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如何成为卿相
西汉初年，刘邦和他的兄弟们总算坐稳了江山。我们来具体看看刘邦一伙本来都是什么人，刘邦是自耕农出身，经过钻营成为亭长（相当于派出所所长），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都是一般农民，樊哙是屠狗的，周勃是办丧事吹箫的，灌婴是贩卖粗布的，娄敬是士兵，萧何、曹参则出身于小公务员。这帮人每每上朝议事，热闹极了。诸将争功，不是拔出剑来砍桌子，就是干脆大打出手。刘邦也没法，请来儒生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对这班文武大臣进行强化训练，大老粗们总算学会了进退揖让，见到刘邦就做出一副大气不敢出的样子。刘邦很满意，真正感到了做皇帝的乐趣，于是也学会了摆起皇帝的架子。
西汉的布衣卿相开局（官员穿锦衣，平民穿布衣）虽说带有偶然性（如果项羽胜利，那是旧贵族复辟），但平民布衣进入政治领域这个过程已经有两百年了。布衣开始进入政治高层，始于战国中期。当时法家开始流行起来，法家改革的目的就是强化王权，手段就是遏制分封、抑制贵族，成果就是把贵族政治向便于强化王权的职业官僚政治转换。
这里举一个人为例说明这个过程。魏国范雎是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客，跟随主人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范雎很有才干，想要招揽他，送给范雎十斤黄金，范雎为避嫌没有收。这事让须贾知道了，骂他接受贿赂，出卖了魏国国家机密。回魏国后，须贾向相国魏齐汇报范雎贪财卖情报的事。魏齐命人把范雎拖上堂乱棍打死。很快范雎就奄奄一息，魏齐手下以为他被打死，就用席子裹着放到厕所里，准备扔掉。魏齐叫宾客上厕所时，先向范雎脸上撒尿侮辱他。范雎趁没有人的时候，哀求看守放了他，许诺一定重重酬谢，看守贪财，帮他逃出虎口。范雎躲藏在好朋友郑安平家里，更名张禄。
秦国来了一个使者叫做王稽，他经过郑安平的牵线搭桥与范雎联系上了，和范雎进行了短暂交谈，断定后者是个治国良才，于是装载在大使的车子里躲过盘查，偷渡回秦国。
这里先说明一个问题，范雎之所以在魏国混不到官，是因为山东六国（不是指山东省，而是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六国诸侯：齐、楚、燕、韩、赵、魏）贵族性比较强，政府只重用王族亲贵。比如，魏国相国魏齐就是王室公子（国君的儿子中有一个成为太子，那就是储君，别的儿子都是公子）出身，传统的贵族政治阴魂不散，王族亲戚们世代填充垄断了朝廷要职。秦国不同于六国，秦国建国晚，传统的贵族分封制基础不深，又加上商鞅作了法家改革，建立了一种“职业官僚政治”，说白了也就是布衣政治：任用市场化的布衣人才担当朝廷要职，而不是任用担任世职的贵族。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特点，张仪、商鞅、范雎、吕不韦、李斯，这些布衣英才，在六国的时候不得志，跑到秦国去，就都有戏了。
过了一年多，范雎总算见到秦昭王。范雎很有本事，句句话都能打动秦昭王的心。
秦昭王把范雎带到一个密室里交谈，范雎说：“臣居山东之时（函谷关以东，意思是在魏国时），只听说秦国有宣太后，有相国魏冉，没有听说过秦王。如今的秦国，太后管事，魏冉管事，华阳君（宣太后的弟弟）管事，您也管事。但我们知道，一百个人抬着一个瓢奔跑，其实还不如一个人端着瓢走得快。如果把秦国比做盛水的瓢，那么这么多人分权管理，国家必然四分五裂。”
范雎又猛烈抨击了秦国丞相魏冉在军政外交上的失误：“臣听说，秦国有上百万的精锐步兵、战车千乘，以秦兵之勇，车骑之众，攻打诸侯，犹如韩国大狼狗捕捉瘸脚的野兔子那样容易。可事实上呢，秦国却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秦国十五年来闭关不出，不敢窥兵于山东诸侯，这都是魏冉的失计导致的。”
秦昭王小声恭敬地问：“寡人愿闻魏冉失计的地方。”
“魏冉为了扩充自己在东方的封邑陶地，就越过韩、魏两国而攻打齐国的刚、寿，跋涉千里，劳而无功，是典型的远攻近交。千里迢迢越过他人之国而攻打更远的国家，是战略上的下下策啊。战略上要实行远交近攻，改以东邻的三晋为主要目标，蚕食东进，步步为营，得一寸一尺都是大王的土地。就像蚕食桑叶一样，大王称霸天下之日，屈指可待了。”
范雎“远交近攻”看起来很简单，但一个当局者要从一大堆眼前事务中跳出，发现这个简单而有效的原则方针，并不容易。这个方针成为了秦国的外交国策，为历代秦王忠实地执行下去。
范雎被秦昭王当即提为客卿，参谋兵事。几年后，拜为丞相，封为应侯。范雎登上人生的顶峰，这时他用的还是张禄的名字。
魏国听说秦国即将进攻韩魏，派须贾出使秦国求情。范雎听说须贾来了，就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拜见他。须贾见到范雎，大吃一惊：“你还活着啊。”又问：“你在秦国做说客吗？”范雎说：“没有啊。我得罪丞相魏齐，逃到这里来。现在替人打工，给人家当差役使唤。”须贾听了，留范雎吃饭，并拿出一件旧绨袍（粗帛袍子）送给范雎。须贾问范雎有没有门路拜见秦国丞相张禄，范雎说：“我主人和张禄很熟，我也可以见到他，我帮你安排吧。”饭后范雎亲自为须贾赶着马车，往秦相府而去。
到了丞相府，范雎说：“我先进去通报。”须贾等了好一会儿，不见有人出来，问看门人，看门人说：“刚才进去的就是我们的丞相张禄。”须贾大惊失色，马上脱掉上衣，跪在地上，光着上身，请看门人为自己向丞相请罪，请求膝行以见丞相张禄。范雎在丞相府富丽堂皇的大堂中接见须贾，说：“论罪你死有余辜，念你今日赠我绨袍一件，有恋恋故人之意，所以我释放你。”
范雎其人，“睚眦之怨”必报，“一饭之德”也必偿，爱与恨都绝不虚伪。他推荐郑安平为将军，提拔王稽为河东郡守，这两个都是救助他入秦的人。
范雎大设宴席，尽请诸侯使者，高坐堂上，饮食甚盛。魏国使者须贾也在其中，唯独是坐在堂下，面前摆着一碗马食，并且必须吃完，因为饶他一命已经报答绨袍的恩情，当众侮辱算是报复厕所里挨的尿淋之辱。至于魏齐，就只有“睚眦之怨必报”了。
堂下的须贾正在用手抓着马料吃，范雎告诉须贾：“回去转告魏王，马上送魏齐的人头来，不然的话，秦国将屠大梁。”
魏国不敢抗拒秦国，魏齐只能逃亡，东躲西藏，最后决定投靠天下闻名的魏国信陵君。魏齐一行到达信陵君的封地，由于信陵君一时的犹豫，担心秦国攻击，不肯即时接纳魏齐，魏齐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干脆“怒而自刭”，抹脖子了，等信陵君下定接纳的决心后，看到的只是一具死尸，信陵君悔之莫及。
魏齐死得慷慨激烈，现代人是绝对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去死的。贵族就是这种脾气，好面子和尊严，出乎我们的想象。布衣百姓，生长于市井之间，比较柔巧，不太讲原则，为了能活着，可以像苍蝇和狗那样凑合，甚至放弃尊严，就不会这么刚脆，这么容易死。刘邦、项羽二人，就是这两类人的典型代表。
但是，贵族这种精神风格非常优美。魏齐在赵、魏列国躲藏，求生欲很强，但受了信陵君一点儿怠慢，就自刭而死，宁死而不受辱。他们刚猛直烈，讲究个人的尊严，强调人格的独立完整，正是那个时代人的价值观取向。迤逦到了秦汉之际，田横五百壮士之死（田横也是贵族），是贵族这种精神最后的绝唱。
范雎的报复，最终以魏齐人头被魏安僖王送至他的案上而告终。平民胜利而活了下来，贵族失败而身亡。这种趋势一直发展到了秦末楚汉之争，刘邦干掉项羽，满朝平民布衣。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具有贵族的气质，同时有平民那样坚韧的生命力，一个人结合范雎和魏齐，那是值得追求的。
囚犯出身的皇帝
公元前91年，在长安城外的郡县监狱里，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正在贪婪地吮吸乳母的奶水，包裹婴儿的是赤色囚服，乳母也身穿赤色囚服。他们都是大汉帝国的囚徒，这个婴儿正是当今皇帝汉武帝的嫡亲曾孙。
汉宣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即位前受过牢狱之苦的皇帝。这位皇帝一生下来就命途多舛。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在酷吏江充和心怀鬼胎的李氏家族策划下，向四十五岁的太子刘据逼近。刘据很快就被逼上绝路，于该年八月辛亥自尽。刘据的两个儿子也和父亲一起死去。而刘据的母亲——皇后卫子夫，死得比儿孙们还要更早，在七月庚寅她就已经先儿孙们含恨离开了人世。和刘据一起死去的两个武帝皇孙中，有一个名叫刘进，就是未来的汉宣帝刘询之父，刘询的生母也自尽了。父母、祖父母尽数死于非命，家破人亡的时候，皇曾孙刘询只有几个月大，只是个待哺婴儿，一团毫无反抗能力的肉块儿。然而由于他是汉武帝刘彻的嫡亲曾孙，血统高贵，所以汉武帝下令，他也必须去坐牢。
幸亏他遇到了一个好心的监狱官邴吉。邴吉可怜这个无辜婴儿，找来了两个在哺乳期的女囚赵征卿、胡组，命令她们喂养这个孩子。虽然监狱的环境十分恶劣，营养医疗也极度缺乏，但是出身娇贵的刘询，生命力异乎寻常地顽强，小病小灾根本难不倒他，苦命的孩子在监狱中慢慢长大。
刘询五岁这年，朝廷御用星相家向汉武帝刘彻报告：“长安城周围的郡县监狱上空，闪烁着一种属于天子的奇特光芒，夜晚直冲天空。皇上千万要早作提防。”迷信的刘彻丧心病狂，为了除去未来的篡夺者，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下令处死监狱中的所有在押人员，不论有罪没罪、大罪小罪。使者带着这项命令来到邴吉所管理的监狱，要求邴吉马上杀光狱中所有囚犯，却受到了邴吉宁死不屈的坚决抵制。邴吉说：“罪犯即使是普通小民，也不可以随意处以死罪，何况皇帝亲生的曾孙儿还关押在这监狱里！”
他的据理力争很快传到了刘彻的耳中。这个杀红了眼的老头儿听到“皇曾孙”三字，似乎被兜头浇了一瓢凉水，满腹的杀气也消了，叹气说：“这也许是老天爷借邴吉之口提醒我吧！”于是不但收回杀人的命令，而且颁下了一条大赦天下的旨意。
就在大赦令下达的当天，五岁的刘询跌跌撞撞地随着人群走出了监狱，结束了他的牢狱生活。他的曾祖父汉武帝刘彻已经决定立他的叔祖父刘弗陵为太子，因此对于嫡长子的后人不得不心存疑忌，不可能将他接回皇宫。政治角逐是没有骨肉亲情可言的。这个被放弃了的孩子能去哪里？还是邴吉，这个已经救了刘询两次性命的善良官员，将刘询抱上了自己的马车，亲自把他送到了刘询的外婆史良娣家寄居。史良娣的母亲贞君对这个可怜的孩子非常疼爱，不顾年老体衰亲自照料他的生活。
为了不给史家添负担，更为了让刘询恢复他的身份，邴吉及时将刘询被赦免的消息上报给了朝廷。从此刘询的名字被记在了刘氏皇族族谱上，他的生活费用也全由宫廷提供。也正因为他得到了皇族的正式承认，才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十二年后他更因此有了登上皇位的可能。
邴吉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命运坎坷的孩子。公元前74年，当汉昭帝刘弗陵无子早逝之后，升任为光禄大夫的邴吉向执政的大将军霍光递交了一份奏章，他在奏章里郑重地向霍光提出，昭帝早逝，刘氏皇族的王侯们虽多，却没有谁有出众的学识人品，更没有非登帝位不可的亲近血缘。只有武帝刘彻嫡出长曾孙刘询，不但同一血缘，更生长于民间，为人学识都很不错，希望霍光能够把刘询召来见见面，如果印象确实不错的话，建议就立刘询为新皇帝。就这样，在邴吉的关照下，一直过着平民生活的刘询登上了大汉天子的宝座。这年他十七岁，已经娶了平民媳妇许氏。
刘询即位为汉宣帝，由霍光摄政。但霍光想要汉宣帝封女儿成君做皇后。可是这位从民间来的皇帝不忘糟糠之妻，汉宣帝下了一道诏书，说我以前的一把剑不见了，你们谁看见了就还给我。剑代指老婆，别人都知道汉宣帝的意思，汉宣帝马上封许氏为皇后，于是平民妻子变成了汉朝皇后。可是许皇后没过几年舒心的日子，就被霍光的老婆叫人下毒害死了，汉宣帝当时倒没怎么样，他一直等到霍光去世后才选择机会灭了霍氏。
知民疾苦的汉宣帝诛灭霍氏后，即把盐价降低。食盐是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管制公卖，统一定价。民间出身的皇帝深知盐价太高，最贫穷的人们连盐都买不起，必会影响人民的基本生活。汉宣帝毅然决定降低盐价，照顾社会最低层的人们。
因他曾坐过牢，对于监狱中的黑暗深有体会，同情那些囚犯。所以他对于狱政的改善，也不遗余力，如下令不许狱吏擅行酷刑拷问等等。
汉宣帝对平民大众比较宽容。子为亲讳、妻为夫讳都认为是人的“天性”，不加以处罚。每逢祥瑞，便大赦天下。田租、口赋的减免惠予服丧中的孝男孝女等。“庶民安于田里，叹息愁恨所以亡，政平讼理所以兴。”史称“宣帝中兴”。
宣帝重视民间福利。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以来，连年粮食丰收，丰年谷价偏低，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章，说：“请令边郡皆筑仓，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之，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之，名曰常平仓。”（意思是：请命令边郡都修建粮仓，粮价偏低时适当加价购入，来保障农民的利益；粮食价格偏高的时候适当减价卖出，仓库是用来保持粮食价格稳定的，就叫“常平仓”。）常平仓制度打击了饥荒时大户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所以受到人民的欢迎。常平仓制度一直保留下来，到今天演变为政府在各地的粮库系统。
汉宣帝对于官僚系统则多施以铁腕。汉宣帝少年时代，重游侠，喜遍游，对地方的治安问题颇有心得，所以重视循吏（对法律熟习的官吏）和酷吏（对法律酷守的官吏）的法家精神。“信赏必罚”是汉宣帝时代的美称，对于豪强大族违法乱纪的行为他督促有关部门严格办理。
西汉王朝的兴旺也就仅到汉宣帝为止。在他生前，看到偏爱儒家的太子时，说：“我们汉家自有制度，本来就是以霸道杂王道；怎么能够仅仅依凭德教，沿袭周朝的政呢？况且粗俗的儒生不达时宜，专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根本搞不清应该遵守的方针政策，他们哪里够格得到委任！”这一段话仍然回响在我们耳边。重视实际情况，不为大道理所迷惑，这是体验过基层平民生活的人的优秀品质。
政坛家族的兴衰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的这首怀古诗《乌衣巷》，人们在孩提时代就已经耳熟能详了。诗中“王”指“琅琊王氏家族”，是中国帝国阶段最显要的世家大族。这首诗妙就妙在它集中描写了“今日”乌衣巷的破败，同时又巧妙地暗示了昔日乌衣巷的繁华，并通过这强烈的对比，表达了深沉的怀古伤今的哀愁。世家大族的兴衰就和他们居住的地方一样，令人感叹。
“琅琊王氏家族”中第一个走上历史舞台的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祥的名字也许大家很陌生，但是提到“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鲤，人们便没有不知道的了。他的弟弟对兄长非常恭敬，是二十四悌之一。兄弟俩的孝悌给他们带来了好名声，也为他们搭起了步入仕途的阶梯。王祥应徐州刺史吕虔之邀，做了已经篡汉的魏朝的别驾。从此，琅琊王氏家族开始步入中国政治舞台，王祥一直做到三公。
王氏家族的第二代没有太有名的。王祥有五子，王览有六子。他们多为循吏，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人一方面因为父荫而为官，体现了世家大族的传承特征；另一方面，他们的家风保持得很好，在政治风波中善于趋吉避凶，同时重视文学和思想教育，为下一代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王家到第三代，长期积累的能量开始爆发，叱咤九州，成为最为显赫荣耀的世家大族。王家第三代中群星灿烂，领导人物有四个：王戎、王衍、王敦、王导。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天下大名士。王衍为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亲信，西晋末年，基于中原动荡的情况，为防不测，王衍力主建立江南基地，他建议司马越派司马睿出镇江左（江左就是江南）。王导早年是司马越手下官员，而未来的晋元帝、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则是司马越的心腹，天下已乱，王导转而辅佐司马睿从事移居江左的战略计划。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王导跟着司马睿来到秣陵（南京），组织起一股新势力。因为迁居江南是王家事先论证好的战略部署，所以很多王氏子弟都陆续来到江南，包括王■、王含、王舒、王彬等等。他们的下一代，如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等等也都纷纷过江。此后，王家便在江南扎下了根，并且日渐繁盛。当时他们大多住在乌衣巷中，与他们做邻居的，便是后来与王家齐名的陈郡谢家。
据说永嘉元年王导初次来到秣陵的时候，曾经请郭璞为王家占卜吉凶，得出的结果是：“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果然，此后数百年，琅琊王氏在江左生息繁衍，尤其是王导的后代，更成为了南朝第一大族。直到陈末隋军南下前夕，金陵城中秦淮河水突然壅塞不通，陈遂灭，王家也从此黯淡了下来。
司马睿不算是皇室嫡支，势孤力弱，没有什么名气。刚刚渡江来到秣陵的时候，江左大族根本没什么人理睬他。为了树立琅琊王司马睿的权威，王导就和王敦导演了一出大戏。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三月上巳节那天，秣陵本地的官属人民都到江边修禊祈福。就在这时，司马睿乘肩舆，具威仪，大张旗鼓地列队出来观禊，而王敦、王导等等南渡的中原衣冠名士都骑马恭敬地护卫。这架势立刻吸引了万千江南士民，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琅琊王是中原大族新近拥立的君主。许多当地名族，如纪家、顾家看到了之后都惊讶，继而是非常畏惧，都纷纷拜伏在道左。司马睿的威仪就这么确立起来了。
当然，光有威仪还不够，在王导的主持下，中原士族纷纷与江南大族搞起了联谊活动，投刺拜谒，消除隔阂，大家开始互相接近。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洛阳城破，晋室凋零，大批北方士族南渡而来。在王导的主持下，司马睿从其中征辟了大批贤士为掾属，包括后来在东晋政坛非常活跃的刁协、庾亮、卞壶、周■等人。在王导的辅佐下，荆州、扬州等地社会安定，户口殷实，一派繁荣景象。江左士民都很感激王导，尊称他为“仲父”。而司马睿更是感激这位良臣，当众称赞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再说王敦，年轻时候就娶了晋武帝的公主，加上王衍的提携，西晋末年，成了一方封疆大吏。当时南方颇有些“乱匪”，势力很大。王敦以及他手下的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同叛匪苦战数载，后来因功被封为镇东大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六州军事，成为了东晋初年最强大的将领。这时候王敦和王导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刚一柔，权倾东南，被当时人称做“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和司马皇族共同拥有东晋天下）。王家和司马家的关系是一种双边互惠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王家，也没有司马睿的今天；但是没有司马睿的倚重，王家也不会如此权倾江南。
可惜，王敦争战四方，叱咤风云的光彩很快黯淡了，王家清虚玄谈的一派逐渐占了上风。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之子，出任重臣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相当于骑兵参谋官。可他倒好，蓬头散发，天天胡混。实在是太出格了，桓冲有一天故意问他：“你是管什么的？”王徽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不知道，可能我是管马的吧？”桓冲脾气很好，进一步追问：“你管多少匹马？”王徽之说：“我从来不打听这个，怎么知道有多少马呢？”桓冲又问：“那最近死了多少匹马你知道吗？”王徽之说：“我连活马都不知道有多少，怎么知道死马有多少呢？”王徽之文采风流，但做官很混账，因为他是琅邪王家的人，长官不敢来找碴，居然还能升官，做到了黄门侍郎。
士族握有最高权力、垄断高级官职的时候，就把竞争机制从士族阶层里取消了。这些士族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得到官职，他们的政治能力也就必然逐渐弱化。到最后就无法在政坛上生存了，这里还有一个王复。
南朝的颜之推对江南的士族如此评价：“他们对人情世故完全不懂，做官不管事，也确实管不了。只会穿博衣大带，用香料熏染衣服，涂脂抹粉，出门坐车轿，走路还要人扶着，官员骑马甚至会被人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嘶鸣跳跃，大惊失色，对人道：‘这分明是老虎，你们怎么能亏心说它是马呢？’碰上了动乱，这些雅致至极的士人肉柔骨脆，体瘦气弱，路也走不得，凉也受不得，唯一能干的就是穿着绫罗绸缎，怀揣金银珠宝，等着饿死。”
从马上征战的王敦到不知道马数的王徽之，再到指马为虎的王复，展现了士族衰落的轨迹。正是由于士族自己不争气，才给“寒族”以机会，中国社会往平民社会的迈进，到最后，士族本身也变为编户齐民。
读书人的贫寒与自强
北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范仲淹母亲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听说他通晓经学，邀请他协助主持应天府学。范仲淹慨然领命。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到宿舍查夜，责罚那些偷闲不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重点，诸生可以对照学习，写作水平迅速提高。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
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给钱，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
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像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这样你能不能安心治学？”孙秀才大喜领命，从此，一边任职一边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宋代的学术，经过唐末五代的衰落，正是靠泰山孙复重新复兴。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感叹孙复，也是感叹自己。贫困压垮人，极少数自强不息的人努力奋斗，摆脱贫穷卑贱的地位后，他们回顾贫困，心情复杂，既感谢贫穷造就了他们坚韧务实的性格，同时，对贫困带来的心理扭曲也是讳莫如深。他们能够正视贫困，视人如己，希望自己做些事情减轻穷困给人带来的苦难。这些人是人类的精华，范仲淹是其中的一员。他认为教育是一个改善自身和地位的途径，同时对社会有益，这恰是他自己的写照。
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在苏州降生。小范是个苦孩子，两岁死了父亲，为了生活，母亲带他改嫁到了朱家。朱家也很穷，无钱供他读书。他就一个人来到长白山上的醴泉寺，一边干杂活，一边苦读寺里的书籍，常常读书到深夜。困了，他就用冷水洗洗脸。
最使他感到困苦的就是每天的饭食，不要说可口的饭菜，连吃饱也不容易。每天他都煮好一盆粥，待粥冷凝后就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咸菜下肚。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这样过了差不多三年，醴泉寺的书籍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范仲淹偶然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他惊愕地发现，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愧愤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立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了母亲，离开长白山，徒步求学去了。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特别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学习风气非常好。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学习环境非常好，况且学院还可以免费就学，这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
范仲淹十分珍惜这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一次，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应天府当时称为南京），大家都争相前趋观望，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一位同学奇怪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却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
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终年吃粥，生活这样艰苦，心里很感动，便托父亲送些美食给他。过了几天，这个同学又来了，奇怪的是，送给范仲淹的饭菜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已经发霉了，便责怪范仲淹说：“常言道，君子不吃小人送来的食物，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范仲淹赶紧道谢，接着说：“不是我不感激令尊大人的厚意，而是我每天吃粥已经成习惯了，如果吃了你送来的好饭，贪图享受，怕以后就吃不下稀粥了。”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儿像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住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读经问史。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三礼》、《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春，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榜上有名，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范仲淹第一次看见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二月的汴京（今开封市），春花满目，进士们坐跨骏马，在鼓乐声中游街，范仲淹多年的苦学终于“修成正果”。
不久，范仲淹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毫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生活条件改善后，范仲淹把母亲接来赡养，并且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他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除了孙复之外，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瑷、李觏、张载、石介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辖区主持教务，或推荐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分州（今陕西彬县），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做到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附录：本文是范仲淹的名篇，写的是登楼者览物之情，从悲喜二意，转入忧乐，明圣贤忧国忧民之心。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肯爱千金轻一笑
中国古代的阶级并不是固定下来的，而是处在不断地消解和建立之中。社会流动始终在小规模地发生，为了尽量减轻地位变动带给社会的震荡，这种流动精细地限制在科举制度里面。怀着改变地位愿望的人，其命运由开科取士决定，一介布衣，平头百姓，突然考中，就身价倍增，鸡犬升天了。但他所进入的官僚阶层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阶层，而是一个根据政治需要划定的等级，他死后子孙必须再接受科举的考验，下一代必须再有科举中举的人，政治地位才能够维持。至于财富，也是不稳定的状态，一个人不管通过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积攒了一定家底还是通过中了科举、巧取豪夺成了地主，只要出了一个败家子，几年下来就可以沦为赤贫。然后，新的一轮等级循环又开始了。
在这种制度下面，科举进士，特别是第一名状元，从他们身上尤其可以看出命运变化带给他们的体验。
宋庠和宋祁为北宋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市）人，后迁至雍丘（今河南杞县）定居。哥哥宋庠出生于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长弟弟两岁。因为生母早逝，父亲又宦游在外，兄弟俩少年时寄居在继母朱氏的娘家。经过几年苦读，兄弟俩的诗文创作渐入佳境。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宋祁二十四岁，与兄宋庠以布衣游学于安州（今湖北安陆），得到知州夏竦厚待，曾经在一次宴会命作《落花》诗。宋庠有一联“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与宋祁诗中“沧海客归珠有泪，章台人去骨遗香”，因为用典贴切，拟人生动，广为传诵。此后，宋庠和宋祁兄弟声名鹊起，被时人合称为“二宋”。宋祁《落花》更成为传诵的名诗。
坠素翻红各自伤，青楼烟雨忍相忘。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
沧海客归珠有泪，章台人去骨遗香。
可能无意传双蝶，尽付芳心与蜜房。
今译：
满天都是飞舞的落花，带着各自的伤感，在烟雨迷蒙的青楼里，我不由想起故人，怎么能够忘记呢。
花儿在空中仿佛随着美人的吟唱纷纷飘落，花落了，恰似化了半面妆的美人，楚楚可怜。
我这流浪的人看了落花的情景，不由感同身受，泪流满面，我的心犹如繁华的街道游人散尽时，空荡落寞。
只有落花的残香还飘散在空中，引来了两只美丽的蝴蝶，把落花一生的芳心凝结到甜美的蜜之中。
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二宋”一起参加了当年的会试。科举结果上报给年幼的仁宗皇帝，摄政的刘太后见宋祁为进士第一名，宋庠为第三名。她认为按照儒家礼法，弟弟不应排名在兄长之前，就把宋庠改为第一名。接着她又怕兄弟俩都在前三名遭人非议，便把宋祁降为第十名。结果宋庠成了第一名，被钦赐为“状元”，宋祁为进士。但民间很为宋祁这个真正的第一名而愤愤不平，便称宋祁为“状元”。于是，兄弟俩就都成了“状元”，宋庠为“钦赐状元”，宋祁为“民间状元”。
不管谁做状元，反正两个人都通过科举做了官。一生的命运就此改变了。
宋庠做官后，老成持重，保持了俭朴的生活作风。一年上元夜，宋庠在书院读《周易》，听说小宋点华灯拥歌伎醉饮，觉得这个弟弟闹得太过分了。第二天，宋庠谕令宋祁身边亲信传话责备：“相公（宋庠）寄语学士（宋祁），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是否记得某年上元节，我们一起在某州州学内吃斋饭的时候？”宋祁倒也坦率，笑说：“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吃斋饭，是为了什么？”言下之意，当年吃着斋饭苦读，就为了今日点华灯拥歌伎夜宴，充分地享受生活。
并非仅宋祁如此。吕蒙正做北宋宰相时，一次在宴会上吃到鸡舌汤，很好吃。回家就命令厨房每天做鸡舌汤，过了几个月，到后花园看到一座新的小山，仔细一看，竟然是座鸡毛山。他叫来家人一问，才知道是因为自己吃鸡舌汤，每天都要杀十几只鸡所致。吕蒙正后悔自己太奢侈，从此不再吃鸡舌汤。
是否是因为宋代皇帝优遇士大夫，才最终闹成这种风气？这个很难说，明清倒是“薄待”士大夫的，也没见好到哪去。比较而言，宋代官员大多还有几分反省。
范仲淹早年贫困时，一天只吃一碗加点咸菜的粥而已。小宋当年想来也是如此，不过发达后就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其实“宋祁现象”说明一个转化：毕竟改善生活条件对大多数人是强大的，至少是直接的动力，“后天下之乐而乐”只可能是对极少数人（换用今天的话，一小撮人）的要求。特别是这一小撮人并不一定集中在读书人之中。还有，“后天下之乐而乐”容易变得很虚伪，一起快乐是不是更好？实在不行，那我就自己快乐，这反而是最真实的。
看来，小宋正是如此。
宋祁以诗文著名，在为官处世上并不像他哥哥宋庠那样正统和呆板，比较有真性情一些。名士总是和风流故事联系在一起的，时人称他为“红杏尚书”，这个雅号来源于他的一首叫《玉楼春》的诗。
东城渐觉风光好，■皱波纹迎客棹。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今译：
春光明媚，城东风景优美。
湖面微波荡漾，好像在欢迎游客。
淡淡的柳绿如烟，飘拂于早晨的轻寒之中；红红的杏花开满枝头，非常热闹。
我经常遗憾生命中欢乐太少，怎会为了吝惜金钱而放弃这欢乐的瞬间。
夕阳西下，我为同时冶游的朋友举杯挽留夕阳，请它在花丛间多陪伴些时候。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正是浮生若梦，苦多乐少，不能吝惜金钱而轻易放弃这欢乐的瞬间的真实写照。此处化用“一笑倾人城”的典故，抒写词人携伎游春时的心绪。词人对于美好春光的留恋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小宋的生活情趣有几分像六朝的贵族。从宋代开始，中国社会的大格局已经定下，贵族作为阶层已经被消灭，除了皇帝以外，其他人可以说都是草根（从礼法的意义来说），对于这些生活粗陋的草根之人，精致高雅的贵族生活是不是也是不可或缺的人生体验呢？但是，老问题又来了，贵族怎么可能不灭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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