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绝食的贤人
伯夷、叔齐是商朝小诸侯国孤竹国（今河北省滦县一带）国君的长子和三子，父亲喜爱叔齐，遗命叔齐继位。按照当时的规矩，应该由长子继位，但伯夷说：“应该尊重父亲的遗愿，由叔齐来当国君。”于是他逃走了。叔齐说：“我如果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他也逃走了，和伯夷一块儿过起了流亡生活。国人就立了二子当君主。
他们这种让位的举动，受到当时人的赞扬。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更是大为赞赏，评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今译：能够辞让一国至尊的地位，没有比这更大的仁了。伯夷服从父亲，叔齐顺从哥哥。）
伯夷、叔齐听说西伯侯姬昌善养老，办了敬老院，准备投奔他。但刚刚走到半路，遇见了周武王的大军。原来，西伯侯姬昌刚刚死去，周武王把父亲的木制灵位载在战车上，会合了各路诸侯，率领着大军讨伐商纣王。
伯夷、叔齐不顾个人安危，拉住武王的马缰劝谏：“父死不埋葬，却来发动战争，这能算孝吗？以臣子身份反叛讨伐君主，这能算仁吗？”卫士要杀伯夷、叔齐，军师姜尚（即姜太公）过来劝解：“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于是叫人把他俩架走了。
伯夷、叔齐指责武王伐纣是不孝不仁。然而，以凤鸣岐山、天命所归的征兆，高举吊民伐罪的旗帜，牧野之战被公认为正义战争，周武王灭掉了商朝，登天子位，尊西伯侯姬昌为周文王，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正统的谱系建立了，周朝开始了新的轮回。
伯夷、叔齐以为周朝太可耻，发誓再也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首阳山（河南省偃师境内），吃薇菜为生。这两人在采薇时，唱道：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安适归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译文：
爬那个西山哪，采那里的薇菜。
用强暴的手段来改变强暴的局面呀，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对不对。
神农、虞、夏啊！你们那样的盛世，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能上哪儿去呢？
唉唉死矣！我们的命运太可悲了。
忽一日，一农妇上山，多了一句嘴：“你们两人倒是讲大道理呀，不吃周朝的粮食，但这山上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呀！”
伯夷、叔齐一想这话有理，于是连野菜也不吃了，开始绝食，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
伯夷、叔齐两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绩，但被认为是以身殉道的典范，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古之贤人也。”张口就说是贤人，可见孔子对伯夷、叔齐的所作所为是非常肯定的。
伯夷、叔齐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仁、孝大义，符合儒家以生命践行仁义的价值观。儒家认为人生价值并不在于获得什么功名利禄，而在于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对后世有什么影响。所以孔子评价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怨”，意思就是说伯夷、叔齐认为仁是最重要的，即使牺牲生命也不可惜，死得称心如意，没有怨恨。
但是伯夷、叔齐真无怨恨吗？“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实在是怨天下不知“以暴易暴”之非，哀天下人之心死。换句话说，他们有怨，只是他们的怨不为一己之私。“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安适归矣？”明明是在哀叹自己生在一个道德败坏的时代。
司马迁注意到了伯夷、叔齐的怨恨。发出“好人早夭，坏人长寿”的感叹，并质疑天道。因天道的不确定性，进而寻求人道的准则，即不依靠全善的天，人的行为依循什么准则？
又虑及如果不像伯夷、叔齐那样得到孔子的赞扬，一般人的德行志节，常常湮没不彰，如此一来，不只这些人的事迹被埋没，一般人也失去取法的机会。所以司马迁立列传彰显清士之德，伯夷、叔齐正是《史记》列传的第一篇。
主要是因为对儒家的尊崇，伯夷、叔齐才得到后人如此之多的怀念。据了解，全国起码有6座首阳山，山西、甘肃等省都有，其中一座位于甘肃省渭源县东南34公里的莲峰乡享堂沟，海拔在2000米以上，主峰如同一盘腿端坐的巨佛。伯夷、叔齐的墓冢在山湾里，清代陕甘总督左宗棠题有“百世之师”和“有商逸民伯夷叔齐之墓”的碑文，两边还有联语，上联是“满山白薇，味压珍馐鱼肉”，下联是“两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横额是四个字“高山仰止”。
实际上，伯夷、叔齐决不是为了流芳千古才那样做的，他们只是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罢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种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以生命为代价的执著，这恰恰是许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
有人不喜欢伯夷、叔齐，说他俩太固执、太死板、太迂腐，理由是他俩不继承王位，不吃周朝的粮食，跑到首阳山上吃野菜，最后连野菜也不吃，结果饿死了。
毛泽东就反对伯夷、叔齐的行为：“唐代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见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无论怎样，历史上有这样两位人物，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参照，比压根儿就没有这两个人要好得多。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和启发，是多层面的。他们的采薇和绝食，虽说不上富有激情，但却像花木掩映的深井，充满哲学意味和诗意，深刻而执著，能够让人慢慢品味。
软硬不吃的清官
中国古代的清官，很少有人能做到既重原则也讲灵活。相反，他们的处世原则或方式往往是“软硬不吃”。自然，他们这样做往往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轻则丢乌纱帽，重则赔上性命。不过，要做一个清官，似乎“软硬不吃”是无法避免的。或许，这便是清官的格调吧！
董宣，字少平，陈留郡国（今河南省杞县南）人。他为官正直廉洁，秉公执法，不畏权势，赢得了汉光武帝刘秀的信任，大胆任用他。他的事迹被写进了《后汉书·酷吏列传》，流传至今。
董宣学识渊博，精明能干，做官以后，政绩显著，升迁为北海（汉代诸侯国，今山东昌乐县西）相，相当于一个郡的太守。郡中武官公孙丹仗着是当地的大姓豪族，为所欲为，横行不法。公孙丹准备建造一座新的住宅院，请来阴阳先生占卜。阴阳先生说房子建成后会招来家人横死。公孙丹按照指点，指使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拦截杀死一个过路人，将尸体埋在房基底下做替死鬼。人们纷纷向董宣告发。董宣查明犯罪事实后，把公孙丹父子斩首示众。公孙丹的宗族朋党，聚集了30多号人，手持兵器，到衙门前找董宣算账。董宣怕他们勾结海盗闹事，于是把这30多人全部抓捕，关进监狱。北海郡的老百姓又向董宣告发了公孙丹一伙的种种罪行。董宣命令把这30多个犯人全部斩首。青州（今山东省临淄县）太守得知董宣处死了公孙丹等30多人，大为恼火，向光武帝刘秀上奏章弹劾他。董宣后来被押解到京城，听候廷尉发落。在狱中他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愁眉苦脸的悲怨之气。董宣被判处了死刑。临刑那天，天空乌云密布，京城的人们也充满哀怨，董宣却如往常一样，没有惧色。很多官员钦佩董宣的气节，预备了酒菜佳肴，准备为他送行告别。董宣严厉地说：“我一辈子不曾吃过别人的酒席，何况是死已在即的时候！”说完，登上刑车就走了。快到处斩的时辰，一匹快马飞奔而来，马背上的使者高喊：“刀下留人！”并当众宣读了圣旨，命令把董宣送回监狱。汉光武帝派特使询问他，董宣便将公孙丹等人的罪恶作了详细陈述。光武帝下诏书赦免了董宣。
当时，京都洛阳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方。聚居在城内的皇亲国戚、功臣显贵常常纵容自家的子弟和奴仆横行街市，无恶不作。朝廷接连换了几任洛阳令，还是控制不住局面。光武帝刘秀百般无奈，决定任命年已六十九岁的董宣做洛阳令。
董宣到任后，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处理湖阳公主家奴的杀人案。湖阳公主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这位公主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姐姐，豢养着一帮如狼似虎的家奴，作威作福，为非作歹。一天，公主的家奴在街上杀了人，董宣立即下令逮捕他。可是，这个恶奴躲进湖阳公主的府第，地方官不能进入这个禁地。没有别的办法，董宣暗中派“便衣”监视湖阳公主的住宅，只等那个杀人犯出来就抓他。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以为风头过去了，湖阳公主带着杀人恶奴出行，在大街上被“便衣”发现。“便衣”立即回来报告，那个杀人犯跟着公主的车马队伍走，无法下手。董宣一听，立即带人赶去拦住了公主的车马。
湖阳公主坐在车上，看到这个拦路的老头如此无礼，便傲慢地问道：“你是什么人？敢带人拦住我的车马？”
董宣上前施礼，说：“我是洛阳令董宣，请公主交出杀人犯！”
恶奴在马队里看到形势不妙，赶紧爬进公主的车子里，躲在公主身后。湖阳公主仰起脸，满不在乎地说：“你有几个脑袋，敢拦住我的车马抓人？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董宣义正词严地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是你的一个家奴呢？”董宣一声喝令，洛阳府的吏卒一拥而上，把那个凶犯从公主车上拖了下来，就地砍头。
湖阳公主气得脸色发紫，浑身打战。丢个奴仆，她倒并不十分痛心，可是在大街上丢尽了面子，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她不和董宣争执，掉转车头，直奔皇宫而去。湖阳公主见到刘秀，又哭又闹，非让刘秀杀了董宣替她出这口恶气不可。
光武帝听了姐姐的一番哭诉，不禁大怒。董宣如此蔑视公主，不也没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吗！想到这里，便喝道：“快把那个董宣捉来，我要当着公主的面把他乱棍打死！”
董宣被带上殿来，声泪俱下地说：“陛下口口声声说要用文教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现在陛下的亲族在京城纵奴杀人，陛下不加管教，反而将按律执法的臣下置于死地，这国家的法律还有何用？陛下的江山还有什么办法治理？要我死容易，用不着棍棒捶打，我自寻一死就是了。”说着，便一头向旁边的殿柱上撞去，碰得满头满脸都是血。
光武帝又惊又悔，赶紧令卫士把董宣扶住，给他包扎好伤口，然后说：“念你为国家着想，朕就不再治你的罪了。不过，你总得给公主一点面子，给她磕个头，赔个不是呀！”
董宣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错，也无礼可赔！”
光武帝向两个太监使了个眼色，他们把董宣拖到公主面前。但年近七十的董宣两只胳膊支撑着地，硬着脖子，怎么也不肯磕头。两个太监使劲地按他的脖子，却怎么也按不动。
湖阳公主不出这口气心里憋得慌，冷笑着说：“嘿嘿！文叔（光武帝的字）当老百姓的时候，常常在家里窝藏逃亡的罪犯，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现在当了皇帝，怎么反而连个小小的洛阳令也奈何不了呢？我真替你脸红！”
光武帝笑着说：“正因为我现在当了一国之君，才应该律己从严，而不能像过去做平民时那样办事了。你说对不对呀！”光武帝转过脸又对董宣说：“你这个强项令，脖子可真够硬的，还不快点退下去！”董宣总算捡回一条命。
从此，“强项令”的威名传遍了全国，洛阳城的豪强皇亲，没有不怕他的。洛阳的社会秩序得到好转。据史书记载，当时洛阳有一句民谣说：“桴鼓不鸣董少平。”意思是说，董宣做洛阳令，没有人敢违法胡来，就没有人去官府门前击鼓鸣冤了。
董宣做了五年洛阳令，七十四岁那年死在任上。光武帝派人前去吊唁治丧，董宣的遗体上仅仅盖着一块破布被头，妻子儿女相对恸哭，家中除了一辆破车和几石大麦，什么都没有。使者回来禀告了光武帝，光武帝甚为叹息地说：“董宣这样廉洁奉公，直到他死后我才知道，惭愧啊，惭愧！”特赐按照大夫礼安葬。
做清官需要冒着杀头的危险，付出家人跟着受苦的代价，这个清官还怎么当得下去？这个问题在历朝历代仿佛普遍存在。
躲起来吃饭的诗人
辛弃疾有词说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生动地说明了年少之愁和中年之忧的差别。在21世纪，社会变化快，人们挣扎求存，童年结束得早，年纪轻轻的大学生也是满腹郁闷，但对青年来说，外面的世界还没有见识过，在想象中非常精彩，刚刚经历感觉也不坏。只有经历过红尘劫浪，遍尝酸甜苦辣，才发现愁绪满腹，但又无从说起，悲喜全化为一片平淡，心也不再浮躁，不再患得患失，可以比较淡泊地对待生活。直到这时，我们才可能接近陶渊明。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彭泽通往浔阳的路上，走着一位身体健硕、面带笑容的中年人，他就是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回家后不久，他写出了《归去来兮辞》。这一年他四十一岁。
陶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因为屋子的前面有五棵柳树），晚年更名潜，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里，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年幼时，家道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
按照他这个阶层一般的人生规划，应该好好读书，增加知识和才干，长大靠亲戚朋友的推荐提携做官。一开始他也确实走的这条路。
陶渊明少年时候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见陶渊明《杂诗》）的大志，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他二十八岁，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由于他出身庶族（不算正式士族），几起几落，始终升不上去。官场中的精彩和无奈都经历了，一直到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陶渊明到任八十一天后，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至，属吏说：“老爷应当束好腰带，前去欢迎他。”陶渊明叹息说：“我怎么能够为了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时县令的工资就是每月五斗米，陶渊明不愿如此贱卖自己，就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
他淡淡地写诗谈到自己的入仕和向往中的生活：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如此的生活当然是自然宁静的，它确实让陶渊明找到了脱离樊笼的自由生活。但是，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就是贫穷。
有的人一生从没有问过自己，应该怎么活；有的人问过，但是活不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很多人都有“长恨此身非我有”（遗憾自己并不拥有自身，没有自由）的叹息。一些人在别人眼中还算风光，在自己心里却会时时冒出一种无聊的感觉。而陶渊明恰恰相反，在别人眼中他很失败，赶不上他的父亲祖父，过着贫穷的农民生活，然而，他从内心里感到愉悦，新的生活难说尽善尽美，但比较前面的那种“公务员”生活，陶渊明不止一次表示庆幸自己的选择。
先看看他逃离出来的生活方式。陶渊明本来是官僚机构的一颗螺丝钉。官僚机构是一部庞大的机器，机构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零件，有很强的非人性，而这是陶渊明无法忍受的。东晋末年，桓玄作乱，刘裕攻入建康驱逐桓玄，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刘裕“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陶渊明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加入刘裕幕府后，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王谥提拔为扬州刺史。本来，这些现象虽说黑暗，但也是政治机器正常发动的常规方式，通过这些人事变动刘裕集中了权力。但陶渊明无法接受，极度失望。
再看看他辞官的直接导火索：不愿接待督邮。其实县令位在督邮之下，下级恭迎上级理所当然，不管上级是哪种人，就算是个白痴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而陶渊明愿意接待的是道德学问都不错的人，他瞧不起督邮这个“乡里小儿”，要勉强自己，觉得为五斗米不值得。陶渊明的个人意识很强，他必须在生活中有自己的东西，他后来的田园生活就打上了很深的陶渊明特色，而“公务员”不允许如此。他不可能太久地当一颗螺丝钉，那他只能去当农民，那里还有些自由。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和大地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陶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
后来家里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我的天性就是不合群）。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见陶渊明《饮酒》）这里陶渊明把自己当成了屈原，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即使再穷困，都不能违己（违背自己的本性）。
本着让人的天性得到自然发展的愿望，陶渊明创造了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桃花源”。那里男耕女织，儿童和老人得到很好的照顾，大家生活得自然而舒坦。如果人人都像陶渊明那样恬淡，桃花源是有可能建立的。可惜从人类实践看来，没有政府，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一样，互相攻击吞噬。因为像曹操、刘备、刘裕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些人就是要统治别人，相互攻击的。但陶渊明提出无政府的理想非常可贵，时至今日，无政府主义仍然是国际上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陶渊明的谐音就是“桃源民”，尽管其桃花源无法建成，但是他开创的文人隐居的生活方式，受到后人的热烈追捧，这也许就是他真正建立的桃花源吧。
附录：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脱离世俗纷扰、悠闲惬意的生活画卷。
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吃百家饭的官员
五代史中的冯道，我们很难作出评价，是一个相当奇特的人物。他历五朝八姓十一帝，在每一次政权更替后，不管主子是沙陀人、契丹人还是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之主还是守成之主，冯道都能稳坐宰相的职位，屹然不倒，怡然如意。
冯道（公元882—公元954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唐末投刘守光做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承业推荐给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任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
长兴四年（公元933年），明宗死，闵帝即位。次年，潞王从珂（后为后唐末帝）反，冯道率百官欢迎。闵帝、末帝时，冯道都居相位。
后晋灭后唐时，冯道为宰相，奉石敬瑭命献徽号于契丹。后晋废枢密使，权归中书，大小政事均由冯道处理。石敬瑭曾独召他，请求他辅立幼子石重睿。天福七年（公元942年）石敬瑭死，他改奉齐王石重贵，是为少帝（即出帝）。
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十二月，契丹灭后晋（次年改国号辽），被任为太傅。
历后汉、后周两朝，他皆为太师，后周时又兼中书令。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周太祖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
冯道七十三岁而终，和孔子活了一样的岁数。他死后六年，公元960年，赵匡胤登基，终结了五代的混乱。可惜冯道没看到这一天。
冯道晚年自称“长乐老”，写了一篇简短的自传《长乐老自叙》。其中介绍自己历来所担任的官职和所领受的爵阶倒占了一整页，他被封为公爵5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另外还详细介绍了妻子和儿子们受到的各种封赏，声称自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非常得意。自谓平生中唯一“不足”之事，是“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
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是是非非难以定论。总的说来，冯道是一个私德圆满、大节缺失的人。
先说私德。和冯道同时代的人都一致承认他并非因谀见宠，他有不少优点，欧阳修虽称他为“无廉耻者”，也没有否定这一点，例如：冯道一向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热心救济。随军当书记时，住草棚，不用床和卧具，直接睡草上；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吃一样的伙食；后唐庄宗时冯道任翰林学士，其父去世后，冯道回乡丁忧守孝。当年庄稼欠收，冯道便把自己的俸禄拿来赈灾，他住茅草屋，还亲自耕田背柴；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不贪女色。当年后唐与后梁交战时，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
虽然冯道没有直谏的勇气，但也会抓住机会讽谏皇帝。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处事公正。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
注意文化事业。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有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所以冯道在朝野之中，已经拥有了一种贤良的名誉。而且新旧《五代史》一致认为契丹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出了很大的力气。
然而冯道的政治道德在历代却备受指责，正如司马光所指责的那样：“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译：大是大非的地方有问题，虽然有些小的优点，又有什么可以称赞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冯道不守臣道，对于皇帝来说，在他身上看不到忠的影子。易代之际，冯道遵守的规则是，谁的拳头硬，谁便是他的效忠对象，成了一个献徽号的专家。
李嗣源推翻李存勖时，冯道适时劝进，率百官献上《上唐明宗徽号册》，后唐明宗封冯道为宰相，作为奖励。
李从珂推翻唐闵帝时，冯道命火速递上劝进文书，另一个宰相卢导称应等待太后之命，冯道则说：“事当务实。”于是，冯道代表官员“劝进”，献上即位册书。
石敬瑭灭后唐建立后晋，冯道献上《请上尊号表》，尊为“圣明文武恭孝皇帝”。几年后，又献表《请徽号内加广道法天四字表》，为最无耻的“儿皇帝”石敬瑭原有的尊号上再加上“广道法天”四个字。为了借助契丹人的力量，石敬瑭丧尽廉耻，竟然认比自己小十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并将幽云十六州献给契丹。这一事件对后世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华北多个重镇归入辽国，中原王朝不再拥有长城天险，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侵变得非常容易。
不但在本国，他还出使契丹献徽号。当时契丹遣使加徽号于晋祖石敬瑭，石敬瑭亦献徽号于契丹。出使契丹是个苦差使，石敬瑭对冯道说：“此次出使契丹非卿不可。”冯道面无难色。于是冯道作为册礼使出使契丹。到达契丹后，耶律德光赐给冯道牙笏等贵重礼品，并派人劝冯道留下，冯道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后来契丹遣冯道归国，冯道惺惺作态，三次上表乞求留在辽国。基于与辽国皇帝良好的关系基础，后晋被契丹灭后，冯道仍被重用，被耶律德光任命为辽国太傅。
郭威灭后汉，身为后汉太师的冯道帮助郭威诱杀了赴京接替皇位的后汉宗室、徐州节度使刘■，之后冯道故技重施，率百官献《请上尊号表》，为郭威献上“圣明文武仁德皇帝”的尊号。
正是因为冯道如此反复，欧阳修才说他毫无廉耻，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这些批判看来都确有道理，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中国传统的历史其重点，一是权谋，二是道德褒贬。特别是历史学家以“褒贬”为己任，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用同一的道德尺度来衡量。但按照今天的眼光，传统的道德观实在是太狭隘，很难把冯道容下来。
像欧阳修那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传统的道德“春秋遗旨”来审判冯道一类的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所事四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加上契丹，十帝（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后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不过只有八年。
而且最麻烦的是时无明君，找不到如同曹操，李渊那样的投靠对象。五代的军阀与隋唐之交各路诸侯相比相去太远。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更是趁乱入侵的。
因此冯道除非隐居山林，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服务于这些皇帝。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道的苦衷，不像欧阳修站着说话不腰疼。
平心而论，既要谋国，也要谋身家性命，这在哪个时代都很困难，何况乱世，更加没有缓和的空间。冯道所处的是最混乱的时代，又是侍奉素质低下的粗人皇帝，发生私德与公德的矛盾，就再所难免了。
换个角度绕开冯道的人品和政治道德问题，从今天职业经理人的眼光来看，五代那段历史，就是一个企业集团大并购的时代，老板们比的是谁的枪杆子多，谁的拳头硬，今天还是称孤道寡的，明天脑袋就可能不保。
宰相和皇帝的关系，就像公司里职业CEO和董事长的关系，所以冯道可以说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宰相。究其原因，首先，他很清廉，攻击冯道的人可以大谈他的不忠，却没有人说他贪。皇帝给他的赏赐，大多都让他做了慈善事业，家里也没有什么余财。“不贪”本来应该是基本的职业道德，但是在职场上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其次，冯道“事当务实”，他看得很清楚，无论谁当皇帝，基本都是一路货色，都是过把皇帝瘾再说。民间由于连年战乱，百姓的疾苦冯道是很清楚的，百姓对谁当皇帝并不在意，能过几天安生日子就行。做到了宰相的位子，冯道所务的“实”就是尽量避免战争与掠夺，自己的面子并不重要。他务实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不参与派系斗争。首先自己不拉帮结派，然后也不参与别人的派系斗争，皇帝给官就当，皇帝不高兴了，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计较。
乱世饭碗并不好端，不倒翁冯道，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要吃饭就先剃头
有个问题非常不好回答——到底是老百姓养皇帝，还是皇帝养老百姓？皇帝认为是他老人家代表老天爷养老百姓。这话并非统治阶级往自己脸上贴金，确实也有道理，以强有力的皇权保证社会秩序，解决各种纷争，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没有皇帝，整个帝国就陷入战乱，强凌弱，众暴寡，老百姓根本没法过日子。所以，皇帝认为自己“牧养”万民。按照这种逻辑，一切臣民的饭碗，都是皇帝赏赐的，都必须服从皇帝。反过来说，不服从皇帝，那就是不吃饭该死。
朱元璋把这种逻辑表达得最清楚，他针对那些隐居不仕的人下诏书，说皇恩浩荡，有些人偏偏就要自外于皇帝的教化，不肯为帝国出力，真是禽兽不如，该杀。传统还尊重隐者，宽容人们最后的一点自由。朱元璋是帝国传统后期的人物，他把这个逻辑推到底，取消了人们最后的一点儿空间。
明代人不愧为朱家的子民，很好地理解了这个原则，并且热心地告诉满清。孙之獬是明朝的进士，满腹经纶，做了22年朱明的臣子，清兵一入北京，他就投降了，成为新王朝的积极分子，第一次剃发令下来后，他就麻利地把自己的头发剃了，表示自己不愧是皇帝的典型顺民，不管这个皇帝是谁。
然而，第一次剃发令不久就被废除了，清人允许汉族大臣束发戴进贤冠，穿长袖大服，朝堂上满汉分列。孙之獬却为难了，满族大臣认为他怎么摆弄也是汉人，不准他站入自己的队伍；汉族大臣觉得他满人打扮，站在队列里也不合时宜。孙之獬羞愧难当，一怒之下回去写了个奏疏呈上，奏疏上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都应该以新朝建立而更新，唯独衣冠束发之制，仍从汉人之制，此乃陛下从中国，而非中国从陛下。”清朝批准孙之獬的奏疏，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要显示大清国威。于是清朝第二次颁布剃发令。
早在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就意识到，“剃头”是祖宗传下来的成法，所以每攻占一地，都要当地人剃头作为归服的标志。女真人的衣服和发式都是简洁的，简洁到让汉族人看了，觉得应该用“削发如僧”来形容：头发剃光，只是在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一绺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胡须也只是在鼻子底下留着几根。
在清顺治二年六月，满清入关一年，颁发第一次剃发令。明朝的遗民们能够顺理成章地接受满人取代明朝政权，反正谁当皇帝老百姓也一样地纳粮完税，但在他们眼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妄动。所以剃头一事，挑战了人们的心理底线，也引起了反抗和流血，导致局势动荡。二十天以后，清朝作了让步，又下了个告示：“天下臣民照旧束缚，各从自便。”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像过去那样穿衣打扮，政府不管了。
再一年以后，大局将定，满清再颁剃发令，就动起了真格的，不遵者杀无赦。清军在街道、路口强行为过往人剃发，地方官为表忠心，把期限缩短到一天。人们不但要剃头，还要剃成规定式样的——就是“金钱鼠尾头”（脑袋后面只剩下一个铜钱面积大小的头发，编成小辫）。对于老百姓来说，要拿到满清的饭票，必须剃头，把头上从小留长的头发差不多剃光，表示自己是大清的顺民。不是剃头，就是砍头。民族压迫和专制思想结合，在人间造成地狱。
第二次“剃发令”下达之前，反抗清军的主要是明朝的残余部队。“剃发令”的颁布引发了诸多百姓站到了清军的对立面。最悲壮的当数“江阴十日”。这年闰六月二日，江阴县令方亨严申“剃发令”，众多江阴乡绅跪请留发，被县太爷大骂赶出。次日，秀才许用等在江阴孔庙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众百姓将方亨抓入狱中，共推典史陈明遇为首领，主持抗清事宜。江阴人坚守城池81天，杀死清兵75000余人，江阴人有67000人战死城墙上下。城破，清兵连杀10天，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死于清兵刀下者又有17万多人，仅有53名老小幸免于难。一首“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的诗词留下了对江阴死难者的悼念。
也有百姓以自杀的方式来保护头发。苏州有一对卖面饼的夫妇，一生与世无争。剃发令下来之后，老头吟唱一首“发兮发兮，白者父之精，黑者母之血兮，吾无发兮其何以见父母兮”。两人悬梁而死。
还有的人学起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率领族人躲进深山。温州雁岩山一户姓徐的人家拖羊带牛，拿着必需的农具，在山上盖起了茅草屋，一住就是三十几年，既不让外人上山，自己也不下山。
但剃发令仍然不断推行。清军在街道、路口搭个棚子，旁边竖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剃发令”圣旨，谁要是不剃头，割下头颅挂在旗杆上。几次屠杀之后，人们也认识到为了辫子丢命，多少有些得不偿失，于是也就在暴力面前低头了。
什么时候老百姓才可以对自己的头颅做主？政府和个人之间有个明确的界线，双方都不得越界，而这条线又该怎样来划？死了这么多人，留给今天一个大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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