等大都在山区或沙漠地区。除此以外，也到过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盐湖城等城市。在一个中国人看来，美国基本上没有城乡和地域的差别。现在看了很多好莱坞的电影，知道美国也有城市人和乡巴佬的概念，而在二十多年前我根本感觉不到这样的差距。四通八达的州际公路，开着车可以很方便地走遍全国，有时候开车走了半天没有人烟的地方，突然一个转弯就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路边一个小小的村子或镇子，都是很现代的。途中的加油站或小饭馆都有抽水马桶和手纸，我们住的大都是汽车旅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讲条件已经非常好了。

    我更喜欢的是美国人的文明程度和法律意识。二十多年前，中国很多时候还要排队购物，由于多年的物质匮乏，中国人养成了哄抢的习惯，排队加塞是家常便饭，即便没有几个人排队，大家也要前拥后挤，这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心理疾病了。在美国的感觉非常好，无论队伍有多长，井然有序，在心理上不会有恐慌感和焦灼感。旅行途中在野外聚餐，美国人将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干净，包括可以降解的果皮等。我的中国同事刚要随地扔垃圾，美国同事立刻阻止，然后拿出纸口袋将所有的垃圾装进去带走。那可是真正的野外，几十公里范围没有人烟的地方。

    在雷克兰德期间，我们常去一位台湾人开的餐馆用餐。他对我们很热情，总是给我们讲美国的事情，对这个国家由衷地赞不绝口。他说：“美国的学生如果考试作弊被发现，要记录在案，一辈子都会受影响，所以美国小学生从小就很在乎自己的信誉。美国小学生用过的书都要在新学期传给低一年级的学生，老师告诉学生课本要传给低年级的同学用，请大家保存好。学生会很自觉地爱惜书籍，一本书可以用十几年，节省了纸张和印刷费，当然书的质量是很好的。”他还说：“美国人特别爱护儿童，他儿子走在马路中间，手里拿的一堆书和本子散落了一地，交通警察让所有的车辆停下，等小孩收拾好东西走到安全地段，才放行车辆。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怨，大家都耐心地等待。”

    像这样一些特别基本的道德规范，让我非常感动。

    我特别喜欢的是美国人的办事效率。我在日记里写道：美国人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昨天上午到了雅各布斯办公室后，总经理和有关人员来见我们，几分钟就完事，没有废话，没有过多的寒暄，然后各自回去专心致志地工作。

    我们去凤凰城参观一个矿山机械展览会时路过拉斯维加斯住了一晚上，中国人穷，舍不得花钱赌博，美国主人发给每人二十元美金，让我们去玩老虎机。晚上不到十点钟，中方团长就让大家散了回房间睡觉。根据外事纪律，我不能擅自活动。陪同我们的美国同事来过中国几次，对我们的纪律有所了解，他们对我不能了解和享受这个城市感到遗憾，知道我身不由己，也没有勉强我。回到房间，我早早地躺下，窗外霓虹灯昼夜闪亮，即便拉上窗帘也挡不住，我彻夜难眠。第二天美国同事开玩笑说：“只有中国人跑到拉斯维加斯会躲在房间里睡觉。”当然，他们只敢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在凤凰城采矿设备展销会上，我意外地碰到一位熟人。我正在参观时，突然有一个人跑到我的面前，盯着我的胸牌，大喊一声：“刘平。”我认出他是几年前到中国访问的采矿工程师，我陪同他到湖北、贵州和云南考察磷矿。在贵州他还去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开阳磷矿，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访问那里的西方人。在湖北省大峪口矿考察时，他喝高了，东道主请我们看电影《哪吒闹海》，他伴随着我的翻译放肆大笑，害得观众都往我们这边看，我还因此受到领导的批评，说我不稳重。他和夫人一起到凤凰城来看展览，相逢在这里，太让人喜出望外了。聊起来得知他们就住在雷克兰德，世界真是太小了！夫妇俩邀请我回雷克兰德后到他家去用晚餐，外事纪律规定我们不能单独活动，与任何外国人接触必须至少两人同行。虽然人家只邀请了我一人，我不得不带一个同事一起前往，还要给同事做翻译，举止言谈都受到限制，很不尽兴。饭前，采矿工程师给我放映了几年前在中国拍的片子，影片上我还是一个小姑娘。

    我在美国享受着“女士优先”的待遇，这对于美国妇女不算什么，但绝大多数中国妇女从来没有体验过。中国妇女习惯“男女都一样”、“长辈优先”、“丈夫优先”，最重要的是“领导优先”。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女士优先”很不习惯，感到很别扭，后来慢慢地习惯了，并充分享受这份待遇。单纯的美国人对中国太不了解了，我和我的中国领导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来“女士优先”这一套。我陪同中国代表团到美国访问期间，东道主在任何时候都“女士优先”，让我先进电梯或先出电梯，帮我脱大衣或穿大衣，就餐时照顾我先入座，这让中国的团长很不舒服，搞得我很尴尬。

    我还喜欢美国上下级之间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喜欢美国人相互之间直呼其名，无论官大官小。上下级之间可以开玩笑，可以一起去看棒球，一起野餐等，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和中国代表团一起去参观一个化工厂，车间有好几层，我们在楼梯上走的时候，顶层的工人正在打扫卫生，不知道下面有人，将楼上的灰尘扫下来，劈头盖脸地浇了我们一身土。陪同我们的美国人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中国代表团团长和个别团员立刻急了，用中文严肃地说：“太不像话了！太不礼貌了！”我看到同样是灰头土脸的美国人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中国客人生气了，我也就没有翻译。

    我喜欢美国的生态环境，这也是我回国后津津乐道的。我们的合作伙伴雅各布斯公司办公楼旁边有一个水塘，看上去就是一个自然的洼地，积满了雨水形成一个天然的小湖，湖边疯长着一丛一丛的绿色植物，时不时有白色的鹤腾空飞起。我经常想：这么一个破水塘都能招来仙鹤，这里的人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我经常到一个湖边跑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天鹅湖”。这里鸟很多，各种各样的，跑步走路的人也很多，人和鸟和平共处。湖面上有白色的和黑色的天鹅悠闲地游着，湖边草丛中有天鹅蛋，人们伸手就可以够着，但没有任何人去干扰天鹅的生活，天鹅妈妈就在湖边孵化小天鹅。在湖边跑步时我经常想：要是在中国，这些鸟和鸟蛋都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参观时，游客乘坐在电瓶车上，路边的水沟里就趴着鳄鱼，人与兽互不干扰，相安无事。

    我在美国买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特别喜欢，一有机会就穿，穿了几个月，鞋子还是雪白雪白的。要是在国内，穿一天就脏了。在美国的半年，无论指甲长多长，都是白白的，干干净净的。我回国后经常给朋友说，在美国鼻嘎巴都是透明的。

    我是中国代表团唯一能够用英语交流的，我生性活跃，待人真诚，美国人很喜欢我。一个美国同事说他儿子收集各国货币，我记在心上，回国后我收集了一整套的人民币，第二次去美国时带了过去，美国同事很感动，那时候一整套人民币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美国同事邀请我到他孩子的学校参观，观看他女儿的足球比赛。当然，我还是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征得领导的同意后，两人同行。参观美国小学校的教室、操场、体育馆、游泳池等，感叹美国的孩子真幸福，中国什么时候能达到美国的水平？

    我们的出国经费有限，在雷克兰德住的是相对比较廉价的公寓，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好了。每个人有单独的卧室，有独立的厕所、淋浴，有现代的厨房，公寓前面还有露天游泳池。那时我在中国住的还是筒子楼，使用公共厕所、公共厨房和公共澡堂。

    在美国我们自己做饭，经常集体行动，去超市购买食品。超市里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那时中国还没有超市。

    当时的中国与美国差距特别大，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我在享受美国的现代化和优越生活的同时，心情一天比一天郁闷，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我总是在感叹：我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将一辈子的福都享受完了。我无论如何也预测不了二十年以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个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美国同事邀请代表团全体到他家做客，带领我们参观他家豪华宽敞的别墅。这位名字叫梅伍德的同事到中国访问了很多次，都是我接待的，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了解中国人当时的生存条件有多么差。在他家做客时，他一再对我强调说他不是在故意炫耀他的优越生活，只是想让我们更多地了解美国。我对他说：“你放心，我虽然羡慕你的生活，但并不为我清贫的生活感到耻辱。”

    我个人还有一段与梅伍德有关的小插曲。我回北京时，梅伍德委托我在北京的友谊商店给他买两块丝毯，两块丝毯很小，价值约四百美金。我再回美国时，将两块小丝毯带给了梅伍德，他将钱付给我。我事先向团长汇报过这件事。回国约半年后，领导递给我一封信，是一位与我一起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写的，他向上级领导告我违反外事纪律给外国人买丝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我与这位工程师发生过分歧，他因此而报复我。我为此还专门给在国家安全部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长信，咨询他我违反了哪条外事纪律。朋友回信说没事。

    当时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生活的环境太不宽松了。

    一个博友讲的故事：八十年代他的朋友陪同某省的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当时每一个人内心都狂想留下来，但没一个人敢先开口。回国后不久他们又聚在一起，说起当时内心的想法，都相互埋怨，说：如果当时他们中间只要有一人提出留下，全团肯定能一致响应，集体“叛逃”。

    我非常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也非常清楚，我是公费出国的，不愁吃不愁住，不用寄人篱下，与美国同事是合作关系，得到他们足够的尊重。如果“叛逃”了，没有钱，没有政治地位，日子会很难过的。这些喜爱我的美国同事，当我不再是他们同事的时候，如果用“叛逃”的方式留在美国，他们未必能帮助我，未必能像现在这样对我好。当时我除了英语什么都不会，离开了中国，就没有了价值。我不像《毛泽东时代的最后舞者》的作者那样，是一位立刻可以在美国谋生的优秀芭蕾舞演员。我会像当时千千万万个自费留学生一样，到餐馆里端盘子洗碗挣学费和生活费，一切从头开始。所以，我必须回国，去亲自经历从无到有、从穷到富、从弱到强那漫长的奋斗历程的每一步。

    炼狱——我的生命谁做主？

    1987年的春天，我完成三个矿山在国内和美国进行的可行性研究的翻译工作后，业务能力得到普遍认可。我想该履行人生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做一个母亲。那时我已经怀孕了，自己浑然不知，只是感到在做翻译的时候极其疲惫。

    我住在距离北京七十公里的河北省涿县化工部矿山局所在地。

    我怀孕经历了整个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矿山局办公楼一至三层是办公室，顶层四楼是单身宿舍。我结婚后一直没有住房，我将家安置在一间单身宿舍里。顶层楼板被太阳晒了一整天，房间里热极了，没有空调，一个吊扇白天黑夜不停地转着，发出嗡嗡的噪音，日子非常难熬。

    在美国生活了半年回国后，我处处拿美国与中国比较，觉得日子过得很苦，心情很失落。在美国与美方同事合作很愉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怀孕三个月后我不再担任外事任务了，美方同事到中国来见不到我，总是打听我的消息。根据外事纪律，除了工作外，我们一般不与外宾接触。我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一位美国同事终于打听到了我的消息，给我写一封信。他说总也找不到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挺挂念的。他在信中问我为什么不愿意见他们，要知道怀孕的妇女是最美丽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不能随便去见外宾，见外宾都是单位安排的，不能是个人行为。

    我丈夫在部队服役，整个怀孕过程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独自度过。

    我在怀孕期间基本没有做过孕期检查，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才第一次参加由矿山局组织的职工体检。那时候的人们不像今天这样有强烈的优生优育意识，也缺乏常识。

    母亲那年退休，我快临产时，母亲从两千公里以外的贵州来到河北涿县照顾我。

    1987年10月6日清晨两点左右，我感到一阵阵痛。预产期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准备好必需品，母亲和丈夫陪同我向涿县第一人民医院走去。那天是农历的八月十四，月色很好，月亮很圆。

    我婆婆就在涿县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我走进一间四人病房，看见一张肮脏无比的空床，上面只有一个满是血污的床垫。婆婆也赶来了，将从家里拿来的被褥铺在床上。

    我10月6日凌晨两点进入医院，直到10月8日下午五点三十分，历经几十个小时才将孩子生下来。我一会儿被推进产房，一会儿被推出来，总是达不到生产的条件。10月7日下午我又被送进产房，我躺在在产床上，因为不够生产条件，医生将我晾在那里，一会儿进来检查一下。天气已经开始转冷，产床上没有铺什么，我的身上也没有盖什么。产房的门是敞开的，什么人都可以在门口向里张望。我的同事来看望我，站在门口和我说话。我十分不希望同事看到我现在的形象，我的身体和尊严都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我隔壁的产床躺着另一个孕妇，比我小十岁。她生产过程中我一直在场，也就半个小时，她就将孩子顺产下来了。受了她的鼓舞，我一定要顺利将孩子生下来。医生来了，检查了我的情况，又将我推回了病房。这样折腾了好几次，子宫开放的程度总是达不到生产的要求。10月8日上午，我疼痛不堪，要求医生给我做剖腹产。因为我婆婆是那所医院的医生，给我接生的妇产科医生又是我婆婆的好朋友，她要听我婆婆的意见。我婆婆希望我顺产。我很痛，忍不住叫唤。几十个小时过去了，医生检查胎心，发现胎心减弱，就对我说：“你不要叫唤消耗体力了，小孩的胎心都减弱了，小心胎死腹中。”这一句话特别管用，我立刻忍着剧痛，不再叫唤了。

    下午四点左右，医生决定让我自然生产，必要的时候用产钳。我又被推进产房。我很辛苦地配合医生，努力地想把孩子生下来，无论我怎样拼命使劲都是徒劳的。我都听到医生说：“看到头了，看到头了！”突然，医生让我停止使劲，决定剖腹产，我立刻被推往手术室。在推往手术室的途中，我母亲、丈夫、婆婆都在擦眼泪。到手术室门口，一个男护士一把将盖在我身上的被子掀开，我赤身裸体地推进手术室。即便在那么痛苦的时刻，我仍然感到羞辱，对男护士的粗鲁非常气愤，同时觉得自己无助，毫无尊严可言。

    医生决定采取局部麻醉，打开腹腔后，我听到医生急促地说：“全麻。”我立即觉得天旋地转，身体感觉飘在宇宙中，周围是旋涡，不断地往下沉。我感觉不到痛苦，有一阵子感觉身体被抽空了，隐隐约约听到孩子的哭声。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手术也完成了，我被推回肮脏的病房。

    整个生产过程，我的婆婆都在场。我不愿意婆婆在场，她不是妇产科的医生，但我自己做不了决定。出现了很多险情，婆婆不告诉我，她不是故意的，她以他们那一代人的思维来处理问题，没有人考虑我的感受和意愿。

    下面是医生告诉我的故事。

    当我正在使出浑身的劲拼命生孩子的时候，医生发现孩子的胳膊拐顶着我的肚皮，把肚皮顶得透亮，皮肤显得很薄。如果还要坚持让我自然生产的话，万一在生产的过程中子宫被胳膊拐顶破，会造成大流血，危及到我的生命，所以医生在危机之时临时决定采用剖腹产，大夫在做决定的时候哭了。当时采用的是局麻，大夫打开腹腔后，看到很多肠管铺在子宫上，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看不到肠管的，这造成了手术难度，又立刻决定采用全麻。

    当我第一眼看到孩子的时候，看到孩子头顶上有一个明显的突出物，像兵马俑头上的揪揪。那是在我努力自然生产的时候，婴儿的头向外顶，顶肿了。我明白了为什么给我接生的大夫会哭，我已经尽全力了，受了那么多的罪，最后还是免不了一刀。

    我在生产过程中失血很多，但没有人告诉我真实情况。无论医生出于什么考虑，我不愿意别人剥夺我自己主宰命运的权利。

    由于失血过多，我的血色素从产前的13克降到5克，医生让我输血，我不明白血色素为什么会降到这样低的程度。婆婆在这所医院工作，她可以首先拿到我的化验单，然后以她的思维来决定告诉我什么不告诉我什么。

    虽然这是1987年的事情，但我对中国血液的安全问题已经有了顾虑。我坚决不输血，我拼命地吃猪肝、喝鸡汤和红枣小米粥，希望能通过自身的调节补充血液。

    再次化验血色素后，医生仍然要求我输血，我还是不接受。然后婆婆说：“我不想告诉你，现在还是给你说了吧。你的血色素又下降了，现在只有4·8克了。”

    医生说如果我坚持不输血，会影响造血功能，身体会受到很大损坏，可能一辈子都会病怏怏的。不得已，我同意输血，但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不接受血库里的血，只接受现场献血者的血。我以为，如果接受了血库的血，将来如果传染上艾滋病什么的，我说不清楚；接受现场献血者的血，出了问题，我可以查到根源。

    医院联系医院附近的农民有偿献血队给我献血。我提出质疑：如果这些农民献血者有艾滋病怎么办？那时候中国绝大部分的医院没有检测艾滋病的手段和要求。我的提问遭到了医生、公公、婆婆的“嘲讽”，说：“艾滋病是富贵病，这些农民连生存都有困难，怎么可能得艾滋病？”

    我很无奈。

    我的工作单位安排了一辆小车到村子里将两位献血者拉到了医院，我难产的故事已经传得很广，大家都以为我要死了，有什么要求工作单位都尽量满足。

    整个输血过程我都背过脸不去看血袋，中途婆婆过来说：“她看到了那两个献血者，一男一女，都很年轻，脸色红扑扑的，看样子身体很好。”

    输血后两天婆婆亲自来采血，说要去化验肝功。献血者在给我献血之前居然没有化验肝功？我震惊了！接下来当然还是无奈，平时县医院没有日常化验肝功的条件，正好那两天赶上一年一度的招兵体检，医院专门设置了临时肝功化验项目。

    孩子满月时，一位参加剖腹产手术的护士来看我，告诉我手术中我流了很多很多血，我这是第一次知道实情。

    在我受苦受难的时候，没有想父母、家人、丈夫、同事等。我不断想的是：那些认识我的美国朋友如果知道我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生孩子，该有多心疼？他们看到的我是一个青春、亮丽、干练、有抱负、见过世面的中国女性，他们不会将那些苦难的场景与我联系在一起。

    这次生产经历给我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小我八岁的妹妹也在三十二的年龄生产，我强烈建议她采用剖腹产。她在预产期当天进行了剖腹产，一点罪都没有受。她的女儿出生在北京复兴医院，条件比我的医院好得多。感谢上帝！

    二十年后我的干儿子宝儿出生在北京一家私人医院，条件非常好，与西方的医院没有什么差别。

    当然，我国还有很多地区医疗条件相当落后，很多农村妇女即便在今天，可能还享受不到我二十年前的待遇。这就是现在的中国，一个先进与落后并存的社会。

    我希望所有的中国妇女都能在舒适的医院里有尊严地完成生育的使命。

    然而，中国的路还很长！

    螺丝钉与“下海”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私人企业，所有的人都是“政府的人”。人们无权自由择业，你的一生都是由政府安排的。一旦给你分配了工作，无论你适不适合，喜不喜欢，都要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干一辈子，因为这是革命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们拧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发光发热。提升和调动都是由你的“单位”决定的。你不能挑肥拣瘦，要服从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

    “单位”曾经对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单位”，生老病死有人管，婚丧嫁娶有保障。

    你生病了，“单位”送你上医院，为你报销医药费。

    你要结婚，首先要到“单位”开介绍信才能去登记。如果“单位”不开介绍信，你就结不了婚。

    你和老婆打架了，“单位”为你调解。

    你有外遇了，你老婆会到“单位”找你的领导汇报，“单位”就会批评你，帮助你，甚至处分你，直到你悔过自新。

    你老了，“单位”为你养老送终。

    除了农民以外，每个人都有“单位”，没有“单位”就没有一切。没有“单位”，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政治地位。

    那时中国的供应是配给制，没有“单位”，就没有人给你发布票、粮票、油票和糖票等。没有这些票证，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我父母一生中调动过两次，都是政府安排的。1958年调到贵州省开阳磷矿后，他们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他们就是“革命的螺丝钉”，党把他们拧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发挥作用。他们从来没有自己选择过工作。

    那时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有很多夫妻长期分居，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如果一个人从城市调到了条件艰苦的边远山区工作，他的妻子多半会留在城市里。他要想调回城市夫妻团聚是非常难的，除非他的妻子愿意调到山区与他同甘共苦。父亲的一个同事叫陈守斌，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天津，他在开阳磷矿工作。夫妻相隔两千多公里，每年只能在一起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的生活他过了十几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才回到天津与家人团聚。一般情况下，配偶的一方想往艰苦的地方调动比较容易，往城市调动比登天还难。

    开阳磷矿有一大批“亦工亦农”的工人，“亦工亦农”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工人，他们可以在农忙的时候回农村帮助家里种庄稼或收庄稼。“亦工亦农”的老婆都是农民，不能到磷矿长期居住。偶尔有老婆来磷矿探亲的，就会在其他的“亦工亦农”中引起骚动。老婆来的第二天，老公见到人会脸红。他的工友会与他逗乐，每个人都会拿他和老婆前一夜的房事开玩笑。

    中国在1979年开始对外开放。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人“停薪留职”“下海”做生意。“停薪留职”的意思是你可以与“单位”协商，“单位”停发你的工资，但给你保留工作岗位，然后你自己去自谋职业，“下海”经商，成为自由职业者。中国人终于有了可以自己选择职业的自由。最初“下海”的人是很勇敢的。“下海”意味着抛弃曾经有保障的一切，“下海”成功，你会挣很多钱，成为中国率先富起来的人。如果你失败了，就可能意味着你一无所有，但还可以回到原来的“单位”。

    后来“下海”的人越来越多了，各“单位”不再执行“停薪留职”的政策。如果要“下海”，就和“单位”脱离一切关系。

    妹妹刘华是最早“下海”的人之一。

    妹妹1986年毕业于贵州省财经学院，被分配到贵州永江仪表厂做厂长助理。那是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但是挣钱不多。妹妹1987年辞职“下海”经商，我感觉她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有钱人。她在永江仪表厂时每个月挣70多元人民币，“下海”后一个月挣1000多元人民币。就是说她“下海”后一个月就挣了在工厂里一年的工资。和大多数“下海”的人一样，刘华什么生意都做，什么赚钱卖什么。她卖过仪表、服装、烟酒甚至黄金。那时候，她在我眼里是个很有钱的人。我每月工资200来元，儿子刚刚出生，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而刘华手上居然带了三个大金镏子。那时候的有钱人爱露富，脖子上、手上甚至脚腕子上都用黄金武装起来。我有很多时髦的衣服都是刘华送的。

    我有一个小时候的伙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口市政府当市长秘书，他也“下海”做起了房地产，搞得轰轰烈烈的，还把兄弟姐妹和朋友统统拉下了海。有一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开了三辆奥迪回开阳磷矿过年，很是威风。

    八十年代初，全国各地有不少人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跑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去淘金。

    八十年代中后期，“下海”经商的人越来越多。绝大多数“下海”的人都是成立一个皮包公司，倒买倒卖。有的公司就两个人，一个总经理，一个副总经理。有一个故事说，从一座大厦顶层掉下一块砖头，砸了三个人，其中两个是总经理，另一个是副总经理。

    最初“下海”的人真正成气候的应该是少数，大多数人做的都是投机生意，没有几个能支撑到现在。我当时认识的一些老板，现在都销声匿迹了。

    中国人事制度最大的变化是人才可以自由流动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是自己找工作，只要有“单位”接收你，你想上哪就去哪。

    尽管如此，我在2002年年初辞去一家国营大公司的工作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带儿子住单身宿舍

    1989年，化工部外事司的首席翻译陆先生要去欧洲留学，必须要有一个人接替他的工作，陆先生推荐了我。这样我就从化工部矿山局“借调”到了化工部外事司。

    我在北京没有住房，不得以把两岁的孩子留在涿县，只身一人到北京工作。

    我住在化工大院的单身宿舍，和两个女孩儿合住，使用公共厕所和公共盥洗室。周末如果没有外事活动我就乘火车回涿县看孩子，那时实行的是六天工作制，周六晚上我乘晚班火车回涿县，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周日拼命干一天家务，来弥补一周不能照顾孩子的内疚，周一大清早赶火车回北京上班。每次离开孩子都很难过，我总不在家，孩子对我疏远，不跟我，不让我抱，我的心很痛很痛。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成为外事司的主要翻译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要的外事任务都是由我做翻译。在外事司工作，我有机会见很多大世面。

    我没有任何“背景”，那年头没有背景的人要调到北京是非常困难的。我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和刻苦学习，我的口语翻译能力提高很快。我极其热爱我的工作，每天都在享受自己的进步，尤其是外国专家的信任，对我鼓励很大。那些外国专家在中国经历过很多不称职的翻译，他们见我能很顺利翻译化工专业方面的会谈，对我明显地尊重起来。

    我决心凭自己实力调到北京来。

    我实在不能忍受与孩子继续分离，毅然决然地将他接到北京与我住单身宿舍，和我挤一张单人床。当时单身宿舍住着一个孕妇，她丈夫在外地工作，她妈妈来北京照顾她。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房间住着老少四个人。孕妇见我将儿子接来住心里很不舒服，嚷嚷：“这屋怎么住呀？”

    白天儿子上幼儿园，晚上我带着儿子在外面逛，尽量晚回来，为了不影响孕妇的休息。我不停地教育三岁的儿子不要闹，不要影响阿姨和姥姥休息。一个三岁小孩的天性怎么也不可能一点都不闹，我不住地向孕妇赔笑脸。我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会这样委屈孩子和我自己。

    单身宿舍一楼有一个传达室，负责管理单身宿舍和收发信件报纸等，由一个退休的大爷和大妈轮流值班。大妈值白班，大爷值夜班。

    我下班回来经常与大爷聊天，大爷对我很关照。

    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北京进行人口控制，没有北京户口的民工、小商小贩、闲杂人员甚至是机关借调人员都被清理出北京。

    传达室的大妈知道我没有北京户口，一见到我就警告我立刻离开北京。

    那时候中国的人事制度是很畸形的。我是一个中央部级单位的借调人员，是业务骨干，一方面我在单位承担举足轻重的外事工作，一方面我又是没有北京户口的黑人，没有地位，没有任何保障。

    大爷和大妈每天早六点半和晚六点半交接班。我和大爷关系好，他网开一面，不赶我走。但大妈一见到我就逼我走，看着我抱着幼小的孩子，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为了躲避大妈，我每天六点半之前抱着孩子出门。早上太早，幼儿园没有开门，我就带着孩子在外面溜达。晚上耗到七八点以后才带着孩子回宿舍。不敢早回去，万一大妈没有走，又会劈头盖脸地训我一顿，不让我进门。

    那时候还没有住房改革，住房都是单位分配，借调人员没有份。

    我经常抱着儿子，在和平西街溜达到华灯初放。看到万家灯火，心里想，什么时候有属于我的一间斗室？

    后来我多次找外事司的领导，争取到筒子楼一间宿舍。能有自己的一间陋室，和儿子在一起生活，孩子很快和我亲热起来，一时间我感到非常幸福。

    “借调”之苦

    “借调”一般都发生在国营企业和政府机关，是一种很尴尬的人事制度。

    “借调”有几种情况：一是，上级机关缺乏人手，从下级机关借人来完成工作；二是，虽然不缺人手，但缺乏人才，本单位的人员不能胜任工作，但“占着茅坑不拉屎”，借人来干活；三是，凭关系先“借调”过来，以后再等机会正式调动。

    我的情况属于第一种，也有第二种的原因。

    “借调”现象在中国长期存在，我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六岁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借调”中度过的，饱受“借调”之苦。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坚持，最后终于熬出来了。

    中国“借调”的队伍有多大，没有人知道。“借调”的人，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饱含着酸甜苦辣。

    “借调”都是从下级机关借到上级机关，到上级机关工作在事业上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所以，借调人员都是心甘情愿地被“借调”。

    对于大多数人，从“借调”到正式调动这条路非常漫长，可以是几年到十几年，还不一定能成功。

    借调人员既是机关的栋梁，也是“弱势群体”。

    说是“栋梁”，因为他们有能力，能干活儿。说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不能享受正式人员的同等待遇。借调人员没有提升的机会，因为他们的人事关系在原单位。如果有出国、学习或培训等机会得先尽着正式人员，没人去了或正式人员实在不能胜任才考虑到借调人员。机关论资排辈的现象严重，借调人员的人事关系在原单位，但人又不在原单位工作，一般有升迁、出国、学习或培训等机会，原单位也不会考虑借出去的人员。借调人员经常是两头都牺牲了。

    借调人员有能力，在单位里承担的工作最多。为了能尽快正式调动，借调人员工作起来任劳任怨，从来不讨价还价，拼命地表现以求得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一些正式人员就利用借调人员这种心理，将自己不想干的活儿或打杂跑腿的活儿交给借调人员干。

    我一个从边远山区来的年轻人，没有任何背景关系，凭借着“借调”这块跳板，不断地向上跳，虽然每一跳的过程都很长很艰难。

    我刚“借调”到外事司的时候，能力上并不是很胜任。1987年10月我生了儿子郑撼后，在家里休了一年半的产假，加上怀胎十月，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用英语。能到外事司工作是我的最高追求，我多年的愿望终于有机会实现了，我一定得抓住这个机会，尽管我能预见前面的路有多难走。

    事实上，前面的路比我预见的还要难。

    到了外事司后，我特别努力地工作和学习。三十四岁的我仍然像一个学生那样刻苦，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上化工部部长的首席翻译。

    然而在这里我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问题，由于不情愿某种交易，我得罪了领导。我知道不能得罪他，如果得罪他，调到北京的希望就彻底毁灭了，前途也就毁灭了。如果去迎合领导，这超越了我的道德底线，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我进退两难。

    外事司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痛苦，我不能对任何人讲，别人知道了只会对我不利。我的前途攥在领导的手心里，没有人能帮助我，我也不指望有人因为我一个借调人员得罪顶头上司。

    我想放弃了。一想到不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的心就非常沉重，像刀割一样痛。

    我特别喜欢英语口语翻译，天天做口语翻译，每天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英语口语在进步，特别地享受这个过程。

    外事司所有的同事都不知情，都认为我能凭实力调到外事司。我是业务骨干，又常常给部长做翻译，很多人认为我一定与部长的关系非常好。其实，我除了工作以外，与部长没有任何接触和个人关系。

    我与外事司绝大多数的同事都相处得很好，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但调动工作的事情是一般人力所不能及的。

    我工作很出色，领导找不到赶我走的理由，只能暗地里给我小鞋穿，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领导终于找到碴儿了。圣诞节到了，领导给了我一大摞外宾给部长寄来的圣诞贺卡，让我回复。外事司的同事说：“大部分给部长发贺卡的人与部长身份相差太大，部长没有必要回复所有的贺卡。”我认为有道理，就选择性地回复了部分贺卡。

    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后，想借机彻底地除掉我。

    一位副司长找我谈话说：“你这次娄子捅大了。”我知道我在外事司待不下去了。

    由于中国人口不能随便流动，任何一个政府机关或国营企业都不会接收没有本地户口的人。这就意味着如果在化工部外事司待不下去了，我必须回到河北涿县。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大学的好朋友杨胜明——一位中国旅游界的知名人物介绍我到旅游行业工作。几经周折，我在一家国际知名的大型旅游企业得到一份工作。

    我拿到调令后告诉领导：“我不干了！”

    我感到终于解脱了，终于自由了，太痛快啦！

    我能被北京一个国有大型企业接收，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外事司的同事都感到十分惊讶。

    在离开外事司的时候，我将领导的事情告诉了一个与我十分要好的同事。他非常感慨，不停地说：“太难为你了！太难为你了！”

    我问他：“如果我早告诉你，你能帮助我吗？”

    他说：“不能。”

    他承认这件事情非常棘手，但没想到我将这件事憋在心里这么长时间。

    在外事司工作期间，无数次我都想放弃了。如果我放弃了，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了。

    1999年，中国政府精简机构，化工部撤销了。

    给共和国部长做翻译

    为化工部部长工作是我做口语翻译的巅峰。

    一个从云贵高原大山沟里走出来的孩子，能为共和国部长当翻译，东北老家的人都说是祖坟冒烟了。

    给化工部部长当翻译并没有做到我应该达到的最高水平。如果不是因为外事司领导的报复，我会继续在化工部待下去，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好的专业口语翻译之一。我太喜欢专业口语翻译的那种挑战了，做一个化学工业专业翻译，一辈子都学不完。

    给部长当翻译的时候，我已经三十五岁了。这个年龄的人的业务水平应该比较稳定了，而我还在从山腰往山巅上攀登。我的起点低，英语基本上是自学的，基础薄，我不敢停止攀登的脚步，稍有松懈，就会向下滑，就会退步。

    顾秀莲是化工部第一位女部长，她平易近人，口才好，表达非常清楚，给她做翻译感到很轻松，没有压力。与外宾会谈时，她谈得比较多的是国家和化学工业的宏观政策和形势。翻译只要是一个爱学习、注意时事发展的人，就比较容易掌握她的思路。给顾秀莲做翻译，我的英语水平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每次翻译都特别成功。记得第一次为顾部长翻译是在一次化工部和瑞士汽巴嘉基（Ciba-Geigy）英国公司的宴会上。宴会结束后，英国公司的华裔工程师给他的同事说，我是他见到过的最好的翻译。

    在化工部做翻译期间，《中国日报》成了我的工具书，我几乎一天不落地阅读，在同事里我掌握的新单词是最多的。《中国日报》不一定是最好的英文报纸，但是最实用的。同事们有什么单词不会说，就会有人说刘平肯定知道。美国第一次打伊拉克期间，一天外事司的会议室有会见，翻译不是我。一个同事冲进我的办公室问：“刘平，飞毛腿导弹英语怎样讲？那边翻译还等着呢。”

    顾部长平易近人，每次翻译完毕后，她都会和我聊一会儿天，夸奖一下我的装束什么的，她总是鼓励我追求时尚。如果我在化工部外事司继续工作下去，我相信会与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很可惜我为她工作的时间不够长。

    我是化工部的首席翻译，顾秀莲的翻译任务都由我承担。后来调来一个新翻译担任外事司的副司长，他来后，顾秀莲的翻译渐渐都由他取代了，我见到顾秀莲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有两个原因，一是副司长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二是我的领导报复我，想撵走我，他不想我与顾秀莲再有接触。我离开外事司之前好长时间都没有见到顾秀莲。

    为顾秀莲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向她学到的理念让我享用到现在。我为顾秀莲做翻译的时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是比较保守的，外事纪律比较严格，我们通常不允许与工作中认识的外宾单独接触。顾秀莲说：“我们与西方人合作，首先要交朋友，建立友谊和信任，才能更好地合作。”虽然她的话在当时实践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对于我如同一缕春风从心头拂过。

    拜耳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在一次会谈后想请我与他家人一起吃饭。这位首席代表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见面，他的邀请也是诚心诚意的。我请示了外事司蔡副司长，蔡副司长要求我婉拒首席代表的邀请，理由是他只邀请了我一个人。我感觉到这样做非常不礼貌，但还是婉拒了，我必须遵守外事纪律。所以听到顾秀莲部长说与西方人交朋友，我为化工部有这样开明的领导感到振奋。

    而那位用外事纪律严格要求我的副司长，却在退休后不久，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捕。

    我也经常为潘连生副部长和林殷才副部长做翻译。

    给潘连生副部长做翻译是最困难的，他本身是工程师，懂技术。他懂一点英语，给他做翻译的时候他总是插话，给你指出来这错了那错了。有时一段话翻译到一半，他突然插嘴纠正，一下子打断翻译的思路，不知道怎样接下去。

    我陪同潘连生副部长出国到德国和英国考察，我对自己的翻译很不满意。我们专门考察医药公司、药厂、精细化工厂等，我翻译起来感到很吃力。那个曾经说我是中国最好的翻译的华裔工程师在英国接待并陪同我们考察，这次在他面前充分地暴露了我在翻译上的弱点，时不时要求他帮忙。

    潘副部长是一个和蔼的长者。在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上，潘副部长见头等舱有很多空座位，就与机组人员商量，将全代表团升到头等舱。在头等舱我见到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

    说实话，做化工专业翻译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没有学过化学，没有一点化工常识，完全靠勤奋成为一名比较优秀的专业翻译。化工专业种类繁多，我无论怎样刻苦地学习，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我的翻译水平会随着专业的变化而产生波动。

    给林殷才副部长做翻译我比较得心应手，他主管化学矿山，化学矿山开采和深加工方面的翻译是我的强项。在业务谈判中，经常有人误认我是工程师。

    给部长做翻译经常会遇到大场面，大场面一般不会谈到很深的专业问题，大部分情况下的发言也都是按稿念。如果是即兴发言，就需要翻译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十分考验人。我喜欢这种挑战！

    一次陪同林副部长参加钓鱼台的一个欧洲跨国公司的宴会，一开始告诉我说林副部长今晚不发表讲话，不需要我翻译。那天有几百人参加宴会，来自不同的部委和研究院，我没有被安排在主桌，林副部长由外方的一个华人陪同坐在主桌。

    我被安排负责一桌的翻译。那天有几十桌，每桌都有翻译，有我的同事，也有其他部委的翻译。我感到很轻松，翻译中营造了很好的气氛，宾主谈笑风生。

    宴会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听着主人发表讲话，“挑剔”着翻译的水平，享受着轻松愉悦的心情。突然，我看见外事司司长急匆匆地向我走来，说：“刘平，林副部长临时决定发言，需要你翻译。”

    按惯例，正式场合中国的高级官员只用自己的翻译。

    站在话筒前面，看着会场上的几百位中外宾客，我感到自己好了不得。

    这可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做翻译！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因为尼克松访华激起了我学英语的兴趣，将近二十年之后我站在这里为共和国的部长做翻译，这是何等的荣誉！

    林副部长开始即兴发言。我翻译得非常好，将他的言辞、口气和幽默都完美无瑕地翻译出来，全场气氛热烈，笑声不断。

    看到林副部长用赞赏的目光看着我，我感到非常幸福。

    回到我的座位上，同桌全体起立为我鼓掌。

    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面对挑战的同时，陶醉在进步与成功的喜悦中，享受着领导、同事和外宾的尊重和敬佩，那种感觉太诱惑了。

    如果不是不得已，我不会离开化工部外事司，我做翻译没有做够。

    离开化工部后，我的英语词汇量大幅度地下降。很多词汇都是现学现用的，不用了就忘记了。这算得上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

    我在与领导接触方面有心理障碍，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上司建立比较密切的个人关系，更不要说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了。很多朋友说我浪费了资源。

    我经常会想起化工部的老部长们，会在网上跟踪他们的消息。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林副部长于2012年4月去世了。

    我曾经给后来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顾秀莲写过一封信，向她汇报了我的工作。顾秀莲亲自给我回了电话。她说：“刘平呀，你怎么不来看我呀。”我很感动。

    顾秀莲现在已经快进入耄耋之年了。

    我在电视上无数次见到她。三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晚会，远远地看到她。我心里有一种冲动，想上去与她打招呼，我已经二十年没有与她面对面地说话了。我忍住了，那天的场面太大了，来了很多各界领导，她忙着与他们寒暄，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没有眼力见儿。

    为共和国部长做翻译的那段经历是我可以回味一生的财富。

    走进旅游行业

    三十六岁的我在胜明的介绍下走进了旅游行业，被分到欧洲一部意大利处，开始就是打杂。我对旅游一点都不懂，心甘情愿地为大家服务。

    欧洲一部下设游船处、英语处、法语处、意大利处和计调处。我在1992年春节后上班，意大利处忙极了。我因为不能帮上忙而感到内疚和不安。我不理解旅行社为什么会这样忙，办公室里这样混乱。我尽其所能干一切我能干的事情，包括打扫卫生、打开水等等一切杂活儿。

    处里员工大多数是学意大利语的。处长是学英语的，叫龙南方。这个人在我的事业发展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

    欧洲一部的人都在传说我是开“后门”进来的。我从一部分人的眼光中看到了“歧视”和“不屑”，但我埋头干我的活儿。

    计调处就是为外联做后勤工作的，负责订餐、订火车票、机票等。每个外联部门有一个计调人员负责，负责意大利处的计调叫蝴蝶花。我经常到计调处去将一些杂七杂八的资料放在档案里。当时没有实行电脑管理，计调处满屋子都是档案，有时要花很长时间找到需要的档案。我刚来，人生地不熟，免不了要问蝴蝶花，蝴蝶花对我很不耐烦。计调处的人经常在一起闲聊，开玩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不耐烦，她又没有在忙工作。我什么都不说，还是干我的活儿。

    不久，部长洪常青找我谈话，让我分管荷兰市场。当时已经有了一个负责荷兰市场的男孩儿，叫红军，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欧洲一部工作两年了。他当时正在等荷兰签证，到一家荷兰旅行社实习。两年的时间里，他大部分时间可能也是给别人打杂，真正负责荷兰市场的是龙南方处长。龙南方被提拔到美大部当部长，需要一个人接手他的荷兰市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挑我，我当时对旅游一无所知。

    龙南方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向我交代了工作，然后把所有档案一股脑儿地交给了我。从此以后，我就掉进了“苦难的深渊”。我从来没有做过旅游，对怎样操作团队一无所知，没有一个人来告诉应该怎样做。我的老师是红军，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在这个单位工作已经两年了，但对旅行社团队操作了解甚少。后来我了解到，在中国的旅行社工作，有客户就有了一切，而有客户又和自己的经济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手里握着客户的人，想方设法不让其他人介入。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让别人分担他的工作，哪怕是累死。中国的旅行社没有团队合作精神。

    龙南方到美大部上任去了。我面对着一大堆文件不知如何下手，幸好有红军帮忙。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红军被荷兰使馆拒签。我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早上七点到办公室上班，晚上九点以后，甚至半夜才回家，日复一日。没有人教我，还有人看笑话，大家也想看看这个开后门进总社的人到底有多大能耐。

    龙南方时不时地到我办公室来转转，翻翻我的文件，然后扔下一句：“这个团该转件了。”我不知道什么叫“转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转件”。

    “转件”就是提前一定的时间将客户确认的团队日程编制成接待计划，下发到有关城市的接待社。接待社根据接待计划的内容进行吃、住、行、游、购、娱的安排和预定。不及时“转件”的后果就是该做的预定没有做，客人来到中国旅游可能机场没有人接，饭店没有留住房，地接社没有做相应的旅游安排。

    我不知道什么叫“转件”，什么时候“转件”，怎样“转件”，没有人告诉我。结果可想而知，我每天接到地接社或客人无数个电话。地接社说客人找到他们，但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接待计划，所以没有做任何预定；客人在机场或火车站打电话来抱怨没有导游接他们；外方领队打电话抱怨地接社的安排和他的计划不一致。我必须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就慌乱不堪地翻原始文件，查看是哪个团出现了问题，核实客户要求的服务内容，检查是否与我方报价的内容符合。几乎所有的电话都是急茬儿，我是一个新手，业务不熟悉，客人在电话那头等着呢。那种心急如焚的感觉对像我这样一个责任感和自尊心特强的人简直就是煎熬。那段时间，我只要听到电话铃声响，神经就异常紧张。

    一个一百多人的医生团，一年之前就做了预定。我在“转件”的时候，按照客户的要求做好了北京——西安——桂林——上海的安排。团来华之前一个星期，客户来传真，与我最后一次确认日程安排，我才发现该团早已经在半年前就改成了上海入境，整个行程掉了个头。我翻遍了整个文件，在最后一页看到一张字迹模糊的传真证明客户的确在半年前做过行程更改。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么慌乱，一个星期内，要为一个一百多人的团队重新预订饭店和飞机票。

    最难的是报价。实际上，如果当时龙南方肯多花一点时间和我做一个详细的交接，事情也不至于这样难。旅行社每年都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向客户提交系列团和散客合同价格，然后全年都按照合同价格执行就行了。每当收到客户询价时，系列团有固定的价格，散客团根据客户的要求只要按照合同价格加加减减就可以了。没有人告诉我怎样做。收发室每天把荷兰来的传真和电传统统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一张一张地看，一点一点地琢磨，然后按照传真或电传的要求计算价格。我不知道有全年的合同价格，凡是收到新的询价，我都要重新计算一遍。速度很慢，每天到下班都干不完，加班到深夜是常事。往往第二天收到客户的答复都是抱怨这里错了那里错了。我给客户解释我是新手，请他们原谅我。客户有时候说话态度很不耐烦，我自尊心特别受伤害，同时也感到特别内疚，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荷兰市场的特点是散客多。荷兰人是非常成熟的旅游者，他们热衷于猎奇和冒险，他们要求的旅游路线奇特而且时间长。如果你在云贵高原或新疆的沙漠看见背着背包，甩着长腿大踏步徒步旅游的人，很多都是荷兰人。他们要求的不是常规旅游，而且去的地方交通不方便，条件相对恶劣，因此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为他们设计路线，寻找合适的交通和住宿，还要想办法节省费用。

    我后来问过欧洲一部部长洪常青为什么敢将荷兰市场交给我这样一个新手。他告诉我，龙南方提拔到美大部后，谁都不愿意接荷兰市场，因为散客多、路线奇特，做起来十分麻烦和琐碎。部领导不得已决定孤注一掷将荷兰市场交给我做，而且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刘平把荷兰市场全做丢了，充其量也就是三千多人。总社当时还是处于入境游市场的垄断地位，口气大得很，居然舍得丢掉三千人，也因此可以想象得出荷兰市场有多么难做。

    1992年2月至12月我不知道是怎样过来的，到现在想起来都还感觉到是噩梦一般。我不懂怎样做，没有人帮助我，我感到孤独无助，暗无天日。我早来晚走，经常是整个办公大楼只有我的办公室是亮的。看到其他人轻轻松松就干完了活儿开始谈天说地，就想到自己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差！

    有人对我说：“龙南方一年做了三千多荷兰游客，你如果能保持这个量，你在总社就站住脚了。如果今年你给降到两千人，你就惨了。”

    有一天我终于崩溃了。我给荷兰一个客户报一个二十多天线路的价格，路线十分奇特，我几天都没有报出去，客户特别不满意。晚上我很晚回到家里，筋疲力尽，顿时觉得非常绝望，夜不能寐，开始哭，一直哭到早上四点钟。当时是夏天，天亮得很早。我四点钟离开家，不到五点就到办公室，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下班后，我终于支持不住了，来到在北京为数不多的一个好朋友家开始号啕大哭。她送我回到我简陋的家，并且陪了我一夜，不断地安慰我。我又哭了一夜。

    一天，我没有忍住，在办公室哭了起来。这终于引起了领导的注意，领导安排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同志来帮助我一起做荷兰市场。我将那条二十多天长的路线询价交给了她，她看了一下日期对我说：“你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把价格报出去，你这样工作可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报出去，否则客户都让你丢掉了。”我自然是惭愧得无地自容。

    又过了三天，我发现这位在旅游战线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同志还没完成报价，心里感到安慰许多。

    我每天默默无语地埋头工作，使大家对我产生了好感。当一个人是弱者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对你很友善。

    一天，我在传真室发传真，一个法语部的同事看我累成那样，愤愤地说：“龙南方太不地道了，把这么大堆工作甩手扔给一个新手，故意不好好交接。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看别人的笑话，就是不想让别人比他做好了。”我与那位同事不熟，我只是听着，不发表任何议论，但心里挺受用的。我也是这样想，但是不敢轻易下结论，也不敢说。

    我当时真的很绝望，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的工作，我没有户口，离开这里又没有别的地方去。我想四岁的儿子，调到总社后，我暂时将儿子放到奶奶那里一段时间。可是我每天这样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将孩子接回来？龙南方的做法让我对旅行社行业产生了误解，想到自己一辈子都要这样地工作，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感到不寒而栗。

    我濒临崩溃的边缘。一天晚上，我路过中山公园的厕所，看见看守厕所的人坐在厕所外面抽烟，脑子里立刻冒出一个念头：我情愿与他换工作。

    1992年以前，所有的接待计划都是手写出来的，提交到打字室打字印刷后邮寄给各个合作单位。我刚到总社时用的还是手动打字机。1992年，公司建立了计算机中心，每个部门配备了电脑终端，要求所有的接待计划都要用电脑做。当时公司绝大多数的员工都不会用电脑，效率特别低，做一份计划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所有的景点、餐厅和饭店都用字母做代码，外联人员需要掌握所有的代码，我每天要做很多接待计划，电脑程序不熟，代码记不住，心里十分焦急。根据日程的要求应该安排慕田峪长城，我找不到慕田峪长城的代码。问红军怎么办，红军说用八达岭长城的代码代替。我半信半疑地看着他，问：“你肯定？”他说：“没问题。”结果团到北京后，领队打电话说：“我们要去慕田峪长城，为什么安排八达岭？”像这样的错误犯过很多。现在看来，这样的错误是很低级的，但在当时确实是司空见惯的。

    从1992年2月到2002年1月1日，我在总社整整工作了十年。我把荷兰市场从三千人，做到四千人、五千人，最后做到一万人以上。我成功了！龙南方说，如果不是当初他那样对待我，我不会进步这样快。他讲得有道理，但我绝不会像他那样对待一个新员工，只有不善良的人才会这样残忍。直到现在，我对那些不善待新员工的人都“恨之入骨”。

    领略西方人的傲慢

    1993年夏天，总社与荷兰某旅行社做了一个荷兰奖励旅游团。这个团是荷兰阿克苏诺贝尔公司（Akzo-Nobel）组织的，团员全部是男性，一共三十七人。荷兰旅行社反复强调这个团非常重要，要求我亲自做这个团的陪同。我当时在总社工作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从来没有当过陪同。我虽然没有经验，但是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极端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所以荷兰旅行社点名要求我带这个团。鉴于这个团的重要性，荷兰旅行社安排了本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担任这个团的领队。这位高级经理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魏旋柳。我和魏旋柳平时工作联系很多，关系很好，她当领队我做全陪是绝好的搭配。

    奖励旅游是现代旅游的一个重要项目，是为了对有优良工作业绩的员工进行奖励，增强员工的荣誉感，加强单位的团队建设，用公费组织员工进行的旅游。这种旅游不是单纯观光休闲，一般企业会通过专业的旅行社策划和安排主题晚宴、酒会和或专题活动等，给员工以“惊喜”、“感动”，以此来弘扬企业文化，传达企业对员工或经销商的感谢与关怀。奖励旅游让每一位参与者都享受一回“贵宾”的体验，成为其“生命中的经典之旅”，企业以此激励他们不断为公司创造价值。

    荷兰阿克苏诺贝尔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工业企业，是全球最大的涂料生产厂商，在装饰涂料和功能性涂料领域排名第一，并且是专业化学品的全球主要供应商。

    虽然奖励旅游在欧美已经盛行很多年，但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人知道奖励旅游是怎么一回事。那时中国的旅行社大都不懂得怎样做奖励旅游，没有做奖励旅游的专业人才，甚至没有奖励旅游的概念，更没有对从业人员做过奖励旅游策划和接待的专业培训。中国的旅行社长期以来热衷于操作系列团队，每个团的节目都是一样的，只需要复制就行了，因此奖励旅游团也被当作常规旅游团运作了。国外客户虽然对中国旅行社的服务不满意，但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阿克苏诺贝尔奖励团的团长名叫汉斯，是阿克苏诺贝尔公司的公关经理。这个团用的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酒店中国大饭店，可见这个团的标准很高。

    汉斯从一开始就看不上我们的服务，对什么都不满意，对什么都挑剔。我十分理解汉斯的态度和做法，当时中国旅行社的服务质量和理念根本达不到接待奖励团的水准和要求。我实际上也是在干中学，感到很理亏。我积极配合汉斯，他提出的要求我都尽力去满足。

    汉斯经常组织奖励团到西方国家旅游，他用西方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差距相当大，没法不生气。无论他对我态度如何粗鲁如何傲慢，我都能接受和理解。他对魏旋柳的态度也不好，我和魏旋柳整天像个受气包似的。魏旋柳毕竟是荷兰人，汉斯对她多少收敛一些。

    无论我怎样努力，汉斯都看我不顺眼，我心里很委屈，表面上还是乐呵呵地为团员殷勤地服务着。实际上，虽然团长对什么都不满意，团员们都挺高兴的，我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这个团的日程是北京和上海两地。从中国大饭店出发去机场的时候，团员们都上车坐好，我清点了人数后，让司机发车。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汉斯黑着脸对我说：“你上车干吗？你下去！”

    我很惊愕：“我是全陪，我要陪你们去上海。我不乘车怎样到机场？”

    汉斯：“你去坐行李车，去照看行李。”

    我：“行李有专门行李员拉到机场并负责托运。我们全团办理的是团体机票，只有一张票，全陪必须与团队在一起，为团队提供服务并一起上飞机。”

    汉斯不吭气了，脸拉得老长。

    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么的尴尬和委屈，没有想到汉斯会这样的无理取闹。我对汉斯不抱任何希望了，不指望能取悦这个傲慢的荷兰人，心想只要能对得起良心就行了。

    然而，天助我也！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汉斯对我彻底折服了。

    我们办理了登机手续，进入候机大厅等待。

    飞机晚点了。由于天气原因，起飞的不能起飞，抵达的不能抵达。那时候用的还是北京机场的老候机楼，条件差，服务也不好。大量的飞机晚点，机场柜台仍然在办理登机手续，越来越多的乘客集中在候机大厅。只知道飞机晚点，没有人能告诉确切的消息。广播通知只讲中文，那些没有全陪的外国团队和散客听不懂，急得要命，只有我的客人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聊着天开着玩笑。我四处联络，询问机场，询问公司，不断地将了解到的信息传达给客人。

    我们中午十二点左右就抵达了机场，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消息。机场通知说给每个乘客点钱弥补损失。我去领了钱，买了矿泉水和巧克力分给客人。没有几个外国人去领钱，因为听不懂。我一边不停地打听消息，一边很镇静地向客人通报消息，客人们很心安理得地等待，没有觉得时间有多么难熬。他们看到其他外国乘客满头大汗地到处打听消息，觉得自己有全陪服务，很有优越感。汉斯在这种时候束手无策，也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对我说话也客气很多，脸上还出现了笑模样。

    陆续开始有飞机起飞了。广播通知乘客登机的信息，外国乘客听不懂，只听见“上海”或“西安”等地名。去上海和西安的飞机有很多班，外国乘客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航班，都挤到候机大厅中央的问讯处询问，场面极其混乱。我尽量帮助外国乘客翻译和解释，人太多了，帮了这个帮不了那个。我的客人坐在那里看着混乱的场面，暗自庆幸自己幸好有全陪。

    不断有航班起飞，航班起飞的顺序不是有规律的，晚点的飞机没有起飞，而准点的飞机优先起飞了。中国乘客开始闹事了，一个航班的中国乘客联合起来排队举着航班号的牌子在候机大厅里游行示威，围着大厅中央的问讯处绕圈子，有节奏地喊着口号。这一下更热闹了，别说外国人，就是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我的客人兴致高涨，纷纷拍照，看西洋景。

    下午五点钟了，我们的航班还没有起飞的迹象。在这之前我已经打电话给中国大饭店预订了当晚的房间，同时通知上海的酒店我们有可能要取消当夜的住房预订，通知司机将大巴车开到机场待命。我询问机场是否可以带领客人到外面吃晚饭，机场同意了，提醒我随时与机场联系航班信息。我又预订了丽都饭店的墨西哥餐厅。

    这个团有我当全陪真的很幸运。一般情况饭店或餐厅都不会直接接受陪同的预订，只有外联人员才有权力更改计划。我本人就是外联人员，饭店和餐厅都买我的账。如果是职业陪同接这个团，那天就麻烦了。职业陪同权力有限，更改计划要经过外联人员的认可，那天又是周末，陪同协调起来很麻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很多外联人员没有手机，甚至没有家庭座机。

    我将客人带到丽都饭店的墨西哥餐厅，客人很兴奋，因为在此之前客人用的大都是中餐。汉斯更是无话可说，我能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将事情很快搞定，让客人们高兴，他不佩服都不行。机场那边传来消息说我们的航班不能起飞了，延误至第二天。我带领团队回到中国大饭店，抵达时，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第二天，我们又在同一时间赶到机场，航班继续晚点。这时我和魏璇柳在团员中已经建立起绝对的威信，没有人抱怨，都在候机大厅耐心地等待。航班一直到午夜才起飞。等飞机飞到了解除安全带信号的高度，正好是半夜十二点，我们的团队三十七个男人齐声唱起了荷兰的生日歌，一个团员今天过生日，真是一个快乐的巧合！

    上海的日程安排也有很多问题，汉斯仍然不高兴，但他不再针对我个人了。我和魏璇柳积极配合他解决问题，我们一起到餐厅去打前站，汉斯对桌子的布局不满意，我们一起动手重新布置。

    在上海期间汉斯虽然表情依然严肃，但事事处处都在照顾和维护我了。用餐时我忙着照顾大家，汉斯叫我好好吃饭不要管别人。一个客人说他的箱子坏了，我答应陪他去买一个新的。汉斯对那个客人说：“你不要麻烦平，自己解决。”

    送团队到上海机场的路上，汉斯说了一些感谢和赞扬我的话，赢得全团的热烈鼓掌。汉斯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对我说：“感谢你出色的服务，这是你的小费。”我做了一件今生今世都为之自豪的事情，我说：“谢谢你！我不接受小费。”汉斯：“你肯定？”我说：“我肯定。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今后你还能与我们公司合作。我们会做得更好。”汉斯说：“一定的。”

    航班晚点本来是坏事，但却成全了我，让汉斯了解了我，也了解了全陪的作用。

    魏璇柳没有与团队一起回荷兰，她留下来考察饭店。送走团队后，几天的辛苦和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们俩都哭了。魏璇柳说：“以后阿克苏诺贝尔公司即便不与我合作了，也会与你合作。”

    我与魏璇柳坐出租车去考察酒店，将钱包落在车里了。我拒绝了小费，又丢了钱包，亏大了。我和魏璇柳一直在猜测那个信封里到底装了多少钱，结论是不会太少，因为信封很厚，何况那时外国人还在用外汇券。

    虽然汉斯对我很凶，甚至有侮辱的成分，但我从来没有恨过他。我从这个团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是对我今后从事奖励旅游事业的启蒙教育。

    西方人如何与中国人合作是值得商榷的。在我们学习和进步的同时，西方人也要学习和进步，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经验不能完全在中国应用。如果这个团的全陪不是一个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人，可能会与团长吵起来，那对这个团队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西方的客户或领队不知道怎样与中国人或中国的公司合作，他们的态度不是解决问题的，而是将问题更加复杂化。双方在一种不愉快的氛围中合作，是不可能为客人提供最佳的服务的。然而，作为中国的旅行社，我们不可能有很多机会去教育西方人，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功课。如果我们的服务质量无懈可击，与西方人的关系也就简单了。现在中国进步了，具备了发展奖励旅游的硬件和软件，没有理由让客户不满意了。

    那年中秋

    到总社工作不久后的一个中秋节，我与儿子和保姆一起吃饭，欣赏电视中秋晚会，电话响了，是总社值班室打来的。一个荷兰游客突发心脏病，死在协和医院。这个团是我的同事红军负责，红军到女朋友家吃团圆饭去了，总社值班室找不到他，就找到了我。

    说实话，自从进了总社的大门，一年到头忙个天昏地暗，能和家人安安心心吃顿团圆饭，都成了奢望。

    我急急忙忙往医院赶，一路上都在想怎样安慰那位不幸的遗孀。

    这对印尼荷兰籍老夫妇随团来华旅游，丈夫犯病住进医院的当天，团队离开北京到下一城市去了。

    悲痛万分的遗孀坐在急诊室外的长椅上，目光呆滞……

    我蹲下来，握住她的双手，声音尽量轻柔地说：“你不要担心，有我在这儿，我会帮助你。”

    可是老太太不懂英语，只说荷兰语和印尼语，我俩无法沟通，真急人！

    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印尼归国华侨来医院看望病人，见此情景立即上来做翻译。天助我也！在北京生活的印尼归国华侨并不是很多，能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遇到一位，真是“上帝的安排”。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怎样处理遗体，就地火化还是运回荷兰？老太太说要与家人商量后才能决定。

    大夫说：“现在要把遗体运到太平间停放。这件事通常都是由亲属协助医院工作人员来做，可是这位死者除了老太太以外，没有别的亲人在场，只有请你代劳了。”

    义不容辞！

    通往太平间的走廊很长，我一只手扶着灵车，另一只手牵着老太太，想尽量多地把温暖传递给她。我能想象得出在异国他乡失去亲人，心情会有多么凄凉。

    太平间里，立着一排排冷冻柜，每个柜子上都有姓名和编号。工作人员拉开一个空柜子，对我说：“我抱头，你抱脚，咱俩一使劲把遗体放进去。”

    我没有犹豫。冥冥之中一定有人（神）特意安排我为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人送终，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缘分吧！

    我抱着死者的脚时，老太太脸上带着一丝笑意对我说：“我丈夫很重。”我很欣慰，老太太没有被击倒。

    做完这一切，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接下来是安置老太太。大夫说：“老太太年纪大了，最好有人陪她过夜，以防万一。”

    老太太这时已经非常依赖我了，走哪儿都抓住我一只手不放。

    我给老太太安排了酒店，帮她接通家人的电话……

    我打电话给幼小的儿子说妈妈晚上不能回家住，要陪荷兰的奶奶，因为荷兰的爷爷去世了。

    第二天上班，我把剩下的事移交给了红军。红军特别内疚地说：“真不好意思！下次死人我一定去抬尸体。”下次？希望这种事永远没有下次！

    成功的背后

    我成功了。

    1999年我被评为“首都紫金杯”先进个人。“首都紫金杯”是北京旅游产业的最高荣誉。

    总社的企业报纸以《梅花香自苦寒来》为题目发表了一篇文章宣传我的“先进事迹”。文章开头对我进行了如下介绍：

    1999年是刘平同志来总社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在这八年里她从一个旅游行业的门外汉成长为最佳岗位能手，从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成长为总社欧洲三部的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她所主管的市场的外联人数和营业额连续八年持续上升。1998年由她负责的欧洲一部荷兰希腊处创造毛利1049万元人民币。1998年底总社根据市场发展和管理的需要，成立了欧洲三部，由刘平同志担任副总经理并主持工作。一年来，她不负众望，在市场受到俄罗斯经济危机、科索沃战争和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等一系列事件的严重冲击下，带领全部二十六人超额完成了社领导下达的业务指标，创造毛利1541万元人民币。

    我1992年加入总社后，凭借出色的业绩不断被提升，从普通员工到副处长、处长、部门执行副总经理到部门总经理，七年间连升四级，在当时这个企业里是比较少见的。我职务的提升与我为企业创造的利润是成正比的。

    1999年年底总社成立了欧洲三部，负责北欧、东欧、荷兰、希腊、俄罗斯等旅游市场的开发与销售，任命我为副总经理（没有总经理）。部门总经理的待遇之一就是公司给配置小汽车。当一辆崭新的桑塔纳2000的钥匙交到我手里时，我拿着钥匙不知所措，感觉天上掉了一张馅儿饼正好砸在我的嘴里。那时我还不会开车，不知道怎么办。

    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了解我的人会知道这后面包含着多少甜酸苦辣。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野心，只想做好我自己的工作。有些一心想当官的人，绞尽脑汁都不能如愿，“有心浇花花不开”，而我这个从来不想当官的人，却“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总社工作的十年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周末、多少个节假日是在办公室度过的，晚上回家的路上总是披星戴月。

    每年的春节我都在办公室值班。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但西方客户不放假。那时电子邮件还不普及，为了与客户保持联系，处理一些紧急事务，春节期间公司都要安排人员值班。

    我在总社工作一年后将儿子接到身边，送他上全托幼儿园。根据幼儿园的规定，家长可以在周三将孩子接回家过夜，如果家里没有人照看，也可以不接。我没有时间，周三从来不接孩子回家。虽然不是强制性的规定，但老师对我不接孩子很不高兴。如果孩子都回家，幼儿园的老师也可以休息了。我总是向老师赔笑脸。

    每到周三，大多数孩子都被家长接回家了，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孩子留下。留下的孩子看到小朋友一个个被接走，很受伤害。周三下午，老师就让回家的小朋友坐在靠门口的一排小凳子上，等着家长来接，让不回家的小朋友到院子里去玩。儿子明明知道我不会去接他，但每次他都和回家的小朋友一起坐在小凳子上等待。小朋友都走光了，就剩他一个人还在那里等待，盼望我能奇迹般地出现。

    我经常没有时间参加幼儿园的家长会。有一次家长会前，我到幼儿园请假，公司有急事要处理，不能参加家长会。我走时，儿子就开始哭，不哭出声，眼泪哗哗地流。

    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没有户口，没有学校接收。我求爷爷告奶奶、找熟人、送礼，终于将儿子安排在北京三里屯三小，每个学期都要缴纳额外的借读费。

    我拼命地工作，除了对工作的责任心外，我需要在北京站住脚，为儿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无论春夏秋冬，我每天清晨六点起床给儿子做早饭，七点出门，骑自行车将儿子送到学校，再骑车到地铁站，乘地铁到公司。下午由小保姆接儿子，乘公共汽车回家。我总是在加班，儿子的功课没有人辅导。晚上人在办公室加班，心里惦记着孩子。小保姆年轻，管不了儿子，俩人还经常打架。回到家后，看见儿子作业做得乱七八糟的，心里焦急万分，却又无能为力。别人家的孩子业余时间学一种乐器或一项体育运动，我儿子什么也没有学。

    儿子极其贪玩，班主任老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儿，对儿子非常不满意，儿子对她也极端地抵触。我总是想办法讨好老师，平时送点小礼物，或送演出门票。

    过新年的时候，我给老师准备了好几本精美的日历，用彩纸包好，让儿子带给老师。儿子的同学看到儿子手里拿的礼品很好奇，儿子就将礼品打开给同学看。同学们每个人都用手摸，将日历摸得脏兮兮的。儿子将日历胡乱裹上送给了老师。老师见到脏兮兮的礼物，气不打一处来，认为家长太不懂事了。这个误会一直到很久以后与老师交谈我才知道。

    一次，一个荷兰客户带着夫人和儿子来北京旅游，荷兰客户的夫人是一位小学老师。我与儿子学校的校长商量是否可以允许我的客户一家参观儿子的班级，校长同意了。我给儿子的班级三百元招待费，儿子的班级准备了糖果饮料，布置了教室，排练了节目，客户一家受到很好的招待。儿子的同学们表演了很多节目，儿子没有参加表演。班主任老师安排他和另外几个淘气的孩子坐在教室的角落里，以防他们调皮捣乱。

    儿子生病是我最难挨的日子。儿子得了鼻窦息肉，光是手术就做了三次。每次手术的前一夜，我都背着人哭一场。

    对孩子生气、内疚和着急，几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极其的痛苦。

    工作压力大，又没有人能分担抚养儿子的责任，我感到身心极其疲惫。

    冬天的日子特别难熬，尤其是下雪天。儿子长大了，越来越重，我用自行车驮着他在雪地上骑行非常吃力。

    我与儿子和小保姆生活在一个四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厅的单元房里。小保姆住在狭小的客厅，我和儿子一直睡一张双人床。儿子长得很高大，两人睡一张床非常不舒服。尤其是夏天非常难过，家里没有空调，又是住在楼房顶层，天花板被太阳烤了一天，房间里跟烤箱似的，晚上睡觉大汗淋漓，我和儿子都睡不好觉。那时候还是国家分配房子，国营企业分配房子论资排辈，我无论给企业创造多少财富，由于在总社工作的年头不长，没有资格分配到更大一些的房子。

    孩子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将他送进私立寄宿学校，将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交给学校，让自己能有点喘气的时间。

    我没有时间精心照顾和培养孩子，心里十分内疚。

    一次我在办公室给儿子打电话，被意大利处的一个同事听见，他感动得不行了。他平时看到我风风火火地工作，没有想到我会用那么耐心那么疼爱的口气与儿子说话。每次在电话中告诉儿子我不能早回家看他的时候，心都感到刀割般的痛。这种强烈的感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是一个单身母亲，虽然有丈夫，和没有一样，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扛。如果有一个人与我分担压力，日子可能要好过得多。

    公司的门卫经常见我早上第一个来上班，晚上最后一个下班，挺心疼我的，对我特别热情。我有时会在大门口停留几分钟与他们说说话，那段时间他们给予无助和沮丧的我很大的心理安慰。

    我被提拔为欧洲三部总经理的时候，门卫说：刘平是苦干出来的。

    《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介绍我：

    今天的刘平得到了领导的信任、下级的拥护和客户的普遍赞赏，她把这一切归结为她对国旅的忠诚、对旅游事业的热爱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她不赞成只讲奉献不计索取的说法，认为这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如果一个人做每件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从中获取什么，这个人就很难把这件事情做好，就不可能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欠他的太多。

    顺便说一句，《梅花香自苦寒来》这篇文章是我自己写的。总社的报纸让欧洲三部写我的先进事迹，我坚决反对。编辑恳求我支持他的工作，我不想为难他。欧洲三部的党支部书记写了一个草稿，全是肉麻的吹捧，都是空话。我决定自己写一篇“自我吹捧”的文章。

    我终于成为北京人

    我刚进入总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通过开后门进来的。

    我到人事教育部报到时，部长对我说：“虽然总社接收你了，但希望你以后不要成天到我这来闹，要求解决户口。”

    人事教育部部长认为我是靠关系调到总社的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对我说话口气比较冷淡。

    我赶紧说：“我绝不会来找您闹。”

    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我没有户口，却是一个国家大企业的正式员工，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为什么命运这样地眷顾我。

    我说到做到，从来不提户口的事。那时儿子四岁，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没有户口暂时没有造成太大的困难。

    儿子上小学时，由于没有户口，交了高昂的借读费才得以留在北京读书。直到这时，我还坚守着自己的诺言，不给总社找麻烦。儿子上中学，我将他送到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没有户口的限制，交钱就行。

    我的工作越做越好，在总社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人会想到我还是一个“黑人”，没有北京户口。

    我一直认为这是总社领导考虑的问题，如果企业需要我，总社这样一个大企业要想解决我的户口问题还是办得到的。

    人事教育部部长对我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变了，见面总是笑嘻嘻的，时不时还夸奖我两句。即便这样，我也恪守诺言，绝不提户口的事儿。

    我一直到1998年才获得了北京户口。

    总社来了一个新领导担任企业的副总经理，在他来总社之前，我就通过杨胜明认识了他。他听说我在总社工作了将近六年还没有解决户口，大吃一惊，立刻将我户口的事情列入议事日程。

    北京户口是非常珍贵的，企业每年从上级主管单位获得有限的户口进京指标。获得北京户口要有很强硬的背景或靠山，城市户口经常当做钱权交易的砝码。按照北京的政策，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人可以破例解决进京户口，我符合有特殊贡献的标准。

    1998年总社的上级主管单位国家旅游局有两个进京户口指标，我作为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人获得了一个指标，结束了“黑人”的生活。按照政策，儿子和丈夫的户口也随我办到了北京。

    自1979年从贵州来到北京（户口在河北涿州，人基本上在北京工作），到1998年，奋斗了十九年后，我终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北京人。

    我与“人民对人民”的缘分

    经常有人问我是怎样与“人民对人民”认识的。

    1997年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叫“人民对人民”的组织存在。自1992年我在总社工作以来，主要负责荷兰市场，我所在的欧洲一部主要经营常规系列旅游团产品。虽然我非常努力，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相同的工作，让我对这种缺乏挑战性的工作开始感到倦怠，想到也许一辈子都要这样度过，对前途感到有些茫然。

    直到1997年上半年的一天，一个偶然又必然的机会让我遇到了“人民对人民”，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命运。

    欧洲一部有一个“游船处”，负责国际海洋游船游客的中国境内接待工作。其中有一条船叫“公主号”，“公主号”有一个外联经理叫威尔·博格，是个美国人。他长期与“游船处”合作，与“游船处”处长的关系很好。后来，威尔·博格辞去了“公主号”的工作，在“人民对人民”国际协会的下属公司“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以下简称“大使项目”）找到一份职务，担任成人旅游部的部长。

    当时，“大使项目”与中国很多单位合作，包括中华医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新大都国旅等等。威尔·博格与总社合作多年，有感情。他到“大使项目”工作后，立刻与当时随丈夫在中国驻美国领事馆工作的原“游船处”处长秀丽联系，表示希望与总社合作。威尔·博格给秀丽寄了一大包关于“大使项目”的资料，秀丽又将资料寄给欧洲一部的部长。

    我在欧洲一部的传达室看到这包资料时想：其实我才是做这家客户业务的最佳人选。但也就是想想而已，这是“游船处”招揽的生意，不可能让我做的。没有想到过了两天，欧洲一部部长找我谈话，说决定将这个客户交给我做。还说，因为我有在中央部委工作的经验，所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就这样，我意外地获得了与“大使项目”合作的机会，并不是后来传说的我抢了其他部门的客户，这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我还真没有那个本事。

    据我所知，当时“大使项目”的一些员工对威尔·博格坚持与总社合作很有意见。“大使项目”以前曾经与总社的“美大部”合作过。当时总社对入境游市场的垄断地位还很强大，对“大使项目”具有相当挑战性的产品不感兴趣而自动放弃了。由于威尔·博格的坚持，我才有机会为“大使项目”工作。威尔·博格在“大使项目”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离开了，我们也失去了联系。我很感谢他，没有他，我不可能遇到“大使项目”。“大使项目”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与我调侃时也说：“没有威尔·博格，我们也不会认识这么优秀的你。”

    “人民对人民”是由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6年本着“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应该通过对话和面对面的交流达到相互理解和信任，来实现世界和平”的目的创立的一家国际协会。美国历届总统均担任过“人民对人民”的名誉主席。艾森豪威尔的孙女玛莉·艾森豪威尔是该协会的现任主席。

    我之所以喜欢做“大使项目”的团队，是因为这些团队的特殊性质。“大使项目”每年与全世界八十余个国家的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大学及其他机构联合举办科学、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这些专家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医学、法律、科技、教育、美术、农业、金融、建筑、交通、制造加工及自然资源发展等广泛的领域。他们来到中国与中国的同行交流，相互学习，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信任，其中不少人与中国相关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称他们为“人民对人民专业代表团”。

    “人民对人民专业代表团”与普通旅游团有很大的区别，团队来华访问日程百分之三十是游览，百分之七十是学术交流，这对组团人是很大的挑战。

    “大使项目”每年组织约两千专业人士到中国来旅游和交流，绝大部分的专业人士来自美国。1997年以前，“大使项目”与中国的很多旅行社或协会合作，接待质量参差不齐。

    1997年下半年“大使项目”与总社合作后，将部分团队交给总社操作，由我直接领导。我们的服务明显好于其他旅行社或协会，很快赢得“大使项目”的信任。从1998开始，“大使项目”的专业交流团只与总社一家合作了。

    “大使项目”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开始组织“人民对人民”专业交流团到中国访问，迄今四十年从未间断过，为中美两国的民间友好交流做出了贡献。

    鉴于玛莉·艾森豪威尔女士对发展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的贡献，2007年4月1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我与玛莉·艾森豪威尔女士成为好朋友，我们是同龄人，有很多共同语言。

    与“大使项目”合作的过程中，我与很多热爱中国的美国人成为朋友并让他们爱上中国，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乘上9·11后第一个航班飞美国

    我1997年开始与美国“人民对人民”合作，因为业绩突出，我终于在2001年有机会到美国拜访客户。总社有严格的市场分工，我是负责欧洲市场的，原则上不允许去美国销售。

    我预订了9月16日的美联航飞西雅图航班的机票。9月11日，妹妹打电话让我立刻打开电视看香港凤凰卫视直播的关于9·11的新闻。从那一刻起，我白天黑夜都盯着电视看，晚上睡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生怕漏掉一点与9·11有关的消息。

    我打电话到机场询问飞美国的航班是否正常，被告知所有飞美国的航班都取消了。我每天打电话询问航班信息，直到9月15日还不知道第二天是否能飞。

    每年一度的美国芝加哥奖励旅游展销会在9月下旬举行，中国国家旅游局每年都带领各地方旅游局和企业参展。9·11后国家旅游局取消了到芝加哥参展的行程，总社美大部也取消了美国促销计划。

    客户早就知道我要去拜访他们，如果因为9·11取消了美国之行，我觉得太不仗义了，这不是我的风格。大家都认为这个时候去美国危险，我就更应该去了，我相信这个时候客户更需要友谊和支持。客户问我是否如期访问，我说只要航班起飞，我就去。

    9月15日晚上我得到消息说美联航第二天有可能要飞。16日一早我赶到机场，美联航柜台前排起了长龙，几天滞留在北京的美国乘客急切希望乘9·11事件后的第一个航班飞回美国。

    在西雅图机场过边检的时候，边检人员要求我出示客户的邀请信，我才发现忘记带了。边检人员说：“没有邀请信，你不能入境。”我说：“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来美国？”边检人员愣了一下，随即就放行了。

    客户很感激我能在别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访问美国，也因此更加信任和喜欢我。

    匿名信风波

    1999年和2000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两年。2000年春节之前，公司总经理请我和另外一个部门总经理吃饭。

    席间他说：“知道我为什么单请你们两人吃饭吗？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公司所有的部门总经理中只有你们两个最默默无闻地工作，没有给领导添任何麻烦就做出了很好的业绩，你们让领导很省心。”

    实际上1999年我个人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在处理一起投诉时得罪了北京地接社的一名计调经理和一名导游，这位计调经理写了匿名信，寄了无数封给总社的各级领导和她认为对我不利的人。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愚蠢，所有收到信的人一眼就看出来是她写的。让我受到伤害的不是匿名信，是写信的人曾经是我的朋友，是我曾经非常欣赏的一个女孩儿。她非常聪明，有创造力，不发脾气的时候特别温柔，有女性魅力。她比我小一轮，但挺成熟的，我经常与她交流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她有足够的“题材”在匿名信中发挥。

    她还做了一件特别不专业的事情，就是给我的美国客户写信。她在信中写道：

    我给你们写信的原因是刘平迫使我辞掉了工作，甚至离开了旅游行业。写这封信是提醒你们警惕刘平，因为她说她给你们公司的报价利润很高，她可以从中赚到很多钱。刘平强迫西安的地接社暗地里给她回扣，并将成本加在旅游团的报价中。刘平一开始与你们合作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点她说对了，因为这封匿名信，她有好多年在旅行社圈子里找不到工作。她的匿名信很有杀伤力，语言比较恶毒，传播的范围很广，把自己的名誉给损坏了。

    我可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从事旅游工作以来，我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凡是与我合作过的客户对我都十分信任。客户收到她的信后就给我打电话，并且立刻将信转发给了我。

    我对这件事情没有追究。我给她发了一封邮件：

    我觉得你长期以来工作特别辛苦，再加上工作环境让人不愉快，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疲惫，这时候处理问题比较偏激，也比较轻听轻信。

    你把一些事情的表面现象联系起来，再加上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得出与事实并不相符的结论。我现在做任何解释都没有意义，因此不想解释。

    我觉得目前你最重要的是要静下心来，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因为事情处理不好，在伤害别人的同时可能会更严重地伤害自己，这决不是你想要的结果。我本来想以朋友的身份与你谈，并不想都讲好话，也想告诉你我对你的一些看法以及处理人事关系的方式。而你的信改变了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我并不知道在你心目中我是这么坏的一个人。

    你写信，是你的权利。对我而言，对信的内容，我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衷心希望你一切都好起来！

    以上是1999年夏天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到年底我以优秀的业绩回报给企业。

    2000年我仍然做得很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公司开始盛传一个谣言，说我有可能被提拔为这个千人大企业的副总经理。我对此不屑一顾，因为我从来就不想当官。而就在这个夏天，关于我的两封匿名信复制了上百封在公司传播开来。全公司部门以上的领导人手一封，只有我本人没有收到。我挑语言相对干净一点的一份原文公布如下：

    各位总社领导：

    你们知道刘平是什么人吗？她居然坐上了总社部长的位置，简直令天下人耻笑。她从贵州山沟里能混到今天，全凭一身婊子本领，方能一路过关斩将，可见总社某些领导的素质并非像想象中那么高。

    刘平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其卑贱的出身能出人头地，她拉拢客户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将来自身的考虑，她与某接待社合作是为了钱，当然也是为了自身的公司，因为她已秘密成为股东之一（这家接待社是国营企业并非股份制公司，我不可能成为股东，这是常识），并且早已成为某总的床上客。

    刘平因长期夫妻不和，自进总社工作以来，数次对多名年轻小伙子进行性骚扰。对男性上司搔首弄姿，当遭到拒绝或个人目的未达到时就撒泼或对当事人进行人身威胁。

    刘平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惜动用资源对部下进行无原则的拉拢，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报复。近来刘平去欧洲之旅表现得令人作呕，把其婊子的本性在某些领导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组织了一个旅游界专业人士代表团到欧洲促销，有总社的领导参加。某些领导指的是他们。）

    作为热爱总社的一群人，我们真心呼吁刘平这种人要远离总社的权力机构，否则会给总社造成恶劣的影响和损失。希望各位领导能擦亮眼睛，认清刘平的真面目，千万不要让其假象蒙住你们的双眼。

    匿名信的落款是：一群热爱总社的人。匿名信里提到的人和单位都用了真实名称。

    匿名信在公司盛传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我当时冒着酷暑考驾照，不在公司。后来有人拿信给我看，我没有什么反应，只是感到很无奈。

    总社总经理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干吗，我说在练车。他让我立刻回公司，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真行，还有心思练车。”我说：“我能够怎么样？”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三年了。几年前在美国参加展销会的时候，国旅的人见到我的同事说：“你知道是谁写的匿名信吗？是某某某。”

    这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了。

    求助“黑势力”

    前面讲述了我在处理投诉时得罪了北京地接社的一名计调经理和一名导游的故事。

    这名计调人员对这名导游一直很袒护，后来我了解到她们俩是亲戚，才恍然大悟。在这本书里，我给导游起个名字叫寇淑，给计调经理起个名字叫田莹。

    寇淑经常担任一个美国系列团的全陪。她很霸道，与其他地接社的导游关系处得非常紧张，她给人造成一种与我关系很好的印象，别人都不敢得罪她。

    全陪和地陪经常在经济利益方面存在一些矛盾，这在当时的旅游界是普遍现象。现在游戏规则逐渐成熟和固定，比以前规范得多，矛盾也就少多了。以前全陪的权力很大，如果全陪是一个贪得无厌或霸道的人，地陪是很受委屈的。当然，有些地陪也不是省油的灯。只有全陪和地陪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可能为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因此，我们制定了制约全陪和地陪双方的规章制度。我们要求全陪、地陪和地接社相互监督。我们给全陪很大的权力，同时又制定规矩限制全陪滥用权利。其中一条就是，如果有三家地接社同时投诉一个全陪，我们要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将暂时或永久取消他（她）做全陪的资格。

    英语陪同都喜欢接美国团，购物好，小费高。尤其我们的美国系列团在旅游界很有名气，能够接这个系列的导游都很“牛”。

    在每年一度的培训会上，有三家地接社同时投诉了寇淑。我因此做出停止寇淑担任该系列团全陪的决定，以观后效，但仍然可以担任地陪。一般情况下，导游对旅行社的处罚都是接受的，大部分的导游都会尽量去改正自己的不足，重新获得公司的信任。而寇淑对这个决定不服，坐在地接社的办公桌上大骂。

    田莹是地接社的计调经理，与地接社总经理许亮闹矛盾，许亮免了她计调经理的职务，让她去当导游。许亮这样做其实是逼着她自己辞职，因为她没有英语导游资格证书，根本不可能当导游。我劝许亮不要这样做，不要将田莹的路给堵死了。我知道许亮和田莹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相互非常信任。实际上，许亮免掉田莹经理的职务另有原因。田莹和许亮闹矛盾后，田莹在没有与许亮解除合同前已经应聘另一家旅游公司。她希望我与她新的公司合作。说实话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很欣赏田莹的工作能力和创造力，她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那家公司与总社没有合同关系，公司规定不允许与没有合同关系的地接社合作。我对田莹说只要她的新公司想办法与总社签合同，我就考虑与她合作。而这时许亮发现田莹脚踩两只船，索性就免去了她经理的职务。

    寇淑被处罚和田莹被辞退发生在同一时间。

    我到现在也想不通，田莹并不恨辞退她的许亮，反而把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在我身上。据旁观者分析，田莹一直认为她与我关系好，许亮怕失去我的生意不敢开除她。我的确与田莹关系很好，但我不会因此去干涉地接社的内政，我们是合作单位，不是上下级关系。

    得知田莹被辞退后，我觉得挺可惜的，在暗地为她找工作。就在这时，她向总社发送了大量的关于我的匿名信。她的匿名信杀伤力太大了，以至于所有的旅行社都害怕她而不敢接受她。

    对匿名信我只能是听之任之了。

    田莹和寇淑对我的报复没有就此罢休。

    我每天半夜和大清早都会接到骚扰电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没有理会，心想她们总有累了的时候。没有想到她们非常有毅力，坚持打骚扰电话长达数十天，而且报复行动愈演愈烈，干脆把我们家的房子公布到租房广告上，每天我会接到无数个要求租房的电话。

    田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会处理得这样愚蠢。她匿名干了这些事情，但又留下很多破绽，让人没有悬念地怀疑她。比如出租我家房子的事情，我的朋友中只有她了解我住房的详细信息，包括地址、面积、装修、家具等等细节。

    这样没完没了的报复行为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是一站。当时我的孩子还小，家里只有我、小阿姨和儿子三人。我担心儿子的安全，于是向公司的保卫处报告了以上情况，希望保卫处能够通过组织或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我向保卫处报告了两次，得到的答复是让我自己小心点，保卫处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急了，找到了许亮，对他说：“你必须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你开除了你的员工，你的员工向我报复，反而对你一点都不恨，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是怎么回事。”

    过了几天，许亮对我说问题解决了。

    许亮找到了寇淑居住的片区的一个“黑社会”，给了他一万元钱。“黑社会”找到寇淑说：“你少干缺德事！”

    寇淑心虚地：“我干什么缺德事了？”

    “黑社会”：“你自己心里明白！”

    从此天下太平了……

    田莹消失九年后，我发现她在一家与我公司合作非常密切的企业找到一份工作，我恰巧与这个企业的领导很熟悉。我保持沉默。

    我为什么离开国营企业？

    当有谣传说我要当总社的副总经理了，匿名信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这个企业有传播匿名信的特点，很多人都被写过匿名信。关于我的匿名信用词是最污秽的，都无法在这里重复。对匿名信我并不想追究，既然是匿名写的，本身就是不可告人的，有本事就署名！

    总经理与我谈话。

    总经理：“你知道是谁写的匿名信吗？”

    我非常肯定地说：“我认为是某某某。”

    总经理：“你是某某地接社的股东吗？”

    我：“如果你都不相信我，我没什么可说的。”

    总经理是我很喜欢的一位领导，他聪明过人，学识渊博。我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一个非股份制的国营企业怎么会有股东？另外，也太小瞧我了！一般的企业我还瞧不上呢。

    我：“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去调查，如果我有任何问题，心甘情愿接受任何处罚。”

    总经理：“那你写个声明，要求组织调查，这样领导好出面为你说话。”

    我很感激总经理，知道他是为我好。我因此写了以下声明：

    社领导：

    最近有人在我社到处散发匿名信，对我进行诽谤和人身攻击。为此，我声明：

    一、有关于某某地接社股东会和我是秘密股东之一的说法完全是诬陷和诽谤，我的所作所为经得起任何形式的调查，我请求社领导进行调查，澄清事实，如有问题，我本人将负全部法律责任。

    二、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从来没有发表过“刘平言论集锦”（后附“刘平言论集锦”部分内容）上的任何言论。我认为写匿名信的人以我名义讲出了他想说的话。如果写匿名信的人敢站出来，我将就“刘平言论集锦”每一句话与他对簿公堂。匿名信用极其污秽的语言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必要时，我将履行一个公民的权利，用法律来扞卫自己的尊严。

    三、我本人在总社工作以来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总社，没有侵犯和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经得起任何形式的考验。我相信写匿名信的人在伤害我的同时也伤害了他自己，他的心情决不会比我平静，如果他以为写了匿名信会让我刘平说不清道不白，我相信“天地之间有杆秤”。我本人不会因为匿名信的诽谤与诬陷而改变我的世界观，改变我对事业的执着和追求。

    写匿名信的人真是恨我到了极点，在匿名信中称我是“总社的名婊子”，形容我的长相为猪头，脸酷似两只蒸熟的“烂螃蟹”。

    写匿名信的人是想置我于死地，让大家都恨我。除了匿名信以外，还编了“刘平言论集锦”随匿名信一起散发，把总社所有部长以上干部骂了个遍。部分内容如下：

    某总还是干点事，看来要当总经理了，他喜欢唱歌，我们得请他来联络一下感情。

    某某是个呆子加草包，再有他那个像人妖一样的老婆实在招人讨厌，可我还不能得罪他。

    某某某有什么能耐，就会拍马屁，不就是机遇让他赶上了吗？早晚得跌跟头。

    某某某退休还赖着不走，好像没她天就要塌了。

    某某某是混混儿，除了吃喝玩乐打高尔夫球，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

    某某某听说是靠x局长才做了部长，这人有点阴阳怪气，得防着点儿。

    别看某某某（欧洲三部的党支部副书记）表面上对我百依百顺，其实心里不定多恨我，好在他有把柄落在我手里。

    某某某投机钻营不干好事，早该下台。

    某某某听说是个泼妇，经常向我翻白眼，可能是忌妒我比她能干。

    某某某已经是半个废人（他得了癌症）了，就不提他了。

    写匿名信的人做得很失败。没有任何人相信以上是我说的话，倒不是因为他们全都信任我，我毕竟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八年，谁都知道这完全不是我的风格。这封信本来是想攻击我，结果伤害了很多人。以上被骂的人没有哪个心情会是平静的……

    总经理召开了部长以上领导全体会议，一共有几十口人。

    总经理对这种写匿名信的行径进行批评，然后说：“我问了刘平是否是某某接待社的股东，据刘平自己说她不是。”

    我晕！总经理并没有替我澄清事实，而是强调“据刘平自己说”。

    既然领导对我不信任，我就开始较真了，坚决要求组织调查。

    有人对我说：“刘平，算了，别较真了。在旅行社工作，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我：“我常在河边走，就是没湿鞋。不信咱就试试！”

    公司党委和我部门的党支部副书记组成了调查小组，专门对我的事情进行调查。

    我等调查结果，一直没有消息。

    我主动问：“调查是什么结果？”

    答：“你是无辜的。”

    问：“为什么不通知我，不在社务会上通报调查结果？”

    答：“我们从来就是相信你的嘛，所以没有必要通知你，也没有必要通报。”

    中国人都知道匿名信的杀伤力。以前流传一句话：八分钱，查半年。多年以前，一封平信的邮资是八分钱。贴张八分钱的邮票将匿名信一寄，写匿名信的人就等着看热闹了。要调查匿名信的内容是否属实，要耗费至少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可能影响你的升职、出国、晋级、加薪等等。这就是匿名信的威力。

    匿名信对我还真产生了作用。

    当时在总社有三个新提拔的部门副总经理，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三人上面都没有正职。担任副职约半年之后，公司人事教育部准备扶正我们三人，开始做名誉测验，征求大家对我们三人的评价，然后分别找我们谈话。

    人事教育部部长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大家对你的评价非常高，非常一致，基本上没有负面意见。你们三人中你的评价是最好的。”

    在场的其他人事干部也给予我很多的肯定和鼓励。

    其中一女干部说：“其实也有负面意见。有人反映你孤芳自赏，比较骄傲，与其他部门的领导见面时不热情。希望你以后能戒骄戒躁。”

    匿名信事件发生后，人事部门对我的评价被全部推翻。公司领导专门在公司外面开会讨论是否扶正我当部门总经理。会议整整开了一天，讨论非常激烈，反对我扶正的意见很强烈。最后的结果还是同意扶正我。

    公司召开部门总经理以上会议宣布干部任命决定。

    会议上宣布了好几个人的任命。

    总经理：“这次任命中，在有的干部扶正问题上很有争议，讨论很激烈。但我们从全局考虑还是同意扶正。有争议的干部会后留下来单独谈话。”

    会议结束时，总经理宣布让我留下来。

    总经理与我谈话，在场还有公司党委的两位负责人。

    总经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总是你遭遇匿名信？”

    我：“因为我优秀，有人忌妒我。”

    我平时不这样讲话。现在都这样了，我也不想假装谦虚了。

    总经理：“你是不是太自信了。难道你没有想过匿名信不是空穴来风？”

    我：“如果这样，我想问您，匿名信说我‘对男性上司搔首弄姿’，我对您搔首弄姿过吗？”

    总经理无语。

    我：“我肯定有很多不足，我需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我非常喜欢您，敬佩您，我认为您是个非常好的领导。为什么也有人攻击您，写您的匿名信？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不是空穴来风？”

    我前面说过，这个企业传播匿名信是传统。

    总经理：“有一点你得到一致的肯定：大家都认为你工作做得很好，尤其是客户特别信任你。”

    我：“在一个企业里，如果我没有违法乱纪，有什么比工作做得好、客户信任更重要？”

    在这次谈话中我有些咄咄逼人，我豁出去了，我从来就不想当官，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公司党委负责人：“都说刘平直率，但没有想到这样直率。”

    匿名信事件是我最终离开国营企业的一个导火索。

    我为什么这样招人恨·

    我在国企的时候为什么这样招人恨？我自己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在大锅饭的体制下，一个人不能表现得太优秀。中国有很多成语来告诫人们要夹着尾巴做人，比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

    而我恰恰犯了大忌。

    我将一个别人不愿做的市场做成了总社的十大客源之一。

    我的部门毛利率最高，欠款率最低。

    毛利率高不是因为我的加乘率高，而是我对各个有可能利润流失的环节进行严格的管理，这样公司的利润不会流失到个人的腰包里。

    我还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我碰了人家的奶酪，我做了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团和比利时的团。总社有严格的市场分工，美国和比利时市场都不是我管辖内的市场。由于某种原因领导让我做这两个客户，谁都没想到这两个客户能做得这样好。尤其是比利时团，是从零做起的，后来发展到每年招徕三千多比利时游客来华旅游。而美大使团曾经因为太具有挑战性被总社拒绝过，让我做起来了，还做得非常成功。这引起了做美国市场和做比利时市场部门的不满，他们向领导表示希望我将这两个客户转给他们。与我合作是客户的意愿，比利时的客户甚至说如果让他与其他人合作，他就离开总社与总社的竞争对手合作。

    不合理的市场分工导致总社流失了很多客源。旅游行业的合作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不属于我管辖市场的客户要求与我合作，我按照总社的规定将他们介绍到其他部门，结果导致客户流失。我感到很痛心，但无能为力。

    总社每年参加很多国际旅游展览会，这些展览会的买家来自世界各地，基本上是用英语交流。而按照总社的市场分工，说德语的去德国，说英语的去英国或美国，说西班牙语的去西班牙。在非英语国家举办的国际旅游展览会上，总社的人员由于不能用英语交流而失去了很多机会。

    我曾经给总社领导写过报告，对总社的市场战略提出异议，建议进行改革，但几十年传统的市场模式是很难改变的。

    当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当我做出成绩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的“人缘”很差。我们工作都是各自为政，谁也挨不着谁，尤其是其他处的，平时就是在走廊或收发室打个照面，连话都很少说。

    我一心一意地工作，浑然不知周围树起了很多的“敌人”。

    有天，好朋友胜明打来电话说：“刘平，你要注意了，总社领导对你的印象特别差。”

    我大吃一惊，我不明白像我这样拼命工作的人怎么会得罪领导。当我得知对我印象不好的是一位到总社工作不久的副总经理白时，我就更不理解了。因为胜明曾经对我说过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在没有见到她之前已经对她有了好印象，所以在办公大楼里碰到白的时候，我总是礼貌地笑着向她打招呼。我们从来没有说话的机会，她根本就不了解我，为什么会对我有这样大的成见？

    白以前在总社欧洲一部法语处工作，到国外工作几年回来后当上了总社的副总经理。法语处的两位中年妇女与白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叽叽咕咕的，我没有想到她们叽咕的内容竟然与我有关。她们说我有野心，巴结领导，踩着别人向上爬，抢别人客户等等。

    没有想到这两位平时见到我笑嘻嘻的中年妇女会这样的虚伪。相对她们我当时算是青年，虽然与她们在工作上、私人关系上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很少讲话，但我对她们挺尊敬的。

    从此后我与这两位妇女保持距离。

    而对白，我表现得更为极端，我认为她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

    我不要求她喜欢我，但她是我的领导，要对我负责任。她在对我一点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到处说我的坏话，为什么不能像一个领导那样当面指出我的不是，直接来教育我呢？

    我的性格很倔强，见到白不理她，甚至回避与她乘同一部电梯。

    白对我的朋友讲我的坏话也就算了，还到总社的下级单位讲我的坏话，以至于有很多人都来问我怎么得罪了白。

    我终于忍不住了，跑到总经理那里说：“请您转告白，她如果对我不满意，请当面给我指出。作为一个领导和一个共产党员，她不应该违反党的纪律，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犯自由主义的错误。”

    在总社期间我一共两次向总经理“告状”，并且都是要求总经理将我的原话转告给“被告人”。我最恨那种背后搞小动作的人，当面指着鼻子骂我我都能接受。总经理还因此背后表扬我磊落。

    有意思的是，所有不喜欢我的人，无论怎样地贬低污蔑我，最后还是要承认刘平工作干得好是没得说的。

    我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部领导经常在会上表扬我。有人到领导那里建议少表扬我，领导果然就不表扬我了。有人说我对市场有野心，我的确有野心，但在总社的体制下，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野心，按游戏规则办事。实际上，除了“大使项目”和比利时这两个领导安排的客户外，我从来不去碰那些不属于我管辖的市场。总社的体制导致情愿将客户输给竞争对手，也不愿意让本企业其他部门的外联人员做。输给竞争对手，外联人员可以找很多理由，比如说竞争对手低价竞争等等，如果让本企业的其他人做了，那岂不是说明别人比我强，丢了自己的脸？在大锅饭的体制里，很多人不能容忍别人比他们强。

    虽然“大使项目”做得很成功，但我一直很低调，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反感。

    前总理李鹏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对人民”的一个议员团，《中国日报》上刊登了消息和彩色照片。这如果是美大部做的团，总社会当作一个很大的荣誉，但因为是我做的，所以就低调处理了。我将报纸拿给已经是总社副总经理的龙南方看时，他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将报纸还给我了。我对此非常不理解，这是总社的荣誉，不是我个人的。

    在总社工作的十年虽然很不愉快，但我能保持宠辱不惊，对工作的热情从来没有受到影响。无论有些人怎样不喜欢我，他们只能在背后诋毁我，他们不喜欢我的理由拿不到桌面上，所以无法阻挡我在事业上的进步。我做的荷兰市场发展得很快，欧洲一部成立了荷兰处，我任副处长，很快就当上了处长。后来由于市场发展的需要，总社成立了欧洲三部，我任副总经理，一年以后扶正。我不断地被提拔是招人嫉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那些恨我的人又无可奈何，因为我的业绩摆在那里。

    再后来听说我有可能当上总社的副总裁，就意味着我有可能成为一些不喜欢我的人的上司，因此而发生了匿名信事件。

    我想，等将来我有了自己的公司，我想干吗就干吗，我要开发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全世界的市场，谁也管不着。

    我还想，你们不是怕我当上总社的副总经理吗？我给你们让路还不行吗？我走人！

    我相信，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在国企还是私企，体制好，人会变好，体制不好，人的劣根性会充分地暴露出来。我决心将来自己做企业的时候，一定建立一个科学的管理机制，当一个好领导。

    抛弃铁饭碗

    我决定辞职。

    2001年12月初，我按照规定提前一个月提交辞职报告，决定2002年1月1日正式离开国旅总社。

    我在四十六岁“高龄”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伴随自己三十一年的铁饭碗（上大学的三年算工龄），在公司“一石激起千层浪”。

    没有人想到我在事业和仕途都处在巅峰的时候会提出辞职，劝我的人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没有任何人辞职会引起这样的震动。不少劝我的人是企业的普通员工，他们说：“你不要走，如果像你这样的人都走了，企业就没有希望了。”他们的话让我非常难过。

    所有的总经理轮流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走。一向不喜欢我的龙南方与我谈话，态度十分中肯地希望我留下。他向我描绘总社的发展前景，说很快要进行股份制改造，现在的体制不会一成不变的，将来像我这样给企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都会成为股东。顺便说一句，现在总社是上市公司了，但没有任何人成为股东，充其量是个股民。继我之后，又有很多部门干部离开了总社，包括写匿名信的“热爱总社的人”。

    我非常认真地写了最后一份年终总结报告，详尽地分析各个市场和客户的情况，为了让接替我位置的人能够尽快地进入角色而打下基础。我的年终总结报告无可挑剔。

    总经理找我谈话，叫我不要走，说如果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我原谅。他说如果我一定想走的话，过两年再走，我知道过两年他就退休了。他劝我不要这样快地做决定，他正好要带领一些部门干部去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考察，要求我跟他一起去，路上好好谈谈，回来后再做决定也不迟。我说：“我不能跟您出差，不想欠您的人情，如果您仍然不能说服我，出差回来我仍然坚持要辞职，会很伤感情的。”总经理还说：“你加入民主党派真是一件好事。”看得出来他对这件事情是由衷地赞成。我当时刚刚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给总社发过函。我理解总经理的言下之意，如果我是民主党派人士，再提拔我的时候阻力会小很多。因为按照政策，民主人士、妇女、少数民族应该在领导班子里占一定的比例，我三样都占，我是满族、九三学社社员和女性。在总社将近一千名员工中，只有我一人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我不离开总社，现在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那不是我追求的。

    都知道我不喜欢总社的体制，一位领导承诺如果我不走，可以调我到总社与某美国着名公司的合资企业工作。

    最让我意外的是市场部副部长找到我，流着眼泪说她以前对我的成见都是别人挑拨的，她劝我不要走。市场部对我有意见是预料之中的，因为我曾经在出国促销报告中反映过市场部做的礼品质量太差，圆珠笔写不出字，有损企业形象等等。市场部的小高随我到东欧促销十天后对我说：“你完全不是我们部长说的那样的人，我们部长对你的评价特别差，让我们防着你。”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平时对我非常热情而且无话不谈的北大博士会是这样一个人。我想都是争权夺利给闹的，想走仕途的人总是要扫除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我的辞职报告终于被批准了。总经理说：“你会后悔的。”我说：“就让我后悔吧。”

    命运在2001年改变

    北京成功获得2008奥运会举办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抛弃了铁饭碗，我离婚了，这一切都发生在2001年。

    如果说200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更是我个人的里程碑。

    2001年7月13日晚上10时零8分23秒，那个令所有中国人都屏住呼吸的一刻，萨马兰奇先生将他意味深长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代表团，时间在这个瞬间凝固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是——北京！”

    顷刻，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地位高低，全世界的中国人用最热烈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和激动。是的，这是中华民族百年的期盼，这是中国人民梦想的实现。我们赢了，我们终于赢了！

    这是纪录片“我们赢了！——北京申奥成功纪实”的解说词。

    而实际上我们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我当时在北京二外上在职研究生的课程。几个同学约老师在北京的日坛饭店啤酒花园里吃饭喝酒，等待着奥运会申办城市的投票结果。

    当萨马兰奇先生宣布投票结果时，全北京沸腾了。

    我的耳朵里充满了欢呼声，经久不衰。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哗哗地流。我的一个同学太激动了，将手中的啤酒杯捏碎了，鲜血直流。我捧着他的手，任凭泪水滴滴答答地流进他的手心，血水和泪水交融在一起。血与泪，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我与这个同学平时并没有什么联系，而那一刻，中国人抛弃了传统的矜持、羞涩和保守，无论朋友还是陌生人，相互拥抱，欢呼雀跃。那一夜，北京无眠。好像全城的人都跑到大街上了，人们挥舞着五星红旗，高唱着国歌，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与激情。

    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哪一座城市对举办奥运会产生过这样强烈的反应。

    这一刻我们等得太长了。

    我千万次地问自己：奥运会对我意味着什么？

    1991年，中国正式申请在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1993年9月，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投票表决，结果以两票之差（43：45）落后于悉尼，没有获得主办权。

    我感到非常难过，尽管我不认为2000年北京一定能准备好。

    从我做涉外工作开始，尤其是做旅游工作以后，我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中国的体制限制了我们将中国人的优秀、善良、好客、勤劳、才华、智慧、幽默等方面的潜质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相反，中国多年的闭关自守让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看不到中国和中国人的真实面目。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就无法体会到中国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在发生着变化。而与此同时，我们的不足和缺点却以各种形式暴露出来，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西方世界。信息的不对称，让西方世界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偏见。

    我不能容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知道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我只希望世人对中国持一个公正的态度。只有充分地了解中国，才可能对她有公正的评价。

    要想让世人尽快地了解中国，必须有一个全方位展示中国的大活动，没有什么比奥运会更合适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世界看到中国最优秀最美丽的一面，我个人办不到，奥运会能办到！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叩开世贸组织大门，成为WTO第143个成员。

    我对中国入世后的具体利益并没有仔细地研究，但我肯定中国入世将给予我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是我贵州大学的校友龙永图，我并不认识他这个长我一轮的校友是我的偶像，我为母校培养出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而感到骄傲。

    我曾经在“入世知识培训班”上见到过龙永图，我向他介绍我是贵州大学毕业的，他脸上立刻显现出亲切感，问我在做什么工作，怎么来的北京等问题。可惜我没有机会与他有更深的交谈。

    “中国入世”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当入世谈判进行得紧张激烈的时候，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中国入世之时就是我辞职之日。

    2001年12月，我向中国最大的旅游企业提交了辞职报告，抛弃了伴随我三十余年的铁饭碗。

    这一年我结束了十六年不幸福的婚姻。

    我1984年结婚，婚姻从来就没有幸福过。结婚时丈夫是个现役军人，我对当兵的热爱从孩提之时一直延续到青年，我不是为爱情结婚，是为军装和父母结婚。结婚时，我二十八岁，父母已经认为我老得不行了。我一天不结婚，他们一天不安心。

    1987年儿子出生后，我基本上过着分居的生活，儿子一直跟着我。

    之所以没有更早一点离婚是因为儿子太小，我曾经试着给儿子说我想离婚的事情，儿子立刻眼泪汪汪的。儿子虽然很少与爸爸在一起，但血缘关系是不能割舍的。我决定熬到儿子十八岁的时候再离婚。

    2001年，儿子十四岁，突然有一天对我说：“妈妈，你要离婚就离婚吧，只要你幸福。”

    我心情立刻亮堂了，当年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

    我的生活从此快乐得多……

    许亮的悲剧人生

    许亮是河北省某市国际旅行社的总经理，某市国旅是总社的分社（以下称某分社）。总社的分支社遍及全国所有外国人可能到达的城市。凡是对外国人开放的省会城市或有着名景点的旅游城市，几乎都有一个总社的分社或支社。一个着名的历史遗迹就坐落在许亮所在的某市，因此某市设有一个总社的分社。改革开放之前，总社和全国各地的分支社承担着政府的外事接待任务。凡是到中国的外国游客，都是由总社垄断性地接待，旅行社是政府行政拨款的国有事业单位。改革开放后，旅行社逐渐改制，企业开始自负盈亏。像某市这种外宾去得少的城市，旅行社的生意很难做。那时候到中国来的外国旅游团都需要导游全程服务，全国各地分支社的很多导游都为总社团队做过全陪。某分社导游包括许亮本人，经常担任总社团队的全陪。许亮后来当上了某分社的总经理，就把公司搬到北京，在北京做地接，与总社北京分社和总社接待部成了竞争对手。

    我1992年到总社工作时，对总社与各地分支社的关系一无所知。

    总社靠着老牌子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那时总社的外联人员没有危机感，守着现有的客源就足够了，虽然生意已经开始分流，但还不足以对公司造成致命威胁。当时的市场竞争还远远没有白热化，虽然全国各地很多旅行社都有了外联权，但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名气，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总社的人只要稍稍勤劳一些、负责任一些，招揽生意还是很有优势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一个门外汉，对旅游一无所知，但我很用功，到总社不久，我就将荷兰一家一年组织4000~5000游客来华的生意从其他旅行社“抢”了过来。我到荷兰与客户会谈后写了一份总结报告，报告中我提出在某分社、北京分社或总社的接待部三家中挑选一家来担任这个系列团的北京地接工作。

    某分社的总经理许亮和副总经理于大北突然对我非常热情和关注，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知道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说我在三家地接社中间选择，还没有做出决定。某分社希望我将团队交给他们接待，两位老总不计成本地在北京饭店请我吃饭，我第一次吃上了“象牙蚌”，也第一次知道“象牙蚌”这种东西。

    某分社想得到生意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给某分社“泄露”情报。后来我了解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关系。

    许亮是某分社的总经理，有决定权。他很聪明，知道怎样取悦他的客户，知道怎样投其所好。他的公司小，在政策上有灵活性，总社给了许亮很多生意。有一年他的公司盈利100万，许亮获得1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当时政企不分家，许亮同时还担任某市旅游局副局长，还被评为旅游行业全国劳动模范。我认识他后，对他的业绩非常地佩服。我当时对旅游行业的游戏规则一点都不懂。

    我刚到总社的时候踏着前任的足迹，与北京分社、某分社和总社接待部三家都合作，后来发现北京分社和总社接待社的投诉太多，某分社相对接待质量要好很多。前者不愿意接待散客，而我做的市场散客特别多；后者什么团都接，不挑活儿。这也是它为什么能在北京站住脚的原因之一。北京分社和总社接待部放不下大型国有企业的架子，服务意识差，合作起来不顺畅，不舒服。许亮的公司是外地进京的旅行社，在夹缝中求生存，工作态度自然是有很大区别的。逐渐地我与许亮的合作越来越多，对许亮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对旅游行业的潜规则也越来越了解。

    我发现许亮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应酬。团上有事了，我给他打电话，如果是晚上，几乎每次都有背景音乐或嘈杂声。与他比较熟悉后，我一听见音乐或嘈杂声，就问：“你又在哪里花天酒地了？”许亮频繁地应酬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喜欢这样的生活。他是在国营企业大锅饭里滚打出来的，他的公司也不是他个人的，花的是公司的钱。陪总社的人吃饭、唱歌、打麻将是他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幽默风趣，风流倜傥，谈笑风生，很多人喜欢跟他玩。但只要一谈正事，他就心不在焉，不是那种能静下心来做业务做学问的人，国营企业很适合他。

    许亮的家在某市，他的一大家子都在那里生活。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儿，也是发展最好的一个孩子，家人挺为他感到骄傲的。由于他热衷于应酬，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老婆孩子和父母。我曾经问过他：“你成天不着家，你老婆愿意吗？”他说他老婆说过像他这样不顾家的人就不应该结婚。

    我与他比较熟悉后，他有时给我讲点心里话。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很苦恼，总社有一个已婚的外联人员找了一个情人，让许亮给租房子。我对他说干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个道德底线，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干的。

    许亮的公司小，人事结构比较合理，费用小，因此价格比较便宜，与他们合作实际上是很符合情理的。许亮的公司体制相对灵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公关，不外乎就是吃喝玩乐用钱堆起来的关系。因此，许亮与总社一些部门经理和外联人员关系非常密切。许亮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大家感到与他打交道很放心，不担心自己“不可告人”的事情泄露出去，这一优点让他受益匪浅。

    北京分社和总社的接待部只要求接系列团和大团，不愿意接散客，嫌麻烦。而我的原则是，谁好好接待我的散客，谁就能得到我的系列团和大团，这是公平合作的原则。

    自从与许亮的公司合作，我解决了散客接待的问题。

    我的很多团队需要乘火车去西安或洛阳。软卧有限，总社和北京分社都不能保证团队的火车票预订。许亮公司有一个特殊的关系，能保证火车票。

    许亮与他的团队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与总社的关系，生怕得罪谁而失去生意。总社的一些外联人员利用许亮的心理，将他的公司当成自己谋利益的基地。

    总社内部钩心斗角，争权夺利，许亮不可能取悦每一个人。他与某人关系太好，就可能得罪某人的对立面。国营企业复杂的人事关系，有时候让许亮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无法适从，他过得并不愉快。

    尽管如此，我始终认为许亮很适应国营企业的体制。许亮的父亲是某市的市委书记，一个老革命，许亮从小到大都生活得很优越。“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平民百姓的子弟上山下乡当农民或到工厂矿山当工人的时候，他就当了兵，成为人人羡慕的解放军战士。大学恢复了，他又被推荐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英语。什么好事他都赶上了，在那个小城市，他是一个人人羡慕的高干子弟，是所有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他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苦，没有经历过挫折，他父亲为他的仕途铺就了一条平坦大道。许亮当兵、上大学、当导游、当旅行社总经理、当旅游局局长，一步一个台阶，没有受过什么挫折，

    可是，一个在小县级市长大的孩子，在北京创业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挤，在夹缝中生存的日子让许亮的心理很不平衡。有一天，许亮对我说，他离开某分社了，北京的一家国际旅行社招聘总经理，他去应聘，被选上了。

    他应聘的是某部委属下的国旅。和很多属于中央部委的旅行社一样，这家国旅经营不好，于是登报招聘一名总经理。

    我很替许亮担心，他并没有做好自己创业的心理准备。这家国旅之所以聘请许亮当总经理，就是因为经营不善，希望许亮来扭转局面。可是许亮靠什么来扭转局面？他在某分社的时候是靠接待总社的团生存，他自己没有任何国外的直接客户。开发市场是一个长期的辛苦的工作，许亮养尊处优惯了，这不是他的优势。这家国旅与总社没有接待社合作关系，许亮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从总社得到生意。虽然许亮踌躇满志，但我并不看好他的前途。以前总社垄断入境游市场，后来虽然有了竞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总社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某分社靠接总社的团日子还能过下去，离开后，许亮的前途未卜。

    果然，好长一段时间许亮都不提这家国旅的事情了。过了一段时间，许亮说他又到一个隶属中央某局的另一家国旅担当总经理，他的目的是要将这个公司做成股份制公司，他当这个公司的股东。

    这时候我已经离开总社，应聘到某部属下的宝德国旅任执行总经理。我将我公司的团队交给许亮的公司接待，我公司成为许亮唯一的入境游的客户。

    我不知道许亮是怎样经营的，他的流动资金总是有问题。我公司给他的都是预付款，但他总是拆东墙补西墙，捉襟见肘的。与他合作的餐厅和车队总是不能及时拿到钱，他的声誉每况愈下。

    我有时候挺为许亮着急的，我知道早晚我公司会中断与他的合作。因为我们在北京并不需要一个接待社，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接待。我经常给许亮打预防针说，我们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自己接待旅游团了。我看得出来，他很担心我们不与他合作，除了我们的业务外，他的公司只是自组了一些利润微薄的国内游团队。

    我对许亮也有些内疚感，前面的文章说到我遭遇匿名信的事情，有一封匿名信诋毁说我早已是“许亮的床上客”。总社总裁在社务会上当着所有部门总经理的面要求我终止与某分社的合作，要求将团交给总社接待部接待。尽管当时我自己的处境很艰难，我仍然非常坦荡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说：“这样做对许亮公司不公平。写我的匿名信为什么要殃及许亮公司？这说明你们认可了匿名信。如果是公司的决定，我可以服从，但我有两个问题，怎样保证散客的接待质量？怎样保证火车票的预订？”总裁高高在上，并不了解团队操作的细节。听了我的理由，总裁决定需要订火车票的团队和散客仍然给许亮公司，其他团交给总社接待部。因为我的原因，连累了许亮。因此，我也想在许亮创业初期帮他一把。

    2003年，在我自己创业一年零两个月的时候，中国遭遇了非典，北京成了重灾区，入境游团队取消了，所有的旅行社一下子陷入了困境。我决定搬出租金昂贵的高级办公楼。当时许亮和一个朋友共同按揭了一个办公室。为了节省经费，也为了给许亮一个理由继续接我们的团，作为交换条件，我与许亮商量让我们免费使用他的办公室，非典以后我们继续将团交给他接待，许亮满口答应。等我到许亮的办公室考察时才发现，他已经将办公室分割成几小块出租了。

    我们找到了新的办公室，非典以后我们结束了与许亮公司的合作。做出这个决定后，我顿感心情轻松。

    与许亮毕竟合作了好多年，无论是作为同行还是朋友，我还是牵挂着他的处境，经常打电话问问他的现状。我感到他的公司很难经营下去。

    有一次许亮对我说他在做生意，某市有一个钢铁厂，生产钢铁门窗，让他帮助联系卖家，他从中盈利，还说不久就会有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听说他能挣到钱，我也替他高兴。

    许亮与他任职的国旅的股份制改造一点进展都没有，许亮对我说他准备放弃这个旅行社了，他已经与另外一家旅行社接触了。

    中国的很多旅行社名存实亡，因为是国有企业，很少有按照经济规律破产的。中国成立旅行社的门槛很高，一般人要成立旅行社是很难的，这也就造成了很多旅行社的挂靠行为，就是将公司的经营权租给个人，旅行社坐收租子。

    我离开总社后挂靠在某部下属的宝德国旅，签了一年的合同。我的目的也是对这个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一年后，没有达成协议，和平分手。

    许亮准备放弃他任职的国旅时，我正在找新的公司。许亮公司的财务顾问建议我与许亮商量，将他任职的国旅让给我干，我有客源，比许亮有优势。

    没有想到许亮坚决不同意，他要求与我一起参与他任职的国旅的股份制改造，我俩都当股东。我说：“我不可能在你的领导下工作，我们的经营理念和工作作风都不同，我不能和你共事。另外你不能给公司带来足够的价值，却要占有与你贡献不相配的股份，时间长了，我们会闹矛盾，而且公司也不好管理。既然你都要放弃这个公司了，干吗不让我接手？”

    其实个人与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造是很难成功的，最后他离开了，我也没有做成。

    后来许亮对我说，某部下属的一家国旅经营不善，急切想卖掉，他将我介绍给了这家国旅的总经理。我决定收购这家国旅，在与这家国旅的协商过程中，我们先以挂靠的形式在这家国旅经营业务。

    没有了合作关系，我与许亮的联系越来越少了。我还是时不时地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但很难找到他，非典刚刚过去，入境游和国内游都没有恢复，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忙些什么。一次他告诉我他又到了一个新的旅行社，但还是不满意，因此准备成立一个国内社过渡到国际社，因为成立国内社比较容易得到政府的批准。

    2004年3月的一天，噩耗传来，许亮死了。

    旅游做不好，许亮开始做其他生意。他认识了北京的一对夫妻，与这对夫妻合伙做生意。他们去天津办业务，喝了很多酒，在返回北京的路上，许亮酒后驾车，一头扎进一辆停在路边的大卡车，当场死亡。车上共有三个人——许亮和这对夫妻，妻子也当场死亡。

    许亮的遗体在天津附近的殡仪馆停放了很长时间。许亮的家人对车祸有疑问，据许亮夫人说有人看见是那个妻子开车，因为在出车祸的前一刻，他们停车问路。出了车祸后，唯一幸存的丈夫打电话给天津的朋友，天津的朋友先于警察抵达现场。许亮夫人怀疑是他们将许亮和那个妻子调换了位置，要求警方调查，结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许亮夫人的怀疑。

    许亮死后，他的夫人发现他欠了很多债，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巨额债务，个人的公司的都有，每天都有人打电话催债。有没有人欠他的钱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他死后没有人主动还过他的钱。

    许亮死后我才知道他刚刚离开第三家旅行社，正准备成立一个国内旅行社，死的时候他不属于任何单位，连葬礼都没有单位给主办。

    想起许亮在某分社工作的时候，那么多人得到过他的好处，现在他死了，那些往日的朋友们于情于理都应该帮助他的家庭渡过难关。我给所有我认识的与许亮曾经关系不错的人打电话，号召他们捐款帮一下许亮的家人。

    我们最后凑了约八万元人民币，有一些人自愿捐款，有些人是看在我的面子上，那些得到许亮实惠最多的人不但没有什么表示，还有意回避。许亮的死让我体会了一把世态炎凉。

    我参加了许亮的葬礼，葬礼由许亮的家人操办，许亮的表哥致悼词，悼词说许亮去世时享年五十岁，其实他当时只有四十七岁。如果许亮仍然是国企总经理，他的葬礼要风光得多。

    看着躺在棺木里面目全非的许亮，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由于在殡仪馆待的时间太长了，许亮的脸已经变形，左脸上有一道巨大的月牙形伤口，化妆师的技术很差，厚厚的油彩却没有盖住触目惊心的伤口。许亮穿着一件非常普通的夹克，可能是身体僵硬，看上去像是勉强套上去的。许亮生前非常要面子，很注意仪表，喜好名牌，追求时尚，如果他的在天之灵知道他带这样一种形象离开人间，他的灵魂是不会安宁的。

    许亮去世后，让我牵挂的是他的妻子和儿子。我与他的妻子并不是很熟，我打电话问候她，她讲到许亮死后给她带来的债务上的麻烦，我明显感到她的怨恨多于悲伤。我非常同情她，不知她如何面对未来。我对她说如果需要，我可以无偿让公司的法律顾问为她提供法律援助。她再也没有打电话过来。后来听说她再婚了，过得还很幸福，我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

    许亮成为了过去式……

    SARS——前所未有的考验

    离开总社时，我几乎没有什么积蓄，说出来人们打死都不会相信。当时有谣言说：刘平离开总社是不得已的，钱赚得太多了，不走就要出事了。这种“贼喊捉贼”的伎俩特别可笑。说实话，有些人还是挺惧我的。每当领导听了什么人的汇报找我谈话时，我会非常强硬地说：“请你们立刻去查我，用什么方法都行，但凡我有违法乱纪的行为，怎么处置都可以。”

    我将自己的全部积蓄大概有十万拿出来，另外一个合伙人拿出大概二十万，就开始了自我创业的艰辛之路。

    我们在一座高档写字楼“和乔大厦”租了一间150平方米的办公室，年租金四五十万。我们经常要在办公室与客户会谈，办公室不能太差。自己创业，无人可以依靠，我一下子变得迷信起来。办公室的门牌号是“518”，这种巧合让我非常振奋，这不是“我要发”吗？真是好兆头！

    2002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发市场和应对总社的制裁。我辞职后，遇到的制裁是前所未有的。我所到之处，总社“围追堵截”，不让我以前的合作单位接待我，害得很多老朋友不敢公开与我见面，半夜三更悄悄到酒店看我。总社“威胁”说，只要他们与我合作，就将失去总社的生意。虽然总社在旅行社行业的垄断地位越来越脆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谁都不敢得罪。

    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非常有意思，因为我的辞职，引起一场地震，成了焦点中心，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这样的能量。

    以前在总社的资源全都不能用了，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建立起自己的接待网络。绝大多数的接待社都达不到我的标准，因此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挑选合作伙伴和培训他们。

    创业初始，我毅然决然地与荷兰的一家市场代理公司签了合作协议，由这家公司代理我们开发荷兰和比利时的奖励旅游市场。在总社的时候，我就想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开发市场，但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我想：等有了自己的公司，我就可以做主了。

    我们的市场开发模式效果很好，2003年有很多的奖励团预定。

    在一切看似都很顺利时，一场灾难悄悄地逼近……

    2003年7月2日，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多难兴邦——SARS带来的思考

    2003年本来应该是收获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打乱了公司的计划，搅乱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整个旅游行业一下子陷入了“暗无天日”的深渊。我本是一个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人，即便这样，无论如何我也不能预见到像SARS这样来势凶猛、置人于死地的突发疾病会在中国的很多地区甚至是首都肆虐横行。从事旅游行业十一年来，听说过海湾战争对旅游业的影响，亲身体验了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和美伊战争对旅游业的冲击，但从来没有怀疑过旅游业虽然脆弱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个事实。我从来感到可以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旅游业的行业特征。而这一次来势突然和凶猛的SARS让我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和“绝望”的煎熬。尽管我一直用貌似乐观的情绪去鼓励大家、去鼓励客户，尽管我从不放弃工作的机会去争取当时看似“渺茫”的市场，但我心中的感受好几次曾经在一两秒中达到过“痛不欲生”地步。在别人眼里，我算得上是一个坚强的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完全来源于两个字——责任。对信任我的这个团队的责任、对这个团队每个人和他们家庭未来的责任、对日趋衰老的父母的责任、对少年不知愁的儿子的责任……这一次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压力，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独立地”面对这么多的责任。想想二十年前只身到北京闯天下，应该说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就个人而言，这次不是最严重的。但那时我是独身，父母正当壮年，我没有负担，我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在国营企业时天塌下来有人顶，我可以很“高尚”地去分担别人的压力，很“仗义”地去与别人同甘苦共患难，但我没有直接的压力和责任，或者压力和责任是自己自觉地主动地承担下来的。

    突然有一天，我感觉好了一些，是在我听说温家宝总理深夜垂泪，吴仪副总理靠安眠药方能入睡之后，我想他们都是人，我更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所有的心理感受都是属于正常人所有的。这场灾难是整个民族的。有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撑着天呢，而我们要做的只是与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而已。

    经历了这一场灾难，我更加感到一个团结的集体有多么重要。这个集体与公司同甘苦共患难，帮助我度过了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大家在电话里互相问候，在电子邮件中互相鼓励，在平时的日子里，这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这段特殊的日子，大家充满了激情的表达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们在相互维系着我们的精神，让脆弱的心理变得坚强，让忧郁的心情变得愉悦，让心灵黑暗的角落渗透阳光。我感谢大家理解和接受公司在预防SARS方面对每个人的行为做出限制的规定，感谢大家为保护自己和家人防止SARS侵犯所做出的努力。你们保证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就是现阶段对公司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多难兴邦！我们战胜了SARS，我们留住了青山，我们的事业将从现在开始走向兴旺，我们的前途光明而无量。我们这个团体经历这次抗SARS战斗的洗礼，变得更加团结和坚强。我保证要加强学习，带领这个团队用先进的经营理念将我们大家的公司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专业水准的旅行社，让每一个人的才华和能力都得到充分的施展并得到相应的回报。

    态度决定一切！我们不可能选择我们的遭遇，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态度。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公司没有了经济来源，大家对停发工资毫无怨言，每一个人都表示了要与公司同舟共济的态度，这种态度大大地减缓了我心中的压力和内疚。

    ……

    换一个角度看，我从SARS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要比失去的多。

    人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现在回想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好多情节竟然想不起来了，而当时，真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好端端的生意一下子全没有了，有的团连预付款都支付了，最后还是取消了。公司只有四五十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流量，SARS一点没有要结束的迹象。我决定停发员工的工资，但继续购买社保。我征求每一个员工的意见，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愿意走，公司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愿意留下与公司同甘苦共患难，公司一定带领大家共同走出困境。

    SARS结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我们将办公室从和乔大厦搬到了798现代艺术区的一个老式写字楼。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这里，没有再搬家的打算……

    “518”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反倒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年还发生了两件倒霉的事情。

    司机小张将公司的新车桑塔纳2000丢了，完全是他的责任，他将车停在不该停的地方，这辆车在立案期间一直没有找到。因为是公司的第一辆车，大家对它有感情，那段时间，公司每一个人只要看到黑色的桑塔纳就要多看几眼。好多年以后，警察通知车找到了，我终于见到了已经面目全非的桑塔纳。因为已经获得保险，这辆车不属于我们了。买这辆车时，各种费用加起来大概花了二十二万，从保险公司那里也就拿到一半的金额。车丢后，我没有埋怨小张，也没有让他做任何赔偿，他已经够难过的了，这个教训够他记一辈子的。

    我本人也犯了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我在中央芭蕾舞剧团业余舞蹈班结识了一群与我有过同样“文革”经历的舞友，其中有一个叫赵岩的人，办了一个文化公司，经常组织国外文艺团体来中国演出。我和舞友们接受他的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展览馆看过他公司组办的节目，感觉他是个做大事的人。一天赵岩对我说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文化演出项目，但资金短缺，向我借二十万元人民币，一个月就还上。我自己正在创业，知道创业的艰辛，将心比心，我愿意帮助他。凭我对赵岩有限的了解，自以为他将来能成功，应该帮助他越过这道坎儿，我只是凭直觉相信了这个人。我没有钱，向一个朋友借了二十万元，加上我自己还有四万多元，连零头都一起给了他。这笔钱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后来我得知，他一共向周围的人连哄带骗借了两百多万元，大部分都没有还上。因为SARS，演出取消了，但根据合约，他要向演员——一个美国知名的魔术师支付昂贵的赔偿金。可恨的是，他欠了这么多钱，连一句解释或道歉的话都没有。我将他告上了法庭，开庭时他居然没有露面。我胜诉，可以强制执行，但我必须证明他有还款的能力。我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这件事，就放弃了。我用了好多年才还清朋友的钱，我父母至今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一些朋友对我的举动不理解，认为太愚蠢了，这么轻易将一笔巨款借给一个甚至还不太熟悉的人。我冤就冤在这里，如果这笔钱资助了一个好朋友创业，我也认了，而赵岩连朋友都算不上。

    SARS期间，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公司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资本积累，公司一定要有财务应急预案。我的目标是，如果再遇到突发事件，造成公司在一年之内不能经营而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公司的应急贮备金能够支付员工一年的基本工资和保险，并有足够的资金去开发新的市场。

    小张回家对夫人说：“公司要停发工资三个月，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公司尊重我的个人意见。”小张夫人说：“你把车丢了，刘总一句话都没有说你，这个时候走人，多没有良心！”

    民营企业——欣欣翼翔诞生记

    旅行社的挂靠体制在中国是不合法的，但这种现象却十分普遍。成立旅行社的门槛曾经很高，如果只是为了赚钱，不追求长久的发展，挂靠一家旅行社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做法，中国不少旅行社都是靠挂靠体制支撑的。

    我一向反对挂靠。我离开国有大企业后，经历了A和B两家旅行社，这两家旅行社都隶属于国家部委。我加入这两家旅行社的最终目的是想对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或产权收购。在开始阶段，我也是以挂靠的形式加入的，但我有一个条件，只能是我一人挂靠，因为我不想让其他经营不规范的人坏了我的名声。我情愿付出比别人高五倍的挂靠费。

    在旅行社A我经营得很吃力。我是执行总经理，总经理是国家部委的政府官员，人挺好的，但是个外行。副总经理是我原来国企的同事，先我离开，被旅行社A聘为公司的副总经理，他介绍我加入了旅行社A。我与旅行社A签了一年的合同，一年后我带着我的队伍离开了。

    导致我离开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与旅行社A做股份制改造几乎看不到希望。旅行社A一点生意来源都没有，所有的生意都是我带来的。我做了一个股份制改造的方案，要求个人（几个人，包括业务骨干）控股百分之五十一。

    旅行社A主管部委的一位副局长看了我方案说：“一个堂堂的国有企业怎么能让私人控股？想都不要想！”

    我平和地说：“江苏、浙江和很多省市已经开始旅行社国退民进的股份制改造，个人控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股份制改造是双方情愿的事情，如果旅行社A不同意我的股份制改造方案，我们可以和平分手，我与旅行社A一年的合同也到期了。”

    我感到我的话局长听进去了。当时江浙和沿海一带旅行社的国退民进速度之快可能是出乎他意料的，改革开放的步伐在首都北京相反慢一拍甚至几拍。让局长在他手中放弃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在当时是很难的，尽管这个企业已经奄奄一息。

    第二个导致我必须离开的原因是，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与我完全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他把以前在国企不规范的做法带到了旅行社A，时不时会做一些让我心惊胆跳的事情。虽然我们都曾在总社工作，但不在一个部门，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总社很多了解他的人都说我们很快就会分道扬镳，因为我们完全不是一路人。

    合同到期前，我对他说：“我们俩不能在一起工作，分开了我们可能还可以保持朋友关系，继续合作下去我们可能会成为敌人。要么你离开，要么我离开。”

    他说：“我也认为我们俩不能在一起工作。我留下，你离开。”

    整个团队尤其是核心外联人员都是冲着我来这个公司的，我离开也就意味着整个团队离开。

    实际上我们分开后还是变成了“敌人”，这个副总经理在背后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来诋毁我个人和我的团队。

    这个时候我通过许亮认识了旅行社B的总经理，他的公司经营惨淡，正急着想将公司卖了。这正合我意，我就是想要一家完全属于自己并且自己说了算的公司。我们双方达成协议，在没有完成旅行社产权收购之前，我担任旅行社B的执行总经理，负责旅行社的经营，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挂靠行为。

    后来发生了一件可乐的事情。一个中年妇女气势汹汹地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她是旅行社B的副总经理，旅行社B改朝换代的事情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与她心平气和地聊起来，才知道，在旅行社B与我达成产权收购意向之前，她已经以每年两万元人民币与旅行社B达成挂靠协议，并被封为副总经理。现在旅行社B归我经营了，她的协议被旅行社B的总经理单方面撕毁了。我与这位妇女谈话发现她并不是旅游专业人士，她说旅行社B把她给坑了，她已经成立了十个下属部门。我想大家听出来是什么意思了，她挂靠了旅行社B，然后又发展了十个下家挂靠她，一个下家的挂靠费最低是两万，她什么都不做一年就能坐收二十万元。

    国有企业可以这样给个人利用，却不能正大光明地按照市场规律卖给个人。

    国有旅行社的领导都是委派的，旅行社B的总经理对旅游一窍不通，让他做旅行社太难为他了。

    我与旅行社B签订了收购意向，就收购价格达成初步协议，还交了五万元的保证金，保证不反悔。旅行社B的总经理以公司的名义向我借了十五万元人民币，并在协议中表明将来从产权收购的费用中扣除这十五万元。这笔钱说是用来安抚他原来的员工的。最初在收购意向中我表明不负责他原来员工的工作安置，产权收购费包含员工安置费。旅行社B原有的员工都不是做旅游的专业人士，如果接受他们，是企业一个极大的包袱，将是企业永久的痛，和以前的大锅饭体制没有什么两样。

    最终我对旅行社B的产权收购也流产了，原因是有人坚决反对国有资产流入个人手中，尽管是一家一钱不值的企业。但借我的十五万元人民币却石沉大海，至今没有归还。旅行社B的总经理也换人了，总经理离开前鼓动我起诉旅行社B的主管部委借钱不还。我没有做，因为我不愿意与政府打官司。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自然人成立旅行社成为可能，我终于在2005年7月成立一家股份制民营企业，比股份制改造或收购一家公司便宜得多。

    现在想起来，幸好与前两家旅行社的合作失败了。如果与旅行社A的股份制改造成功了，我每年要将百分之四十九的利润拱手交给对公司毫无贡献而坐享其成的国有股东，那现在我的肠子都要悔青了。而收购旅行社B也一定会遇到很多障碍，指不定又会出什么幺蛾子。我愿意像现在这样合法经营并照章纳税。

    我的经历说明，如果自己没有一定背景和关系，想与一个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或收购产权简直是太难了。而那些有背景和关系却没有能力的人好像并不太费劲就能收购一家旅行社。内蒙一个旅行社的经理在北京收购了一家国际旅行社，自己没有能力经营，找到我，要我去他的公司当副总经理，利润与他分成。凭什么呀？

    实际上，当时的政策已经允许自然人成立旅行社，但仍然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情。我之所以下不了决心成立公司是因为担心有人利用权力设置障碍。当时有很多人建议我用其他人的名字来注册公司，我没有答应，我不想留下任何后患。

    我前前后后与四家旅行社谈过收购或股份制改造的事情，全都以失败告终。经历几次失败后，我下决心以自然人的身份成立一家旅行社。

    我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申请和有关材料，包括一份无懈可击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部门很快按程序提交给了上级主管部门。

    我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很有说服力，具备所有成立旅行社的条件。中国毕竟还处在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中，成立一家私人企业遇到一点挫折也是难免的。

    我成立旅行社的过程是很艰难的，由于各种原因，我不便将里面的故事公布于众。总之，从离开国企到成立自己的公司我经历三年半的时间。

    2005年7月25日，北京欣欣翼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欣欣翼翔）正式成立。

    2001年年底我离开国企，从表面上看，我的离开是国企的一大损失。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欣欣翼翔成长为中国会议奖励旅游的先锋队和行业的榜样，作为一个代表中国品质的会议奖励旅游公司立足于世界会奖产业之林。

    虽然旅行社的挂靠行为仍然普遍，但可喜的是还是有一部分人凭借自己的实力成立、经营和发展旅行社，并开始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经营会议、奖励、豪华、特种旅游产品的专业旅行社，为中国旅行社分工细化打下了基础。

    东西方的碰撞

    2001年7月13日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2008年8月8日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其间相隔七年。这七年是中国经济飞快发展的七年，人民的生活和心态都在发生着变化。

    2008年4月我在欧洲出差时，每天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看CNN和BBC奥运火炬全球传递的新闻报道。当然，我看到了很多国内观众看不到的场面。西方媒体一面倒的片面报道和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无知，让我十分惊讶和不安。尤其看到在反华队伍中有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和他们的孩子，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的心情与当地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一样，恨不得扛着一面红星红旗随着奥运火炬奔跑，为中国助威，为奥运呐喊！同时我的确也在想我们的政府是否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成见和误解这样深？

    我在伦敦去参加MPI（Meeting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世界会议专业工作者联盟）欧洲年会。会上有个“开放式讨论（opens pace session）”，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会议形式。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热衷参加行业的国际会议，因为每次都能学到很多新东西。

    “开放式讨论”约有五百名与会代表参加，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会场中央有一个麦克风，大会主持人要求凡是有问题希望与大家讨论的代表到麦克风前提出问题，一共十个题目。大会工作人员将每个题目写在一张纸上，贴在一面墙上，与会代表根据自己的兴趣加入小组讨论。

    我走到会场中央，提出我想讨论的题目——How to make the western world understand China better·(如何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话音刚落就引来一阵笑声，因为当时正是奥运火炬传递遇到阻碍，“藏独”活动如火如荼的阶段。

    分组讨论时，我这个组的人最多。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到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会这样差。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我感到受到西方同行非恶意的群起而攻之，甚至在一瞬间我感到孤独和委屈，眼泪几度即将夺眶而出，我强忍着，一直理智地以理据争。西方的同行们可能忘记了我是一个中国人，他们用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不适应的直白和坦率与我辩论。

    有两个欧洲人与我辩论的时候甚至充满了“敌意”。

    讨论的焦点之一是奥运火炬传递中“藏独”分子闹事的问题。

    我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我的观点，你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历史问题。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做任何事情最不能伤害的就是人民，要顺应民意。在中国，的确有些时候政府的决策有老百姓喜欢有老百姓反对，但是对于奥运会，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支持的。在对待‘藏独’分子干扰奥运火炬传递的态度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立场高度统一。如果‘藏独’分子干扰奥运火炬传递是发泄对中国政府的不满，但这次伤害的却是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为什么要伤害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感情？”

    一个北欧人说：“中国政府不应该殴打和镇压少数民族。”

    我知道他指的是2008年拉萨3·14事件。

    我没有直接涉及3·14事件，一个小时的讨论会，我没有时间去解释那么多。

    我：“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个民族吗？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我就是少数民族，我是满族。我的家庭成员中有满族、苗族、侗族和汉族。你知道中国人都羡慕少数民族，甚至希望自己是少数民族吗？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可以享受很多特殊的政策，可以多生孩子，上大学可以加分，我儿子上大学就加了十分。我为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而感到自豪。”

    听众中再没有人反驳，而是开始认真地聆听。

    我知道我的回答很肤浅，我的回答只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很多信息对中国人是常识，对信息不对称的西方人来说是新闻。

    谈到奥运会，我说：“中国会排除一切干扰，举办一届非常成功的奥运会。”

    说完，我立刻又补充道：“一届最成功的奥运会。”

    一个荷兰人带着怀疑和“讽刺”的口吻：“你怎么这样肯定？”

    我：“因为我了解我的国家。”

    讨论接近尾声时，我发现其他的分组讨论都结束了，只有我们这组还在继续，其他组的不少代表加入了我们组。

    我获得一生中最热烈的掌声，有人说十分敬佩我的爱国热情，还有人说我是他们的偶像。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我越热爱我的国家，就越受到西方人的尊重。我热爱我的国家，但不袒护她的错误，我承认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我只是希望西方朋友能公正地看待中国，而不是充满“敌意”和“仇恨”。

    在美国迈阿密遇到一个在餐馆打工的中国男孩儿，我问他怎样获得绿卡的，他说他告诉移民局，因为信仰天主教在中国受到迫害。我问：“这是真的吗？”他答：“不是，就是为了留在美国。”

    有多少人为了绿卡而贬低自己的祖国？

    如果西方人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声音，他们能公正地对待中国吗？

    主持人说我表现得很好，我说受语言的限制不能在短时间内表达更多的内容，主持人说我的语言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并没有讨论很深奥的问题。中国复杂的历史和政治现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这次经历让我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学习欲望。在国际舞台上说话，我觉得我的知识不够。

    德国《CIM》杂志在分组讨论会后采访了我：

    问：在MPI （Meeting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世界会议专业工作者联盟）欧洲年会“开放式讨论”时，你满怀激情地与西方同行讨论中国在西方的形象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答：这次欧洲之行我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当我看到奥运火炬全球传递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和奥运精神被人为地与政治相混淆，我感到强烈的不安。我惊讶地发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和成见远比我原以为的要深得多。我本人并不认为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十全十美，但有谁能说他们的体制和政府是十全十美的？西方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非常片面。我希望西方世界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到中国亲眼看看中国是什么样子。在这次会议上我听一个年轻女士说达赖喇嘛是她的偶像。我并不认为她有自己的信仰有什么错，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她是真的了解达赖喇嘛，还是在追求时髦？我也在思考怎样才能让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经过不懈的努力成立了自己的高端旅游和会议策划公司。我希望我的公司能够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人的桥梁，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义务和责任告诉西方人一个真实的中国，尽管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的政治体制不一样，我们的历史不一样。我不期望西方人都喜欢中国，只希望他们不要有偏见。

    以奥运会为例，2001年全国人民高举红旗，高唱国歌，举国庆祝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这是真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交通管制、治安措施、限制人口流动等给人们带来不便，引起人们的不满与牢骚。这些发牢骚的人也在当年高举红旗、高唱国歌的游行队伍中。这也是真的。

    中国人为美轮美奂的奥运会开幕式感到由衷的自豪，为奥运会赛场上冉冉升起的国旗而热泪盈眶。这是真的。

    一些中国人质疑在中国很多地区仍然贫穷和落后的情况下，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搞这样气势磅礴的奥运会是否值得。这也是真的。

    同样一个人，他可能一方面非常支持北京奥运会，而另一方面又对北京奥运会有不同的见解。这是真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为奥运会感到骄傲。奥运会后不久我到欧洲出差，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腰板挺得这样直。无论世人对中国有什么样的看法，北京奥运会唤起西方人对她的好奇，想去接近她，进一步了解她。这绝对是真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看法也在改变。有关对北京奥运会过于奢华的批评，我并不是太在意，百年奥运，奢华一回也是可以的。可是后来的世博会、亚运会，甚至是全运会、农运会、民运会……奢华之风愈演愈烈，这种不良风气应该停止了！现在再看那些铺张浪费、眼花缭乱的雷同的开幕式、闭幕式已经开始让人倒胃口。不用西方人说什么，我们清楚自己国家的问题所在。

    从亚运会到奥运会

    我做过的最能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就是亲自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服务工作。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举办的最大的运动会是第十一届亚运会。

    第十一届亚运会于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土地上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亚运会诞生以来的四十年间，第一次由中国承办的亚洲运动会。

    两个运动会相隔十八年，而我个人的变化确是翻天覆地的。

    我对亚运会的记忆是吉祥物熊猫盼盼、亚运歌曲《亚洲雄风》、《黑头发飘起来》，除此以外，都是痛苦的经历。

    我那时被借调到化工部外事司，没有北京户口，没有住房，带着三岁的儿子住单身宿舍。

    那时我的工资每月两百多元人民币，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

    十八年过去了。

    十八年后，我有了北京户口、有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公寓、自己车和自己的信用卡。

    十八年后，我儿子上了大学。

    十八年后，我出差出国乘公务舱。

    十八年后，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我的公司有幸为奥运会服务。

    十八年后，我在竞选“国际奖励旅游管理者协会”的国际理事。

    十八年，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1年北京获得北京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我并没有指望一个民营企业将直接为奥运会服务。而实际上，通过我们的努力，积极开发市场，我们获得为美国奥委会官员及家属、耐克公司赞助的运动员、美国女篮、美国帆船队、美国体操队、加拿大和巴西等约4500位客人提供服务的机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平等的机会。我总是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在风雨中成长

    2008年8月9日，两名美国游客在北京遇袭导致一死一伤，另有一名导游员受伤。行凶男子随后跳楼，当场死亡。

    这两个美国游客是随加拿大一家旅行社来京观看奥运会的，而这家旅行社正是我公司的客户。

    8月9日中午时分，导游段蓉陪同白同德（受害者）、芭芭拉（受害者夫人）和伊丽莎白（受害者女儿）抵达鼓楼。

    当段蓉及三位客人攀登到鼓楼顶部平台时，突然有人窜出来，拿出匕首向女儿伊丽莎白猛刺过去，没有刺中，段蓉立即呼救，行凶者又向段蓉猛刺过来，刺中其右侧胸部，然后又刺向白同德夫妇。段蓉带伤立刻拨打了110、120报警和求救，随后立即向公司汇报，公司也立即报警，同时向旅行社的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我接到段蓉的电话后立刻给公司总经理刘延祥打电话，要求他赶赴出事现场。他当时正在希尔顿酒店办事，距离出事现场相对近些。

    负责给这几个美国客人安排旅游活动的外联人员陈曲号啕大哭起来，大家极力安慰她。在奥运会前的准备和开始以后的接待工作中，公司的员工都累坏了。我们在奥运会期间要接待4500人次左右的海外客人，其中有很多知名人物、运动员和国际大公司。这些八零后的员工个个都在挑大梁，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弦一直紧绷着。没想到在奥运会刚开始的时候，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说：“有什么可哭的，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就要坚强地面对。天塌了肯定是我顶着。”

    我不是说大话，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有多大，如果我们公司有过错，后果会有多严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年轻，他们受到了惊吓，他们需要安慰，需要有一个后盾。

    这个事件惊动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小布什。

    死者白同德先生是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美国男排教练的岳父。

    当天下午，警察就到我们公司来调查了。作为公司的法人和CEO，我责无旁贷地要配合警方和有关部门调查情况。

    警察和警察是有很大区别的，大部分的警察对我们很尊重，个别警察将我们当罪犯似的审问，尤其一个女警察，态度特别恶劣。不过我们没有在意她的态度，就当是更年期在作祟。

    警察将我和陈曲安排在不同的房间谈话。在警察调查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很坦然，他们要什么资料我提供什么资料。我相信平时公司近乎苛刻的严格管理在这种关键时刻是经得起考验的。

    最后警察队长说：“看来你们公司还真没什么事！”

    8月13日《新京报》报道：

    王志发（国家旅游局副局长）说，经核实，美国游客在北京遇袭是一件孤立的、偶发的刑事案件，与旅游组织和旅游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与北京奥运会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奥运会赛事正在紧张进行，公司一个人顶几个人用，而公司管理层却将全部时间用来协助有关部门解决善后事宜。

    段蓉在此次突发事件中表现得勇敢和镇静，打电话的时候沉着冷静，将事情表述得很清楚。

    我们给段蓉安排了医院最好的房间，除了保险公司理赔的部分外，超出的医药费公司全部承担。段蓉的父母非常朴实，对公司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和他们一样心疼这个八零后的女孩儿，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对他们关照备至。

    事后我召集公司员工开会说：平时公司要求严格，大家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认为领导吹毛求疵。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公司在这次突发事件中经得起调查和检验，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平时的严格管理。

    每一个人都由衷地频频点头。

    事件发生后，政府主管部门一再问我们是否对段蓉进行了培训。

    实际上，从2008年4月到奥运会之前，公司对段蓉做过多次培训，包括反恐知识和奥运会接待注意事项的培训。我公司参加北京市旅游局举办和召开的与奥运会接待工作有关的所有培训和会议，所有培训和会议精神都在公司组织的培训会上进行广泛传达和专门强调。

    公司最后一次培训是8月6日，谁也不会料到三天以后会发生这样一件惊动世界的案件。

    虽然段蓉所做的一切都是导游职业所要求做到的，但是谁都不敢说在那样的突发事件中，自己一定能做得与段蓉一样好。

    受害者白同德的夫人芭芭拉和女儿伊丽莎白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与段蓉通了电话，感谢段蓉在危急关头与他们在一起和她所做的一切。双方都很动感情，谈话在哽咽和抽泣中进行，让在场的人潸然泪下。

    我和公司管理层经常在一起讨论应该从8·9事件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虽然我们没有任何过错，经得起任何检查，但我们是有后怕的。假设当时导游不负责任或偷懒，让客人自己爬鼓楼，导游在楼下等待，出事的时候导游不在客人身边，就有可能延误报警和求救，耽误夫人芭芭拉的抢救。如果没有导游的呼救，就有可能震慑不了凶手而使其继续行凶，伤害到更多的人，那我们旅行社就有责任了。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我们与导游签订了劳务合同、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并进行了培训，这是最基本的工作，但也不是所有旅行社能做到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一定要教育导游在客人游览的时候不要擅自脱离团队。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有些遗憾。白同德的家人在与加拿大旅行社打官司的时候提出，白同德遇害时，导游没有在现场，这完全是误会。当时现场很混乱，我们的导游忍着伤痛在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并通知急救时，受害者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不是我们的导游沉着冷静，及时报警求救，白同德的夫人芭芭拉可能会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丧生。芭芭拉的伤势很重，失了很多血，救护车晚来一步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与美国奥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是好朋友，多次在一起谈论这件事情，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他给予我很多安慰。

    有人说我们公司太倒霉了，奥运会期间就出了一件事故，偏让我的公司摊上了。我并不这样看。这件事情幸好让我们这样一个遵纪守法的公司摊上了，公司的专业队伍和训练有素的导游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表现上，没有给中国丢脸。

    远在贵州的弟弟听说我们公司出了这样一件大事，立刻召集他的朋友们，说：“我姐这次出大事了，可能要赔很多钱，到时候我可能要向你们借钱。”弟弟的朋友没有一个犹豫的，都回家将钱准备好。一个准备买房的朋友决定不买房来帮助我。

    由于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故上的突出表现，公司和段蓉多次受到各级政府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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