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轫之作，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共设立了三个批判的靶子：桐城派、骈体文和江西诗派。相对来说旧学修养更深的钱玄同，则牢牢锁定在“当世所谓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骈文之选学名家”。比陈独秀的“十八妖魔”说更刻毒，钱氏径呼“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从不改口，断然拒绝学术研究不该采用“谩骂”方式的批评。在“疑古玄同”看来，文选派与桐城派乃新文化运动的最大障碍，非予以彻底的打击，白话文章无法真正成长：
这两种文妖，是最反对那老实的白话文章的。因为做了白话文章，则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些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词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卖弄他那些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
钱氏对“彼古奥之周秦文，堂皇之两汉文，淫靡之六朝文，以及摇头摆尾之唐宋八大家文”，似乎都无好感，可真正不满的还是当下文坛，即所谓“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这篇《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讨论的是国文教科书的编选，不妨作为普及型的文学史框架阅读。而钱氏的策略，有明确的针对性，恰好应了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钱氏称：“其实所谓‘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固未尝不在周秦两汉六朝唐宋文中也”，只不过时人不识而已；当务之急是批判桐城、选学二派，至于同样主张追慕古人的周秦两汉派，可网开一面，就因为“其人尚少”，“间或有之，亦尚无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臭架子，故尚不讨厌”。以上说法，都是革命家的思路——不必顾虑是否祸及无辜，方能如此大刀阔斧；唯有如此旗帜鲜明，方能吸引广大读者。即便放在五四的学术语境中，钱氏的论述，也并非最出色；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一口号，足以使其得到后人充分的体认。
在当代文坛三大流派中，选择“桐城”与“选学”开刀，而且以极端激烈的批判，引起对手及公众的广泛关注，钱氏对自己的这一工作，明显十分得意。30年代中期，新文化人对古文的研究已经大为深入，评价的基调也从全盘否定转为选择与汲取，钱氏仍念念不忘其“发明权”。1934年和周作人《五十自寿诗》，有云：“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据周氏称，钱玄同后来将这两句改为语意更加显豁的“推翻桐选驱邪鬼，打倒纲伦斩毒蛇”。钱氏的自信并非毫无道理，作为此口号仍未过时的证据，不妨举出鲁迅的《感旧》。这篇发表在1933年10月《申报·自由谈》上的杂文，对“劝人读《庄子》《文选》了”的复古思潮很不以为然，称此乃新瓶装旧酒，“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可即便如此，这句极为流行的口号，仍无法标示新文学的真正走向。
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与周作人的选择，似乎更能代表这一运动的发展趋势。在狂飙突进的《新青年》时期，新文化人确有横扫文坛、否定一切既有权威的姿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节节胜利，胡、周等人对“旧文学”的态度日渐宽容，评价也随着发生微妙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于“桐城”与“选学”，不再一棍子打死。一旦超越“全盘性反传统”的思维模式，强调理解与选择，个人趣味立即呈现，新文化人的“统一战线”迅速瓦解。
对于此前全盘否定的“谬种”与“妖孽”，新文化人开始进行理性而具体的分析，胡、周于是出现明显的分歧。先看看胡适是如何评价桐城古文的。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有一段概括性的论述，很能体现胡适的趣味：
平心而论，古文学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韩愈至曾国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骈文的弊病不消说了。那些瞧不起唐、宋八家以下的古文的人，妄想回到周、秦、汉、魏，越做越不通，越古越没有用，只替文学界添了一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故桐城派的中兴，虽然没有什么大贡献，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他们有时自命为“卫道”的圣贤，如方东树的攻击汉学，如林纾的攻击新思潮，那就是中了“文以载道”的话的毒，未免不知分量。但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在胡适的论述框架中，古文是“死文学”，只有白话才是“活文学”。桐城文章能获得如此的理解与同情，已属不易。具体评析时，只字不提追慕秦汉者，更不要说步武六朝的，桐城文章仿佛成了“旧文学”的唯一代表。承认“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同时强调其“及身而绝”——胡适断然拒绝“回到魏晋”的主张。至于章氏“并不反对桐城派的古文”，胡适的解说，似乎不得要领。
在《菿汉微言》中，章太炎称桐城文章“雅驯近古，是亦足矣”，针对的是今日“明末猥杂佻脱之风”复作。这一针砭时弊的发言姿态，在太炎先生的《自述学术次第》中，有更加清晰的表白：“今世文学已衰，妄者皆务为骫骳，亦何暇訾议桐城义法乎？”不想攻击桐城文章，只是因其“文能循俗”且易于模仿，“后生以是为法，犹有坛宇，不下堕于猥言酿辞，兹所以无废也”。倘作文学评价，当世文人中，章氏最为欣赏的，是辑《八代文粹》、一意追慕六朝的王闿运，因其“能尽雅”。明明追慕六朝，却又不愿过分鄙薄桐城文章，其中的奥妙，不妨借用王闿运弟子廖平的说法：
至桐城派古文，天分低者可学之。桐城派文但主修饰，无真学力，故学之者无不薄，其欲求乱头粗服之天姿国色，于桐城派文，不可得也。
区分为人与为己、才厚与才薄、独创与因袭，晚清之追慕魏晋风度、六朝文章者，也有并不特别排斥桐城派的。可是，将其定义为“天分低者”的摹仿对象，这种居高临下、近乎怜悯的目光，不也是对于桐城文章的蔑视？这与适之先生表彰其“使古文做通顺了”的功劳，不可同日而语。以胡适的文学眼光，“通”与“不通”，最为关键。桐城能做“通顺清淡的文章”，胡适的这一评价，与其对“有欠文明”的骈体文始终不渝的攻击，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古代中国的“文章”中，胡适欣赏的是唐宋八大家及其后裔桐城古文。周作人则相反，正是在对韩柳文及桐城派持续不断的批判中，逐渐领略六朝文章的“质雅可诵”，确有不可及处。30年代中期，周氏在北大开设“六朝散文”课，其课程纲要称：“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短长，但使读者知此类散文亦自有其佳处耳。”可紧接着的按语，很快打破了作者表面的中立：“案成忍斋示子弟帖云：近世论古文者以为坏于六朝而振于唐，然六朝人文有为唐人之所必不能为，而唐人文则为六朝才人之所不肯为者矣。”在周氏“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批判桐城在前，表彰六朝在后；而且，表彰六朝的风流蕴藉，往往是为了反衬韩柳及桐城的虚骄粗犷。应该说，对于桐城文章的清算，才是周作人最为用力处。
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都对桐城文章有过严厉的批评。20年代中期以后，桐城已成死老虎，昔日的反对者，也都不屑挥拳相向。唯独周作人，认定兹事体大，战斗尚未结束，因而锲而不舍地挖桐城的祖坟。之所以称为“挖祖坟”，因周氏不但批桐城，而且更批桐城追摹的唐宋八大家；不但批八大家，而且主要火力集中在领头的韩愈。清人之批桐城，多将其与唐宋八大家区别对待，若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书》称：“非八家之弊古文，乃学八家者之弊八家也。”章太炎开始批评“宋世吴蜀六士”，可对韩愈尚有恕词。周作人则大不一样，批的正是这“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
周作人对于桐城派及唐宋八大家的批判，颇多精彩之处。如《苦口甘口·我的杂学》称：“八大家的古文在我感觉也是八股文的长亲，其所以为世人所珍重的最大理由我想即在于此。”《苦茶随笔·杨柳》断言八大家这一路的作品“一无可取”，理由是：“文章自然不至于不通，然而没有生命”；“可是很不幸的是却易于学，易于模仿。”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讲中，周氏承认桐城派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但更强调“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亲近”，故“对他们的思想和所谓‘义法’，却始终是不能赞成”。以上的论述，多借用清人的言论，并作进一步的发挥。周氏的文论中，更具独创性的，还是其对于韩愈的批判。30年代中期，周作人常提及韩文的“装腔作势”，而收入《秉烛谈》的《谈韩文》，更称“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一是求统制的道，一是讲腔调的文。周作人的“不赞成统制思想，不赞成青年写新八股”，有对左翼文学旁敲侧击的意味，可并不背离其文学观及其构建的文学史图像。直到50年代初，周作人依然将韩文作为“情理不通”、“文理不通”的“坏文章”的代表。
周之批韩，很大程度是批桐城思路的延伸。而在论证桐城文与八股文之联系，批评桐城文家学识空疏、于人情物理之变幻处缺乏阅历揣摩以及空谈义法之不可取时，周氏倚重王闿运、伍绍棠、蒋湘南的论说。清人对于桐城文章的批判，主要出于汉学家及骈文家。蒋的思路大致属于前者，王、伍则当归入后者。对于伍绍棠，周氏反复引用的，其实只是其《〈南北朝文钞〉跋》；王则不一样，其学汉魏六朝诗文，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论者甚至称其“简直是六朝人的脱胎，六朝人的返魂”。清代的骈文家及六朝文章的拥护者，乃桐城之“死敌”，其论说很可能正是周氏最适用的批判武器。倘若左右开弓，以选学批桐城、以桐城攻选学，固然也有成效，但未免过于机巧，并非论辩的正道。以批桐城为主要志向的周作人，对推崇六朝者的论说有所倚重，自然不能不对“选学”有所宽恕。谈及韩文的做作与虚骄，周氏称“八代的骈文里何尝有这样的烂污泥”——这未免有些过分了。如此刻意抬高八代之文，已非“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浅儒但震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之类的“折中公允”可比，更多地带有策略性的考虑。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特别提出桐城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作为批判的靶子。谈及桐城“文即是道”的抱负，前人多讥其名不副实，乃拉大旗做虎皮。周氏反过来，站在新文化立场，最想批判的，正是其所载之“道”，连带及其自以为手握真理，因而为文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清代提倡骈文者，多强调其“沉思翰藻”、“修词之尤工者也”、“其遥情隽致，使人摩挲于神骨间，一唱三叹焉”，而极少渲染其思想的“正确性”。针对骈文无用之讥，袁枚甚至主张文学不当“以适用为贵”（《答友人论文第二书》）。相反，桐城派则喜欢突出其文道合一。对于朝廷提倡的程朱理学，桐城文家普遍奉为圭臬，且不容他人置疑，动辄将对手判为“邪说”，必诛之而后快。周作人曾引方苞、姚鼐诅咒“欲与程朱争名”者必定断子绝孙的书札，说明其“识见何其鄙陋，品格又何其卑劣”。桐城文家学殖不厚、见识不高，但卫道的立场坚定，很容易因此而派生出为文的蛮与悍。努力追求平淡、温润的周作人，对此尤为深恶痛绝。与朝廷提倡的学说结盟，即便无力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起码也可因“积极捍卫”而使得文章“有用”。可时过境迁，很可能因“冰山既倒”而“一无所有”。提倡六朝文者，一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讲文章的美感，反而容易取得某种独立性，不大受意识形态变迁的拖累。周氏等人之狠批桐城，而对选学手下留情，与五四新文化人对程朱理学极为反感大有关系。
民初文坛上，早已不是桐城文章的一统天下。可是，所谓“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格局，并未真正烟消云散。起码在教育界，桐城派仍占有优势。汉学家可以攻击桐城“不学”，骈文家可以嘲笑桐城“不文”，可桐城文章容易摹仿，即便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也仍是读书人学做古文的最佳摹本。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多为大学教授，当然明白此中利害。更何况，这种文派之争，就发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
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初的北京大学，桐城派曾经占有绝对优势，先后在此任教的有吴汝纶、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其中严、林二位，不是道地的桐城家法，但仍起重要的羽翼作用。民国初建，章门弟子北上，北京大学里的新旧之争，首先体现在六朝文之逐渐取代唐宋文。据沈尹默回忆，章门弟子也有趋新守旧之分，可“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这一纠合着人事、意气、学术观念的“新旧之争”，当然也会落实在文派上。林、马、姚等之很快去职，与章门弟子大举进攻有关。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曾述及民初北大校园里力持唐宋与推崇魏晋两派之消长起伏，并进而解释林纾后来之所以“不晓时变”，独与浩浩荡荡的新文化潮流相抗争，所说大致可信。
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林纾的《春觉斋论文》、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以及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四部颇邀时誉的名著，都曾是作者在北大的讲义。同是讲授“文学”，前两种站在桐城立场，后两者则倾向于六朝文章。当钱玄同参与新文化的提倡，开始批评“桐城”与“选学”时，引述的是“章太炎师”及“吾友刘申叔先生”的意见。即便随后有“谬种”、“妖孽”之类痛快淋漓的谩骂，钱氏其实不能不分别轻重缓急。刘师培去世后，钱氏抱病搜集编校遗书，使其学术成果得以传世；钱氏《挽季刚》的联语，下联云：“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发明此口号的钱氏，与刘、黄二位“选学名家”，关系非同寻常。至于周氏兄弟，对刘、黄也无恶感。这就使得新文化人之批桐城是实，攻选学则虚。章太炎曾嘲笑黄季刚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乃“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此说大可商议。季刚先生乃性情中人，意气用事有之，“不敢排异己”则未必。章门弟子中之新派与旧派，似乎达成一种默契，即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都留有余地。况且，就新旧文学而言，“选学”当然属于旧派，与提倡白话者格格不入；可就批判桐城义法而言，“选学”其实可与新文化人结盟。这就难怪面对五四新文化的冲击，旧文学阵营里跳出来力争的，只能是林纾，而不可能是黄侃。
在清代学界，着力批评桐城的“不学”与“不文”，一为扬州学派，一为浙东学派。落实在晚清，不妨以刘师培、章太炎作为代表——尽管章、刘二君广泛接受西学，已非原来意义上的学派传人。章、刘论文，颇有差异，可都承认对方学有根基，故互相欣赏。章、刘二位如此，其后学也不例外。黄侃论文，接近刘申叔，但兼采太炎师的意见；鲁迅问学于章太炎，可对于“文学”的理解，却带有刘师培的印记。五四新文化人中旧学修养好、有能力从学理上批评选学的，基本上都是章门弟子。章门弟子虚晃一枪，专门对付桐城去了，这就难怪“谬种”不断挨批，而所谓的“妖孽”则基本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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