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与年轻的一代分享前辈的故事和感受。而这些故事是中国两代人（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共同经历，很多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或自己的影子，所以我称这一章为“中国故事”。
矿山名人“仙妈”
特别小的时候，磷矿有两个单身汉借我们家的炉子和锅炒了一个尖椒肉丝。我和弟弟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单身汉留了薄薄的一层锅底给我和弟弟，到现在还能回忆起那种香味。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几乎所有的物质都是凭票供应，从粮食到衣服，从香烟到油盐，从鞋子到袜子，从肥皂到火柴，直到针头线脑。除了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等主要的副食品票证外，还有肥皂票、鞋票、毛线票、火柴票、热水瓶票、豆腐票……总之，几乎所有与民生有关的物质都要票。
那时城镇居民迁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粮食关系”，俗称为“购粮本”的粮食供应证。没有购粮本就不能买粮，粮食关系落实到具体粮店，关系人只能在限定的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调动工作时，除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就没有粮食定额，就没有饭吃。粮食关系也包括食用油，粮油在普通商店是买不到的，必须到粮店凭票购买。
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油。炒菜只能放一点点油，稍微多放一点，就会有半个月没有油吃。
粮店供应的基本上是粗加工的菜籽油，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植物气味，炒菜时油烟很大。我们从小就习惯了这种菜籽油，觉得很香。
我家附近有一个农民粮店，收购当地农民生产的粮食和菜籽油等。一天一个农民老头儿挑着两坛子菜籽油从我家门前经过，天下着雨，路很滑，老头摔了一跤，将油坛子打碎了，油洒了一地。地面坑坑洼洼的，油和泥水混在一起。老头儿用破碎的瓷片将混着稀泥的油从地上刮起来，倒进残破的坛子底里。我一直站在那里看着老头儿的一举一动，心里极其紧张，那么大的两坛子油洒了，是一个农民无法承受的灾难。我虽然是一个小孩子，但心痛得厉害。两坛子菜油，得吃多久啊！我十分同情老头儿，那两坛菜子油应该是属于人民公社的，不知道老头儿要用多少工分来赔。现在想起这件事还会很心酸。
我家邻居有三个男孩儿，特能吃。每个月菜油用完了，当妈的就喊：“小二，没油了。”小二拿起一团车间擦机器用的棉纱，飞快地跑了出去。这时，当妈的就将炒菜锅架在炉子上。一会儿小二跑了回来，两只手来回地倒腾，冲进厨房，将手中的棉纱一拧，一股菜油流进了锅里。原来，小二拿着棉纱跑到附近的粮店，乘售货员不注意，将棉纱往油桶里一蘸，棉纱立即浸满了菜油，所以他要两手倒着飞快地往家跑，否则油都流光了。
山沟里有一个国营小饭馆，有时候实在是太馋了，父亲就让我或弟弟到小饭馆买一份或两份肉，回来倒进锅里，熬上一大锅青菜，全家人围着火炉吃得香极了。那时候的肉怎么那么香呀！记得一份肉是六毛钱，在饭馆卖菜的是我同学的妈妈，同学妈妈看到我，就会将勺子深深地插进菜盆里，实实在在地捞一勺肉放在我的饭盒里，然后再添上一勺油汤。如果不是同学妈妈当班，我就没有这个运气了。
卖肉的是最牛的，谁都要巴结他们。山沟里卖肉的是一位叫仙芝的没有文化的妇女，她在那个小山沟里辉煌了二十来年。谁见到她都要向她赔笑脸，老远就跟她打招呼，男女老少都喊她“仙妈”。
仙妈因为掌握着卖肉的大权，成了山沟里的名流。在街上碰到她时，经常看到她挽着矿长夫人的胳膊有说有笑地逛街，见到其他人都不屑一顾。
由于物质匮乏，即便凭票供应也是限时的。仙妈工作的地方叫“蔬菜公司”，就是现在的副食商店。每次来肉了，人们就奔走相告，飞快跑回家中取了肉票和钱，然后冲到蔬菜公司排队买肉。一位叫陈忠的中学教师在排队买肉时，等的时间太长昏厥过去，我是在几十年后写这篇文章时才从母亲那里听到这个故事。陈忠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我很难将这个故事与他联系起来。
仙妈眼皮都不抬地切肉称肉，买肉的人眼巴巴地看着她，每个人都想要好部位的肉，如果正好遇到猪脖子肉，只有自认倒霉。所以大家都巴结仙妈，希望她能手下留情，割一块好肉。仙妈也挺不容易的！
家里用肥肉炼油时，孩子们就围在炉子周围，眼巴巴地盯着锅里的肥肉，等着肥肉慢慢地熬成油渣，然后分而食之。等不及了，就捞一块还没有炼透的油渣放在嘴里嚼得满嘴是油，觉得香极了。熬好的猪油放在罐子里细水长流地慢慢享用。
十几岁的女孩儿日子过得很艰苦，这个年龄的女孩儿对一些物质有最基本的需求，像肥皂、香皂、牙膏、洗头粉、草纸等等。国家穷得很，什么都是限量供应，还经常断货。没有人用手纸，手纸是很奢侈的东西。如厕都是使用报纸或传单纸。只有妇女在生理期的那几天用一种麦秆做的草纸，很粗糙的能看见一节节麦秆的黄色的纸。我家附近有一个农民供销社，这种草纸只有在那里买得到。每次供销社草纸来货时，柜台前立刻排起了长队，全是妇女。
商店的牙膏、肥皂、洗头粉等经常断货，有时候断货几个月。好多孩子干脆就不刷牙了。我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儿，不可能不刷牙，就用牙粉或食盐代替牙膏刷牙，经常刷得满口出血。
蔬菜公司有时也会来一些咸肉或咸鱼什么的，有一次咸鱼来多了，正值夏天，都坏了。蔬菜公司就将咸鱼堆在一个露天空地晒干，招了很多苍蝇，臭气熏天，蔬菜公司决定丢弃这些咸鱼。我和一个好朋友天天去挑拣咸鱼，回家用一点油炸了下饭。开始我嫌鱼脏，朋友说：“以水为净。”意思是说用水洗洗就干净了。后来又动员其他的朋友去捡鱼，我也说：“以水为净。”
青少年时期还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就是买豆腐。买豆腐要起得很早，天还没有亮，要走几里路到位于一个叫大水沟的山洼里的豆腐坊，排长队买豆腐。去晚了买不到，去早了，豆腐还没有做好，我就看着师傅点卤水做豆腐。我经常买水豆腐，一张票可以买一盆，够全家吃一顿的。我要端着一盆水豆腐小心翼翼地走一大段坑坑洼洼的路回家。有时也会买不需要票证的豆腐渣回家炒着吃。物质匮乏的年代很长，从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我在贵州大学上学，父亲在贵州大学附近的省党校学习。党校的伙食比较好，一到周末父亲就在党校的食堂买几份肉菜装在一个铝饭盒里送到学校来。我和父亲在宿舍大楼一旁，找几根树枝点上火将肉菜烧热，拿到宿舍与同学分享。
八十年代初期，我第一次陪同两个西方人到开阳磷矿考察。小山沟从来没有来过西方人，人们将西方客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是第一个将西方人带到这个山沟的人，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
我抽空回家与父母吃午饭。母亲去蔬菜公司买肉，仙妈还在那里卖肉，见到母亲一个劲地夸奖我有出息，知道是为我买肉，她精心地挑选了一块最好的肉递给母亲。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现在物质极大地丰富了，只要有钱，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而我几乎成了一个素食者，不吃肉，更不要说肥肉了，我吃的油也是精炼的昂贵的进口橄榄油。即便这样，每天还为减肥绞尽脑汁。
仙妈辉煌了很多年，后来肉可以随便买了，也没有人在乎她了，走在街上也没有人理了。听说，有一段时间她还挺失落的。
让我住厕所行吗？
1955年7月15日我出生在辽宁省本溪县硫铁矿一个简陋的屋子里。当时我父母是这个矿山的职工，矿山分配给职工住房。我出生后，在这间没有厨房没有厕所的房子里生活了两年。1956年7月，我的弟弟也出生了。我们一家四口人在这里住到1957年8月份。我在1994春节三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回到出生的地方，没有想到这间房子还在，而且还有人住。
这是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房子，用墙隔成两间，外面的十平方米做厨房，里间的二十平方米是卧室。卧室里修了一个“炕”，是我们全家四口人的床。
我们家的房子距离公共厕所很远，冬天如厕非常遭罪。
我父母是从农村招来的工人，一间寒舍已经让他们非常满足。
1957年我父母调动到江苏省连云港锦屏磷矿，我和弟弟随父母来到了这里。单位分配给父母一间三十平方米的平房，格局与本溪的房子一样。
最近我在连云港的表弟给我发来了我们家老房子的照片，没有想到，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家的老邻居还住在那里。我无法想象这五十年他们是怎样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生活的。
1958年，我父母调到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开阳磷矿工作。当时开阳磷矿正在筹建，还没有职工住宅。父母带着我们一双儿女住在老乡家的茅草房里，这样的茅草房现在在贵州的深山里还能找得到。
后来随着矿山的发展，我家从茅草房搬进了瓦房，又从瓦房搬进了楼房。住老乡茅草房的时候，厕所就是用包谷秆围起来的一个坑，大人小孩都在这里方便。磷矿的瓦房是一长排，住了很多人家，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和一个露天自来水管。
1963年至1973年我上大学之前，我们家六口人一直居住在13号楼2单元2楼一套五十平方米的单元房内。一共两间房，里间较小，是我父母的卧室，外间安了两个上下铺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住，我一直住上铺。1976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回了原单位，在13号楼又住了两年。
那时的楼房都是非常简易的，厨房和厕所都非常小。取暖做饭都烧煤，灰很大。磷矿的生活用水一直缺乏，直到我1979年离开磷矿的时候，用水还是限时限量供应。由于水的压力不够，二楼以上供水的时间就更少了。我回家探亲时，经常端着装满全家脏衣服的大木盆到处找水洗衣服。洋水河距离我家不远，我到河里洗墩布擦地，要往返十几次才能把地擦干净。我爱干净，每天要墩几次地，经常半夜到洋水河洗墩布。洋水河曾经清澈透底，随着矿山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工业和民用污水全都倾泻进了洋水河。我用桶提浑浊的河水回家冲厕所，由于缺水，又小又黑的厕所总是味儿很大。那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会用上明亮、洁净、清香的带有浴池和淋浴的卫生间。
我和妹妹相继离开贵州后，父母在那里一直住了三十多年。我们回去探亲仍然要住上下铺。
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实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在城镇范围内实行的是实物福利性质的住房分配模式。
就是说你的工作单位为你提供免费住房，无论你是工人、知识分子还是军人。这种以计划为手段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在西方，教育、医疗、住房等等都是社会福利或商业行为。在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机关、企业或事业单位从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综合机构，包括生产、住宅、医院、学校、幼儿园和商店等等。
单身职工有单身宿舍，好几个人合住一间房，只有结婚了而且是双方都在一个单位工作才能享受分房的待遇。一般情况下都是房子少职工多，分房子要论资排辈，条件包括职位、工龄、年龄、人口（以户口本为准）等等。很多年轻人是为了分房子而不是爱情匆匆结婚的。
夫妇俩如果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一般的情况是男方的工作单位分房子。我父亲的一个下属结婚后与丈夫分居，她生了孩子后仍然带着孩子住在单身宿舍。贵州的冬天又冷又潮，没有暖气，尿布洗后好几天才干。那时候没有尿不湿，尿布都是旧衣服或旧毛巾做的。尿布总是不干，没有尿布用了，她把湿尿布围在腰上，用体温捂干。
我1979年从贵州调到河北工作后，一直住单身宿舍。1984年我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住，正好我的室友们由于各种原因都搬出了单身宿舍，我就把家安在单身宿舍了。
我的工作单位房子不算太紧张，按我的条件应该可以分配到一套房子。根据国家政策，工龄、晚婚、晚育、军婚都是优先分房子的条件，我符合所有的条件。我十五岁参加工作，工龄比一般同龄人长；我二十八岁结婚，三十二岁生孩子，在当时都算是很晚了；丈夫又是现役军人。
房产科长是最有权力的人，是人人巴结的对象。
我从小到大都不会巴结人。我总是认为既然国家有分房的标准和规定，那就应该按规矩办事。让我送礼行贿，我不但自己感到为难，更为受贿者感到尴尬。每当有事情去求领导，我都会十分为难，站在领导的办公室或家门口，要运半天气才能抬起手敲门。
单位的房产科科长是一位转业干部，成天板着脸。
单位来新的单身职工要让我腾房子，房产科长找到我让我搬家，我问他让我搬到哪儿去，他让我和其他单身职工合住。那时丈夫在部队，周末回家。我如果与其他人合住，丈夫回来就没有地方住了。
单身宿舍在机关办公大楼的四层。一至三层是办公室，四层是单身宿舍。三楼有一个公共厕所被当成仓库了，里面堆放了些破家具。我找到房产科长要求：让我住厕所行吗？房产科长没有同意。我只好厚着脸皮赖在单身宿舍不走，一直住到孩子出生后。孩子快一岁的时候，我将母亲的户口从贵州转到河北。增加了人口，我又去找领导要求分配房子，这次虽然让领导数落了一番，最终还是分配到了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当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了。领导数落我是因为我当时急了，说话有点冲。这位决定给我分房子的领导是从贵州省化工厅调到矿山局任副局长的，按说我们是老乡。他的数落让我特别难过，以至于事隔二十多年想起来还很不是滋味。
三十四岁那年我被借调到中央机关，先带着孩子住在单身宿舍，后来搬到又黑又脏的筒子楼，住在一间约二十平方米大小简陋的房间，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筒子楼脏得要命，谁都不愿意打扫公共厨房和厕所。自从我搬去了，就成了保洁员，我将公用场所打扫得很干净。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能忍受下去。筒子楼蟑螂肆虐，我家墙壁有一条裂缝，一天，墙皮脱落，上百只蟑螂从墙缝中猖狂出逃，看得我头皮发麻。一次，我请两个朋友到家里吃饭。我用高压锅煮了一锅排骨，端到饭桌上，突然从锅盖手柄的缝隙中爬出几只比蚂蚁大一点的小蟑螂，我立刻满脸通红，十分尴尬。三十六岁时我调到了总社工作，为了让新单位能顺利地接收我，自然不敢提分房子的事儿。
我当时住的化工大院筒子楼属于化工部，筒子楼的住户有一半已经不是化工部的职工，但他们仍然住在这里。这也是中国特色。分房子难，分到房子后，如果住户调动单位了，让他们搬出去也难。筒子楼有好几户户主调到其他单位几年甚至十几年了，一直占着化工部的房子不搬，从来没有人催他们搬家。
化工部房产科科长是个女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自从我调出到总社后，她三天两头找人赶我出去，甚至还威胁说要把门撬了，把我的东西扔出去。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是双重标准，后经人指点说没有送礼。
我一直觉得送礼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将心比心地想，如果有人为了让我帮忙而给我送礼，我会感到很受侮辱。
尽管如此，我还是送了礼，第一次见到了女房产科长。我掌握不了火候，可能是礼太轻了，没有起任何作用。
我并没有想长期占着化工部的房子，我只需要有个过渡的时间。我想在新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后证明自己是业务骨干，就可以向单位提出分房子的事了。
女房产科长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只好硬着头皮向新单位提出让我住单位的单身宿舍。
我的新单位是全国知名的国营大企业，有很多房子，但永远不够分配。
不知什么原因，领导没有同意我住单身宿舍，而是在北京黄寺一个大杂院里给我分了一间九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没有暖气。院子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供几十口人用。大杂院内脏乱差到了极点，我一看就傻眼了，不知道怎样带着四岁的儿子住这样的环境里。说实话，我以前的住房条件虽然不好，但没有差到这种地步。想想北京那时（和现在）有多少老百姓就是在这样的大杂院生活的，命运对我真的不算薄。
按理说，那么多的北京人都能住的房子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我不是北京人，举目无亲，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个小时，焦头烂额的，没有人帮助我，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养育孩子。
我没有接受这间房子。这间房子以前的住户是公司一位锅炉工，他告诉我千万不能要这间房，他住在这里时，日子苦死了。
特别蹊跷的是当时单位有房子，就是不分配给我。公司领导之间也为分房子的事情闹矛盾，我就成了他们闹矛盾的牺牲品。
我刚到这个单位，没有做出什么贡献，还没有来得及证明自己不是等闲之辈，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让单位给解决住房问题。
再者，掌握分房大权的领导和房产科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会轻易让你得到住房的。而我是一个纯粹的业务人员，没有能力与领导建立工作以外的私人关系。
女房产科长天天逼我搬家。我无路可走，只好不断地找新单位主管后勤的副总经理，实在控制不住，还在他面前哭了几场。副总经理对我很同情，看得出他虽然管房子却没有权力分房子。他愤愤不平地说：明明有房子却不分给职工。最后看到我实在是走投无路，终于分给我一套崭新的四十平方米的单元房。我特别纳闷儿，明明有房子，为什么不分配给我？
后来我成了单位的核心竞争力，为单位赚的钱可以买好多房子。我到新单位虽然时间不长，但创造的经济效益比很多在这个单位干了一辈子的人还要多。而我在这个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一直住到儿子上中学。我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和做家务，请了一个阿姨，阿姨住在过道里，儿子一直到十几岁还和我睡一张床。
由于我工作勤奋、业务能力突出，很快就崭露头角，得到领导赏识，职务不断得到提升，直到我具备可以享受一百多平方米住房的条件。然而，资历比贡献更重要。我对公司的贡献大，但在这个单位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面有好多人在排队等待分配大房子。在国营企业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即便你条件具备，如果你不主动去找单位申请，单位是不会主动给你分房子的。在我的争取下，单位后来又分配给我一套四十平方米的住房，我拥有了两套四十平方米的住房。虽然在离开这个单位的时候也没有享受到与我职务相等的住房标准，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房改时，我花了六万元人民币买下了这两套四十平方米的住房。我十五岁参加工作，当时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加上丈夫的工龄。工龄就是钱，我不了解房改政策细则，反正最后工龄折合成钱后，我只需要付六万元。
我是部门总经理，部门总经理的住房标准是130~160平方米。我埋头干活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分房子，当别人都在积极活动的时候，我什么信息都不知道。
有人给我通风报信说，现在正在分房子，你怎么不去争取呀！并说只有三个部门总经理的住房没有达到标准，而现在有十套房子待分配。
那时候我在公司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业务骨干和部门总经理了。
我找到公司的领导问：“我有希望分到新房子吗？”领导很干脆地回答：“没有希望。因为好多退休的老干部也在分房范围之内，十套房子都有主了。”领导还问：“你早干吗去了？”
真的，我早干吗去了？我工作的时候两耳不闻窗外事，否则我怎么可能后来者居上，为公司做出这么多的贡献？
领导说没有希望分到大房子，我就不再想这个问题了，反而感到一阵轻松。如果有希望，我还得找这个领导那个主管谈，我最不擅长这个了。
我的两套房子都是经济型的，比现在的经济适用房简陋很多。2001年在决定离开国营企业成立自己的公司的时候，我下决心用银行贷款买了一套138平方米的住房。我想靠自己的力量住上舒适的房子。我在四十六岁的时候以十五年的还款期向银行贷款买了房子。当我搬进这138平方米的房子时，我认为这辈子到头了，我会在这套房子里住一辈子。那时候想到2015年还清贷款的日子十分遥远，而今天距离这个日子只有三年了。
四十六岁的我辞去了国营大企业的工作，放弃了铁饭碗和提升的机会，贷了一大笔款买房子，连我自己都想不通我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勇气。
我和父母及儿子一起生活在这138平方米的公寓里，感到非常幸福。我经常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永远不敢从银行贷款买房子。我对前途自信，所以敢在四十六岁的“高龄”贷款买房子。我贷款买房子让父母寝食不安，父母那一代人打死都不会借钱买房子。每天早上醒过来，他们就想到自己的女儿背一身债务，让他们难以接受。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对他们报喜不报忧的习惯。
我们公司的员工有一半用银行贷款买了房子，另一半(单身员工）自己租房子，公司给予房租补贴或付全部房租。我的两套四十平方米的房子经过装修后一直免费提供给员工、员工家属或实习大学生居住。我希望他们不再有我曾经有过的居无定所的思想负担。
2007年我在同一个公寓楼又购置一套同样面积的二手房，把原来那套房子给父母住，我和儿子搬进新买的房子。我父母非常高兴独自住一套公寓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邀请他们的亲戚朋友来住，而不用担心影响我的生活。我也很高兴能在他们晚年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宽敞舒适的住所。
我很自豪依靠自己的能力改变了生活质量。
我总是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因为改革开放，我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和辛勤劳动来实现多劳多得，而这在大锅饭的体制下是不可能办到的。
“让比尔·盖茨收养我吧！”
儿子郑撼上小学的时候，一天对我说：“妈妈，你让比尔·盖茨收养我吧，我想去美国生活，那里的小孩太幸福了，成天玩，不学习。”“我还想让比尔·盖茨收留我呢！”我调侃道。后来与很多西方的朋友说起这件事，大笑之后，他们说西方的孩子也经常会冒出让比尔·盖茨收养的惊人之语。
他不知道在哪里听说美国的孩子不需要学习。
中国的孩子很辛苦，中国的孩子童年很短暂，上完小学童年就结束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改善自己的命运和家人的生活而疲于奔命，没有时间管孩子。郑撼从小贪玩，不爱学习，我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了。郑撼不爱学习，经常气得我直哭。为学习的事情，我经常打他，打得狠的时候，把自己的手指头都打肿了，而心痛到极点。
打也没有用，一次气得我离家出走，留下儿子由小保姆管。我到北京的妹妹家住了一夜。
郑撼打电话到妹妹家，哭兮兮的声音：小姨，我妈妈在您家吗？
其实我真的不在乎他的成绩，我在乎的是学习态度。如果努力了，学习仍然不好，我会难过，但不会责怪孩子。而郑撼不但不爱学习，连作业都不做。参加家长会是最让我恐惧的事情，从小学到高中一年级，我从来没有听到老师表扬过郑撼。在老师面前，我内疚，我有罪。
邻居的儿子与郑撼一样大，我总看到邻居妈妈陪同儿子一起学习，一起游戏，一起去学习乐器，一起去补习班补习功课。而我没有时间陪儿子，这让我倍感煎熬。
我在国外出差时，请同事来帮助郑撼复习功课。同事给郑撼默写英文单词，郑撼将单词事先写在报纸上，默写时，将报纸垫在本子下面，眼睛一瞟一瞟地看报纸上的单词，被同事发现，没收了报纸。郑撼又将单词抄在胳膊上，又被同事发现。同事刚大学毕业，对郑撼的小把戏了如指掌。同事说：“这都是我玩剩的，你不要想骗过我。你有玩把戏的时间，干吗不用来背单词？”
弟弟从贵州到北京出差，看着郑撼当着我的面满口答应要好好学习，却在英语书里夹了一本漫画书，假装读英语，实际上在看漫画书。看到我费了很大力气将郑撼的英语课都录了音，因为我要去见客户没有时间教他，让他在我走后跟着录音读英语，而我一转身郑撼就开始玩，弟弟对郑撼说：“你妈太可怜了！”
我是一个特别刻苦学习的人，郑撼在这方面一点都不像我，这让我非常伤心。
郑撼的性格很好，挺阳光的。念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只要不提学习，怎么着都行，总是笑嘻嘻的样子，只要一提学习就眼泪汪汪的，学习对他来说好像炼狱一般，一副备受折磨的样子。为此，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与郑撼单独谈过话后，做出的结论是：郑撼的心理非常健康，比一些死读书学习好的学生更健康，更有前途。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怎么可能有前途？我问医生既然心理健康为什么还这样不爱学习。医生说等郑撼长大成熟一些，他会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他会把学习当作一种责任，是即便不喜欢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就会自觉去做了。我问要等多长时间郑撼才能成熟。医生说：“不好说。”我的结论是：上辈子我一定作恶多端，欠郑撼的太多，需要这辈子来偿还。
最恐怖的是，郑撼没有考上高中。郑撼上的是一所寄宿私立学校，学校开恩（只有私立学校会这样做），允许郑撼试读高中一年级，以观后效。
郑撼上寄宿学校，我把一切都交给老师了。我也起不到任何作用，除了英语，其他的课程我都辅导不了。
郑撼在学校不好好学习，成绩总是在班上后几名。他越不学习，落下的功课越多，落下的功课越多，他就越不爱学习。
郑撼对自己也没有信心，感觉到自己考不上大学，有一次对我说中学毕业后想考艺术中专学校。
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你什么特长都没有，凭什么考艺术学校？”
说这话的同时我感到非常难过，孩子没有特长，这也是我的过错。在中国的城市，哪家不是特别重视孩子的特长培养？我却没有做到。
郑撼上高中后，我为郑撼请了家教，每个周末郑撼都在补课，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几乎每个科目都要补。
郑撼上私立学校和请家教花了很多钱，这些费用都由我一人承担。我为自己有能力独立地养育孩子感到很骄傲，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奋斗换不来儿子的觉悟。
我总是想，命运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平？我并不望子成龙，但我希望郑撼能接受高等教育，能够具备知识改变命运的基本条件。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命运对我并不薄，只是我不够耐心。
郑撼上高中二年级时，事情发生了转机。
奇迹发生了。郑撼好像在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他学习刻苦、尊敬老师、热爱同学、宽宏大量、关心集体，还被选为班长。在生理方面，郑撼成长为一米八四的大小伙子。在郑撼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相信世上是有奇迹存在的。郑撼的老师不停地感叹：“郑撼是个奇迹！郑撼是个奇迹！”
这时距离高考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虽然郑撼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距离高考的要求还是相差很远的。我已经做好郑撼考不上大学的思想准备，郑撼的学习态度变了，结果对我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私立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并不高，郑撼的学校是所新学校，学校特别盼望能多一些学生考上大学，为以后的招生创造更好的条件。学校对郑撼寄予厚望。
郑撼从上小学到高中，第一次希望我参加他的家长会，因为他终于可以让我从老师那里听到对他的表扬了。
给郑撼补课的家庭教师也对郑撼报以很大的期望。
我做好了郑撼考不上大学的思想准备，准备让他复读一年。郑撼虽然觉醒了，但毕竟离高考的时间太近了，他落的功课太多，一时半会儿补不上。
高考前和高考期间，我没有任何压力，郑撼的心态也十分平静。高考那两天，我照常上班。考试的事情都是由学校统一安排的，我也不打电话问郑撼考试结果，不想给他增加一分压力。
我想孩子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尽到责任，我至少可以在孩子高考的时候给他一个好心情。
2006年6月23日上午不到八点钟郑撼就上网查高考分数。结果是502分，加上对少数民族照顾的10分，郑撼的高考成绩是512分。郑撼被北京市的重点大学——首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传媒系录取。
502分对优秀的学生来讲，可能不以为然，但对郑撼来说，已经是创造奇迹了。郑撼被学校树立为榜样，经常被请回学校给学弟学妹们做报告。郑撼的家教们也因为郑撼考上大学而身价大涨，理由是他们将一个落后学生送进了大学。
2010年郑撼大学毕业面临着就业的考验。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月薪六千元的一家中国500强央企做物业管理，基本上是铁饭碗；二是去《新京报》做营销，第一年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以后是否能多挣钱，完全靠自身的努力。在央企做物业管理是个养尊处优的工作，而去《新京报》是一次自我挑战、自我突破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他去《新京报》，他自己非常纠结，家里其他人也认为放弃去央企的机会太可惜了。我对儿子说：“你妈我在四十六岁的时候还敢于抛弃铁饭碗，你一个年轻小伙子有什么担心的？何况，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非常欣慰儿子选择了《新京报》，更让我欣慰的是儿子热爱他的工作，而最让我欣慰的是儿子具有与我一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当我遇到问题与儿子交流的时候，他由衷的意见总是能说到我的心坎上。
这几天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我的父亲母亲》，我与陈志的相似之处就是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能和别人一样？”在这种时候，儿子总是能给出让我舒心的答案：“你不了解我妈，我妈是理想主义者。”
想到没有在儿子成长过程中给予他更多关爱，我内心总是内疚万分，而我的一言一行对儿子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又让我宽慰很多。在《我的中国梦——从红卫兵到CEO》英文版新书发布会上，儿子说：一般人离自己的偶像都很远，而我很幸福，我与我的偶像天天生活在一起。儿子的一番话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年轻的儿子和逐渐老去的我总是能“心有灵犀”地想到一块，这真是上天赐予我的可望而不可求的礼物，我可舍不得他让比尔·盖茨收养！
我曾经看着淘气的儿子悲叹：“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啊！”而现在总是欣慰地想：“上天是公平的！”
肩负“传宗接代”重任的男孩儿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中国鼓励多生多育。孩子生得越多越光荣，生孩子多的母亲被誉为“英雄母亲”。
七十年代末，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审阅了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响应“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已达十亿。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四亿人口，这相当于半个多欧洲的人口数量。
我们的下一代都是在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一共生育了两男两女，三个大学毕业工作了，最小的刚刚考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我喜欢孩子，但我非常赞同和支持计划生育。今天看来，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给中国做出了贡献，也给全人类做出了贡献，道理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个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人口越多，耗费的资源越大，人类生存的环境就越恶劣。因此，有外国人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时，我总是很不爽。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牺牲自身利益来纠正国家的错误。
我经常想如果那些对中国计划生育国策不理解的西方人能到中国过一段老百姓的生活，春节期间到火车站去看一下，与老百姓一起排队购票上车，体验一下人口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一定会赞同并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如果不亲身经历，这种苦难是不能想象的。
如果将计划生育上升到人权的高度，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更是正确无比，中国人有提高生存质量的权利！否者中国人无法有尊严地活着。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国家，存在着几千年“重男轻女”的思想，计划生育能成功地执行和落实到今天，实属不易。
老陈家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姥姥、姥爷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儿，就是我的舅舅。老陈家传宗接代的重任就落在舅舅一人身上了。
老陈家很穷，没有钱供孩子上学，四个女孩儿有三个没有正经上过学。全家省吃俭用供唯一的男孩儿上学，而这个唯一的男孩儿却不喜欢读书。
舅舅小学读完后就开始种地，当了一辈子的农民，是五个孩子中生活最困难的一个。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在接济舅舅家。老陈家的女孩儿通过参加工作、上学或嫁人改变了命运，生活虽然清贫，但都比我舅舅强。舅舅这个全家唯一的男孩儿却是生活得最艰苦的一个。
舅舅的故事又在下一代重演，舅舅也生了五个孩子，也是四女一男。男孩儿就是我的表弟小殿子，自然小殿子是老陈家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与上一代一样，小殿子是唯一留在农村老家的孩子。
小殿子这一代赶上了计划生育。
根据辽宁省计划生育的规定，女方是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只有一个女孩儿并且也为农业户口的，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小殿子夫妇俩都是农业户口，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于1984年出生，是个女孩儿。时隔五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又是个女孩儿。这意味着老陈家这条线要在小殿子这一代断掉。如果再生就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舅舅决定，即便犯法，也要让儿子再生一个。他的决定得到了母亲和三个姨的支持。
母亲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的教育一辈子，但“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存在，可想实行计划生育有多么的艰难。
表弟媳又怀孕了，东躲西藏，还是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被发现了，强行做了流产手术，这一次是个男孩儿。
怀孕七个月被强行做了人工流产，这是我们都不能接受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情感非常矛盾。我“恨”我的表弟、表弟媳以及我们这个家族任何一个人重男轻女的思想，包括我的母亲。但与此同时，我对野蛮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行径非常愤怒。
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母亲也哭了。
我对母亲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小殿子生男孩儿？我就是女孩儿，我哪一点比男孩儿差？为什么小殿子不可以好好地养育两个女儿，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什么要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没有人听我的。小殿子媳妇又怀孕了，这次躲得严实，没有被发现，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儿！老陈家终于如愿以偿了。
老陈家为获得一个男孩儿而欢呼雀跃，而为了得到这个男孩儿损失了什么没有人去考虑。这个损失很大，剥夺了两个女孩儿持续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而使她们的前途大打折扣，这个损失是无法估算的。两个女孩儿都没有上完初中就辍学了，母亲说两个女孩儿是自己不想上学了。小殿子的大女儿对我说，她之所以不上学了是因为自尊心受到打击。家里穷，生了弟弟后又遭到罚款，每次交学费时都拿不出钱，总是遭到老师的歧视和冷嘲热讽，心情压抑，没有心思学习，就辍学了。生这个男孩儿被罚款两万元人民币，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其实，不仅仅是在农村，即便是在城市，“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普遍存在。在我生孩子前，公公婆婆说生男生女都一样。等我生下儿子后，他们说我为老郑家（丈夫家姓郑）立了大功。丈夫的弟弟特别高兴，因为他没有压力了，哥哥已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来他生了一个女孩儿，起名叫圆圆。公公去世时，老家来了一个丈夫的堂兄参加葬礼。堂兄对我说：“郑撼是正根。”言下之意，圆圆不是正根。
按照中国的传统是养儿防老，而父母却长期与我这个女儿生活在一起。即便如此，我也不可能改变父母灵魂深处“重男轻女”的思想。
中国目前有十三亿人口，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仍然要继续实行下去，传统意义上的传宗接代总有一天会终止。
小殿子的两个女儿现在都在北京打工，挣钱接济父母，供弟弟上学。我希望这个经历了千辛万苦得来的男孩儿不辜负老陈家的期望，好好学习，长大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我希望小殿子不要有老一辈的旧思想，将传宗接代的压力转移给儿子。
我的舅舅，母亲这一辈唯一的男孩儿在六十多岁时去世了，而他所有的姐妹都健康地幸福地活着。
舅舅活着时，在八十年代末期的一天，突然造访我在北京的家。打开门看到破衣烂衫的舅舅，我都不敢相认。母亲从头到脚从外到里给舅舅置办了新衣服。舅舅头疼，大把大把地吃廉价祛痛片。当时我们也无知，不知道这是脑溢血的先兆。其实舅舅早就得了高血压，只要到医院检查，吃药将血压降下来就行了。舅舅是农民，没有文化没有钱，还要负担孙子的超生罚款，否则，舅舅会长寿的。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三十年了，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为实行国策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在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方式，像“地球妈妈太累了，再也擎不起太多的孩子”、“宝宝素质高，生活烦恼少”等文明温馨的标语的出现，从惩罚多生转变为奖励少生，都显示了中国在尊重生命、尊重人权方面的进步。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从我前夫家的角度，儿子郑撼也要承担传宗接代的重任。而对我而言，儿子将来生儿还是生女或者做丁克一族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一个幸福的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行了。
谁来守望祖坟？
在我父母之前，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最早离开刘家河的是我的大爷刘世俊。他在1948年参加解放军后就离开老家了。父亲刘世杰1950年参加了工作，在本溪硫铁矿当工人。我的老叔刘世良1964年溺水身亡。大姑、二姑和老姑出嫁后分别离开了老家，只有三叔刘世振一直留在刘家河务农。三叔家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除了大儿子刘栓以外，其他的孩子也都离开了农村。
2005年春节父亲得了带状疱疹，开始不在意，发展严重了才到医院就医。带状疱疹非常痛，父亲很难受。有时疼痛难忍，父亲以为自己要死了，一次半夜说胡话，问：“和平回来没有？快叫和平回来。”
父亲这次生病，时间拖得比较长，慢慢地心理上出现了问题，得了抑郁症，看了心理医生也不管用。
奶奶于2004年九十八岁时去世。2005年夏天老刘家为所有的祖坟重新立了碑。父母原来计划要回老家参加立碑的，弟弟刘刚的儿子刘畅考上了北京交通大学，父母为了等孙子来北京，取消了回老家扫墓。立碑时，老刘家兄弟姐妹除了父亲全家人都到齐了。
父亲认为他生病是受到惩罚了，因为他没有回老家参加立碑仪式。看到父亲的心病越来越严重，我临时做了一个决定。
我很多年没有回东北老家了，决定回老家扫墓，了结父亲的心愿。
我对父亲说：“我代表父亲回老家扫墓，是对祖上的大孝。”因为父亲生了我，并把我培养成人。我现在事业有成，回老家扫墓，也算是光宗耀宗、衣锦还乡了。因为祖坟风水好，我才有今天的成就，所以于情于理我回老家扫墓都是最合适的，比父亲亲自回去更有意义。
我做出这个决定后，父亲的心情立刻好转。
我的美国朋友汤姆当时正好在北京，我问他是否愿意与我一起去东北老家体验一下真正的中国农村。这对汤姆来说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老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西方人来过。
我决定开奥迪A6回去。我、妹妹、汤姆加上司机一行四人在一个周五的早晨出发回老家。
北京至丹东约一千公里，一天就到了。在丹东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驱车先到通远堡，一个有几万人口的镇子，大爷的女儿刘馥全家就住在这里。通远堡至刘家河有五十多里，全是山路。刘馥的丈夫何武说：“去刘家河的路很颠簸，你这么好的车开进去底盘会被撞坏了。”我说：“我就是想将车开进村里去，让老刘家的祖先们知道他们有个光宗耀祖的后代。”我并不是一个虚荣的人，但我知道这样做父亲会高兴，老家的父老乡亲会高兴。
从通远堡至刘家河一路风景优美，汽车一直在山沟里行驶。几十年了，老家基本没有任何改变。一方面依然贫穷，另一方面因为没有搞所谓的经济开发，生态环境保持得还算好。
车径直开进老刘家院子里，老刘家住在附近城镇的亲戚都来了，几十口人等在那里。
堂弟刘栓看上去比我至少老十几岁。农村艰苦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在他的脸上刻上了深深的皱纹。
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扫墓必须在中午十二点之前完成，否则不吉利。我与大爷、叔叔、婶子、姑姑、姑父、堂弟、堂妹、表弟、表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等寒暄几句，立刻起身去苞米地沟老刘家的墓地。
苞米地沟是太爷刘凤阁选的地方。祖太爷刘庆太单独埋在老刘家的田地边，离老刘家祖坟地有几百米的距离。老刘家曾经有人提议将祖太爷的坟迁往刘家祖坟地，奶奶不同意。曾经有风水先生看过祖太爷的墓地，说祖太爷的坟地是保佑老刘家老二的，老二就是我的父亲刘世杰。父亲的确是老刘家孩子中最幸福受苦最少的一个，父母生育了我们两儿两女，都接受了高等教育，生活都达到小康水平。孙辈又是两男两女，均得到良好的教育。按老家的说法，我父母是“全乎人”，意思就是有儿有女，有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后，这样的“全乎人”以后不会有了。父亲晚年更加幸福，与母亲相互照应，与两个女儿生活在北京，有自己宽敞的房子，生病不必担心医药费，除了国家能报销的部分，儿女们也有能力支付额外的费用。每年北京、贵州、东北来回走走，看看老家亲人、老同事、老邻居，生活得很惬意。父母的晚年生活让同辈人羡慕不已，父亲相信这是由于祖太爷坟地的风水好，保佑了他，我也相信。
我和妹妹挨个儿辨认墓碑。大爷、三叔、兄弟姐妹们七嘴八舌地讲解着。
我和妹妹在大爷和三叔的指点下挨个儿献花磕头，堂弟刘栓非常熟练地按照老家的风俗清理坟地、烧纸、放鞭炮。看着忙碌的刘栓，我心存感激。我们这一代刘栓是唯一留在农村的，也是生活最清贫的一个，他承担起了照料祖坟的重任，替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不孝晚辈尽孝。
看到祖坟仍然是土坟，担心将来水土流失会损坏墓地，我想出资在墓地周围多种些树，尤其是墓地前面没有什么植被。堂妹刘馥说墓地前面种树不吉利。
我和妹妹没有按照城里人的时尚着休闲服装和运动鞋，而是穿着时髦的“白领”牌羊绒大衣和高跟短皮靴。我们特意这样打扮来迎合老家人的审美观，营造一种衣锦还乡的氛围，就是为了让老家人高兴。
刘家河第一次来了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大家非常兴奋，汤姆作为第一个来到这个山沟的西方人更是兴奋。我向大爷介绍了曾经是美国大兵的汤姆。一个志愿军老兵和一个美国大兵的相见也是挺有意味的。大爷不停地说：我在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立过功。汤姆只是“呵呵”傻笑。
我们在老家只能待几个小时。去老家之前，我将家里所有的老照片扫描制作成影集分给老刘家的每个小家庭，这是最好的礼物了。
三婶、堂妹和堂弟媳妇们忙活了一上午准备好了午饭。按老家的习惯，全家老小二三十口子，男人两桌，女人孩子一桌。我和妹妹被安排在男人桌，贵宾待遇。
我和妹妹好不容易回老家一次，老家人高兴坏了。三叔说：比过年都高兴。
我和妹妹喝了好多酒，说了好多话。同辈的兄弟姐妹互相敬酒调侃，长辈和孩子们围着我们看热闹，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兴奋。我喜欢这样的场面。
汤姆的到来给全家带了很多快乐，汤姆和堂弟们称兄道弟，猜拳行令。大家问了汤姆很多关于美国的事情，美国对刘家河的人来说太遥远了，今天居然有一个美国人坐在老家的土炕上与他们一起喝酒聊天，太神奇了！
汤姆要上厕所，全家人一下子担心起来。大家可以猜想出东北农村的厕所是什么样子的。我对汤姆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一个堂弟领着笑嘻嘻的汤姆上厕所去了。
我说：“明年刘家河一定是大丰收，农家肥里添加了美国进口原料。”
汤姆又笑嘻嘻地回来了。大家问他感受如何，他说：“It is OK（还好）。”
临走时，我塞给三叔一千元钱，三叔欣然接受了，我心里感到安慰。如果三叔推辞，我会非常难过，三叔脸上的表情分明是一种满足和自豪。
从刘家河出来，车里静悄悄的，只听见抽泣声。汤姆泪流满面，我和妹妹也流泪不止。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心情，我们相互也不问。我想汤姆是因为朴实真诚的老刘家待他如亲人一般，同时老家依然贫穷的生活也让他感慨万分。
我和妹妹的感情就复杂得多。
我想得最多的是：老刘家将来谁来守望祖坟？
刘家河只剩下三叔和堂弟刘栓一家，晚辈长大成人后都上大学或外出打工，离开了养育他们的小山村。刘栓应该是最后一个留在老家生活的，以后不会再有了。
随着父母年岁的增加，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将来的归宿问题。老刘家的墓地给他们留有位置。母亲坚决不愿意回老家，担心以后没有人去看望他们，给他们扫墓，而父亲坚决要回老家……
我将来要学习伟人，将骨灰撒向大自然。
我们这代人的组织情结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很多人都有组织情结。我与我们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我申请入党一直没有被接受，每当想到25岁后就要退团了，如果共产党还不要我，我就没有组织了，心里会特别的不好受。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13日缔造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并委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少先队。最新的章程规定：凡是6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都可以自愿参加少先队。我们小时候可不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只有优秀的学生才能入队。加入少先队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第一次佩戴上红领巾的时候，我们由衷地骄傲。老师告诉我们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有一段时间我以为红领巾真的是用鲜血染成红色的。虽然绝大部分的学生都能入队，的确也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到了14岁都没有入队。总是不能入队的孩子是被歧视的，红领巾是好孩子的标志。少先队的章程对少先队组织的定义是：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小时候我坚信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总认为等自己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问军代表共产主义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军代表说他这一辈子是看不到了，我这一辈子也可能看得到，也可能看不到。想到自己有可能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就会死去，心里就特别难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少先队和“红小兵”组织共存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脖子上戴着红领巾，胳膊上带着“红小兵”袖章，感觉很神气。不久，少先队就被“红小兵”取代了。1978年10月，党恢复了少先队组织。
在“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被“红卫兵”组织替代，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我参加工作后不久，就申请加入共青团。我从小到大干活儿都不惜力，那时干的是修路工或装卸工的体力活，群众对我的评价特别高，但第一批入团没有我。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大爷当过国民党坐过牢，在“文革”中这件事情对我一直有影响；二是从小到大我给别人的印象就是骄傲。毛主席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第一批没有入团对我打击特别大，但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积极性，依然情绪高涨地干着高强度的体力活。在接受共青团组织考验的时候，我发现一些工友工作变得特别积极，比平时表现好多了，争着抢着干活儿，每天提前到车间打扫卫生打开水。而在入团宣誓的第二天，他们又变成原来那样消极怠工了。
我儿子上中学后写了入团申请书。对儿子入团我很在乎，我们年轻的时候将入团入党当作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人生目标。我们那个年代，团员或党员身份是政治可靠的标志，人们对团员或党员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人们会说：“你是什么党（团）员？”团员或党员比普通群众拥有更多的特权，比如优先上大学、提干、参军、进修、出国工作或学习等机会。现在已经今非昔比，除特殊岗位要求外，如果不从政，是否是团员或党员不会对个人的前途产生任何影响，入团入党的门槛已经降低了很多，人们却没有了那种热情。儿子上大学后，回家对我说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儿子已经成人了，我对儿子的要求也就更加苛刻一些。我问他是否信仰共产主义。儿子说：“现在有几个人入党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我告诉儿子说我当初申请入党的时候就信仰共产主义，并发誓要为其奋斗终生。我要求儿子想清楚自己的入党动机是什么，再申请入党也不迟。儿子认为我过于认真。
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我对儿子说如果他能保证履行入党誓言，我支持他入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绝不是戏言，我不想让儿子当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当今社会那些贪官，想当初他们也是站在党旗前面信誓旦旦，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在给共产党抹黑。我不希望儿子成为这样的人。
《党章》中规定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有人做到了，他们成了时代的英雄。我希望儿子在入党前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儿子后来承认他入党的动机不太纯，他认为入党对他将来就业有好处。儿子大学毕业已经三年了，在《新京报》工作，至今没有入党，并没有影响的他的发展。如果有一天儿子说他做好了准备，入党是他的真实意愿，我一定尊重他的选择。
我公司有很多年轻的党员，大学毕业后就加入我们这个民营企业。中国的国营企业都有党组织，而民营企业没有，或者不健全。无论当初他们的入党目的是什么，是否存在功利思想，我都不希望这些年轻人在加入共产党不久就进入无组织状态。在我的建议下，公司成立了党支部，公司总经理刘延祥是党支部书记。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我应该是可以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我觉得这样挺好，党员们受企业的规章制度和国家的法律约束外，同时还被要求履行党员的义务并接受党的纪律的监督，对企业不是一件坏事。
民主党派人士
每当外国朋友听说我是中国民主党派的一个成员，都感到很惊讶。大部分的外国朋友不知道中国除了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
2000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研究生课程，一个同学是九三学社社员，她介绍我加入了九三学社。她带我与一些九三社员和领导见面，将我的情况介绍给大家。几个刚认识我的社员说：“赶紧将刘平吸纳进九三学社，否者像她这样的优秀分子会被其他党派抢走了。”虽然带有调侃性质，但我心里还是感觉挺温暖的。
九三学社主要由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而我从事旅游事业。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成立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旅游业，没有一个党派适合我这个人群。我被编进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直属第五综合支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民主党派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七十二小时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很多民主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中国民主党派组织与活动在1978年以后逐渐恢复。
儿子常常说他的同学听说我是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敬佩我。这种情况在中国还比较普遍，即便不是敬佩，人们对民主党派人士也是比较尊重的。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数很少，加入民主党派相对门槛比较高；二是，民主党派是中级以上知识分子或特定人群的组织，成员相对比较“德高望重”。我加入九三学社的时候职称是副译审，相当于副教授，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中级知识分子大都三十岁将近四十岁，高级知识分子年龄就更大了，因此民主党派人士的年龄都偏大。我第一次过组织生活的时候，发现自己居然很年轻。现在情况有所改变，改革开放给予年轻知识分子很多的机遇，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很快地做出了成就，进入中级或高级知识分子队伍，民主党派的队伍里出现越来越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我为什么要加入民主党派？我的动机是什么？
我虽然不是走仕途的人，但我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大事。加入民主党派可以获得一个平台，去与同党派的人士交流，更多地去了解中国每天发生的事情。
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少先队到共青团，从小就有组织，已经习惯了有组织的生活。我在退团后就没有了组织，又没有其他信仰，加入一个民主党派，使自己融入一个组织，在精神上寻求一个归宿。
寻求组织的保护。自己作为一个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活跃分子，与传统势力一定有冲突的地方，在遇到困难或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倾诉，可以得到指点和帮助。
学习知识。九三学社主要由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我希望与业外人士交流，了解更多的信息，开阔眼界，能够更加全面地看问题，用于指导自己的工作。
参政议政。加入民主党派，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有野心的目的。
这些动机当然是我主观上的一厢情愿。
而实际上，我加入九三学社九年多来，由于工作繁忙，组织有活动的时候，我经常都在国内外出差，很少参与。即便参加组织活动，我发现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也很有限。
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无论这个体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保证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民主和自由”，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因为无论这个体制有多少利与弊，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做任何改变。我只考虑现实的问题，在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下，民主党派人士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做个好人
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我是那种逢庙就烧香逢教堂就祈祷的人。有朋友让我不要乱拜，说都拜乱了，没有神保佑我了。有时进一个庙，朋友说每个神仙都得拜到，遗漏了谁就得罪了谁，就要受到惩罚。我不信。宗教的共同点就是博爱和宽容，各种宗教或各路神仙相互之间都不能宽容和接纳，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他们身上寄托我们的信仰？
有人说我虽然没有明确信仰一种宗教，但有慧根，与佛有缘。我不知道是否是真的，但我相信做人要有信仰才有目标，有信仰还能解决很多心理问题。
我曾经得过很严重的抑郁症，后来好转了，但时不时会犯一下。多年以前，心里有事实在无法解脱，会到雍和宫去烧香，求得心灵的平静。有人问我，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信佛。不是不信，而是对佛了解太少。我暂时没有时间去阅读有关佛教的书，没有时间去了解佛教的真谛。信仰宗教不是赶时髦，我只有真正地了解了，才可能去信。我现在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但有一点我相信，一个人无论是否有宗教信仰，首先要做一个好人。能够治愈我心理疾病的良方妙药是行善积德。
中国的宗教问题非常复杂。
一方面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而另一方面宗教问题又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因为宗教最容易与政治问题混淆，最容易被利用。
中国官方公布的宗教信仰人数是一亿人，而一些学者认为是三亿人。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
中国有很多特别的现象。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政府官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公开场合谈论宗教信仰的人不多，因为共产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中国大大小小的寺庙香火很旺，朝拜者很多，烧香拜佛的也有少数是共产党员。
政府官员在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上，对国家的宗教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方面，显现出参差不齐的水平。一些政府官员为了不惹麻烦，对待宗教事务采取消极和防备的态度。
贵州省长脚村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长脚村有村民不到1000人，绝大部分的村民是布依族，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村子里，却有一个天主教堂，村民绝大部分信奉天主教。村民破旧昏暗的卧室的墙上贴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让我很感动。布依族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但崇拜祖先，相信灵魂不灭。
我在贵州长大，总是想给第二故乡有所回报。我游说“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安排美国专业代表团到贵州旅游和交流，并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选择了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两个村庄的小学进行长期的资助，长脚村小学是其中之一。欣欣翼翔和“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联合资助长脚村小学修建了一栋三层的教学楼，捐赠了图书、书架、电视和体育用品等。
每次随美国代表团到长脚村访问都让我特别感动。老百姓是感恩的，见到美国客人特别热情，拉着手问长问短，虽然谁也听不懂谁说什么。美国客人经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长脚村的老百姓见到西方人不能用语言交流，会用手在胸前画十字，或将脖子上的十字架项链掏出来给客人看。
我非常希望美国客人能参观长脚村的教堂，我想让美国人了解中国宗教自由的现状。在这样一个边远山区的寨子，贫穷的布依族村民们能够自由地信奉上帝，这不正好说明我国宪法赋予老百姓宗教信仰的权利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吗？这不正是向西方人宣传中国宗教自由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吗？
而实际上我不断地被告诫：“安排美国人参观长脚村小学可以，但是不能参观教堂。”每当美国客人向村子里走去，就有当地干部来提醒陪同阻止客人继续前行。当地干部不希望美国客人看到教堂，美国代表团访问长脚村时，教堂大多情况下都上了锁。我们不让美国客人察觉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每次都是说时间来不及了，必须离开到下一个旅游景点参观。
美国代表团参观长脚村都是经过当地政府批准的。
2007年9月2日长脚村小学开学时，我们捐款修建的教学楼也基本完成。正好有一个美国代表团在贵阳访问，我们特意安排代表团参加长脚村的开学典礼。“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的副总裁专程前来祝贺并给每个小学生带来一个装满文具的文具盒。欣欣翼翔和贵阳市的热心市民也捐献了文具、体育用品、图书和书柜。这次活动是当地政府安排的，一切都很顺利。
2007年10月14日长脚村小学教学楼竣工使用，正好又有一个美国代表团在贵阳访问。我们又安排了代表团访问长脚村小学，我亲自飞到贵阳加入代表团访问长脚村。
欣欣翼翔在贵州的接待社这次没有通过地方政府就直接安排代表团参观长脚村，而我一点不知情。
由于没有政府的参与，老百姓无拘无束。长脚村小学校园内外，美国客人与村民和孩子打成一片，手拉着手热烈地交谈着，他们用肢体语言和笑容沟通，我们的导游根本插不上嘴。好多老乡讲的是布依族语言，导游也听不懂。
正在大家其乐融融的时候，女乡长来了，乡民宗局的女官员来了，警察骑着摩托车来了。
乡民宗局官员问我是不是负责人，她一脸惊恐，不断地说：“要出事！要出事！”
我问她：“要出什么事？”
女官员：“老百姓与外国人接触太密切了，要出事！”
官员们训斥老实木讷的长脚村小学校长。我赶紧解释，这件事情和校长没有任何关系。
旁边的老乡议论纷纷，对我们的陪同说：“这些乡干部自己没有捞到好处，所以来找碴儿。”
我们的干部给老乡留下这样的印象，也是挺可悲的。
我不能指望一个偏僻地区的政府官员在理解和执行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面没有偏差，何况我们的地方接待社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想息事宁人，就赶紧招呼美国人上车。
我低声对女官员说：“请放松您的表情，笑一下，否则会让美国人产生疑惑。”
实际上，美国人已经察觉了，问：“警察来干什么？”
我：“为了我们的安全。因为这里毕竟是边远山区。”
公平地说，警察表现很好，非常文明。只是在一旁站着，没有任何的行动，表情也很放松。
全体美国人都上车了。贵州接待社的导游与女乡长在车前面争执起来了，声音越来越大。
我上前阻止：“你们这样做，给外国人造成太恶劣的影响，是否能让客人先走，我留下来解决问题。”
陪同带领美国客人离开了长脚村，我留下来了。
我与乡长及警察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一再向乡长赔礼道歉，态度极其的谦卑。我承认没有按程序通报，私自带美国人参观长脚村小学，严重地违反了外事纪律，是极端错误的。
女乡长说：“导游还与我争论，我可以让警察将他抓起来。”
我：“对！对！感谢你对导游的宽容。我一定向他的领导汇报，严肃批评。”
我事后对导游说：“你自己没有按照规矩办事，不赔礼道歉，还居然与政府官员争吵。”
回到北京，我又给乡长写了一封长信赔礼道歉。
后来，我们安排美国代表团到长脚村小学访问，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拒绝。欣欣翼翔和“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持续捐助长脚村小学的计划也得不到有效落实。
个别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将酒店中一次性的牙刷、肥皂等当做礼物送给学生。这件事情也被当地政府作为拒绝美国团访问的理由。我们已经代表美国方面赔礼道歉好几次了，并且教育美国客人以后不要干这种事情。
村里有个天主教堂是当地政府让外国人来参观的最大顾虑，这种顾虑也是有原因的。据说有西方人没有经过任何部门的批准，跑到贵州的农村径直闯入学校去传教，给当地政府造成很大的麻烦。
还有西方人打着捐赠的旗号来宣传宗教，所以外国人的捐赠也不是随便能接受的。我原来对此不了解，我不明白为什么地方政府对国外的捐赠这样谨慎，听了女乡长的解释我才恍然大悟。
据长脚村小学反映：美国客人送给学校的T恤衫被乡政府拿去检查，看看T恤衫上的标志有什么政治含义。
西方人强迫性地到中国传教的做法很让中国政府反感，这与中国历史有关。在中国近代史中，西方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很坏的作用。比如，传教士参与了八国联军对北京的烧杀掠抢和疯狂洗劫，烧毁了圆明园，被中国人视为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无论西方人是否接受中国的宪法，既然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你就必须遵守中国的宪法。
贵州也有开明的领导对正常的中外交流活动非常支持。贵州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对我说：“这是好事啊。我们天天对外说中国宗教自由，让西方人了解在贵州这样偏僻的农村都有天主教堂，不正是说明中国宗教信仰的自由吗？”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官员对西方人来长脚村访问和捐助仍然持消极态度，以至于我做出暂时不再推动贵州旅游的决定。
我虽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一个原则。对宗教，可以不信，但不可以亵渎。无论别人有什么宗教信仰，只要不是邪教，我从来都不会说不敬的话。
我们家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亲人。奶奶活着的时候是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几个姑姑都是基督教，他们充分地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
我问父亲关于奶奶信教的来由，了解到基督教不是奶奶的第一个信仰。解放前，奶奶曾经带领全家信奉一贯道。当时家里很穷，养育了大大小小七个孩子，爷爷又抽大烟上瘾，三番五次戒不了，可以想象奶奶多么需要精神上的寄托。奶奶居住在东北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没有其他任何宗教的渗透，奶奶没有其他选择。同村一个邻居从外地带来一贯道，影响了奶奶，奶奶带领一家人每天在家里偷偷摸摸地念经。一贯道的性质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偷偷摸摸，神神秘秘的。一贯道主张吃素，奶奶就带领全家吃素。吃素对于这个贫穷的家庭显然是一个解脱，反正也吃不起荤。
解放初期，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解到一贯道是一个邪教组织，就劝阻奶奶和全家人放弃信仰一贯道。奶奶开始比较固执，不愿意放弃。父亲告诉奶奶一贯道是与共产党作对的，奶奶立刻想通了。奶奶非常热爱共产党，因为是共产党帮助爷爷戒了大烟，奶奶一辈子逢人就说共产党好。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停止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逐渐恢复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
奶奶信奉基督教时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初期了，奶奶住在丹东大姑家，每个礼拜天与大姑一起上教堂。
我出生后一年就离开了东北老家，此后与奶奶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奶奶在一个大家庭中德高望重，在村里有口皆碑。前面文章中讲到过家中发生的不幸故事和奶奶的坎坷经历。奶奶的坚强给全家树立了榜样，而奶奶真正在思想上解脱了痛苦是在信奉基督教以后。奶奶信教后变得非常开朗和超脱，一再表示不怕死，死后会上天堂。奶奶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但她不强迫别人信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回东北老家探亲，奶奶特别和蔼地轻言细语地问我为什么不信教。奶奶说信教好，一人信教，全家受益。奶奶活到九十八岁，过生日的那天，奶奶坐在炕上，身上盖着我托父母带回去的一条红色薄毯，儿孙绕膝，特别有福相。生日过后不久，奶奶就安静地走了。自从奶奶走后，我觉得冥冥之中，总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总有一个灵魂在保佑我。
我个人认为宗教信仰对实现和谐社会有很大的帮助。2009年7月我带领儿子去美国盐湖城开会，感受了那个城市的友好和和谐，和其他美国城市不一样。儿子深有同感，他练习散打，在人生地不熟的盐湖城寻找健身俱乐部，得到不少陌生人的帮助。一位出租司机还免费送他到健身俱乐部。据互联网信息，盐湖城超过半数的人信仰摩门教，是美国犯罪率和离婚率最低的大城市。
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强调“宗教促进和谐”。作为一个暂时没有宗教信仰的老百姓，我期盼中国的宗教氛围能够越来越轻松，真心希望宗教信仰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我是格格
在中国，少数民族的身份是受人羡慕的，很多西方人不了解这一点。我遇到一些对中国有极端偏见的西方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受歧视受迫害的。当我告诉他们说我就是少数民族时，他们的眼睛都瞪大了。
我是满族，并且特别高兴说我是少数民族，总对别人说我是“格格”。
在一次国际大会上发言，我说中国人都羡慕少数民族身份，希望自己是少数民族。看到听众迷惑不解的眼神，我说中国夫妇俩如果其中一个是少数民族，他们孩子的民族一般都选择少数民族而不是汉族。我儿子的民族就是随我，是满族，而不是随他爸爸的汉族。
我们满族有一千多万人口。我的弟妹是苗族，苗族的人口不到一百万。我弟弟是满族，弟妹是苗族，他们的女儿刘红叶可以随爸爸或妈妈的民族。我极力主张刘红叶随弟妹的民族，可是刘红叶非要随爸爸的民族。我说满族人口太多了，没有意思，苗族多好！刘红叶说贵州满族少苗族多，满族比苗族金贵。
实际上，满族和苗族都是中国的主要民族，按人口排列汉族、壮族、满族、回族，后面就是苗族了。一些西方人只知道中国有藏族和维吾尔族，却不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少数民族遍及中国大地。
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了解得很少，一天到晚听到的都是西方媒体说的藏独和疆独那些事情。认为在中国，少数民族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不允许保存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字、历史，受汉族的迫害等等。而实际上，在中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是一家，少数民族和汉族命运是一样的。少数民族受苦的时候，汉族也在受苦；少数民族幸福的时候，汉族也在幸福。中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命运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挨饿的时候大家都挨饿，贫穷的时候大家都贫穷。“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没有哪个民族能够躲得过，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哪个民族没有沐浴过。国家对五十六个民族没有厚此薄彼，国家兴，五十六个民族则兴；国家衰，五十六个民族则衰。五十六个民族都在一条船上，共同享受正确决策带来的利益，共同遭遇错误决策带来的灾难。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认为中国无论哪个民族都需要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远没有达到理想化的程度。然而，中国也许有人会不同意政府对待一些政治事件所采取的方式，但没有人会赞成藏独或疆独，没有人会赞成祖国分裂。
从我出生到现在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了，在我出生很久很久以前，西藏和新疆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相信藏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和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希望幸福、稳定地生活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充分地享受民主和自由。中国政府要做的是怎样给予老百姓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和谐的日子。
2010年在我公司年会上，我请来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做有关中国宗教知识的讲座。我请了几个美国人和欧洲人参加，并且专门给他们配了同声传译。这个政府官员非常幽默，用轻松调侃的话语将一些复杂的政治背景解释得很让人信服，给参会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讲演者的风趣幽默让参会者不时爆出哄堂的笑声。
参会者大都是学英语专业的，长期与西方人合作，可以代表中国不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位中国高官的讲演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我一直在悄悄观察几个西方人的表情，发现他们一直很严肃。我们哄堂大笑的时候，他们一点表情都没有。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同声传译可以翻译意思，却传达不了中国式的诙谐和风趣；二是西方人不习惯听中国人这样讲话。
我非常感慨。这几个西方人都是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对中国多少有些了解，我们之间有很深的友谊。他们仅仅听了一次中国政府官员的报告就感觉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而多少年来，中国人天天都在听西方媒体或官员对中国带有极大偏见的声音。这个现象存在已久，不是我们心存善意就能解决的。不知西方人是否想过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感受？
我总是对我的西方朋友说，我不要求你们一定要同意我的政治观点，我只希望你们想一想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应该顺应民意，否则就会出现麻烦，倒霉的还是人民。
无论是在新疆、西藏还是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我都很享受与当地民族亲如兄弟姐妹的情感。是否与当地民族相处得和睦，不取决于你的民族，而是取决于你的人品。在吐鲁番的葡萄沟，我与维吾尔族兄弟席地而坐，大口地喝酒，大口地吃肉。他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有个内地援疆的汉族干部也在场，他向我敬酒。这个汉族干部显然人缘不好，坐在我身边的两个维族兄弟用维语对我说了句话，我听不懂。一个维族的同事在我耳边悄悄地翻译：“他俩让你别理睬那个汉人，他待不了多久就滚蛋了。”我听了后很感动，因为我也是汉人（他们不知道我是满族）。他们毫无顾忌地对我讲另一个汉人的话坏，但却能接受和认同我，可见是因人而异，而不是因民族而异。
2008年3月14日发生震惊中外的拉萨骚乱，事件之后的5月1日，拉萨重新对旅游者开放。当我5月11日抵达拉萨机场见到我公司的合作伙伴及朋友彭措和尼玛的时候，惊喜地意识到，我是他们在3·14事件后接待的第一个从内地来的客人。就是说，我可能是全内地旅游界在3月14日之后第一个访问西藏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接待我的都是藏族兄弟姐妹，我没有感到一丝一毫隔阂，我们无话不谈。
我在西藏参观了很多寺庙，其中热龙寺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看到热龙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的部分寺院的遗迹，可以想象出寺院往日的宏大和辉煌。在与热龙寺的老僧人交谈时，老僧人说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坐过牢。我问为什么。他说那时候“破四旧”，批斗僧人，他受不了了，就偷跑出来了。在往“那边”逃跑的时候被抓了，坐了牢。我问“那边”是哪儿？老僧人说是印度。我又一次被真诚和信任所感动。在这样敏感的时期，老僧人毫无顾忌地告诉我他曾经向“那边”跑过，他没有将我当外人。这才是正常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的遭遇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很普遍的，全中国人民不分宗教和民族，受的都是一样的罪。
热龙寺有二十多个僧人，我见到其中八九个，其他僧人都被藏民请到家中诵经去了，付费根据藏民家的经济状况随意。我想对热龙寺做点贡献，问主管僧人热龙寺是否能为远在北京的欣欣翼翔公司和奥运会诵经，赐福于我们，保佑奥运会顺利召开。主管僧人说他们念经是为芸芸众生祈祷，不专门为哪一个指定的事件或人。一旦知道某个人的名字或某个事件的名称，他们会在念经的时候将这些内容包括进去，于是尼玛用藏文写下了我的名字、公司的名字和北京奥运会全称的藏文翻译。我捐赠了1000元用于维护寺院。事后，我问彭措，1000元人民币对这个寺庙意味着什么。彭措说热龙寺的经费非常有限，1000元对他们不算小数。能给予热龙寺一点帮助，我感到很愉悦。
人与人之间，无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还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只要以诚相待，世界就会变得美好。有些事情很简单，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
我去过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很自然就能融入到少数民族当中。每到一处我都拍下很多照片，我不仅仅是让那里的大人小孩在照相机显示屏上看他们的影子，回北京后一定会将所有的照片按人头冲洗出来给他们寄去，无论他们居住在离北京有多么遥远的地方。
我的举手之劳给这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孩子和老人们带来了欢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这是相对的，照相对于边远的少数民族仍然是比较奢侈的消费。给他们照相的游客很多，给他们寄照片却很少。我每次都寄照片，他们自然喜欢我。
春节除夕收到一个藏族喇嘛昂杰的短信祝福。我在拉萨的布达拉宫遇到了他的父母，他的母亲非常好看，我要求给她拍照并承诺将照片寄给她。他们收到照片后立刻让儿子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
2008年7月我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赶上了当地的传统节日“火把节”，我见到了成群结队身着民族盛装的当地少数民族。以哈尼族为例，哈尼族有语言没有文字。让我惊讶的是，哈尼族不仅仅是老人说哈尼语，年轻人也说哈尼语，他们的语言就这样世世代代口口相传。我试着与几个哈尼族女孩儿交谈，她们说汉话很吃力，几乎不能交流。我发现凡是不能说汉语的，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受过教育的既会说汉语也会说本民族自己的语言。给我的印象是，当地少数民族的汉化程度比我想象的小得多。
我的民族满族被认为是汉化最重的民族。二十年前我出生地所属的丹东市宽甸成立了满族自治县，与东北的汉族区分开来。在东北有好几个满族自治县，有了这些满族自治县，希望满族的文化和习俗得到更好的传承。
少数民族要富裕起来，就要对外开放和交流。这对中国政府怎样保护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并且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
我在贵州长大，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满、白、蒙古、羌和土家等十七个。这些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交通不方便的大山里，生活极其艰难。
我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和侗族地区考察。沿途苗寨和侗寨是那么的美丽，但是美丽后面隐藏着西方发达国家难以想象的贫穷。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挣钱回家修房子，于是美丽的山寨出现了一栋栋丑陋的扎眼的白瓷砖楼房。我每次看到这种情况，都心急如焚，真担心这些美丽的山寨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然而，保持美丽的代价不是让这些少数民族永远刀耕火种地过着贫穷的日子。
贵州省是通过发展旅游来保护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很严重，中国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地犯错误和纠正错误中交替进行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学习，在收获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在贵州兴义有这样一个故事。苗寨A被开发为旅游景点，这个苗寨村民因此而富裕起来。有钱了，村民就开始建房子。村民将房子修成不伦不类的小洋楼，楼房外墙铺上城里人用来装饰厕所的白色瓷砖，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政府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当寨子里东一栋西一栋地出现了白色小洋楼的时候，游客们却再也不来了。政府帮助相邻的苗寨B开发旅游，游客都跑苗寨B去了。苗寨A这个时候才醒悟过来，纷纷拆掉了瓷砖，将房子的外表恢复成原始的样子。
贵州少数民族的房子大都不舒适，老百姓有钱了要改善生活环境，这是他们的权利。越来越多的村民认识到了保留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是多么的重要。我认识的黔东南石桥村的一户村民靠土法造纸致富，花了二十万人民币（在贵州农村是一个天文数字）修建了新房子。房子的外观与传统的苗族建筑是一样的，而内部装修已经比较现代了，有抽水马桶和淋浴。
政府要做的是怎样引导和扶持地方政府在改善老百姓生活环境的同时，保护当地的非文化遗产不流失。
我的好朋友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杨胜明和人类学家张晓松作为政府官员和学者，都是为保护贵州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贡献的人。
以苗绣为例，苗绣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苗家姑娘个个会绣花。由于环境的熏陶，苗族女孩儿四五岁就跟着母亲、姐姐和嫂嫂学绣花了。到了七八岁，她们的绣品就可以镶在自己或别人的衣裙上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们审美观念和趣味的不断变化，苗族青年人中，穿本民族服装的人越来越少。现代文化越是发达，苗绣的传统技艺流失得也越快。为了挽救苗绣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杨胜明和张晓松走村串寨地调查研究，发现苗绣的很多手法和技能都濒临失传。她们将村里的妇女组织起来，利用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专项资金给她们办培训班，请村里仅存的一两个掌握各种苗绣手法的老年妇女来传授技能。她们为苗绣产品开发市场，为苗族妇女带打开致富的渠道，让更多的妇女能够坐下来拿起绣花针。作为政府官员，杨胜明一直不遗余力地呼吁提高农民自主发展的能力，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2006年5月20日，苗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曾对西方人说中国人都羡慕少数民族，希望自己是少数民族。
我相信很多女孩子希望自己是少数民族可能带有小资色彩，少数民族的女孩子神秘，少数民族的服饰美丽，少数民族的文化浪漫。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大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美女辈出。
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给予少数民族的扶持和优惠政策是让中国的主要民族汉族羡慕不已的。
首先是生育政策。
西方人可能知道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不一定知道中国对待少数民族实行不同生育政策。
再就是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优惠政策。
为了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促进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中国政府给予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的优惠政策，加分从4分到20分不等，北京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以加10分。我儿子就享受了这一特殊政策。弟弟的女儿在贵州，高考时加了5分。
我妹妹的女儿欣欣今年高考按政策也可以加10分，但北京市教委采取了双重标准，对报考北京本地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加分，而报考外地学校的学生却不承认加分。欣欣没有享受到少数民族考生的政策。
虽然我是既得利益者，我认为给城市里的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是不公平竞争。他们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享受了城市所有优势与资源，给他们加分，对他们的同学不公平。
英雄情结
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多彩、五彩斑斓的文化生活。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还有一些表现新生活的好看的电影，“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电影都成了大毒草受到批判。那时所能看到的几个中国电影，所能读到的书籍，除了战争就是阶级斗争的内容。
我们的文化生活就是不定期的露天电影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
我们这一代人从教科书、小说和电影中结识了很多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大都是中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来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活被这些英雄人物所包围，能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这些英雄人物占据了。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有英雄情结，或者叫红色情节。在中国，有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电影导演，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英雄情结，他们拍了一些堪称“红色经典”的电影，很能打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
这些英雄人物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直到今天，无论我是否信仰共产主义，仍然被英雄们的精神、信仰和执着追求所感动。
对我影响最大的英雄人物是江姐。
江姐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竹签钉进十指。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
我们所了解的江姐来源于小说、舞台和电影，江姐的英雄事迹对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
江姐是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的，我们小时候最恨的就是叛徒。如果有谁背叛了朋友向老师或家长告状，同学们就叫他“甫志高”。“甫志高”就是出卖江姐的叛徒。
江姐在刑讯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大义凛然地说：“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每次都看得我热血沸腾。
敌人将竹签子钉进江姐的十个手指，江姐说：“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这是何等的信仰才能让一个女人如此的坚强！
我尤其感动的是江姐和难友们在监狱里绣红旗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西南地区大片土地还在国民党军队占领中，江姐和一批革命者还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里。
一天，江姐接到地下党设法送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接到这个消息，在敌人面前从未掉过一滴泪的江姐，此刻热泪盈眶，她太兴奋了！她立刻把喜讯报告给同牢的战友。一位难友提议：“我们也绣一面五星红旗庆祝胜利吧！”大家热烈响应。一位战友牺牲前留下一面染着斑斑血迹的红旗，江姐小心地珍藏在自己的被子里。江姐和战友们在这面红旗上绣了一大四小五颗五角星。五星红旗绣好了，江姐把国旗抖开，高高举起，庄严地说：“让五星红旗插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吧！”
直到今天，每当我唱起歌剧江姐中《绣红旗》的唱段，还会心潮澎湃——
线儿长针儿密，
含着热泪绣红旗呀绣红旗。
热泪随着针线走，
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多少年多少代，
今天终于盼到你。
千分情万分爱，
化作金星绣红旗绣呀绣红旗。
平日刀丛不眨眼，
今日里心跳分外急。
一针针一线线，
绣出一片新天地……
一次唱卡拉OK，我唱了这首歌。一个老共产党员说：你不是共产党员，却将这首革命歌曲唱得这样有感情，你不入党太可惜了！
我对江姐有感情与是否入党没有关系。我羡慕江姐和她的战友们有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会那么勇敢和执着，内心才会那样充实，而信仰正是我们今天的人所缺乏的。
《绣红旗》这首歌是文艺作品，而在真实的故事中，一位战友当场作了一首诗：“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等解放大军到了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出去。”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为她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二十九岁的生命。
江姐和她的战友们死在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总想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该是多么的遗憾。
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江姐，知道重庆渣滓洞监狱，对这段历史耳熟能详。
中国人有机会到重庆都要去渣滓洞参观，外国人去的很少。一般情况下，旅行社不带国外游客去渣滓洞监狱，尤其不带美国人来，因为渣滓洞是美国支持帮助建立的。
渣滓洞监狱的前身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二战时期美国海军方面为收集日本的军事、气象情报，与国民党军统局合作在1943年建立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方将其所有设施移交给了军统局。从此中美合作所成为神秘的“特区’，成为国民党关押革命者的监狱，很多迫害革命者的军统特务接受过美方的训练。
我的想法恰好相反，既然这段历史与美国人有关，就更应该让美国人了解。
2003年夏天我带着美国朋友白瑞德和达世廷来到重庆参观渣滓洞监狱。
白瑞德和达世廷非常认真地参观了渣滓洞监狱，听着我讲述江姐和其他革命烈士的故事，被我的英雄情结所感染。
白瑞德是我在“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的合作伙伴，他要求将参观渣滓洞包含在美国专业交流团的日程中，他认为这段历史很有意思。
重庆的地接社说我们从来不安排外国人参观渣滓洞，这个景点对他们来说一点兴趣都没有。
在我的坚持下试了一个团。一个年轻的导游带领一个美国团参观了渣滓洞后说一点意思都没有，建议我取消。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不可能每个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都有我这样的英雄情结。他们的讲解是没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因此也感染不了美国朋友。
我所了解的江姐是真实故事、电影、小说、歌剧的一个集合体。我非常喜欢江姐蓝布旗袍、红色开衫毛衣和白色长围巾的造型，一直有个愿望，想在舞台上扮演一次江姐。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我们公司接待了来北京参加“中美护理论坛”的一百多名美国人。在欢送晚会上，公司全体人员演出一个“百年奥运情景剧”，从清末一直演到2008年，表现每一个历史阶段。这个节目是我的创意，公司员工自编自导的，全体员工一个不落全部上场。我用歌剧《江姐》的一段唱腔《红梅赞》来表现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对同事们说江姐这个角色非我莫属，任何人都不要想与我抢。
我终于实现了扮演江姐的愿望。
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不久，“百年奥运情景剧”是以表现中国人民面对汶川大地震“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精神结束的。我以江姐的形象担任指挥，全体员工齐声高唱《歌唱祖国》。
大家唱得特别有激情，我在心里感动的同时眼睛一直是模糊的。美国观众也受了我们的感染，歌声一起，全体起立，不少客人流下了眼泪。
演出后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将自己真的当做江姐了？”
作为一个母亲，最让我揪心的是江姐在牺牲前将儿子托付给表弟的故事。江姐在牺牲前给表弟谭竹安写信托孤，其中写道：
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
江姐牺牲的时候，她的儿子彭云只有三岁。歌剧中江姐临赴刑场前，唱到有关孩子的这段，无论听多少遍都会让我热泪盈眶。
到明天全国解放红日高照，
请代我把孩子来照料。
告诉他胜利得来不容易，
别把这战斗的年月轻忘掉。
告诉他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莫辜负人民的期望，党的教导……
彭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公派赴美留学，后入美籍并定居美国，任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的终身教授。
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后代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不少中国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我认为，只要他做的事情是对人类有益的，江姐就可以含笑九泉。
中国人的谦虚与自信
从小到大，无论是学校还是单位，对我的负面评价就是太骄傲了。很长一段时间，“骄傲”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要谦虚，以至于从来不敢张扬个性。在国营企业工作的时候，我尽量地夹着尾巴做人，但仍然被当做出头鸟，成为“众矢之的”。
毛主席的教导“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成了我的座右铭。
在青少年时期，很多人说我“傲”得很。尤其是男孩子，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傲”字。那时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同学之间相互都不搭理。
很多年以后每当有机会见到儿时的发小，我就会问：“你们为什么会认为我‘傲’？”回答：“你小时候走路挺胸抬头，一副目中无人的表情。”
以前，我们不知道有“自信”这个词。现在想起来，我所谓的骄傲应该是一种自信的表现。青少年时期我一直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歌跳舞，经常受到别人的羡慕和赞扬，自然而然就有了自信心。
以前，中国人无论在什么场所介绍自己，首先要表示出谦虚的态度，要表明自己水平低，比起同志们来有很大的差距，要向大家学习等等。
夸奖一个人长得好看、跳舞好、唱歌好、写字好、业务好……被夸奖的人都会谦虚地表示：哪里，哪里！不好，不好！差远了，差远了！
这种中国式的谦虚有时是真心实意的，有时是虚伪的。中国人可以自己说自己不行，如果别人说他不行就受不了了。表扬他的时候他谦虚，真的批评他的时候心里就不舒服了。
现在作为企业或个人，我们要宣传自己、推销自己、包装自己，说自己是最好的。这搁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八十年初，化工部邀请了美国、芬兰和法国的几家国外公司来华对湖北、贵州和云南的几个磷矿加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进行投标。美国雅各布斯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在介绍自己公司的时候，当着三个竞争对手的面，说了一句：“We are the best(我们是最好的)。”在场的中国人大吃一惊，中国人打死也不会在同行面前说自己是最好的，哪怕心里真的是这样想。中方代表带着明显的批评口吻说：“你太不谦虚了！”我抬头看了看说这话的美国人，他笑嘻嘻的，一点没有觉得自己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我没有翻译中国人对他的批评，否则，他一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事隔二十多年，我们现在习惯被人赞扬，期待被人欣赏，我们会对赞扬和欣赏我们的人说谢谢。我们教育孩子要张扬个性，要与众不同。大学毕业生把简历做得花里胡哨，将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经常与事实极其不符。
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现在每个企业、每个公司、每个人都习惯说：“我是最好的！”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人照顾得非常好，总是表现出一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样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来中国的外国人还非常少，我们对西方人真是掏心掏肺地好。那时候中国还比较穷，西方人走到哪里我们都倾囊倒箧，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为了让西方人住好，我们改造招待所，修建马桶和浴池，而那时候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使用公共厕所和公共浴池。招待所没有热水，服务员小姑娘用食堂的大灶烧热水，一桶一桶地提到外宾的房间，倒进浴池。招待所没有洗衣机，服务员用手给外国人洗衣服，分文不取。西方人在中国，无论什么身份，都受到中国人精心的呵护。除了中华民族好客的天性外，那时候中国各方面都不发达，西方人在中国如果没有人帮助，寸步难行。
那时候，西方人来中国，经常从国内带一个会讲中国话的外籍华人或雇佣香港人来帮助做翻译。这些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了解甚少的外籍华人或香港人，到中国来也是一头雾水，不但做不了多少事，相反还需要人照顾。
西方人到中国来找合作的机会，我们负责安排他们的吃、住、行、游。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功利思想，西方人来了就是客人，我们尽心尽意地将他们照顾好。另外，当时有严格的外事纪律和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活动的管理条例，外国人在中国的行动受到很多的限制，接待单位要从头到尾负责到底。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到美国工作，外方公司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来招待我们，我们非常不适应。想：在中国我们对你们招待得那么好，我们在美国你们就公事公办。结论是：资本主义就是没有人情味！
事实上，那些美国人对我们很不错，来过中国领略过中国人热情的美国人会以个人的名义花自己的钱来招待我们，邀请我们观看棒球赛、到家里做客、吃饭、到社区参观、观看演出等。而他们在中国受到的都是公费招待，中国人即便想以个人的名义招待他们，一是没有钱，二是外事纪律不允许。
那时候，我们对西方人十分好奇，西方人代表着文明和富有。我们听说西方穷人家里都有电视机，惊讶不已。一次看纪录片，邓小平访日到日本一个工人家庭做客，这家的客厅摆着一台大电视机，全场观众都发出“哇”的一声惊叹。看人家日本，连工人家中都有大彩电！
日本虽然在地理上位于亚洲，在中国人的眼睛里，日本属于西方阵营。
我1986年在美国时，一个美国人对我说她的女儿要上大学了，要花很多钱，从此她家只能吃鸡蛋和鸡肉了，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美国穷人吃鸡肉和鸡蛋，当时在中国最有钱的人家也不见得天天吃鸡肉和鸡蛋，我对美国人的生活充满了神秘感和向往。
可能是因为这份神秘感和向往，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人，无论职位高低，富有贫穷（那时我们认为西方人都是富人），都特别谦虚和恭敬，还有少数人有时甚至是谦卑了，这可能与中国的贫穷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候中国人出国很困难，一些中国人对西方人卑躬屈膝，想通过结识西方人得到出国的机会或让自己的子女到西方留学。而有机会接触西方人的中国人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造成的影响也很坏。
1986年我随化工部矿山局的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返回北京在旧金山过夜时，一个团员在旧金山的亲戚给他送来一个大箱子，里面全部是亲戚家淘汰的旧衣服。他为有亲戚在美国自豪得不得了，得意扬扬地说：“这些衣服回国都不够分的，我的几个妹妹要打架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人的国际上地位大大提高，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欧洲的一家公司任要职。一个欧洲雇员陪着他去上海的一家国际品牌酒店办理入住手续，酒店的前台女服务员对金发碧眼的欧洲雇员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对黄皮肤黑头发我的朋友理也不理。我朋友气疯了，欧洲雇员也非常尴尬，忙不迭地说：“这是我的老板，这是我的老板。”
那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外籍华人老板来华带着西方雇员，中国的接待方在安排宴会或会见座位时经常出错，让西方人坐主座。
这种事今天不会发生了，人们不会以头发和皮肤颜色来判断高低贵贱了。
今天西方人给中国人打工已经司空见惯。
以前我的同学羡慕我，因为我为西方人工作，现在他们羡慕我，因为西方人为我工作。
中国的世界品牌五星级酒店也不再专门供西方人享受，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今天，以前满是西方人的高级豪华酒店，现在满眼看去都是中国人。
现在有不少西方人来到中国就不走了，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了一批“中国迷”队伍，对中国喜欢的不得了。分析起来，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有“淘金”的机会，二是中国热闹，三是中国人对西方人太好了。
中国人对西方人太好，以至于不少中国人认为我们把西方人惯坏了。
中国人虽然对西方人不再好奇，但仍然对他们特别好，这是中国人天性好客的原因所致。不少西方人诚心诚意地想多结识一些中国人，与中国人交朋友，在中国建立人脉、学习中国的文化与传统，以便于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中国的全面开放和经济的发展给外国人在中国居住、旅游或工作创造了便利，外国人在中国越来越自由了。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学汉语。
今天的西方与中国处在一个平等的关系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东西方和谐相处，这种和谐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现在我们会听到有西方人在中国表现粗鲁被中国人修理的事情，这在以前不可能也不允许发生。
相互尊重和相互学习，我想这是西方人和中国人共同希望的。
我在家里招待过很多的西方客人，还有不少在我们家住过。我的家虽然不豪华，也不大，但很温馨，很方便。奥运会期间，我的美国朋友马锐阁将女儿送到北京做奥运会志愿者，就住在我家。马锐阁在美国的家很大很气派，我的家远远不能与他家相比。尽管如此，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我家的条件已经可以让我和家人活得有尊严。
现在中国人出国已经非常方便，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只要你是一个守法公民，有经济来源，就可以出国。去年，儿子郑撼第一次出国，就拿到美国一年多次往返的签证，我在他那个年龄的时候，是不敢想象的。
我们还是会谦虚和恭敬，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信了。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中国入境旅游人数下滑。有意思的是，业内人士在做市场形势分析时认为，有些西方人在中国享受不到以往的待遇，失去了优越感，对来华的兴趣也减弱了。
你是哪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2009年11月的一天，乘法航从巴塞罗那飞巴黎遇到一件窝心的事情。
在巴塞罗那等待登机时，遇到一个国内的同行，我们聊起天，没有注意周围的情况。开始登机了，我看见两个高大的西方人没有排队径直检票登机，以为是头等舱和公务舱的乘客登机，我就跟了上去，将票递给了检票员。突然身后有一个欧洲妇女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是哪国人？你是哪国人？你是哪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她连续问我是哪国人的时候，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知所措地看着她。等她嘴里蹦出来：“你为什么不排队？”我才意识到她是在指责我。
我：“对不起，我是公务舱。”
欧洲妇女：“我也是公务舱！”
我：“对不起。我误会了，我没有意识到你们在这儿排队，我是跟着前面那两个人走的。那你们先登机，我到后面排队。”我诚心诚意地赔礼道歉。
因为我已经检票了，检票员让我先登机。我坚持让其他人先走，后面的人说：“别争了，你就走吧！”
我不喜欢欧洲妇女对我说话的态度，忍不住对她说：“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她居然没有反驳。我想谁都看得出来我不是故意插队的。
欧洲妇女的座位在我的后面一排。
我一直想转过头对她说：“我是中国人，我想知道我不排队与我是哪国人有什么关系？”
我忍着不说，心里觉得窝囊。我平时特别讨厌人插队，我本人是那种主动遵守并处处志愿维持秩序的人。如果队伍前面有熟人，我不会跑到熟人那里插队；如果我排在前面时，熟人也别想在我这插队，在这方面，我是非常严格而不近人情的。我不在乎欧洲妇女批评我插队，虽然是误会，我还是感到挺理亏的。我在乎她问我是哪国人，我插队与我是哪国人有什么关系？如果是个欧洲人或美国人插队，她会不会问我是哪国人？她怎么不问同样没有排队却在我前面登机的两个西方人是哪个国家的人？朋友和同事公认我是个心胸宽广的人，但遭遇这样的对待觉得挺受伤害的，挺“记仇”的。在机舱内等待下飞机时，我站起来，回过头直视着她，她与我对视了一小会儿，便将目光移到别处。
不知道西方人是否了解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中国人最恨西方人的偏见。我回来将这件事情讲给同事听，他们的反应与我一样。
我与一个国外华人的后代在工作上有较多的接触，他出生、工作和生活在国外，他的同事都是西方人。严格地说他不是中国人，但他口口声声都是“我们中国人”，让我很感动。他说到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和歧视时情绪特别激动，因为他是黄皮肤黑头发，也经常被西方人误解。他看到西方同行对我很好，甚至警告我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对中国人抱有偏见的西方人真的要好好地反思一下。
我没有华人后代那样激动，因为自己的确底气不足。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人插队现象是很普遍的。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中国人，在国外要处处小心，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稍不留神，就会引起误会，因为人家对中国人有偏见。像我这样与西方同行相处融洽并受到尊敬的中国人，偶尔也会感到被误解和歧视的屈辱和愤怒。
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引人注目。
每次在乘飞机的时候，看到我们的骨肉同胞们不等飞机停稳，就急急忙忙地解开安全带，取行李，打开手机哇啦哇啦地大喊大叫，争先恐后地往机舱门口拥，心里就很生气，感到很丢脸。如果有外国人在场，自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我这种“民族自尊心”在国外就更强烈了。
在国内机场或商场等公共洗手间排队的时候，总有同胞姐妹包括工作人员对排着的长队熟视无睹，直接走到队伍前面，而我总是那个挺身而出制止插队的人。现在自己被误认为插队，真的觉得很窝囊，甚至很内疚，感觉自己说不清楚，给中国人丢脸了。
中国人一些不文明的表现给世人留下了坏印象，我因此特别在乎自己的个人行为。我经常出国，在国际会议奖励旅游产业也算是小有名气了，我一直力求做一个优秀的中国人的代表，想通过自己的表现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有很多，而且越来越多。
对待国人的插队现象，我是有两种态度和双重标准的。我最不喜欢看到的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白领插队，而对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公民，我感到没有理由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中国人插队的原因是复杂的，人口多、资源少是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多的农民工春节要回家与亲人团聚，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谁能因为他们回家心切插队买票而指责他们？改善交通状况和管理购票秩序是政府的责任。
我来自于社会底层，了解老百姓的疾苦。中国发展到今天，仍然有无数的老百姓过着贫穷的日子，他们生活的艰辛已经不是今天的我能够承受的。我很少乘公共汽车、地铁甚至是火车。我目前的经济情况可以允许我不去与广大的百姓争夺有限的资源，因此我没有理由去批评那些由于资源紧缺而导致插队的不良行为。
我一直不能忘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大学食堂吃饭的情景。学校的伙食很差，食堂供应荤菜时，学生们拼命地拥挤在窗口前，打破头地将饭盒、饭票递给师傅，为了能抢到红烧肉或带鱼。买到荤菜的同学将饭盒举过头顶使足全身力气再挤出来，经常会将饭盒打翻，红烧肉或带鱼劈头盖脸地洒在同学的身上。记得我的一个女同学头发上挂着几块带鱼、脸上流着菜汤还不放弃，奋勇地向窗口挤去。一个人在温饱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要求他去做一个文明人是很难的。你能想象在学校食堂里相互推搡的都是自己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学或校友吗？
现在的大学食堂，食品花样繁多，应有尽有，物质极大丰富，有谁还会为买饭插队？
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教育加管理，在国民素质整体提高之前，管理是很重要的。
最近从欧洲回来行李丢了，到机场行李招领处去做登记。总共有五六个外国人和中国人在那里登记，一个机场人员领着一个丢行李的女孩儿过来，径直越过排队的人走到柜台前，看得出这个女孩儿和机场人员认识。我说了一句：“我们都在排队呢。”工作人员也说：“前面还有好几个顾客呢，我得先给他们办。”其实这样就挺好，顾客和工作人员一起监督。更重要的还是要形成管理制度，维持秩序应该工作人员的责任。有时工作人员明明知道有人是插队的，仍然给他办理，工作人员的这种麻木是在助纣为虐，排队的人当然不平衡。
前面讲到中国乘客不等飞机停稳就解开安全带站起来取行李，打开手机等，我对这种行为感到不解的同时，对乘务人员的熟视无睹很有意见。乘务人员对这种现象居然不加以制止或者只是无痛痒地在广播里提醒一下，从而导致乘客的这种不良行为越来越严重和普遍。实际上，如果全国的航空公司行动起来，对这种现象进行大力度地抵制和管理，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一次，见到一个空乘人员大声地坚决地制止了几个在飞机停稳前站立起来的乘客，全飞机的人都很听话，没有一个人再提前站起来。一个小姑娘都能有这样大的威力，这件事能有多难呢？
如果加强管理，杜绝插队行为，习惯就可以成为自然。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最近与两个美国人在中国旅行了一周，为他们担任翻译和安排吃、住、行、游、购、娱等，但不是他们的导游或秘书，用时髦的话说是他们的“中国合伙人”，而我更将自己看做是一名“志愿工作者”。他们要在中国做的事情有益于中国旅游和会议产业的发展，自认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我，心甘情愿地为中国旅游和会议产业的发展做一颗铺路石。还有就是这个美国集团公司的主席是我多年的朋友，是个德高望重的人物，对我很信任，因此我愿意帮助他。我没有功利目的，至少在目前，这件事对我具有社会意义而没有什么经济利益。
以前做翻译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工具，不能擅自篡改发言者的任何意思。现在我是一名专家（所谓的），是意见领袖，而不是一个翻译机器。说实话，我的翻译技巧大不如以前，词汇量也大大下降，然而我无论是交流还是翻译，都很自如。因为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对中西思维方式的了解，我经常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将南辕北辙的中外双方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当然前提条件是我必须是有话语权的决策者或专业工作者，而不是一个翻译的角色。
在旅行的过程中，我经常会与两个美国人发生“争执”，我会说：“你这个方法行不通！你要是这样想，你就不要到中国做生意！问题不是你想怎样做，是中方想要你怎样做！现在不是你挑活儿，而是你必须这样做才能赢得中方的信任，才可能获得合作的机会！我们在中国就是这样提供服务的，你要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在中国赢得机会！”
我每次这样说话的时候，感觉就是一个字——爽！与美国人旅行时，国庆将至，我的脑海里一直翻腾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画面，而在我心里回荡的一个声音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尽管毛泽东他老人家在六十四年前就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然而，在我具备与西方人平起平坐的能力之前，从没有感觉自己真正地“站起来了”。
旅行结束后，美国人来邮件说：“非常感谢你在过去一个星期付出的努力，让我们的中国之旅成为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与中国旅游界很多人合作过，你是最专业、最有经验和最有名望的一位。”
这不是客气话！
一些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优越感是与生俱来的，西方的社会体制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们浸透在骨子里的自信和“傲慢”，有时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因此，与西方人合作，我们也需要具备能够承受他们的直率和“傲慢”的能力。
这次旅行我安排与六个城市的相关政府部门会谈。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安排与政府部门会谈，我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履行相关的手续，找到适合的契机，这对我或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先已经对美国人进行了“教育”，我认为这些频繁来往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是了解的。实际上，凭借着我的勤奋和在行业内的声望，我的工作效率已经很高了。
我给美国人发邮件：“第一个会谈和最后一个会谈的时间都确认了，你们可以预订国际机票了。”
美国人回邮件：“我对你的自信很好奇，六个会谈只确认了两个，你怎样能做到让其他会谈都能确认，我想听你解释。”
我其实之前在邮件中或面谈时不断地向他们解释，不厌其烦地举例说明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就是希望消除他们的担心，适应中国人做事的方法，并一直给他们树立信心，表示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做安排，同时也提醒他们要允许我们有一定的灵活度。
美国人还是这样咄咄逼人，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我忍了，这次我没有忍，我不想惯他这个毛病。何况，他们知道我是怎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的，仍然这样不善解人意，必须要纠正他的态度，否则以后无法合作。
我回复：“这是在中国做事的方式，如果您不够耐心，我们将来的合作是会有问题的。我以为您对中国有足够的了解，知道在中国很多官方会谈都是在最后一刻确认的。我已经很有压力了，如果您还继续给我施压，那您找别人吧，不用在我这儿浪费时间。我的事情够多的了，我将自己公司的生意放在一边来帮助您，是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对中国有益，是因为我想帮助老朋友。我感到责任重大，如果您能找到更好的合作伙伴，您趁早换人。我三更半夜不睡觉，不是因为我不困，是因为我还在为你们安排会谈事宜。我是认真的，这次中国之行我仍然尽量给您安排好。与此同时，请您尽快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发完邮件，已经是凌晨一点，我睡觉去了，再也不看邮件，不想让自己因为生气而睡不着觉。
我不是故意拿捏。我当然知道他们很难找到像我这样优秀的合作伙伴，而主要的原因是我已经非常辛苦了，自己公司的事情都忙不过来，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已经是积羽沉舟，如果得不到理解和尊重，不做也罢。美国人应该懂得什么叫：士为知己者死。
第二天（其实是当天），我收到美国人赔礼道歉的邮件。他说：“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我为我说话的语气表示歉意，我本意并非如此。我们非常感谢你和你的团队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明白需要有耐心并且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请不要有离开我们的想法。”
西方人最大的优点之一，就事论事，如果发现错了，也勇于承认错误。
实际上，六场会谈的效果都好于美国人的甚至是我自己的预期。
我之所以这样“牛”，是因为我的自信，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CEO为他们服务，他们应该给予充分的信任，懂得尊重和珍惜。
多年持之以恒的学习和实践将我变成一个所谓的行业专家。以前我拼命地努力去做一个被需要的人，而现在我感到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
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国人，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真正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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