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经东传的佛师
后秦弘始十一年（公元409年）八月二十日，罗什大师圆寂于长安城。逍遥园中点起了火堆，大师安卧于上。火焰贪婪而又热烈地上下跳动，将大师的骨肉化成灰烬，只有他的舌头，在烈火中化成舍利子，如同一朵青色的莲花，完整如初。
鸠摩罗什出生在龟兹，母亲为龟兹王妹，父亲是天竺（古印度）贵族。父母都笃信佛教，罗什七岁时跟随母亲出家修行。他聪明绝顶，日记千偈，三万余言。师傅的讲解，当下便通晓，对于常人难以觉察的隐微之意，他也洞若观火。二十岁时，罗什母亲决定到天竺去。临行，母亲对他说：“龟兹不久就要衰败，你我母子缘分已尽，就此分别吧。大乘佛教，当在东土弘扬，这就全靠你出力了。”然而，他娶了与他青梅竹马的表妹龟兹公主，两人情深义浓，这和他高僧的身份未免有所不符。
罗什的神俊之名越传越盛，每年佛法大会，各国国王都在座侧长跪，让他踏着登座。罗什的名声也传到东土：他向东传法的日子来临了。
苻坚命令部将吕光攻灭龟兹，把罗什带回长安。走到凉州，听说苻坚已被姚苌杀害，吕光三军戴孝，痛哭于城南。随后便停在关外建国，年号太安，史称后凉。一转眼十五年过去了。罗什回想此段时光，心中甚是焦虑：吕氏父子并不弘扬佛法，他们看重的，只是他的阴阳之术，他在凉州只不过一算命先生而已。他只得隐藏自己的深奥见解，无所宣扬。
后秦姚兴派人相邀。弘始三年（公元401年）三月，广庭中生出连理树，逍遥园里葱变为兰，姚兴以为佳兆，说定有智人前来相助。五月，他派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败，上表请降，姚兴才得以迎罗什入都。
罗什终于如愿以偿，到达长安之前，他的妻子病死，在长安他又恢复了高僧面目。姚兴待之以国师之礼，两人对谈，终日不倦，他自己研讨机微妙理，则是终年不辍。
罗什用力最殷者，还是译经。
自汉明帝时佛法东传，经过魏晋，译出的经论渐多，但支、竺等人所出，文辞、意义多有滞碍。罗什来长安，遇到推崇佛法、立志宣讲的姚兴，可谓万幸，他被请入逍遥园中译经。罗什对经典均已精熟，又懂汉语，译起来十分便利。姚兴又派了僧契、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僧肇等八百余人，听取罗什的解释。先译出大义，译后罗什手持梵本，姚兴手执旧译，互相校对，新出文字，均圆融无碍，众人佩服至极。姚兴以为，佛法玄奥精深，主张向善，确是出离苦海的渡口，驾驭世事的规范。所以也潜心研读，著有《通三世论》，探求因果之理。自王公以下，无不钦佩赞叹他这种作风。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军将军安城侯蒿都笃信因缘业报之说，屡次请罗什在长安大寺讲解。
罗什所译经论，先后有《金刚波若》、《法华》、《维摩》、《首楞严》、《禅经》、《十论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释论》、《成实》等等，共三百多卷，为佛法的传扬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当此时，四方义土，万里来投，罗什的名声更加远扬。龙光释道生，智能非凡，入关来请罗什决断言语之正误；庐山的慧远，学贯群经，栋梁之才，也向他请教。
罗什性情开朗，傲岸出群，为人笃厚仁义，心怀众生，谦虚处事。姚兴对他甚是推崇。一日，姚兴像参悟了什么玄妙禅机一样一拍头叹道：“哎呀！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想到！大师聪悟过人，举世无匹，若一旦辞世，谁人能替代？怎能使法种无后？”于是挑来十名美妓，让他接受。自此之后，罗什便不在僧房居住，而是另造房舍，姚兴供给丰厚的财物。
罗什也知道，他的行为已属犯戒，所以每次说法前，先讲譬喻道：“臭泥中能生青莲花，大家采莲花即可，不要取臭泥。”大约其中含有某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吧！也有传说，他为了清除在信徒中的坏影响，当众表演，将一碗针吞下，好像吃面条一般滑溜，口舌一点伤害也没有。罗什证明自己道行高深，已经不再拘泥于实际的形象，虽近女色，也不妨事，无德行者，切不可效法，以此为自己辩护。
春去春又来，许多日月过去了。大师也已不再年轻，他花费的心血已太多。一天，他忽然觉得体有不适，便说出三番神咒，让弟子念诵救护，然而已经晚了。他召集众僧，做了最后一次谈话。
“你我因佛法相遇，然而未及尽心，便又要到后世相见，让人悲伤得无话可说。我才智暗昧，却谬充传译者，所出三百余卷，只有《十论》未及删改，与本义并无差别。但愿我的译作，能流传后世，对弘法有益。现在我立誓：若所出经典无谬，焚身后舌不焦烂。”
西天取经的唐僧
玄奘风尘仆仆到达瓜州，所乘的白马就死了。无奈，他只好在瓜州停留了一个多月。正当玄奘打点好行装准备出行之际，凉州捕捉玄奘的关牒送到了瓜州。还未出国，西行求法就要夭折，玄奘面临牢狱之灾。瓜州吏李昌带着关牒来抓玄奘，锁链套在玄奘脖子上，玄奘颜色不改，只是口诵佛号。突然，李昌把手里关牒撕得粉碎。原来，他是虔诚的佛教信徒，非常赞叹玄奘舍身取经的精神，所以决定不惜代价帮助玄奘继续前进。
说到唐僧，今天人们就会想到《大话西游》中那个■唆的大话篓子。虽然电影有所变形丑化，但那个对于取经是义不容辞、百折不回的唐僧，这还是符合历史上唐僧的形象的。
玄奘俗名陈，河南偃师县缑氏乡陈河村人，公元600年出生。陈家老少都信仰佛教，这对玄奘影响很大，十三岁即出家为僧。公元624年，玄奘第二次到达长安。多年游历让他深感国内佛学体系太乱，而且经典翻译生硬难懂，有失原意。于是他决定亲莅印度游学，访取真经。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政府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于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准备偷渡前往古印度。当时，唐王朝刚刚建国，国内局势不稳，而河西走廊以西又处在强邻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唐王朝与西突厥关系紧张，双方交通呈封闭状态，唐政府不准百姓越界，违者严惩。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一天，二十七岁的玄奘悄悄从长安出发，开始了西行的行程。朝廷下令沿途捉拿玄奘。
他先后途经兰州、武威、张掖到达瓜州。多亏李昌帮助才得以继续西行，正巧有个叫石盘陀的胡人，愿意受戒为徒护送玄奘偷越边界。玄奘收胡人为徒后，胡人为玄奘找来一匹能识途的老马，连夜出发。但等偷渡过了玉门关，石盘陀忽然变卦，一天半夜时分，玄奘睡着不久他便被一阵响动吵醒，睁眼一看，盘陀手提腰刀蹑手蹑脚地朝他而来，犹豫了一下，转身又回去了。天亮，盘陀恳求玄奘不要再走，路途遥远，充满危险，只能晚上偷偷摸摸靠近烽火台。万一被发现，就是死路一条。玄奘没有答应。最后盘陀说了实话，他后悔给玄奘带路触犯了王法，担心被抓起来，可能难以脱身。他请求玄奘，万一被边境上的卫兵捉住，不要供出他的姓名。玄奘现在明白了他昨天夜里的举动，如果盘陀在大漠之中杀了他，也只有天知地知，幸亏此人最终还有一点虔诚仁义之心，改变了念头，不然自己就真成了冤鬼。玄奘于是放他回去，盘陀走了，只留下了一匹老马。玄奘孑然一身一马，孤行茫茫大漠。
过了玉门关，经过五座烽火台，走过莫贺延碛（戈壁），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这是玄奘西行取经路上唯一一段独行路段。这五座烽火台即为位于现安西境内的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
没有了向导，玄奘孤身一人在戈壁里步履维艰，缓缓前行。他不辨东西，唯一的路标是一堆堆的白骨和骆驼粪。岑参的诗描绘了当年玄奘身处的艰难境地：“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
玄奘的当务之急是绕过烽火台。待夜幕降临，他找到了盘陀所说的泉水。这一汪泉水澄净清凉，环绕着烽火台的废墟。他俯身饮水洗手，可是正当他往水袋里灌水时，却听到有箭呼啸而过，几乎射中他的膝盖，随即第二支箭射来，他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便大声喊道：“我是长安来的僧人，请不要放箭！”玄奘被带到校尉面前。校尉王祥本人是佛教徒，听了他的计划，并不想加害于他，但是还是劝他回头。西去路途如此艰险，他根本不信这位文弱的僧人能够到达印度。玄奘向他致谢，并陈说自己深为佛经疑义所苦，不能不西行求法的决心：“檀越不相励勉，专劝退还，岂谓同厌尘劳，共树涅■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罚，玄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校尉深为玄奘的坚毅无畏打动，决定帮助他。于是留他住了一宿。
第二天，吃了早饭后，王祥为玄奘准备了水、干粮等物品，亲自将玄奘送过了三座烽火台，并对玄奘说：“师傅照着我指的方向，前行就到了第四座烽火台，那里的头领也是一个好心人，是弟子的宗亲，笃信佛教，姓王名伯陇。你到了之后，就说是我介绍你来的，他自会放您出关口。”说罢，与玄奘叩拜作别。
经过一天的行程，玄奘来到了第四座烽火台前，他怕守卒为难他，想悄悄取水后绕道过烽火台，于是来到水边用皮囊装水，不料一支箭已飞到他的面前，又被戍卒发现，玄奘被押解到烽燧中，见到烽官，他开口就说：“我前往天竺，第一座烽火台王祥校尉让我来找你。”王伯陇听后大喜，留玄奘过夜。第二天，王伯陇为他准备了马、麦饼等物品，还为他更换了大皮囊，装满水，送玄奘上路，对玄奘说：“师傅可不必通过第五烽，那里的头领我很生疏，恐要生异端。由此去百里有野马泉，可从那儿取水，绕过第五烽，直接前往西域。”从那里出去已经是茫茫一片沙漠，由于从来没有涉足过沙漠，还要绕道前行，走了不远玄奘就迷失了方向。更让他懊恼的是，他取水时一个失手，水袋落到了地上，袋里储存的水转眼都渗入黄沙之中。再前行难有生路，在迷茫绝望中，他转过身，原路往回走。但走了十多里，他想起了曾发过的誓：“不到印度，决不东移一步。”
他毅然回转。这是玄奘整个西行中最艰难的时刻。他还年轻，才27岁，从未面临真正的生死考验。他决心坚定，自认为准备充足，但没想到国门未出，就无力无助，濒临死亡。他记起了佛经中一个故事：
一个商人沉船在海上飘荡了七天，他不停地祈祷观音菩萨，最终得救，救他的人说，是观音菩萨指引来救的。玄奘也不停地祈祷，但观音菩萨似乎对他的祈求充耳不闻。为什么观音不来解救自己？向观音菩萨祈祷后，玄奘开始背诵《心经》。这是他多年前从一个受他护理的病人那里学到的。《心经》是佛经中最短小的经，却是中国佛教的精髓。他一遍又一遍地念，尤其是最后几句：“是诸法空相，菩萨依般若波罗蜜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
走了大约十里路，老马突然掉转了方向，不论怎么拽，就是不回头。玄奘只得信马由缰。很快，他看到前方有一片绿草和一汪泉水，那就是野马泉！他得救了，老马果真识途！玄奘和他的马在野马泉痛痛快快饮了个饱，剩下的路就好走多了。两天后，他走出了沙漠，走出了唐朝的边境，来到了西域。
踏进了西域伊吾国（今新疆哈密）地界。邻近的高昌（今吐鲁番地区）国王听说大唐法师玄奘来到伊吾，就派使者盛情邀请，并要求做玄奘的弟子，把他当活佛供养一世。玄奘坚决不改求法志向，绝食三日，气息渐微，国王遂要求他讲经一月后即放行西去。
整整一个月，玄奘讲经完毕，临行高昌王赠给玄奘许多金银衣物，给他配备了四个小和尚和二十五个向导、运夫，还有三十匹马，并给沿途各国君王写了二十四封信，托他们照料玄奘。玄奘一行又经过十三国，进入今阿富汗境内，紧接着又翻过有名的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这里冰雪千年不化，山谷强盗出没，饥寒交迫下只剩下了随从的几个僧徒。但这一切困难险阻都没使玄奘退缩。终于在公元628年8月，玄奘到达了目的地印度。
玄奘从长安到印度走了一年时间，经过大小二十多个国家，他求法的诚心与血汗无疑浇灌了佛教文化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花朵。
玄奘在印度留学求经整整15年，游历了五天竺，在印度留学期间，佛学水平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在归国前夕，玄奘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厚的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五印度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玄奘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邀请玄奘参加五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玄奘骑上装饰华丽的大象，由载歌载舞的仪仗队簇拥着，在城里游行，玄奘的印度之旅在结束的前夕达到了高峰。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四十三岁的玄奘携带历年搜集的经典、影像，开始回国之旅。这次他走的是丝路南道，到达和田，他给李世民写了一封信，请李世民原谅他当时不辞而别的原因。李世民即刻就回信，请玄奘及早回国。
最终，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年正月廿四到达长安，圆满结束了天竺取经的旅行。
玄奘之后一直在长安寺院译经弘法，直到公元664年二月初五半夜，六十五岁的玄奘圆寂于玉华寺（今铜川玉华宫）。
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由这本书附会繁衍，更加因为玄奘的精神感动，历代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他的许多故事。如元代吴昌龄著《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明代吴承恩更是加以融合发挥，终成《西游记》小说，位列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特别为少年儿童所喜爱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的形象更是深入中国人的心中，成为永恒、经典的神话脸谱。
有些人受到师徒历经万难取得西经精神的感召，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责任。特别是近代中国遭受两千年未有的大变动以后，几代仁人志士从事于到新的“西天”——欧美取经的重任，在他们身后，站立着先驱玄奘，唐僧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之一。
传经东瀛的高僧
鉴真的故事要和前面玄奘和鸠摩罗什对照来看。可以说，他们从事的是同一件事情：传播佛教文化。宗教有超民族、国家的性质，很难仅仅以爱国作为评价标准，玄奘还可以说爱中国，鉴真总不能说爱日本吧。其实他们三个人的共同点是爱佛、爱人类，是这种大爱激励他们舍生忘死。
佛学传入日本，这是佛教文化经由中国的第二次“出口”，随着佛教一起，中国文化也传入日本。这次文化传播的首功应归于鉴真。鉴真对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医药学知识的传授，至今他仍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始祖。
鉴真十四岁出家，二十岁到京城求学，二十六岁回到扬州。此后数十年，他在江淮一带建造佛寺、传教讲学，遇河架桥、见病施药。这种平静的传教生活一直持续到鉴真五十五岁那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其中有两个年轻的和尚，一个叫荣睿，一个叫普照。他们到中国除了学佛教，还有一件重要任务，就是邀请中国的高僧到日本去讲学和授戒。他们在中国已经住了十年，虽然学到了不少佛学知识，可是却一直没有邀请到愿去日本讲学的高僧。就在他俩准备动身回国的时候，打听到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和尚德高望重，学问高深，曾给四万人授戒。他俩就立刻从长安赶到了扬州。可是当见到鉴真的时候，他们又犹豫了。鉴真已经是一个满脸皱纹、年近六十的老人。这么大的年纪还肯远离家乡，漂洋过海吗？但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鉴真大师更合适的人了。两人深深地向鉴真施礼，恳求他能到日本讲学授戒。
鉴真被他俩的真情和诚意深深地打动了。他想了想，然后说道：“我答应你们的请求。”
他又看了看站在周围的弟子，问道：“我已经决定随荣睿、普照二位法师东渡日本，你们有谁愿意同我一起去呢？”
听到鉴真的问话，那些弟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没人吭声。过了一会儿，一个叫祥彦的和尚站起来说：“大师，不是我们不愿意传播佛法，只是日本和我国相隔大海，路途遥远。听说十人中难得有一个能平安渡过去，如果在路上出了危险，就要白白送命。”
听了这番话，鉴真很是生气，他抬高了声音说：“为传佛法，何惜生命，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
祥彦见师父态度这样坚决，马上说：“师父要去，弟子一定跟随。”接着又有二十几个人也表示要随鉴真一起去日本。
第一次东渡，鉴真他们在扬州附近的东河造了船。准备从扬州出发，出运河口，下扬子江，然后横渡东海，前往日本。但是当一切都准备就绪时，却因一件意外的事故，而使计划遭到了失败。结果，“其所造舟没官”，船既被没收，东渡自然成为泡影。
次年底，鉴真一行进行了第二次东渡。这一次，他们从扬州登船，出了运河口，进入浩瀚的扬子江，倒是一帆风顺。正当扬帆东下，壮志欲酬的时候，“到狼沟浦，被恶风飘浪击，舟破”。船在狼沟浦被暴风击破了。
鉴真此行尚未入海，就在长江中遭到了失败。当时正值隆冬，天气凛冽，而鉴真一行人却只能毫无遮挡地站立在江滩上。除了鉴真站在稍高的芦苇地上之外，大家都半身浸在冰冷彻骨的江水之中，更何况江风又在猛烈地吹。这种极其艰辛的境况是可以想象的。
鉴真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形下，指挥大家抢救好船只，又重新登程东航了。他们胜利地冲出了长江口，进入了东海。但可惜在海上不幸又遇到大风，船只触礁沉没。人幸而未死，被救到明州（今浙江宁波）的阿音王寺。第二次东渡就这样失败了。
当鉴真准备开始第三次东渡时，当地僧侣为了挽留他，向官府告发说，两个日本僧侣诱骗鉴真东渡日本。官府下令逮捕了荣睿，普照在这次抓捕中逃脱了。官府押送荣睿去长安，途经杭州，荣睿称病不能前行，伪称“病死”得以逃脱。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不久鉴真动身前往福建，计划在那里进行第四次东渡。但途中发生意外，被官兵阻拦。东渡事业又一次失败。鉴真不得已，又回到故乡扬州。两个日本弟子荣睿和普照，为了使师父能够精心修养，恢复精神，决定暂时离开他。
公元748年春天，荣睿、普照从安庆驾舟长江，直下扬州，再请大师出山。鉴真已经六十一岁了，但两位日本弟子的到来，又激起了他东行的壮志。经过一番周密的准，鉴真及其弟子第五次出发。他们在扬子江乘船，沿新河到瓜洲镇，一路好风好水，把鉴真的船只送出了江口。他们平安地离开了长江，却被无情的大海吹到了天涯海角的振州，振州在海南岛南端。他们不得已在岭南逗留了两年，才能够继续北返。
备尝跋涉之苦的鉴真回到扬州时，因为长期的辛苦煎熬而双目失明了。不但如此，他还失去了两个大弟子：荣睿和祥彦；另一个日本弟子普照因不忍看着师父晚年遭苦难，也忍痛离开他，打算独自回国。
五次东渡，五次失败！鉴真的命运可谓大劫大难。愈是失败，愈是坚强！鉴真的信仰却是如金如钢。第六次东渡的机会终于来了。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的船队要回国，鉴真被邀在长江南岸的黄泗浦（今江苏常熟市境内）会齐，同赴日本。鉴真终以六十六岁的高龄，远渡重洋。船上有同行的弟子二十四人，还有大批佛经、书籍和工艺品，其中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王羲之、王献之的真迹字帖等珍品。
日本天皇知道了鉴真等人顺利到达的消息，立刻下令把鉴真接到日本的都城奈良。鉴真一行被安置到奈良最大的佛寺东大寺。很快，天皇又颁布诏令，尊奉鉴真为“传灯大法师”，把对日本佛教徒的授戒、传法两项重任交给鉴真。对一位外国僧侣，给予这样的尊崇，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鉴真在东大寺的佛像前，设立起戒坛，先是为天皇、皇太后、太上皇授了戒，接着又为一批高僧授戒。授戒是佛教信徒通过一定仪式，接受师父授予的佛教戒条，用来约束自己的行动。
鉴真到了日本，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听他讲解佛经，请他授戒。寺里每天都要拿出很多米做饭给这些人吃。这样一来，寺里的粮食就不够吃了。天皇知道了这件事，就拨给鉴真他们一百町（一町相当于14.88市亩）水田。怎么使用水田，大伙意见不一。有的说请人来种，每年打下来的粮食卖掉就可以有不少收入；也有的说不如租给农民去种，收取租米。
鉴真一边听，一边连连摇头，说：“你们的主意都不好，我看还是用这块地造一座寺院吧，既可以用来讲学，也可以让日本的友人学到我大唐的建筑技术。”他的话音未落，几个弟子就高兴地说：“这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天皇知道了鉴真这一番心意，深受感动，又另赐给了一块旧宅地。新寺院就在这块旧宅地上动工了。它的图纸设计都是由鉴真大师亲自主持的。
两年以后，一组按照中国木结构建筑形式建造的殿堂落成了。整个建筑结构精巧，气势雄伟，那坡形的大屋顶，那一根根拔地而起的圆柱，那高高的钟楼和鼓楼，完美地体现了唐朝建筑的风格，一时轰动了日本，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观。天皇亲笔书写了“唐招提寺”四个字。从此，鉴真就一直住在这里讲学授戒。“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最有名气的寺院。
有一次，天皇生了病，请了一百多位医生来看，吃了很多药，仍不见好。几十个大臣来到宫中探望，天皇很伤心地对他们说：“全国的名医都请到了，还是没有效果。看来我这病八成是治不好了。”这时候，一个大臣接口说道：“老臣听说鉴真大和尚懂得些医道，何不请他来给您诊治诊治。”
天皇治病心切，急忙派人去请鉴真。不一会儿，鉴真带着几个徒弟来到宫中。他先为天皇把脉，然后开了药方，命徒弟去配药。天皇吃了鉴真配的药，没多久，病就好了。他感激地对鉴真说：“大师，您的药可真灵啊！该不是什么仙药吧？”鉴真笑着说道：“哪里是什么仙药，不过是些从大唐带来的寻常草药罢了。”天皇听了这话，很是奇怪：“先前我服用的也是从大唐传来的草药，怎么就不见效呢？”
说着，他就命人把以前为他治病配制的草药拿给鉴真看。鉴真拿起这些药，用鼻子闻一闻，用手掐一掐，还用舌头舔了舔，然后说道：“这些药有的是假的，有的是制作方法不对，您吃了这样的药，怎么能治好病呢？”
天皇恍然大悟，立刻请鉴真把所有草药，一一辨别真伪，还请他把每种药的用途、制作方法记述下来。从此，鉴真被日本奉为医学始祖，还把他的头像印在药袋上面。
还有一次，几个日本朋友到寺里来拜访鉴真，正赶上吃饭的时候。鉴真特地让人做了一锅豆腐来招待客人。当时日本人还不会做豆腐，那几个客人一尝，都赞不绝口，马上向鉴真请教豆腐的做法。鉴真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们。后来，豆腐这种食品就在日本传开了。直到现在，日本有一种豆腐干的包装口袋上还印着“唐传豆腐干”的字样。
鉴真在日本度过了十年。公元763年，有一天，鉴真预感到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了，就急忙让人扶着他，脸朝着西方，双腿盘坐，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不幸的消息传出以后，日本人民都难过极了，很多人赶到唐招提寺，进行吊唁。
在鉴真逝世之前，弟子思托为了能使师父的形象永久地保存下来，就照着师父鉴真本人的样子，用干漆夹苎（苎麻织的布）的方法，为师父塑了一尊坐像。鉴真塑像闭目含笑，面容慈祥平和，逼真地再现了他那仁慈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这尊塑像，一直保存到现在，被奉为日本的国宝。
郭沫若有一首诗说得好：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鉴真作为中日两国友好的使者，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不识字的宗教大师
在一般印象中，宗教大师大多是一个老和尚的样子：银须拂胸，遍诵经书。这其实是把信仰者和知识人搞混了。很多宗教大师知识修养极高，但是知识并非信仰的必要条件。在各种宗教信仰中都能体现这点，比如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的“疯僧”（疯癫的修道士），藏传佛教的狂修行者，多是没什么文化的，但并不妨碍他们的宗教修行。汉人重知识，但也出现像济癫活佛一样的疯僧。汉传佛教中的禅宗，首开顿悟成佛的法门，研究佛经不再是修行佛法的必要条件。这种情形可以追溯到禅宗六祖慧能，而他本身是个少数民族人，大字不识。
唐朝初年，禅宗五祖弘忍在湖北省黄梅县东北的五祖山结庐传法。山中古树森森，松竹交映，为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东山法门”之东山。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的一天，山中来了一位青年，粗衣麻鞋，风尘仆仆，径自来拜访弘忍大师。一见弘忍大师，口称弟子，纳头便拜。弘忍见他相貌土气，举止粗俗，心想准是来求乞的穷光蛋，便不客气地问：“你是哪里人？为什么来山中礼拜我，想要求取什么东西呢？”那青年答道：“弟子是岭南人氏，新州（治所在今广东新兴县）百姓。老远来拜师傅，不求别的，只求作佛。”大师不禁笑了，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獠，怎么配作佛？”那青年回答说：“人有南北之别，佛性不分南北。■獠虽不如师傅尊贵，佛性又有什么差别呢？”（注：■獠是当时人对岭南土著的贱称，属于南粤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很低，生活风俗和汉人有差异，一向为汉人看不起）。佛经有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又言：一阐提即有佛性。说的就是，人人都有佛性，不管他多么卑贱。这青年很深切地体会了这一点，所以答得理直气壮。大名鼎鼎的弘忍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虽说这青年土里土气，却是悟性非凡，有胆有识。这青年就是日后成为禅宗南宗开山祖师的慧能。
慧能小时候父亲去世了，家境贫寒，靠卖柴养母，不识文字。有一天卖柴，听人读《金刚经》，不觉心有所悟，又得知弘忍法师正在黄梅东山大开法门，心中不胜羡慕，决心去东山求法。安顿了老母，便辞亲上路。
弘忍见慧能出语新奇，决意将他收下。碍于他出身卑微，便派他到碓房做了个舂米行者。慧能在碓房踏碓舂米，遇到讲堂中弘忍升座说法，他便竖起耳朵细听，默默地思考微言大道，慢慢地有所领会。有时沉浸到玄妙的禅理当中，竟然忘记了环境和自我。
一晃就是8个月过去了。适逢弘忍大师打算挑选一位学禅心得最深的弟子传付衣钵，做自己的继承人。他命诸弟子各作一偈，借以观察各人对佛性的领会情况。上座僧神秀作了一偈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此偈一出，众僧称妙，神秀自己也暗暗得意。慧能也作一偈，请人书于壁上。其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弘忍见了慧能的偈语，知他已经真正把握了求佛精义，有心将衣钵传付给他。但是，因为怕人知道后加害慧能，故意不动声色。当晚三更，才暗唤慧能入堂，传付衣钵，嘱他快快逃去。
慧能连夜就起程南行。一路上历尽艰险回到岭南，从此混迹于农商之中，销声匿迹十六年。时间久了，这场争夺衣钵、法统的风波渐渐平息下去，慧能投到南海（今广州市附近）印宗法师门下听法。
一天，印宗问众人：你们看，那旗杆上头挂着的旗帜，被风吹着，是动还是不动？众人意见不一，议论纷纷。有的说旗帜动；有的说不是旗帜动，是风自动。慧能忽然从座上站起来，高声说：“法师！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帜动，只是众人心动。佛法本来不存在动与不动。”印宗法师一听，自知佛学修养不如慧能，转向慧能请教，并亲自领着徒众来到慧能住处，为慧能剃发受戒。
从此之后，慧能名声大振，公开收徒传教。不久来到韶州（今广东韶关市一带）曹溪，广收徒众，多创寺院，大力传播他自己开创的佛教新学说。
慧能传教，在形式上有两个特点。
一是不立文字，因为慧能本人就是文盲，不像别的教派的高僧大德，大多出身于名门世族，文化素养高深，能够著书立说；同时慧能收的徒众，也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有许多贫贱百姓，也是不识文字的。因此，慧能教授徒弟，只是口耳相传，心心相印。
二是教外别传。教是经教，指佛像、经卷和其他各种法物。教外别传就是不要佛像、经卷等复杂的道具和形式，大家心中自有佛性，修行的关键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这两个特点使其教派具有强烈的平民宗教色彩。慧能认为人人具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打破了贵族、官僚对成佛作祖的垄断。他把人人向往的天堂从遥远的西方搬到每个人的心中，同时又把修行的方式尽量简化，革去了繁琐的仪式。甚至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无异于拓宽了进入天堂的途径，自然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他肯定“真如”的真实性、永恒性，反对一切皆空的颓废虚无思想，把禅道从虚无主义中超拔。
他认为功德不在于造寺、布施、供养，而在于自性清净平直，不轻视一切人。提倡对人，特别是普通的穷苦人们的尊重。
实际上，慧能以一个出身贫贱的“■獠”，居然登上禅宗六祖之位，这一事实本身就富有向传统决裂的意味。以后他传教成功，声名远播，武则天、唐中宗先后下诏礼请他入朝，他都托疾不行，也说明他与那些趋炎附势、以交结权贵为荣的大和尚们不同，反映出他和他的教派的不同寻常，因而赢得了广大信众的尊敬和爱戴。
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巨大优势，使得慧能的信徒迅速扩大。他在韶州大梵寺升座说法，座下僧尼、道俗曾达1万余人，韶州刺史韦璩和诸官僚30多人、儒士30多人也来听他说法。他在韶、广二州传法行化30多年，其下弟子常不下三五千人。
慧能传法不立文字，全凭口讲。由于他使用当时日常通行的口语，又善用生动的比喻，娴熟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所以他的讲授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效果很好。譬如他解释“定”和“慧”的关系，说：“定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把“定”和“慧”的相互关系说得明白透彻。又如他启发弟子正确地对待念经，说：“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又说：“空诵但循声，明心召菩萨。”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诵经必须用心专一的道理。
慧能的弟子法海把他平生授法、与弟子们问答及临终时嘱咐的话记录下来，辑录成书，奉为经典，这就是《坛经》。坛是指慧能平时授法的法坛。中国僧人的著作被称为“经”的，《坛经》是唯一的一部。慧能死后，其门徒传授《坛经》，师师相承。若无《坛经》，即无禀受，就不被承认为南宗弟子。
慧能的影响不限于佛教内部，他对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早在唐代，士大夫们就喜欢玩味禅趣，禅理渗透到许多文人的诗歌、绘画和处世哲学中。而作为禅宗教主的慧能，也就格外受到文人学士们的推崇和敬仰。大文学家王维、柳宗元、刘禹锡先后为慧能撰写了碑铭。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朝廷还特地追谥慧能为“大鉴禅师”。唐代以后，禅宗思想继续深刻影响着思想文化界，而以宋明理学中吸收的禅宗思想最为丰富和明显，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禅宗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在禅宗史上，慧能被列为东土六祖，意思说来华传播禅学的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初祖，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所以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但实际上直到弘忍一代，还只有禅学，尚无禅宗。真正的禅宗是由慧能创立的，他是禅宗这一新宗派的教主，是禅宗始祖。而在中国思想史上，他也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平民出身的文化伟人。
全真教的思想历程
明师出高徒，高徒也出明师，两者是相互成全的。说到全真教，自然要说其开山祖师王重阳，更不能不说起全真七子，他们把局限于山东河南的全真教推广到全国，其中又以长春子丘处机贡献最大。
在今天，如果不是道教信徒，知道道教全真派的，恐怕多半是因为金庸先生的一部《射雕英雄传》。特别因其同名改编的影视作品（尤其以1983年翁美玲、黄日华版为影响深远），成为武侠片经典而脍炙人口，而其中长春子丘处机也为广大《射雕》迷所熟悉。可是要说到历史上真实的全真派王重阳、全真七子，到底是什么样呢？
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公元1112—公元1170年），本名王■。据说因为他喜欢陶渊明，所以字知明，与陶渊明一样喜爱菊花，而菊花在重阳节开放，他便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重阳子。王重阳是陕西咸阳刘蒋村人，出身于一个家业丰厚的富裕家庭。他的一生正值北宋沦亡，金人入主中国北部这一历史时期，其实他应该算是金国初年的人。早年为儒士，他也并没有抗过金，反而在金初应武举试，得中武举人，当过小吏，后因感到怀才不遇，弃官回家闲居。王重阳对增加家庭财产没有兴趣，一直到四十岁，还是一事无成，他自己也很苦恼，行为难免乖僻，邻里乡亲也不理解他，叫他“王害疯”（方言，王疯子的意思）。
他干脆掘地穴居，称之“活死人墓”，以一个方牌子挂在坟头上，牌子上写：王害疯灵位。王重阳修坟墓还不奇怪，过去中国人有条件的都在生前备好墓地棺材，但是他住到坟墓里去，那就不能说他是由于喜欢阴凉，才跑到里面避暑，应该说是他对死亡的看法很奇特。另外据他自言，金正隆四年（公元1138年），在甘河镇（今陕西广县境）小酒店里（一说肉摊）他遇到汉钟离、吕洞宾二仙人，传授金丹口诀，所以弃妻别子，修炼入道，住进“活死人墓”，可以时时得到仙人的传授。
王重阳的境遇，是在他离开家乡，东去山东之后，才得到改善的。
只有离开家乡，东去山东，他才会得到承认。如果他不出去，就只有一个王害疯，没有王重阳。以后的故事就是一个宗教开山祖师的传教经历：他不断地显示异能，说的话充满智能，直指人心，吸引了第一批大弟子，这批大弟子全身心传教，发扬光大。从流传下来的神异故事来看，王重阳并非一个喜欢故弄玄虚的人，在宗教领袖里面算是非常平和的。比如饮水常醉的传说，说的是王重阳祖师倒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就是生性喜欢喝两杯酒，后来遇到刘海蟾祖师，刘海蟾给他喝了施了法术的甘河（其地在今陕西户县境）水，从这以后，他就不需要买酒了，想要喝酒的时候，就喝清水，喝多了，脸上就红通通的，有喝醉的模样。修炼过一些特别技艺的人确实可以出现这种情况，他们的精神意识特别强大，可以侵入潜意识，促使身体发生一些改变。
他东出潼关，持铁罐沿途乞化，至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遇到当地富户马钰、孙不二夫妇，马钰一见王重阳，就倾心佩服，跟他出家修行——估计马钰性情上特别像王重阳，所以王重阳这么吸引他。总之，遇到马钰，王重阳的传教才真正取得进展，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叫化子。马钰筑庵侍奉王重阳，庵名“全真”。从这开始，王重阳的教化大行其道。他的弟子越来越多，凡宗他的道的人，都称为全真道士。
在宁海讲道时，王重阳改造了传统道教，创立了全真教。他确实道行高深，使道教从哲理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顺应自北宋开始的三教合一的学术潮流，王重阳融道、佛、儒思想于一炉，声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主张三教平等、三教合一，并以道家的《道德经》、佛教的《般若心经》、儒家的《孝经》为全真道徒必修的入门经典。王重阳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不信白日飞升，而以修炼内丹为成仙正道的手段。其修炼功夫重在“清静”二字，为此强烈主张修道者必须出家，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行苦修。
在国难当头、中华文化遭受威胁的情况下，王重阳举起全真教的旗帜，力图留住中国传统文化，将其保存于宗教社会、民间社会之中。
王重阳在山东传教的过程中收纳了许多弟子，其中以丹阳子马钰、长春子丘处机、长真子谭处端、玉阳子王处一、太古子郝大通、长生子刘处玄、清静散人马钰之妻孙不二七人为翘楚，人称“北七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真七子”。王重阳死后，“全真七子”在北方广泛传授全真教，并且各立支派，即：马钰遇仙派、丘处机龙门派、谭处端南无派、刘处玄随山派、郝大通华山派、王处一全真派、孙不二清静派。这其中，又以丘处机及其龙门派影响最大。
丘处机（公元1148年—公元1227年），字通密，道号长春子，是道教龙门派的创立者。在历史上，丘处机的名声颇大。这不是因为武功，而是因为他通过自己对元朝统治者的影响，拯救了无数的中原百姓。在金、宋、元交替时期，以诗、医、道三术而名满天下的丘处机，是各方拉拢的对象。在先后拒绝了金、宋皇帝的征召后，他于公元1220年，不远万里，远赴西域昆都斯（在今阿富汗），觐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丘真人之行的目的何在？且看看他出发前赠给朋友的一首诗：“十年兵火万民愁，万千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显然，丘道长不远万里，为的还是中原百姓免受屠戳。
当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询问长生之术时，丘处机不像通常道士那样怂恿成吉思汗炼丹求仙，而是坦言，“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没有责怪丘处机，反而对他的坦诚极为欣赏。在丘处机逗留期间，成吉思汗给他提供了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在军务闲暇的时候，成吉思汗还经常向丘处机求教养生之道。
在成吉思汗身边待了一年之后，丘处机自北印度回归中原。虽然当时战事仍频，成吉思汗还是派出骑兵五千，予以护送。为了表达对丘处机的尊崇，成吉思汗赐丘处机虎符和玺书，这在帝王的习惯上，等于封王封侯。丘处机号神仙，封大宗师，让他“掌管天下所有的出家人”。
丘处机用自己的智能得以结交征服天下的成吉思汗。蒙古兵入主中原之后，丘处机到燕京（今北京）修道，现在北京乃至全国最重要的道观之一白云观，就是他亲手创立的。
凭着虎符玺书，丘处机师徒挽救了大批中原人，“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至之”。到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时候，继丘处机执掌全真教的弟子尹志平，还凭借丘处机留下的虎符玺书，庇护了很多人的生命财产。当国难当头之时，一个新兴的道教宗派挺身而出，承担了存续文脉的工作，并尽己所能保护百姓，这种贡献，只能用功德无量来形容。
不过，相同的事物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王重阳“清静”的修行方式客观上很适合女真和蒙古统治者的需要。女真和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最伤脑筋的就是没有好办法化解民族矛盾，而王重阳的清修主张正好消磨汉人反抗异族统治的斗志，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和巩固异族君主的统治地位，所以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派在金元两个外族统治时代迅猛发展，并得到了官方的全力支持。王重阳也被元朝皇帝先后册封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和“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
从道教的发展上我们来看看大的背景。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最开始有自己的理想社会构想，主要是要求平均。以道教为基础的社会构想和以“外儒内法”为基础的社会构想不同，这种张力导致道教在2世纪一直到5世纪一直起事，同以儒法为基础的统治阶级对立斗争，主要有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汉末张鲁五斗米教割据四川，最后是东晋孙恩、卢逊的黄天教起事。道教的历次起事，基本都遭到残酷镇压，教众死伤惨重，从那以后，道教平和下来，走上自我修炼的路子，不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直到今天，正统道士都是相对封闭保守的。在思想上，注意协调与儒家、佛教的关系。
从这种理路下来的全真教，就难免成为软化人民斗志的政治性宗教了。从而受到此后历代统治集团的支持也就很自然了。如果王重阳躲在“活死人墓”中还有与统治者无关的假象，而他的七个弟子，即所谓“全真七子”就赤裸裸地同皇室勾结在一起，全真教的活动中心也固定到首都燕京，建立了太极观（后改名长春宫），并成为全真派的最高殿堂。而丘处机不远万里拜访成吉思汗也就有了不那么光辉的理由。全真派从丘处机到尹志平、李志常，都为元帝国巩固统治立过大功，都被册封为“真人”，全真教的思想也是元朝统治地位得以巩固的精神支柱。
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今天回头看全真教当时的行为，只能说，存续文脉和政治性宗教竟然是同一回事。在当时打也打不过、逃又逃不了的时候，争取一时的妥协实在是明智之举，主要看后面的人得到这个喘息机会怎么办，是奋起还是屈服，应该说结果还不错，金国女真人被完全同化，蒙元统治不到一百年被赶回草原。
王重阳和“全真七子”并不是金庸笔下的民族英雄，相反，如果用最狭隘的眼光去看，还有汉奸的嫌疑。不过，就宗教“保全生命，以成全真”的真谛来说，他们做得非常漂亮。
内丹功法入太极
太极拳是一种奇异的武术，估计外国人很难认为这是一项技击。其招数倒没有什么特别，在戚继光的兵书里面有所总结记录。奇就奇在太极拳是一套内丹拳法。从它的产生来看，不再是模仿自然界的猴子、白鹤、蛇之类的动物，不再是总结战争幸存者的经验，而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理论指导实践，根据内丹的理论和导引术创造出的崭新拳法。
武当山著名道人张三丰，是炼内丹的大家，被称为“武当丹士”。他就是依据道教“长生久视”的需要，创造了太极拳。这是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造福千古，泽被万代的贡献。太极拳起源于道人养生健身，而练太极拳的目的主要也是养生健身，技击倒在其次。
张三丰名全一，字君宝，号三丰。辽东懿州（今辽宁阜新东北）人。因为是得道的游方道士，到底死在哪里不能确定，只有一些传闻，其生卒年也搞不清，活跃时间大约在元末明初。
张三丰一副好身板，身材颀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总之是个身材高大的人，和今天的东北人比较相符。
张三丰也叫张邋遢。作为一个游方道士，不讲究物质生活，得着吃就吃，得着穿就穿。他不管寒暑，都只穿一衲一蓑，吃起饭来升斗辄尽，有时数日一食，甚至数月不食，所以难怪吃一次吃得那么多。兴致来了就穿山走石，能一日千里。他到处乱跑，行无常行，住无常住，人们都认为他是个怪人，又很有娱乐才能，擅长搞笑，旁若无人。因为他不修边幅，又称邋遢道人。
他自言出身书香门第，幼年入道，拜张云庵道长为师，后还俗专修儒学，曾在中山府安喜县做过县令，不久辞官，师从终南山火龙真人，传以大道，命出山修炼。
在俗世经历以后，他南至武当，住在少祖山洞穴，修炼内丹。张三丰在山洞居住九载，练到九转还丹，终于练成。
张三丰炼“内丹功”的实践与体会，在他的著作《玄机直讲》、《玄要篇》中多有记述。内丹功俗称“气功”，其行气需要肢体动作进行导引，张三丰根据炼内丹的需要，创造了太极拳。张三丰创造太极拳有几种传说，一种是他看到鹊、蛇相斗（俗称“龙凤斗”），一种是他看到猫、蛇相斗（俗称“龙虎斗”），从中得到启发，创造了一套静如处子，动如飞羽，柔如灵蛇，刚如猛虎的全新拳法“太极拳”。
太极拳，“拳为小道，而太极大道存焉”，“拳名为太极，实太极自然之运行，阴阳自然之而合也。”拳融道中，道存拳中，太极拳就是体现人与自然的合一，练太极拳的过程，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过程。
太极拳以圆弧运动作为动作运行轨迹，这是对“道”运行规律的哲学思想的扩展和延伸。万物的起点是道，最终还要回到它的起点。道的运行规律是一个圆圈。“道”的运行轨迹的圆圈运动，是万物“生生不息，永无穷殆”的最佳图式。这个图式，就是“太极图”。
太极生阴阳。在交手实战中，太极拳手强调把敌我双方当做阴阳对立的整体来看，根据攻守、顺逆等阴阳变化规律和对手动作特点，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克敌制胜。太极拳技击时，“以柔克刚”，“以静制动”，“避实就虚”，“随曲就伸”，“后发先至”，“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都是阴阳变化规律的具体运用。
以柔克刚的技艺境界，对练太极拳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身法上，要灵活，似游龙，如飞凤，轻快若风；在手法上，要随心而动，击出似闪电，出手不见手；在步法上，要随心投足，步走奇正八方，使对方迎之不见首，随之不见其后；在心理上，要不怕近，不怕刚，不怕猛，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彼不动，我不动，彼动我先动；在练功上，要内练精、气、神，三华聚顶，外练力、速、变，意动形起。
发劲时，似乎柔软如绵，实则坚硬如铁。迎战时，以变应变，随境而化，随意而变，随心所欲，似攻似守，似发似收，犹如水之无所不至，气之无所不入，战敌则无所不适，克敌则无坚不摧。诚如此，就达到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目的了。
以上仅仅只是太极拳武术的层面，只是太极拳的皮毛和应用。
太极拳的核心在于内丹修炼。佛教修来世，道教修今世。道人修炼的目的就是为了“长生不老”，“飞升登仙”。因此，他们对养生健身十分重视。
唐宋以前，道人丹士主要借助外物（外丹），用丹砂之类的东西炼丹。豆腐、火药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但是炼制长生不老的灵丹，没有大的进展，反倒历代炼丹家因为服食丹药中毒死了不少。唐宋时期，炼丹已经转向修炼内丹，就是通过导引行气炼内丹。道教认为“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要养生必须“宝精爱气”，气是“人”与“仙”之间的桥梁。这种“气”的凝结就是“内丹”，炼内丹就是“炼气”。
炼气的方法，大致有三种办法：
食气，即不食五谷，专门食气，最后达到“辟谷”而“胎息”的境界；养气，吐故纳新，补充内气，护养真气，延年益寿；行气，运用意念，调动内气，周身运行，通达筋骨，驱逐百病，行气的最高境界，是用身体内的阴阳二气，在自身中“烧炼”，所谓“自家精血自交媾，身里夫妻真妙哉”。人体就是“丹鼎”，炼出来的“丹”称为“圣胎”。
道教胜地楼观台刻有一副标明“太上老君作”的对联：玉炉烧炼延年药，正道行修益寿丹。就是讲的炼内丹。有人说，内丹炼成，可以通过内视看到一颗发光的“金珠”。体内有了这种“内丹”（即“圣胎”，或叫“真元”），精、气、形、神就可以凝聚不散，人就可以长生不老了。
炼气需要导引行气，这就产生了练拳。在练气的时候，引入武术动作，而练拳的过程中，又渗入了练气的目的。因此拳术的技击价值观念在道拳中受到气功养生观念的冲击，形成了“养生第一，技击第二”的道教武术观。这种道教气功与武术运动的结合，便产生了最初的武当太极拳。太极拳讲究“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讲究“阴阳变换，圆弧扭丝，动中求静，柔中寓刚，细长深匀，气沉丹田”，建立“以丹田运化修炼为核心，以经络气血畅通为先导，以通过性腺系统功能为重点”的有序化程序，达到增强生命活力，延年益寿的目的，就是这个道理。
张三丰创造的太极拳（武当内家拳），可以健身、医身、防身、娱身，其宗旨为养生去病，延年益寿，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几百年来，武当拳派薪火相传，弟子亿万，风行世界，成为与少林拳派媲美的武术体系，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称誉。武当山成为太极拳的祖庭，张三丰成为太极拳的祖师，到武当朝圣拜祖自然也就形成了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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